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揭穿资产阶级“全民福利国家”的谎言
汪友泉
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开始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吹嘘成为“福利国家”。近年来，美国肯尼迪政府和英国工党分子又大事标榜“全民福利国家”。“全民福利国家”的丑恶本质究竟是什么呢？
1929—1933年，当整个资本主义国家都被卷入经济危机时，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开始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家”如马歇尔和庇古之流的经济处方，以及当时所盛行的自由放任主义的思想，都不能解决资本主义国家大批失业和工人阶级日益贫困化的问题。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这时候，出现了一批政治上的改良主义者，他们打起社会改革的旗帜，寻求在政府的援助下作一些点滴的改良，来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斗志，企图阻挠无产阶级革命，以挽救垂死的资本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垄断资本的空前发展，促进了和加速了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尖锐化。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垄断资本集团被迫采取一种绥靖政策，即除了使国家担任阶级镇压的工具外，还让它增加一些微不足道的公共福利任务，诸如发展教育卫生、负责公用事业、主持社会保险、参与工资评议、控制垄断价格，等等。就在这些小恩小惠上，他们竭力鼓吹“全民福利国家”。其实，这种“救济性”的福利，乃是资本积累的必然后果。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资本有机构成日趋提高，结果产生了相对人口过剩和大量的产业后备军。为了保持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资产阶级国家迫不得已采取一些救济贫困的措施；而这种小恩小惠的政府“救济”，最终仍然大部分转嫁到工人阶级身上，在英美等国，像社会保险、失业救济等基金的筹集，绝大部分都是从劳动者工资中克扣来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垄断资本集团还收买一批御用学者、改良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来制造一些“福利国家”、“民主社会主义”等的虚伪理论，企图破坏和分裂工人运动。
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为了掩饰国家机构是垄断组织的工具这一事实，就完全否认了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性，把它描绘成为关心全民福利，保证社会和谐的“超阶级”的中立机构。他们把国家和垄断组织相结合的过程说成是资产阶级国家限制垄断组织势力扩张的过程，而把这种国家维护垄断资本家的利益说成是国家保障一切阶级和全体公民的利益。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捏造了各式各样的理论，企图证明国家的本质正在发生变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消除。右翼社会党人和英国工党分子就开始宣传似乎凭借这种“福利国家制度”，资本主义就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了；而美国的一批凯恩斯主义分子则大事吹嘘“福利国家”可以提供经济繁荣和充分就业。
二
1837—1849年，在英国宪章运动的提倡普遍选举的宣传中，就已经有了“福利国家”思想的萌芽。这些思想的公开鼓吹者是费边派。费边社是1884年在伦敦创立的一个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集团，他们假借“社会主义”的幌子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费边派所提倡的“市政社会主义”，就是把“社会主义”仅仅看作是一些市政企业和福利机构的扩展。他们认为学校、医院、公园、图书馆、养老院等的建立，就标志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市政府直接经营自来水、煤气、电车、供电等公用事业，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外壳内的“一点一滴”的成长。这种“市政社会主义”的目的，无非是企图论证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福利国家学说”的理论渊源与英国剑桥学派的马歇尔、庇古以及后来的凯恩斯有密切的关系。马歇尔力图找出一种对经济福利问题进行数量测量的分析工具，因此他创造了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这两个概念。在马歇尔的理论基础上，庇古发展了边际私人纯产品和边际社会纯产品概念。这些概念曾被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广泛地应用于经济政策问题的分析中。庇古在他1920年所著的《福利经济学》中认为，国民产品量越多，社会福利水平也越高；国民收入分配越平均，社会福利也越大。庇古第一次从理论上论证在经济体系中实现经济福利最大值的可能性。他还提出了许多政府干预经济的方案，主张在经济危机和失业时期，由政府采取适当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此外，在具体措施中，他主张征收累进税、规定垄断价格和控制公用事业等。
有人认为“福利国家学说”的真正发展是从凯恩斯开始的。凯恩斯在他1936年所著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创始了一种决定国民收入和就业水平的理论。虽然凯恩斯在他的《通论》中没有明确地提到“福利国家”这个名称，但是他在这本书的第二十四章中提出：“我们生存其中的经济社会，其显著缺点，乃在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财富与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①
凯恩斯认为失业是由于社会总需求的不足。这种总需求是由消费和投资两部分构成的。由于人们喜欢储蓄的心理倾向，所以对于消费品的需求就会不足；同时由于利润率的普遍下降和利率的过高，所以对企业主来说，就缺乏足够的投资引诱。因为消费习惯比较稳定，所以要想提高就业量，主要须靠政府对投资的调节。为此，他一方面主张压低利率、实行通货膨胀、降低实际工资等办法来刺激私人投资，另一方面又提倡政府举办公共工程、增加军事预算和其他非生产性开支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凯恩斯的这种“就业论”为以后资产阶级国家利用经济军事化来消灭危机和失业的反动理论开了先河。
在财富和收入的重新分配方面，凯恩斯主张以累进税等改良主义办法来均衡收入，从而减少富人储蓄，提高社会消费需求。凯恩斯的理论和分析工具已成为现代资产阶级“福利国家学说”的主要支柱。
三
英国工党分子本来是遵循费边派“市政社会主义”路线的。费边派创始人之一韦勃曾经为英国工党拟订了第一个纲领
（1918年），宣扬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等论调。自从凯恩斯主义问世后，英国工党分子立刻将它吸收到他们的思想体系中去。柯尔和斯特拉彻都宣称资本主义可以通过凯恩斯主义而过渡到“社会主义”；克罗斯兰则胡说过去相信社会主义的开明人士现在却认为“凯恩斯主义加改良的资本主义加福利国家”②是切实可行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工党分子又重新标榜“民主社会主义”，工党“理论家”拉斯基和莫利逊等都把资产阶级国家说成是“保证福利的国家”，“为社会服务的国家”。1945年，英国工党上台后，又将他们的赋税政策、社会保险政策、资本主义国有化等吹嘘为“福利国家”的措施，希望通过这些措施过渡到“民主社会主义”。最荒谬的是他们甚至把军备竞赛和经济军事化，也说成是“福利国家”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利益而进行的活动。
当前，在美国，“福利国家学说”的热烈鼓吹者是凯恩斯主义的“权威”汉森，这个垄断资本的忠实奴仆历任美国国务院、社会安全咨询委员会、联邦准备委员会等机关的顾问。汉森认为“福利国家主要是收入的重新分配者和私营企业产品的大买主”③，“福利国家”还给充分就业计划提供了稳固的基础。他把政府为了维护垄断组织的巨额利润而不断增加它对私营企业产品的收购吹嘘成为“公私混合经济”的发展。他认为在这种“混合经济”中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国营企业并没有显著的增长，而“福利国家”却在继续不断地成长。汉森死心塌地地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强调政府只应大量支出款额，至于生产，主要还是私营企业的任务。汉森恬不知耻地吹嘘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高度“繁荣”和“充分就业”，认为“福利国家”的一些措施（如累进税制、社会保险、农业津贴等）对于经济的稳定起着很大的作用，还把资产阶级国家笼络工人的一些措施（如住房建筑计划、农村电气化、政府信贷和储蓄保险等）看作是“福利国家”的标志。
汉森的学生赛谬尔逊是肯尼迪的经济顾问，现在正和贝格森一起虚构一种“社会福利函数”。根据他们的看法，社会福利事实上并不能取决于消费者自己，而应是政府决策者的一个主观判断。
“福利国家学说”不仅在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界中广泛流行，并且还引起修正主义者的共鸣。美共右倾机会主义者彼特曼在1957年10月发表了一系列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竭力赞扬“全民福利国家”的措施，并且一再强调“福利国家”是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和平过渡阶段。彼得曼宣称：在国际上，现在是和平共处的阶段；在国内，则是建立“全民福利”的国家。他企图以这种谬论来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四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也愈益加深，危机和失业也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紧密相随的伴侣。汉森之流无视现实，妄自吹嘘“福利国家”能够提供充分就业。事实胜于雄辩，根据最近美国官方所发表的失业人数统计，自1958年起，完全失业者总数一直占劳动力的5．5％以上；1958年失业者平均总数为四百六十八万人，占全部劳动力的6．8％。即使在比较“繁荣”的1959年，失业人数也有三百八十一万人，占全部劳动力的5．5％。1961年头十个月，失业竟超过五百万大关，占全部劳动力的7％，达到三十年代美国大危机以来的最高峰。至1961年底，美国失业者总数为四百万，靠救济金度日的也达七百五十万人。必须指出，美国官方所发表的失业人数，较实际情况，大为缩小。在政府失业统计中，并不包括半失业者、从学校刚毕业的学生、因生病或请假而没有工作者、工厂暂时解雇者、复员军人等。即使采取这种遮掩手法，失业大军在扩军备战的情况下，仍然有如上述。肯尼迪竟然规定一个所谓“合理”的失业率——4％，在最近十年中，这个“全民福利国家”的失业人数从未降到这个“合理”标准。
在凯恩斯主义基础上的“福利国家”措施，除了企图保证充分就业以外，还企图通过租税政策来重新分配收入。实际上，收入的分配是由生产资料的分配来决定的。在不变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条件下，以租税手段来平均分配收入，完全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想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租税制度是纯粹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资本家可以通过逃税、转嫁等办法，将大部分租税负担搁在劳动人民的头上。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大部分从工资中预扣）从1958年（财政年度，下同）的二百七十亿美元增加到1961年的三百三十亿美元，增加22％；最欠公平的间接税（消费税）在同一时期也由一百零八亿美元增至一百二十一亿美元，增加12％；而公司利润税则仅从二百零五亿美元增至二百一十八亿美元，只增加6％。在这种税收政策下，工资及薪金从1958年的二千三百九十八亿美元增加到1960年的二千七百十三亿美元，它们在全部可支配的个人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仅增长了1％；而利润和利息的收入则从1958年的三百三十四亿美元增加到1960年的四百零三亿美元，它们在全部可支配的个人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却增加了10％④。美国经济学家维克托·佩洛在最近发表的《财政上的掠夺》一文中更揭露了美国税收制度的劫贫济富的本质，他说：“自从1930年以来，政府就用尽各种办法向工人榨取捐税，而同时却合法地耍尽种种花招来免除亿万富翁们的纳税负担。”他以具体数字证实了这种情况，并指出：“联邦预算已经变成每年从工人阶级那里拿走三百亿美元重新分配给资产阶级的一种工具。”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国家的税收政策不但不能导致财富和收入的平均分配，反而使贫富之间的鸿沟更为加深。
根据汉森的见解，“福利国家”的重要任务，除了提供充分就业、重新分配收入以外，剩下来的就是大量购买私营企业的产品了。美国联邦政府虽然也为保健、教育、公共造屋计划等福利事业购置一些器材设备，但是巨额收购的主要对象无疑地是军事定货。这从美国联邦预算支出的统计数字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⑤：财政年度 预算支出总数 军事支出 劳工及福利支出
（单位：百万美元）
1958年 71，369 44，142 3，447
1959年 80，342 46，426 4，421
1960年 76，539 45，627 4，419
1961年⑥ 81，503 47，402 4，949
上表所载的劳工及福利支出，除1961年外，都不到军事支出的十分之一，仅占预算支出总数的4％—5％左右。根据1962年肯尼迪的预算咨文，美国1963年财政年度的保健、劳工和福利计划的预算开支（估计为五十一亿美元）虽略有增加，但军事开支却剧增到五百二十七亿美元，计为福利开支的十点三倍。
汉森在《美国的经济》一书中所吹嘘的“福利国家”的发展，原来就是军国主义的迅速增长。在当前资本主义已经发展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国家机构完全从属于垄断资产阶级，而垄断资产阶级也就充分利用“国家”这个工具来使自己发财致富，军事开支正是他们攫［jué］取巨额利润的重要源泉。佩洛指出：“目前联邦预算的82％已经滚入大企业的腰包，而新预算草案在国会正式通过时大抵会使这种情况变本加厉。”去年，肯尼迪上台后，一面大吹大擂“全民福利国家”，一面疯狂地进行扩军备战。目前，国民经济军事化已成为肯尼迪政府大事吹嘘的“全民福利国家”的主要内容。所谓“全民福利国家”“‘调节经济生活’的结果是给工人（和一部分农民）造成军事苦役营，给银行家和资本家建立起天堂。”⑦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17页。克罗斯兰：《社会主义的未来》，1957年伦敦版，第115页。汉森：《美国的经济》，1957年纽约版，第149页。资料来源：租税—《联邦储备公报》，1961年9月号；收入—《最近商情调查》，1961年6月号。资料来源：《联邦储备公报》，1961年9月号。1961年的数字为初步估计数字。《列宁全集》第25卷，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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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汉语拼音方案促进了兄弟民族文化的发展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 傅懋勣
帮助少数民族创造和改革文字，是党的民族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这项任务完成得好，可以推动社会主义民族文化的迅速发展。
从1950年起，党和政府就指定有关部门培养民族语文干部，并在个别民族中摸索创造和改革文字的经验。1956年全面展开了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以及帮助少数民族创造、改革文字的工作。到1959年年底，已经帮助僮、布依、苗、彝、侗、哈尼、傈僳、佧佤、黎和纳西十个民族创造了文字，帮助维吾尔、哈萨克、傣、拉祜和景颇五个民族进行了文字改革。在上述十五个民族中，除了傣、拉祜和景颇三个民族的文字是在原有字母基础上进行改革的以外，其他十二个民族在创造或改革文字的时候，都需要选择一套字母来设计文字方案。这在当时产生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采用什么字母形式，一个是用什么字母表示什么音。
1956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经过全国范围的广泛深入的讨论，汉语拼音方案于1957年11月经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六十次会议通过，并于1958年2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同时，党也明确地提出了正确处理汉语拼音方案和少数民族创造、改革文字的关系方面的政策。1958年1月，周总理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说：“今后各民族创造或者改革文字的时候，原则上应该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并且应该在字母的读音和用法上尽量跟汉语拼音方案取得一致。”这项政策，体现了我国许多兄弟民族的意愿和要求。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六十三次会议讨论同意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设计字母的五项原则，就是贯彻这项政策的一些具体原则。这些政策和原则，受到了广大少数民族人民的欢迎。这是因为，我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国家，各兄弟民族已经建立了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需要创造和改革文字的民族，都希望使自己的文字方案在字母的形式、读音和用法上，尽量跟汉语拼音方案取得一致，以便文化交流，互相学习。
由于有了明确的政策和原则，少数民族创造和改革文字的工作就大大地向前推进了。在汉语拼音方案确定以前试行的少数民族文字方案，又根据确定后的汉语拼音方案进行了修订工作。在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以后设计的侗文方案和维吾尔、哈萨克新文字方案，都坚决贯彻了上述的政策和原则。这就是说，有了汉语拼音方案这个共同的基础以后，少数民族文字方案就设计得更加完善了，更加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了。
各少数民族语言，都有很多基本的语音跟汉语普通话相同或相近。比如，绝大部分少数民族语言都有同汉语拼音方案中b、p、m、f、d、t、n、l、g、k、ng、h、j、q、x、s、a、e、o、i和u相同或相近的音，许多语言还有zh、ch、sh、r、z、c，有些语言也有ü。这些共同因素的存在，奠定了在字母设计上互相取得一致的基础。现在凡是需要创造或彻底改革文字的少数民族，在他们的语言里，只要有跟汉语相同或相近的音，基本上都用汉语拼音方案里相当的字母表示。这样做，使若干民族语言中的近期汉语借词写得跟汉语拼音方案相同或近似，给吸收和书写汉语借词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例如，在僮、布依、苗、侗、哈尼、佧佤等文字里，“干部”都写ganbu，“部队”都写budui，“会议”都写huiyi。很显然，各民族语言的共同成分用相同的形式表示，对于民族语文的发展和互相学习，都是非常有利的。可是，如果没有汉语拼音方案这个共同的基础，各民族只根据自己的语言情况来考虑，就得不到这样的好处。比如，在汉语拼音方案确定以前，有些僮语文工作同志根据僮语基础方言没有“攵”“ㄊ”“ㄎ”，而有“勹”“ㄉ”“ㄍ”和浊塞音［b］、［d］的情况，曾经建议用p表示“勹”，用t表示“ㄉ”，用k表示“ㄍ”，用b、d表示浊塞音［b］、［d］。单就僮语来考虑，这本来是合适的。可是按照这种设计方法，汉语借词“干部”就要写成kanpu，“部队”就要写成putui。虽然都是拉丁字母，但是p、t、k、b、d等字母的读音跟汉语拼音方案不同，这不仅不能完善地反映和促进共同成分的增长，反而会给汉、僮两族互相学习和文化交流带来困难。可见在汉语拼音方案未定案的时期，没有一个确定的共同的标准，就容易产生这一类的情况。汉语拼音方案诞生后，我们在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少数民族文字中，贯彻汉语借词按照汉语拼音方案书写的原则才有了实际可能。即使有些民族文字，一部分汉语借词，由于在人民群众口语里的实际读音跟汉语普通话的距离较大，还不容易写得同汉语拼音方案完全一致，现在在字母的读音和用法上先取得一致，也给将来把这一部分借词写得同汉语拼音方案一致创造了条件。
当然，在少数民族语言里，还有许多跟汉语发音不同的词。对这些词，只要采用相同的字母来表示，也可以给互相学习带来很大的便利。例如：僮文布依文 侗文 苗文（黔东） 哈尼文
“厚”［hòu］na nal dab tul“我”［wǒ］gou yaoc wil
ngal
“他”［tā］de maoh nenx aqyoq在这些词里，除了v按照汉语拼音方案的规定用来拼写少数民族语言的齿唇音，僮文、布依文和苗文的e读如汉语拼音方案ie、ǖe的e以外，声母和韵母的读音都是跟汉语拼音方案相同的。只要再知道僮文韵母后边不加声调字母读什么调，侗文、苗文、哈尼文韵母后边的l、c、h、b、x、q本身不发音，各表示什么声调，就可以按照汉语拼音字母所表示的音拼读了。这不只对汉族学习这些民族的语文有利，而且对这些民族学习汉语拼音方案和运用汉语拼音方案学习汉语文，也很有好处。
在少数民族语言里，也有一些音是汉语拼音方案里没有的。这是民族语言的语音特点，也应该在文字上表达出来。表达的方法可以在汉语拼音字母的基础上设计。例如，汉语普通话里就没有同傈僳语、哈尼语里b、d、g相当的浊音。傈僳文和哈尼文都用重写的bb、dd、gg来表示这一类音。可以比较以下的词：
傈僳文
bo枪 do回（声） go山
bbo写 ddo出 ggo拾
哈尼文
bieiv（注）剪裁 dav快（锋利） gav耙
（田），梳（头）
bbieiv 剁 ddav上（动词） ggav冷
（注）哈尼语有松元音和紧元音的分别，在松元
音后边加上v就读紧元音，v本身不发音。又如，汉语拼音方案里没有表示比a闭一些、比?开一些的前元音，也没有同o相当的前圆唇元音，而在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里有这两个元音。它们在维吾尔和哈萨克新文字方案里都用?、?表示。可比较以下的词：
新维吾尔文 新哈萨克文
“头”bax “（你）拿”（命令式）al
“五”b?x “力量” ?l
“火”ot “火” ot
“胆”?t “胆” ?t
根据以上所谈的情况，我们体会到，在少数民族创造和彻底改革文字的工作中贯彻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共同基础的原则，有三个主要内容：一是以拉丁字母为基础，而不是以其它字母形式如阿拉伯字母为基础；二是少数民族语言里和汉语相同或者相近的音用汉语拼音方案里相当的字母表示；三是少数民族语言里有而汉语普通话里没有的音，可以在汉语拼音字母的基础上，设计表示的方法，如果几个少数民族语言有一些共同的语音是汉语普通话所没有的，也应该尽量用相同的方法表示。总的精神是兄弟民族语言跟汉语的共同成分，尽量用共同的形式来表达，兄弟民族语言里特殊的成分，在共同的基础上，设计适合于具体语言的表达方式。这样就正确地反映了我国语言的客观实际，既促进了共同性，也表现出差别性。只有这样的文字才能保证兄弟民族语言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充分发挥作用。
汉语是世界上历史悠久、文献丰富、高度发展的语言之一。在我国，汉语不仅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比较发展的汉族的语言，而且是国内各民族的共同交际语。因此，学习和使用汉语、汉文也日益成为各兄弟民族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目前，在我国不只那些在历史上早已选用汉文的兄弟民族正在努力学习汉语文，许多创造了文字、改革了文字和继续使用原有文字的兄弟民族，也展开了群众性的汉语文学习。汉语拼音方案在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也跟在汉族地区一样，成了学习汉语文的最有效的辅助工具。当然，有些少数民族群众不懂汉语或者汉语程度较低，在学习汉文时还必须同时学习汉语。他们学习汉语文有较多的困难，可是初步试验的效果说明，汉语拼音方案在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方面也起着积极的作用。
在不通用或很少通用汉语的民族地区，有些兄弟民族还把汉语拼音方案的作用扩大了，就是不只拿它来注音，并且拿它来注义。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和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三工作队及第四工作队，曾经分别在景颇族和彝族的个别地区试验了这种方法。他们在汉字上边用汉语拼音方案注音，在汉字下边用汉语拼音方案拼写当地民族语来注解意义。对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声韵母所不能表达的民族语的音，在汉语拼音字母的基础上设计双字母来表示，效果很好。他们在云南弥勒县做过一次小试验，即以生产生活为内容，编写了文意深浅相近、生字数目相同的三种课文。第一种只有汉字，第二种只注音，第三种注音注义。在程度相同的五个学员中试教的结果：使用第一种课文，需要教三十二遍；使用第二种课文，需要教二十一遍；使用第三种课文，只需要教十六遍。过后测验的结果，第三种课文，每个人都能读、讲、认、写；第二种课文只有三个人能读、认、写，而大部分不能讲解；第一种课文只有两个人能读课文的一半，能讲解的部分和能认能写的字很少。以后他们就编写注音注义的课本进行教学，受到群众的欢迎和支持。在不大懂汉语的地区采用这种办法，因为字的形音义相结合，不仅学得快，学得踏实，而且可以靠注音注义的工具无师自通。这就适应了农村师资不足和生产紧张的需要。
此外，汉语拼音方案在少数民族文化领域内还有更广阔的用途。比如，有些少数民族用它创作本族语言的诗歌，用它来记录、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民间文学。我们应该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继续试验、研究，使它在促进少数民族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上，起到更大的更广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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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除莠剂的应用
刘巽浩
杂草是农作物的一大祸害。曾有人从三千多个试验中得出，杂草平均降低了作物产量21％左右。据统计，1950年美国因杂草而损失了三十亿美元，比病害和虫害加在一起的损失还多七亿美元。为了迅速有效地防除杂草，近十几年来，世界各国对除莠［yǒu］剂的应用有了飞跃的发展。
除莠剂就是用来防除杂草的化学药剂。十九世纪末叶以后，曾有人试图利用一些无机盐作为除莠剂。1932年法国的特里佛和巴斯达克建议用2，4-二硝基酚除杂草，但实际应用不广。一直到1942年发现了2，4-滴（2，4-二氯苯氧乙酸）和二甲四氯（2—甲基—4氯苯氧乙酸）等类似生长素物质以后，除莠剂的发展才大大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英、美、德、瑞典、挪威、日、奥、苏、捷、匈等国，除莠剂的应用有了迅速的增加。到1955年，英国施用除莠剂的面积约达谷物播种面积的22％，挪威30％，瑞典15％，新西兰39％。日本在1949年除莠剂使用量只有八十一吨，施用面积只占谷物面积的3％（包括水稻），到1955年已发展到九百二十一吨，占谷物面积的34％。据报道，目前美国生产和使用除莠剂占世界第一位，1959年生产了主要用来消灭谷物中双子叶杂草的2，4-滴二万七千四百吨，用来消灭混杂的灌木或木本的2，4，5-涕（2，4，5-三氯苯氧乙酸）四千七百吨，施用面积约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25％左右。在美国的许多州里，农业上的支出用于除莠剂的，仅次于技术装备和肥料，占第三位。从全世界来看，1949年共约有2．9％的谷物面积施用了除莠剂，1955—1956年度约为5．5％。
除莠剂发展得这样快，主要是由于很多重要的除莠剂效果好，方便，无毒，作用范围广，可以应用于农田、果园、菜地、沟渠、森林、牧场、交通线以及各种建筑物上。而且像应用最广的2，4-滴等，又往往是化学工业的副产品，成本很低，便于推广。
根据我国东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在红星、九三等国营农场试验的结果，如果施用恰当，一般2，4-滴对非禾本科杂草的平均杀草率在60％—80％左右。全苏肥料与农业土壤研究所在燕麦地上试验的结果是，每公顷喷施一公斤2，4-滴钠盐的有效物质以后，杂草大为减少，产量从未喷施的十七点三公担增加到二十三点六公担。苏联许多大面积的生产试验证明，一般使用2，4-滴以后，每公顷可以提高谷物产量两公担到三公担左右，而成本则不及增产部分的十分之一。并且这种药剂使用起来方便，人工喷施或机械喷施均可。如果用安二型飞机喷施的话，一天可施五百公顷。伊·特·哈琴哥在南非联邦的试验指出，2，4-滴和二甲四氯的铵盐在砂性土玉米地上有良好的杀草效果（用量为每公顷2．2—3．3公斤，时间在播后4—5天），不但能在六个星期内阻碍了双子叶杂草的发生发展，而且能在一个月内阻止单子叶杂草的滋生，得以减少中耕两次。
目前世界上应用的和正在研究的除莠剂有数百种之多。有一些是无机化合物，如氯酸钾、氯酸钠、硫酸锌、亚砷酸钠、氰氨化钙等。但是，应用最广的还是有机药剂，其中2，4-滴、二甲四氯和2，4，5-涕等类似生长素药剂占绝大多数。2，4-滴和二甲四氯的性能基本上是一样的。在美国因作为2，4-滴原料的苯酚价格便宜，所以生产2，4-滴多；在英国、捷克斯洛伐克因甲酚多，所以二甲四氯的比重大。这些类似生长素药剂都是内吸性的，在植物体内有吸收与传导作用。它们在低浓度时能促进植物的新陈代谢，而在较高浓度下则会破坏植物生理和生物化学活动。例如，能抑制醣向初级淀粉的转化，引起醣类的积累和光合作用强度降低，能破坏呼吸作用，抑制或完全阻碍合成新物质的酶的活动，破坏含氮物质的代谢，最后使杂草逐渐死亡。只要使用得当，浓度适宜，一般只杀双子叶植物，而对单子叶植物无害。因此，这是一种选择性的药剂。目前，这类除莠剂已普遍应用于小麦、大麦、燕麦、谷子、水稻等作物上。它既可以有效地杀死藜、荠、苋［xiàn］、遏兰菜、红蓼［liǎo］、西风古等双子叶杂草，也可以杀死相当部分的田旋花、苣?菜、大戟［jǐ］等凶恶的多年生根茎或根蘖类杂草，只是对单子叶杂草如狗尾草、稗、冰草、燕麦草等一般是无效的。
目前，用化学方法防除双子叶植物农田上的杂草还有一些困难，但也陆续发现了一些很有希望的用来杀单子叶杂草的药剂，而且有些已开始在生产上应用。例如，三氯醋酸、苯氨基甲酸异丙酯、三氯苯氨基甲酸异丙酯等，已在有些地方应用于棉花、甜菜、豌豆、苜蓿、三叶草等地上，对消除稗子、谷莠子等相当有效。美国阿拉巴马州1954—1959年的试验证明，在棉花出苗前用三氯苯氨基甲酸异丙酯（轻质土壤上每公顷1—1．6公斤，粘重土壤上2．2—2．8公斤），效果很好，可以使中耕除草的劳动量从以前的四十三个半工时，减少到五个多工时。
除了上述的选择性药剂以外，不久前发现了一种既杀双子叶植物，又杀单子叶植物，只是不杀玉米的除莠剂，商品名叫西玛津（2—氯—4，6—双乙胺基三氮苯）。其原因是玉米特有一种酶，可以破坏西玛津的药效。乌布利日在匈牙利的试验证明，在适宜的水分情况下，向玉米地密集地喷一次西玛津，可以保证整个玉米生长期无草，完全免除手工除草劳动，并提高产量20％。西玛津施用在不很粘重的土壤上，效果尤其显著。这是一类很有希望的除莠剂，值得给以重视。
稻田除草是水稻栽培上很麻烦的一项工作，不仅很费工，而且劳动条件很差。近年来，各国对如何在稻田上应用除莠剂进行了不少研究。1958年我国黑龙江省延寿县在八百二十多公顷水稻田上应用了2，4，5-涕，效果相当好，减少用于除草的劳动力三分之二左右。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在插秧后三四个星期，每公顷施用0．83公斤2，4-滴，使杂草生长推延几个星期。日本的试验结果是，在插秧后二十到三十天，正当水稻处在有效分蘖终了到拔节以前，施用2，4-滴钠盐或2，4，5-涕（每亩40到50克），可以杀死鸭舌草、泽泻、莎［suō］草科等杂草。
除莠剂杀草效果的大小，除了决定于本身的性能以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决定于气候土壤条件，作物种类与品种，杂草的生物学特性与生育阶段，施用时间，施用量以及施用方法等等。例如，威力很大的西玛津在含腐质很多的粘土上效果就不很好，必须增加药量才能提高杀草率。近年来各国施用时，都很注意在作物出苗前用除莠剂处理土壤，这样可以提高杀草效率，增加除莠剂的作用范围，减少对作物的药害。例如，一般主要用来杀伤双子叶杂草的2，4-滴和2，4，5-涕等，近年来也往往通过出苗前的土壤处理来防除花生、亚麻等作物田上的单子叶杂草。此外，除莠剂和肥料、除虫剂、除菌剂等的联合使用也值得注意。我国东北地区试验的结果是，每公顷施用一公斤2，4-滴加十五公斤无机肥料，和单独施用二公斤2，4-滴比较起来，不但节省费用，而且杀草效果高而快。在农田上施用除莠剂，还必须和耕作、轮作等基本措施相结合。
随着化学工业的发展，除莠剂将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加强对除莠剂的研究，无疑是农业科学工作者的一个迫切任务。＊巽［xù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