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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他们在忙些什么？
——关于西方最近的外交活动和它们的内部矛盾
席林生
最近一个时期，西方外交活动显得十分频繁和紧张。去年11月20日西德总理阿登纳同美国总统肯尼迪举行会谈之后，法国总统戴高乐到伦敦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进行商谈。去年12月，阿登纳和戴高乐、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又分别作了会谈。与此同时，美、英、法、西德四国外长举行了会议，并接着召开了北大西洋集团理事会年会。今年年初麦克米伦又将去波恩同阿登纳会面。西方这一连串来来往往、频频会谈究竟忙的是什么呢？不是别的，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拟定同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策略，特别是在西柏林和德国问题上结成一条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战线”；以及调整帝国主义内部重重矛盾。从这些会谈结果看，尽管西方国家在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实力政策”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在许多涉及它们利害冲突的问题上，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
在上述的外交讨论中，西柏林和德国问题占着重要的地位。在这一问题上，西方国家无论是美国、英国，还是法国和西德，都依然顽固地坚持过去的反动立场，继续叫嚷要保持对西柏林的“占领地位”，拒不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且仍然梦想通过“自决”消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更值得注意的，西方国家一面表示愿意就“西柏林问题”同苏联“恢复外交接触”，一面却加紧扩军备战，叫嚣“军事实力仍旧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使自己政策胜利的首要的先决条件”。北大西洋集团年会公报公然表示“联盟必须继续其坚定的道路，把实力和坚定目标同谋求以和平方法取得解决的意愿结合起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年会上要求西方国家必须“坚定和坚决”，“应该从东方集团和自由世界长远斗争的角度来考虑柏林局势”。正因为如此，许多美国和西方国家政治人物近来又越来越嚣张地叫嚷苏联在谈判中必须“讲道理”，威胁苏联“除非在探讨性谈判中表示愿意作出更大让步，否则不会举行谈判”。
但是，在对付社会主义阵营这种总方针基本一致的情况下，美、英、法、西德由各自利益出发，在实现这种方针的方法上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这主要是美国和英国主张在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战争威胁的同时，也不妨利用谈判来达到西方的目的，而法国则认为“目前不是谈判的时候”。西方报刊把这种不同说成是美英赞成同苏联谈判的“灵活”态度和法国反对谈判的“僵硬”态度的分歧，这当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即使是美国也决不是真正想通过谈判来解决西柏林和德国问题。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最近北大西洋集团年会上就说过：“谈判本身并不是一种软弱的表示，它并不意味着会放弃某种东西，因为你在谈判中永远可以说不行。”因此，西方国家的分歧的根源，与其说由于它们对待谈判的不同态度，不如说导源于西方内部争夺领导权的矛盾。这种分歧实质上反映了帝国主义集团内一些西欧国家为了本身利益而对美国外交领导地位的公开抵制。
人们知道，美国制造的所谓“柏林危机”，它不仅是加紧备战的杠杆，也是利用来对西欧“盟国”加强控制的借口。肯尼迪政府以应付“苏联威胁”为名要“盟国”“配合”、“补充”美国的扩军计划，把“盟国”军事力量纳入美国的控制之下，同时又在“商定共同政策”的名义下压迫西欧国家在外交上听从美国的领导。美国副总统约翰逊曾经对这一点说得很明白，他说：“美国准备起到充分的作用。美国在策划自己的努力以及提出对整个北大西洋联盟的任务的看法方面，都接受领导的责任。”美国《纽约时报》不久前也说：肯尼迪要“盟国”在“西柏林问题”上的所谓“团结”，“实际上就是美国实行有效的领导的一种客气的婉转说法”，它要使“盟国接受华盛顿政府的所有见解和政策”。
但是美国利用“柏林危机”加强对“盟国”控制的企图遭到了西欧国家的强烈的抵抗。英国政府为了分享领导权，虽然在“西柏林问题”上倾向于实力与谈判并进的两手策略，然而对肯尼迪规定的军事义务却始终半心半意。法国政府更是美国“不听话”的伙伴。为了争夺“大国地位”，戴高乐一直“不屈从肯尼迪掌握西方世界发言人的垄断权”，并且利用波恩—巴黎轴心同美、英抗衡。法国政府在西柏林谈判问题上同美国抬杠正是这方面的一种要挟，同时也多少反映了法国—西德轴心中西德政府的态度。西德目前正在加紧原子武装，竭力挤进军事强国之列，它深怕德国问题上的谈判会损害它夺取军事霸权的努力，因此一直叫嚷在西柏林问题上“没有什么可以谈判的”。由于西德不是四大国之一，它就利用法国作为它的代言人来牵制英、美。而戴高乐也以此换取阿登纳对法国的支持。最近尽管肯尼迪在同阿登纳会谈时向西德作了种种“保证”，使阿登纳多少同意了谈判的原则，但实际上却采取了“站在英美一边而同情戴高乐”的两重态度。这无疑是撑了戴高乐的腰。
同时不能不看到，西方国家的上述矛盾是同长期来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的。这种斗争在去年，特别是肯尼迪当政的一年中是更加激烈和尖锐了。
大家记得，美国总统肯尼迪上台伊始，曾经以弥补北大西洋集团的裂缝为己任，竭力企图加强对西欧国家的控制，把“盟国”“团结”在美国的领导之下，以实现肯尼迪的成为“争取自由大同盟的总司令”的狂想。为此，肯尼迪采取了比艾森豪威尔更为严厉、更为阴险的办法来对待“盟国”。在军事上，肯尼迪收回了艾森豪威尔的“第四核打击力量的计划”，要求“盟国”作出“牺牲”，放弃“独立核力量”，加强常规部队，以便既保持美国的核垄断地位，又加强帝国主义集团发动“有限战争”的能力，使西欧国家服从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在政治上，肯尼迪政府竭力拒绝“盟国”分享领导权的要求，它呵斥戴高乐建立“三巨头领导”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同时又冷落英国，把英美“互相依赖”的口号搁置起来。在东西方外交上，美国更排斥英、法，叫嚷应当由美国总统“代表西方联盟发言”。在经济上，美国政府拼命向“盟国”转嫁经济危机，并用一系列损害西欧国家利益的办法加强对外经济扩张。在“共同援助”的名义下，肯尼迪百般压迫“盟国”拿出钱来为美国新殖民主义扩张的“援外”计划提供资金。为了削弱英国的竞争力量，加强对西欧的经济控制，肯尼迪也一反美国过去的态度压英国加入“共同市场”，同时又逼迫“共同市场”对美国的商品开放。在争夺势力范围方面，肯尼迪比他的前任更积极地利用新殖民主义手法，伪装成“独立运动的朋友”，打起联合国的旗帜在刚果和其他亚非地区排挤着老殖民主义的势力，企图独吞非洲。为了使这一切获得成功，肯尼迪纵横捭阖［bài-hé］地利用西欧国家之间的矛盾，在他需要的时候，一会儿加强华盛顿—波恩轴心，贬低英法；一会儿又拉拢戴高乐，冷淡英国；而一会儿不免又拾起英美联盟来对法国、西德施加压力。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肯尼迪甚至对“盟国”也实行颠覆的阴谋手段。去年4月美国就曾在幕后策动了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法西斯将军举行了打倒戴高乐的武装叛乱。
但是，尽管肯尼迪作了这样大的努力，形势的发展依然对他不利。美国对待“盟国”的新作法，促使西欧国家加强了反对美国控制的斗争。特别是肯尼迪政府对外侵略政策遭到的一系列挫败，“严重地动摇了人们”对肯尼迪“领导能力的信念”（美国《明星晚报》），使美国的“威望”一落千丈，这就造成西欧国家对美国离心倾向的进一步发展。法国戴高乐政府一直不放弃它的“三巨头领导”的野心，它一面叫嚷肯尼迪不能“代表自由世界讲话”，同时又积极活动组织由法国领导的“共同市场”六国的“政治联盟”，作为同美英分庭抗礼的“第三种力量”，借以造成“三巨头”的既成事实。法国也竭力打破美、英两国对核武器的垄断，坚持不放弃自己手上的原子武器。甚至去年年中肯尼迪亲赴巴黎登门拜访也不能使戴高乐回心转意。英国对美国给予的冷遇也极为不满。它竭力利用美国在外交上的失败攻击美国无能，鼓吹英国发挥更大的作用。英国赞成限制西德和法国单独拥有核武器，但对美国要求英国“为西方各大伙伴作出榜样”而率先放弃核武器，却坚决反对。英国国防参谋长蒙巴顿曾公开回击美国这种要求，宣称：“英国决心把英国独立的核打击力量至少再保持二十年”。甚至战后由美国一手扶植起来的阿登纳也叫嚷美国不应“把它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对于美国在非洲挖老殖民主义墙脚的做法，西欧“盟国”更是强烈反对。为了对美国进行报复，法国政府公开采取了拒绝分担联合国武装部队在刚果的费用的“拆台的做法”。而一直仰仗美国的葡萄牙和比利时甚至还组织了反美的示威。
为了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去年下半年来，肯尼迪政府积极制造了所谓“柏林危机”，企图利用帝国主义国家反苏反共的一致性来加强北大西洋集团“团结”，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但是事与愿违，帝国主义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并没有缓和，相反这种矛盾在这次北大西洋集团年会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就在会议前夕，对美国核武器垄断权的新的进攻又开始了。去年12月12日法国总理德勃雷在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对美国“在原子防务方面只为他自己利益讲话”的政策进行了“令人吃惊的猛烈攻击”，并且再次叫嚷“法国必须建立它自己的原子力量”。西德政府最近更是积极，不断要求“改变只有美国总统有权使用原子武器的状况”。由于西德今天受着条约的限制，还不能单独制造原子武器，它不得不希望通过北大西洋集团的“集体防务”，特别是过去艾森豪威尔的“核第四打击力量”计划来获得核武器。因此它对于肯尼迪收回“核第四打击力量的计划”是极为不满的。在这次北大西洋集团年会上西德国防部长施特劳斯又企图借尸还魂，提出一项给西德军队中程导弹和由“西德和美国共同掌握北大西洋组织核威慑力量”的建议。西德政府的建议不仅是为了打破美国对核武器的控制，同时也是企图迫使英国和法国交出他们手上的原子力量。西德要美国放弃核垄断权这一点虽然符合英法的心意，但是它们对西德企图牺牲英法而使自己得利是坚决反对的。对于英国来说，麦克米伦早就说过：“英国和美国一道拥有核力量对欧洲来说不是一件坏事”。英国力主保持核武器由美英控制的现状，如果必要不妨以承认法国的原子大国地位来拉拢戴高乐，分化波恩—巴黎轴心，使西德处于军事上二等国的地位。法国虽然需要西德的支持，但也不愿西德在军事上超越法国。因此英、法两国带头在北大西洋集团年会上反对施特劳斯的计划。美国没有正面把西德要求打回去，然而却利用英法的反对挫败西德的建议。但是拥有实力的西德政府却并不就此罢手，它叫嚷北大西洋集团必须在今年“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
在这次年会讨论刚果问题时，新老殖民主义的冲突尤为激烈。人们知道，长期来刚果一直是美、英、法、比利时等帝国主义争夺的焦点。为了鲸吞刚果，美国竭力打起联合国的招牌排挤英、法和比利时的势力，而英、法和比利时则利用它们在加丹加的冲伯傀儡集团抗拒美国。为了扫除这方面的障碍，不久前肯尼迪政府又借联合国之手对冲伯集团发动武装进攻，这就造成了新老殖民主义在刚果的火并。为了反击美国的进攻，比利时掀起了“愤怒的反美运动”。英国、法国、比利时的政界人士和报刊对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军”大加攻击。英国外交大臣霍姆公开说：“关于在刚果的任何事情，我一点也不高兴。”英国并且拒绝为“联合国军”提供炸弹，甚至威胁要效法法国撤回英国对联合国军队的财政支持。正是美国同英、法、比在刚果问题上矛盾的尖锐化，结果在北大西洋集团年会上形成了老殖民主义国家对美国的围攻，使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处于“孤立”。但是尽管如此，美国却并不退下阵来，坚持要在刚果“干到底”。这不能不使矛盾继续扩大。
帝国主义国家上述矛盾的发展，明显地表现出美国在西方世界领导地位的进一步削弱。美国不仅已经越来越不能控制西欧国家，而且在北大西洋集团中公开受到“盟国”的围攻，这在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它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必然结果。近几年来，美国已经丧失了战后年代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绝对优势。美国工业发展日益落后于大多数西欧国家。从1950年到1960年，美国工业生产增长了45％，同时西欧国家却增长了80％。美国发展速度的缓慢，使它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地位显著下降。1948年，美国工业产品占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产品的56．4％，1960年已下降到44．8％，几乎退回到战前1937年的水平。而西德、英国、法国却分别从1948年的4．3％、11．7％、6％变为1960年的10．4％、7．7％、5．1％。其中西德的力量增加了一倍多。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出口方面，美国所占比重从1947年的32．5％跌到1960年的18．1％，英国从9．8％下降到8．9％。同期西德却从几乎一无所有增加到10．2％，法国从4％增加到6．1％。美国在1949年占有资本主义世界黄金总额的71．7％，到1961年初已缩减到42．6％。而西欧国家则从1950年底的20％增加到1960年中的36％，其中绝大部分掌握在西德手上。美国地位的削弱和西欧国家经济力量的相对的增长，改变了战后以来帝国主义国家力量的均势：一方面战后一直占主宰地位的美国正在丧失它统治的力量，另一方面一些力量有了增强的西欧国家，特别是西德和法国力图冲破政治上、军事上对它们的限制，按照新的力量对比来安排新的均势，重新分割势力范围。这种变化恰恰又是发生在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之下，这不能不进一步加剧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动摇了美国在西方联盟中的“盟主”地位。美国领导地位越是不稳，肯尼迪政府越要加强对“盟国”的控制，保持它摇摇欲坠的统治者的宝座，结果却越加激起西欧国家强烈的反抗，从而使“盟主”地位更加动摇。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规律。尽管肯尼迪上台以来曾经大力企图扭转这种趋势，但车轮并没有按照他所希望的方向转动。对于这一点，现在甚至一些资产阶级人士也看到了。美国著名政论家李普曼不久前就曾写道：“美国在世界力量对比中的相对地位已经明显地下降了。在处理同我们的盟国的关系方面，我们的外交越来越失效”，“以为任何人能够恢复美国在战后时期依靠核垄断建立起来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将是徒劳的。”正因为如此，目前西方国家这一连串繁忙的外交活动，非但没有像它们原来希望的来“结束彼此争论”，而是“分歧甚至比以前更为深刻了”。（法新社）虽然目前帝国主义国家又在策划各种新的会见，但是由于它们之间的利害冲突是这样的根深柢固，它们的矛盾也是根本无法调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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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章鱼控制下的多米尼加
多米尼加 费利克斯·杜多德拉伊
多米尼加是加勒比海地区受美帝国主义殖民压迫的一个小国。由于工业不发达，它是为外国垄断集团生产原料的农业附属国和推销它们工业品的市场。
多米尼加人民为争取自由进行了长期而英勇的斗争，曾经四次在斗争中取得自己的政治独立：1821年从西班牙君主统治下取得了独立；1844年从海地反动军人统治下取得独立；在1 861年沦为西班牙附属国后，1865年再次获得独立；1924年从美国统治下取得独立。
美帝国主义是在本世纪初开始渗入多米尼加的。1907年，美国借口保证收回贷款，强占了多米尼加海关。1916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圣多明各登陆，就这样，多米尼加在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命令下被军事占领了，建立了殖民地政府。在军事占领期间，美帝国主义加强并扩大了它在多米尼加的压迫和统治。美国在那里设立了花旗银行并建立了对这个国家的财政控制。这个时期也是美国糖公司、特别是西印度糖公司所属的企业大发展的时期。西印度糖公司和花旗银行一样，都属于摩根财团，从那个时候起直到最近几年，这个美国垄断财团在多米尼加一直占着统治地位。这些糖公司通过暴力和欺骗赶走了成千上万的农民，夺走了他们的土地并在这些土地上建立起大甘蔗园。
美国军队在八年的军事占领期间对多米尼加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拷打和枪杀爱国志士。很多人被他们把两腿绑在两头向相反方向奔驰的骡子上撕裂而死。美帝国主义在多米尼加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殖民恐怖统治。
在占领期间，殖民当局建立和训练了半殖民地性质的职业军，这支职业军的领导职务是由卖国贼军官担任的，其中有拉斐尔·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在这以前，他就曾经充当迫害爱国游击队员的间谍和告密者，为占领者效劳。
1924年，帝国主义军队撤出了多米尼加领土；但是政权掌握在屈从美国政府的反动政客的手里。1930年，在一次由美国大使馆策划的军事政变中成立了以特鲁希略为首的半殖民地的血腥政权，那时候，特鲁希略是多米尼加的陆军总司令。特鲁希略的统治意味着美国依靠当地的傀儡继续占领着多米尼加。
在特鲁希略独裁统治期间，美帝国主义取得了新的租让权和对他们投资的更大的保障。1929年，美国在多米尼加的直接投资总数达六千九百三十万美元。1955年，根据可靠的统计材料，美国直接投资总数增加到一亿五千万美元。据估计，目前大约为一亿八千万美元。多米尼加工业总投资中的75％是属于美国垄断企业的。
美国资本大部分投于农业和矿业部门。1952年，美国资本控制着多米尼加全国十六个糖厂中的九个，这九个糖厂集中了全国蔗糖生产能力的80％，原糖出口占出口总值的65％。目前，美国控制的南波多黎各糖业公司是多米尼加最大的糖厂之一——罗马纳糖厂和大批庄园的所有者。南波多黎各糖业公司还被允许免缴二十年税收。
联合果品公司的分公司格雷纳达公司在四十年代取得了在多米尼加种植香蕉的租让地。在这些租让地中，有多米尼加西北部最肥沃的良田。成千上万的农民再次从这些土地上被驱逐出去。
多米尼加的矿产资源也在五十年代交给了美国垄断集团。美国铝公司开采了瓦拉奥纳省的铁矾土矿（年产七十七万一千吨）；法耳康夫里德赫公司掌握了镍矿矿藏。
美国财政寡头控制着多米尼加的财政金融。花旗银行控制着多米尼加的全部生活。1941年，所谓多米尼加共和国储备银行表面上取代了花旗银行。1947年建立了负责发行货币的中央银行，并以多米尼加的金比索做为合法的货币代替了美元（价值和美元相等）。但是，支持多米尼加货币的黄金和美元储备都存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保险柜中。
美国垄断集团还控制着海空运输、电报和电话事业，分配和出售燃料和润滑油的业务。美国垄断集团还控制着港口设备、医药产品的制造所，垄断着樱桃的生产，控制着保险业务。
多米尼加的对外贸易也是由美国控制的。60％的出口都以低价输往美国；然后以高价从美国输入近80％的进口品。
这种半殖民地的从属状态严重地阻碍和破坏了多米尼加国民经济的发展。帝国主义把多米尼加牢牢地束缚在封建主义的枷锁上。在多米尼加，大庄园主控制着大部分土地和最肥沃的良田。而没有土地和土地不足的广大农民却生活在贫困中。二十四万二千四百户小农只拥有可耕地的23．7％。而占全部农户不到0．8％的二千一百个大庄园却拥有全部可耕地的43．7％。
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小农都是自己耕地的主人。至少有40％的小农不得不向大庄园主租种小部分土地，同时必须为这些租地付出高昂的地租。一般地租竟高达收成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其余无地的农民在每年各个季节里外出寻找临时工作，如收获咖啡、可可、稻米或甘蔗。农民被驱逐和农民破产的现象不断发生。农业生产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93％农业开垦缺少机器和农具，只有13％使用马和牛等牲畜。绝大部分劳动是用手工操作的，或者使用砍刀和尖棍。
多米尼加的经济依靠出口原糖（最近几年平均每年出口八十万吨，绝大部分卖给英国和美国）、咖啡和可可（分别为三万七千五百吨和四万吨，几乎全部卖给美国）。这三种产品占出口总值的85％。
但是，半殖民地的附属性和半封建的落后性严重地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在资本主义市场上的原料价格的下跌和国内市场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已经使国家的经济生活处于瘫痪。中小企业纷纷破产，大资本家获得了高额利润，特别是特鲁希略家族和独裁政权的宠儿们。1953年总共有三千四百三十五家制造厂，到1958年已经有六百二十四家倒闭了。
经济危机同样也冲击着国家的财政。黄金和外汇的储备由于和美国的支付差额已经陷于枯竭，去年6月间，总共发行了八千七百万比索的货币，其中有七千三百万比索是没有准备金的。
人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之下过着贫困和饥饿的生活，而美国垄断集团以及国内封建主、进口商、垄断大资产阶级却发财致富。美国的各垄断集团承认平均每年从多米尼加获取二千五百万美元的利润。另一方面，占全国人口7％的多米尼加富有家族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70．5％，而占全国人口86％的贫苦家庭只能分配余下的24％。政府承认，现在国内有三十万失业人口。在农村里，各种租金有时候涨到一个佃户的全部收成的50％。大批的农民都流向城市，在那里已经形成了许多贫民区。在农村地区，文盲的人数占全国人口的70％以上。国家的预算支出很少用来发展教育事业和其他有利于人民生活福利的事业。预算的一半是用来维持国家的警察镇压机构、军事联盟和它的官僚机构的费用。
多米尼加人民正坚决起来反对反动政权。多米尼加人民社会党指出，为了使国家求得解放，必须进行一次争取民族解放、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封建的革命，推翻独裁政权，将美帝国主义者的垄断势力从多米尼加驱逐出去，并且通过土地改革来消灭大庄园主，把土地交给农民。
多米尼加人民现在正展开如火如荼的反美反独裁斗争。就连多米尼加傀儡总统也惊恐万状地说，多米尼加“坐在一个即将爆发的火山口上”。这是事实，这是一座人民革命的火山，它的熊熊的烈火将把美帝国主义强加给多米尼加的罪恶制度烧为灰烬。
（附图片）
肯尼迪“攀亲戚” 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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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马里通讯
在尼日尔河畔
田志东
每年8月，在马里是宜人的季节。气候不冷不热，和风微拂，温爽迷人。干旱季节的那种枯衰萎黄的景象，已由雨季带来的一片葱绿所代替。茂郁的树木在它那茁壮的树枝上又增添了新的嫩芽，如?的芳草覆盖着大地。随着雨季的到来，马里耕种的季节也开始了。在去年的这个风景宜人的季节里，我们在马里的北部地区，沿尼日尔河作了一次旅行。
富饶的马里
到处皆是鱼米乡，漫山遍野跑牛羊。这是我们访问马里各地以后，得到的一个深刻的印象。马里确实是一个富饶的国家。全国各地，除北部沙漠地区外，都是可耕种的土地。撒上种子就会长出嫩芽，而后开花结实。人们只要劳动，就不愁没有收成。马里全国盛产大米、花生和棉花等经济价值极高的农作物，这些产品又都可以大量出口。尼日尔河横贯整个马里，它的沿岸地区适于耕种，河里还盛产各种美味的鱼，除了普通的鲤、鲫、鲢、青鱼、草鱼等外，还有奇特的无鳞鱼、犬牙鱼（两个巨大的犬牙露在嘴外）和上尉鱼（因身上有三条线而得名）。仅仅莫普蒂一个地区每年出口干鱼就有好几万吨。我们在莫普蒂的港口上，看到无数的大卡车载着鱼包在公路上飞驰。这些干鱼都出口到加纳和上沃尔特等地。据说加纳虽然靠海，但人们都喜欢吃莫普蒂的干鱼。
马里也是一个畜牧业国家，因为土地宽广，气候温暖，到处又有水草，所以整个马里就是一个天然的大牧场。当人们乘汽车沿着公路疾驶的时候，就可看到漫山遍野到处都是成群的牛、羊、马、驴和骆驼。马里全国平均每人有一头牛、三只羊，其它牲口还不算。马里的牛羊每年也有很多出口，在东部尼日尔，北部阿尔及利亚的边境上，商人们往往把成群的活牛羊赶着出口。
马里的地下资源也是极丰富的，据初步调查，有大量的锰、铜等矿物。在马里境内，屯布克图以北、撒哈拉沙漠里的达乌迪尼却是一个食盐产地。这个地方的盐，从地下挖出来，就是一块一块地像雪白的汉白玉石板一样，每块长三尺左右，宽一尺多，厚约一至二寸。在屯布克图的市场上，我们见到了许多这样的盐块，起初我们还以为是石板呢！这种盐不经任何加工，只要研碎便可食用，并且产量也很多，还出口到上沃尔特和尼日尔一带。
人民仇恨殖民主义
马里人民对殖民主义的仇恨，给我们留下了另一个强烈的印象。只要一提起殖民主义，他们就会说：“殖民主义是马里人民的死敌。”法国殖民主义者统治马里七八十年，带给马里人民的只是贫穷和落后。由于马里人民坚决斗争的结果，屯布克图的法军基地早已撤消了，现在已经改成了马里营。加奥的法军基地和殖民军，在我们到达这个城市的前几天，即在去年8月初，也不得不撤消和溜走了。
我们在屯布克图参观了两所房子：这两所房子过去是属于两个最早侵入屯布克图这个西非内陆城市的殖民者的。其中一个叫苟尔登·莱茵，是一个英国少校，他是在1826年作为第一个英国人来到这里；一为莱奈·盖勒，是一个法国人，他是在1828年作为第一个法国人来到这里。现在马里政府把这两所房子供人参观，作为殖民主义侵略的铁证。陪同我们的向导风趣地对我们说：“他们决不是迷了路来到屯布克图的，相反地，他们是殖民主义的开路人。”
去年9月5日，法国殖民军的最后一个士兵，终于被迫撤离了马里的国土，殖民主义者最后结束了对马里的军事占领。这引起了全国人民的皆大欢喜，纷纷致电莫迪博·凯塔总统表示祝贺。当时苏丹联盟党机关报《发展周刊》上的头版通栏大标题是：《在1883—1961占领巴马科七十八年之后，法国殖民军的最后一个士兵离开马里共和国》。几天之后，在巴马科市中心的第一个指挥法国殖民军侵入巴马科进行大屠杀和掠夺的法国殖民军指挥官博尔尼·戴斯博尔德的铜像，便被许多愤怒的人们用绳索和锹锨拆毁了。这不是象征着一切殖民主义者的应得的下场吗？真是大快人心的事啊！
建设祖国的热情
随便遇到一个马里人，只要谈起话来，他就会说：“法国殖民主义者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繁荣富强的马里，要靠我们自己动手建设！”独立后的马里人民，掀起了一种义务劳动的运动，在马里，人们称之为“人力投资”。他们用义务劳动来挖河道、修水渠、筑堤岸、整农田。我们在加奥附近的尼日尔河岸上，参观了一处“人力投资”的工程，那是修一道防水堤，据说这道堤修好后，可使数千公顷的土地免遭水灾。在这个工地上有两百多个青年在劳动。他们在河岸上一排排地摆开了整齐的行列，口里哼着统一的调子，有节奏地把土翻松，动作整齐、迅速；另外一些人，则把翻松的泥土用筐篮运走，筑起堤岸。马里人民是非常勤劳的人民，我们相信，他们一定能够把自己的祖国建设好的。
（附图片）
独立后，马里政府开始修建一条从巴马科通向塞古的柏油路。图为参加修建公路的马里工人 新华社记者 孟宪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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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狗之间
“平等”待遇
维也纳市在1862年曾经规定：禁止狗跟随主人进入高等的饭店。不久前，奥地利的警察总监据说由于“平等”的考虑，废除了这个“过时”的规定。
有钱的阔佬和他们高贵的狗是“平等”了。可是进不起高等饭店的贫苦的人们，不但在阔佬面前是不平等的，甚至也不能同阔佬们的狗享受“平等”的待遇。
生命的价值
不久前，英国一个守林人冒着生命危险，救出了一个即将溺［nì］死的妇女和她所带的一只小狗。这个守林人因而得到两笔奖金——沉溺者救援会给奖一英镑，动物保护协会给奖十英镑。从这个例子看，人的生命和狗的生命，两者价值之比似乎是一比十。
（秋枫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