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洪太尉及其他
董逢亚
陪孩子们到动物园看虎。看那额头标有王字的孽畜在栏里漫步、拱腰、舞爪，时而发出一声沉闷的吼声，不禁产生了种种联想。
老虎是要吃人的，但它又是人们猎取的对象。于是，自古以来就有着人们对虎的种种不同态度。
有一种人是怕虎的。按情况的不同又可分为三类：一类人“见虎便倒”。《水浒》里的洪太尉就是这样一位人物。请看他走进龙虎山，遇到一阵风，听得一声吼，刚刚看见一点虎影，就“叫声‘啊呀！’，扑地往后便倒。諕得三十六个牙齿，捉对儿厮打，那心头一似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的响，浑身却如中风麻木，两腿一似斗败公鸡，口里连声叫苦。”这点小小的考验，就使这位大人露了原形。这种人养尊处优惯了，经不得一吓，原也不足为怪。但在平时，他们却偏会装腔作势，作威作福。他是堂堂太尉，又是钦差大臣，出京之后，那气势更是不可一世。倘没有这一吓，怎能看破他的灵魂是那样卑怯、渺小呢？这告诉我们：看人决不能只看他平日说大话，而是要看他在事变的面前如何？哪怕是这样小小的事变。
另一类人是“谈虎色变”。如果说，前一类人平时还能装腔作势，直到见了虎才显露原形的话，那末，这一类人连装也装不出来。因为他们早被吓破了胆。一提到老虎，他们就会条件反射，魂飞魄散，骨酥筋麻。从老虎的牙齿直到老虎尾巴上的毛，他们无一不怕。所以说起话来就哆哆嗦嗦面孔变色。但他们偏又到处饶舌，极力渲染、夸张老虎的可怕，拚命地向别人散播恐虎论。如果有人奉劝他宽心些，人类不至于因世上有老虎而毁灭的。因为人是可以打虎的。他便会惊叫起来：险乎哉！狂人也！
还有一类人“敬虎如神”。二十年前，我曾见过这种人。他们居住在山边上，常常遭受着豺狼虎豹的威胁。但由于中宿命论之毒太深，不仅不敢存什么打虎的念头，甚至不敢有一点对虎亵渎的想法。凡是一切对虎不敬的字眼，他们都要忌讳。如果说第二类人虽然“色变”，但还敢“谈虎”的话，那末，这类人却终生不敢提到一个“虎”字，直呼其名大不敬也，生怕这样惹得老虎生气，而使自己灾难临头。如果非说到它的名字不可时，就用“山神爷”这个尊称来代替。在他们看来，老虎乃至豺狼都是人类命运的主宰，是无上权威的神灵，丝毫也不可触忤的。人只能对老虎虔诚礼拜，以求老虎的宽恕和庇佑，而绝对不能与老虎抗衡。这种人即使受了虎害，他们也认为是命运的惩罚，或者是敬礼不诚的恶报，总而言之是害人的老虎没错，错了的只是受虎害的人。因此他们坚决反对别人进山打虎，认为这不仅会给打虎的人招来杀身之祸，而且也会破坏他们这些“敬虎”的人的安生日子。虽然他们只是靠了别人进山打虎，才能安居在山边上，但他们却认为这只是由于自己礼敬祈祷的结果，所谓“诚则灵”是也。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怕虎人以外，另一种人不仅不怕虎，而且还要打虎、杀虎、缚虎、伏虎……。这种人认定，人类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老虎所以吃人，仅仅是由于它具有兽性，而绝对不是它具有什么神圣的使命和无上的权威。人不仅可以打虎、杀虎、缚虎、伏虎，而且可以用虎皮，吃虎肉，喝虎骨酒，可以把虎缚来取乐，供儿童们观赏。我们的戏曲、小说、民间故事和绘画中，有着不少颂扬这种人的光辉篇章。这些人物被描写刻划得勇敢、顽强、聪明、机智，风格高尚，光采照人。智如刺杀双虎的卞庄子，义勇如除三害的周处等等不胜枚举。仅仅一部《水浒》，就写了多少个打虎的英雄好汉：打虎的武松，射虎的解珍解宝，杀虎的李逵，以及那些许许多多为了剪除虎害，不断受着当官杖责，进山捕虎的猎户们。武松打虎的事，已经成了千古美谈，武松也因此成了我们不朽的榜样。但是，在我所知道的打虎人物中，我更推崇黑旋风李逵和齐天大圣孙悟空。李逵在沂岭，一怒之下，入虎穴、索虎子，不管公的、母的、老的、小的，统统斩尽杀绝，“方才出得他娘的鸟气”。这种彻底革命的精神，是十足令人钦佩的。至于孙悟空，更是一个打虎的好手。普通的老虎他要打，他剥虎皮作裙子，拧虎筋作绳子，不存一点假善人的怜悯之意。成妖作怪的老虎他更要打，不管什么虎先锋，虎大王，统统都要它吃老孙一棒。就是老虎挂起了“大仙”的招牌，被御口封赠为国师，受着皇帝的百般美化和庇护，他也要戳穿它的真象，加以铲除。读了《西游记》中车迟国猴王除怪那一章，人人都不禁要为美猴王鼓掌称快的。
总之，不论武松、李逵也好，不论孙悟空也好，这都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人民的化身，是革命人民的精神面貌的写照。只有这种人才是世界的主人，也只是靠了这种人，世界才有了如今的繁荣昌盛。如果世界上只有怕虎的那些懦夫的话，那末，人类早在还是“洪水猛兽”的那个时代就绝迹了，哪里还能延续到如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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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十六个人
黎之
甲午中日战争时，敌人占领旅顺后，屠城四日，全城只剩下三十六个人……。敌人血洗旅顺，只剩下三十六个人，别说三十六个，就是三个，也要继续战斗，消灭敌人。没有枪，没有炮，只有埋葬亲人的铁锹，别说铁锹，只有拳头，也要讨还血债，为亲人把仇报。修起坟墓，把亲人埋好，一万个尸体，像一万个火把，在三十六个人心里燃烧。没有石碑，插上木牌，别说木牌，就是这万人墓上的草，也要比天高。坟墓修好了，木牌树起了，报仇的时候到了，三十六个人举起三十六把铁锹。铁锹砍向敌人的头，旅顺又投入战斗，让敌人恐慌，让敌人发抖，杀不完的旅顺人，吓不倒的旅顺口。敌人倾巢出动，三万对三十六，三十六个人，像三十六座大山，永不动摇，永不低头。三十六个人，三十六个兄弟，三十六颗心连在一起，三十六缕丝线能拧成绳，三十六个人在一起像铜墙铁壁。没有枪弹，石头也可以砸死敌人，旅顺的海水知道愤怒，旅顺的石头知道仇恨。石头打完了，山被打成灰烬，山焦石烂，也不让敌人碰一下我们。后面是大海，前面是敌军，大海啊，你是我们旅顺的水，你爱我们旅顺的人，三十六个兄弟，抱得紧紧，飞下悬崖，向大海里投身。天上布满乌云，海上波涛滚滚，一个个大浪，像一个个巨人；一阵阵海啸，像勇士们杀敌的声音。三十六个勇士日日夜夜保卫着旅顺。
1962、8、15于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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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红门
武楼
西红门，好喜气的地名儿。看看这里的景色，真让人喜爱。田野里的土地，拖拉机全部翻耕过了，平整而柔软的泥土充分地曝晒在阳光下。像绿色地毯一样的麦田，平铺在广阔的大地上。在有的田地里，树立着一堵堵的玉米秆扎成的风幛，墙下正培育着幼嫩的菜苗。进到村子里，我们见到金子似的一堆堆粮食入库了。社员扶起那一人多高的稻秆，捧出那尺把长的棒子，那又嫩又鲜掉地就碎的大萝卜，那满窖的大白菜，怎能禁住心头的喜悦。过去全村只有地主有一架手摇唱机，可是现在，村里有条李家胡同，一到天黑，几乎家家都放收音机。于是，人们就把这儿叫“收音机胡同”。
过去，西红门紧靠皇帝打猎的南苑，是旱涝、风沙、盐碱样样灾害俱全的地方。皇帝们只关心自己的游猎，并不注意这里群众的疾苦。多少年来，西红门群众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这里的地理条件实在太坏了。村子的北半边，原是风沙地，每年春风一起，黄沙漫野，一天一夜的大风，能刮出条沙岗。庄稼的嫩苗，怎经得住狂沙摧残！村西南全是洼地，最洼的“王八坑”、“黄土坑”等地方，别处干旱，这里总是水汪汪的；别处墒正好，这里便成了泽国，有时水没腰深，秋收时能收几穗高粱就算不错的年景了。但这几穗高粱还得淌着水，划着簸箩去一穗一穗地掐回来。村子东半边的大片土地呢？社员们说，熬碱熬硝盐这倒是个好地方，就是不大收庄稼。春潮一泛，满地白霜，稀稀拉拉的禾苗，不是被盐碱渍死，就是长不高，长不旺。这样的土地，过去西红门的人怎能过上好日月？直到前几年，这里许多人家，还靠政府救济过日子呢！现在那风沙地里，每亩收三、四百斤麦子，盐碱地里每亩收一万多斤大白菜，水洼地里每亩能收八、九百斤的水稻。这些听来好像是神话，但却一点也不神。你看那村北一道道的防风林，村西南的水柜，田野里星罗棋布的机井，木管井，你就会知道这是集体力量改造自然的胜利。
我们走在村北的路上，渐渐地感到路难走起来。一只脚刚刚抬起，另一只脚又陷进了沙坑。寒风吹来，飞沙扑面，仿佛走在内蒙古的沙漠地带。“没想到，离北京十多里的地方，居然有一块‘小沙漠’！”正想得出神，不觉一脚踩着了麦苗。前面一畦畦麦苗长得多好，竟像“沙漠中的绿洲”，距“绿洲”不远，是一道道的防风林。
老社员张立峰，曾在这块地里种过地，他知道这片沙地的过去，也知道它的现在。张立峰今年六十多岁了，可他望着麦田的兴奋神情，哪儿像有这把年纪的人呢？他黑布棉袄里，套着一件年轻人穿的新绒衣，显得挺有精神。土地改革后，他在这里分到几亩地。他同风沙斗争过，而且斗得很顽强。白天黑夜，人们看到他推着一辆小车，在沙地里来回奔忙，仔仔细细把刮来的黄沙运走，填上一车车肥泥。农时一到，别的庄稼难种活，赶忙种上老秧瓜。一夜狂风，竟把泥土刮跑，连种子也没影啦！他心不甘，一发狠，种二回，又给刮了。连种四回，还是一点点没有留下！合作化后，老人家同社员们一起，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沙地里栽下一棵棵柳树，眼看着一排排柳树转青了，长大了，成荫了，形成一座可以遮挡风沙的防风林。一看老人眼角布满的深深皱纹，就知道他曾为这风沙付出了多少心血。
老人指指前面的防风林，乐滋滋地说：“现在这片地种什么都长。”一边比划着：“今年一棵大白菜几十斤重。我这么大岁数，从没见这里种过麦子，今年收的麦子一亩三、四百斤呢。明年比今年更好，你们看这麦苗长得多好，比去年的麦苗好多了。”他不时咧开嘴笑着，连嘴上几根稀疏的胡子也跳动起来。
我受了老人喜悦的感染，不觉对这一排排防风林肃然起敬。防风林呵！在北风凛冽的冬天，柳叶落尽了，就是这些细细密密的枝条，却挡住了狂暴的风沙，保住了麦苗的生长。防风林呵！当你是单株独棵的时候，你是多么软弱无力，而今，这里是几千棵几万棵组成的强大的林木集体，还有什么风沙不能战胜呢！
村西是一个水库。当地人把这叫水柜。说来可笑，在我的想像里，水柜该是个四四方方的形状，这才像个“柜”。举目一看，不禁笑了起来。这水柜倒像条长长的河。说它是河，可又奇怪，往西去，水上怎么总在喷出白亮亮的水花？党支部书记刘永恒同志为我解开了谜：这水花，就是取之不尽的地下水呵。
刘永恒，约莫四十岁上下，淳朴敦厚，见到陌生人多少带点腼腆。他排行老四，解放前，因为穷，人们都叫他“穷刘四”。每天人们看他拿着锄，站在街上等人雇短工，害着疟疾，还得给地主干活。可就是他，领着社员们修了这水柜。在那北风紧刮的寒冬，他们一锄锄挖着，头上冒着热气。挖到后来，地里渗水了，怎么办？用几架水龙把泥水车出去。车着车着，淤泥塞住了水龙口，水出不去，一结冰，工程就得停，怎么办？刘永恒捋了捋棉裤腿，跳下结着薄冰的淤泥水。他穿着湿透了的棉裤，站在冷到骨心的冰里，脚冻紫了，还是把淤泥一点点铲出来。铲完了，还是他，领着大伙在水柜里打了一百多根竹管；每根管要打下十丈深，才能把地下水引上来。你看，这八华里长、一米多深的水柜，花费了多少人的辛勤劳动！
刘永恒淳朴的脸上，露出丝丝笑意。他用亲昵的目光看着水柜，自言自语：“这水柜里的水总这么满，怎么用也用不完。”我奇怪地问：“这就是过去的‘王八坑’吧？怎么现在连一点痕迹都看不见了呢？”他好像没有听见我的话，只顾指着旁边一大片稻田说：“现在再大的雨都不怕了，只要一个钟头，雨水就都流进水柜去了。这儿的水稻，少说也能收八百斤。”
水柜里结了一层薄冰，而竹管里的地下水，却汹涌地向外喷流。今年已经一百多天干旱不雨了，但这里仍然获得了丰收。西红门的人们，在集体道路上发出的威力，不正像解放出来的地下水，源源无尽、喷流不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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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沙水人
唐松
在一间暖洋洋的房屋里，西红门生产大队党总支书记热情地介绍了几年来的生产变化。以后，冒着冬日的寒风，参观了防护林带和星罗棋布的水利设施，访问了正在菜窖上劳动的一些社员。回来，沙、水、人三者之间鲜明地在脑海中形成了两幅画面。
一幅是解放前的：大风起，沙飞扬，遮天盖地，汹涌而来，侵占良田，吞没庄稼，使大片地区成为风沙逞威的世界。水，一部分侵占着大批洼地，排不出去；一部分潜藏在地下，需要时提不出来。在沙、水的双重威胁下，这里的人的境遇，只有两个字：贫困。
一幅是近几年的：田野里树立了一条条的防护林带，遏止了猖獗的风沙。洼地的积水排除了，变成了一块块的稻田。过去干旱的土地里，开凿一眼眼机井，利用地下水进行着充分的灌溉。沙、水都被制服了，这里的人开始了富裕的生活。
同样的沙，同样的水，同样的人，过去，沙、水的声势大于人，人只好退让；现在，人的力量大于沙、水，沙只好乖乖地被制服，水只好驯顺地被利用。看来，这似乎有点神秘，其实，这种变化却又非常地自然。关键就在于：过去是一个人、一家人和沙斗、和水斗，现在是全队人、全村人和沙斗，和水斗。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说来话长了。
这里，就先从“沙”说起吧。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的头上突然地增加了一个头衔：“一盘散沙”。这意思就是说，中国人就像一粒粒的沙，是团结不起来的。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在过去的时代里，远的如起义“造反”，近的如游行示威，都是中国人民能够团结的标志。可是，当时的统治者是不愿意看到群众的团结的，依照鲁迅先生对他们的分析：“小民倘能团结，发财就烦难，那么，当然应该想尽方法，使他们变成散沙才好。”
在政治上是这样，在农业生产上，过去更是一家一户地进行。不论防沙还是治水，我防你不防，你治他不治，以“散人”来对付“散沙”、“散水”，其效果如何？完全可以想见。经过几次较量，除过甘拜下风、无法向贫困告别以外，也实在别无他途。随着革命的胜利，过去“想尽办法”使“小民”“变成散沙”的统治者被推翻了，
“一盘散沙”的头衔永远地去掉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紧密地团结成一个集体，不仅不是“沙”，而且是比防沙的防护林带还要坚强的铜墙铁壁。
从一个村看全国农村，从全国农村看一个村，都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看这种变化的结果，非常令人振奋。但在这种变化到来以前，必须付出巨大的劳动和艰辛。建立防护林带，必须一株一株地去栽树，兴修水利设施，必须一锹一锹地去挖土。这种细碎的功夫下得越多，产生的变化也就会越大。从西红门说，从全国农村说，现在只是开始，我们准备付出更多的劳动和艰辛，征服沙，征服水，征服自然，奔向更远大的前程。
第6版()
专栏：
草原牧民（木刻） 李焕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