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想起了伏契克的遗言
高隼
生和死，是个老题目。几千年来，古今中外，多少仁人志士，多少革命家，多少工人阶级战士，用自己的鲜血和宝贵的生命，在这个题目下写下无数可歌可泣的文字，千秋万代都能掷地作金石声。今天又想起它，却是重读了尤利乌斯·伏契克的不朽名著《绞刑架下的报告》想起的。
可是，在革命事业的前进与发展中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真正的革命家、坚强的阶级战士。有些人对生与死的看法，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在他们看来，在一切情况下都应该避免死，都应该活着，甚至在敌人面前跪着活，也比死强些。敌人打他们的左脸，他们赶快把自己的右脸也送上。为了苟安，为了保全生命，他们不惜牺牲原则、牺牲理想、牺牲工人阶级的立场。这哪里还有一点革命者的气味？不过是懦夫哲学，叛徒哲学而已。
从两千年前起，一些哲人们就不断地告诫着人们怎样去选择生和死。孟子说过：“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他举了个浅显的例子：一小筐饭，一小碗汤，“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可是，伪善的施舍，谁也不会去吃它；用脚踢给人吃，那是连乞丐也不屑一顾的。
当然，孟子口中的“义”，是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同我们今天说的“义”，完全是两回事。但是他那“舍生取义”的精神，却一直在激励着人们郑重地、严肃地对待生和死的问题。“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志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这是周文雍烈士写在敌人监狱墙壁上的诗。“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这是叶挺烈士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留下的名言，这也是共产党人在生和死这个课题面前作出的最好的答案。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地想到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的伟大儿子、英雄的工人阶级战士尤·伏契克警辟、深刻的概括：
“在这里人家不来衡量你所说的话，而是看进你的内心。在你的内心里只剩下最本质的东西，而那些为了暗中冲淡、缓和，或者粉饰你的本质的、一切次要的和表面的东西，都被临死的旋风一扫而光了。只剩下最本质最简单的东西：忠诚者坚持，叛徒出卖，庸懦者绝望，英雄斗争。”
是的，这就是忠诚者和叛徒，庸懦者和英雄在生死问题面前的分野。它像一块试金石，也像一面照妖镜。从伏契克的遗言里，你可以懂得：为什么有的人在敌人面前那么没有骨气？为什么有的人总要对帝国主义低声下气，摇尾乞怜？为什么有的人害怕革命害怕到发抖？……不论他说得如何天花乱坠，说来说去，无非是自己在敌人的威胁面前吓破了胆，他们不仅自己吓破了胆，而且还劝诱别人“从狗洞子里爬出去”，向敌人乞求施舍。在伏契克以及所有革命烈士面前，它们不过是恬不知耻的软骨虫！
这一类人毕竟是少数，他们可以吹起一股阴风，然而阴风毕竟是阴风，不可能永远遮盖住太阳。人们总是从自己的生活实践里，在斗争的道路上，逐渐认清这些伪君子、软骨虫和叛徒们的真实嘴脸的。对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的侵略、压迫、恐吓、欺骗以及其他种种罪恶活动，革命者有自己响亮的、鲜明的回答，那就是：
“宁为玉碎，毋为瓦全！”
“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活！”
其实，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并不像他们自己所吹嘘的那么强大，并不像叛徒、懦夫所想像的那么可怕。觉悟起来与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完全有信心、有力量赢得革命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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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书随笔
“无使为积威之所劫”
——重读苏洵《六国》有感
臧克家
一门三苏，艺苑传为佳话。老泉独擅议论，生辣简奥。《六国》是他的名作，今日重读，觉得文笔老当，胜义犹新。虽然是事后论英雄，可是由于他掌握了历史情况，看清楚了六国破灭的原因，发为宏论，感慨系之。如果他生在七雄争霸的时代，把这篇文章的观点，献策于六国当局，幸被采纳，那可真是“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文章一开头，作者的主意便挺然而立，为全篇张目。他批判了六国的屈服投降政策，把祖宗“暴霜露，斩荆棘”所有的土地，奉献给秦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明早醒来一看，秦兵又追踪而至了。敌人的欲壑难填，你“奉之弥繁”，他“侵之愈急”。
“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这比喻是多么恰切，多么沉痛！六国之君，如死而有知，读到此处也会顿足捶胸，大呼“已晚”！
处在强敌面前，不凭割地换取一时苟安，那又将如何对待呢？作者虽然没有正面大发议论，但意见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六国联合
“并力西向”。如果这联合阵线不强固，大家的心不齐一，互相影响，就会同归于尽。“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
老苏在这篇文章里所表现的战略思想很有价值，教育意义是很大的。他教导弱小的国家在强敌之前不要存自卑之心，暂顾眼前，以自己的土地、主权与尊严去“赂”敌，以此图苟安，连苟安也不可得。敌人得寸进尺，你越示弱，他越逞强，结果是使敌人不劳而获，不战而胜。最好的办法是联合起来，和敌人作斗争，决不要为敌人的“积威之所劫”！用一句现代的话说，就是不要在强大敌人威力之前被吓倒。否则，那就等于自动解除武装，任人宰割。不论在消极方面要图存，或在积极方面要打倒强敌，唯一的法宝就是挺立起来、联合起来、从事战斗！
《六国》的作者，对六国的覆灭，不胜惋惜，对六国的因循苟安、一味“赂秦”不能互相联合，发愤图存，提出了批评。结尾一段，又从六国推开，寄意于“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的当国者，这些话可谓语重心长，令人深省，它的意义直到今天也并没有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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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件棉衣的故事
〔朝鲜族〕金应俊
每当我思念朋友和亲人时，总要想起我最亲近的朋友小郭，这件棉衣的记忆便油然而起。
1956年10月，我们延边大学中文专业的同学们到北京大学去学习。一个月后的一个星期六，晚饭后回到宿舍，一位汉族同学手里拿着买好的电影票在等我。这便是小郭同志，此后我们便成了知心朋友。
晚霞五彩夺目，我们挽着手臂，漫步在火红的枫叶行间，彼此谈着有趣的话，又一道看了电影。
我回到宿舍，躺到床上。正在似睡非睡的当儿，有人小心地推开门，轻手轻脚走了进来，把什么东西盖在我身上。我昏沉沉地边坐起身边问：“谁？做什么？”
“给你带件棉衣来，不是新的，你穿吧！”我听到这亲切的声音，猜出是小郭，我说：“别这样，我有啦。”
“老金，别客气了，我有两件，你就收下吧！嘘——别吵了，快睡吧，看吵醒了别人。”说着，不等我回话，他已走了出去。
十几分钟后，我拿着这件棉衣，轻轻地走下静悄悄的楼梯。小郭同志住在最下层，宿舍一片静寂。我轻轻地把棉衣盖到他身上，他好像是睡熟了，不作声。我放下心，小心翼翼地开门走回宿舍。
早晨，睁开双眼，全身热呼呼的，觉得被子比往常暖了。一看，原来那件棉衣压在被子上。他什么时候来过的？我思量着，好意难却，只好收下来。
这件棉衣他只穿过一冬，没有一处破绽，比他身上穿的那件还新。在北京大学我穿着这件棉衣度过两个寒冬。棉衣温暖了我的身体，也温暖着我的心。
六年了，现在棉衣补钉加补钉，我把它视为珍贵的纪念品。虽然我有棉大衣，每逢初冬季节，我总喜欢把它穿在身上。
我们在北京学习的两年中，汉族同志给我们朝鲜族同志的帮助是一言难尽的，给我们的鼓舞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他们对兄弟民族的关心、他们的民族友爱精神，当时鼓舞了我，今天还在鼓舞着我，将来仍将鼓舞我勇往直前。〔青苗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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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生活
添砖垒石话资料
姜德明
从“五四”到解放前的文艺杂志一共有多少？过去觉得随着时光的流逝和材料的浩繁，恐怕难以摸清它的底细了。
然而，当我看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它竟驱除了我心头的疑虑。虽然这本目录还有待补充，但是毕竟算有了一个较完备的基础。万事起头难，任何艰巨复杂的工作，并不怕开头时的粗疏和简陋，怕的却是不屑于去做和不敢决心坚持。因此我觉得这项像在大海里捞针一样的劳动是很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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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工作是研究工作的基础，也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任何学术研究都不能脱离开丰富翔实的资料。资料越丰富，开展研究工作越便利，人们见得广了，便也看得远，问题也越容易深入。古往今来，一些有成就的中外思想家、著作家没有不是重视资料并亲手做一部分资料工作的，因为从事资料的搜集、整理的工作，也即是在进行了解情况和调查研究，这本身正是研究工作的一部分。
我国现代革命文艺运动，从一开始便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敌人的几次文化围剿，许多革命作家的被残杀，革命书刊的被没收焚禁，都使大量的珍贵资料遭到散佚和损失。但是，敌人的这种斩尽杀绝的做法终归不过是一种妄想，革命力量总是在困难的环境中，千方百计地顽强生长。公开的，秘密的，半公开半秘密的，都是我们所采取过的斗争形式，因此一本书几易其名，一本刊物的千变万化，一位作家的笔名累累……在现代文学史上并不罕见，也形成了革命文艺和白色恐怖针锋相对斗争的复杂局面。经过了一切反动派的长期摧残，不少书刊已经成为海内孤本，有时甚至比找一本古籍版本还要困难。所有这些，都为学术研究和资料工作带来不少的困难，如果不着意搜集，许多重要的材料很可能被遗忘，被湮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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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艺出版社在文化领导部门和有关同志的支持之下，这几年除了出版了一些有关现代文学史的论著以外，还连续整理出版和影印了一批现代文艺资料，分别编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乙两种，最近又刊行了一种专门性的资料刊物《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它们受到了研究工作者和读者的欢迎。
例如：左联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五烈士牺牲之后，有关他们的许多资料分散而不完备，许多烈士的遗著还没有被发现，现存的资料又有不少差误，人们辗转因袭，以讹传讹的现象还比较普遍。丁景唐、瞿光熙同志有鉴于此，怀着感念烈士的心情，在工作之余立意搜编有关资料，积数年的辛劳，终于编印了一部《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由于资料搜集得系统、丰富、翔实，纠正了一些事实上的错误，专家和读者莫不称便。广大读者从这本书里得见左联五烈士的文学成绩，更主要的是认识了五位无产阶级先驱者的革命活动；对于研究者来说，得到的帮助就更为直接了。例如最近出版的《论殷夫及其创作》一书的作者，在本书“后记”里，便说这本资料编目，为他的新著“提供了很多重要的资料”。这证明了资料工作可以促进研究工作的顺利进展。
又如：鲁迅先生逝世后，二十几年来不断有人搜寻先生的遗文零墨。当年唐弢同志利用业余时间，跑旧书摊、图书馆，翻报刊，抄资料，终于编得两部《鲁迅全集补遗》。解放以后陆续发现的先生的佚文和书简也不在少数，上海鲁迅纪念馆在各方面协助下，编成鲁迅佚文辑集，最近出版的《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中刊出了新发现的鲁迅先生1912年在北平教育部任事时手拟的国徽图案及说明书等佚文共五十一篇。还有文操同志根据广泛的文字材料部分补充了因被日寇扣留、已经遗失了的1922年的鲁迅先生的日记。人们在读先生佚文的时刻，怎能不想到发掘这些材料的“有心人”的劳动？晦庵同志的《书话》也是最近出版的一种引人注意的资料性质的书，它提供了丰富生动的材料，而且文字优美，富有见解，受到读者的喜爱。
做好现代文艺资料工作，可以节约很多人的时间、精力，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重复的劳动，使更多的人腾出时间专心进行研究工作，或探索一些新的问题，这对我们整个研究工作是十分需要的。至于对一般读者，由于当年敌人的严密封锁，许多材料还是十分新鲜的，同时，这也是当年对敌文化斗争的一部分，重读这些资料，抚今思昔，可以受到革命传统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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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这种文艺资料的活动，在今后必然还会有不少人是要个人独立进行的，这便是分散在广大读者中间的那些热心的业余爱好者；但是，有组织，有系统地进行这个工作，会有更多的便利，容易收到更显著的效果。就以《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来说，它是由上海图书馆、上海旧书店、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上海文艺出版社等单位临时抽调了七位同志，组成一个
“现代文学期刊联合调查小组”，仅仅用了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便完成了这件浩繁的工程。此外，如北京的《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二辑，《电影回忆录丛刊》，山西的《山西文艺史料》三辑，也都是事前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按着一定的计划进行的，因此都具有丰富的内容和较高的资料价值。
目前的资料整理和影印工作，还比较集中在左联时期，这是按着轻重缓急的方针进行的，是必要的，但是人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在范围和时限上再加以扩大。
目前资料的收集，大多限于已经出版的文字材料。其实各个历史时期的实际参加者有不少仍然健在，如果他们能够通过文字或口头把资料记录下来，老作家们写一点文学回忆录之类的著作，这样既保存了史料，也向青年们介绍了经验，并且供给了广大读者以欣赏的文学读物。
适当注意一下反面资料也是必要的，因为缺少了这方面的材料便难于进一步揭露敌人，也无法窥见敌我两军对阵的全貌，和敌人惧怕、仇视革命文艺的狼狈嘴脸；同时这部分材料对总结我们的历史经验，也是有一定作用的。例如在创刊号的《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中，罗荪同志介绍了1938年底，在重庆开展的一场
“文艺与抗战无关”的论战情况，不仅提供了老舍同志代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草拟的一封致《中央日报》的公开抗议信（当时，由于张道藩的干涉，这封信始终没能发出），还将长期以来没有发现的梁实秋那篇《征求与抗战无关的文章的启事》（即《编者的话》）发表，梁实秋的丑恶嘴脸便得以重行公诸于世，成为一份重要的反面教材。
过去似乎有人以为资料工作整天抄抄写写，是“壮夫不为”、不登“大雅”的琐事，其实这个工作正在不断地为我们的学术研究“大厦”一点一滴地添砖垒石，供给必要的建筑材料，有助于“大厦”的建成和巩固。我们希望文学研究机关，以及从事文学研究的青年教师与文学研究人员，更加重视资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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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渡河行
刘尧坤一箭射开万重山，大渡河水山中穿，两岸壁立水急湍，皆言大渡险！当年红军为抗战，踏破重山战凶险，一举飞渡铁索寒，皆把红军赞！如今公路山腰缠，来往汽车山里转，为搞建设运输忙，大渡不再险！机器、文化运进山，穷山从此变富山，两岸人民笑开颜，齐唱明朗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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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古巴人民是不可侮的（木刻） 李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