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
李维汉
本文分以下五个问题来谈：一、争取领导权的两重斗争；二、正确地区分敌友，率领同盟者向着共同的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且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三、区分主要敌人和非主要敌人，利用矛盾，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四、区分主要同盟者和非主要同盟者，依靠工农联盟，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五、区分领导者和同盟者，发展工人阶级的独立政治力量，把同盟者提高到当前革命纲领的水平。
一 争取领导权的两重斗争
领导权问题，是革命统一战线最根本的问题。哪一个阶级掌握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就决定了革命走那一条道路，从而也就决定了革命的成败，以至革命的前途。
经过新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这是中国人民唯一能够走得通的康庄大道。中国人民已经胜利地走过了这条道路。中国人民所以能够胜利地走过这条道路，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争取了最广泛的同盟者，实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
中国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从阶级关系上讲，带有两重性质，表现为革命统一战线中的两个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同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 的联盟，主要是工农联盟；经过这个联盟，争取和实现工人阶级对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领导。一个是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经过这个联盟，争取和实现工人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的领导。在这两个联盟中，工农联盟是基本的联盟，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工农联盟愈巩固、愈强大，就愈有力量去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就愈有力量去孤立和分化大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革命的胜利就愈有可靠的保障。所以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从基本上说来，就是争取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壮大和巩固工农联盟的问题。这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只能是非基本的、辅助的联盟；但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又是一个重要的联盟。工人阶级必须积极争取这个非基本的联盟，才能掌握全部的领导权，而使工农联盟获得辅助力量，使大资产阶级完全陷于孤立，使革命的胜利获得完全的保障。中国革命的经验充分证明，工人阶级必须在巩固和壮大工农联盟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团结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才能有强大的和完全的领导权，使敌人完全孤立，取得革命的胜利。
建立和加强无产阶级领导权，是一个复杂的斗争过程，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道路，既同大资产阶级代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道路作斗争，又同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的旧民主主义道路作斗争的过程。而同旧民主主义道路的斗争，归根到柢，也是同殖民地半殖民地道路的斗争（这一点，后面还会加以论述）。
同民族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道路作斗争，主要是为了争取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同时也是为了争取民族资产阶级。
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如同我们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由于是一个过渡的阶级，它是有两面性的：就其好的、革命的一面说来，是其大多数群众在政治上、组织上以至思想上能够接受无产阶级的影响，在目前要求民主革命，并能为此而团结奋斗，在将来也可能和无产阶级共同走向社会主义；而就其坏的、落后的一面说来，则不但有其各种区别于无产阶级的弱点，而且在失去无产阶级的领导时，还往往转而接受自由资产阶级以至大资产阶级的影响，成为他们的俘虏”①。事情很明显，或者是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善于带领和教育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帮助他们脱离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影响，走上新民主主义道路，这样，就在政治上取得了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或者相反，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不善于带领和教育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至不能帮助他们脱离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影响，这样，就在政治上让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大资产阶级掌握了领导权，而使工人阶级被迫处于孤立地位。
在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爱国的阶级。他们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现代工业，形成了民族市场，同时传播了资本主义的文化，造就了一批新式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个基础之上，逐渐形成一个民主革命的政治力量。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在二十世纪之初，提出了三民主义的纲领，传播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思想，反对和孤立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思想，并且举行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最后终于实现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民的思想。它的历史意义是伟大的。但是，辛亥革命没有能够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世界的和中国的历史条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19年的五四运动尤其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进入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结束了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之下，伟大的孙中山和他的一部分战友，在1924年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义，把国民党改组为民族民主的政治联盟。这是中国国民党本身的一次划时代的革命，它对1924年到1927年的人民大革命，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可是，在孙中山逝世以后不久，当工农群众运动广大发展、革命走向深入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就表现了很大的动摇。当革命开始向土地革命发展，北伐军队进到帝国主义势力的生命线——长江流域及其心脏上海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终于附和了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就这样，民族资产阶级再一次用自己的行动向中国人民宣告，他们早已完全丧失了革命领导者的资格。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它的失败，说明了这条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旧民主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中国革命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只允许他们走殖民地半殖民地道路。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工人阶级日益成为强大的独立政治力量，它同样不允许中国走旧民主主义道路，而要力争经过新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十分软弱和动摇的阶级，而又处在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你死我活的斗争之间。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矛盾，不愿意中国殖民地化；同时又害怕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获得彻底的胜利，使中国成为人民共和国。所以，在中国进入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他们长期地摇摆于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之间，不能成为真正的独立政治力量，更不能独立地实现其政治主张。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参加了1924年到1927年的革命，而在1927年到1931年，却附和了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中华民族处在危急存亡关头，民族资产阶级又转向抗日，并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运动。在抗日战争时期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分子靠拢共产党，右翼分子依附国民党，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则在国民党顽固派和中国共产党之间，亦即在工人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之间，长期地采取了摇摆不定的中立态度。直到1948年，人民革命接近最后胜利，而国民党统治在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接近最后崩溃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的多数才开始正式转到人民革命方面来。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它的两重性，使得这个阶级在1927年的历史条件下，背离工人阶级，跟随大资产阶级；中间经过长期的中立和动摇，到1948年以后，在另一种历史条件下，转到跟随工人阶级。历史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在1926年的论断：
“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②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民族资产阶级丧失了革命领导者的资格，旧民主主义已经过时了，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天性却驱使他们长期地固执着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要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因此，在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就在统一战线内部和外部，长期地存在着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存在着新民主主义和旧民主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民族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幻想，曾经形成了一条所谓“中间路线”，或者叫做“第三条道路”。在日本投降以后，所谓中间路线，曾经喧嚣［xiāo］一时。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在当时，抗日战争既已取得胜利，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课题，就是建国和建什么国的问题。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要在中国继续保持和恢复他们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专政。广大人民，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按照当时的具体条件，争取建立一个能够保证中国的独立、民主、自由的各阶级的联合政府，以便逐步过渡到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民族资产阶级，则想使中国变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当时，国内的形势是这样：（1）蒋介石集团因为参加抗日，在人民中保有一定的影响；又因为只是消极抗战，并取得美国的援助，保存了反动武装力量；在日本投降后，又接收了大部分日伪军和敌占区，并且继续得到美国的大量援助，增强了反动武装力量。（2）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和人民解放区，经过八年的英勇抗战，已经空前强大起来，但是还处于分散的状态，还居于相对的劣势。（3）各民主党派，因为参加了抗日战争和民主运动，作为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已经形成起来，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一定的影响和发言权；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为了孤立共产党，又极力拉拢他们，暂时在政治上对他们作了某些让步，如同意他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允诺他们参加联合政府等等。这种情况，使得民族资产阶级的许多人陷入幻想，认为国民党消灭不了共产党，共产党也消灭不了国民党，中国非搞资产阶级民主不能得救，甚至幻想会获得来自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帮助。他们中的一部分政治代表人物企图站在国共两党之间，一方面利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来逼迫国民党向民族资产阶级让步，开放一些政权，实行一点民主，另一方面又利用国民党来限制人民革命力量，不使这个力量的发展超过他们所允许的范围。有些人甚至以为可以利用国共两党相持不下的局面，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有人就幻想要国共两党都把军队交给他们管理，实行所谓“军队国家化”和“文人掌军”。民族资产阶级的这部分政治人物，就是企图和幻想用这样的办法来达到使中国逐渐演变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目的。
中间路线或第三条道路，不但一般地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而且在当时条件下，在一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中也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在一部分民主党派中更占了上风。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中间路线具有两面性。中间路线分子们要求和平、民主，不赞成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这是积极的一面。但是，他们又对国民党蒋介石，尤其是对美帝国主义抱有很大的幻想，要求共产党作牺牲人民根本利益和根本阵地的让步，来向国民党换取和平、民主。他们害怕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而在人民群众中散布无原则的和平主义的幻想。他们不仅企图影响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企图影响农民。他们说，国民党和共产党代表两个极端，都是少数，只有中间路线能够代表一切处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即占全民族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这方面，中间路线不但表现了很大的软弱性，而且表现了很大的反动性。针对着这种情况，我们党在旧政协期间，一方面积极地团结和带领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一道，进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在斗争中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欺骗；另一方面，对中间路线分子的妥协性和反动性，则进行耐心的反复的说服和批评。经过这样的又团结又斗争，教育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使他们识破了美蒋所谓和平、民主的画皮；同时也争取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多数，在他们当中增强了左翼力量，缩小了右翼分子的影响。这样，也就打破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欺骗人民、拉拢中间势力、孤立共产党的企图，使美蒋反动派陷于孤立。
随着革命形势和革命力量的发展，中间路线的积极一面愈来愈缩小，而消极反动一面则愈来愈突出。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国民党统治区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潮也已经起来。“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③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政府在1947年10月下令解散民主同盟，其他民主党派也同时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不能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活动。各民主党派如果不愿意投降国民党反动派，就只有转到人民革命方面来，再不能幻想有所谓第三条道路了。同时，在我们党的影响之下，全国许多大城市都公开地进行了批判中间路线的辩论。所有这些又都推动和帮助了民主党派中的左派的斗争。1948年1月，在左派的推动之下，民主同盟在香港举行了三中全会，国民党民主派也在香港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它们和其他民主党派都先后转到新民主主义方面，都声明反美反蒋。1948年5月，我们党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没有反动派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迅速地获得了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响应。至此，中间路线已经完全宣告破产。少数右翼分子还不死心，还继续兜售这种货色，但这已经不折不扣地成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用来阻止革命前进、保存反革命势力的反动货色了。是一些什么货色呢？其一，是“新三国”阴谋。这就是妄想由共产党、国民党和各民主党派实行“天下三分”，划区而治，以便阻止人民解放军继续前进，保存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同时乘机捞一把。其二，是组织反对派。淮海战役以后，国民党主力已经消灭，人民的一统江山很快就要实现。美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军事斗争的方法来阻止，他们就一天天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这就是：一方面由国民党政府出面搞“和平”阴谋，另一方面利用既同革命势力有联系又同反革命势力有联系的某些民主党派的右翼分子，到革命阵营中来组织反对派，配合美蒋的“和平”阴谋，以便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就要尽可能带上温和的色彩，不要过多地侵犯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在中间路线已经完全破产之后，美蒋反动派却动员他们的御用政客和御用文人，装作所谓自由主义人士，在1948年，又唱起“第三条道路”的调子来。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尖锐地揭破了这种阴谋。毛泽东同志当时指出：“确是有这么一种‘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或非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他们劝告中国人民应该接受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就是说，应该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当作神物供养起来，以免这几种宝贝在世界上绝了种。但是他们决不是工人、农民、兵士，也不是工人、农民、兵士的朋友。”“既然敌人正在阴谋地用‘和平’的方法和混入革命阵营的方法以求保存和加强自己的阵地，而人民的根本利益则要求彻底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并驱逐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那末，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④
中间路线，实质上，就是早已过时的和行不通的旧民主主义，即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路线。它的结局，再一次地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政党如果幻想坚持这条路线，自以为这是以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运动，那他们就必然要落到最不独立的地步，同1927年附和蒋介石反革命一样，变成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助手，走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道路。所以，我们批判中间路线，同民族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进行斗争，归根到柢也就是同大资产阶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道路的斗争。我们党必须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才能帮助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脱离旧民主主义的影响，巩固工农联盟，也才能争取民族资产阶级本身，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将革命进行到彻底的胜利。
大资产阶级，因为是一个卖国的阶级，是凶恶的敌人，在人民中不可能有多少威信。但是，大资产阶级从来不放弃其欺骗人民的手段，特别是当革命已经到来，他们不能照旧控制局面的时候，便摇身一变，同革命者讲妥协，甚至混入革命队伍，以便利用革命队伍中的动摇的阶级和人们，从内部破坏革命，夺取革命的果实。所以大资产阶级又是篡夺革命领导权的能手。远在辛亥革命期间，资产阶级立宪派，即资产阶级的上层部分，就和封建豪绅互相勾结，以各省谘［zī］议局为阵地，利用革命派的软弱性，在半路上篡夺了革命的领导，以致这次革命的结局，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立宪派和封建地主阶级手中。在这个基础上，袁世凯窃国得以成功。在1924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期间，大资产阶级以蒋介石为工具，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并且利用中国共产党内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统治，篡夺了北伐战争的领导权，把中国拖到了绝境。在抗日战争时期，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不但积极地拉拢民族资产阶级，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进行欺骗，而且竭力限制进步势力的发展，力求削弱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以便夺取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作为对日投降、对内分裂的准备。只是因为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采取了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大大地发展了进步势力，争取了中间势力的多数，并同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大资产阶级的这种企图才没有得逞。
为什么大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能够一再篡夺革命领导权，破坏革命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比较重要的有下列几点。
第一，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中国的矛盾，以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某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团，在一定时期内，往往以某种革命的姿态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参加反对某一个或某一派帝国主义和国内另一派反动势力的斗争。例如：辛亥革命期间，资产阶级立宪派参加收回权利运动以至附和反清运动；辛亥革命以后南方的某些大资产阶级分子参加孙中山反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斗争，以及后来参加北伐战争；蒋介石集团参加抗日战争，等等。这使得他们有可能从内部篡夺领导权，破坏革命。
第二，中国资产阶级分化为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是一次完成的；它们之间的界限不是绝对的，而是常常有新的分化。这种分化过程，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经过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实践，逐步地显露出来。伟大的五四运动揭露了北洋军阀统治中的买办阶级；五四运动以后揭露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分化，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人投入了大资产阶级的怀抱；1925年的五卅运动，上海工商界分化为大资产阶级掌握的总商会和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1927年蒋介石国民党的叛变，更是一次明显的分化。就国民党说，这一次叛变，把继承孙中山革命政策的民主派压下去，而使这个有光荣革命历史的政党，变成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工具。所以，中国资产阶级分化为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人处在两部分资产阶级之间，并且由这一部分转到另一部分，人民一时摸不清他们的底细，所以容易被他们蒙混过去。
第三，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是有两手的：一手暴力镇压，一手政治欺骗。蒋介石在这两个方面，可以说是集大成者。他把反动的武装力量发展到空前的地步，在统治中国的二十二年间，就打了十几年反革命内战。同时，他又耍了许多政治欺骗，特别是在人民革命力量强大或者他自己的统治发生危机的时候。1927年以后，蒋介石彻头彻尾地背叛了孙中山的主张和事业；但是他在表面上，始终把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旗帜抓在手里，把自己装扮成孙中山的继承人。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和反对国民党卖国政策的怒潮，蒋介石见人民怒潮难当，宣布“下野”；一旦避过了风头，又重新上台，再把人民运动镇压下去。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为了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党专政，在表面上站在国内各阶级矛盾之上，口口声声“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把自己装扮成
“民族领袖”；但实际上却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日本一投降，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就下定决心并且积极地准备发动大规模反革命内战；但是他又假情假意地连发三个电报，邀请毛泽东同志去重庆谈判，表现得那么“迫切”，随后还和我们一道开了政治协商会议，达成了一些协议。1946年下半年，蒋介石实际上已经发动了全面内战，但是同时又演出改组国民党政府的把戏，企图把中间势力拉过去。淮海战役以后，蒋介石统治眼看就要覆灭，他又重演“下野”和“和平”谈判的故技。蒋介石这一套欺骗做法，在没有被彻底揭穿以前，确实能够欺骗一些人，尤其能够吸引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使他们对他存有幻想。
大资产阶级在施行政治欺骗方面，还有帝国主义撑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历来也是采取武力进攻和政治欺骗两手。英、美帝国主义就是政治欺骗的老手。英帝国主义不但首先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而且在1927年用分化革命阵线的办法，策动了蒋介石的叛变。尤其是美帝国主义，更加注重文化和精神方面的侵略，它在中国办了许多学校、医院和教会，吸收了许多中国留学生。就是政治上，美帝国主义也善于把侵略说成是友谊。后起的美帝国主义，为了取得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同等侵略中国的权利，提出“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政策，口口声声说是“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为了对付日本，也为了扶植走狗蒋介石，以便在战后独占中国，它给了国民党政府一些钱，但它却大肆宣传，把这说成是“援助中国抗战”的恩惠。美帝国主义的这些活动和宣传，并不是没有效果的。在一部分中国人民中，尤其是许多知识分子中，曾经造成了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这种影响，在抗日战争时期和日本投降后的一段时间，曾经发展到最高峰。正是仗恃着这种影响，美帝国主义在日本投降后，进行了所谓调停国共两党的活动，企图欺骗中国人民，软化中国共产党，帮助蒋介石不战而统治全中国。这个把戏没有能够欺骗中国共产党，但在当时，确实有许多中间人士受了骗。
第四，帝国主义和中国大资产阶级的欺骗做法，在中国人民中还有一定的社会基础，这主要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势力。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有矛盾的一面，又有联系和依赖的一面。正是这些人，曾经对于国民党反动派，对于英美帝国主义，存有很多幻想。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运动和抗日战争，一般是比较积极的，但是许多人却抱有浓厚的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民族资产阶级的多数不满意蒋介石的反动独裁，但是许多人又不愿抛弃对蒋介石的幻想，更不愿根本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至于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那更是许多人不赞成的，因为他们同封建土地制度有密切的联系。所以，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还着重指出，国内外反动派给予中国人民的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⑤。
以上几点说明了，工人阶级为要争取和巩固自己的领导权，特别是为了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人士，不仅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道路进行坚决的斗争，更必须同大资产阶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道路进行坚决的斗争，彻底地揭露和扫除其反动影响。
工人阶级对于大资产阶级，根本地说，不可能有领导权，因为他们是革命的敌人。即使在某种历史条件下，大资产阶级暂时参加到统一战线中来（如蒋介石集团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同工人阶级之间，仍然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这个时候，只有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采取正确的政策，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够孤立他们，逼迫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就范。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逼迫蒋介石留在抗日统一战线之内，直到日本投降为止，就是一个范例。就这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领导作用。
关于争取领导权的斗争，说到这里为止。下面，我们将从四个方面，来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经验。这四个方面就是：正确地区分敌友，率领同盟者向着共同的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且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区分主要敌人和非主要敌人，利用矛盾，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区分主要同盟者和非主要同盟者，依靠工农联盟，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区分领导者和同盟者，发展工人阶级的独立政治力量，把同盟者提高到当前革命纲领的水平。
二 正确地区分敌友，率领同盟者向着共同的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且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一开头就这样指出：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⑥
首先要正确地区分敌友，认清敌人，确定革命对象。
中国民主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个命题，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逐渐明确、逐渐完备起来的。
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最基本的任务。这个革命，早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就开始了。但是，在资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整个时期中，没有明确地提出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口号。辛亥革命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是，孙中山和他的战友在当时，还没有意识到真正的民主革命必须是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孙中山虽然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中国的民主革命，但是在他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以前，不能在人民斗争的基础上把革命继续向前推进。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向前发展了孙中山没有完成的事业。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情况，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口号。这两个口号正确地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代表了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因此，能够动员和团结最大多数人民进行长期的持久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这样明确地和鲜明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口号和纲领，并且只有中国共产党数十年如一日地高举着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大旗，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中国共产党就能够贯彻始终地把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责任担负在自己的肩上。
如上所述，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大资产阶级，依附帝国主义和勾结封建势力，属于民主革命的对象；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有革命性一面，又有妥协性一面，是能够参加民主革命的动摇的同盟者。中国革命的经验证明，能否正确地区分资产阶级的这两个部分，对于分清敌友，对于革命的胜败，对于领导权的得失，都具有严重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以前，由于政治经验不足，尤其是由于某几个时期中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很多时候都没有能够正确地区分资产阶级的这两个部分。右倾机会主义者笼统地把资产阶级当作革命力量。“左”倾机会主义者则反对整个资产阶级，把民族资产阶级也当成革命对象，并且强调反对富农。毛泽东同志区分了买办性大资产阶级和两面性的民族资产阶级，把买办性大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作为三大敌人，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完整的革命口号。关于富农，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的旧式富农一般地带着封建和半封建性质的剥削，对于旧式富农的这种封建和半封建性质的剥削是应当消灭的，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不废除富农经济，不应当过早地采取消灭富农的政策。这样，毛泽东同志就完全正确地解决了团结谁和反对谁这一决定革命胜负的首要问题，给中国人民指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
正确地区分敌友，确定了革命的对象和目标之后，党的任务就是要善于率领同盟者，向着共同的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且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工人阶级要实现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就必须自己最坚决最勇敢，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头；就必须独立地领导革命斗争；决不可把民主革命看作资产阶级的事情，袖手旁观，或者甘心充当资产阶级的助手和苦力。同时，工人阶级决不可孤军作战，而必须善于争取和率领同盟者一道，去向敌人作斗争。并且必须正确地掌握战略和策略，逐步地取得胜利，才能巩固群众的斗志和信心，争取最广泛的同盟者，把革命一步一步地推向前进。
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为要在同敌人斗争中取得胜利，第一必须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策略上和战术上重视敌人；第二必须熟悉一切斗争形式，尤其要善于掌握武装斗争和非武装的政治斗争两手；第三必须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分化和瓦解敌人。这几点是我们党同敌人作斗争的重要经验。如果我们党不是这样正确地进行对敌斗争，也就不可能把一切可以争取的同盟者争取过来。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同志曾经反复地指出，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敌人对革命的镇压是极为残酷的，中国革命必须经过长期的和残酷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革命力量如果不能在长期的残酷的斗争中锻炼和发挥自己的顽强性，就不能坚持自己的阵地和夺取敌人的阵地，就不能聚积和锻炼成足以最后战胜敌人的力量。那种以为中国革命力量瞬间就可以组成，中国革命斗争顷刻就可以胜利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我们必须充分地估计到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反对革命急性病和冒险主义倾向。同时，毛泽东同志又反复地指出，敌人的基础是虚弱的，他们内部分崩离析，他们脱离人民，他们已经腐烂，没有前途。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我们有信心和有把握战胜中国的一切内外敌人，必须反对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和害怕敌人的倾向。所谓反动派不能打倒的神话，在我们的队伍中不应当有它的位置。后来毛泽东同志又把这两方面的估计概括起来，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和在战略上应当藐视敌人，在策略上战术上应当重视敌人的思想。毛泽东同志说：
“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⑦
“如果我们在全体上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因而不敢推翻他们，不敢胜利，我们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不采取谨慎态度，不讲究斗争艺术，不集中全力作战，不注意争取一切应当争取的同盟者（中农，独立工商业者，中产阶级，学生、教员、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一般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和开明绅士），我们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⑧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思想，概括了在中国革命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成功的经验，又概括了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的错误的和失败的经验，是这两方面的经验的综合。也就是说，它和毛泽东同志的其他思想一样，是在中国革命实践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也是在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其他劳动人民，其中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本文所称城市小资产阶级，一律指独立工商业者，不剥削人而又受人剥削的脑力劳动者和广大青年学生。
**本文所称民族资产阶级，包括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以及它们的知识分子。
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50页。
②《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5页。
③《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43—1244页。
④《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82、1383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81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页。
⑦参看《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一文题解。《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90页。
⑧《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67—1268页。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