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
李维汉
（续昨）
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高，对革命力量估计不足，不是在战略上藐视敌人，而是害怕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这是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共同特点。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陈独秀主义。陈独秀主义者不相信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力量，在革命的紧急关头，被反革命的气焰所吓倒，对于反革命的进攻，不敢率领千百万农民群众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且幻想用对反动派让步的办法来稳定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结果是更加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也更加助长了同盟者的动摇，使得工人阶级完全丧失了领导权；四面八方都造起反来，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陷于孤军作战，败退下来。他们不懂得，“谁想帮助动摇者，自己首先应当不动摇”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是最先进、最富于革命彻底性的阶级和政党，如果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敌人的面前表现退缩和动摇，不敢率领最可靠的同盟军——农民向敌人作坚决的斗争，那么，处在工人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的其他阶级、阶层，就必然更加要动摇，以至离开工人阶级。中国和外国的一切经验证明，只有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敢于率领和依靠可靠的同盟者坚决顶住敌人，并给敌人以打击，才能支持同情的同盟者，坚定动摇的同盟者，而孤立敌人。
另一方面，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左”倾冒险主义，最突出的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王明路线。它的特点之一就是在策略上战术上轻视敌人。他们打倒一切，一切斗争，不照顾群众的觉悟，不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特别是不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不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不讲究斗争艺术，不计斗争的后果，所以愈斗争愈孤立，当然也谈不上领导权。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我党的领导经验充分证明了，只有既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又在策略上战术上重视敌人，才能既避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又避免“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
为了战胜敌人，还必须善于选择最有利的斗争形式。工人阶级政党必须熟悉一切斗争形式，像列宁所说的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把自己全身都武装起来，以便适应情况的变化，及时地变换斗争形式。斗争形式又有主从之分，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条件下，主从是不同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必须善于抓住当前历史条件下的主要斗争形式，并且把其他的斗争形式同主要的斗争形式适当地配合起来，才能打中敌人的要害，也才能掌握革命的领导权。
在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近代中国一切反革命统治，尤其是帝国主义、大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统治，都是武装到了牙齿。而一切从事革命运动的先进人物和团体，从洪秀全到孙中山，也都懂得要拥有武装，都懂得只有革命战争才能解决一切。所以，在中国，在民主革命中，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所以，对武装斗争和对军队的领导权，就成为中国革命领导权的重要部分；对军权和战争领导权的争夺，就成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重要部分。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如果手里没有武装力量，就不能独立地领导人民革命，就不能取得和掌握革命的领导权；而在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中，就可能随时被资产阶级一脚踢开。这是一个经过革命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真理。我们党是从国内外敌人压迫和同盟者叛变的痛苦教训中，逐渐地认识了这个真理，并且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完全正确地掌握了这个真理的。事情的确是这样，“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⑩。我们党从1921年成立直到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的五六年内，对这个真理的认识是很不够的。那时还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的重要性，不去认真地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不去注意军事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民众运动，其结果，以蒋介石为首的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篡夺了北伐战争的领导权，一脚踢开了共产党和工人阶级，使革命半途而废。而在1927年以后的一个长时期中，仍然有许多同志没有接受这个教训。直到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党内还发生过第二次王明路线。当时被这个路线所影响的地区，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抗战，不敢独立自主地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开辟抗日根据地，而把自己的主要力量用在帮助国民党抗战上。这样，他们就把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而国民党一旦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他们就陷于束手无策，不能不遭到严重的打击。
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总的说来，武装斗争是主要的斗争形式，其他斗争形式都是为着武装斗争的。这不排斥在某个方面，在某个时期，和平的政治斗争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1 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以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全国人民抗日救国运动高涨。我们党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各方面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且主动地争取同蒋介石国民党停战议和。在人民抗日运动和我党的抗日主张影响之下，1936年12月，国民党内赞成抗日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在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领导下发动西安事变，拘禁了蒋介石和在西安的国民党高级人员，要求停止内战，进行抗日。西安事变，时人称之为“兵谏”，是一次义举。日本帝国主义和国内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则阴谋利用这个事变，组织南京亲日政府，讨伐张、杨，扩大内战，以利于实现日本灭亡中国的阴谋。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同情和支持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爱国行动，同时坚持事变的和平解决，以击破亲日派扩大内战的阴谋。党的政策被张、杨等爱国将领和爱国人士所接受，西安事变终于获得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放弃内战政策，接受人民的要求。这样，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就成为由内战到抗日的转换时局的枢纽。这是毛泽东同志的统一战线思想在历史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关头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接着，自七七事变起，实现了对日抗战，展开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新的和胜利发展的时期。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对外进行和坚持抗日民族战争，我们在国内阶级斗争中，就必须以和平的政治斗争为主要的斗争形式。只有善于进行这种政治斗争，才能在抗日战争中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反“武装摩擦”的武装斗争，只是在必要时才使用，并且注意适可而止。不这样，就不利于团结抗日。又如日本投降以后，到1946年7月全面内战爆发之前，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而美蒋由于没有作好全面内战的准备，并且迫于广大人民的强烈愿望，暂时不得不打起和平的幌子，作为欺骗人民、准备内战、孤立我们党的手段。因此，在这期间，我们同美蒋反动派的斗争，就是在确保人民已得阵地的前提下，以争取和平、民主的政治斗争为主要的斗争形式。这场斗争是争夺人心之战。谁赢了理，谁就获得人心，就能打胜仗；谁输了理，谁就失去人心，就要打败仗。这场斗争的结局，是我们打了胜仗，而美蒋反动派打了败仗。这次政治斗争的胜利，实际上是在全国广大人民中，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中，为尔后的解放战争作了政治的精神的准备。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统治区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高涨，主要是由于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同时也是同这个精神的政治的准备分不开的。
总之，工人阶级政党要争取和巩固自己的领导权，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准备和平的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两手，并且熟悉这两手，以便依据情况，确定以哪种斗争为主要的斗争形式，而把其他斗争形式同主要斗争形式配合起来，并且善于依据情况的变化，从这一斗争形式转变到另一斗争形式。我们党从长期的曲折的斗争中，取得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武装斗争经验，既善于进行武装的军事斗争，又善于进行和平的政治斗争，所以能够立于不败之地，领导革命到达胜利。
以上，我们论述了必须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和在策略上战术上重视敌人的经验，又论述了必须熟悉一切斗争形式，尤其善于掌握武装斗争和非武装的政治斗争两手的经验。还有一点重要的经验，即必须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分化和瓦解敌人，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要善于区分主要敌人和非主要敌人，利用矛盾，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面一节里，单独地加以论述。
三 区分主要敌人和非主要敌人，利用矛盾，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基本的矛盾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同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位一体，成为整个民主革命的对象，一律都要打倒，不能打倒一个，不打倒一个，也不能打倒一部分，不打倒一部分。同时，旧中国又是一个被世界上各主要帝国主义所统治的国家。这样，就使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面对着以下两种情况：敌人很多、很强大，不可能一次都打倒，只能各个击破。这是一种情况，是敌人的强点。另一方面，各派帝国主义利害又不一致，各扶植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实力集团，相互之间充满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又一种情况，是敌人的弱点。这后一种情况，常常使敌人的营垒发生冲突和破裂，有利于革命方面利用矛盾，各个击破敌人。这后一种情况，又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使中国人民同各部分敌人之间的矛盾处于不同的地位，有的突出起来，成为主要矛盾，有的暂时退到次要的地位（当然，矛盾的基本性质并没有改变），使一部分敌人成为主要敌人，另一部分敌人暂时处于非主要敌人的地位；这又有利于革命方面利用矛盾，首先集中力量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每一次主要矛盾和主要敌人发生变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阵线也随着发生变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动，从而使中国整个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划分为不同的历史时期。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主要敌人和非主要敌人的变化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况。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北洋军阀，又分为以英国为后台的一派，主要在长江流域；以日本为后台的一派，主要在东北和华北。1927年，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分化中国革命阵营，以蒋介石为新工具，从内部破坏革命，建立反革命统治，接着进行了十年残酷的反革命内战，造成了中国人民和蒋介石统治之间极端尖锐的矛盾。在九一八事变尤其是华北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由吞并东北进而要灭亡全中国，使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成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日本投降以后，美帝国主义代替日本的地位，以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为工具，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又使蒋介石统治和美帝国主义成为中国人民主要的敌人。在上述各个时期中，除了当时的主要敌人以外，其他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则成为当时的非主要敌人。这些非主要敌人，在革命斗争的发展过程中，又分化为几种情况。有些非主要敌人暂时处在中立地位，例如在解放战争时期，英、法帝国主义由于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削弱，无力东顾，而中国又成为美帝国主义独占的势力范围，所以英、法对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大体上站在中立的地位。有些非主要敌人转为暂时的同盟者，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抗日战争时期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英、美帝国主义。还有些非主要敌人则在革命的打击、分化之下，实行倒戈起义，转到革命方面来，成为长期的同盟者。这在解放战争后期达到了不小的规模，又以原来同蒋介石有矛盾的地方实力派为多。
毛泽东同志指出：“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必须正确地区分主要敌人和非主要敌人，才能正确地确定革命的主要打击方向。中国和外国的革命经验都证明：“革命的主要打击方向应该放在最主要的敌人身上”?。对于非主要的敌人，则应当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力争中立他们，以至在可能条件下联合他们，同时孤立他们的反动方面，以便集中力量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都正确地解决了区别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集中力量反对当前主要敌人的战略、策略问题。当日本帝国主义要吞并全中国，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党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统一战线（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已于1927年退出了统一战线），改变为直到包括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且使它同包括英、美帝国主义在内的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结合起来，以反对当时的最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解放战争时期，美蒋反动派同中国人民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这时，我们党通过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般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团结广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争取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及其他爱国分子；又通过分别对待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和对解放区土地制度的改革采取有步骤有区别的政策，争取他们之中某些爱国上层分子的起义，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此外还采取了中立英、法帝国主义的政策。这就使我们空前地壮大了革命势力，孤立和瓦解了敌人，从而迅速地打倒了最主要的敌人——美蒋反动派的统治。这样，中国革命的敌人虽然很多很强大，但是直接和我们作战的，在每一个时期，却只有一部分敌人。因此，我们就能够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如果不区分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不把主要的打击方向对着当前主要的敌人，那又会产生怎样的局面呢？这我们也有过经验，并且是痛苦的经验。这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左”倾机会主义者所实行的打倒一切的冒险主义政策。尤其是这个时期的王明路线，不仅不区分主要敌人和非主要敌人，甚至把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间势力，也当作“最危险的敌人”，把主要的打击方向对着这种中间势力，结果是实际上帮助了敌人，而使自己陷于孤立。直到党把工农小资产阶级统一战线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候，原来拥护王明路线的同志中，仍然有某些人没有觉悟过来。毛泽东同志对这些同志的关门主义思想作了有力的批判，指出他们“不会拿着统一战线这个武器去组织和团聚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卖国贼这个最中心的目标而攻击前进”；“不会拿自己的策略武器去射击当前的最中心目标，而把目标分散，以至主要的敌人没有打中，次要的敌人甚至同盟军身上却吃了我们的子弹。这个叫做不会择敌和浪费弹药。这样，就不能把敌人驱逐到狭小的孤立的阵地上去。这样，就不能把敌人营垒中被裹胁的人们，过去是敌人而今日可能做友军的人们，都从敌人营垒中和敌人战线上拉过来。这样，就是在实际上帮助了敌人，而使革命停滞、孤立、缩小、降落，甚至走到失败的道路上去”?。
下面我们专门来考察一下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和蒋介石反动集团合作抗日中所进行的斗争及其主要经验。
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最主要的部分，是中国人民在国内的最凶恶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要吞并全中国这件事，使这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暂时退居次要敌人的地位，并且在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逼迫和争取之下，参加了抗日，成为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右翼顽固派。蒋介石集团拥有统治全中国的政权和几百万军队，代表英美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有主子作后台，当时争取他们，对于停止内战、实现抗日有决定的作用，对于争取英美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也有重要作用。历史证明，当时一切反对联蒋抗日、反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见，都是错误的。但是，蒋介石集团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目的是控制抗战，限制人民，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以保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后台老板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所以，他们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拥有一部分革命武装和人民政权。党依靠这支革命武装和人民政权，在敌后动员和组织人民进行真正的人民战争，成为整个抗日战争的中心支柱。赖有这个中心支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得以坚持到最后的胜利。但是，党所领导的革命武装和人民政权，在抗战开始的时候还很小，不但在党外，而且在党内，都有一些人看不起它，以为抗日主要地应当依靠国民党。这样，两个阶级，两个政党，两支军队：一个坚决抗日，一个消极抗日；一个坚持团结，一个制造分裂；一个依靠人民，实行人民战争，一个反人民，限制人民抗战；一个小且无外援，一个大且有外援。两者之间形
成尖锐的对立。一切中间阶层，中间党派，都鼓起眼睛望着这两个阶级、两个政党、两支军队，注意着他们之间的上述各种对立因素的斗争。在工人阶级、共产党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国民党之间，从来没有存在过和进行过这样鲜明、这样尖锐的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胜利谁属？属于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才能把抗日战争引导到最后胜利，并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把革命继续向前推进，直到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历史正是这样走过来的。但是，胜利的取得，经过了八年之久的极其严重和复杂的斗争。从这个斗争中，我们党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基本的和主要的有下列三个方面：
第一，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实现抗日，我们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后，又主动地向国民党建议，要求国民党放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的政策，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实行抗战和民主。在此条件下，我们党保证停止以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改为减租减息政策；将党所领导的人民政权改名为统一国家的特区政府，将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我们党并且建议以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宣布的三民主义，作为两党合作抗日的共同纲领。另一方面，我们党又始终不渝地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方针。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和反复地说明了这个方针，并且指出这个方针的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战争引向胜利的中心一环。毛泽东同志说：
“为了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为了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必须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但是在同时，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我们和国民党及其他任何派别的统一战线，是在实行一定纲领这个基础上面的统一战线，离开了这个基础，就没有任何的统一战线，这样的合作就变成无原则的行动，就是投降主义的表现了。因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
“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这个独立自主的方针，给统一战线的内部关系，规定了一个民主的原则，给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提供了一个锐利的武器，也就是给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提供了一个锐利的武器。
工人阶级政党在同其他党派的统一战线中，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严格保持自己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在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中，强调这个独立自主原则，尤其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国民党顽固派从来不愿丝毫放弃其独裁统治，就是在抗日时期，顽固派也是要求一切统一于它，一切服从于它，不允许其他的阶级和党派有任何的独立性和民主权利。在统一战线中，国民党的态度是唯我独尊，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根本不容许有任何民主协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才能抵抗顽固派的独裁统治，冲破其控制、限制，把人民发动起来，把抗战推向胜利。当时以王明同志为代表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实际上就是一切经过国民党，一切等待顽固派的点头，顽固派不点头，就什么事也不能干。这是一种把自己手脚捆起来、听凭宰割的投降主义。党和毛泽东同志严正地批判和克服了这种投降主义的错误思想，贯彻执行了独立自主的方针，才保证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
在统一战线中，代表中间势力的民主党派，在顽固派面前更加没有地位，更加没有发言权。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的方针，同时代表了中间势力和民主党派的利益，引导他们向顽固派进行争取民主权利和合法地位的斗争，帮助他们从斗争中获得生存和发展，并且逐步地提高其政治的认识和信心。应该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共产党的独立自主的方针，没有共产党的帮助和支持，各民主党派的成长和发展，是很困难的。
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最主要的是为了发展进步势力。在国民党统治区，党在这个方针之下，利用一切可能发展了进步势力，影响和争取了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群众。在敌后，党在坚持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下，冲破顽固派的限制，超越国民党限制的范围，不靠他们委任，不靠他们发饷，独立自主地发动和领导人民抗日战争，扩大抗日人民武装和抗日民主根据地，广泛地组织人民团体，认真地加强党的建设。党的建设，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国人民手里的这三个主要法宝，三件主要武器，在敌后抗日战争中和抗日民主根据地内，空前地发展和强大起来，以至能够停止日寇的战略进攻，担负起抗击日伪军主力的任务。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方针的目的，总的说来，就是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一方面是在保持自己已经取得的阵地。这是我们的战略出发地，丧失了这个阵地就一切无从说起了。但是主要的目的还在另一方面，这就是为了发展阵地，为了实现‘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积极的目的。”?正因为坚持了这个方针，我们才保持了党和工人阶级的独立性，空前规模地发展了党和进步力量，很大程度上争取了中间势力和民主党派，基本上孤立了顽固派，大大地发展了阵地。
由此可见，只有既统一，又独立，才能在工人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孤立和战胜大资产阶级。
第二，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
又联合，又斗争，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斗争，解决矛盾，在新的基础之上，继续团结前进，这是我们党领导统一战线、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一般原则，一般政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因为情况特殊，又有其特点。有些什么特殊情况呢？就是：蒋介石集团虽然被迫参加抗战，但只是消极抗日，并且阴谋妥协投降；虽然被迫承认统一战线，但没有放弃独裁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并随时准备分裂。实际上，国民党军队的主力不是用在抗日，而是用来封锁和牵制八路军、新四军，一有机会就挑起反共战争，并暗中勾结日寇，借刀杀人，阴谋消灭八路军和新四军。这就是说，同蒋介石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乃是一种带有很大对抗性的合作。其原因，在于蒋介石集团的反动本质。我们对蒋介石集团的投降、分裂阴谋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必须针锋相对地进行严正的斗争。只有针锋相对的严正的斗争，才能迫使他们不敢公开投降，不敢公开破裂，而有利于合作抗战，才能抵制其反动政策，和缩小其反共反人民的范围，而有利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针锋相对，以斗争求团结，这就是同蒋介石顽固派又联合、又斗争的革命的两面政策。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革命两面政策作了明确的说明和指示，他说：
“对于反共顽固派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即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坚决反共的方面是加以孤立的政策。在抗日方面，顽固派又有两面性，我们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动摇的方面（例如暗中勾结日寇和不积极反汪反汉奸等）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顽固派在反共方面也有两面性，因此我们的政策也有两面性，即在他们尚不愿在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在他们对我党和对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方面，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
“有理，有利，有节”，是我们同顽固派作斗争的基本原则。有理，有利，有节，三者不可分离，不可缺一，但理是第一。在一切斗争中，理在我手，就能在政治上掌握主动权，取得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拥护，而使对方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地位，从根本上孤立起来。我们党是最先进、最能代表全国最大多数人民利益和意志的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提出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最先进最完整的路线和纲领，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制定了切合当时情况的一般政策和具体政策，并且把这个路线、纲领和这些政策，在敌后抗日战争和抗日根据地中付诸实施，给全国人民作出了光辉的榜样，同顽固派在政治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道理完全在我们这边。这里所说的有理，是每一个具体斗争中要有理。有了理，还要有利，就是要在形势对我们有利，并有胜利把握的时候才斗。但斗，又不能一直斗下去，因为我们的方针是以斗争求团结，所以又要有节，适可而止，并且在斗争告一段落时，主动地同对方讲团结。把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用来对付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就成为“自卫原则，胜利原则，休战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但是不打无把握之仗，要适可而止。
在同顽固派作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是一项重要的策略。国民党是一个成份复杂的政治集团，虽然顽固派占着统治地位，但不是全部。除了顽固派以外，还有许多中间派，也有一部分进步分子，这使我们有可能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在顽固分子里面，也是派系林立，利害不一，在不同时候和不同条件下，他们的态度和行动不尽一致。这使我们有可能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在每一次斗争中，不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而选择其中最反动的一部分，集中力量打击之。
在同顽固派斗争时，要注意争取中间派。我们同顽固派作斗争，是依靠进步力量，并且是为了保护进步力量的发展。但同时必须进行争取中间派的工作。中间派同顽固派有矛盾，因为他们经常地处于顽固派的压迫之下，我们同顽固派作斗争，同时也是保护了中间派的利益。我们同顽固派作斗争时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又能使中间派认识到道理在我们这一边，感到我们是仁至义尽，不能不同情我们。所以争取中间派是可能的。但中间派总是动摇的，并且包括着各种不同的力量，我们必须在每一次斗争之前、之中、之后，都注意向他们做说服教育工作，对他们的错误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批评，才能争取他们中有些人中立，有些人同情，有些人参加，而把他们中的右翼分子孤立起来。我们党就是这样不断地向中间派进行争取、教育工作的。
第三，坚持国共合作，同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准备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
内战灭共，这是蒋介石国民党的根本方针，被迫接受国共合作，只是它的权宜之计。他的内战灭共的根本方针从来不变。这就是蒋介石“以不变应万变”的哲学。党和毛泽东同志看准了蒋介石国民党的这个不变的根本方针，在抗日时期，在不遗余力地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而斗争的同时，总是指示全党全军提高警惕，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在日本投降以后，在不遗余力地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的同时，又一再指示全党全军提高警惕，准备以自卫战争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内战。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对付时局发展的最坏的一种可能性。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也只有向着最坏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才能在突然事变到来的时候，不致陷于手足无措。无论在抗日时期，或是在日本投降以后的一个时期，我们的军事政策是自卫的，又是坚定的，这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并且对于敢来进犯的敌人，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正因为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全党全军有了充分的准备，有了坚定的军事政策，所以在抗日时期，我们能够打退蒋介石国民党在1940年、1941年和1943年发动的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制止其全面分裂的阴谋，把抗日战争坚持到最后胜利；而在1946年，蒋介石集团敢于实行全面分裂，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以后，我们能够胜利地进行解放战争，最后地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
四 区分主要同盟者和非主要同盟者，依靠工农联盟，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参加这个革命的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劳动人民为主体。这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民主革命性质的一般的和基本的规定。这个规定明确了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问题，也明确了中国革命者的主体和工人阶级的主要同盟军问题，从而也就明确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根本问题。
农民，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的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中国的革命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谁能领导农民进行革命斗争，实现“耕者有其田”，解决农民问题，谁就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履行这个任务，只有工人阶级能够充当农民的领袖。“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需要市场，他们也赞成‘耕者有其田’；他们又多半和土地联系着，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又惧怕‘耕者有其田’。孙中山是中国最早的革命民主派，他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乡村农民，实行武装革命，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是可惜，在他掌握政权的时候并没有主动地实行过土地制度的改革”?。孙中山逝世以后，到1926年和1927年，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真正有可能来实行“耕者有其田”。但是，一到真正要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就感到恐惧了，并且终于背离工人、农民，附和了大资产阶级反革命。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只有中国共产党在最困难的环境中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现在的各民主党派，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般是赞成减租减息的，而真正赞成耕者有其田的却只有少数人。（解放以后，他们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的制定，赞助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历史的记录正是这样：
“中国没有单独代表农民的政党，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坚决的土地纲领，因此，只有制订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因而获得最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共产党，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
农民问题也是我们党内区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一个分水岭。历史上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左”倾机会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认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不懂得工农联盟是革命统一战线的基础。右倾机会主义者把资产阶级看作主要的革命者和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例如陈独秀，他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去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因此，他主要不是依靠同农民联盟，而是依靠同资产阶级联盟。抗日战争初期，第二次王明路线又重复了这种错误，他们认为抗日主要地应当依靠国民党，而不是依靠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左”倾机会主义者则只重视工人运动，而轻视农民的革命毅力和农民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甚至害怕农民势力超过工人势力。他们不承认由农村革命根据地包围城市、到夺取城市的道路，而坚持城市中心论和由城市到农村的道路。这两种人既然都不能正确地解决农民问题，即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主要同盟军问题，他们也就无力正确地解决辅助同盟军问题。因此，他们也就都断送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只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才能真正解决农民问题，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毛泽东同志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指出农民问题的严重性，热情地歌颂农民运动“好得很”，并且提出了农民运动的正确路线。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同志领导了土地革命运动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开辟了由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又继续正确地解决了农民运动的一系列问题。这样，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就在中国造成了旋转乾坤、转换时代的工农联盟，就能够依托农民革命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组成雄伟的革命力量，夺取被反革命长期强固地占据着的城市。这样也就能够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有力地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⑨《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2页。
⑩《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34页。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14—315页。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页。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49页。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84页。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28页。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85页。
?《论政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761页。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0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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