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读《中国历史小丛书》
李侃
我读《中国历史小丛书》，一半固然是想借此学点历史，一半却也是为了休息。这种书的本头小、字体大，文字浅近，每当工余之暇或车中枕上，花上一两个小时就可读完一本。既不感到疲劳，又可以得到一些知识。就这样，我便成了这套丛书的爱好者。
现在听说这套书已经出版了一百种。在我们国家里，出版一百种通俗历史读物，原算不得什么大事情，何况已经出版的一百种小丛书和我们祖国悠久的历史比起来，和广大读者的需要比起来，都还是一个很小的数目。我们只要看看已经出版的小丛书的书目，就不难看出，历史领域中需要写、应该写的东西还多得很，而这套丛书的读者又何止万千。就这方面来说，已经出版的一百种，恐怕也只能说是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今后的路子还长远、宽阔得很。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在短短的三年多的时间里，能够出版一百种通俗历史读物，这也确实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如果把我们现在的成绩和解放以前的情形对比一下，那就不容否认，《中国历史小丛书》的出版，在我国出版史上应该有它一定的位置。据有人不完全统计，我国在解放前出版的六十套知识性的丛书里面，还没有那一套丛书的历史读物达到一百种，就是专门讲历史、地理知识的《史地小丛书》，连地理和历史加起来也一共只出版了一百零七种。至于那时候出版的历史知识读物的质量，当然也不能和现在历史小丛书同日而语。应该说明，在我们作这种对比的时候，只是想说明，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提供了多么有利的条件，开辟了多么广阔的天地，而绝不是要贬低和抹杀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在解放前为普及历史知识所作的贡献。相反地，除了那些为反动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的东西以外，我们应该从老一辈的作者和编辑出版工作者那里，学习和吸取有益的经验。
《中国历史小丛书》在“丛书”之前冠以“小”字，据我的揣测，这恐怕有两层意思：第一是因为这套丛书的篇幅小；第二也寓有谦逊之意。我觉得书不论大小，对人民有益就好。已经出版的一百种小丛书，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是它对人民有益，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喜爱，这是可以肯定的。读者从这套丛书里面，能够获得知识，受到教育，得到鼓励，吸取经验。所以我说，这套丛书的篇幅虽小，但从它的作用、效果和影响来看，却并不“小”。
《中国历史小丛书》，一本一本地孤立起来看，似乎是片断的、零碎的，但是从整套丛书的总和来看，却是相当完整而有系统的。据说，这套丛书计划出版三百多种乃至更多一些。如果按着既定计划，把我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典章制度、少数民族、中外关系以及与人民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历史事物，都分门别类地纳入这套丛书之中，那么，我敢说，等到这套丛书出齐之后，恐怕任何一部通史，也比不上这套丛书的内容的丰富多彩和详尽具体。目前因为出版的数量还不多，这一点看得还不明显，不过也已经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了。比如小丛书写近代人物的，就有林则徐、魏源、洪秀全、李秀成、陈玉成、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严复、章太炎、秋瑾、陈天华、邹容、李鸿章、袁世凯等等。恐怕遍读现有的中国近代通史，也找不出一本书把这些人物的生平活动写得如此源源本本，有头有尾。再比如，我们不论读哪一部中国通史，也不会看到专辟一章，来写五谷的历史，写漕运的历史，写邮电的历史，写钢铁的历史，写印染的历史，写京剧的历史……。但是小丛书却对这些问题作了专门的通俗的介绍。这不过是顺便举出的两个例子。然而就从这两个例子，也可以看出小丛书的优越之处了。
作为一个《中国历史小丛书》的读者，对这套通俗历史读物的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熟悉的内容到生疏的内容，从单一的形式到多样的形式，逐步扩展，不断提高，禁不住心情的喜悦。不过人们对好的事情，总是希望它发展壮大，好上加好。本着这种心情和愿望，仅就印象所及，提出一些问题来商量。
《中国历史小丛书》的目的和方向，是很明确的。它是在为工农兵群众服务、为青少年学生服务的思想指导下，向具有相当于初中或高小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普及历史知识，向青少年学生提供课外辅助读物，并借以进行爱国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品德的教育。而达到这个目的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通俗化。
历史读物怎样才叫通俗化，这恐怕还是一个有待研究和实践的问题。据我的粗浅理解，不外乎两条：一条是要使读者看得懂；一条是使读者喜欢看。从已经出版的小丛书来看，我觉得使读者看得懂的问题，大体上是解决了的，至少也算摸到了一些门径。比如大多数的书，文字都比较简明浅近，并且作到了口语化；对比较难懂的事物，作了浅明的注释；对引用古人的语言、作品，作了解释或今译；对生僻的字注了音。在文字方面的“拦路虎”是很少的。以现有的通俗程度，对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读者，在阅读上大概不致感到什么困难。至于怎样才能使读者喜欢看，怎样才能作到正确的内容（包括史实和思想）和生动活泼、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的统一，则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努力。
听说有些读者在读了小丛书之后，感到“文艺性”少了些，他们提出最好多用一些“文艺笔法”。我体会这个意思，是说小丛书里面有些书写得还嫌呆板单调一些，还不能引人入胜。通俗历史读物，要能够令人读得有趣，引人入胜，在很大程度上要借助于史实的故事性和人物的形象性。我们往往看到一些本来没有学过历史的人，他们能讲出一个又一个的历史故事，讲出一个又一个的历史人物，而且讲得津津有味，绘色绘声，其原因就是他们的这些历史知识（其中有许多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不是得自历史教科书，而是来自小说戏曲、民间传说。而那里面讲的“历史”都是有故事、有情节、有人物形象的。所以人们容易发生兴趣，而且记得牢，印象深。
写历史通俗读物，和写演义小说、传奇故事不一样，在这里一方面要有生动活泼的形式，但是又来不得“浪漫主义”，你不能为了强调故事性和形象性，而脱离历史事实，去编造故事，虚构情节。不然就会把历史写得无中生有，“查无实据”，写历史而违反历史事实，那还叫什么历史呢？那还怎么能够起到传播正确的历史知识的作用呢？
既要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又不能违背史实虚构夸张，这个矛盾怎样解决？我想还是应该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史实的故事性和人物的形象性，这固然是使通俗历史读物生动活泼的一个重要条件，但并不是全部条件，因此不能绝对化、固定化。一般的说，写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比较好办一些。因为一个历史事件的构成，总有比较复杂曲折的过程和各种矛盾的斗争；一个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也总有一些突出的特点。只要掌握了充分的材料，并善于安排和剪裁，抓住一些能反映问题本质和人物性格的关键所在，我想大多数事件和人物，都是会有故事可讲、有形象可塑的。这里，我们不妨多从我国古代著名史书中吸取一些借鉴。古代的一些史学大师们，真是能够匠心独运，把历史事件写得有声有色，把历史人物写得栩栩如生。《史记》、《通鉴》等书里面，都有许多范例，可资借鉴的。至于有些题目，有些内容，确实没有故事可讲，那也不必勉强。不过总是要尽量把问题说得具体一些，眉目清楚一些，文字优美朴素一些，趣味浓厚一些。记得《三字经》上有两句话是“读史者，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目。”我觉得这两句话很有道理。读历史，不仅要了解具体的历史事实，而且还要能够使历史事实在脑海中显现出来，有如亲眼所见，通俗历史读物如果能够做到这样，那就要算写得很成功了。否则，人们读过一本历史读物之后，所得到的只是一些模糊的印象和抽象的道理，那又怎么引起历史兴趣呢？
通俗历史读物的另一个要求，是要中心明确，内容集中，思想鲜明。为此，我认为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写一个事件、一个人物、一个问题，就要以这个事件、这个人物、这个问题为中心，把事情和道理说清楚，讲明白。不要节外生枝，或语焉不详。凡是与主题无关或关系不大的事情尽量不讲，讲不清楚的道理更不要讲。例如，什么问题的性质，人物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之类，这都不是通俗历史读物所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要尽量开门见山，抓住主题，而不要离题太远，铺叙过宽。比如写近代史上的事件和人物，就不必从鸦片战争、中国社会性质谈起；写改良主义的思想家也不必都从头讲述一遍戊戌变法的历史。同样地，写明末清初的事件和人物，也不需要都把南明的政治形势概述一番。因为小丛书的篇幅有限，铺叙过宽，势必冲淡主题。同时，同一时代的事件不止一端；同一时代的人物不止一位，如果都从头介绍一番时代背景，又很容易造成内容重复，千篇一律。
第三，不要离开史实作更多的议论，当然更不要空泛的议论。对历史事件的分析评论，对历史人物的抑扬褒贬，最好能体现于史实的叙述之中，使读者在了解历史事实的过程的同时，就可以对历史上的是非和人物的功罪作出明确的判断。
通俗历史读物，究竟应该通俗到什么程度，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写历史通俗读物，不看读者对象，不考虑读者的文化程度和接受能力，这是无的放矢，要不得的。但是历史所要讲的是过去时代的事情，历史上的社会生活、文物制度、人物的思想语言等等，都和现代社会有所区别。我们固然可以用现代的通俗的语言，来说明或解释历史现象，但是却不能用现代的生活去代替历史现象，不能用今人的语言代替古人的语言，因此，写历史通俗读物，不论怎样通俗，也不能完全避免写一些为读者所不熟悉的事物；用一些历史上特有的名词和古人的某些语言、作品。在历史小丛书里面，碰到上面这些地方，大体上是用两种办法处理：一是用现代通俗的语言，加以解释；二是用注释或今译。这样处理的结果，当然会给读者带来很大的方便，应该坚持。不过在作注释和今译的时候，似乎还可以再加一番斟酌和选择。比如古代的一些地名，要告诉读者这个地名是在现在的什么地方；古代的官名，要使读者知道这个官员掌管一些什么事情，这就非靠解释和注释不可。古人的一些主张和议论，要使读者明白原意，也要把原文译成现代汉语（当然要尽量保持原文的风格、特点）。但是有的时候，也可能碰到这种情况：对某些事物，不是用简单几句话所能解释清楚的，或者不容易解释得很确切；对某些古人的名言或作品，用今译的办法很难保持其原来的精神和风格。这就需要斟酌具体情况，变通处理。有些事物看起来虽然比较生疏，但是读者在通读全书或联系上下文之后可以领会或触类旁通的，就可以不必另作注解；有些名词很难用简单几句话说得明白的（如说“朴素的唯物论”、“宋明理学”、“积极浪漫主义”等等），要尽量避免；对引用某些古人的名言（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等等）和某些伟大作家的重要作品用今译的办法很难确切地表现出原文的精神，而且这些名言名作，又是千古传诵、光芒闪烁的遗产精华，因此，最好在解释其大意或介绍其内容之外，照录原文。有些文章还可以把原文加以浅注和今译，作为样章附于书后。通俗历史读物的主要目的之一，无非是要给读者以具体的历史知识，而传播知识的途径也决不止一个。在这里企图用固定的形式，用单一的方法，恐怕是行不通的。
我们也不能设想，每一本通俗读物，读者看起来都是一马平川，顺流而下，毫无阻碍。通俗读物中，到处是“拦路虎”，读者读不下去，当然不好，因为这样就不成其为通俗读物了。但是要求一个“拦路虎”也没有，恐怕既不容易作到，也未必完全有好处。很多人大概都有一些切身体验，读着一部书，绝大部分懂得了，可是也还有个别地方不大懂，在经过揣摩思考、请教别人，或读了另外一些书之后，逐渐地也明白了。所以，我觉得通俗历史读物，也不必在通俗问题上过于苛求，不留给读者丝毫疑难。学习知识，是个积累的过程，也是逐步充实和提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间碰到某些疑难是不可免的。当然，对于通俗历史读物的作者和编者来说，应该时刻不忘读者的实际情况和要求，尽最大努力，把书写得更通俗一些，把留给读者的疑难减少到最小限度。在这里我们要有眼睛向下的精神，先当读者群众的学生，了解读者的要求，倾听读者的意见，并且向群众学习语言，把通俗历史读物写得好一些，再好一些。
普及历史知识，这是新时代和新社会向历史工作者提出的一个光荣任务，而编写和出版通俗历史读物，又是普及历史知识的一个重要手段。《中国历史小丛书》已经出版到一百种，我们在珍视这个成绩的同时，期待着更好、更多的通俗历史读物不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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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多写一些理论通俗化的读物
沙英
在我们国家中，有千千万万的人，包括一般基层干部、在学校中受教育不多的青年人、先进的工人和农民等等，他们迫切地要求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去认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复杂问题；但是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缺乏理论的基础知识，对一般理论书籍不能很好地消化。因此，为他们生产一些精神食粮，多出一些理论通俗化的读物，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
近几年来，为了满足实际的需要，在各种报刊上登载了一些比较通俗的宣传论文、思想杂谈、问题解答，各种出版社也出版了许多通俗化的理论读物，各地还设有各种通俗讲座、函授学校、业余学校等等，这是受到读者欢迎的，对他们的自学帮助很大。但是，这还远不能满足广大读者们的要求，就以出版的通俗化的小册子来说，不论是数量方面和质量方面，都还是很不够的。我们现在很需要出版一些比较完整的、质量较高的、关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的社会主义、党的建设以及解释党的政策的等等方面的通俗读物。我记得在抗日战争初期，像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曾经广泛流行，在当时，确实对一般初学理论的人，起了一定的向导作用。回忆起来，大家对这些书籍的印象比较深刻。现在，广大读者还是很需要这一类书籍的，甚至需要的更多一些，更好一些。
现在，有些理论家和理论工作者很重视这个问题，也有浓厚的兴趣，只是由于时间和工作条件的限制，不能写出很多这样的作品。但是，有的同志感到写理论通俗化的作品很不容易，既要深入浅出，又要生动活泼，恐怕花的力气大，收的效果少，“吃力不讨好”，因此望而却步。有的同志似乎有点看不起这种工作，认为它是“可有可无”的，根本不愿意写这种东西，甚至觉得搞这种东西“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由此看来，为了开展这一工作，并不是没有问题的。
理论通俗化的工作有没有意义呢？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求广大干部和群众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发挥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千千万万的读者如饥如渴地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通俗化的读物。仅从这一点来说，理论通俗化的工作就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
经典作家们非常重视理论通俗化的工作。他们认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经常地向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传播，不论是口头的还是文字的，都具有重大意义。1897年8月，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写信给阿克雪里罗德说：“我最大的希望和幻想得最多的就是能够给工人写作。”列宁曾经为工农写了《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新工厂法》、《论工业法庭》、《谈谈罢工》、《给农村贫民》……等通俗小册子。同时，列宁不仅一有机会就积极地写通俗读物，而且还亲自到工人中间去讲课，用简明易懂的语言来阐释马克思的基本学说。工人巴布石金在回忆列宁的讲课时写道：“我们所听的演讲非常生动而饶有兴趣，我们大家都十分满意这些讲演，我们讲师的智慧，常使我们惊叹佩服。”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同志也极为重视通俗化的工作。例如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这固然是对文艺工作说的，当然也同样适用于理论工作；这是二十年前写的，但是在今天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理论的通俗化不是庸俗化和简单化。首先，它要求准确性。理论通俗化的作品，不能从抽象的议论出发，要尽可能地联系实际生活，联系群众的思想感情，提出问题，加以具体分析，把问题解释得正确，不能牵强附会，随意歪曲，而且要有逻辑性，有说服性。其次，它要求鲜明性和生动性。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要是非分明，观点鲜明；而且要尽可能多举一些生动的事例，用通俗、简明的语言去解释问题，使人读起来明白易懂，引人入胜，能启发人的思考。列宁有一句名言：“最大限度的马克思主义等于最大限度的通俗和简易。”（《关于四月代表会议的报告提纲》）列宁在1901年所写的评论《自由》杂志的未完成的片断中，曾经批评了一些所谓为工人们写作的通俗化的作品，说它们没有美丽的语言，没有民间的譬喻和语汇，没有新鲜的事例，只是反复咀嚼着故意庸俗化的、老一套的社会主义思想。同时他也指出：“通俗的作家是从最简单的和大家熟悉的事实出发，并借助于不复杂的论述或适当选择的例子，而从这些事实中指出最重要的结论，并促使用思想的读者去接触继续发展的问题，这样，他便引导读者趋向深刻的思想和深刻的理论。”
理论通俗化的工作，不能认为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一种扩大无产阶级思想阵地的、富有创造性的劳动。这是理论思想界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当然，要做好这一工作并不是很容易的，不能粗制滥造。要想写出好的通俗读物，需要有相当高的理论修养和文字技巧，熟悉群众的生活和语言，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为此就要作长时期艰苦的努力。世界上任何一件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只有不怕险阻和不辞艰苦的人，才能有光辉的成就。为了使千千万万的读者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我们应当毫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心血，尽可能拿出好的东西给他们。其实，只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多花力气，总是会有好收获的，所谓“吃力不讨好”的想法是不正确的。
至于谈到普及工作与提高工作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早就提出了一个正确的原则：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只有普及工作做好了，广大的干部和群众的思想理论水平不断提高，在这个巩固的基础上，才能人才辈出，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产生出许多优秀的理论作品。同时，也只有在提高的指导之下，普及工作才能顺利地开展，保证一定的质量。毛泽东同志曾经要求文学专门家、戏剧专门家、音乐专门家、美术专门家，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群众的小剧团、注意群众的歌唱、注意群众的美术，应当帮助他们，指导他们，同时又向他们学习，这样才不会使自己的专门业务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而成为
“空中楼阁”。根据这种精神，专业的理论工作者同样也要这样作，对于理论通俗化的问题，对于干部和群众的理论学习问题，要给以应有的注意和关怀，要尽可能地给以帮助和指导。
在理论思想界，大家的工作有分工，有的从事教学工作，有的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有的从事翻译工作，这完全是必要的、合理的。我们不能要求大家都来写通俗化的读物，而放弃和放松了自己岗位的工作。普及与提高也是一种分工，总是要求有些人着重于提高的方面，有些人着重于普及的方面，谁也不能对大家作千篇一律的要求。但是普及与提高也不能截然分开。从事普及工作的同志们，固然要用主要的精力搞好普及工作，可是为了搞好这一工作，也需要提高，不提高就写不出质量较高的通俗读物，同时提高了也可以写出一点专门性的学术著作。从事提高工作的同志，也不能说绝对不可以做点普及工作，譬如说，在不妨碍他们岗位工作的条件下，写点通俗化的东西，就算是一种副产品吧，也是可能的、需要的。如果就总的方面来说，不论编教科书也好，不论写什么高深的理论著作也好，不论是翻译外国的理论作品也好，都要力求准确一些，精练一些，通俗一些，生动一些，使更多的人都易懂和爱看，“雅俗共赏”，使作品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应有的责任心，是一种群众观点，也是一种努力方向。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我们最好的模范。他的著作不仅是最深刻、最正确的，而且也很通俗、生动，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就是他的哲学著作，连具有一般文化政治水平的工农分子也能读懂。我们应当学习他的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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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资料介绍
畜牧业生产的若干情况
崔应崑
一般说来，畜牧业占整个农业的比重大小，按人口平均畜产品的产量多少，是一个国家农业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农业生产水平高的国家，畜牧业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也较大。在各主要国家实现农业机械化以前，大牲畜一直是农业的主要动力；在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同时，都以大牲畜充当辅助动力；而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和提高，畜力在整个农业动力中的比重则逐渐下降。这是各主要国家的农业机械力与畜力消长的一般趋势。1961年，几个畜牧业较发达的国家的主要牲畜头数，如下表：
牛（其中奶牛） 马、骡① 猪 绵 羊
（百万头） （百万头） （百万头） （百万头）苏 联 82．1（36．3） 11．60 66．6 144．4美 国 99．5（19．2） 3．00 57．0 31．4荷 兰 3．39（1．65） 0．18 3．19 0．28澳大利亚 17．30（4．9） 0．77② 1．62 152．67①1960年数字。②1958年数字。
苏联
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苏联畜牧业的发展受到相当大的影响。1953年同1916年相比，牛的头数减少180万头，奶牛减少450万头，猪增加23．9％，绵羊增加5．1％，山羊增加1．4倍，马减少65％。肉类、牛奶、羊毛产量分别比1913年增加13．4％、19．7％和18．2％。1929年，苏联有马3，260万头，1930年以后。由于富农的大量屠宰，马匹数量逐年下降。到1933年逐步回升，1938年，马匹数量为1，620万头，1941年为2，100万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德国法西斯军队的大量屠杀和掠夺，1946年只剩下1，070万头。战后，在发展农业机械化的同时，马匹数量也逐年增长，1953年为1，530万头。目前，在苏联，大牲畜仍然是农业生产中不可缺少的动力，农业中的各种辅助生产在很大程度上都用大牲畜来完成。
1953年以来，苏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速畜牧业的发展。首先，在大力发展公有畜牧业的同时，鼓励庄员和农业职工家庭饲养牲畜。1954—1959年间，庄员和农业职工私养奶牛增加23．9％，绵羊增加95．8％。其次，扩大了饲料基地。1959年，苏联饲料播种面积为5，260万公顷，比1953年增加83．3％，其中青贮饲料播种面积950万公顷，比1953年增加3．1倍；饲料用玉米播种面积为2，241万公顷，增加5．4倍。同时，还采取各种措施来提高天然草地和放牧场的生产效果，充分利用农副产品，生产配合饲料，利用酵母和各种生长刺激素等。再次，扩大技术力量，提高牲畜繁殖与饲养技术。据1959年4月统计，在全国集体农庄中工作的高级畜牧技术人员达71，428人。兴建了大量畜舍、饲料加工和青贮设施。畜牧场的主要作业实行了机械化，同时，人工授精、奶牛无系结管理法，肉猪大群饲养法和家禽集中化生产方法等，都得到普遍推广。畜种改良有很大进展。1959年，良种在牲畜总头数中已经占很大比重：奶牛为84％，猪为94％，绵羊为93％。在此基础上，在1953—1961年的八年中，牛类头数增加47．1％，其中奶牛增加44．1％；猪增加1倍；绵羊增加25％；家禽增加28．7％。同期，肉类总产量增加51．7％，牛奶增加71．2％，动物油增加80％，羊毛增加87％，鸡蛋（收购量）增加1．8倍。
美国
美国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的五十年间，农业动力有75％以上依靠大牲畜。1910—1940年的三十年间，是美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时期，在此期间，大牲畜数量并没有立即减少。1918年，美国的马、骡数量为2，672．3万头，为美国历史上最多的一年，较1910年增加10．3％。在1910—1920年的十年中，美国农用拖拉机由1，000台增加到246，000台，同期役畜增加197．8万头。1940年以后，美国的役畜才逐年减少。可见，在美国农业机械化的初期大牲畜曾经起着重要的作用。
美国畜牧业具有浓厚的商业性，实行专业化经营和机械化生产，劳动生产率高，产品成本低。在1910—1960年的五十年间，美国牛类头数增加63．1％，猪增加22．8％，羊的头数减少29．3％，役畜（马、骡）减少98．5％。同期，肉类产量增加92．3％，牛奶增加117．2％，羊毛减少9％。在1909—1960年期间，每人平均肉类产量只增加5％，牛奶增加11．2％，鸡蛋增加72．9％。可见，美国畜牧业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同时，美国畜牧业也像它的其他生产一样，是指靠战争发财的。在两次世界大战和侵朝战争时期，美国牲畜头数增长较快，战争一过，即急剧下降。
近二十年来，美国肉用畜牧业发展的情况是：1961年，牛类头数比1938年增加51％，猪增加14％，但是奶牛头数减少22％，绵羊减少38．8％；肉类总产量增加38．8％，牛奶和鸡蛋的产量分别增加7．4％和5．9％。
美国饲料种植采取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并广泛利用杂交玉米，不断提高饲料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多年来，美国饲料作物一直占总耕地面积的55％—58％。从1934—1961年，主要饲料谷物播种面积减少680万公顷，但精饲料总产量却由7，496．6万吨增加到11，871．4万吨，增长58．4％。这是单位面积产量不断提高的结果。此外，美国还广泛利用生长刺激素和抗生素，并利用干草、农副产品和食品工业副产品等，制造配合饲料，以提高饲料效果。荷 兰
荷兰利用它充足的饲料资源，大力发展了乳用畜牧业，牛奶和奶制品生产一直是世界最发达的国家。
二十二年来，荷兰的奶牛饲养业发展不快。牛类头数增加20％，其中奶牛只增加5％，牛奶产量增加42．7％，而猪的头数却增加一倍多，农用马减少23．7％，肉类产量增加94．9％。战后，荷兰畜牧业进一步向肉用方面发展。1957—1961年间，奶牛只增加14％，而肉牛却增加34％，猪肉和家禽肉产量也显著增加。仅在1961年一年中，鸡、鸭头数就增加12．7％。
荷兰国内市场只能消费其畜产品年产量的一半左右，其余都得出口外销。近几年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价格下跌，给荷兰畜产品的外销带来很大困难，生产“过剩”现象日益严重。1961年，肉类产量较上年增加不到2％，但在十一个月中，牛肉出口量比上年同期却减少近40％，而熏肉出口量减少一半多。奶油销售状况更坏，虽然荷兰奶油平均出口价格被迫压低15％，但其实际出口量却比1960年减少20％。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人少地多，畜牧业经营粗放。绵羊饲养业居资本主义世界首位，羊毛产量占世界羊毛产量的30％，羊毛输出约占澳大利亚商品输出总值的43％。
澳大利亚绵羊饲养业的主要特点是，品种单一，经营集中，生产率高。据1950年调查，本地美利奴种约占绵羊总头数的74％。多年来，绵羊育种一直坚持自选自育的原则，不断改良美利奴羊品种，提高羊毛生产率，不轻易引进外国品种。经营集中化达到很高的程度，总头数的90％都集中在拥有五百只羊以上的大农场手里，这些农场只占养羊农场总数的39％。每头绵羊平均产毛量很高，多年来一直保持在4．5公斤以上，1960年达到5．1公斤，比1948—1952年平均水平提高9．8％。1961年绵羊头数比1939年增加37．4％，1960—1961年，羊毛总产量达74．1万吨，比1938—1939年增长59．7％。
近二十年来，肉用养牛业和养猪业也有所发展。1961年与1939年相比，牛类头数增加34．2％，其中奶牛增加52．7％（只占牛类总数的20％），猪增加39．9％；同时，肉类增加35．4％，牛奶增加12．5％。
澳大利亚农产品的三分之二销往国外，羊毛绝大部分外销，肉类外销四分之一，奶制品大部分外销。因此，每年畜牧业生产水平，受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特别是英美市场的供求状况和价格影响很大。近几年来，欧美畜产品提供者的竞争力量剧增，澳大利亚畜产品外销遇到了严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