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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是延安人”
新华社记者 刘野 张安南
在延安，记者遇见了许多操着各种地方口音的青年人，如果你问他们是哪里人？他们都会怀着自豪的心情回答说：“我们是延安人！”
这些青年人是近几年来从祖国的天南地北自愿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参加建设工作的。他们之中有的来自西子湖畔，有的来自松花江边，有的来自天山南北和四川盆地。同他们攀谈起来，你会被这些青年人那种建设延安的热情所感染，不由得想起二十多年前大批革命青年奔向延安的情景。二十多年来，两代青年走着同一条革命的道路，建设的道路。然而，新一代所走的路，比起那时要宽广和平坦得多了。
奔向延安
今年暑期，陕西工业大学水利系毕业生陈纪纲背着铺盖，从西安搭车奔向延安。一到延安，他顾不得休息，就登上宝塔山，俯视延安城，兴奋地说：“啊！来到延安了！”
四年前，陈纪纲正在学校学习的时候，曾经到延安进行过生产实习。那时，他看到陕北一片黄土高原，水土大量流失，便立志要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做好水土保持工作，改造陕北的自然环境。从那一年生产实习开始，他的心愿就和延安的建设事业紧紧地连在一起，他表示毕业后一定要到延安来工作。但是，有些人总觉得陕北“水浅养不住大鱼”，认为陈纪纲不过是一时的热情。四年后，陈纪纲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果然到延安来了。许多热情的陕北老乡，拉着他到自己的窑洞里，问长问短，鼓励他说：“好后生，咱陕北就需要你们这些洋学生啊！”
陈纪纲的爱人名叫连仁暖，是福建省龙岩人，和陈纪纲同班同学，今年一起毕业的。毕业前，两个人都盘算着分配在一起工作，互相策励，并肩前进。但是，在填写志愿书的时候，却发生了一场小小的波折。连仁暖愿意回到她的家乡去，而陈纪纲还是老主意：到延安去。他劝他的爱人说：“那里更需要我们。仁暖！咱们都是共青团员，不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哪里去呢？”连仁暖最后被他说服，同意去延安了。但是临行前夕，医生检查了连仁暖的身体，认为她的健康状况不够好，还需要短期疗养，因而未能和陈纪纲同行。陈纪纲到了延安以后，随时把所见所闻写信告诉他的爱人，特别谈到延安地区迫切需要水利方面的技术人才。不久前，连仁暖的健康有了好转，满怀信心地来到了延安。人们眼看着这一对青年夫妇在延安落户，都衷心地祝贺他们在这里成家立业，好好地工作和生活下去。
广阔的天地
延安的建设事业需要具有专业知识的大学毕业生，这里也为他们提供了发挥才能的广阔天地。
在延惠渠旁，我们会见了西北农学院水利工程系毕业生忽聚田。早在1953年，他就来到延安，参加过杏子渠、金佛坪渠等八条中型水渠的设计勘察和施工工作。1958年春天，他担任了修建延惠渠的第一个技术员。长达一百华里的延惠渠，沿途要经过二十道一千米长、十五米高的石砭，有三百多个建筑物和隧洞。这样复杂的工程正是忽聚田的用武之地。他接受任务的第二天，就率领民工出发了。他们翻山越崖，步行百里，勘测渠道。忽聚田运用所学的水利工程理论制作设计施工方案，并邀请了许多人给方案提意见，吸取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帮助自己解决了一些复杂的技术问题。延惠渠竣工以后，灌溉了万亩农田。但是，天长日久，怎样把渠道维修好，又成了忽聚田所面临的新课题。这条渠两旁尽是软石，这种软石极易风化，不是引起渠道渗漏，就是塌入渠道挡住流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忽聚田一边钻研理论，一边访问老农，终于初步找到了一个比较有效的办法：在渠道内衬砌坚实的石板，或者衬铺当地生长的一种生命力极强的名叫“爬地虎”的草皮，护岸固堤，来防止渗漏和冲刷。
忽聚田就是这样不断地在实际中学习理论，向群众请教，在建设延安的工作中发挥自己的全部力量。
不辜负先辈的期待
在跟不少大学毕业生接触中，我们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他们已经不像从大学里毕业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而像是道地的陕北老乡了。诚恳踏实、讲究实际的性格，艰苦朴素、埋头苦干的作风，这许许多多延安革命老根据地人民身上的优良传统，都一点一滴地渗透到这些知识青年的身上来了。
刚见到延安水土保持中心试验站的技术员郭振业的时候，有人介绍说，他就是从西北农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我们不禁愕然。那天，正下着秋雨，郭振业头上扎了一个“陕北式”的白毛巾，披着一件打着补绽的棉袄，裤角卷到大腿上，赤着脚从六七十里以外的地方回来。我们还以为他是生产队的社员呢！后来才知道，郭振业在延安工作的几年中，从陕北许多英雄的革命事迹中受到了教育，从艰苦奋斗的“延安人”身上找到了学习的榜样。从精神到外表，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在野外工作中，常常沿着当年红军和赤卫队员们的足迹，勘察水土流失的情况。他在工作之余，也时常跑到枣园、杨家岭、王家坪等地方去重温革命领袖当年所过的艰苦生活。这一切，使郭振业经常思索一个严肃的问题：应当把革命的延安作风继承下来。
有一次，他跟随着参加过保卫延安的老游击队员白玉德在苍龙镇周围的山上进行勘测。白发苍苍的白玉德，天天踏着晨露上山划线插牌子，规划修梯田和造林。郭振业劝这位老人休息，老人仍然不辞艰辛地劳动着。并且指着弯弯曲曲的山沟对郭振业说：那里，正是1947年消灭胡宗南匪军一个旅的地方。“当时我们就用小米加步枪取得了胜利的！”后来，郭振业每当思想稍有松懈，就常常想起革命老人这句话来。
那几年，延安有些地方交通不便，从事野外工作就只有靠两条腿跑路。一天跑上百八十里，是很平常的事情。郭振业从来没有把这当作一回事，无论是风里雨里，或者是酷暑严冬，只要有工作任务，背起背包就上路。有的时候，他怕把仪器放在牲口驮子上受震动，影响测量的准确性，走路时就一直背着水平仪，或者扛着经纬仪，即使坐汽车时，也要把这些仪器抱在怀里，唯恐有所损坏。
几年来，郭振业从“延安人”身上吸取了许多宝贵的思想。延安人民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的共产主义精神，已经深深地刻在郭振业的心上。现在，郭振业已经在革命的圣地——延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根深叶茂
一批又一批的知识青年不断地到延安参加建设工作。延安，也一年又一年地改变着它的面貌。现在，你到延安去，最注目的就是满山坡上，林木蓊郁，一片苍翠。看到这种情景，使人不禁想起那位共青团员黄根品。
1956年在延安召开的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上，浙江省杭州市的代表黄根品向大家表示，要志愿留在延安，绿化延安，把延安打扮得和杭州市一样美丽。从此，在延安的户口册上，又多了一个新居民。
黄根品在延安过第一个冬天的时候，就感到延安冬季长，应该多种些松柏树，好让这个革命圣地四季常青。可是延安没有松柏，他便跑到四百里外的黄龙山上去找树苗。到了黄龙山，地冻三尺，他和同行者还是钻进了大松林里，看树苗，挖树苗。把松树苗运回延安后，冻土未融，树根扎在冻土层里会被冻死，他便和群众一起，凿开冻土层，掏出湿土，挖成三尺多深的树坑。就这样，把第一批松树栽上宝塔山。经过多少个冬天，这些松树如今依然屹立着。
这几年，延安种下了四万多棵松柏树，长得郁郁苍苍，生气勃勃。黄根品从他的家乡杭州西湖带来的水杉、银杏也都长得十分茁壮茂盛。水杉和松树在延安落了户，黄根品也和一个延安姑娘成了亲，安了家。今年春天，当着宝塔山上的松树发出新芽的时候，黄根品也已经有了第一个在延安出生的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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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西藏高原上传播先进农业生产经验
八一农场成为藏族农民学习榜样
十年来，八一农场帮助藏族农民培育良种，推广新式农具和掌握先进耕作技术，培养了三百多名藏族农业工人、六十二名拖拉机手
新华社拉萨8日电 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在拉萨河两岸开出的“金银滩”——八一农场，帮助当地藏族农民培育良种、推广新式农具、掌握先进耕作技术，从而成为藏族农民学习先进生产经验的场所。
八一农场于1952年8月1日建立。当时解放军刚刚进驻拉萨，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将军就带领部队到拉萨西郊的荒凉河滩上，打柴、开荒，决心在这里建立一座农场。河滩上出现了座座帐篷，战士们用从几千里外背来的铁锹、十字镐，劈开了冰冻的土地，使大片的荒滩变成了良田。如今，农场已拥有一万四千亩土地，十八台拖拉机以及大量新式农具。农场种的蔬菜和粮食作物已有一百四十九种。由于官兵们反复研究试验，在拔海三千六百米的高原上，第一次长出了番茄、黄瓜、四季豆。农场试种的玉米、小麦、黄豆、烟叶、甜菜等作物，也获得成功。农场还陆续种植了梨、桃、杏、苹果、核桃等果树一百多亩。每到春天，桃花梨花满树，充满着无限的生机。
部队为了减少国家从内地供应肉食和副食，在农场中大量养了猪和鸡、鸭、鹅等家禽，还建立了副食品加工厂，自己做酱油、醋、粉条等。
农场经营的每一亩土地，都成了藏族农民学习的榜样。1952年秋天，农场第一次秋收的时候，许多藏族农民就跑到农场来，怀着惊讶和欣喜，参观战士们收下的三十多斤重一个的大萝卜，以及四十八斤重一棵的“莲花白”。1953年，“八一”农场和拉萨农业试验场，共同为藏族人民举办了农作物展览会，传播先进生产经验，前往参观的有两万五千多人。最近几年来，拉萨附近的藏族农民，学习解放军开垦了大量的荒地，其中有一部分是农场用拖拉机帮助开垦的。许多藏族农民经常到农场要新的作物种子，经常请农场的技术人员去指导他们耕作。农场培育的“勾芒青稞”和“紫青稞”等良种，已有许多藏族农民种植。农场还向藏族农民推广新式农具，教给他们使用的方法。十年来，八一农场培养了三百多名藏族农业工人、六十二名藏族拖拉机手。第一个藏族女拖拉机手、农奴出身的列娃，就是农场给培养出来的。现在这些拖拉机手已分布在西藏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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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放军某部正在帮助佧佤族人民进行水利建设
杜心摄（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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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之一
裕固族聚居地区人畜兴旺
人口由解放初期三千一百多人增加到四千二百多人，各种牲畜由八万多头发展到三十七万多头
新华社兰州6日电 我国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之一的裕固族，已由解放初期的三千一百多人增加到现在的四千二百多人。这个民族的聚居地区——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县长贺遐志（裕固族），最近向记者介绍了十三年来裕固族不断发展的情况。
裕固族的家乡在白雪皑皑的祁连山中部，这里是一块九千平方公里的草原，是个牧业地区。居住在这个草原上的一万七千多人口中，除了裕固族人民以外，还有汉、藏、回、蒙古、土、撒拉等民族。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当时西北军阀马步芳统治的年代里，裕固等族人民过着悲惨的生活。1937年以前，这个地方还有二十七万多头牲畜，由于蒋马匪帮的压榨剥削，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到1949年解放时，只剩下八万多头牲畜。极度贫困和瘟疫疾病的折磨，使裕固族人口在解放前的十几年间一直没有增长。
解放初期，党和国家从各方面帮助裕固族牧民恢复和发展生产。从1949年到1953年底，人民政府在这里发放了畜牧贷款和救济款四万多元，另外还发放了一万八千只羊和粮食、帐篷、棉衣、皮衣、皮靴等大批救济物资和生活日用品。1954年2月成立了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裕固等族人民享受到当家作主的权利。目前，自治县的少数民族干部已占到干部总数的35％。四名县委书记和三名县长中，有六个是少数民族干部。牧民出身的安立贤（裕固族），1950年前一字不识，他在汉族区委书记乔步文帮助下，努力学习政治理论和文化，进步很快，先后担任区委干事、副区长、区长、区委书记，现在是县委副书记。自治县的少数民族干部中，已有很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或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自治县成立后，国家为了进一步帮助裕固族人民发展畜牧业生产，又先后发放救济款二十二万多元，人民银行还发放了畜牧业贷款四十四万多元，对帮助畜牧业连年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近几年这里连续干旱，但由于牧区人民依靠人民公社进行了草原建设，在草原上兴修了总长一百多公里的水渠，实行了草原的统一管理，合理轮牧，加强了良种改良和兽疫防治工作，牧业生产仍然得到不断发展。现在，全自治县各种牲畜已由解放时的八万多头发展到三十七万多头，增长了三倍半；今年向国家交售绒毛的任务已提前完成。
裕固族人民的生活已经有了显著提高。解放前，裕固族许多贫苦牧民因为缺粮和茶叶，常常吃用“谢节草”磨成的面和喝一种用野草煮成的茶，现在都能吃上酥油奶茶和白面。过去贫苦牧民只有毡片衣服，现在都有了皮衣、棉衣、球鞋和皮靴。全自治县90％以上的牧民都在银行里有了存款。裕固族地区过去根本没有工业，自从自治县成立以后，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这里先后建立了皮毛加工厂、粮油加工厂、农牧工具厂、小型煤矿和小型发电站，并且有了本民族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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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各界人士集会欢迎朝中友协代表团
据新华社广州8日电 广州市各界一千多人今晚隆重集会，热烈欢迎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候补委员、内阁保健相崔昌锡率领的朝中友协代表团。
当英雄的朝鲜人民使者，由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副省长林李明，广东省副省长李嘉人，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广州市长曾生，广州市副市长林西等陪同登上主席台时，会场上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广州分会副会长侯甸在会上讲话。他热情地赞扬了朝鲜人民坚强不屈的反美斗争，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的巨大胜利。侯甸说，在今后的岁月里，在我们两国人民朝着共同目标奋勇前进的航程中，不论是风平浪静还是惊涛骇浪，我们将永远同朝鲜人民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分担斗争的艰苦，共享胜利的欢乐。
崔昌锡团长接着在会上讲话，他热烈颂扬了朝中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的日益发展。他说，朝中两国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紧密团结，长久以来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同生死共患难，朝鲜人民将竭力加强同中国人民的友谊团结，不论在任何环境和条件下，也将永远同中国人民并肩携手，共同前进。
崔昌锡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引导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巨大胜利的旗帜。他说，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光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熟练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和实践的伟大果实。正如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所指出的，中国人民取得的这一切成就，再一次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是正确的。
崔昌锡在会上介绍了朝鲜工农业迅速发展的情况，并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霸占南朝鲜的罪行后说，朝鲜人民必将把美帝国主义强盗驱逐出南朝鲜。
侯甸和崔昌锡的讲话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出席今晚欢迎大会的还有广州市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
欢迎大会结束后，举行文艺晚会招待朝鲜贵宾。
朝中友协代表团是在7日下午由北京乘飞机到达广州的。受到林李明、曾生、林西等人的热烈欢迎。当天晚上，林西举行了欢迎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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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两位美术家到京
新华社8日讯 根据中捷文化合作协定1962年执行计划来中国访问的捷克斯洛伐克美术家奥列斯特·杜巴依和卡列尔·施捷特卡什，于8日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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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老街省党政代表团回国
据新华社昆明7日电 以越南劳动党老街省委员会书记、老街省行政委员会主席长明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老街省党政代表团，结束了在云南省的友好访问，今天早晨乘火车离开昆明回国。
到车站欢送的，有中共云南省省委书记处书记、云南省副省长刘明辉等和越南驻昆明领事馆领事黄锦鸿，缅甸驻昆明总领事馆领事吴巴意，老挝驻昆明总领事馆领事阿六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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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本两位客人回国
新华社广州7日电 应我国科学技术协会邀请前来我国参观访问的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教授、民主科学工作者协会负责人柘植秀臣和哲学家芝田进午，今天离开广州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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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伦·梭哈上校回国
新华社广州8日电 印度尼西亚陆军司令助理哈伦·梭哈上校和夫人今天上午离开广州回国。
哈伦·梭哈上校是应我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萧向荣中将的邀请来中国进行参观访问的。他们先后在北京、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参观访问了部队、学校、工厂、人民公社和名胜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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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杭嘉湖水乡行
本报记者 季音 石新华
菱湖的“珍珠”
9月初，我们从湖州出发，来到了四面环水的浙江吴兴县菱湖区。
杭嘉湖是浙江淡水鱼的主要产区。菱湖区又是杭嘉湖鱼产区的“一颗明珠”。这里有着十万亩的养鱼水面。一千二百个生产队几乎队队都养鱼，今年下塘的鱼苗有一亿七千万条。菱湖镇四郊，到处是一个挨一个的鱼塘。
这个古老渔区里，近年来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实现了用人工培育淡水鱼苗。过去，菱湖的青鱼、草鱼、鲢鱼、鳙鱼四大淡水鱼类的鱼苗，都是从长江捕捞来的。每年立春以后，长江里各种鱼类的亲鱼，都成群地溯江而上，在宜昌、九江一带产卵，孵成鱼苗。这时菱湖就派出大批船只，去长江捕捞，每年要为此支出几十万元，几百个劳动力，费时两个多月。由于路途遥远，鱼苗在运输途中常大量死亡。因此，用人工来培育鱼苗，是渔区人民长久以来的理想。1958年秋天，传来了广东用人工培育鱼苗成功的喜讯，菱湖公社立即派了六个人去学习，就在这一年，他们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宿愿。
我们来到菱湖时，在1958年才建成的鱼苗培育场，已由一个发展到七十二个。掌握这项新技术的也不再是六个人，而是一支六十多人的队伍了；留养产卵的种鱼已由几十条增加到二千三百多条。人工培育鱼苗的推广，为渔区节约了大量人力和资金，提高了鱼苗的成活率，生产可以根据需要有计划地进行，而不必再完全依靠长江了。
一天清晨，菱湖特产技术推广站的唐安林同志，带着我们到溪西公社勤俭大队去看鱼苗培育场。我们坐着小木船渡过了一个大荡，来到了培育场的产卵池。大队党支部书记徐阿毛，培育场场长沈小毛和几位社员，已在这里轮流守候了一个晚上，此刻六条肥大的亲鱼，正在一个水泥砌成的圆形产卵池里进行交配和产卵，池水在翻滚，鱼儿在追逐。社员们有的拿着温度计测量池水的温度，有的在池的出口安排掏卵箱，有的观察池内鱼儿的动静，他们仿佛像一群科学工作者，正在严肃而紧张地从事着一项重要的实验。
和我们同来的唐安林同志，是负责人工育苗工作的专职干部。我们要他谈谈菱湖推广这项新技术的情况和体会。他说，这几年来，在推广这项新技术中，党做了许多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他自己体会最深的有一条，叫做“做出样子，说服群众”。他举了个例子：菱湖长超公社洋东大队有个老农民，叫杨梅庭，论养鱼技术全队要数第一，做啥事都一板一眼，前脚不站稳决不伸出后脚。1960年，附近各村开始搞人工育苗，他不相信，说：“我要看一年再拿主意。”领导上说：“他要看就让他看吧。”他果真看了一年，亲眼看到附近的荻港、勤劳公社都孵出了鱼苗，老汉信服了，第二年一开春，他是全区第一个动手搞育苗的人，孵出了一百三十万尾鱼苗。现在，他已经成为洋东鱼苗培育场的场长。讲到这里，唐安林指着产卵池边几位正在忙个不停的社员说：“你看，现在他们干得挺起劲吧，在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是不相信的哩！”
“说服群众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做出样子，让他们亲眼看得见，亲手摸得着，光是说空道理，或者下命令，那是不行的。”唐安林说得很认真。“有些社员一时不信，你不妨等他一阵，让他们看一看，想一想，等到他们信你了，就会真心实意地干起来的。”他说，菱湖人工培育鱼苗的工作，还只是走了第一步，有些淡水鱼的育苗问题还未解决，他们准备成立一个专门小组，进行研究，待做出样子后再逐步推广。
我们正谈着，产卵池边传来一阵欢呼声，原来鱼已产卵了。一个社员用一个白瓷盆端来一盆鱼卵给我们看，这些才排出的乳白色的鱼卵，都有一粒绿豆那末大，像一粒粒晶莹的珍珠。
农民爱湖羊
杭嘉湖地区是浙江绵羊的集中产区，全省绵羊的85％集中在这儿。这里的绵羊一年四季都能繁殖，产仔率高，而且生长快，耐湿热，羔皮品质优良。这种优良品种的绵羊，是在杭嘉湖地区特定的自然条件下长期培养出来的，因此人们称它为“湖羊”。
我们在湖州的时候，嘉兴地委的一位同志告诉我们，今年嘉兴专区湖羊增长得特别快，到7月份止，湖羊存栏数已达一百一十八万只，比饲养最多的1959年还多十多万只。
为什么杭嘉湖地区的农民饲养湖羊的劲头这么高？为了寻求这个答案，我们在吴兴县新溪公社访问了一个湖羊养得比较多的生产队。
从菱湖镇出发，我们顺着曲曲弯弯的小道，来到了农星大队第四生产队的所在地——厦石村。这是一个十六户的小村，水田里中稻长得穗粒饱满，晚稻禾苗秆粗叶茂，田埂路旁，零星作物密密麻麻。可以看出，这个生产队的生产搞得很出色。同我们一起来的区委会的颜同志说，这个生产队社员湖羊养得多、羊肥积得多，是他们生产搞得好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这个队十六户社员，已养羊六十只，每户平均将近四只。
我们找到了生产队长朱永年。朱永年家里养了大小九只湖羊，是村里养羊最多的一家。我们看到朱永年家里的羊舍收拾得干干净净。朱永年说，一家养九只羊，别人一定以为我们很忙，实际上并不费多少事。我家里的九只羊，就只由一个十一岁和一个十五岁的弟妹负责饲养。这里饲料来源多，春夏季水草青草丰茂，秋冬季有大量干桑叶豆秆可喂，平日只需早晚喂两次，垫垫羊舍，其余的事情就不多了，并不影响集体生产。
养湖羊的最大好处是肥料多。朱永年说，湖羊积肥的数量大，质量好，肥效高。一只湖羊一年可积羊粪二十担，用作一亩稻田的基肥还绰绰有余。厦石村五十七亩稻田，羊肥的施用量已占全部用肥的60％以上。为了提高社员们养羊积肥的积极性，生产队实行了羊肥投工记分参加分配的办法。这个生产队1960年还只有三十只羊，今年已发展到六十只。羊多了，社员收入增加，集体生产的肥料来源也越来越丰富。我们到村里时，这个队正在给双季晚稻追肥，五天出一次羊粪，一次就能出几十担。
在这里，羊粪还有一些特别的用途。养蚕是厦石村的一个重要副业。每年冬季，他们都要用羊粪给桑树追肥，第二年的桑树就长得特别好。这个生产队还有二十二亩鱼塘，而羊粪是喂鱼的重要饲料。
湖羊的皮和毛，也都有很高的经济价值。他们一年给湖羊剪三次毛，一只羊一年可有二斤四两羊毛卖给国家。湖羊皮是羊皮中的上品。湖羊也是一种很好的食用羊。
发展湖羊生产，已经成了第四生产队生产活动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和其他生产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的。这里的社员说，这两年湖羊养得多了，就迫切感到需要好好繁殖桑树，因为秋冬时的干桑树叶，是湖羊过冬的主要饲料；鲜叶喂蚕，干叶喂羊，这里历来都是这样做的。近年来他们对桑树的栽培注意得不够，有些桑树林里套种了些粮食，影响了桑树的正常生长，这不但对养蚕不利，也使湖羊的过冬饲料发生了一些困难。现在他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决定从明年起，不再在桑林里套种粮食，认真培育好桑树，扩大蚕茧生产，全面安排好农业、蚕桑、畜牧等各种生产事业。
在多种经营十分发达的杭嘉湖地区，全面地处理好各种生产事业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第四生产队的这个初步规划，是有积极意义的。
南湖话种菱
来到杭嘉湖水乡以后，一个鲜明的印象是：这里的水面利用得好，塘塘湾湾里，到处都种着菱、藕、荸荠、五浮子草（又叫革命草）等各种各样的水面植物，长得翠绿一片。尤其是菱最多。今年嘉兴专区共种了十六万亩水面的菱，比解放后种得最多的1959年还多四万多亩。而在这十多万亩的菱里，要数嘉兴南湖的菱种得最出色。
闻名江南的“南湖菱”，种植历史已很久远了。1950年春天，在南湖边的马家浜村，曾发掘出一处古文化遗址，其中有鹿角和兽骨化石，还有一只菱化石，形状和现在的南湖菱仿佛，据科学工作者的考查，这些文物的历史至少已有二千年以上，这就是说，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在种菱了。而经过了后代子孙们的不断精心栽培，改进品种，终于使南湖菱成了菱中的上品，它以壳薄无角、肉厚鲜嫩而驰名江南。
来到嘉兴时，正逢南湖采菱季节。我们搭了鱼菱生产大队的一条小船，驰向湖心。这数百亩方圆的南湖水面，被种菱能手们设计成了一幅精美的图画。他们在菱的周围种上了密密的浮花子草，这道绿色的围墙把菱围在中间，不让风雨吹打和污物流入。在菱田的周围留出了一条水路，让船只通过，它就像一条宽阔的马路穿过市区。社员们就在这“马路”两边的菱田里采菱，每人坐着一只菱桶，排成一行，一面轻捷地把摘下的菱丢到桶里，一面随时把发现的每一株野生菱和变种菱连根拔起，掷到桶的另一角。
为什么这里的农民对种菱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原来，菱在这一带群众的生活里，还占着一个不小的位置。菱首先是粮食。这里的农民常常把菱和米掺在一起，煮成干饭或粥，滋味清香，是农民很喜爱的饭食。他们还把菱制成“菱酱”，把菱粉做成糕点，用菱酿酒等等，吃法很多。菱的茎叶还是很好的猪饲料和肥料，一亩菱大约可以收十五担到二十五担的茎叶。鱼菱大队种菱的收入，占经济总收入的三分之一。种菱的收益多，而成本却比较低，不用什么肥料，管理也比较方便，大都由妇女和半劳动力来管理。种菱不占耕地，更是个很大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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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定一副总理十月八日接见了阿富汗新闻总署首席顾问、阿富汗记者协会主席阿布杜尔·哈密德·马克穆尔（右二）和喀布尔大学教授胡拉姆·法鲁克·依脱玛蒂（右一）。左起第一人是阿富汗驻我国大使米斯凯尼亚 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