第5版()
专栏：
汤显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
——《汤显祖全集》前言
徐朔方
汤显祖以《牡丹亭还魂记》（简称《牡丹亭》）的创作，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朽的作家之一。他的名字和关汉卿、王实甫先后相辉映。在明朝三百年中，没有另一位戏曲作家像他那样受到后人的敬仰。但是在当年他却主要以词赋和古文倾动海内。他被列入当代举业八大家之一。他既是八股文的能手，又是王世贞等后七子的复古主义的劲敌。而《明史》之所以为他立传，却因为他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像所有历史上的巨人一样，汤显祖的为人和成就包含着不同的以至似乎是矛盾的几个方面。它们既是时代精神的集中反映，同时又是他的个性和品格的极其独特的表现。
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若士。出身于江西临川的一户书香人家。他的上辈虽然几代不曾做官，在当地还是享有相当的社会地位。他十四岁进学，二十一岁中举。到三十四岁才中进士，走上仕途。他在南京历任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礼部祠祭司主事等职。万历十九年（1591），他因上书抨击朝政受处分，被贬官到广东徐闻，挂一个典史的空衔。两年之后，量移浙江遂昌知县。在这个偏僻的山城做了五年县官。万历二十六年春天，他弃官回家。三年后，吏部考察官员，给他一个“浮躁”的罪名，正式被免职。弃官后他家居玉茗堂，直到老死。
在汤显祖的时代，中国封建王朝的中央集权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明朝最为专权的两个首相严嵩和张居正都是他的同时代人。尽管汤显祖早负文名，万历五年、八年两次春试，他都没有考取。原因是他一再拒绝张居正的结纳。一个正直的人出仕是为了施展抱负，报效国家，不屑走上趋炎附势的升官捷径。基于同样的认识，张居正死后，考取进士，他又拒绝了执政申时行、张四维的结纳，宁愿失去考取庶吉士的机会，而到南京去做一名太常博士。接着他又辞谢了别人的荐举，不到通常视为美缺的北京吏部去供职。汤显祖的守正不阿的性格，事实上是对封建集权主义的一种不满。
明朝以南京为留都。在这里也设有一套完整的中央官僚机构。其中有一部分官员是受到冷遇、排挤，才安插到南京来的。虚有六部之名，很少有实际政务让他们去处理。因此，南京及其附近的江南地区就逐渐形成一种舆论的力量。在某些问题上，他们竟成为政府的反对派。后来才正式形成的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党是这个反对派的中心。汤显祖在南京议论风发，很早就显出他的疾恶如仇的精神。早期东林党的重要人物和同情者如顾宪成、高攀龙、邹元标、李三才、顾允成等都是汤显祖的好友。从来往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在批评朝政时有着共同的立场。汤显祖贬官后，顾宪成曾设法让他回到中央政府任职，由于执政一再刁难而没有成功。到了晚年，汤显祖和东林党在个别问题上看法有分歧，但是他们的友谊始终如一。
东林党是一个松弛的政治集团，同时又是理学的一个流派。政治和理学的结合，使得他们过分注意于狭窄的道义之争，有一些争论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并无多大关系。如果说东林党的政治主张在很大程度上从理学出发，汤显祖则更多地从当时的现实着眼。万历十五、六年，江南大饥荒，汤显祖不仅是目击者，作为一个低级官员他自己也感到生活艰难。这样他才可能写出如下的诗句：“精华豪家取，害气疲民受”（《疫》），对阶级社会持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正是从这样的现实出发，他才会在《论辅臣科臣疏》中不留情地抨击杨文举，一个救灾的使臣给灾区带来那么多的灾难之后，居然受到特别的提升。也正是从这样的社会现实出发，才给万历朝的统治作了一个清算：
陛下经营天下二十年于兹矣。前十年之政，张居正刚而有欲，以群私人嚣然坏之。后十年之政，时行柔而有欲，以群私人靡然坏之。清醒地面对现实，不从玄虚的理念出发，正是在这一点上，汤显祖的某些政治主张比顾宪成、邹元标等人更能代表人民的利益。
论哲学思想，汤显祖是罗汝芳的及门弟子。而罗汝芳则是泰州学派创立者王艮的三传弟子。汤显祖曾经这样回忆老师对他的教育与影响：
盖予童子时，从明德（罗汝芳）夫子游。或穆然而咨嗟，或熏然而与言，或歌诗，或鼓琴，予天机泠［líng］如也。后乃畔去，为激发推荡，歌舞诵数自娱。积数十年，中庸绝而天机死。
——《太平山房集选序》尽管汤显祖不吝惜对老师的赞扬，很明显罗汝芳的这一套性命之学对创作是有害的。别的理学家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好一些。罗大纮［hóng］写信给汤显祖，劝他戒“绮语”；邹元标则劝他不要“跳叫际?，登高赋诗，自写其抑郁无聊之气。”①这是理学家对汤显祖的消极影响的一个方面。但是有一些理学家毕竟也受到统治者的迫害，而他们的抗争却是意气昂扬，和他们平时所向往的“天机泠如”的境界很不一样。当颜钧监禁在南京，罗汝芳不惜卖田鬻［yù］产，在狱中随侍六年，终于把老师营救出来；而他自己也因为坚持讲学受到勒令致仕的处分。这种威武不能屈的斗争精神对青年汤显祖是有教育作用的。这是理学家的身体力行对汤显祖的积极影响的一个方面。
佛家和道家思想对汤显祖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宋明理学原来就是儒家和佛学杂交后的产物。像罗汝芳那样的理学家居然也谈“烧炼飞升之术”，可见道教势力也很盛。嘉靖皇帝朱厚熜荒唐地自封为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三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而汤显祖的同年进士朱长春则为白日飞升几乎跌死。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当时上流社会耽溺于道教到了何等地步。这一点对我们了解汤显祖《邯郸记》传奇的写作有好处。汤显祖对佛学所下的功夫远比道教深。他三十岁时就在南京清凉寺登坛说法了。也许没有一个人曾像达观禅师那样给汤显祖这样大的影响。他们的遇合带有浪漫色彩。有一次，青年汤显祖的发簪偶然落入南昌西山云峰寺的莲池中，随即写了一首诗题在壁上。后来被达观看见了，认定诗人有出世思想，立意要度他出家。整整二十年后，他们才在南京见面。从此两人的关系就很密切。汤显祖贬官徐闻，达观打算到广东去看他。达观登山涉水访问了遂昌，汤显祖罢官的那一年又来到临川。临别，汤显祖一直远送到南昌。我们知道这之后第二、三年，汤显祖的《南柯记》、《邯郸记》先后完成，这不能是偶然的巧合。达观是当时最负盛名的佛学大师之一。他对正统的朱熹哲学所作的批判，虽然从右的方面出发，但是同样为封建统治者所难以容忍。他声言“矿税不止，则我救世一大负”②，则是挺身而出，为民请命的态度。据汤显祖自述，他研究了嘉靖、隆庆间的现代史之后，曾和别人讨论了张居正以下几个辅臣的评价，要把讨论的要点写出来由他校定。这时有一个奇僧唾面告诉他，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都是陈死人了，犯不着编写他们的事迹。这个奇僧很可能就是达观。他的这番话和《邯郸记》对大官僚卢生的批判揭发是精神一致的。
和汤显祖交往不密而思想影响却值得注意的另一位思想家是李贽［zhì］。汤显祖在书信《答管东溟［míng］》中说：“见以可上人（达观）之雄，听以李百泉（贽）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
汤显祖从反封建角度出发，以李贽、达观相提并论，和御史康丕扬从封建立场出发也以两人相提并论③，真是不谋而合。当李贽的《焚书》在麻城一出版，汤显祖就注意到了，并且写信给友人殷勤求访。值得注意的是，在《牡丹亭》里所表现的强烈的反对封建婚姻制度、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想，除了李贽《藏书》卷二十九的《司马相如传》之外，同时代还没有另一位思想家这么明确地提出过。《牡丹亭》完成于《藏书》出版前一年，这是他们两位先驱者各自从文学和哲学的领域所发出的战斗的召唤。
以上扼要叙述了当时的哲学思潮以及它们和汤显祖的关系，事实上这已经接触到汤显祖本人的思想实际。汤显祖是一位古典作家，他不像哲学家那样具有比较严密的思想体系。他没有独尊一说，而是兼收并蓄。有所取舍，取舍中不免也有矛盾。他和当时的一些进步思想家是有共鸣，有交流的，但是也和他们有所不同。其中一个分歧是，作为一个作家，他首先从生活实际出发，而道学家则把抽象的理念看得比现实本身还更重要。因此，了解汤显祖的社会实践对了解他的思想实际有着重大的意义。像所有古典作家一样，汤显祖也有着平庸的一面，他热中科举，视科举为封建文人的唯一出路，为八股文和应酬文字消耗了大量精力，迷信道教，在佛学的经藏中寻求慰籍等等。不同于常人的是几乎在同时他又对科举、八股文、应酬文字表示厌弃，讥笑企求长生不老的服食者。佛教的轮回说也免不了他的嘲讽。他的思想庞杂而又矛盾，但是就一个作家思想的最主要之点即他对人民的态度来说，在经历了一个演变发展过程之后，终于在创作《牡丹亭》的那一年和统治阶级作了决裂。
他在五言古诗《三十七》中写道：
弱冠精华开，上路风云出。
留名佳丽地，希心游侠窟。
历落在世事，慷慨赴王术。
神州虽大局，数着亦可毕。
了此足高谢，别有烟霞质。这是缺乏生活实践的青年人的主观愿望。接连几次考试失利，再加上太常博士任上的几年困厄，事实已经向他证明仕宦的道路是崎岖多阻的。他自己也曾一再流露对官场生活的不满，但是当他升为礼部主事时，内心就对朝廷充满了感激之情：
臣心似江水，长绕孝陵云。
——《迁祠部拜孝陵》其实不过是主管祭典的小小一名六品官而已。他在万历十九年写的《论辅臣科臣疏》已经对朝政作了相当深刻的批判，但是他对皇帝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和统治者并没有作最后的决裂。正因为如此，他依据《紫箫记》未成稿改写的《紫钗记》传奇，虽然愤懑［mèn］地刻划了权贵的专横不法，而黄衫客却只能依靠他和宫廷的关系才能打抱不平。
岭南贬官回来，虽然有友人刘应秋、顾宪成、王汝训等人在上面多方设法，重新回到中央政府的愿望还是不能实现。在遂昌五年，他和劳动人民有了更为直接的接触。他满怀信心，要对当地人民作出贡献。他驱除虎患，压制豪绅，建立了寄宿学校相圃书院和图书馆尊经阁，实行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措施。但是一个真正想替人民做点事情的县官，一定会遭到上级的挑剔和当地封建势力的反对。在交相排挤的情况下，加上横行不法的税监就要来到，他在北京上计后就管自己拂袖回家了。就在这一年秋天，他完成了《牡丹亭》的创作。同时写的一首绝句《闻都城渴雨时苦摊税》：
五风十雨亦为褒，薄夜焚香沾御袍。
当知雨亦愁抽税，笑指江南申渐高。正好说明他的思想已经和从前不同。他和统治阶级的裂痕增大了，他的热讽冷嘲的笔触落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本人身上。这在他自己和同时代作家的笔下都是罕见的。自然，《牡丹亭》写的主要不是政治问题，但是作者与统治阶级的决绝的态度却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批判以及对个性自由的热烈追求都是有利的。
《南柯记》、《邯郸记》相继在五十一、二岁完成。离开《牡丹亭》的写作不过二、三年。可是由于和实际斗争疏远了，原来潜伏着的出世思想容易伺机而动，使得他对现实的批判抗议的态度逐渐为消极情绪所代替。加以临川知县吴用先、袁世振都是他的禅友，达观和乐愚禅师前后来访，西儿和长子士蘧［qú］又不幸夭亡，他愈来愈不易摆脱出世思想对他的影响。但是这两种戏曲的基调是不同的。《南柯记》的若干出戏完全成为宗教概念的表述，佛学术语的大量运用妨害了艺术形象的完整。而《邯郸记》一头一尾的说教则和整个故事较少有联系，好像《红楼梦》的色空观念一样，没有在作品中占有主导的地位。在主角卢生身上，人们看到的是封建大官僚从起家发迹直到死亡的历史，作者所否定的并不是人生一般。
《邯郸记》完成之后，汤显祖的才华衰竭了。这首先表现在他对社会斗争的态度上。如果说在写作《南柯记》的那一年，他劝告达观不要积极干预政治，可能是从爱护同道出发，那末当敢于和宦官斗争的老友李三才被弹劾［hé］，顾宪成从东林书院写信给执政为他辩护，汤显祖却认为顾宪成的道理虽然对，而“细欠商量”④，不够慎重，这里除了态度消极，很少有别的理由可以解释。这是他逝世前五年的事。
汤显祖的一生是光辉的，他留给后人的文学遗产也很丰富，尤以《牡丹亭》为最重要。像崔莺莺、林黛玉一样，它的女主角杜丽娘是古典文学中最可爱的少女形象之一。作家以他无比的热情，描画了一位热爱生活、追求自由幸福的少女。作为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作为封建体系的一个对立者，杜丽娘在剧中处于无可比拟的地位。相形之下，派去教育她的陈最良和为她驱病的石道姑都是鬼魆［xù］一样的人物。不像《西厢记》
《红楼梦》一样，表达封建婚姻制度如何在一对爱人的幸福道路上设置重重障碍，加以破坏。
《牡丹亭》是完全独特的处理。它以杜丽娘之死指出要找到爱人是不可能的，不要说结合了。她不是死于爱情被破坏，而是死于对爱情的徒然渴望。就这一点而论，杜丽娘之死所表示的作家对现实的态度是特别清醒的。
汤显祖在《题词》中写道：“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我们知道超越一切的抽象的情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存在的，这是唯心主义的哲学语言，但是反封建的情是作为封建的理的对立物而提出来的，它是对中世纪禁欲主义的有力批判。剧中杜丽娘的理想在今天已经过时了，但是它所反映的古代人民的斗争经验，还是值得我们重温和借鉴的。
《牡丹亭》之所以具有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不仅是由于富有反抗性的主题思想，而且还由于它忠实地反映了那一个时代的青年妇女的苦闷。明代的贵族显宦并不隐蔽他们的淫乱的性生活，而当时妇女所受的封建礼教的束缚却比它以前的任何一个时代都要严重。《明史》所收的节妇、烈女传比《元史》以上的任何一代正史至少要多出四倍以上⑤。从这个悲惨的事实可以见出当时妇女生活的一斑。明朝皇帝和后妃又积极提倡“女德”，编刊了几种妇女道德教科书，以虐杀她们的精神生活。戏曲中杜丽娘奉命读书，正是当时上流社会的风习。在严厉的闺禁之下，一个少女连午睡和游花园都是不道德的。正如春香所说：“昔时贤文”之类的教条把人拘束死了。如果听从它的教训，除了教笼中小鸟学说话，别的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呢？生活真是无聊苦闷啊！正因为汤显祖不假掩饰地道出了青年妇女的心事，所以“《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⑥。封建时代的妇女在《牡丹亭》里看见了自己的命运，把它当作她们自己的戏曲。有一件耐人寻味的事实，它的流行到现在的一种版本，吴吴山三妇合评本是由三位女士评点出来的。
《牡丹亭》出现在《西厢记》之后两个世纪。没有红娘，很难想像崔莺莺独立行动的能力，而春香却只配作杜丽娘的一名丫头。杜丽娘这个叛逆者之所以能够以自己的小足在探寻生活的道路，这是因为中国人民在两个世纪中的斗争，使得历史更为向前发展了，反封建的力量也更加壮大了。一个真正有才华的作家，总是善于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出它和时代的血肉的联系，并且满怀信心地展望着光明的未来。汤显祖《牡丹亭》传奇之所以特别激动人心，和这一点也是分不开的。
汤显祖在南京任太常博士时，复古派后七子的领袖王世贞也在南京做刑部侍郎，他的弟弟太常少卿王世懋［mào］还是汤显祖的上司。但是因为文学主张不同，他们之间没有什么来往。王世贞等人提倡“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⑦。这是一种贵古贱今的主张。汤显祖早在《问棘邮草》里就曾以绮丽的六朝诗风来代替对盛唐诗人的摹拟。像《老将行》、《别沈君典》、《别荆州张孝廉》、《郁金谣》等七言古诗就是这样的例子。在短期试探之后，他又以艰涩的宋诗风格去修正明朝人嘴里的盛唐滥调。他特别推崇宋代的古文。他说：“宋文则汉文也。气骨代降而精气满勃，行其法而通其机一也”⑧。他抬高较近的宋代诗文是为了和古老的西汉文、盛唐诗抗衡。他反对摹拟而提倡“灵气”。他在《合奇序》中说：“予谓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非物寻常得以合之。”接着他又说：“苏子瞻画枯株竹石，绝异古今，画格乃愈奇妙。若以画格程之，几不入格。米家山水人物，不多用意，略施数笔，形象宛然，正使有意为之，亦复不佳。故夫笔墨小技，可以入神而证圣。”可见汤显祖所谓灵气主要在于趣味和性灵，这恰恰是后来公安派所提倡的东西，汤显祖不像公安派袁宏道等人那么强调趣味和性灵，那么为反摹拟而流于纤巧和单薄，他对后来公安末流还提出过批评意见⑨，所以他自己倒没有受到灵气说的局限，其成就远在公安派之上。但是汤显祖在反对后七子的先驱作用在文学史上是值得一提的。
汤显祖留下了卷帙［zhì］繁富的诗文创作。从最早的十二岁时写的一首诗《乱后》直到他的绝笔《忽忽吟》，二千首以上的诗和文赋为我们提供了详尽的研究资料。这是我们整理他的全集的目的之一。作为创作来看，它们在明代文学中也是引人注意的。他原来就以诗赋古文受到当代文坛的推崇。可是到了后来，他在戏曲上的盛名掩盖了他的诗文的成就。正如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一样，后人对他的富有创造性的诗作总是估计不足。有一些作家的诗文集像精工修整的庭园，虽然没有重楼复阁，却也小巧玲珑，逗人喜爱。汤显祖是这样一位大家，在他的诗文的园林里有着不少的奇花异草，但是散落在丛生的杂草间，不是细心观察就不容易赏识。他的诗有的也在典雅中见出工力，但不是前后七子那样的假古董。不像公安派诗人那样明白如话，但也不像他们那样有时流于油滑。时有独创的声调，却不像竟陵派诗人那样幽僻险仄。在当时诗坛上，他确是能够独树一帜的。特别是他的一些七言绝句如《津西晚望》、《新林浦》、《内人入斋》、《武家楼西望塔下寺》、《天台县书所见》等都是清新可诵的作品。试举两首为例。
绛桃春尽摄山幽，地涌千峰月气浮。
忽散梵声惊睡起，绕天风雨塔西头。
——《听乳林呗赞》
远游名字入楼清，面面江山看雨晴。
赖是年来双脚稳，俗人行处不曾行。
——《君东病足戏为临川之约》
二首选一使人觉得不足的是艺术上有特色的往往是一些小诗，而比较有社会意义的作品，如在万历十六年写的关于灾疫的诗，在艺术上却显得比较草率。七言律诗不乏警拔的好句，而通体完美的却不多。古文因为和当时的科举有关，特别长于论议，精于章法。可以举《岳王祠志序》为例。它以短短五百多字评论民族英雄岳飞之死，纵横开阖，笔酣墨饱，在小文字中作大波浪，丝毫没有局促之感。至于《合奇序》、《溪上落花诗题词》则又是空灵小巧的晚明小品的先声，但不是汤显祖的本色。赋这种文学形式本身的局限性大，而它和科举的关系又很密切，汤显祖用力虽勤，却不像诗文那样有成就。
在汤显祖逝世后五年，韩敬编印了《玉茗堂集》，通称《汤若士全集》，其实它只收三十岁以后的诗文。戏曲和早年的《红泉逸草》、《问棘邮草》两个集子都没有编入。后来沈际飞编的《玉茗堂集选》，增加了戏曲部分，诗文却是《问棘邮草》和韩刻《玉茗堂集》的选录，另外还有新收的三篇作品。现在的整理工作，企图在韩、沈两刻的基础上编成名副其实的全集。由于见闻和学识所限，遗漏、缺点以至错误都是难免的，殷切地期望文学史专家和读者的指正。
①见邹元标《邹忠介公全集：存真集》卷四《汤义谪朝阳尉序》。
②见《紫柏老人集》卷首憨山作《达观大师塔铭》。
③万历三十年三月御史康丕扬疏劾僧达观，其中有云：“昨逮问李贽，往在留都曾与此奴并时倡议。而今一经被逮，一在漏网，恐亦无以服贽心者。”见《明实录》册419。
④见《玉茗堂尺牍》之五《与马梁园》。
⑤见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第七章。
⑥见沈德符《顾曲杂言》。
⑦见《明史：王世贞传》。
⑧见《玉茗堂尺牍》之四《与陆景邺［yè］》。
⑨《玉茗堂文》之四《孙鹏初遂初堂集序》：“间者文士好以神明自擅，忽其貌而不修，驰趣险仄，驱使稗杂，以是为可传。视其中所谓反置而臆属者尚多有之，乱而靡幅，尽而寡蕴。则之以李何，其于所谓传者何如也。”虽无指名，作为对公安末流的批评是颇为中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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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随园诗话》札记
郭沫若
三一、泰山
《诗话》卷十一第三四则有云“以部娄拟泰山，人人知其不伦”。部娄，一般作培塿［lǒu］，或作附娄，谓小丘也。
但在我的实感中却曾以培塿比泰山。泰山并不高，以旧时五岳而言，泰山居第三位。
西岳华山 海拔二四三七米
北岳恒山 二○五二米
东岳泰山 一五三二米
中岳嵩［sōng］山 一三六八米
南岳衡山 一二一一米
以如此高度，自然不能与珠穆朗玛峰（八八八二米）相比，即视秦岭主峰太白山（四一一三米），亦大有逊色。特古时天下不大，故孔子曾“登泰山而小天下”。更傅会以五行八卦之说，所谓东方主生、帝出乎震，于是泰山便威灵赫赫了。自秦汉以来，历代帝王封禅［shàn］，也就是向泰山朝拜。比帝王都还要高一等，因而谁也不敢藐视泰山了。杜甫《望岱岳》有“齐鲁青未了”、“一览众山小”等句，其实他并未登上泰山。这应该说是一种盲目崇拜。
去年5月我曾经去登过一次泰山，在山下游览时，做了这样一首诗。
“秦刻殊非古，泰山不算高。只因天下小，致使仲尼骄。工部尤堪笑，浮夸徒自豪。何尝青未了？但见赤无毛。”
但到实际登了泰山之后，我又感觉到：我的看法又从消极方面过分夸大了。泰山在山下看时不高，树木也显得很少，但一登临起来，毕竟费力。登山磴道有七千级，靠近南天门一带相当陡，不少朝山的老妪［yù］真是在那儿爬。山上也多古木，尤其像柏洞一带，千年古柏骈［pián］列路旁，枝柯相接触如“洞”然。因此，我也有这样的诗句：“山底培塿视，登临自不同”了。
实事求是地看泰山，在齐鲁一带，的确是座名山。自然胜境之外，还有历代人文遗迹，泰山应该说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局部缩影。对于它的看法，不必过分夸大，也不必过分夸小。泰山毕竟就是泰山。
三二、群盲评瞽
《诗话》卷十二第七则：
“有人画七、八瞽［gǔ］者，各圭、璧、铜、磁、书、画等物，作张口争论状，号《群盲评古图》。其诮世也深矣。刘鸣玉题云：耳聋偏要逢人聒［guā］，足跛［bǒ］转喜登滑。可惜不逢周师达，眼珠个个金箆刮。”
画是讽刺，而诗则直以残疾为嘲弄对象。此等诗有何可取，而揭出之于《诗话》耶？可见刘鸣玉为人刻薄，而袁枚也并不忠厚。我为残废者鸣不平。答之以诗，题为《群盲评瞽》。诗曰：
笑人跛瞽笑人聋，不识群盲正指公。眼盲心有不盲者，心盲金箆何为功？
三三、谈改诗
《诗话》卷十二第二十则：
“诗改一字，界判人天，非个中人不解。齐己《早梅》云：‘前村深雪里，昨夜几枝开’，郑谷曰，‘改几字为一字，方是早梅’。齐乃下拜。”
能虚心坦怀地接受别人的意见，改动自己的文字，是值得赞赏的。但就这一例来说，这位五代僧人齐己的“下拜”似乎又早了一点。
只引两句诗，无从通会其全篇。但仅就这两句而言，“几”字有两种解释。一是发问，一是纪实。如为前者，则改“几”为“一”是改疑问为肯定，改活为死了。开否尚未确知，何能断定为“一”？如是后者，则作者曾踏雪寻梅，目击到有“几枝”花开。“几枝”亦不失为早梅，何能改窜为“一”？
照情理讲，既有“前村”，又有“深雪”，则诗意以发问为宜。如果是“小园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尚可以说得过去。
因此，这一字的修改，我“非个中人”，实在看不出怎样就会“界判人天”。
（补白）此文草成后，读《五代诗话》，得知齐己《早梅》诗为五言律。诗云：“万木冻欲折，孤根暖独回。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风递幽香去，禽窥素艳来。明年犹应律，先发映春台”。
《瀛奎律髓》云：“寻常只将前四句作绝读。其实二十字绝妙，五、六亦幽致”。据我看来，后四句实在是赘［zhuì］疣。
又《十国春秋》言：“齐己有早梅诗，中云‘昨夜数枝开’。郑谷为点定曰“数枝非早，不若一枝佳耳。’人以谷为齐己一字师。”
据此，可知原诗为“数枝”，乃肯定语，故郑谷改为“一枝”。改“数”字为“几”字，是袁枚记错了。
看来齐己的《早梅》乃白描诗，非即景即事，故可改“数枝”为“一枝”。但据我看来，同是白描，改固可，不改也未尝不可，看不出有什么天人之界！
三四、评曹操
《诗话》卷十二第八七则：
“尹文端公曰：‘言者心之声也。古今来未有心不善而诗能佳者。……’
余笑问：“曹操何如？”
公曰：‘使操生治世，原是能臣。观其祭乔太尉、赎文姬，颇有性情，宜其诗之佳也’。”
此尹文端公乃尹继善；满洲镶黄旗人。原姓章佳氏，字元长，晚号望山，雍正进士。历事雍正、乾隆两朝，曾一督云贵，三督川陕，四督两江。历任三礼、纲目、国史三馆总裁，终于文华殿大学士。
袁枚与之论曹操，“笑问曹操何如”，其用意甚明显。意若曰“曹操心不善，何以诗能佳？”袁枚乃肯定曹操之诗，而完全否定曹操之为人。这是赵宋以来，对于曹操的传统看法，不足为异。
尹的回答利用了“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旧评，而肯定了曹操为人的一部分。较之袁枚，较之旧时代的一般人，应该说是比较公正的。当然，在这里也表示了尹之自负，盖尹自负为“治世之能臣”，故能猩猩惜猩猩。
关于赎蔡文姬的评价，又见《诗话补遗》卷一第三六则：
“王昊庐［hào-lú］宗伯捐资甲寅难妇百余口。沈（方舟）赠云：‘红泪千行溅铁衣，倾家不惜拔重围。挥金欲笑曹瞒吝，只赎文姬一个归’。”
嘉庆年间人张应昌所编的《国朝诗铎［duó］》卷二十三亦载此诗，题为《赠王昊庐宗伯（泽宏）》。有自注云：“吴逆之难，宗伯捐资赎难妇百余”。所谓“吴逆”指吴三桂，故“甲寅”为康熙十三年（1674）。所谓“难妇”乃被清兵所虏掠的汉人妇女。王昊庐用行贿的方法，倾家救难，是值得歌颂的。王乃黄冈人，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二有《光禄大夫礼部尚书王公神道碑》叙述其生平颇详，然无捐资救回难妇事，盖讳言之也。
同是钱塘人的沈方舟，名用济，是一位有民族意识的诗人。沈德潜称述他“足迹半天下，……一时名流，几莫与抗行”（见《国朝诗别裁》卷二十六）。沈却敢用赎回文姬的故事来抬高王昊庐的义行，而同时在骨子里还发挥了他的春秋笔法：斥清兵为“胡羌［qiāng］”。这是很有胆识的，不像袁枚那样，深怕触犯忌讳，只用“甲寅难妇”四字，混含了事。然而沈对于曹操的责备则有欠公平。曹操于建安十二年平定乌桓，救回边民被奴虏者十万余户，其中妇女当不止“百余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