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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法国的法西斯威胁
烽林
最近以来，法国法西斯组织——“秘密军队组织”的猖狂活动，正在成为法国政局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在阿尔及利亚法占区和法国本土，“秘密军队组织”暴徒们日夜制造着流血事件。他们到处投掷炸弹，袭击法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屠杀阿尔及利亚人民。并且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抢劫、绑架和谋杀。不仅这些，这个法西斯组织还在国内外反动势力支持下，积极策划发动军事政变，准备建立一个“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和在本土实行法西斯制度。“秘密军队组织”疯狂的恐怖活动，严重地威胁了法国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和生命安全，造成法国进一步走向法西斯的危险。
“秘密军队组织”是法国极端殖民主义势力和法西斯军人组成的一个武装暴乱组织。总部在阿尔及利亚法国殖民者最集中的奥兰港。它的后台老板是一些在阿尔及利亚拥有巨大殖民利益的法国大庄园主和矿业主。他们中间有法国制酒大王亨利·波尔索。他占有阿尔及利亚大片土地，并且控制着阿尔及利亚最大的烟草、纺织、水泥和木材加工等企业。任“秘密军队组织”“财政部长”的金勤勃莱是阿尔及利亚的“一百个领主”之一，同时也是一家资产达一百五十亿法郎的硫磺矿业公司的董事。“秘密军队组织”的首脑萨兰和其他法西斯头子是法国殖民主义者忠实的看家狗。萨兰这个老牌殖民军人过去不仅镇压过叙利亚人民，而且也参加过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双手沾满殖民地人民的鲜血。此外“秘密军队组织”翼下的近二万多党羽，绝大多数也是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殖民武装——“民防团”的成员和战时同希特勒德国合作过的法西斯分子。
“秘密军队组织”的主要支柱虽然是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主义者，但是它同法国本土的反动势力和国外法西斯特务机构有着广泛的联系。在法国的军队和警察中，许多高级官员是“秘密军队组织”的同党。这个组织甚至得到不少法国议员和右翼政党领袖的公开支持。在国外，佛朗哥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法国法西斯分子活动的基地。在西德，“秘密军队组织”设有专门的招募机构，网罗包括前希特勒党卫军在内的纳粹分子参加组织。在毗邻法国的比利时，“秘密军队组织”建立了印刷所、军火库和通讯站。许多从刚果撤退回来的比利时殖民主义者积极为这一法西斯组织筹集资金、运送军火。在这些联系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秘密组织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密切勾结。长期来美国中央情报局一直在幕后给这些法国叛乱者各种军事和财政援助。去年4月以萨兰为首的法国法西斯军人在阿尔及尔策动的反戴高乐武装暴乱就是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直接支持下搞起来的。暴乱失败以后，萨兰及其他“秘密军队组织”的头子仍然不断同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会面。“秘密军队组织”的许多武器都是从美国在法国的军事基地上“偷”来的。虽然法国警察一直发现不了萨兰的踪迹，但是美国的记者却可以轻易地找到他并同他谈话。
正是由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支持，“秘密军队组织”的恐怖活动一开始就十分嚣张。从去年5月这个组织开始成立到年底，“秘密军队组织”在阿尔及利亚法占区和法国本土上制造的爆炸案将近一万件。今年短短一个半月，这个凶恶的法西斯组织又杀害了五百多名无辜的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现在“秘密军队组织”正在囤集汽油弹药，准备掀起更大规模的暴乱。
法国法西斯活动的猖獗，是法国统治集团由于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失败而引起的内部矛盾激化的结果。长期来，法国政府进行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不仅没有能使英勇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屈服，相反却给法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困难，遭到法国人民的反对。面对这种不利的形势，法国统治集团内部，由于利害关系不同，在继续保持对阿尔及利亚殖民统治的策略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矛盾。主要代表大工业和金融垄断集团利益的戴高乐当权派，由于意识到法国无法以武力取胜，而继续坚持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只会损害法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并将使它们在阿尔及利亚的利益连同法国的殖民统治一起完蛋，因而主张在军事镇压的同时，利用政治手段来保护法国垄断资本在经济和军事上的殖民利益。这些利益主要是对阿尔及利亚撒哈拉地区的石油、煤气和其他矿藏的控制。正是这种考虑，戴高乐政府在采取措施加固了它在国内的独裁地位之后，不得不同意同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进行谈判。它们希望通过谈判，在阿尔及利亚实行自决的同时，获得对撒哈拉石油富源的实际控制和在阿尔及利亚的军事基地及法国殖民者的特殊地位，以便既使法国垄断资本的利益能继续保持下去，同时又增加法国在国外争夺大国地位的资本。
但是戴高乐政府的这种政策遭到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大庄园主集团的反对。由于这些集团的利益主要来自对阿尔及利亚农业的掠夺，因此它们担心戴高乐的“自决”政策会损害它们在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尽管戴高乐在阿法谈判中也尽力为他们谋取特权地位，但是他们仍不满足。在他们看来，只有依靠赤裸裸的军事占领和殖民镇压才能保持他们的超经济剥削。因此这些极端殖民主义分子竭力反对戴高乐的政治解决的办法，而要求一个完全合并于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极端殖民主义分子曾经在1960年和1961年两次发动颠覆戴高乐的武装叛乱。1961年叛乱失败后，殖民主义者就建立“秘密军队组织”，加紧它们的法西斯恐怖活动，以便阻挠阿尔及利亚和法国的谈判，迫使戴高乐当权派更多地考虑他们的利益。
尽管戴高乐政府同法国极端殖民主义分子在对待阿尔及利亚政策问题上有着策略上的分歧，但是他们在敌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和镇压法国人民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而且这两种势力在政治和经济上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知道，1958年戴高乐正是依靠极端殖民主义者和法西斯军人的支持上台的。在“秘密军队组织”的重要成员中，有不少人原来就是戴高乐的党羽。在经济上，与戴高乐家族有联系的“阿尔及利亚信贷与银行公司”同在阿尔及利亚占有五万公顷森林的“哈蒙达与小喀比里公司”有投资关系。在戴高乐政府里有巨大势力的“巴黎荷兰银行”和“东方汇理银行”也控制着阿尔及利亚的广大农场和农业地区。而阿尔及利亚的一些大庄园主则通过法国银行同本土金融工业集团有着交往。正是这种相互勾结，戴高乐政府长期来一直对法西斯分子的罪恶活动采取纵容和“宽大”的态度。法国政府对肇［zhào］事的匪徒不加惩处，默许法西斯头子在阿尔及利亚和法国之间自由来往，策划各种阴谋；相反，对于阿尔及利亚人民和法国人民反对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和反法西斯的示威运动，却不惜出动大批军警进行野蛮的镇压。这就使法西斯分子更加嚣张，更加猖狂。值得注意的是，法国政府目前正在借“秘密军队组织”的手摧残阿尔及利亚人民和法国进步势力，同时又以“对付法西斯”为名压制法国人民运动，进一步加强独裁，以巩固戴高乐政府越来越不稳的统治。正是法国政府这种反人民的政策为法国的法西斯活动开了方便之门。
但是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法国人民是决不会坐视法西斯逞凶的。最近针对法西斯组织的猖狂活动，法国人民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法西斯运动。法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遭到了戴高乐政府的血腥屠杀。但是反动政府的镇压只能燃起人民更大的怒火。2月13日在巴黎有将近一百万人为被杀害的烈士送葬，巴黎的劳动人民举行了总罢工。戴高乐政府对法西斯势力的纵容和对人民力量的镇压，进一步暴露了这个政府的真正面目。只要法国人民和一切民主力量团结起来，坚持斗争，是一定能够挫败法西斯势力的。（附图片）
在阿尔及利亚，法西斯暴徒把“秘密军队组织”的黑旗复在法国民族女英雄圣女贞德纪念碑上，又在碑面上涂上一些乱七八糟的符号和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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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随笔
欠债是“物质文明进步”的神话
张振亚
“把先储蓄、后买东西当作好事，而把先买东西、后储蓄当作坏事的概念，是一种文化落后的生动例子。”
“欠债事实上已从一种耻辱变成了社会地位的标志，从穷人的最后求助手段变成了获得好的物质生活用品的入场券。”
美国《新闻周刊》主编斯坦福·布朗1月8日在这家刊物上就这样为欠债唱了一曲赞歌。他嘲笑了人们对欠债的“迂腐”看法。他把美国人民欠债累累的窘境，说成是美国“物质文明进步”和“国家富强”的象征。这位主编写道：“以前美国人只在发生意外事件时才靠储蓄和借贷来买东西，而现在他们靠分期付款计划买珠宝，先坐飞机后付款，80％的汽车，一半以上的家具都是靠债务来取得……”在天花乱坠地吹过一通后，作者还煞有介事地解释说：“这是一个不同的时代。”“大萧条（指1929年的危机）以来的繁荣年代加上社会保险和失业津贴，已经使负债阶层对于陷入经济崩溃和失业灾难的担心，大为减轻。”
的确，如果相信这位主编的法螺，那么美国人民不但已经摆脱了资本主义的一切灾难：失业、受剥削、在饥饿线上挣扎……而且还可以说是生活在“天堂”上。因为人人都能毫无顾虑地自由借贷来取得各种最珍贵的财富并尽情享受，这在今天只能是神话。
但是谎言毕竟是走不远的。同一期的《新闻周刊》的犯罪栏内就刊登了一则短讯：一位金融公司的小职员山姆尔·罗宾，因“低微的薪水”无法养家而又告贷无门，1946年冒险伪造一张一万元的期票拿去抵押，以后就靠借债“改善”生活。结果债务越滚越大，最后终因破产和伪造期票两案俱发而身陷囹圄［líng-yǔ］。这篇通讯不但生动地描述了这位山姆尔·罗宾先生十五年来拚命工作仍不能偿清债务的苦恼，而且还通过当事人的口，写出了他被判三十年徒刑后由于“无债一身轻”而感到的“喜悦心情”。
“我为这一切都成过去感到高兴。我已经作了十五年的（债务）囚犯。现在，我是一个自由人了。”这就是最后被关进监牢的这位受债务折磨的人的辛酸的呼声。
在美国，成千上万的欠债者不堪债务的折磨，终日辛苦奔波而不能避免破产，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即使《新闻周刊》主编布朗先生的文章也不敢否认这类悲剧的大量存在。例如，他自己就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所谓“不谨慎的”借债的灾难：亚特兰大城百货店一位每周收入一百美元的店伙，由于每月分期付款账单是：汽车——七十八元；电视机——四十四元；房屋——九十三元；手表——十二元；玩具——十一元……以至每月只剩下二十八元养活一家老小。最后，因债务过重终于一人弃家逃走。
另一个例子是美国印第安那波利斯市一位有五口之家的航空工程师，尽管他每月收入七千五百美元，但是在十二笔分期付款债务的重压下，到期付不出钱，最后债务超过八万美元而自己却一文莫名，他终于心力焦瘁，狼狈不堪进入了州立心脏病院。
显然，在美国，正像在资本主义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欠债决不是什么舒服事，而是资本家为人们安排的无形枷锁。谁戴上这个枷锁，就必然会成为资本家赊售给他的各种物品：房屋、汽车、冰箱、电视机的奴隶。为了还债付息，他必须千方百计寻找兼职，放弃假日休息，昼夜苦干，即使这样，也未必能保持住这些物品。同一期的《新闻周刊》就记述了底特律市的一个电缆工人罗伯特·吉尔默，在分期付款的重压下，每周虽有一百三十一美元的收入，但是经过债权人七折八扣，实际只有十五元进项。为了养活一家老小，这个电缆工人被迫在夜间到一家电影院帮零工。但是，尽管日夜工作，仍然不能偿清债务，最后只有借新债还旧债，并把赊购来的“福特”车卖掉。经过四年的苦斗，在基本上清理了债务后，这个家庭所取得的唯一教训就是：切不可赊购！
美国人民一旦陷入分期付款和赊购的陷阱，他们的债务就越滚越大，并越陷越深，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受到双重盘剥：高昂的物价加上惊人的利息，两者之中尤以利息负担最为沉重。美国近年来赊购之风异常兴旺，原因就在于赊账出销货物对于资本家来说，远比现金交易更为得利。《新闻周刊》主编斯坦福·布朗的上述文章就指出，芝加哥的一家大木器店的老板曾向他承认，赊账售货，只要接连收回三次分期付款，即使以后分文不能收回，也不会蚀本。正是由于这种重利盘剥，才使美国消费者每年仅在赊购房屋、汽车和各种货物上，就要向债权人缴纳一百五十亿美元的“纯利息”。这类厚利盘剥的名堂是如此繁杂和花样翻新，以至这位布朗先生也不得不承认：“即使头脑冷静的顾客对于借债（指赊购）的代价也多半茫然无知。主要原因是由于人们并非为了乞求借贷才去买东西，同时借贷者提出来的五花八门的条件和计算表使得人们想做任何交易比较都不可能。”
在承认美国商人尽量利用人们的无知进行敲诈以后，这位主编还不自觉地道出了在美国欠债仍是穷人蒙受羞辱、敲诈和摆脱生活困难的最后求助手段。例如他写道：“最严重的打击总是落在那些既需要依靠借贷糊口但又最无力提供费用的人的头上，例如没有技术的工人，随时会失掉工作的人以及靠救济过活的人。正是在各个城市最贫困的地区，债务交易往往达到极不道德的程度；商人们用夸张的广告和最厉害的高利贷条件来推销各种乱要价的冒牌货。”
竭力歌颂美国“人民资本主义”制度的《新闻周刊》主编斯坦福·布朗先生，本来打算用美国人民借债的题目来宣扬一番美国人民如何利用借贷过幸福生活，但是，事与愿违，在他所写的这篇通讯中，却反映了相反的情况：到处是奸商在诱骗善良的人们上钩，到处是债务压迫下的美国家庭在呻吟，到处可以听到对债务的诅咒声。依靠借债而过幸福生活的实例，作者一个也没有举出来。这当然不是他不肯举，而是生活中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
可是尽管这样，这位斯坦福·布朗先生却仍然把“欠债”当作美国“最新的生活方式”来加以歌颂，其目的除了是引诱人们去接受美国垄断资本的敲骨吸髓的榨取以外，还有另一种难言之隐，而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伟大的美国债务人已经成了经济的主要支柱”，“没有他们这个国家的工业将像蜗牛一样爬行”。
所谓欠债是改善生活的“捷径”啦，所谓不借债就是落后啦等等的鬼话，拆穿了竟是这样一文不值。（附图片）
美国分期付款者的“享受” 江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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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巴西通讯
我们来到巴西
王唯真
1961年12月29日，我们越过茫茫的大西洋，来到了伟大的巴西人民的国土。虽然飞过了半个地球，大自然在这里的安排并不使我们感到陌生。它使我想起去年访问过北京、杭州、上海等地的巴西记者埃切维里先生，他当时经常扬起双手说：“啊哈，这里的景色多么像我的祖国！”
的确，在我国常见的花草果木，这里几乎应有尽有。当攀上科尔科瓦多山远眺美丽的里约湾、伸入海中的甜面包山和银光闪闪的科帕卡巴纳海滩时，就不由得想起在苏州、杭州、青岛的游览，不同的只是正当我国北方大地冰封、万里雪飘的时候，这里却是凤凰花树盛开、百花异草争荣的季节。
这里同北半球正好相反，夏冷冬热。暑季虽然很长，但除了东北部有时遭受干旱之外，大部地区风调雨顺。巴西从来没有受过台风的袭击，这是令人惊讶的事情，可是巴西朋友们说，事实确是如此。巴西在自然条件上的另一特点是极少地震。去年智利发生大地震，引起了近代史上少见的陆沉，震波甚至严重地影响了日本，造成了海啸的惨重破坏。可是，作为近邻的巴西，却丝毫未受影响。巴西境内没有沙漠，也很少秃顶的山峰，从飞机上向下了望，除了苍绿之外还是苍绿，无怪巴西国旗要以绿底来代表富饶的国土。
在这面积达八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住着同我国人民一样勤劳的约七千万人民，他们缔造了如像里约热内卢、圣保罗这样拥有数百万人的大城市，建造了数不清的高楼大厦，提供了本国所需的绝大部分生活资料和供出口的物资。
巴西人民热情奔放，能歌善舞。歌舞在巴西民间非常普遍，节日里的海滨、广场、街旁常常变成检阅民间歌舞的会场。在圣保罗的一个酒吧间，晚上刚一关门，我们很惊奇地看到售货员个个成了音乐舞蹈家。他们表演水平很高的桑巴乐曲，引来了大批观众。这些艺术家们看见我们是中国人，就热情地邀请我们观看表演。
我们到达里约热内卢，正是这里的居民结束一年的辛劳，准备迎接1962年的时候。29日下午开始放年假。各机关企业的男女工作人员在走出办公室之前，都把一切可以利用的纸张撕成碎片，从高楼大厦的窗户里撒出去。街上人流滚滚，汽车如梭，空中闪闪的雪花般的纸片随风飘扬，看来别有一番景致。新的一年开始了，巴西各阶层人民在想些什么？他们对新的一年有些什么祝愿？报刊的新年言论、总统的除夕祝词、政界知名人士的新年谈话，内容虽各不同，但在这些方面是一致的，就是：巴西需要克服困难前进，巴西需要进步、繁荣，巴西希望世界和平。政界人士在谈话中并不讳言巴西国家面临的巨大困难。它的国债高垒，多达三十五亿多美元，必须在1965年底以前还清的有二十二亿多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是欠美国的；旧的出口市场受到外国的竞争和限制，不但不能扩大，反而有缩小的危险；主要出口货物咖啡销售情况的恶化，使国内咖啡堆积如山。在这种情况下，巴西各界人士认为，发展同社会主义各国的贸易关系，对巴西是必需而且是很自然的事情。
在到巴西的最初几个星期里，我们得到了巴西外交部长圣蒂亚哥·丹塔斯、外交部新闻司长卡斯特罗·阿尔维斯和国家通讯社社长吉马朗斯的亲切的接见，他们都表示将给予中国记者在新闻报道工作上应有的便利和帮助。
巴西新闻界以热情友好的态度对待来自中国的同业。我们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一些报馆、通讯社访问时，许多编辑、记者在知道我们是来自新中国的记者时，都过来同我们握手和亲切地交谈，详细询问新中国新闻界的情况和中国的建设情况。
巴西各阶层中访问过中国的人士很多，他们回国后著书、演说，发表文章介绍中国，对促进中巴友谊作出了很大贡献。马丁夫人写的《中国云星出现在亚洲》一书在这里是畅销书，她告诉我们，她现在手头已一本无存，正在准备再版。在我们到达巴西之后，这里有的电台、电视台还在播送介绍新中国的节目。（附图片）
图为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的科帕卡巴纳海湾前的甜面包山。当你快要到达里约热内卢时，就可以看见这幅美丽的景色。
里约热内卢是世界上的现代化城市之一。约有三百万人口。
它的景色美丽，海、山、热带的明朗和密林的荫影不断地吸引着世界的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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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世界一角
奇异的钟
在苏联伊凡诺夫省的地志博物馆里有一件独一无二的陈列品。这是一个被称为万能的天文钟。它安装在一个像衣柜那么大小的木柜子里。钟由三部分组成。
钟的天体部分是一种特制的天象仪，它能清楚地表明地球和其它行星怎样围绕太阳运转。一个小巧玲珑的地球仪正在围着象征太阳的金色小球旋转。在任何一分钟里，你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地球所处的位置。
钟的另一部分是机械式的日历，它能够向你表明当时是何年、何月、何日和星期几。
钟的第三部分里是钟的地理部分。这里有三十六个针盘，就在这些盘上你可以看到世界各大城市如伦敦、纽约、里约热内卢、澳洲的悉尼以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市等许多城市当时的时间。
（仁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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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鹿和“神泉”
黄远
从前杭爱省省会阿尔拜雷海南行一百二十公里，就是蒙古著名的矿泉疗养地——胡吉尔图。
一进入胡吉尔图的广阔的草原，到处都能见到矿泉。在这些矿泉附近的三三两两的女牧民，有的用泉水洗衣服，有的洗头。陪同我们到这里来访问的蒙古同志说：用泉水洗衣服，可以不用肥皂，就能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要是洗头，不仅洗后头发光亮滑润，而且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的感觉。
这里的矿泉的发现是有一段美丽故事的。
据说：在十七世纪中叶，胡吉尔图有个叫桑里兰的老牧民专靠打猎为生。由于有腿痛病，他不得不骑在马上打猎。一天，他打着了一只鹿，鹿的腿部受了伤，挣扎着向山下逃去。桑里兰赶快追上去，可是，鹿却不见了。他站在山上往下一看，终于看见那只受伤的鹿在一处泉水里戏弄着。桑里兰于是快马加鞭，赶去捉拿，但他还没有赶到，那只鹿又一跃而起，留下一摊血飞快地逃走了。
桑里兰遗憾地跨下马来，想用泉水洗洗手，解解闷。他把手伸进泉水去，感到水是热的。原来是温泉。他决定下去洗个澡。等他洗完澡出来后，他突然发现那条有病的腿不但不痛，而且可以行走了。从此，桑里兰高兴地在草原上到处传播说：“这里有神泉，受伤的鹿在泉里洗个澡，伤口可以痊愈。腿痛的人在泉里洗个澡，腿就好了。”远近的牧民听到这个消息后，就络绎不绝地到这里来治病。
这是几百年前的事了。很多人用这里的矿泉治好了病，他们为了感谢那只受伤的鹿，就给它塑了许多像。今天，在胡吉尔图周围，无论是在坡地上，还是在山峰上，到处都可以看见雕塑的鹿。人们把贵重的“哈达”系［jì］在它们的颈上。
这里的疗养院的主治大夫阿维尔米德说，这里的矿泉虽然不是神泉，但对关节炎、神经衰弱症和妇女病等病症，确有疗效。去年，前杭爱省有个叫道尔吉高德布的牧民得了麻痹症，全身除了脖子能够动以外，都瘫痪了。他在这里疗养了半个月，居然能够支着拐杖行走，一个月以后，就丢了拐杖骑着马回家了。
胡吉尔图确实是个很好的矿泉疗养地，这里有十一眼矿泉，泉水的温度各不相同，最高的达到摄氏一百度左右，终年像开水一样沸腾着。其余大部分是三四十度到五十度。
人民革命胜利后，1937年蒙古政府在这里建立了矿泉疗养院。现在，这个疗养院拥有三十多幢建筑物，有四百个床位，一百多个工作人员和八个医师，每年要接待两千多名疗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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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外国人的姓名
外国人的姓名
古巴人
古巴和阿根廷等讲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国家人的姓名，和欧洲西班牙族人的姓名绝大部分一样，排列次序是：名字——父姓——母姓。如何塞·比诺·波尔图翁多，“何塞”是名字，“比诺”是父姓，“波尔图翁多”是母姓。一般情况下只称呼父姓，如称呼“比诺”；或只称呼名字和父姓，如称呼“何塞·比诺”；有时也只称呼名字，母姓往往被省略，但为区别于同名同姓，也有同时用母姓的。
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指居住在西亚和北非一带的闪语系各族，人数将近九千万。阿拉伯人的名字大部分都很长，有的甚至长达八九段，而且各国的称呼法也不尽相同，但一般说来是由三段组成的。排列次序是：名字——父名——祖父名。也有两段组成的，即名字——父名，或名字——祖父名。如易卜拉欣·索来曼·阿基勒，“易卜拉欣”是名字，“索来曼”是父名，“阿基勒”是祖父名。阿拉伯人通常在名字中间加上“本”或“伊本”，表示某某人的儿子的意思，如穆罕默德·本·沙特，“本·沙特”意为沙特的儿子。也有加“阿布”的，意思是某某人的父亲，如拉赫曼·阿布·塔列布，“阿布·塔列布”意为塔列布的父亲。
阿拉伯人绝大部分信仰伊斯兰教，名字往往带有宗教色彩，许多人喜欢以“阿卜杜勒”为名，意为“真主的仆人”。如“阿卜杜勒·莫内姆”，意思是“莫内姆（真主名）的仆人”。许多人还常用“阿卜杜拉”为名，这个字是由“阿卜杜·安拉”（安拉就是真主）转来，所以“阿卜杜拉”后面的名就不再是真主的名。阿拉伯人同名的很多，为了便于区别，通常在名字的最后加上职业或籍贯。
英国人和美国人
在英国和美国等讲英语的国家里，人名的组成一般是三个字（外文字），也有两个字的。三个字组成的是：名字——名字——姓。两个字的是：名字——姓。男女的姓没有区别，都用父亲原来的姓。但女人结婚后则改用丈夫的姓。
三个字组成的人名中的第二个“名字”，其构成来源相当复杂，一般是借用某一个名人或某一个亲属的姓。如臭名昭彰的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魏尔希·杜勒斯，“艾伦”是第一个名字，“魏尔希”通常看作是第二个名字，“杜勒斯”是姓。讲英语的国家里的人名通常只称呼第一个名字和姓，或只称呼姓。如只叫艾伦·杜勒斯，或只叫杜勒斯。艾伦·杜勒斯的哥哥、著名的战争贩子、已故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通常被称为约翰·杜勒斯或称杜勒斯。他的第二个名字福斯特，取自他母亲娘家的姓。杜勒斯的外祖父就是那个曾经帮助日本侵夺我国台湾的美国老牌政客约翰·福斯特。 （柯贤伟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