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br/>专栏：<br/><br/> 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br/> 宋庆龄<br/> （一）<br/> 孙中山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进行的四十年的政治斗争，在他的晚年达到了最高峰。这一发展的顶点是他决定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一道进行中国的革命。<br/> 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力量的统一战线。从为民族生存而斗争的中国人民的观点来看，它立即取得了实际的成果。影响到四分之一人类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斗争开始迅速高涨，敌人望风披靡。孙中山在逝世之前看到了取得巨大胜利的前景。<br/> 从全世界争取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的运动的观点来看，这种合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是在帝国主义死亡和工人阶级革命的时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力量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力量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结成统一战线的最早的范例之一。它为许多世纪来遭受类似的苦难、进行类似的斗争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人民，树立了革命团结的榜样，为他们指出了革命的目标。它也向这些被奴役的群众展示了打断使他们陷于无穷无尽的贫困、疾病和愚昧状态的帝国主义枷锁的前景。<br/> （二）<br/> 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的国际局势和中国本身的内部条件造成的。<br/> 就在这以前不久，资本主义世界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震撼，以历史眼光来看，这次大战是帝国主义体系的第一声丧钟。这次全球战争是为欧美垄断资本家争夺利润而进行的一场战争，牺牲了千百万普通男女的生命和财产。它带来了如此沉重的苦难，于是各国人民的革命情绪沸腾起来了。<br/> 在俄国，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动员了充分的力量，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束缚，第一个工农国家建立起来了，击退了帝国主义力量和反动力量的联合进攻。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的人民的国度在地球六分之一土地上的建立，标志着人类道路上的一个新转折，表明社会制度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已经开始。人类第一次瞥见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实现一个没有阶级、因此也就没有剥削和战争的世界。在一个正在酝酿革命的世界上，特别是在人民受苦最深的东方地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当然有深远的影响。<br/> 当时中国的局势特别动荡。孙中山所领导的1911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了推翻封建王朝的任务，但是却没有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产生任何根本的改变，原因是没有唤起工农群众进行革命斗争，也没有明确地确定国家的真正敌人作为集中攻击的目标。<br/> 帝国主义仍旧操纵着我们的国家，恣意掠夺我国的土地和资源，几乎把中国瓜分得不复存在。帝国主义利用腐朽的封建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外壳作为进行控制的手段，进一步剥削我国人民。这种情况大大加重了我们的农民的负担，使农民不得不在灭亡和斗争之间作出选择。他们遵循历史的传统，选择了反击的道路。<br/> 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资本主义在中国没有能像在西方国家那样得到广泛的发展。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帝国主义国家在别处忙得无暇他顾的时候，中国国内的私人企业才有机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于是在这个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以可察觉的力量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同他们一道，中国的工人阶级也作为一个决定性的政治因素兴起了。<br/> 在大战结束以后，帝国主义者跑回到中国来了。中国的许多资本主义企业立即被扼杀，其他一些企业也只好缩小规模、苟延残喘。中国经济受到很大的损害，像往常一样，劳动人民首当其冲。这时也要求作出选择：要末屈服，要末进行反击。<br/> 民族资产阶级尽管具有典型的动摇态度，但是别无出路，于是他们有了反帝国主义的色彩，并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斗争。但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工人在被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炮声唤醒以后，大踏步地走到斗争的最前列。<br/> 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面临了类似的抉择。他们看到国家毫无希望，自己面临着失业和不安全，因此他们的思想起了革命的变化，他们开始要求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br/> 孙中山在前三十年中把全副精力用于唤起中国人民认识他们的处境的危险，并且要求他们行动起来改变这种处境。虽然他一再遭到失败，但是他是坚强的，他不屈不挠地沿着民族革命的道路前进。他建立和领导了许多革命组织，最后一个是国民党。他希望通过这个组织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一个真正独立的中国和重新建设自己的国家的有政治觉悟的人民。<br/> 孙中山是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开始他的革命活动的，当时这种民族斗争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其目的是推翻封建统治和使更多的人拥有生产资料，从而为加速资本主义发展和资产阶级专政开辟道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这就是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的口号所包含的原来的观念的实质。这种观念是资产阶级民主的观念，是以十八世纪启蒙时期的哲学家先后在欧洲和美国奠定的思想为根据的。<br/> 但是，世界的形势已经使这些观念过时了，特别是在出现垄断资本主义以后，垄断资本主义把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种情况又导致大规模的资本输出，导致对人民和土地进行大规模掠夺的帝国主义的出现。孙中山看得很清楚，他原来的关于中国进行反击的思想必须修改，他不断寻求使中国人民能够得到解放的蓝图。<br/> 孙中山也痛苦地认识到国民党的严重局限性。我曾多次听他说国民党的内部矛盾怎样使它不能有效地进行革命。国民党中不真心想在中国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的党员太多了。在帝国主义已成了主要敌人并且已经有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榜样的时期，怎样领导革命斗争，这是他想得越来越多的问题。正当他在寻求新的出路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最早的代表接近了他。<br/>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人民迫切希望得救、革命潮流遍及全世界的刺激下建立的。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科学的和有系统的理论和世界观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治组织。这使它能够从阶级观点正确地分析中国和国际局势，从而制定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它也是中国唯一的遵循列宁的政治组织思想、使民主和集中相结合并有铁的纪律的党。最后，它是中国第一个扎根于劳动人民中间、扎根于被压迫群众中间的政治组织；这就是说，它首先强调为人民服务，把他们最珍贵的愿望作为它自己的愿望，组织、教育和动员他们向他们真正的敌人——同反动派相勾结的帝国主义——进行斗争。<br/> 孙中山很快就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的重要性，而当时其他人不是害怕它的主张，就是由于它早期党员不多而低估了它。1923年当李大钊、林伯渠等人来商谈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问题时，孙中山立即看到把力量联合起来的价值。<br/> 1924年1月，他召开了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以便在共产党的帮助和参加下改组他的党。就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他重新解释了他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到那时一直是他的政治纲领。毛泽东主席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指出，这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旧范畴的三民主义的结束和新范畴的三民主义的开始，前者属于旧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将导致资产阶级专政；后者属于新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将导致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br/> 孙中山在他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中加上了联苏、联共和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他说，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合在一起才是对他的中国革命政治纲领的唯一“正确解释”。<br/> 毛泽东主席称这个纲领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①他还对这个纲领作了这样的估计：“如不把它发展到新三民主义，国民党就不能前进。聪明的孙中山看到了这一点，得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助力，把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遂获得了新的历史特点，建立了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统一战线，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举行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②<br/> 这种估计同孙中山对国共合作的可能性的看法完全一样。我记得当时我问他为什么作出这个决定。他在回答时把国民党比作一个就要死的人，他说这种合作将会加强和恢复它的血液的流动。他在这方面说得很明确，他认为这是保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唯一道路。<br/> （三）<br/> 孙中山一旦作出决定，就决心实现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然后保护和进一步发展这种合作。这种决心是从他的全部革命经验中产生的。<br/> 孙中山是从拯救祖国这样一个简单的前提出发开始他的革命活动的。他周游世界时就抱有两重目的：寻求最先进的思想；引导中国学生和华侨参加他的运动。在1896年到1899年这个期间，孙中山曾到过欧洲各个主要首都。根据听过他讲话的一些人的回忆，我们知道，他十分了解在那个时代在世界上起作用的那些力量。在那个时代，工人阶级正在取得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在当时的世界上，帝国主义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孙中山知道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活动，他已经听说过列宁和俄国的革命运动。听过他演讲的人们记得，他常常预言，在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他当时预言，在他本人在中国取得成功以前，列宁所作的努力就会成功，虽然他认为他很快就能推翻腐朽的清朝。<br/> 后来，在1912年—1913年，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以后，就在中国各地旅行，设法建立一个运动，以挽救1911年的革命的成果，造成一个富强的国家。在许多这样的集会上，他还谈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外报纸当时不是不报道他的演讲，就是歪曲和诽谤他，称他为“大炮”，意思是说他只是一个空想家。但是，孙中山不顾这一切，他坚持自己的立场，因为他认定自己站在历史发展的正确的一面。<br/> 他认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有力地证明了他的见解；他听到这一消息的时候高兴极了。他想同列宁直接联系，交流革命经验。他欢迎列宁给予中国革命的帮助。正如他后来所说的：“……俄国革命成功……为中国树立了一国如何摆脱外国侵略与不公正的枷锁的榜样。”③孙中山经常提起这种看法。我从我们的多次谈话中体会到，他的意思是说，一个民族要获得解放，必须效法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俄国人民的榜样；这就是说，必须明确地坚定不移地牢记他们的革命的前景和目标，必须使人民群众认清他们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认清他们的本质、特点和手法。并在这种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基础上组织人民展开坚决的斗争。<br/> 在这以后，孙中山的思想、著作和演讲中始终贯穿着这样一个论点：由于历史、地理、经济和政治等原因，中国应该同新成立的苏维埃国家合作。他在致苏联驻中国首任大使加拉罕的一项复电中说：“……我们两国的真正利益要求制订一项共同的政策，使我们能同其它强国平等相处，并摆脱在以武力为基础、通过经济帝国主义方法推行的制度下所强加的政治和经济奴役。”<br/> 他常常同他最信任的同志们谈起他的建立中苏联盟的理想，这一联盟将有力量保护整个亚洲大陆免遭任何帝国主义侵犯，并能粉碎任何企图进行军事侵略的尝试。甚至在当时，孙中山就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崛起所造成的威胁。他曾经警告说，除非中国革命成功并效法俄国的榜样，使新中国能在二十年内迅速建成，否则日本帝国主义者将会征服这个国度。<br/>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对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内外矛盾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他看到了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国内反动派同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看到这两种矛盾是怎样互相联系、互相依靠的。但是，尤其重要的是，他洞察了问题的核心，把帝国主义称作主犯。他后来曾说过：“帝国主义……不仅是我们走向独立自由的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而且是我国的反革命中最强有力的因素。”④这是从总结1839年帝国主义第一次侵入中国直到他自己的时代的各次人民斗争的经验，以及从他自己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由此产生的“不平等条约”的一生经历中所得出的看法。“不平等条约”这个字眼是他创造和推广的，它表达了对中国所遭受的苦难的反抗。<br/> 1917年以后，孙中山感觉到苏联对这场求生存的斗争的同情和支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发现了新的力量源泉。早在1919年，他就同李大钊等人有了接触。他看到人们孜孜不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著作，感到非常高兴。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在同共产党进行合作以后，李大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一回到华北以后，就担负了国共两党在那个地区的领导任务。孙中山在见到这样的客人后常常说，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br/> 他在1924年一篇《论人民福利》的讲演中公开承认这一点，他说：“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有些人往往在斗争当中在这个或那个基本原则上退却，在这方面，他在自己的党内曾有过许许多多痛心的经历。在他的争取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控制、粉碎农村中的旧的封建的生产关系的伟大斗争中，他发现只有他遇到的马克思主义者才是他真正的同盟者。孙中山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真正革命的立场和行动对中国革命的好处后，决心同一切想阻止他同共产党合作的企图作斗争。<br/> 国共两党间的统一战线的确是在国民党内部进行激烈斗争的过程中才渐渐形成的。国民党右派不满意孙中山倾向于社会主义和刷新三民主义的做法。他们十分厌恶他的三大政策，特别是“扶助工农”这一条，他们认为这一条是对他们利益的威胁。在这种合作中，像在其他革命工作中一样，每当孙中山要向前跨一步的时候，就有许多双手企图把他拉回来。一听到宣布他决定实现这种统一战线，有些人就来找我，以为我会帮助他们反对这一行动。当我拒绝这样做、孙中山坚决做下去的时候，这些人就退党，并且公开攻击他。可是孙中山是吓不倒的。他曾多次宣称，除非国民党有一个真正革命的纲领，否则他就要同这批人分手，并解散国民党。他宣布他将组织一个新党，或者本人加入共产党。国民党中坚定不移地和他站在一起拥护他的勇敢的行动和他的开明的思想的人中有廖仲恺和朱执信。他们两人都遭到反革命分子的暗杀。<br/> 历史证明他们的判断是绝对正确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使革命情绪大大高涨。革命策略发生了根本变化。一味使一个军事独裁者同另一个军事独裁者相倾轧以期有利于革命这种毫无结果的办法完全放弃了。代替它的是组成了以工农群众为基础并包括一切爱国人民的强大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政治纲领是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所解释的新的三民主义。随后取得的成就是在共产党人起重要作用的情况下取得的。这是得到孙中山的同意的。他劝告国民党中悲观或疲沓的人，要他们以共产党人为榜样，像共产党人一样地为革命辛勤工作，不怕牺牲。<br/> （四）<br/> 在孙中山一病不起以前，他的团结国内一切革命力量的努力取得了一些结果。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了，革命力量日益壮大，以帝国主义作后台的军阀开始发抖了，在人民群众斗争的压力下，他们同意坐下来跟孙中山进行谈判，以求得某种解决。正在这个不幸的时刻，他病得很厉害，因此不可能再进行下去。<br/> 直到最后一息，他依然是一个伟大的革命战士。他能够表达的最后思想还是革命，是怎样保卫革命和把革命进行到底。当他在世时，他知道他能够挫败那些阴谋摧毁革命成功的基石即国共团结的人们。他最担心的是，一旦他不在世了，反动派以及帝国主义可以收买的人们就会出卖这种团结，从而出卖革命本身。他在遗嘱中强调了这一点，预先指出革命所面临的危险；他在《致苏联遗书》里再次强调了中苏革命团结对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斗争的重要性。背叛了这个遗嘱的人们的名字将在我国和全人类的史册上遗臭万年。蒋介石及国民党队伍中的其它反动派撕毁了这个文件，接着就同帝国主义勾结，压迫中国人民，出卖我国的根本利益。他们发动了内战，实行白色恐怖，杀害了我们千千万万最优秀的工农群众和革命青年，在我们国家造成巨大的破坏，严重地削弱了我们的国力，以致在日本帝国主义1931年和1937年侵略中国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在开始的时候进行有效的抵抗了。<br/> 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民是以怎样的英雄气概度过这些艰苦的岁月的。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说，我们绑好了伤口，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整顿好队伍，使革命运动继续进行下去。这一次，革命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高举彻底解放中国人民的政治纲领的旗帜、能够完成孙中山所未完成的革命事业的唯一政党——领导下进行的。只有这样，我们才得以最后击退日本侵略者，接着又彻底干净地摧毁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力量。<br/>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靠国内一切爱国力量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团结一致取得的。我们在巩固了这一胜利之后，接着就进行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现在，我们中国正在建设自己的新生活，克服一切困难。我们满怀信心地瞻望未来，我们确信任何障碍都不能阻止我们前进，我们一定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掌握在始终在政治上保持警惕、幸福、昌盛的人民手里的、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国家。<br/> 把中国变成这样一个国家，把我们的力量放在争取民族独立、民主、社会进步和世界和平的人民一边，这是受过革命锻炼的中国人民已经担当起来的当前责任。中国人民就是用这样的斗争和努力，来纪念中国革命的伟大先驱者孙中山的。<br/> 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br/> ②同上<br/> ③1924年9月8日《广州公报》刊登的谈话<br/> ④同上
第2版()<br/>专栏：<br/><br/> 建明公社集会庆祝创办初级社以来的巨大成就<br/> 十年历史证明集体化是唯一正确的道路<br/> 十年前建立初级社的时候，只有“三条驴腿”；现在拥有五辆卡车，一台拖拉机，六十七头大牲畜，六十多户盖了新房，三百二十多人达到中小学文化水平<br/> 新华社天津11日电 河北省遵化县建明人民公社社员，最近开会庆祝创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十周年纪念。<br/> 建明公社的西铺大队，在公社化以前是建明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的建明公社，就是在这个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联合几个高级农业合作社组成的。而原建明农业合作社所在的西铺村的农民，是在十年前的1952年，在党的领导下，由王国藩等三户贫农带头开始走上集体化道路的。今年是他们走集体化道路的十周年纪念。1952年，王国藩等三户贫农带头建立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只有二十三户，由于都很贫困，耕畜只有四分之三头毛驴（因为当时这头毛驴是几户农民共有的财产，而其中有一户农民没有入社，毛驴的一条腿即四分之一还是社外农民的财产），即只有所谓“三条驴腿”。由于贫困，缺乏生产资料，因而他们坚决走了党所指出的集体化的道路，在党的领导下克勤克俭地发展了生产，不几年，当地西铺村的全部农户就都参加进来了，二十三户的初级社发展成了一个全村参加的高级社。到1958年公社化时，建明高级社不仅生产发展了，而且有了几十头耕畜和几十万元的公共积累。建明公社就是以这个高级社为中心建成的，所以建明公社的干部和社员对于这次庆祝集体化的十周年纪念非常重视。<br/> 开庆祝会的那天（10月26日），遵化县长峪山下的西铺村，到处是一片节日景象：家家户户贴对联，大街小巷干干净净；街头搭起了松枝牌楼，人们穿上了新衣。当年带头办初级社因而被人讥笑的二十三户“穷棒子”和其他两千多社员一起敲锣打鼓地来到会场。十年前在外乡讨饭、衣不遮体的孤儿戴存，穿着蓝制服、新胶鞋和他的抱着孩子的爱人一起，欢欢喜喜地参加了大会。八十岁的老汉贺连弟，尽管腿脚不大利落，也让孙子搀着来参加会。<br/> 主席台上悬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会场旁边，人们把一头毛驴围了个风雨不透。这头驴，就是十年前初级社刚建立时全社只有“三条驴腿”的那头毛驴。和毛驴一起陈列着的，是建明公社现在拥有的五辆大汽车、一台拖拉机和几匹高头大马。此外，会上陈列的许多图表生动地说明西铺大队十年来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一张“十年逐步增产表”告诉人们：今年这里虽然遭到严重的旱灾和涝灾，平均亩产仍比1957年高级社时期还多。为什么今年受灾也能丰收？表上的回答是“条件变了”。原来的山坡沙薄地现在有80％变成了肥沃的良田，还有二百多亩变成了“旱涝保收”的水浇地；林木由十年前的五百五十亩增加到二千九百五十五亩；果树由六千棵增加到一万二千棵；大牲畜增加到了六十七头；一辆铁轮车变成了六辆胶皮车和十几辆铁轮车。全村社员生活比十年前有了显著的提高，70％的户都有存粮，并有六十多户住上了新房；原来全村识字的人很少，现在相当于小学和中学文化水平的社员就有三百二十多人。<br/> 庆祝会上，公社党委书记赵涌兴、公社主任兼西铺大队支部书记王国藩、中共唐山地委书记彭宏等都讲了话，他们赞扬了建明社艰苦奋斗、克勤克俭发展生产的成就。勉励社员们继续发扬“穷棒子”精神，在集体化的道路上奋勇前进，争取更大的成就。
第2版()<br/>专栏：<br/><br/> 发扬集体主义思想 树立模范人物榜样<br/> 何庄大队坚持评选五好干部五好社员<br/> 据新华社郑州11日电 河南舞阳县城关人民公社何庄生产大队坚持每年开展两次评选五好干部、五好社员的活动，按照生产季节开展群众性的评选活动，对于鼓励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和培养集体主义精神，起了很好的作用。<br/> 何庄大队评选五好干部、五好社员的活动是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的，每年两次，到现在已经评选过六次，评选的时间分别在夏收夏种和三秋工作以后。被评上的人，得到奖状，上光荣榜，还有适当的物质奖励。<br/> 这里的干部和社员对待评选活动非常认真，每次评选都有充分的时间进行酝酿和讨论。今年7月的评选活动中，对于什么样的人才能当五好社员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有意义的争论。一个名叫王从温的女社员，积极参加集体生产，珍惜队里的东西，对有损于集体的事情，经常提出批评。开始时，人们不选她当五好社员，原因是她得的工分不是队里最多的，又爱“多嘴好批评人”。另外一个社员王风仪，劳动很突出，经营自留地特别用心，但对不利于集体生产的事，一概不闻不问，还经常占生产队的一些小便宜。开始时，人们只看到他劳动突出，要选他当五好社员。有些群众对这两个社员的评价提出了不同意见。经过热烈讨论，最后大家一致同意评选王从温为五好社员，原因是她热爱集体，积极参加集体生产，敢于对不良现象提出批评。王风仪虽然劳动很突出，但对集体的事不够关心。<br/> 社员们还认真评选出一批好干部、好团员。大队党支部书记周洼斗，连续五次被评为五好干部。他工作踏实，经常带头干重活脏活，在劳动中发现问题，能和社员一起商量解决。何庄大队从1959年到现在，年年增产，社员们认为，这是和周洼斗的领导分不开的。社员们还对一些不深入生产、不走群众路线的干部，提出了批评，使一些有缺点的干部受到了教育。
第2版()<br/>专栏：<br/><br/> 欢送我体育代表团去印度尼西亚访问<br/> 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举行宴会<br/> 新华社11日讯 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苏卡尼·卡托迪维约今晚举行宴会，欢送即将去印度尼西亚访问的中国体育代表团。<br/> 以国家体委副主任黄中为首的代表团全体成员出席了宴会。外交部副部长黄镇、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姚仲明也应邀出席。<br/> 宴会上洋溢着热烈友好的气氛。宾主热情祝贺两国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加强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日益发展。<br/> 新华社11日讯 应印度尼西亚政府体育部邀请，中国体育代表团即将去印度尼西亚进行友好访问。代表团团长是国家体委副主任黄中，副团长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张联华。代表团包括国家篮球队和国家排球队，队员有钱澄海、杨伯镛、马鹤子、赵承康等。
第2版()<br/>专栏：<br/><br/> 高碕达之助离广州回国<br/> 新华社广州11日电 日本前通商产业大臣、自由民主党国会议员高碕达之助及其随行人员等一行四十人，结束了在我国的访问，今天乘火车离开广州经深圳回国。<br/> 广州市市长曾生、副市长罗培元，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副主任严亦峻等前往车站送行。<br/> 由北京陪同高碕达之助到广州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孙平化，今天陪送客人到深圳。<br/> 高碕达之助等一行是昨天由北京乘飞机到达广州的。当晚，曾生市长为客人们举行了欢送宴会。
第2版()<br/>专栏：<br/><br/> 廖承志宴请日法律工作者代表团<br/> 新华社11日讯 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廖承志今天下午接见并设宴招待正在我国访问的由尾崎升率领的日本法律工作者代表团。<br/> 出席宴会的有吴德峰、张友渔、区棠亮、赵安博、朱子奇、杨朔、吴学谦等。在北京的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和夫人也应邀出席宴会。
第2版()<br/>专栏：<br/><br/> 波农业社代表团到京<br/> 据新华社11日讯 应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邀请来我国访问的波兰“农民互助”农业合作社代表团一行四人，在团长、波兰“农民互助”农业合作社中央联合社理事会主席扬奇克率领下，今天乘飞机到达北京。到机场欢迎的有：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代理主任潘复生等。波兰驻华大使克诺泰也到机场迎接。
第2版()<br/>专栏：<br/><br/> 德音乐家和我中央乐团交响乐队<br/> 联合举行交响乐音乐会<br/> 新华社11日讯 来我国访问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乐队指挥家霍斯特·弗尔斯特教授，钢琴家罗兰德·布莱特施奈德，小提琴家曼弗累德·施尔茨，今晚和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在民族文化宫联合举行交响乐音乐会。<br/> 德中两国音乐家在霍斯特·弗尔斯特教授指挥下，今晚演奏了盖尔斯特的《节日的音乐》、贝多芬的《C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勃拉姆斯的《C小调第一交响乐》，受到首都一千多听众的热烈欢迎。<br/> 对外文委副主任屈武，文化部副部长徐光霄，中德友好协会会长竺可桢，首都音乐界人士王元方、李凌、赵沨等欣赏了演出。欣赏演出的，还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黑根和使馆外交官员。
第2版()<br/>专栏：<br/><br/> 日本妇女代表团到京<br/> 据新华社11日讯 应全国妇联邀请来我国访问的日本妇女代表团一行八人，在团长冲直子率领下，今天下午乘火车到达北京。前往车站欢迎的有全国妇联副主席许广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