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3月10日人民日报 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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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漫谈话剧

我的希望
濮阳翔
我们的话剧有着优良的传统,从来就跟政治结合得很紧密。它常常以先进思想、先进人物教育人们,鼓舞人们前进。可是近两年来,我感到话剧的战斗精神发挥得不够。在我们的戏剧创作中现代题材的剧本少,剧院上演的剧目反映当前现实生活的也不多。话剧比别的剧种更善于表演现代生活,也容易表达人民的革命感情。我希望剧作家们今年能多写这一方面题材的剧本。我希望剧院今年能把演出路子放宽放活一些,著名老作家的成熟作品要演,但尚未完全成熟的青年作者的作品也应该演,使它们能通过舞台考验而得到锻炼,促使它们早日成熟。这对鼓励创作,繁荣话剧事业都有益处。对于外国剧目,为了更好地借鉴与批判吸收,也可以适当调整一下。不要局限于几个作家或者几个戏。这样,非但可以让观众见到更多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内容和不同风格的剧作,而且可以使舞台天地更为开阔,演出内容也就自然地丰富多采了。
许多优秀的话剧演员曾经塑造了不少生动的形象,深深地打动了人们的心,给观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希望今年舞台上能出现更多更美的艺术形象,克服我们某些演员表演艺术上的不足(例如把角色演得淡而无味;发音吐字不准,台词送不远;舞台动作不够美,目的性不强等等),把表演的艺术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我爱话剧,我也喜欢读剧评。好的剧评能够帮助作家去芜存精提高作品的质量,可以帮助导演、演员提高演出水平,还可以加深观众的艺术素养,提高观众的欣赏与审美能力。我希望今年戏剧理论工作者多写剧评,并提高剧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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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漫谈话剧

重视独幕剧
陆善家
近年来,北京、上海等地的话剧团,先后上演了由几个独幕剧组成的一台小戏。演出的剧目,有“五四”以来舞台上屡演不衰的优秀创作,也有紧密结合形势、反映当前斗争生活的新作;题材广阔,风格各异,很受观众的欢迎。
这样的演出,在我国戏曲中是有先例可引的。京昆等戏曲演出,常以几个折子戏组成一个晚会。文武昆丑俱全,其中有的重说表,有的重歌舞,或以武打应工。各流派的表演艺术家,演出自己的拿手杰作,演来各有千秋,相映成趣。因此这样的演出,使观众一次就能欣赏到更多的艺术家的精采表演,真是花团锦簇,美不胜收。适当地多上演一些独幕剧,对独幕剧创作本身,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因为好演员,必须要有好剧本,才能相得益彰。
独幕剧曾在各个历史时期,由于迅速地反映了现实斗争,起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而且独幕剧短小精悍,便于剧团轻装简队赴工厂、矿山、部队、公社,深入工农兵进行演出。因此独幕剧被人誉为话剧中的轻骑兵。
此外,随着工农群众文化生活的不断丰富,群众的业余演剧活动也正在蓬勃开展。这首先就更迫切地需要创作出更多的独幕剧。所以提倡多写、多演独幕剧,也是话剧群众化道路中的一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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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漫谈话剧

结尾问题
高良
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一起看话剧《甲午海战》。剧近结束,舞台上李培青宣布处决洋鬼子和汉奸,群众激忿地呼喊。这时,我的朋友对我说:“主要矛盾解决了”,说罢,他起身先行了。我注视了一下周围,发现还有一些观众也起身要走了。由于观众席里的小小骚动,戏中结尾的几句重要台词无法听清了。这件事引起我的深思,记得看别的剧,快结尾时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想,除了观众方面的艺术欣赏问题外,“主要矛盾解决了”这句话告诉我们不能不考虑剧本创作上的问题。
细想一下,的确有一些话剧剧本,在主要矛盾解决之后,下边就没戏了,应该及时结束,却偏偏拖下去;更常见的是来个“总结式”的尾巴,比如群众呼几句口号,或党委书记、厂长、公社主任、军队首长讲话,点出主题思想。
艺术要有独创。第一个剧本这样结尾是独创,第二个、第三个也这样,就落入一般化。对观众来说,第一个剧本这样结尾是新鲜的,第二个、第三个还这样,就不新鲜了。因此,有的观众没看完戏就能推出怎样结局,不想再看下去了。
观众看完了一个戏,从整个演出的完整艺术形象中受到感染,接受教育;只要全剧是成功的,即使剧作家不在结尾时来个提示,观众也会找到全剧的主题思想。不要把今天的观众估计得太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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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举目南溟万象新
周瘦鹃
羊城我是重来客,
举目南溟万象新,
三面红旗长照耀,
花天花地四时春。
1959年6月,我曾到过这别号羊城的广州,这一次春节前到广州是“前度刘郎今又来”了。从羊城宾馆里凭着窗举目四顾,觉得这个花一般的城市,真是“日日新,又日新,新新不已”,到处呈现着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这一次我来广州,是特地为了补课来的,要到上次我所没有到过的地方去参观访问。第一个课题就是去拜访当年毛主席所领导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看了毛主席住过的那个屋子;看了那简单朴素的竹椅和一对湖南竹箱,连带想起了当年革命事业的盘根错节,缔造艰难,才知道我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幸福,真不是偶然得来的。
第二个课题是到海南岛去参观访问,这是祖国南方的一个宝岛。恰好遇见了从上海来的几位朋友,就结伴前往。到了海口,访问了五公祠、海瑞墓,然后去参观海口罐头厂。这个已具规模的大厂,是经过了一番苦心经营,从烂摊子逐渐发展起来的。特别令人兴奋的是,在嘉积会见了琼海县妇联主任冯增敏同志。瞧她只是一位无拳无勇平易近人的老大娘,哪知三十年前,还是一个冲锋陷阵的“红色娘子军”连长哩。见了这么一位女英雄,使我们想到海南岛人民的斗争传统,从中感受到许多东西。
在岛上我们兴高采烈地访问了兴隆国营华侨农场。这些年来,一万多位回国的侨胞,先后在这里安家落户,白手创业,同心协力地建成了这么一个集体农场,恰符合了这个地方的吉祥名字,兴隆真的兴隆起来。看到了林林总总不可胜数的橡胶、油棕、椰子、咖啡、胡椒、剑麻以及其他香料作物和药用作物,一株株都是摇钱树,一株株都有经济价值。同行的人以为我种了好多年的花花草草,往往指点着那些奇奇怪怪的花草树木来考考我。谁知我一踏上这个宝岛,竟除了说得出少数的品种以外,几乎交了白卷,这里的植物种类真是丰富多样!
到了岛南端访问榆林港、“鹿回头”时,我们住在数也数不清的椰子林中间,真的是别有一天;而两度到小东海、大东海的海滩上去观海,更是觉得胸襟豁然开朗。接着又到莺歌,看到了大片大片的盐池和雪一般白的几个盐丘。接着又到八所港和那大,这里地属儋县,旧为儋州,一名儋耳,宋代大诗人苏东坡,曾被贬谪到这里。在这里,我们参观了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又增长了好多关于亚热带作物的知识。
第三个课题,是访问湛江。参观了雷州青年运河灌区的大土坝,据说有三十五万人在这里胼[pián]手胝[zhī]足地参加过劳动。我们在那曲曲折折长达七公里的大坝上行进,经过了三八、五四、民兵、太平、横山等几个坝,一面放眼观赏那清可见底的湛湛绿水,不时看到一个个盆景般的小岛屿。我更欣赏那坝头的几条并行的大渠道,绿油油的水不断地激荡翻滚而下,像是一匹匹的绿罗缎。
从湛江回广州后,晚游花市,这算是第四个课题。我们赶到了越秀区的花市,不单是万花如海,也竟是万人如海,灯光映着花朵,花朵映着人面,真是喜气洋溢。我在这里看到了“慕蔺已久恨未识荆”的吊钟花。据说今年因立春较迟,花也迟开,含蕊的多,开放的少,有白色的,也有粉红色的,花瓣重重,很为别致,中间吊出好几个垂丝海棠似的小花蕾,开足时就像小吊钟了。第二天是除夕,在午后伴同朋友们再逛花市,那时看花人和买花人纷至沓[tà]来,比昨晚上更热闹了。只见数不清的牡丹、碧桃、大丽、山茶、海棠等等,还夹杂着黄澄澄的金桔和四季桔,似乎都带着笑,在欢迎那些辛勤工作了一年的劳动大众。就在这花丛和人丛中,我更看出了南国的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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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希望观众也来漫谈话剧
编辑同志:
我是一个话剧爱好者,近几年看话剧时常常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意见,有时和周围的同志们讲讲,有时候又不知道该跟谁讲好。最近,看到了你报副刊上开辟的“漫谈话剧”一栏很高兴,觉得你们适时地组织戏剧工作者和作家们畅谈一下当前话剧运动中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也一定会收到良好的效果。但是,话剧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又不仅是话剧工作者和少数作家的事,因此建议你们同时也发表一些来自普通观众的意见和要求,相信戏剧工作者和作家们会从中听取到一些有益的意见,得到一定的启发。 北京 石才本
读者石才本同志的意见很好,我们开辟“漫谈话剧”专栏,正是为了广泛吸引各方面关心话剧事业的同志们来参加议论。因此我们既欢迎话剧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发表意见,也欢迎广大观众根据个人的观感提出各种意见和要求,例如除了谈剧本创作、导演和演员之外,有关布景、灯光、化装等等其他方面的工作,也都可以谈。今天,我们即选出三篇观众的来稿发表,希望其他对话剧有兴趣的读者也来参加漫谈。
副刊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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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葵林曲(歌词)
放平一叶儿团团树儿高,亭亭玉立仪态娇,疑是孔雀千万尾,一一开屏斗风骚。孔雀岂止山间有,银湖四周更妖娆:对对青年艇上坐,笑弄碧影过画桥。二一叠葵叶怀中抱,姑娘生来最勤劳:左手编出团圞月,右手编出金银绦。团圞月,金银绦,亚赛织女把花挑。人重风流物重用,换得幸福价更高。三长夏炎热汗珠抛,男女老少把扇摇,是谁相认不相识,误将葵叶当芭蕉。长夏炎热汗珠抛,阿哥阿妹把园浇,葵帽遮阴头上戴,双双谢我情谊高。四手挥葵叶笑吟吟,一曲葵歌堪消魂。看我织出新锦绣,件件化作玉麒麟。且起舞,歌莫停!天公不负有心人:海内海外存知己,天涯地角若比邻。*圞[luán] 绦[tā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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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书话
晦庵
关于禁书之三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规模取缔进步书刊,与此同时,在沦陷区里,日本法西斯军人也通过汉奸之手,开始制造同样的罪恶。1938年7月1日,在上海出版的《众生》半月刊第五号上,首先揭发并转载了一个《北京市政府警察局检扣书籍刊物一览表》,共计查禁书刊七百八十六种,目录后面还有几句附注:“不在此单以内的书,若有一二句有碍邦交之文字,亦在禁止之列,请格外注意,自行严密检查为要。”按语气猜度,这个目录大概是发给书店和书摊的,编次混乱,间有重出。到了1939年,侵略者处心积虑,不惜工本,由所谓“新民会中央指导部调查科”出面,有计划地展开消灭文化的工作,同年7月出版第一个《禁止图书目录》,额曰“抗日之部第一辑”,卷首有日文说明,内分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殖民、交通、历史、地理、文艺……等十五个部分,查禁书籍一千一百三十九种。到九月,又出版第二个《禁止图书目录》,额曰“社会主义之部”,卷首也有日文说明,分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教育、艺术、传记、一般等八个部分,查禁书籍七百零二种。光就这两个目录看来,几乎网罗了这一时期所有重要的书籍。
当时中日两国正在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对于侵略者来说,禁止抗日言论,固然是意料中事;至于把社会主义书籍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则是法西斯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家数”,甚至在战争最紧张的阶段,还高嚷过“共同防共”呢。希特勒叫了一阵,东条英机也叫了一阵,蒋介石虽然声嘶力竭,无奈嗓门仍然不高,接着便轮到了美帝国主义。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一直到今天的肯尼迪,不是都说要建立什么世界范围的“防共体系”吗?回顾前事,一脉相承。面对着案头两份《禁止图书目录》,我觉得这简直是历史为他们安排下的祭文哩:复车之鬼,阴魂不散,替死有人,托生无望,最后只有呜呼哀哉尚飨了。
不过就那时而言,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禁书,无论是“抗日之部”也好,“社会主义之部”也好,实际的目标都是对准着进步的力量的,因为谁在真正抗日,这一点连侵略者心里也很清楚。正因为这样,他们的禁书便和蒋介石的禁书构成一个遥遥呼应的局面。如果把两者作个比较,那么,日本人调查范围似乎要广泛一些,刺探情形似乎要细致一些,我想,这大概是彼邦特务多年来在中国活动的结果吧。比如被扣押的书,处理方法也和国民党反动派不同,他们不是笼统地盖个“查禁反动刊物之章”完事,而是分类编号,在每种书封面或封底打上“禁发”图章,批明查禁原因和没收日期。甚至还有贴上一张预先印好的纸条,详细地标明日期、性质、册数、店名和地址(见图)的。一度落网,线索宛然,从此便永远成为追踪的对象。其用心之毒,比起国民党那些酒囊饭袋的“检查老爷”来,的确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说东方的徒弟不争气,现在他们可是向西方去收徒弟了。从报上看到什么“国内安全法”、“外国代理人”登记等等的消息,我心里禁不住这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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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春风吹绿江南岸(套色木刻)金家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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