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化学除莠
娄成后
什么是莠？“莠者害稼之草”（《尔雅翼》），“禾粟下生莠”（《说文》），这是两本古书所给的定义。莠的种类非常广，凡是田间的杂草、道边的荆棘，以至场地、沟渠、屋脊、墙垣上生长的多种草木都可以叫作莠。
莠对人类生产的为害主要在于下列两个方面：
（1）在大田上，它与作物争夺养料与阳光，甚至寄生在庄稼上（如兔丝子），妨碍作物的生长。在撂荒的垦区，作物会被杂草完全掩没。它降低作物的产量与品质（如稻米中的稗子），还可以是动植物病虫害的中间寄主（如隐居在杂草中的蚊虻，寄生于小蘖的锈病等）。
（2）在一般用地与公路上，杂草妨碍场地的利用与观瞻，阻碍水陆交通，减小灌溉渠道的流量，破坏建筑的坚固与整洁，甚至助长疾病、虫害和火灾等灾害的滋生和蔓延。
在现代工业发达与大面积经营农业的国家里，除莠愈来愈成为农业生产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在大型农场里，莠草对单位面积产量的影响超过病虫的为害。除莠在劳力上的消耗也远超过病虫害的防治，往往全场一半以上的投资会消费在除莠所用的劳动力上。大片荒地开垦以后，来不及除草，两三年后又因杂草丛生沦于荒废，这样的事例很多。此外，工业交通等事业的发达，也使得机场、公路、铁道、河道、森林防火道、公共建筑物上杂草野林的消除愈益重要起来。仅凭人力除莠，不能及时，也不济事，且为经济、劳力等条件所不许。因此，近年来国内外工农业机关都在积极寻找既节省人力又经济有效、最好是“一劳永逸”的除莠方法。在几种除莠措施（如喷火、电击、刈除、耕耘等）中，利用化学药剂的喷撒已经实践证明是最为成功的。除莠剂成为近年来在农药中增长速度最快的品种。1940年左近除莠剂对一般农民来说还几乎是闻所未闻的。而现在它在农作物中应用的面积却是以亿亩来计算的。
化学除莠的发展经过
约在本世纪初年，即试用新兴杀菌剂（波尔多液等）的初期，人们看到硫酸铜的稀溶液喷射在禾谷类作物上，不引起多大伤害，却能把混杂在其中的阔叶杂草杀死，从而发现了药剂对不同植物有选择毒杀的作用（选择性除莠剂）。大约同时，又在智利硝石肥料的使用中发现其中所含的杂质氯酸钾，有毒害植物的作用。它对植物的杀伤不是药到毒发，而是可以被植物的一部分吸收，并在转移到植株的周身后，逐渐发挥它的药效，终于彻底消灭整个植株，其作用很像医药上的内用药剂（内吸性或传导性除莠剂）。它可以将多年生宿根莠草“斩尽杀绝”，为一般中耕除草农具所不及。另外，还发现了另一种农药——亚砷酸钠溶液，喷射在土壤上可以杜绝一切植物的滋生，药效可以维持一个生长季以上（灭生性除莠剂）。在森林防火道上防止砍去的树木再生，有它的特殊用途。
这三类具有毒害植物特殊效能的除莠剂（选择性、内吸性、灭生性）的发现，显示出化学除莠在农业、工业和交通事业上有着广泛应用的可能性。
但是，尽管这三种除莠剂发现都很早，而在农业上，特别是在大田作物上，却长期没有得到大量应用。这是由于这些药剂都是用药量大、溶解度高的无机盐类（无机除莠剂），除莠用的浓度时常在10％左右，用量每亩动辄以几十斤计，与化学肥料的施用量不相上下。由于它们的溶解度高，在土壤中容易被雨水淋洗而流失，药效不能持久，夏季多雨的地区，一个生长季喷射一次还不够用。此外，亚砷酸钠对人畜有毒，氯酸钠可以助燃，硫酸铜浓度使用不当时对作物也有损害，因此，在经济上和效果上都不能适应生产要求。虽然也有人尝试用煤与石油的大量分馏产品作除莠剂，但实际的用处也很有限。直到1942年，2，4—二氯苯氧乙酸（简称二四滴）这个用量少、药效长，既属内用而选择性又很强的有机除莠剂出现以后，化学除莠才由零星的尝试转为有系统的发展。
说来难以置信，最初合成二四滴的目的是为了模拟植物体中天然存在的生长素，并且企图用它代替后者来刺激植物的生长。实验证明，它对植物生长的刺激效应竟胜过原来的生长素几十倍之多。在稀释十万倍的水溶液中，它就可以刺激番茄子房胀大成为无子果实。
出于意料之外的是，把同一药剂在一千倍的水溶液中稀释后，施用在一些阔叶的植物体内，就能传遍它的周身，发挥出缓慢的致命的毒杀效应。而这样浓度的药剂对长成的禾谷类作物，尽管也有些抑制的影响，却还不至于毁灭。因之在禾谷类作物田上每公顷喷射一公斤的二四滴，就足以抑制阔叶杂草的生长，而对作物无碍。在种植较密的作物（如小麦）田中，由于不需要立即将莠草杀死，只要抑制住莠草的生长，让作物有机会发展到压倒的优势就可以了，所以药剂的用量还可以少一些。
二四滴不易溶于水，千分之一的浓度已接近它在水中的溶解度。在这种剂量下，它对人畜无害，也没有逐渐累积在动物体内的迹象。二四滴可以从食盐电解、煤与木材干馏的产品中制得，工序比较简单，成本低廉，可以大量制造。
二四滴的这些特点，已接近于人们对化学除莠的各种要求。所以从它在实验室诞生，到田间试用和大面积推广，前后只有五六年的时间，是一项发展得最快的农药。
二四滴在除莠上的异常成功，开辟了化学除莠的新途径，鼓励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近十几年来，化学家在合成新的除莠剂，生理学家在测验它们的毒害效应，农学家在鉴定它们的田间应用技术等等。成百上千的新药在合成着，到目前为止，大量生产和应用的已不下几十种。
除莠剂的内吸性与选择性
用很小剂量的有机除莠剂就可以把一棵大树彻底杀死，主要是靠它的内吸性。在医药上，大家都知道有外敷与内用之别。外敷药，一般说，是用量较大而且多少不拘，效应却局限于接触的部分。而内用药剂则用量少并有严格的规定，效应不限于施用的部位而可以遍及周身。除莠剂也有属于外敷与接触性的（如硫酸），但自二四滴发现以后，除莠剂的发展趋势却是朝向内吸性的。要充分发挥内吸性除莠剂的作用，首先要看它如何克服植物表层的障碍进入植物的内部。二四滴以其钠盐的溶液来喷射植物时，就不如它的丙酯乳液有效。看来药剂最好是能够密切地分布在植物表面上，并且具有容易透过叶面角质层结构的能力。
除莠剂一旦进入植物体内，为要完成它杀死植物的“任务”，并不立即毒死侵入的组织，反而靠这些组织的活动继续累积并输送到植物的各个部位去。这样，药效在逐渐发作时才有彻底杀死植株的可能。因此除莠剂的发展，将愈来愈多地要靠它对植物细致而确切的生理作用，抑制生命活动中的某一重要环节。一些药剂在植物体内的持续期很长，像二四滴在棉花中至少可以残留半年以上，甚至会转移到种子中传到下一代。
从成功的除莠剂与医疗药剂的例证来看，除莠剂将愈来愈多地是一些植物代谢产物的“似是而非”的模拟者，或是细胞分裂、代谢过程等的阻抑者。它一旦进入体内，占据了一定的位置，阻碍了应有的变化，日久天长，就破坏了生命的协调。不同植物的代谢过程与生理特性有其特异的差别，人们根据这种差别，制造了适应特异生理作用的药剂，这就是选择性除莠剂。例如，有些药剂的有毒部分因为与其他部分结合而被钝化。只有经过适当的分解而活化后，才能发挥毒害。当它偶然沾染在作物叶面上时，因得不到分解的机会而显不出毒害，但撒布在土壤中却会被微生物所分解从而露出锋芒，向正在萌发的杂草攻击。相反地，也有些原来是有毒的药剂，进入植物体后，在细胞内遭到分解或包围因而失效。不同植物解毒的本领可以有很大的出入，所能容忍的剂量也随之不同。还有些药剂的效应是在有光照的条件下破坏植物的绿色组织，使得食物的制造不能进行。缺乏叶绿色素的根系或微生物就不大受其影响，有足够储藏食料的组织也能抗拒一时。另外有些植物的抗药是来自它的特殊形态。例如葱蒜的叶片呈直立的筒状，外边又有光泽的蜡质层的保护。喷射的药剂接触叶面的机会就小，又不容易沾附在它的上边，而作物中混杂的阔叶杂草就缺乏这种抵防的条件因而更容易遭到药害。
生物之间虽有差异，但是同它们的共同性比较，却不是那么显著，亲缘很近的植物（如水稻与稗子）尤其是如此。就拿二四滴这一选择性较强的药剂来说，初发芽的禾谷类幼苗也经受不起它的攻击。因此，消灭田间的杂草不能专门依靠药剂本身的选择性，还要根据作物与杂草间生长习性的不同，适当制定药剂处理的时期与方法，以达到选择杀除的目的。
除莠剂的土壤处理
在土壤中施用除莠剂比叶面喷射更能起到防治作用。叶面喷射只能顾及已长出土的植株，而且枝叶长得愈茂盛消耗的药剂愈多，对正在土中萌发的幼苗却喷射不到，还得任其滋长。在一个生长季中，要消除空旷土地上陆续出土的杂草，只依靠一次喷射，无法奏效。药剂的土壤处理，即把药剂比较均匀地分布在土壤的表层中，长期地保留在那里，随时抑制杂草的萌发，用药少而收效大。最近已经制成多种新药剂，供作物未封垅前作土壤处理之用。在工业场地与交通线的维护上，土壤处理是最能收效的办法，使用土壤灭生剂就可以杜绝杂草的滋生，长期保持建筑与场道的清洁适用。
土壤灭生的最好榜样是严重盐碱化的低洼地，在那里是寸草不生的。把食盐等溶液大量施在土壤中，在短期内可以收到灭生的效果。由于这样做，要用大量的食盐，而且容易被雨水淋洗掉，所以这个办法是不适用的。我们对土壤灭生剂的要求是它能长期附着在土壤颗粒的表面上，难于被水溶解和流失。在化学性能上，它要稳定得既不与土壤颗粒牢固结合，又不轻易分解而失效，只有当植物的根系与之发生接触或非常接近时，才会被植物逐渐吸收与累积，终于使植物受到毒害。近几年发展出来的某些三氮苯的衍生物，大致符合这些要求，每公顷用上几公斤就能维持灭生的效果到一个生长季以上。
一般说，土壤处理每亩的用药量要比叶面喷射大些。药剂的作用与持续时间受土壤性质与雨量等气候条件的影响较大。在大田中作土壤处理应当特别慎重，要考虑药剂在土壤中残余的与累积的效应对后茬作物的影响。
最近应用较广的内用有机除莠剂，如二四滴、西马津等，在适当的用量下具有不同程度的选择性能（如玉米对西马津的抗性较强，可用在玉米田中除莠），而较高的浓度对所有植物都会发生药害。近来还发现二四滴对昆虫（如蜜蜂）有不利的生理影响。作物与杂草之间的生理差异要比植物与昆虫之间的小得多，因此使用除莠剂时在浓度、用量、方法与时期上，比起杀虫剂与灭菌剂来，需要特别注意。
从总的农药发展趋势看来，有机合成的内吸药剂是一个方向。新药剂的效用将愈益寄托在它对有利生物与不利生物间生理效应的差别上。化学药剂是与不利生物如病、虫、莠等作斗争的最有利的武器之一。但是这个武器一方面固然消灭了一些为害的生物，同时却带来另一些更为顽强的抗药性品种。新药剂的研究，是个不断地同自然作斗争的过程。此外，对植物有毒害或抑制作用的药剂，不仅用在消灭整个植株上，也用在控制作物徒长、烟草开花、花粉的绝育、棉花的脱叶、果树的疏花疏果和防止储藏器官（如马铃薯）的萌发等许多方面。新药剂的大量试制及其生理效应的测定，将不断为它的应用开辟新的途径。
第5版()
专栏：
植物原料学及其与生产的关系
王宗训
十五年前，一门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学科——植物原料学诞生了。它是以植物原料为研究对象、介乎植物学与生物化学之间并以之为基础的一门综合性学科。这门学科的历史虽然很短，却已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起了不小作用。
在理论上，植物原料学研究植物的有用物质在植物系统发育过程中的变化，研究外界环境对于植物有用物质形成、积累、转化的影响，研究植物有用物质在植物个体发育过程中形成、积累、转化的情况。在应用上，它为工业探查新的植物性原料，规划原料基地，研究采收原料的适当季节和方法。这门学科的具体对象包括各类植物原料，如挥发油、脂肪油、淀粉、糖类、纤维、鞣质、橡胶、树胶、树脂、染料、生物碱、甙类、农药等等。一般以野生植物原料研究的较多，栽培植物较少。
植物制造有用物质的性能既有遗传性，也有变异性。这是植物分类学家和生物化学家多年来研究的结果证实了的。外界条件稳定，植物制造一定化学物质的性能就世世代代遗传下来。外界条件有一定的改变，植物制造化学物质的性能就发生变异。因此，植物的有用物质与植物的系统位置是相联系的。同一品种的植物有相同的化学成分，不同种的植物亲缘关系近的化学成分也相近，亲缘关系远的所含化学成分也相差较远。
在过去，探查新植物原料常是盲目地进行，有时要调查分析大量样品，才能碰到少数结果。自发现植物的化学成分与植物的系统位置相联系的规律以后，探查新原料的工作就有了理论的指导。根据这个规律和其他有关理论，人们就可以预测一些种、甚至于一些属科植物的化学成分，有目的地去寻找所需要的原料。
例如，生物碱利血平为治疗高血压有成效的药物，我们早想寻找这种药物的原料。经查利血平为印度的蛇根木所产。蛇根木属于夹竹桃科、萝芙木属。又查我国各地植物调查的记载及研究该属植物分类方面的文献，知我国所产的萝芙木也为该属植物，在亲缘关系上与蛇根木接近。人们预测萝芙木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也含利血平，或结构与其近似的生物碱。经过检验分析，证实了预测的正确，从而获得了早已想望的这种药物的原料。又根据该科其他种植物所含的生物碱成分及利血平的分子式来看，我们还有可能在萝芙木的近缘属其他种植物中找到利血平或近似的生物碱。
自从发现墨西哥所产的薯蓣属植物所含的薯蓣皂甙元，可以合成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等多种疾病的新药物可的松以后，根据同样方法，在我国所产的不同种薯蓣属植物中也发现了皂甙，合成了可的松。同时，人们又根据植物化学成分与植物系统位置相联系的规律扩大探查范围，已在百合目薯蓣科亲缘相近的其他科属中发现类似的物质。
我国新发现的油瓜，种子含油70％左右，产油量多，为上好的油料植物。此种植物属于葫芦科油瓜属。油瓜属植物在全世界只有两种。另一种产于马来亚。该种植物也是种子含油很多，与油瓜相像。可见我国发现油瓜这种油料植物，也是符合客观规律，并非偶然的。
以上所举是探查新植物原料的几个例子。在调查植物资源方面，运用这个规律也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例如，制造香料的挥发油植物，多数集中于木兰目、唇形目、繖形目、菊目、松柏类等植物的各科中。根据这个线索，已在这些目类的植物中发现了大量的含挥发油的植物种类。又如较好的纺织用野生纤维原料，多数集中于荨麻目、锦葵目的各科植物中，在这两目的植物种类里，也发现了不少好的纤维原料植物种类。同样，淀粉、糖类、维生素、鞣质等类原料也是如此。
我国生长的植物种类繁多，约有全世界植物种类的六分之一左右。全世界任何地区所发现的新的植物原料，我们估计，大部分在我国都有可能找到同样物质或近似物质。
植物化学成分与植物系统位置相联系的规律，除可以指导我们探查新的工业原料、调查植物资源以外，还可以用它来估计某些种植物有无毒性，某些种植物营养价值大小等等。这对畜牧业以及医疗等方面都是有用的。
植物的生长环境，包括光照、水分、温度、土壤、生物等等因素，对于植物有用成分的形成、转化、积累都有很大的影响。了解它们相互的关系，对于我们规划原料基地有很大的好处。
例如现已查明，植物在生长期间，如水分供应充足，则植物形成的贮藏物质以淀粉、糖分、纤维、油脂等占优势。相反，如水分供应不充足，则以蛋白质及与蛋白质有密切关系的贮藏物质占优势。许多油料植物，种子中既含油脂，也含蛋白质，而我们需要的是它的油脂，所以在规划建立油料植物基地时，就应考虑设在水源充足的地方。
又如多数油料植物，其生长地区愈北或海拔愈高，所产生的脂肪油的碘价也愈高。一些在工业上用作干性油的油料植物，其栽培基地，也应根据上述现象加以考虑。
在苏联亚瓦地区栽培的金鸡纳树，生长在海拔500米地方的只含生物碱3．55％，而在海拔1800米地方的含量高达6．8％，相差几达一倍。在另一地区栽培的颠茄，在光照强的地方生长的含阿托品0．703％，在光照较差的地方生长的只含0．38％，相差也将一倍。含量的差别，就等于成品获得量的差别。所以在规划药用植物基地时尤应考虑光照等条件。
植物有用成分与植物生长环境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水生植物不含挥发油、生物碱或甙类物质，多数浅水植物根部含有淀粉，多数挥发油植物为热带植物等等。
了解植物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死亡整个个体发育过程中各器官、各组织内有用成分的形成、转化和积累的情况，对于我们选择植物哪一部分作为原料，决定采收时间，都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例如，山苍子所含的挥发油为制造香料的很好原料。我们知道它的果实含油4％—6％，叶含油0．2％—0．4％，花含油更少，但香味较好。果以成熟时含油最多，同时果核还含脂肪油38％。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应当尽量照顾到果实的收成，等果实成熟后再行采摘，果实采摘后再采叶子。雌株不采花，留着结果。雄株不结果，可以采花。又我们知道新鲜果实虽含油4％—6％，而晒至四成干后只含油1．8％—2．75％，所以果实应趁鲜加工。
地榆所含的鞣质为制造鞣革用的栲胶原料。在8月间它的根叶都含鞣质15％左右，但在4月间只含12％左右，因此我们应当在秋季采收。而且多年生的地榆鞣质含量要比一年生的多三分之一左右，所以我们应当采多年生的。
解毒药物半边莲所含的生物碱，开花前只含0．359％，至开花中期可达0．469％。在一天之内也有变化，早晨含0．386％，中午则只含0．260％。
从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植物在不同器官及各个发育阶段中所含的有用成分是相差很大的，我们应当了解其整个变化情况，加以适
当运用，以增加收获量。
要想得到好的植物原料，首先要探查好的品种，然后要安排适当的生长环境，决定采用部位，掌握收获时机。所以上述各方面的研究是统一的，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植物原料学正是要研究植物有用物质的充分利用，规划一整套植物原料的探查和生产方案。由于它与人们的生产和吃、穿、用都有很大关系，所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并不断得到发展。
第5版()
专栏：
良工不示人以朴
周铭
“汝大器，当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后汉书·马援传》）这是东汉时代，伏波将军马援小的时候，他的哥哥马况对他说的话。大意是希望他先从事多方面的锻炼，不要务虚名，忙于出头露角，要大器晚成；勉励他，要像一个好的工人一样，讲究质量，不拿粗糙的、拙劣的产品给别人。
“良工不示人以朴”，这句话，寓意深刻，可以用之于制造产品，可以用之于做人，也可以用之于做学问、写文章。古今中外，凡是对人类做出有益的贡献、在学问上有所成就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治学精神严肃，劳动态度勤恳，从不以“朴”示人。
被列宁誉为欧洲无比的大作家、“俄国革命的镜子”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创作态度极其谨严。他主张写作必须不怕反复修改。他的《战争与和平》，曾经易稿七次，《安娜·卡列尼娜》改写过十二次，《复活》的开头部分改写过二十次，他晚年一个作品的序言竟修改过一百零五次。
法国作家福楼拜的每一部作品都是经过精雕细琢才定稿的。他的名著《包法利夫人》的句法，曾经得到高尔基的称赞：“气势雄劲，结构严密”。
苏联教育家、作家马卡连柯，在1914年作了初次文学上的尝试失败后，转而终生献身于教育事业。从1920到1928年，他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忘我地干了八年教育工作，成为一个著名的教育家。1928年，也就是他初次文学上的失败一事的十四年后，他将他从事教育工作的经验和生活感受，加以总结，写成《教育的诗篇》第一部，由于他不愿“在高尔基的眼里从一个值得尊敬的教育家变成一个失败的作家”，他把原稿压在桌子里达五年之久。1932年，由于他写的《1930年进行曲》一书的出版，受到高尔基的赞扬，于是在高尔基的鼓励、帮助和指导下，于1933年秋，才将《教育的诗篇》第一部修改完成，接着第二部、第三部才陆续写成出版。
我国西晋诗人左思，在写作时，屋里、庭园中到处放着纸笔，想到一句，就随时记下来，加以推敲，如是构思十年，才写成被人们竞相抄诵、致使“洛阳纸贵”的《三都赋》。
唐宋八大家之一、宋人欧阳修写文章，写信，甚至写一张便条，都打草稿。他还将他的文章草稿贴在卧室内，坐卧观之，反复琢磨，一改再改，有的文章改到最后，原草稿上的一个字也不存在了。一直改到他认为满意时，才拿给别人看。他的《醉翁亭记》一文，原草稿开始时，说滁州四面有这个山那个山，达几十个字，最后改到只有“环滁皆山也”五个字。
我国古代杰出的科学家、明朝李时珍，从1552年开始编著《本草纲目》，至1578年成书，历时二十七个年头。在编著过程中，他博览群书，走访四方，手抄笔录的材料有几尺高，字数上千万，经过三次大规模的修改，每一次修改都几乎全部推翻原稿，从头再写，最后才著成一部一百几十万字的书。
去过鲁迅博物馆的人，都会看到鲁迅的手稿有一个特点，就是清楚、干净、很少涂改。不大了解情况的人，以为鲁迅的著作是摊开纸就动手，一挥而就的。其实，鲁迅的每一著作，即使是一篇短文，也是反复构思的结果。鲁迅，这位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他的做人、治学和写作的态度都是极其严肃、勤恳的，他在《答北斗杂志社问》一文中，谈到过自己写作的经验：“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
还有：哥白尼写《论天体运动》，用了三十年；达尔文写《物种起源》，用了二十八年；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从研究他自己所搜集的材料，到完全掌握并写成书，约花了四十年；弥尔顿的《失乐园》，是孕育了二十七年才写成的；歌德的《浮士德》，是近六十年的辛勤劳动的结晶；阿列克赛·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写《彼得大帝》，研究了所有俄国历史档案和机要局的口供，他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前后花了二十年才写成；被列宁认为对工人阶级有很大益处的“一本非常合时的书”——高尔基的《母亲》，是高尔基在1902年开始构思，经过五年的功夫，才于1906年完成的；司马迁写《史记》，用了十八年；谈迁写《国榷》，用了二十七年；王桢写《农书》，用了十五年；顾炎武纂辑《音学五书》，花了三十几年的功夫，曾易稿五次，而在书刻出未印行前，还校改了四次；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历时四十多年。……可以想像得到，上述自然科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在他们的著作生活的岁月里，曾经呕尽心血，辛勤劳动，才给人们留下完美的不朽的作品的。
我们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的治学、写作态度的谨严，更是无可伦比的。对马克思来说，最愉快的事情，是拿他的最好的著作给工人阶级，而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拿出没有经过他最后校正的手稿公诸于世。在马克思没有最后确认各种书籍都已经读过，相反的意见都已经考虑过，每个问题都已经彻底解决，自己的意见已经经过检验达到驳不倒的地步以前，决不以系统的形式发表自己的结论，因此，马克思从不出版一本没有经过他仔细加工和认真琢磨过的著作。在马克思的一生中，写过许多部长篇的经典著作，也写过大量的短小精悍的革命的政论文章。无论前一类或后一类的著作，马克思都是以极其认真、严肃的态度来从事的。《资本论》的写作和出版就是一个典范。从马克思转向经济问题的研究到他的逝世，他用了四十年的功夫，来著述《资本论》。这期间，马克思密切注意了并指导了世界工人运动的发展，着重研究了英国——当时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工人阶级状况，批判地阅读了一千五百多种书籍，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写成了《资本论》。1867年，当《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时候，马克思像一个雕塑家一样把他的这部巨著进行艺术加工，用他自己的话说，在经过许多产痛后，“享受舐净这孩子的愉快”。因此，《资本论》一书，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意义上说，它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同时，从文学价值上说，它又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就主张过：重要的文章写成后要看它十多遍，认真加以删改，然后发表。从治学和写作的这个意义上说，这正是“良工不示人以朴”的风格。
“良工不示人以朴”，这不是说一个人在成为“良工”之前，不可能有若干次的失败；也不是说一个“良工”不经过辛勤劳动，就可能生产优良的产品；更不是说一个“良工”不应当拿出他的设计方案、草图、半成品去征求意见；更不是无限制地要求一个“良工”去提高他自己不可能达到的成品的质量。这只是说，我们应当反对那种在治学上的囫囵吞枣、写作上的粗制滥造的作风；提倡一种勤学苦练、兢兢业业、严肃认真的治学精神和写作态度。对于一个“良工”或者想成为“良工”的人来说，应当提出较高的质量标准来严格地要求自己。
在理论研究上，我们要“辛勤努力，掌握大量材料，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方法，用人民的语言，很有说服力地去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要采取老老实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态度，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研究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这里，是没有任何捷径可寻的。鲁迅曾经以自己的亲身经验，诚恳地忠告过人们，切勿想以一年半载，凭几篇文字，就建立“空前绝后的大勋业”。大家都知道，有一次，拉萨尔告诉马克思，说他准备用两年的时间写一部“巨大的国民经济学的著作”。马克思抨击了这种不切实的幻想，指出这样做只能是讲空话，同时，又指出，要对经济问题发表议论，就必须进行长期的研究。马克思也曾经嘲笑过那些认为知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幸运儿”，他们是用不着去“为一些经济学和历史的材料自寻苦恼”的。恩格斯曾经批评过那种“人们可以撰写一切他们所不曾研究过的东西”的“科学方法”，指出这是“高超的吹牛”，这样做的结果只能生产出便宜而恶劣的“知识”产品。恩格斯说得好：“即令只要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挥唯物主义观点，也是一种需要多年静心研究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讲空话是无济于事的，这样的任务只有依靠大量的、经过批判审查了的、完全领会了的历史材料才可解决。”（《论卡尔·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
第5版()
专栏：学术动态
北京部分经济工作和理论工作者座谈
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流通问题
最近，《经济研究》编辑部邀请北京部分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座谈如何深入开展社会主义制度下流通问题的研究。
在座谈会上，对流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进行了讨论，不少同志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流通是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是生产和消费的纽带，它对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都有重要的影响。在现阶段，流通不仅对于发展工农业之间、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经济联系，对于实现按劳分配等有重大作用，而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各部门、各地区和各生产单位之间的经济联系，也必须借助流通来实现。不少同志指出，在现阶段，研究流通问题，对于如何更好地组织商品流通，充分发挥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和集市贸易三条流通渠道的作用，在国营商业的领导下，组织社会主义的统一的国内市场；如何更好地运用现阶段与商品货币关系有密切联系的财政、信贷体系，加强对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监督；如何更好的利用价格工具，合理地组织与管理社会经济，等等，都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会上，对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实际，来探讨生产与流通的辩证统一关系。例如，生产决定流通，而在一定条件下，流通对生产也起决定作用；社会主义流通对生产的促进作用；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在流通领域中的作用；价值规律在流通领域中的作用，等等。
第二，研究和正确地阐述货币流通规律。例如，货币流通规律公式中分子项应包括哪些因素、如何计算和确定货币流通的速度、如何计算和确定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社会主义制度下货币的本质、我国人民币的本位与职能等问题，都需要认真加以研究。
第三，在财政、金融方面，如社会主义制度下财政与信用的作用，财政监督和信贷监督，社会主义银行的性质、地位和作用，银行信贷的管理体制，财政、信贷对农业的支援，对流动资金的管理与监督，流动资金与银行信贷，银行信贷计划的制订与执行，社会主义制度下财政与信贷的关系，预算收支平衡，财政收支、信贷收支与货币流通等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
第四，在商业方面，需要着重研究：社会主义的统一的国内市场的特点，社会购买力同社会商品供应之间的平衡，居民购买力的计算，社会主义制度下三条流通渠道的必要性及其相互关系，供销合作社在社会主义商品流通中的作用，农产品的采购，生产资料流通与消费资料流通的区别与联系，全民所有制内部生产资料的供应，商业如何通过收购、供应促进轻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如何保持与充分利用商品流通的传统渠道，合同制在社会主义流通中的作用，等等问题。
许多同志提出，毛泽东同志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就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这个方针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完全适用的。商业、财政、信贷等工作，如何更好地贯彻执行这个方针，更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此外，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下列问题：关于价值决定，关于社会必要劳动量的计算，工农产品的等价交换，社会主义的价格形成，如何按照社会价值制订价格，社会商品总价格和总价值的关系，关于比价、差价，等等。
（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