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

松竹篇
曹宪文
气候渐冷,严冬将至,使我想起了松树。
松树,自古以来,有多少人把它作为崇高品质的象征,歌颂过它,赞美过它呵!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就写过这样一首诗: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
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
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
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不怕风寒,这正是松树的崇高之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叫做:坚定性。
具有这种崇高品质的植物,当然不止松树一种。“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是专画竹、兰、石、菊的,他在好多的“题画”中就热烈地赞美过竹,有两处是这样写的:
几枝修竹几枝兰,不畏春残,不怕秋寒。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刘桢和郑板桥,在歌颂和赞美松、竹的时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它们放在春残、秋寒、风暴、冰霜和“千磨万击”的面前——在“风声一何盛”的情况下,“松枝一何劲”!尽管“冰霜正惨凄”,还是“终岁常端正”,虽然“任尔东西南北风”,却“千磨万击”还坚劲。此之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疾风知劲草”,“时穷节乃见”吧!
这一点,引起了我的联想:一个革命者是否具有革命的坚定性,在平时的表现是不那么明显,不那么突出的;到了严重的困难关头,表现得就明显了,突出了。说得比较远一点,譬如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时的困难是够严重的,面临这种情况,广大的坚定的革命战士,无所畏惧,“万水千山只等闲”,仍然坚持革命;少数缺乏革命坚定性的人,可就不行啦,有的动摇了,有的甚至从革命队伍中逃跑了。说得近一点,譬如从1959年以来,我们的国家连续三年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的坚定的革命战士,不怕困难,不屈不挠地和困难作斗争,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也有少数缺乏革命坚定性的人,就为困难所吓倒啦,他们丧失了信心,迷失了方向。困难真是一块试金石:谁是真金,谁是假金?谁是纯金,谁是杂质金?在它面前,立见分晓。
革命的坚定性,对我们革命者来说,是头等重要的。因为,在革命的道路上,总是有“风暴”,总是有“冰霜”,总是有“千磨万击”的;如果,我们缺乏松、竹一般的“坚劲”,那末,我们就会经不起“风暴”的冲击,经不起“冰霜”的磨炼,经不起“千磨万击”的考验。对许多非无产阶级出身,而又缺少革命锻炼的人来说,革命的坚定性,并不是他们的“本性”;只有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改造,加强锻炼,才能逐步地具有这种“坚劲”。从这方面说,困难又是改造和锻炼我们的学校,又是培养我们革命坚定性的学校。松和竹,所以能够具有那么一种“坚劲”,不也正是因为它们不是在温室中长大,而是在风暴、冰霜和“千磨万击”中长大的么!
“风暴”、“冰霜”、“千磨万击”,一方面是检验我们是否具有革命坚定性的试金石,一方面又是锻炼和培养我们革命坚定性的学校——这正是事物的客观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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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林

帝国主义怕的是什么?
——读《笏庵诗稿》
阿英
蜈蚣食蛇蛇食蟆,蟆食蜈蚣又畏蛇,
三虫相制莫先发,去其所制始敢攫。
百姓正是贼所怕,尹来杀我吁可讶,
明朝贼来将奈何,呜呼智乃出虫下。
笏庵(吴清鹏)在1840年所写的这首《三虫篇》,是我最喜爱的。这是一首总结鸦片战争经验的诗。所谓“贼”是指外国殖民主义者及其帮凶;所谓“尹”,是指清朝反动官僚琦善之流。诗意指出帝国主义者所害怕的不是中国朝廷,而是中国人民。也指出了琦善之流镇压百姓,实质上是瓦解人民的反抗斗志。他愤怒地谴责这些人,说他们的见识,是连小虫都不如的。
笏庵熟习草木虫鱼的生活,他的诗集《笏庵诗稿》(20卷足本很少见,《卷盦书跋》载只见到2卷,《书髓楼书目》著录10卷,我见到的是15卷,收诗至道光乙巳年—1845年笏庵六十二岁为止),有不少是借动物故事来说明问题的,如《蛇鼠相啖行》、《观蚁斗二十韵》等,以及“守宫搏蝇螳捕蝉”、“白鱼失困黄虬走”一类的名句。这首《三虫篇》,恰切地用“蜈蚣食蛇蛇食蟆”故事,说明强者怎样利用弱者的矛盾,找弱点,以及采取怎样有效的时机向弱者发动进攻;说明中国能否抵抗殖民主义者,关键在于能否发动人民进行战斗。
笏庵还有不少诗是值得读的,他感慨于“方今贤人多失职,一一去矣将无遗”(《闻周敬修制府谪戍》),质问“召寇何人实始谋”(《思归不得》)。赞扬那些不怕死的,敢于“恃公论”而上书抗议的百姓:“何人敢当雷霆下,此士乃出菰蒲中”(《民人有上书者》)。歌颂定海人民不留在敌占区,“誓死无从贼”,“大义必分明”。认识到团结就是力量:“相携可相活,叵测恨夷情”(《定海再陷》)。最后,在1843年,他听说“粤中市民拆毁夷馆,愤不与通商……”而写了一首长题诗:
我闻夷人畏百姓,初尚疑之今始信。
天下诸侯愤秦兵,陈涉一呼万夫应。
以秦攻秦尚如此,况乃此举名甚正。
浙海鱼户沈夷船,粤海市人毁夷馆。
知是夷人不敢战,一快聊堪舒愤惋。
国家培养二百年,人心如此何忧焉。
令我转复思从前,逡巡六国胡可怜。
草莽市井自有臣,汝独不愧为庶人。诗里有保卫封建体制的说法,但是基本上是歌颂普通百姓的。
笏庵,钱塘人,是名诗人吴谷人(锡麒)的次子,做过编修一类的穷京官,像他自己说的,“但住长安大抵同,翰林官比秀才穷”。对当时的政治措施不满,后来“告居”,在诗里有句:“离索不堪吾过矣,寄声今幸已无官”。
帝国主义怕的是什么呢?“百姓正是贼所怕”,“我闻夷人畏百姓”!在一百二十年前,我们的先进诗人就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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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国盆景
秦牧
艺术领域各个部门,好些道理都是相通的。有时,一个人去看杂技表演,看摄影展览,逛园林,赏盆景,也常常可以从中领会到一些艺术上的道理,大有益于我们某一专业的文艺活动。
前些时,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一些关于中国园林的建造艺术的文章,我自己就感到获益不浅。那些讲究借用远山远水陪衬,使园林境界辽阔起来,以及园中有园,湖里有湖的精巧布置,不就是体现了粗犷和细腻结合这么一种美学思想么!
近来,陆陆续续看了一些广州盆景,觉得此中巧妙,也和园林艺术一脉相通。不过一种是在千数百亩的广阔土地上经营擘划,一种是在一平方尺不够的盆子里,匠心独运罢了。后者麻雀虽小,也着实五脏俱全。把谈园林艺术的那些文章所讲的道理,来印证一座座小小的盆景,也常常是十分吻合的。
过去,我对于这种古老的盆景艺术,很少注意,总觉得这是某些留长指甲的有闲者的花样。近年来,因为公园里几乎年年都有盆景展览会,展览品每次都有好几百盆,而且,花样翻新,越来越巧;这才逐渐激发起欣赏的兴趣。兴趣一来,便免不了问长问短。原来,广州还有一个盆景艺术研究会,会员是些教师,医生,花匠,摄影师……。这种玩意,现在已经成为一些人寄托工余情趣,体现另一种艺术创造的东西了。自然,这只是类似山水画一类的艺术活动,不过搞出来的东西却是“立体的画”“有生命的画”呢。说来也颇有趣,这些盆景,还常常流露了作者们的个性和表现各人独特的艺术风格,同一素材,经过不同作者的处理,就会各异其趣。看来,艺术领域的每一个门道,都像无底洞那样的深邃了。
在国际上,另一个盆景艺术比较发达的国家是日本。“盆栽”这个词儿,听说就是日本人所喜用的。在中国虽然各地都有培养盆景的人,但是据说也形成了几个中心。广州、成都、苏州,就是几个著名的中心。这几个地方,园艺一向都相当发达,而且,又都各各邻近一些出产著名陶器的地区,大概这就是关键所在了。
南方草木繁茂,有好些嘉树生命力异常旺盛,姿态十分优美,这都是适宜于搞盆景的。树木不同,也是各地盆景风格不同的因素之一。在南方常见到用来培育盆景的树木有:相思、九里香、雀梅、福建茶、水松、水横枝等等。
对着一盆精彩的盆景,有时的确颇能发人遐思。在那小小的长方形的陶盆里面,盈尺之地,有时出现了一株盘根错节的老树,仿佛历尽风霜;有时又出现了两三株临风玉立、枝叶扶疏的乔木,仿佛秋风萧瑟,群鸦就要飞临栖宿。
作者们把他们生平看到的,认为美的景象,精粹地重现在这么一个盆子里了。不是“胸中大有丘壑”,是创造不出精彩的盆景来的。
最近,广州的盆景艺术研究会把大家公认为最出色的一些盆景的摄影,编成了一本精美的画册,翻看那些被认为“精品”的盆景照片,我不禁重温了这么一些艺术上的道理:
“因材处理”,是多么重要呵!玉工根据一块块璞玉颜色、纹理的不同,决定把它们雕琢成各种形象。盆景艺术家们也是这样,他们善于掌握各种各样树木的特点,以表现出各种形态的美。例如水松和竹,就表现它的萧疏;九里香和福建茶,就表现它的苍劲;龙柏的茂密;水横枝的屈斜……他们都针对着这些特点来加以发扬了。
每一株使人赞赏的盆景中的树木,大抵是既有天然的野趣,又有适当的人工修饰。因为如果完全任其自然,就无所谓盆景艺术了;如果人工斧凿的痕迹过甚,像把一株树东弯西曲,变成一条古怪的蛇似的(旧时代江南有一些花匠,把树木弯成六曲,南方也有类似的状况),这就太像龚定盦在《病梅馆记》中所慨叹的病梅了。既不是完全听其自然,人工的修饰又有适当的控制,这种道理恐怕是适用于多方面的艺术工作的。
盆景又很讲究空间上有回旋的余地。不论是什么直干式,悬崖式,枝垂式,卧干式……都很注意腾出一定的空间,使人对于这幅“活的画”,有辽阔深远的感觉。这种避免过分繁缛,注意一定的简洁明快的手法,也是很值得玩味的。
盆景“缩龙成寸”,小小一株树就给人以苍劲挺拔,老干虬枝的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者们采用了拔萃、凝炼的手法。不少盆景又都讲究一定程度的“奇”,这种奇,又总是合情合理,有一定的事实根据的。例如有位作者培植了一株枝丫繁密的雀梅(酸味),把仅有的零星叶片都剪去,光让人们观赏它的苍劲的枝丫。那景象,使我们不禁想起冬天在郊野看到的某些老树,有一种北风如吼,一柯屹立的奇特感受。讲究“奇”而又不离开“实”,是许多卓越的盆景作者的美学思想。
因此我想,艺术各部门总是可以互相借镜的,从这些创造“立体的画”的人们辛勤的劳动中,我们也很可以吸取一点营养。(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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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忠王府
——江南随笔
袁鹰
江南秋好,日影迟迟。苏州的太平天国忠王府庭院里洒满了阳光,大厅里阒静无声。尽管参观太平天国苏福省革命史迹的人络绎不绝,可是谁都把脚步放得很轻很轻,不敢喧哗一句;仿佛稍一出声,便会破坏了忠王府里肃穆安详的气氛,便会扰乱了日理万机、忧国忧民的忠王的思路。
是的,在那幅“九门御林忠义宿卫军忠王李”的大黄纛下,人们的心情怎能平静?这座朴实、庄严的忠王府,被当时的苏州老百姓热情地说成是自己的县知府:“地主跑进忠王府,眼泪鼻涕往下拖;农民跑进忠王府,眉开眼笑坐一坐。地主跑进忠王府,口口声声叫冤苦;农民跑进忠王府,谢谢忠王恩情大。地主跑进忠王府,双手捆得像猪猡;农民跑进忠王府,太平军个个叫大哥。”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们多么渴望着同苏州农民一起,眉开眼笑地走进府来见一见忠王的丰采!
也就在这座朴实、庄严的大厅里,忠王曾经度过多少不眠的夜晚。在这里,曾经制订过治理苏福省的政策和制度,策划过进军上海的大计,议论过抗击“洋枪队”、“常胜军”那批外国武装侵略者的计划。在一百年以前,太平军便为中国人民树立了不怕外国强盗、坚决反击侵略的英雄榜样。忠王在被俘后所写的自述中,回忆同外国强盗的斗争,一再自豪地写着:“我到太仓……开兵大战,自辰至巳,力破鬼阵,当斩数百,追其下水死者千余,当破清营三十余座,得其大炮洋枪不计其数。”“又将青浦鬼兵困稳,外又有松江洋鬼再调来救浦县,用火舟而来,我早驾火炮等他,此正火舟来之候,不意我亦开炮打他,第一炮正中其舟,其火舟烧起,其救末由,浦城鬼兵自行退去,自惊下水而亡数百余鬼子。”“那时洋鬼并不敢与我见仗,战则即败。”他对外国侵略者并不存什么幻想,相反,他总是站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立场。即使对刽子手曾国藩,他也谆谆地告诫“要防鬼反为先”。当然,这种表现民族堂堂正气的言论,大汉奸、大刽子手是根本听不进去的。
苏州的老人们至今都能眉飞色舞地传诵着忠王打洋鬼的故事。老人们说:“五龙桥到宝带桥一带,当时都驻了太平军,忠王亲自在五龙桥指挥。洋枪队要冲过去,拿炮打掉太平军的旗号,太平军全部冲出来,直冲到盘门附近。太平军在横塘晋沅桥头打洋枪队的时候,没有洋枪,就在洋油箱里放黄鞭,劈劈拍拍的声音来得大,听听真像打洋枪的声音,把洋枪队吓煞哉!”
宝带桥之战,长了革命军队的志气,灭了外国侵略者的威风。忠王的战友慕王谭绍光曾经说过:“此小胜耳,犹不足以释我恨也。”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对外国侵略者和引狼入室的汉奸走狗,是切齿痛恨的,他们对打垮“洋枪队”、“常胜军”,也是有决心、有信心的。可惜的是,正当忠王乘胜直捣“常胜军”的老巢上海的时候,天京危急,不得不挥师西上,致令功败垂成。不久以后,苏州太平军内部出现叛徒,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就同敌人勾结,杀害了慕王谭绍光,出卖了苏州城,这个苏福省省会、太平天国东战场的中心,就重又陷入了黑暗的深渊。
忠王离开苏州之后,苏州老百姓很想念他,编了一些民歌,内中有一首这样唱:“麻雀麻雀好自由,飞东飞西不发愁。倷到天京托件事,看看忠王瘦不瘦?”这位为人民深深爱戴的革命领袖,果真像人们唱的那样:
“千愁万愁不为别,愁倷一去不回头”。人们把对忠王的怀念,刻在一座石牌坊上,树在阊门外。石牌坊上刻了四个大字:“民不能忘”。汉奸李鸿章进了苏州以后,恨极了忠王,便把这座牌坊拆毁了。
“民不能忘”,这四个字是刻在人民心上的。反动派可以凭借自己的武力,拆掉牌坊,毁掉塑像,甚至平掉墓穴,可是他怎么能够清除掉人民心上对领袖的爱戴呢?人们永远不能忘记太平天国英雄们的丰功伟绩,永远不能忘记他们用鲜血、用生命写下的教训:
——不要怕鬼!“要防鬼反为先”!
——要严防叛徒从内部破坏革命!
(1962年10月,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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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蓬莱三岛(摄影) 郑北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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