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新题材 新人物 新成就
贾霁
看了影片《李双双》，觉得它的确是当前电影艺术创作中的一部出色的作品。它描写的农村人民公社的新人新事，是那样富有生活气息，富有新鲜感：特别是它所表现的我们同时代人的精神面貌、人物关系的变化和新人形象的成长，使人耳目一新，念念难忘。影片的这种成就，和它在创作上多方面的特色，是十分值得我们重视的。
我们的观众，是渴望在银幕上多多看到反映自己时代的伟大生活、阐明自己最关心的当前现实问题的作品的。我们的电影，也应该在百花齐放中充分突出现代题材的万紫千红的鲜花，从各方面表现我们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歌颂我们的三面红旗，以鼓舞和帮助人民认识生活、改造生活、推动生活的前进。在这里，还应该强调指出：其中要包括有足够数量的、更加为广大农民所需要和喜爱的“农村片”，以便使电影在支援农业、提高农民社会主义觉悟和鼓舞农民的建设新生活的热情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方面，影片《李双双》是个可喜的收获。
影片所写的当前农村人民公社的新人新事，是普通的人、普通的事。影片写了这些人的日常的生活、工作、劳动，写了他们相互之间的日常关系，特别是写了主人公李双双和孙喜旺之间的夫妇关系和家庭生活。这里没有轰轰烈烈的英雄事迹，没有重大的社会活动和群众斗争。那么，影片所写的是不是所谓“小”题材呢？却不能这么说。因为，生活是丰富多样的，人物典型也是丰富多样的，因而，要反映当前农村生活和创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是可以而且应该选择各种各样的题材来写。在我们当代人民的生活中，自然是有巨大而复杂的斗争；同时，像影片所表现的这种环境里的生活现象，却也是普遍的存在。这一面的生活也是伟大的，这就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千千万万组织起来的劳动人民都在从事于日常的平凡的劳动、日常的平凡的工作。影片所反映的是当前农村生活的这一面，它的主人公就是在这种生活中涌现出来、成长起来的一个新人。至于说，影片为什么着重写了主人公的夫妇关系和家庭生活，那也是可以理解的。既然每一个人的生活命运跟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息息相关，而在农村人民公社的新的生产关系和集体生产中，每一个社员的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跟整个生产队和公社生活也处在不可分离的统一体中，那么，要表现人物的生活命运，多方面地刻划人物，那就既不能脱离生产、以至公社的活动和斗争去写，也不可以撇开个人和家庭的生活事件不管。要表现普通人们的生活命运，而又根本不去接触人物个人和家庭的生活事件，那恐怕是不可能的，并且常常是会简化了人物、简化了生活的。当然，如果仅仅把人物局限在狭小的家庭生活的圈子里，孤立地片面地去描写，那是不真实、不正确的。可贵的是，这部影片所写的看来好像是常见的夫妇之间的感情纠葛和争吵，其实质远远超过了所谓家庭冲突的范围，它包含着丰富的新的社会内容，它反映了当前农村中新旧思想的尖锐斗争，而这，也就是社会主义新思想在生活中深入发展的一个反映。由此可见，影片写的家庭生活事件本身虽说不算大，它的意义却不小；因此，应该认为，这事件的选择是好的，给人物的塑造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总之，由于能够“以小概大”，能够从日常的事物发现不平常的意义，影片《李双双》通过它所写的事件，反映出了我们时代人民生活的某些侧面，展现出了一幅农村人民公社的新面貌，并且提出和阐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应该怎样正确对待集体事业、怎样为维护集体利益而斗争而行动。这当然是为广大人们所关心的、感到亲切和需要了解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正是这样，我们说，影片所写的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部影片里也写了修水利这样的生产方面的大事和有关评工记分这类政策方面的问题。一般说来，写我们的农村生活，写我们新生活建设中的先进人物，而指望完全不去接触生产以至政策方面的问题和事件，是不可能的。问题是在于怎样对待它们和怎样描写。这部影片是紧紧抓住了写人这一点来对待生产方面和政策方面的问题和事件的，而且在描写和处理上是力求其简洁的。在影片里，没有专门去写水利建设工程而不写人，也没有从那种描写得很表面的大场面取胜；影片只是写了短短的和不大的劳动场面，但是表现了主人公李双双在这里发现了劳动力出勤的问题，从而表现了她为这问题贴大字报这样的行动。同样，影片没有单纯事务性地去解释某一个具体政策，而是通过评工记分这类问题去展开人物之间的思想和性格冲突。总之，影片对于生产和政策方面的问题和事件，和对于日常生活事件一样，是用来展示人物、展示主题的；是通过这些事件的描写，着重地表现人，表现主人公的思想品质和性格特征。
在人物形象、最主要的是主人公李双双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无论在剧作处理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做了创造性的探索，有了新的出色的表现和成就。李双双，这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劳动妇女，她的生活、工作、劳动都是平凡的，但是就在那平凡当中闪铄着她那不平凡的思想光辉，那就是：集体主义的思想，大公无私的品质。影片的创作者们满腔热情地表现了人物身上这种平凡而又不平凡的特点。这突出地表现在主人公在对待集体事业的态度上、在为维护集体利益而采取的行动中，她总是那样地心直口快，爱憎分明，这也要管，那也要管。还在戏的开头，在跟孙有婆争吵的那个场面里，影片就把主人公的这一个特点给描画了出来。人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她不是那种只是一味的爱争吵的人，她是为了不让对方偷拿生产队的那几块桶板；她不仅态度鲜明，而且行动坚决，尽管她丈夫来拉后腿也不行，她抱起那捆桶板头也不回就走了。不仅如此，双双还是视野开阔的人，她尽管是个普通社员，却在操心整个生产队的大事，当她看到由于队里没有实行按劳取酬，影响了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她就跟几个社员商量着连夜写了大字报，提出对队里的干部的批评和关于评工记分的建议。为什么这个人物这么爱管所谓“闲事”，并且不怕因此“得罪”人或者“捅出漏子”的呢？这正是她丈夫孙喜旺非常担心的、以至于用了一种不满情绪向双双提出的问题。我们看，双双是怎样回答的。她干脆地和满怀信心地说：因为她是“公社的社员”；因为“今天有党领导，有心里话就要向党说……”
双双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农村的新的生产关系中，在党的思想教养和影响下，茁壮地成长起来的一个社会主义新人。我们看，她对周围的人们又是充满了多么热切的关心。例如，为了桂英那个姑娘的亲事，她就曾专门跑到村口去等小王说明了情况，解决了问题；而且她说的那一番话，也表现了对于小王的同情，不仅坦率、热情，还那样自然地流露着一种幽默感。又如，在她刚被选上队长之后，副队长金樵以及她丈夫喜旺竟然跟她闹翻了走了的那天晚上，尽管双双自己挺难过，她还是到金樵家里去安慰大凤；尽管在开头，大凤还对她抱有敌意，以为自己的丈夫是被她赶走了的，双双也仍然对大凤没有反感，而且像一个亲姐姐似的体贴她、鼓励她……
集体利益第一，对人们充满热切的关心，这两个因素在双双身上是揉和在一起的，是表现在她的生活的各方面的。这在她和她丈夫的关系上，就是在影片所描写的主人公和喜旺之间的充满戏剧性的性格冲突中，既表现了双双不能容忍喜旺那种与集体主义格格不入的“老好人”的错误的思想行为，同时又表现了双双是多么热切地期望着喜旺能够进步、能够好好地为集体服务。影片动人地表现了主人公在整个家庭生活和夫妇关系中，都是既要求得严，又相爱得深，既很直率，又很体贴，而又那样地合乎人情。
正是这种形象的复杂性，使李双双这个人物被描绘得不同一般，独具特色；使这个生活中的新人，成了银幕上的一个新的艺术形象。如果说，艺术贵在创新，那么，这个形象可算是一个创新。这是不容易写，也不容易演的。但是，剧本既写得好，而又由于著名演员张瑞芳同志的极其出色的表演，银幕上李双双的形象取得了突出的成功。
作为主人公的一个衬托和对照，孙喜旺这个人物的形象也是塑造得很有特色的、成功的。这是一个好人，他憨厚，本分、爱劳动，还有点聪明；不过，他是一个“老好人”，这就是：他跟双双刚好相反，他是以旧思想来对待新事物，因此，他对集体事业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不爱管也不敢管“闲事”，如果要他为大家做点事情，他得推就推，干也干不好；他对那些损害集体利益的行为，不仅不敢进行斗争，并且往往是没有原则地不问是非地主张讲情面，他还常常自诩他这种祖传的为人处世的“哲学”。的确，这是从过去小农经济走过来的人，还带有很深的传统习惯势力的束缚。可以说，这是个在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人物，也是在艺术中容易讨好的一个角色。但是，演员还是以创造性的态度来对待这个角色的。如果说，这个角色的扮演者仲星火同志，在影片《今天我休息》里面还显得比较拘谨，在这部影片里就放得开了；他演得很自然而生动，博得了观众的喜爱和好评。
正由于写得好，演得好，双双和喜旺这两个艺术形象就在银幕上很好的树立起来。在这里，应该说，正由于喜旺这个人物树立好了，就有力推动了双双这个人物的创造、使她的形象得到充分的展开，而更加丰富起来。
整个影片是着重在双双和喜旺的夫妇关系中，在他们之间思想和性格的冲突中，来刻划人物，来展示主人公的形象的。例如，影片开始不久的那场“吃面条”的戏，不只是富有生活情趣，让人看到这小两口子之间的家庭生活喜剧，重要的是跟喜旺看了大字报回家那一场“吃烙饼”的戏相联系相呼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人们看出双双是怎样的一个人，感受到时代对于人和家庭生活的深刻影响。这主要就是：影片从她对丈夫那种残余夫权思想表现不再容忍而引起的争吵中，从她对丈夫又是感情真挚地自然而然表现了的体贴中，活画出这个人物的精神面貌，表现出这一个直率而有深情的普通农村劳动妇女，是一个已经斩断了传统习惯势力束缚的、有了新的思想觉悟和新的生活态度的人。
通过日常生活场景来描写人物，通过日常生活冲突来反映现实，既赋有鲜明的时代感，又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这是影片艺术上的一个显著的特色。
同时值得重视的是，影片也是力求在更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上，来进行对于主人公性格和形象的多方面的刻划的。
在这里，令人难忘的是选举记工员那一场戏。一般的说，像这种内容比较单一、又是比较常见的开会的场面，是不容易处理的。可是这里所描写的情景却很“生活化”，表演得很精采。当人们选喜旺，喜旺却说什么这也不会、那也不会的时候，我们看，双双瞅了一下喜旺：“你到底会不会？”随即三脚两步走到人前说下去：“乡亲们！他会算账！去年秋季分配的时候，他在家里一直算了一夜……洋号码字也会写，我会写还是他教我的。”真是快人快语！几句话就把她那爽朗无私的品质，心直口快的特征，突出地表现出来。接着，尽管喜旺向她瞪眼，跟她嘀咕：“……什么时候我教你洋号码字了？”双双回得干脆：“今年春天！你敢说没有？”不等喜旺回嘴，她继续说：“我就见不得这种人，推着不走还打倒退！”就从这两个人物对待同一件事情刚刚相反的态度上，影片进一步展开了双双这个普通人的纯真而美好的心灵：为了集体，只要她认定是对的，是该做的，她就一往直前，毫无顾虑：既不回避自己和喜旺的夫妇关系而推选他，也不曾想到喜旺会有反感就不推选他，充分地表现了她的新风格，表现了她作为一个公社社员的当家做主的责任感。当然，她是期望着自己的亲人能为集体为群众服务的。所以，当喜旺不再推辞而开始有了行动的时候，她也毫不隐藏她自己是多么高兴！
当然，新人物成长的道路并不是很平坦的。影片表现了人物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矛盾斗争和感情上的波折。喜旺负气出走，一次又一次地和双双之间发生了冲突，给双双带来了多少痛苦。在这里，演员对于主人公矛盾而复杂的感情和体验，表现得非常真实、深刻、细致。例如：在双双选上妇女队长之后，正需要自己亲人的帮助，而喜旺却拿离开家来唬她、拿三条规矩来驯服她的时候，双双的反应先是多么强烈，一把把喜旺的包袱夺过来，不让他走；而后又是怎样地捺着性子听喜旺提条件，一条两条她都勉强接受了，可是第三条要叫她“做事放点人情，少给干部提意见”，这可气坏了双双，她又是怎样地干脆把包袱扔过去，对喜旺吼着：“滚你的！”而当喜旺真的走了以后，我们看，双双又多么激动地哭了起来。在这里，双双被表现得很具体很真实，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爱喜旺，而正因为爱，她不愿意他落后；而也正因为喜旺落后，她更加痛苦；然而，她在感情深处又是多么割舍不下呵！而且她又是多么迫切希望在工作中有自己亲人来帮助呵！演员极其出色地刻划了人物的心理和感情活动，给了观众很深的印象。又如：在喜旺回心转意回家那一场戏里，影片描写着：双双走到自家院门口，骤然一见喜旺正在院子里劈木柴的背影，她的内心不禁引起了震动：盼了你多久才回来！演员在这里完全摈弃了一般常见的手法，她既没有激动的语言，也没有强烈的动作，甚至没有说一句话，没有做一个手势；只是悄悄地倚靠在门口，只凭她眼神的凝视和沉思的表情，表现出双双对喜旺那种交织着又是爱又是恨的复杂感情，把人物的内心活动极其真切地揭示出来，深深地感动了观众。
就在这一段戏里，当双双和喜旺一同回到屋子里谈心的时候，我们看到：双双表现了跟以前有了不少的变化：她成熟一些了，她不是那么嘴快了：她学会了先思考；尽管因为喜旺仍然有自私的地方，所以她仍然憋不住把喜旺“训”了一顿，可是她随即又能够很好对喜旺提出意见。影片表现了喜旺的转变，表现新人新思想的胜利——这个场面也是很动人的，当喜旺正在对金樵“不顾情面”地进行批评，而且正在拿刚才双双对他讲的话来讲给金樵听的时候，镜头一转：双双正站在喜旺后边不远的门口，她听着，也不禁会心地笑了。
影片的结局，对于这一对夫妇关系的描写，也是很有趣而耐人寻味的。它描写着：在大树下喜旺悠然自得地吹着笛子等双双来，当二春和桂英这一对正在恋爱的青年走过来跟他开玩笑的时候，他说他和双双是“先结婚后恋爱”，他说双双是变了，变得更漂亮了。这当儿，我们看到：双双来了，双双深情地说喜旺：“你也变了。”他们在一起走在那丰饶而美丽的土地上。这一笔，不仅仅增添了生活的色彩，也是真实地表现了他们的感情又深了一步。而且，人是变了，变得更美了。
最后，说到这部影片的不足之处。主要是在次要人物的塑造方面，如金樵这个人物就被处理得相当简单化，只是把他写成了一个好讨小便宜的人，而不像是在生产队里担当负责工作的干部。作为一个生产队的副队长，在实际生活中有很重要的作用；在这部影片里，按照剧作的意图，金樵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如果仅仅写他好讨小便宜这一点，那显然是不够的；何况这一点在影片里也没有写得好。例如拉粪、拉西瓜这两个细节描写，对于喜旺的性格的刻划是有力的，这当然很重要；但是对于金樵的描写却显得很一般，既没有突出他的性格，对事件也没有起多大作用。特别是，这个人物作为主人公的一个对立面而没有什么力量，就影响了双双和金樵之间的矛盾冲突的展开，而这也就给双双这个人物的刻划带来了一定的局限。又如二春这个青年刻划得也很不够，除了看到他拘谨的动作之外，还看到他当桂英的面要拿小本子看“记录”谈恋爱，这未免是“为喜剧而喜剧”了。其次，在影片的某些场面和情节的处理上还有些不够细致和显得比较生硬的地方。例如影片开头，双双和孙有婆争吵这场戏，目的是写双双爱护公共财物，但是，整个气氛和周围群众的反应不够鲜明，那两个当事人的动作神情也不够自然，这场戏不吸引人，还有些嫌长。在关于讨论救济工分问题的那场戏里，也有同样的毛病。此外，如双双和大凤那一席话中，表现双双不记前嫌，关心人，这是好的，双双这个角色在这里给人的印象也还是好的；只是大凤这个人物原来给人的印象就很淡薄，在这里又提出了怀孕这样的事，就显得很突然，缺少呼应，这虽然是个小节；但是，如果这个人物写得好，这场戏也就会有助于双双的刻划。再一个问题是：这部影片是不是喜剧？或者说它的喜剧形式是不是完整？这是值得探讨的。就现在影片的一些艺术处理来看，它在某些地方是带有一些喜剧色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就是喜剧。一部作品采取什么艺术样式，是看它是不是能够用来尽量完美地表现一定的内容。那么，现在影片的形式怎么样呢？看来，这种带有一定喜剧色彩的正剧形式，基本上是和影片的内容、主人公性格和主要冲突相适应相统一的，并且是让人感到清新明朗和愉快的；因此，可以说，这种形式还是好的，值得肯定的。
写现代题材，写当前农村的新人新事，这在创作上也必会碰到一些新的课题要研究要解决的。影片《李双双》所以还存在某些明显的不足之处和例如它的艺术风格样式这类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它在许多方面，特别是题材的选择和处理、新生活建设中的新人形象的创造上，给我们提出的经验和启发，是十分有益的。让我们更好地创造新的影片吧！（附图片）
《李双双》镜头（从左至右）：
①在水利工地上喜旺生气地问双双：“谁叫你来的？”双双理直气壮地说：“谁也没有叫我来，是我自己来的。”
②双双说：“好像是列宁说的吧。”喜旺说：“不！是姓马的说的。”
③喜旺一把拉住双双，不要她到公社去告状。
④喜旺正在向二春和桂英夸双双，不料双双正从后面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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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揭示反面人物的丑恶心灵
陈强
解放十多年来，在我国的舞台银幕上，出现了许多光芒四射、感人至深的英雄人物形象。这些英雄人物以其磅礴的革命气概和崇高的道德品质，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鼓舞着人们前进。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不少真实而深刻的反面人物的艺术形象，这些反面人物的丑恶面貌，被刻划得维妙维肖，他们在舞台上和银幕上，也占着重要的位置，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美的事物是在和丑的事物的斗争中成长发展起来的，真正的英雄总是在和强大的敌人的艰苦、复杂的斗争中成长壮大。因此，塑造英雄人物与刻划反派形象，便往往成为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
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正是因为胜利来之不易，胜利果实是在和强大的敌手进行了尖锐交锋、生死搏斗，然后才得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摹拟反面人物的形体外貌，挖掘他们的内心世界、从而塑造出真实、鲜明的艺术形象，便成为我们演员创作中一项重大的课题。
创造反面人物和创造正面人物有所不同。在创造反面人物时，缺乏像创造正面人物的一些有利条件，今天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有数不清的先进人物，我们可以在生活中和他们接触，观察他们的音容笑貌、学习他们的道德品质；在许多文学艺术作品中得到突出描绘的优美的英雄形象，也可以作为我们创作的借鉴；很多演员同志，都有争取作为一个坚强、完美的革命战士的愿望，有很多并且已经是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具有高贵的道德品质，演员自身的这种素质、心理，也为创作英雄人物提供了有利的因素。当然，演员的本质和角色的本质并不是等同的，扮演正面人物，演员和角色之间，可能有某些接近或相似之处，扮演反面人物，演员和角色不但没有共通的因素，而且必须对反面人物进行批判。演员必须有先进的思想品质和对角色的深刻理解，才有可能演好反面人物，从而达到批判反面人物的目的。
要演好反面人物，使其行为真实可信，形象鲜明生动，真是谈何容易！我自己虽然演过一些反派角色，但成功的很少，更没有什么经验可谈。我觉得目前舞台和银幕上的一些反面人物，也还存在一些缺点，而主要的毛病恐怕在标签式的表演。表演上过分造作、夸张，把反面人物处理得鬼不像鬼、人不像人。舞台和银幕上很多反面人物，刚一露脸，就给贴上“坏蛋”的标签，拼命加以丑化。他们怒则横眉瞪眼，狠则切齿咬牙，声音有如狼嚎，连走路也另外有一个模样儿。演员指使角色向观众表白：“我乃坏蛋，快来恨我”，但是，这种表演只能使观众厌烦，很难产生预期的效果。
这种脸谱化、漫画化的表演恐怕和演员理解生活的深度，体验角色的心理以及掌握表演的技巧有关。地主、官僚、汉奸、特务、地痞流氓作为敌对阶级，他们都有阶级的共性，如残暴、阴险、贪婪、奸诈、怕死……而作为一个具体的人，则都具有复杂的个性。因此，一百个反面人物可能有一百个样子。演员只有更好地理解角色，揣摩角色的性格特征和心理活动，才能创造出鲜明而真实的艺术形象，才能通过这种艺术形象，去揭示出他们丑恶的心灵，去鞭笞他们反动的本质。
某些同志似乎以为反面人物非有一副丑恶的面孔不可，其实，并不尽然。某些反面人物灵魂丑恶，但是可以有漂亮的外形。样子可怕的人，往往不一定可怕，而样子不可怕的人，往往却十分可怕。一个人可恨不可恨，不单要看他的外形，更重要的是看他的本质。
我自己就走过不少弯路。年轻时候，政治修养不足，生活经验很浅。最初排练《白毛女》的时候，我扮黄世仁，总想把他丑化，觉得非如此不足以激起观众的憎恨。编导同志当时就说：“地主生下来并不就是猪嘴獠牙、面目可憎的。你想在外形上拼命丑化他，将来舞台上只能出现一个小丑，引起观众的哄堂大笑。有一部外国影片，主人公是一暴君，此人嗜血成性，杀人盈城，但却文质彬彬，举止斯文，说话还羞羞答答，带有一点女性的味道呢。外表温柔而内心狠毒的人，这才是真正的可恨！”这席话，给我很深的印象。
深入生活，深刻理解反面人物的性格、心理的复杂性，是扮演反面人物的重要的课题。旧社会有的军阀杀人如麻，但却“吃斋念佛”。我在中学念书的时候，同学中有一个恶霸子弟，此人秉承“家教”，见到长者，必先请安，而且仪态端庄，毕恭毕敬。他的恶霸父兄，经常召集子弟“训话”，开口“忠孝仁爱”，闭口“信义和平”。恶霸们常常把自己装扮成好人，有的是“道学先生”，倡建“道德会”，有的是“大慈善家”，家里“乐善好施”的牌匾琳琅满目。但是正是这个“慈善家”的背后，不知有多少冤鬼屈魂！这种披着人皮的野兽就是这么狠毒！我觉得要演反面人物，首先把他演成一个人，他有自己的行为逻辑，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各个反面人物的爱好可以迥异，修养尽可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为了达到自己的各个目的而认真地想，认真地行动，以至于不惜千方百计地进行斗争。他们深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天公地道、无可非议的。角色在舞台和银幕上真诚地生活着，不会自觉丑和蠢，更不会来个“自我嘲弄”，他们的丑和蠢只有在和真理的对抗中逐步地体现出来。我认为只有这样来处理反面人物，才能合情合理，形神兼备。
有的人在反对漫画化、脸谱化的同时，主张把反面人物演得更加“朴素”、“自然”，和生活里的一样，特别是对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更应该处理得像“正常人”一样，让他长期埋伏，掩蔽活动，这样才能显出敌人的奸诈、阴险。我觉得，在现实生活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他们为了长期掩蔽，伺机再起，不惜长期伪装，甚至装得比好人还“好”。但是狐狸终究还是狐狸，狐狸的尾巴总是要露出来的。我们演员扮演这类角色，除了按照规定情境，表现他的“忠厚”、“诚恳”、“善良”这一方面以外，必须抓住各种机会，在一个片断、一个举动、一句对话、一顾盼间，巧妙地闪现他那深深掩藏的反动实质。现实主义的艺术是对生活本质的典型概括，我们不能容许舞台和银幕上的反面人物完全像生活里的一样，用假象长久地去蒙蔽观众，更不容许他以假乱真，产生不良的效果。当然，如果规定情境要他伪装到最后才被揭穿，这在艺术创作中是允许的，但是要有一个原则，就是必须激起观众更大的仇恨。因此，不论是“夸张”的表演也罢，“朴素”的表演也罢，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反面人物是否生动、鲜明，我觉得要看能否在节骨眼上，也就是能否在矛盾的焦点，在斗争的尖端，在那么一刹那间，就他们的卑劣灵魂，点他一下。而在一般的地方，有时甚至可以表演他的“好”的一面，这样就可能使他显得更坏！这就要求艺术家要在浩瀚的生活大海里深入地去观察、体验，把历史上和生活里各式各样的反面人物的行为逻辑，进行一番“甄别”、精选的艰苦劳动。从这一点看来，扮演反面人物的演员，更应具有高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具有敏锐的阶级分析能力，要有丰富的生活体验和熟练的表演技巧，才能在舞台和银幕上，剥开这些家伙各色各样的外衣，暴露他们反动腐朽的实质来！
歌剧《白毛女》中，黄世仁第一次和观众见面的时候，正是除夕之夜，黄家客厅，张灯结彩，后台则是一片碰杯、喧闹之声。这时他酒后微醉，步履蹒跚，几乎有点潇洒的劲儿，他笑容可掬地唱道：“张灯结彩过除夕，堂上堂下齐欢笑，酒不醉人人自醉，我家自有谷满仓……”唱着唱着，当唱到“哪管他穷人饿肚肠”的时候，才在眼睛里露出一点凶光。这一眼神实际上就是在“点”他。黄世仁对喜儿下毒手以前，在黄母的卧房里低声下气，在左一个“娘！你先消消气……”右一个“哎……娘！明天还是把大夫请来给你老人家看看吧！……”演员要是把他表演得更“孝顺”，甚至连声音也带着那么点幼儿的“娇”气，这样，就可能更深刻地揭示黄世仁人面兽心的本质。电影《白毛女》里，黄世仁出场的时候，是坐在轿车里头，急驰而来的黄家轿车，闯进农民群里，车稍停时，猛一眼见到急忙躲开的喜儿，这时黄世仁微微的把眼睛一眯，随手在袖子里拿出手帕轻轻往嘴上一抹，嘿嘿地笑了一下。这里没有强烈的动作，没有恶毒的语言，我想观众可以从他那不怀好意的奸笑里，从他那阴险狡诈的一瞥中，产生对喜儿今后命运的悬念。要是硬把黄世仁渲染为一个见到女人便垂涎三尺的色情狂，我看反而会削弱黄世仁狡狯、毒辣的品性。一上来就张牙舞爪，蛮不讲理，生活里很少有这样的坏人，就是有这样的坏人，恐怕也很难于生活下去。像黄世仁这样的地主恶霸，当时要玩弄一个佃农的女儿，是不要花那么大的气力的。假如要花九牛二虎之力，黄世仁就不成为黄世仁，黄世仁的“坏”，也就很有限度了。《红色娘子军》中，南霸天夜里在被窝里给抓出来，捆绑在椅子上，这时，他并没有战战兢兢，魂不附体，他的阶级本性使他还要作垂死挣扎，还要竭力设法逃避人民对他的判决。在演这场戏时，我不流泪，不求乞，一点也没有可怜相，而是冷冷看着、笑着，我有我的计谋。我心里说，等着瞧吧！有朝一日，你们落在我的手里，抽筋剥皮，我要十倍百倍地处置你们……游街时，我在形体上表现痛苦、狼狈，但我的眼睛一直睁着，冷冷地在看待一切事物，特别是在街上碰到洪常青，眼睛更闪着仇恨的凶光！游街后，我就要被提出去枪毙了，我坐在椅子上，十分狼狈的样子，镜头推近，我把一只手扶在左眼上，看起来好像只是在扶一下被打痛了的眼睛，但当推成特写镜头时，便可以看到我那一只闪动着的眼睛。我是这样设计这一动作的：眼睛是人们灵魂的窗户，我捂住一只眼，只留下一只眼，那么，这一只眼睛就会成为观众注意的中心，成为焦点的焦点，只要眼珠子转动一下；观众就可能产生悬念，就会担心他下一步的行动，而且这就为“大鱼漏网”埋下伏笔。我认为这个眼睛转动的瞬间，就是南霸天思想感情活动的“闪光”，演员就应该抓住这个时机，“点”他一下。这一“点”应该在矛盾的焦点，在斗争的尖端，在那具有关键性的地方和时刻；这一“点”不要花费太大的力气，但却必须含蓄，又很鲜明，看来平平常常的一个动作，品味起来，却又十分夸张；这里的分寸深浅，都直接反映了演员对角色理解的程度和思想、艺术的水平。当然，我的设计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只有让观众来评价了。
我虽然演了二十多年的戏，在艺术实践中作过一些摸索，但艺术水平仍然不高。自从我在《白毛女》中扮演了黄世仁这个角色以后，就和反面人物结了“不解之缘”。以后，我在影片《画中人》中演了皇帝，在影片《红色娘子军》中扮演南霸天，我虽然演得不好，但观众还是给我许多鼓励。有些青年观众十分纯洁可爱，他们将角色和演员等同起来，在电车里、马路上，见到我时往往表示深恶痛绝，当着我的面发表一些不大悦耳的议论，这虽然给我带来了一些难题，但我觉得这正是今天观众思想提高、爱憎分明的表现，这不是对我的侮辱，而应该看成一种奖誉。假如以后我还有扮演反面人物的机会，我将更加认真地进行创作。作为一个演员，我应该以有意识地演好人民的反面教员而感到光荣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