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古巴文学
王央乐
从今天古巴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凡是同样经历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压迫的人，都能深切体会古巴人民对革命事业的衷心拥护，对保卫革命事业的坚强决心。自从1510年第一个西班牙总督在古巴岛上建立起殖民统治开始，古巴人民足足经过了四百四十九年艰苦的斗争日子，深受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压迫的痛苦。这一段历史，是古巴人民无数英勇儿女用热血写成的历史，也是古巴人民坚持不断斗争的光荣历史。
古巴文学，是在这个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长期斗争中成长起来发展起来的。它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和人民的斗争一起前进，直到胜利。古巴文学的革命传统，像一条主脉一样，贯串在它的整个历史里。到了革命取得胜利的今天，这个传统更加得到了充分的发扬，使古巴文学保持着永不衰竭的青春。
古巴人民在谈到自己文学的历史的时候，往往骄傲地说：我们的文学，是和独立的热望一起诞生的。二百多年以前，古巴人民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渴望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而独立的时代，出现了第一批在古巴岛诞生的古巴诗人；他们的诗歌表示了对故乡对祖国的热爱，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感情。诗人塞盖拉·依·阿朗古以满腔热情赞扬古巴岛的菠萝，称之为“祖国的瑰宝”。诗人鲁巴尔加瓦通过古巴岛种种特产的描写，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那个时代，“古巴的”、
“祖国的”这种字眼，就是要求革命，要求独立的愿望的体现。
十九世纪初，拉丁美洲大陆爆发了独立革命运动。从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中升起了拉丁美洲革命浪漫主义文学的嘹亮歌声。歌颂独立、歌颂自由的诗篇，响彻云霄。在这些拉丁美洲革命歌手的队伍中，就有一位著名的古巴诗人何塞·马利亚·埃雷迪亚。埃雷迪亚参加革命活动受到放逐永远离开了祖国，但是他却留下了革命的文学传统，为后辈的作家们在继续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中承继而且发扬。奴隶诗人孟萨诺写了《自传》，反映奴隶所遭受的痛苦。苏阿雷斯·依·罗梅罗在小说《法兰西斯科》里描绘了奴隶制度的残酷。帕拉西多则借诗歌表现了痛恨专制热爱自由的激昂之情。西班牙殖民统治者对古巴文学的这种革命精神进行了横暴的摧残，制造罪恶的借口，把孟萨诺投入监狱，把帕拉西多杀害。
血腥的镇压，并不能扼杀古巴文学的光荣革命精神。在十九世纪后半五十年坚持不懈的反殖民主义斗争中，古巴的作家们诗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风格，担负起了鼓动民族解放斗争的任务。当时出现的许多重要著作，都在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瓦莱里奥的讽刺喜剧《下蛋的狗》，维雅凡尔台的长篇小说《塞西里亚·瓦尔台斯》，福尔那里斯的诗集《西包奈之歌》等作品，或则描绘了殖民地社会的阶级压迫和种族歧视，或则反映出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殖民统治的抗议。就是后期浪漫主义诗人的抒情诗歌中，也处处流露出爱国主义的感情。例如女诗人贝雷斯·台·尚勃拉那，她以温馨的柔情，唱出了这样真诚的诗句：
“……谁不爱祖国，啊，我的古巴！
谁就没有心肝。”另一个诗人塞尼亚，则在刺心的痛苦中宣称：
“……再也不能忍受
我们热爱的土地被奴役……”
在斗争达到高潮，爆发了1868—1878年的第一次大规模独立革命战争——“十年战争”的时候，许多作家和诗人拿起枪上了战场。诗人古蒂埃雷斯在开赴前线为国捐躯之前，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古巴人是高贵的爱国志士，
只为独立而生，只做英雄而死。”这种凌云壮志，为古巴文学的光荣革命传统更加添注了英雄主义的气概。
“十年战争”失败以后，古巴作家写了一系列暴露社会病态的现实主义小说，对妥协退缩的大地主阶级进行了尖锐的抨击。这种愤激的心情，甚至也表现在文学评论方面。梅尔昌和尼古拉斯·埃雷迪亚，都以爱国主义的热情，捍卫了古巴民族文学的独创性。也有一些诗人，由于受着革命低潮的影响而趋于悲观消极。
就在这个时候，伟大的诗人和民族英雄何塞·马蒂，起来领导了古巴人民的解放斗争和文学活动。马蒂是古巴文学的革命传统的杰出体现者；他既用笔又用枪为古巴的独立事业战斗了一生。他以诗人的火热感情从事革命斗争，又以革命家的革新精神从事文学活动。他的诗歌，表达了一个把一切贡献给祖国命运的革命家的感情，革命的内容和富于独创性的形式融而为一，为古巴诗歌作出了革新的范例。他的文艺论文和政治论文，更为鲜明地表现了他的革命浪漫主义的风格，既似熊熊的烈火，又似锐利的刀剑。
马蒂的远大革命目光，使他在有一部分古巴人士幻想从美国这个“民主”国家得到援助来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时候，就犀利地揭露出美国的帝国主义侵略野心，并且以实际的行动领导人民同时进行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不幸他在战斗刚开始的时候就牺牲了生命。但是古巴的作家们诗人们效法马蒂的英雄榜样，在1895—1899年间的第二次独立革命战争时，拿起枪上了战场。作家们诗人们和战士们在一起，为了祖国的独立而抛洒了鲜血。
这一次争取独立的革命战争，由于美帝国主义者的干涉又告失败了。古巴人民反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刚刚结束，立刻又开始了反美帝国主义统治的斗争。这场斗争更为尖锐，也更为艰苦。古巴文学，在和美帝国主义者的文化侵略以及欧美资产阶级堕落文化的斗争中坚持着自己的革命传统。二十世纪初，出现了一群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他们发展了赫苏斯·加斯特雅诺斯所创导的反映社会现实的风格，竭力在作品中表现出人民在美帝国主义压迫下所身受的痛苦。其中有一些作家，如洛凡拉，卡里昂，路易斯·费利贝·罗德里格斯，何塞·安东尼奥·腊摩斯等，虽然带着灰暗的悲观色彩，但是还是真实地揭露了祖国的现实情况。年轻一辈的作家，则积极地参加了反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他们在1927年发表了一篇具有强烈革命意义的宣言，表示了这样的主张：即“拥护古巴经济独立，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反对世界上的，美洲的，古巴的个人独裁统治。”“努力改善古巴的农民、雇工和工人的生活。”
随着1930年推翻美帝国主义走狗马查多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文学中受到压抑的革命精神又昂扬起来。这主要表现在诗歌方面。诗人们摆脱了前一时期逃避现实、追求形式的倾向，转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受压迫的工农群众。有一部分诗人，如纪廉，卡本蒂埃，巴雅伽斯等，学习了黑人民间诗歌的艺术，来接近黑人劳动者，表现黑人劳动者的生活。另一部分诗人，如那瓦罗·鲁纳，雷希诺·彼得罗索等，则开始歌唱工农劳动者团结的力量。由于诗歌的带动，小说作品的现实倾向也更为鲜明了；蒙特内格罗，卡尔多索，诺伐斯·加尔伏等作家，往往以受外国地主阶级和本国地主阶级压迫的雇工为主角，来反映人民的反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1959年，古巴人民在伟大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领导之下，推翻了美帝国主义在古巴的最后一个走狗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古巴人民坚持了数世纪之久的长期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斗争，终于得到了彻底的胜利。革命正在迅速发展，向着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乘胜前进，给古巴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这个伟大的胜利，解除了古巴作家在巴蒂斯塔反动统治下所受到的种种迫害和束缚，同时也给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怎样以响亮的声音和鲜明的色彩来歌唱来描写人民的斗争和革命的胜利。以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为首的古巴革命政府，对古巴文学事业的发展表示了无限的关怀和希望。革命政府的各部门，以及全国文化委员会，“美洲之家”〔注〕等文化机构，都尽力为古巴作家创造了各种有利的条件和环境，从各方面帮助和推动古巴文学创作活动的开展。
古巴的作家们诗人们，亲身经历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胜利的欢欣，得到了完全的创作自由和有利的创作条件，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殷切期待（扫盲运动以后，对文学读物的需要日益增长），以古巴文学传统的革命精神，担负起了这个创造古巴新文学的任务。在革命胜利以后的短短三年期间，古巴文学就呈现出崭新的面貌，第一批优秀的新作品已经出现，而更可喜的是，已经有革命中诞生的新生力量——新的作家和新的诗人，不断地涌现。
古巴的新文学，承继了历史上的光荣革命传统，而且更为高亢，更为明朗。在新文学的作品中，强烈的革命精神和斗争精神，是一个普遍的特色，可是它们更具有一种新鲜的前所未有的力量，能够激荡人心，鼓舞士气。这种力量，来自古巴人民敢于和强大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敌人进行殊死斗争的大无畏气魄，来自古巴人民的坚决顽强的革命意志和战斗精神。
1960年，革命胜利后的第二个年头，古巴新文学中就出现了一本撼动人心的小说：《贝尔蒂雄166》。这本小说的作者以前是个工人，参加过反抗巴蒂斯塔的地下斗争；他从来没有写过小说，但是他一旦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描写革命地下斗争，就十分出色地把革命者的无畏战斗精神表现了出来。
《贝尔蒂雄166》以一个奇怪的暗号作为书名，点明了它所描写的时代背景。那时候，正是古巴人民反抗巴蒂斯塔暴政的艰苦斗争岁月；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所领导的起义军，还刚刚在马埃斯特腊山建立起革命根据地，而巴蒂斯塔则依仗着美国军事顾问团所训练的兵士，美国情报处所指挥的特务，杀人如麻，妄想扑灭山区和城市的星星革命之火。反动统治者以“贝尔蒂雄166”的手段来镇压革命，而革命者则以炸弹和山区的游击战来作针锋相对的殊死斗争。马埃斯特腊山麓的圣地亚哥城，是表现古巴人民这场英勇斗争最尖锐的地方，它的景象，在这本小说里描写得十分壮烈。一群古巴的革命青年，是这本小说的主要人物。他们如饥如渴地企盼祖国的自由，废寝忘餐地向往山区的斗争。他们为了革命牺牲一切，在强暴敌人的恐怖威胁面前挺立不屈。为了配合山区的游击战，他们在敌人后方进行地下斗争，置生死于度外。他们的革命热情，青春活力，英雄气概，就正是古巴革命青年的典型性格。
这个时候，正是革命烽火方兴未艾的时候。哪一条道路才是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当时古巴革命者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贝尔蒂雄166》描写了他们之间的讨论，并且以一个简单的事件予以形象化地解答了：青年罗兰多在城里不能继续活动，要到山区打游击去。到山区去必须自己带枪；罗兰多夺取了一个警察的枪，受到追捕。一个怀疑武装斗争的黑人革命者挺身出来给他掩护，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证明他到最后还是信服了这条正确的道路。
《贝尔蒂雄166》虽然描写的只是圣地亚哥革命斗争中一部分人在一昼夜间发生的事情，但是却概括地表现出了整个古巴革命所显示的战斗精神和英雄气概。它一出版，立刻受到古巴人民交口赞扬。“美洲之家”于1960年举行第一次拉丁美洲文艺作品评奖时，把小说奖的荣誉颁给了这本作品。
1962年举行第二次评奖时，获得小说奖的又是一本古巴新作品：《没有防御的土地》。这本小说是古巴革命政府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令，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了土地改革运动的时候写出来的。无数为外国垄断资本和大庄园主霸占的土地，回到了失去土地的农民手里。革命政府和全国土地改革委员会领导农民组织起来，使古巴农民和雇工几百年来的受压迫命运发生了根本变化。桃拉·阿隆索的这本小说，反映的是革命以前古巴农村中的深刻阶级矛盾，揭露出古巴农村经济破产的根本原因，也正是给革命政府的英明土地改革政策在广大农民群众中间得到热烈拥护作了生动有力的证明。
《没有防御的土地》所描写的时代还在二十世纪刚开始不久。它的主人公克莱孟特·慕涅斯，是一个顽固的老农民。他墨守旧规，牢牢守住自己的一小块土地，种自己的庄稼，不像他周围的邻居那样，受了外国制糖厂的蒙骗利诱，改种甘蔗。当然，他的这些邻居因为和他一样，原来在本国地主敲骨吸髓的剥削下已经只能苟延残喘，才相信了外国资本家的甜言蜜语。可是外国资本家的手段更为毒辣，不久这些种甘蔗的邻居都一个个地破产了，被逐出了土地，土地也都归了制糖厂所有。老克莱孟特的儿子因为领导甘蔗工人罢工，被打受伤，逃进了沼泽。反动政府和制糖厂老板就把老克莱孟特作为迫害对象，迫使他离开了土地和老家。
桃拉·阿隆索是古巴老一辈的女作家；她在1930年就开始文学创作活动。她对古巴革命前农村的情况有深刻的了解，美国资本家的制糖厂，掠夺了几百万古巴农民的土地，使他们不得不沦为季节性的甘蔗工人，每年只有在收获期的三个月内有工作做，经常过着挨饿失业的生活。《没有防御的土地》在古巴农民土地改革大翻身的年代出版，是有着深长的教育意义的。
古巴新文学在1962年一年中的成就更为出色。新的作品既多，在思想性艺术性上更见成熟。今年出版的一本最重要的文学新作，是达乌拉·奥莱玛·伽尔西亚的小说《志愿女教师》。
《志愿女教师》也是反映当前火热的革命斗争的作品，时代气息特别强烈。它所描写的情节就发生在1961年的上半年。1961年是古巴人民的“教育年”。“教育年”的教育，不仅仅是指扫盲运动而言，它包含着更广泛更深刻的意义，因为全国范围大规模的扫盲运动也推动了一个全国人民普遍进行自我革命教育的热潮。工农群众通过扫盲运动提高了阶级觉悟，热烈拥护社会主义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的人民，也通过扫盲运动而接近了工农群众，改造了思想，坚定地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小说通过一个青年姑娘的亲身经历充分显示了青春活力和革命朝气。这本小说的作者达乌拉·奥莱玛，是响应革命政府号召参加志愿扫盲教师队伍的数十万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中间的一个。她的对革命逐步加深认识的经历，是古巴许多青年知识分子革命以后的共同经历。
这本小说是用自述的体裁写成的。主人公青年姑娘比尔玛，非常坦率，非常诚恳地披露出周围事物在她思想上引起的种种变化。她当初参加志愿扫盲教师队伍，并不是为了革命，所以她初到山区的训练班时，对集体生活，对体力劳动很不习惯。但是在和同学们的接触中，在和山区农民的接触中，她受到了启发，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锻炼，她开始体验到了革命在人们思想意识中发生的巨大影响。一方面，她在和农民生活的直接接触中，深切了解了革命政府改造农村的政策，另一方面，在训练班所受到的革命教育，启发了她的阶级觉悟。最后，她终于认识到革命的伟大意义，立志献身给革命事业。她在离开训练班之前，通过了革命意志的严格考验：攀登马埃斯特腊山的最高峰图基诺峰，她说：她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这本小说的意义不仅在于生动地写出了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而且深刻反映了古巴这一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如何深入人心。它揭示了古巴革命必然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即千千万万普通人民的革命觉悟、革命意志和革命团结，凝合而成的一股巨大的力量。
达乌拉·奥莱玛的这一本处女作，以真挚纯朴、清丽明净的风格，为古巴新文学增添了一朵新花。它的朴素流利的叙述，坦率诚恳的感情，没有雕琢的刀痕，不见做作的矫饰，这在过去古巴文学中是不多见的。所以，“美洲之家”在今年举行第三次评奖时，把小说奖颁给了这本作品。
今年的评奖结果，表明了古巴的新文学的蓬勃繁荣的新气象。新作品和好作品每一年都有增长。今年的得奖作品中，除小说奖外，短篇小说奖、诗歌奖和散文奖，也均为古巴作家所得。
获得短篇小说奖的，是劳尔·贡萨莱斯·台·加斯柯罗的短篇小说集《吉隆滩的人们》。这部作品描写了1961年4月，古巴人民在卡斯特罗总理领导下，怎样击溃了入侵吉隆滩的美国雇佣军，获得的光辉的胜利。
《吉隆滩的人们》所包含的九个短篇小说，组成了一幅描绘这场英勇的反帝斗争的长卷；九个不同情节的故事，串连在一起，与这场战斗的过程相吻合。在这些作品中，作者鲜明有力地刻划了人民战斗者的形象《依赖生活》这一篇，写的是父子两个民兵，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毫不畏惧地顽强地抵抗，不放弃一寸沙滩。儿子牺牲了，父亲还继续射击，一直坚持到援军到来。他们为什么有这样顽强的意志呢？就是因为革命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使他们摆脱了耻辱的“依赖生活”。《另一种的自由》里面的沼泽地区的一个农民，《埃洛莎的回忆》里面的一个青年炮手，《为了这个我才讲给您听》里面的老人，都是由于革命才得到翻身的受压迫者，他们誓死不让帝国主义代理人的统治再在祖国复辟。敌人的丑恶面貌，也在这些短篇中暴露无遗。他们有的是大地主，要来夺回土地；有的是大资本家，要来夺回财产；有的是帝国主义的刽子手，要来恢复残暴统治。例如《罪恶要卷土重来》就写了一个巴蒂斯塔的刽子手又回来了，他妄想脱下雇佣军的军服隐蔽起来，但是被他杀害的一个革命青年的母亲正在等待着他，他难逃人民的制裁。这一篇，以及《刽子手回来了》、《英雄事业的尾声》等几篇，都尖锐地揭露了美国雇佣军的反革命面目。
获得诗歌奖的，是法雅特·哈米斯的诗集《为了这个自由》。法雅特·哈米斯是革命前不久才开始写诗的新诗人；在国外流亡过五年，到革命胜利才回到祖国。《为了这个自由》是他的一本新诗集，洋溢着强烈的革命热情。其中特别是组诗《吉隆滩的胜利》，以宏伟的气势，高亢的情调，颂扬了人民的正义斗争。
1961年8月，召开了古巴第一次全国作家艺术家代表大会，多尔蒂科斯总统和卡斯特罗总理先后在大会上讲了话。古巴的作家艺术家们，响应政府和领袖的号召，正团结一致，为更高地发扬古巴文学的光荣革命传统，促进古巴文学艺术事业的繁荣而努力。古巴作家艺术家协会成立的出版社，今年出版了第一本书，就是塞萨·莱昂特的特写集《和民兵们在一起》。《和民兵们在一起》是古巴英勇民兵的一幅英雄谱，从这些普通工人农民出身的民兵朴实面貌的勾勒中，表现出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全民皆兵、保卫革命的思想的强大号召力。
从古巴新文学的这些新收获、新成就中，我们可以看出古巴文学的光荣革命传统如何得到了更高的发扬，获得了新的时代精神。古巴新文学的这些新作品，都是反映人民群众生活，反映当前火热斗争的。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要求文学紧密地予以配合。古巴的新文学，由于承继了并且发扬了这种传统，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青春活力和革命朝气，胜利地为革命事业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从革命者、战斗者、建设者中间，不断地有新作家涌现；而老作家们也积极地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在守卫祖国的民兵岗哨上，在收割甘蔗的义务劳动中，经常可以看到作家们拿着枪，拿着砍刀，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古巴的英勇人民，将从古巴新文学不断涌现的新作品中，经常得到积极的启发和鼓舞。
在这几年中间，古巴的文化机构和出版单位，也大力地出版了拉丁美洲和世界各国的优秀古典作品和现代作品的各种版本。古巴书籍节出版的三套丛书，销行了数十万册。1960年，著名文艺评论家何塞·安东尼奥·波尔图翁多出版了一本《古巴文学简史》，以革命的新观点，对古巴文学发展的历史，以及古巴的古典作家古典作品作了全面的重新估价。波尔图翁多在这本简史里，突出了古巴文学的革命传统，把古巴文学在长期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放在应得的地位。这是对古巴文学的一个历史性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启发。古巴的新作家们，将从古典文学以及对历史的新估价中得到借鉴，以更高更完美的艺术来反映古巴人民英勇的斗争业绩，来表现自己的新时代。
〔注〕美洲之家是进行对外文化宣传、联络交流的活动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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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壮丽的记录 光辉的历程
——评电影《槐树庄》
司徒慧敏
十几年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这个十几年，又正正是我们这一代人所亲身经历过、中国翻天覆地的大变化的十几年！正因为是这样，所以电影《槐树庄》使每一个观众都或深或浅地得到亲切的感受。影片中所出现的人物，情景，一切一切，都不是遥远的过去了的往事，而是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曾耳闻目睹过的事情。这是几亿中国人民生活过，斗争过，流过血，流过汗；在悲壮境遇中热泪纵横，又在伟大胜利中欢笑高歌过的壮丽的记录和光辉的历程。
影片展现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图景：革命战争把敌人的反动武装解除了，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消灭了地主的剥削压迫，但是革命战争虽然在那些地方停息了，而阶级斗争并没有终止，它只是变更了斗争形式，有时表现得比较和缓；有时又表现得比较激烈。反革命的阶级向革命的人民的反扑斗争更隐蔽，更阴险，更恶毒；阶级斗争的形势也就更深刻、更尖锐。影片一开场，农民群众在斗地主分田地的斗争风暴中，群众的革命气势正像风卷残叶，把以崔老昆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气焰一扫而光。这一场暴风骤雨过后直到1953年，七八年间，影片很清楚地描画出在这个外表上平静的日子里，出现了新的情况。地主家庭出身的崔治国，虽然在抗日战争时期还表现得不错，但当革命革到他们自己头上来的时候，他的反革命阶级本性就原形毕露了。另外一种如老共产党员刘老成那样的人，自从参加了党以来，抗日战争时期跟敌人斗争，土地改革时期斗地主，都很积极坚决，然而到了1953年前后开始进行农业合作化时期，他满足于眼前的景况，由一个革命的积极分子，逐渐变成了障碍着革命向前发展的人。此外还有中农李满仓等所代表的，极端自私自利的人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中，都给革命事业以重重障碍。所有这些都说明了暴风骤雨般的革命的武装斗争胜利以后，人民获得了政权以后，在和平的形势下，仍然蕴藏着时而和缓，时而激烈的阶级斗争。
影片里代表着先进思想的先进人物，是郭大娘，革命军人老田，青年刘根柱，黑妮等人。他们都是非常普通、非常质朴的人们。剧作者和导演着重以郭大娘这个人物的思想行为和遭遇来贯串全局，表现出新生的进步的一面。郭大娘这个形象，集中地表现了亿万个一心一意跟着党走，在每一个革命阶段中排除万难，勇往直前的人。以郭大娘为代表的一些先进人物，不但在历次斗争中，坚决果敢，不怕困难，不怕挫折，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并且能够预见到合作化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美好的将来。
《槐树庄》的创作者和电影导演竭力想通过人物、通过复杂变化的事件来表现出成长中的新人和我们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时代特征。它抓住了那许多今天还在变化，在新旧交替中的社会现象和人们的精神面貌。它描写出我们这个时代中，被打倒了的阶级的垂死挣扎；它深刻地描画了那些人到死还不甘心被打倒被消灭；阶级消灭了，人死去了，但是他们那种反动思想还在某些人中起着作用，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这部电影表现的主线，是发展变化中的新生事物，互助组，合作社以至人民公社。《槐树庄》的作者们紧紧地抓住这条主线，同时也注意到和这条主线并行的逆流。
剧本作者显明地划分出每一个不同的年代和每一个时期的重大变化，从而在这不同的年代和这些重大变化中企图突出地描画出每一个时期的典型事件与典型性格。开始斗地主，分田地以后，贫农李老康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摧毁了地主土地上的界碑，树立起自己的界碑。几年以后，成立农业合作社了，人们又纷纷把自己土地上的界碑拆除下来，使小块土地连成一大片。当进行合作化的初期，生产力还十分落后，郭大娘和那些困难户，连一条瘦骡子都没有，只好自己拉着犁，汗流浃背地在地里劳动。几年之后，人们已经从贫困中逐渐富裕起来，生产力发展了，农民已经第一次获得了拖拉机，黑妮已经学会掌握新的生产工具。这一切都明显地刻划出每一个发展阶段，和人们在每一阶段中的思想变化。
处理这样一个内容复杂，人物众多，年代较长的题材，编剧和导演工作，是相当艰巨的。导演配合着剧作者的意图，把整个故事的每一个时期、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征刻划出来。在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之间，既有区分，又有内在的联系。它表现着革命事业一步步前进，气势一步步上升，这种前进与上升前后照应着，前后联系着，在合作化初期阶段，当郭大娘在辛勤地犁地翻土那些场面出现时，歌声唱出“万事起头难，有苦才有甜……”这样来刻划出当时的困难，表现人们的信心，又为日后即将出现的光辉前景寄托了希望。
胡朋的精练的表演使影片增加了光彩。郭大娘这个人物形象表现得那样的刚毅、果敢，在大风大浪中不畏惧任何困难，对于党的事业，对于新生事物抱着坚忍不拔的信心。胡朋掌握了这些并且把它很好地塑造出来。不仅如此，在情节发展变化过程中，有些情绪异常复杂的地方也是掌握得很好。最显著的如根柱由前线回来，向她说出了她的儿子永来在前线牺牲的不幸消息的时候，她那个一向乐观、坚定的人受到了突然而又十分沉重的打击，她极度悲痛，以至于淌下了热泪，然而这并不破坏她一向坚强的性格。这是在剧情发展中给胡朋表演上的难题。正在她经受了这一场悲痛情绪的极度震荡之后，在同一个晚上还要谈论办合作社的事情，要在大会上向许多人为了农业合作化的事业去进行说服斗争，这样的错综复杂的情绪变化，胡朋刻划得很细致、掌握得合情合理，恰如其分。
演地主崔老昆的赵宣明，虽然出现的场面不太多，但是他塑造地主的形象也非常出色，给人深刻印象。虽然他已经是群众斗争的对象，但从他那双深沉的眼神中，还隐藏着他逝去了的旧日的威风，显出他对人民群众的深仇巨恨，使人们可以相信像贫农李老康那样的人，即使在斗争他的时候，一看到他也还会毛骨悚然。
影片中有许多地方的技术技巧上的处理是很出色的。每一个时期，一个发展阶段的转换，几次都在郭大娘的特写或近景中。但每次都显明地看出她不同的表情，紧紧地伴随着剧情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当开始斗地主，分田地不久，解放战争还在进行，郭大娘看到农村中还有不少困难的时候，以她含泪送别老田到前线去争取战争胜利的镜头，结束那个时期。她特写的脸上还挂着一丝忧愁，然而很快又为未来的光明希望所照耀。到了由高级合作社发展到人民公社这个阶段以前，同样是以郭大娘的近景来结束，可是这时候，她已经一无顾虑，脸上洋溢着更强烈的希望与胜利的光彩。每一个时期，每一个发展阶段都用配合歌声来结束，预示新的时期的开始。导演这些设想都是很优美的。
正如前面已经说过，这部影片内容复杂，人物众多，年代较长，所以又带来了一系列创作上的困难：由于内容复杂，时间长，人物多，就不容易更集中、更典型，因而有些地方显得不够深刻，有些必要的情节，必要的内容，必要的人物性格发展和刻划，就只能表面上淡淡地点了一点而不能作较细致的描画，因而也就影响到演员的表演，使他们不能有充分的发挥。像李老康这个人，只像是一张远距离的、模糊不清的剪影似的。在影片中，已经写了他挺起腰来，斗过地主，分得了田地，又描画了他那个极端穷困的家，在合作化过程中改善起来。既然描画这个人物的笔触已经不少，为什么还是这样的面目模糊呢？主要还是没有写出这个特定人物的最典型、最有其特点的思想行为，而只限于对他的经历的粗浅交代，这是不够的。尤其是后半部对于这个人物的性格发展更弱。我觉得还不如剧作者的同名作品舞台剧本，在那个剧本里李老康的性格发展还比较鲜明一些，他这个人物的发展应该是越到后来，对事态发展看得越清楚，越敢于挺起胸膛，一反以前一见到地主就毛骨悚然的神态。就像舞台剧本第四幕所描写的1957年，李老康揭发地主崔老昆利用党的整风运动，阴谋发动向党进攻那一场。这样的处理就鲜明一些。电影剧本在后半部并不是完全没有一点发展和变化，比如后来他在群众大会上站起来批驳崔治国等的新社会不如旧社会的反动谎言。这不过只限于利用语言而没有行为动作上的表现，特别在电影这种比其他艺术形式更接近生活，更需要表现人物的行为动作这一点上，更感到不足。
影片的中心人物郭大娘的性格发展和围绕着她的环境的发展也还有不足之处。前面已经说过：她总的说来是刚毅果敢，在大风大浪中不畏惧任何困难，对于党的事业、对于新生事物有着坚忍不拔的信心，但是如果把她的发展过程，描写得更曲折细致，更真实鲜明一些，一定会赋予演员和导演更丰富，更精美的表现条件。比如，描写由于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所产生新的情况、新的环境、新的生活，使郭大娘不断产生新的认识，产生新的感情；因此使这个人物性格也就会在戏剧的发展中一步步表现得更刚毅，更果敢，更坚忍不拔。
剧本中描写反面人物如崔老昆、崔治国等对革命、对新事物、对新人物的深仇巨恨还是写得比较细致，有些地方也写得比较深。如崔老昆临死还留下告诫，要他的儿孙辈为他报仇雪恨等场面，这都会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不足的，是这些人物的阴谋活动还揭发得不够深刻。这部作品在题材内容上把阶级斗争贯串在农村人民进行合作化、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整个进程中，这是很正确的。正因为这样，所以除了写人民的坚决斗争之外，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需要深刻地揭露反动阶级的阴谋活动。影片上所描写的，主要放在崔治国在中农李满仓和其他一些落后群众中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又仅仅穿插在某一个时期或者某些机会中，还不能紧紧地形成与革命人民的行动针锋相对的戏剧性对照。譬如片中所描写的崔治国等人利用李满仓要发家致富，利用农村中还有困难而觉悟程度也还不高的李老康之类人们的弱点，利用1957年党的整风运动的机会等，这些都很真实，但是对于崔治国这样一些敌对思想的代表人物，除了写他们利用一切可乘之机而外，还应该更深的揭发他们经常在革命人民的活动中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写出这种活动是一贯的而不是偶发的等。
由于彩色片的色调统一不容易掌握，特别是场景多，变换比较快的情况下，给摄影工作增加不少的困难。从影片上可以看得出来摄影师在画面构图上，在色调的统一上已做了很大的努力，但似乎也还不够一致。整部影片的发展过程中也没有做到应有的变化。有些地方镜头的移动不自然，最显著的如影片开始群众斗地主那一场的远景，以老槐树为中心，从俯视降到人物近景的一个镜头。这个拍摄的设计意图是不错的，主要缺点是和人物的动作配合得不够自然。
总的说来，《槐树庄》这部作品，故事的时间那么长，人物和场景又是那么多，而影片由于长度的限制，使材料的取舍，内容的编排就很困难，要做到无瑕可击那是不可能的。这部影片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它以一幅光辉灿烂的图景，真实朴素地描写了我们今天农村中的伟大变化，显示出革命人民的雄伟气概；写出了我们曾经历过的一段光辉的历程。特别在今天，当我们中国人民胜利地战胜重重困难，要用人民公社的伟大胜利来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和大力支援农业，进一步巩固农村集体经济的时候，这部影片的上映就有更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