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为了保卫社稷和家园”
——关于近代史中一章的读书札记——
陈原
恩格斯在1857年4月初写过一篇关于中国的短文，热情地歌颂了誓死反对外国侵略者的官兵。这篇短文是在回溯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最后一役，即京口〔镇江〕战役时，称赞这些硬骨头的：
“驻防旗兵虽然不通兵法，可是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
“这些驻防旗兵总共只有一千五百人，但却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
“他们在应战以前好像就已料到战斗的结局，他们将自己的妻子儿女绞死或者淹死；后来从井中曾打捞出许多尸体。”
“司令官看到大势已去，就焚烧了自己的房屋，本人也投火自尽。”①
恩格斯写作这篇短文后不到两个月，他又写了另一篇短文②，气势磅礴地再一次歌颂了人民战争，抨击了所谓“文明”的野蛮人——殖民主义海盗，斥责了他们御用报刊的污蔑。这篇短文评论的虽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无疑地在人民的情绪方面这个时期比第一次战争更为高涨了，但是文中的命意，是歌颂硬骨头的精神，同作者在写第一篇短文时，是完全一致的：
“现在至少在南方各省（直到现在军事行动只限于这些省份之内），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
“连乘轮船到外国去的苦力都好像事先约定好了，在每个放洋的轮船上起来骚动殴斗，夺取轮船，他们宁愿与船同沉海底或者在船上烧死，也不愿投降。”
“军队（指侵略军队——作者注）对于采取这种作战方法的人民有什么办法呢？”
“这些向毫无防御的城市开火、杀人之外又强奸妇女的文明贩子们，自然会把中国人的这种抵抗方法叫做怯懦的、野蛮的、残酷的方法；可是既然只有这种方法能生效，那末中国人管得着这些吗？”
“简单地说，我们不要像骑士般的英国报纸那样去斥责中国人可怕的残暴行为，最好承认这是pro aris et focis〔为了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为了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虽然你可以说，这个战争带有这个民族的一切傲慢的偏见、蠢笨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蛮气，可是它终究是人民战争。”
从这以上摘引的片断，人们可以看到，这个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是如何坚定不移地站在被压迫被侮辱的民族的一边，是如何热情汹涌地歌颂那些“为了保卫社稷和家园”而进行自我牺牲的硬骨头。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的末期，当强大的外国侵略者兵临城下时，要在小小的京口〔镇江〕发动“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斗，那是很不容易的，需要极大的决心、勇气和不屈的精神。发动这次战斗之所以难能可贵，首先因为它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出现的，敌人无论从数量上或火力配备上，都占了压倒优势。正所谓“武装到了牙齿”的敌人，以泰山压顶之势，围困一个孤立无援的战略据点——外国侵略者动员了七八十艘军舰，其中包括两艘各装有七十四门大炮的炮舰，八艘三桅兵船，许多大帆船和两桅兵船，还有十二艘汽船和四十条运输船。全部兵力，共计一万五千人。守军呢？只有海龄副都统率领下的驻防旗兵一千五百人（一说只有一千二百人）。火力的对比，无可怀疑，优势也在敌人一面。守军在城外的圌山炮台原有二十几门大炮，虽是土炮，也有一定火力，但镇守圌山的周顼却不是个硬骨头，他事前不肯加固工事，接战之后，慌忙撤走。守城的旗兵手里，仍不过是刀剑矛戟，大量的射击武器还只是弓箭，那时也有少量的“扛炮”、“火箭喷筒”，但是杀伤力是很小的。据同时代的历史家魏源说，扛炮射程为半里，火箭喷筒只十数丈；而外国侵略军的“飞炮”，却是“仰空堕弹之炸炮”，一打起来，“炸裂四出，迸射数丈”。按照记载，敌人那时已有来福枪，人称之为“洋枪”，这当然比之弓箭是厉害多了。
那时的当权者看见了这些新式火器，吓得浑身麻木，完全看不到“强大的”侵略者的致命弱点——他们进行的是不义的掠夺战争，他们在被侵略者的国土上作战，他们得不到民众的支持，此外，他们的补给线太长，他们的士气是依靠“文明”欧洲的“风俗”，即破城后奸淫掳掠来维持的……等等。
所以说，敢于在京口发动抵抗斗争，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其所以难能可贵还在于：这场抵抗战争是在一片妥协投降的喧声中出现的，它像划破黑夜长空的一道炫眼的闪电。此时，统治阶级害怕江山坐不稳，它的内部引起了分化，主张抵抗外敌的爱国的士绅已先后被排斥出政治舞台，那些敢于挺直腰杆子和人民群众一道向外敌作斗争的爱国者差不多已完全失势：革职的革职，充军的充军，殉国的殉国了。
抵抗派的代表——早年在广东组织反侵略斗争的林则徐，此时正踏上流放的征途；跟林则徐一度合作抗争、后来成为知心战友的邓廷桢，则早已流戍在西陲，远离斗争的前线了。朝廷里面已经完全听不见最微弱的抵抗声音，连昔日支持过林则徐而实际上并无权力的老臣王鼎，此时也忽然病殁于京城。关天培在虎门，江继芸在福建，葛云飞在定海，裕谦在镇海，陈化成在宝山……这些可敬的硬骨头，都已先后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了保卫社稷和家园”，为保卫中华民族独立自由的神圣事业，献出了自己最后一滴血。
现在是群丑登场了。首先是那些曾经表面上那么轰轰烈烈、似乎真要在战斗中身先士卒的软骨头，他们被敌人的新式武器吓破了胆，被自己搜括而得的百万家财迷了心窍，被各地民众在内外压迫下“挺而走险”的威势吓昏了头，被统治阶级排除硬骨头爱国者的措施吓得手足无措，——这些动摇的变节的士绅，就连忙摘下了抗敌的假面具，加入了妥协投降的大合唱。浙江巡抚刘韵珂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向皇帝上了有名的“十可虑”奏折。这份奏折活生生地描绘出一个在外国侵略者面前贪生怕死、苟且偷安而同时在自己的“子民”面前如狼似虎的软骨头的一副丑恶嘴脸。
请看看这个没有一点民族气节的败类说些什么吧：
“各省兵勇，锐气全消。”
“该逆火器之精，不独大炮一项，其火箭火弹，亦无不猛烈异常，无可抵御（！）”。
“水战尤为该逆之所习，……只能望洋兴叹。”
“不惟攻剿綦难，防守亦极不易。恐该逆所到之处，无复完城。”
“当此人心震扰之时，难保不潜相煽惑，散而复聚。”
“防无已时，即费难数计，糜饷劳师，伊于胡底。”③
评论是多余的。在软骨头眼中没有别的，有的只是绝望，恐怖，火器，危险……，因而他们眼里只有一条出路：投降。刘韵珂于是向主子提出了“积极”的建议，要求赶快将外国侵略者所“感戴”的、已被革职查办的伊里布，以及外国海盗所“倾服”的伊里布的家丁张喜调往江南，“以备任使”，甚至说敌人听见把这样的软骨头老爷们调到前线，可能就“不复内犯”了！
这个条陈完全符合道光皇帝的心意，他立即下令，着皇室耆英为钦差大臣，带着另一个被革了职的大臣伊里布，驰赴江南办理“夷务”。敌人这时哪里肯“和”？侵略者所“感戴”和“倾服”的软骨头到了江南，又哪里可以阻止侵略军的前进？正相反，敌人现在认为他们可以长驱直入了。侵略军陷上海、侵宝山，并采“中国通”马礼逊的建议，溯江西上，企图占领江宁〔南京〕，将大运河的入口控制着，窒息帝国的首都北京，迫使清朝统治集团出卖祖国，满足海盗的贪欲。在这嚣张的形势下，耆英慌忙由伊里布伴随着，伊里布又由里通外国的张喜伴随着，赶往“前方”去同驻扎江宁的两江总督牛鉴议论对策了。皇帝的快马接二连三地传来了“御旨”，要这些软骨头的老爷们务必设法“羁縻”敌人。羁縻！羁縻！羁縻不过是投降的代名词。1842年7月初，侵略军溯江指向京口的前夜，吓破了胆的老爷们十万火急地向皇上呼吁：“是战守两难，日久更不堪设想；惟有吁恳天恩，俯念东南时势”，赶快投降吧。……7月13日，牛鉴巡视了形势十分紧张的京口，做出“指挥若定”的姿态，但是第二天，7月14日，这位软骨老爷便匆匆回到江宁，同一天，他竟然绕过了钦差，单独上奏，企图取得投降活动中的一份可耻的“功劳”。这个靠人民的血养肥了的软骨头，在外国海盗张牙舞爪要凌辱他的驻地的时候，竟然恬不知耻地说什么“中外同系赤子，休兵并免夷伤”，呼吁皇帝“网开一面”，“用示怀柔”。当海盗的刀子快要砍在自己的脖子上，他还大呼：自古“耀德而不观兵，并无伤于国体”。连道光皇帝也嫌他说得过于露骨，于是提起“御笔”“朱批”道：“中伊里布之害不浅矣！”但此时道光皇帝已经放下心来，他心中明白，举国的文武百官，都已成为软骨头，江南战区已经没有哪一个执政者反对“羁縻”了！
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者万万料不到在这小小的京口，竟然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十分激烈的“为了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京口的守将海龄，有过许多错误和笨拙的措施④，但是不论他多么愚蠢（他将城门紧闭，不准进出，又拒绝汉兵入城），不论他多么偏激（他不信任汉人，滥杀好人，指为“汉奸”），不论他多么粗暴（他的部下先吊死了自己的妻儿），他却没有逃之夭夭，他没有贪生怕死，他没有向皇帝呼吁“羁縻”，他没有撤退部队，他没有投降敌寇，在这样的气氛下他拿起了武器，把军队投入反抗海盗的斗争，无论如何，他终究是个硬骨头。京口的驻防旗兵个个也是硬骨头，他们用自己的血肉顶住海盗的新式火器，给入侵者造成重大的损失。这使一百二十年后的我们，不得不吟味恩格斯的名言：“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
让我们从侵略军的正式文书、文告或者侵略军官的回忆录中⑤，摘出一些片断，来从旁证明这些硬骨头是多么值得称赞吧：
“由于他们不肯投降，多数不是被杀就是在着火的房屋中被焚。”（敌陆军司令卧乌古7月25日的正式报告）
水兵“被激烈的炮火所阻击。”（敌海军司令巴驾提督7月26日的正式报告）。
“在镇江战役中所遭受的损失，比起以往任何战役都要惨重。”（柏纳德）
“不论汉兵或旗兵都表现得非常勇敢……虽然打到最后一个人，也还是不肯屈服的。”（利洛）
中国军队“的确以出乎意料的决心作战。”（宾汉）
顽强的抵抗“完全出乎总司令的意料之外，在许多场合是寸土必争的，当我军占领城垒之后，旗兵以庭园的墙壁为掩护，继续向我军射击。”（康宁加木）
“忽然听到外面一阵很响的枪声，接着又听到一阵隆隆的炮声，这说明有许多人参加作战。”（奥特隆尼）
民众当然是硬骨头。京口的群众和三元里的群众，同样是不肯向外敌屈服的硬汉。群众的抗争，没有正史可记，这不稀奇，本来前时代的历史家就很少记述群众的活动，但不久以前收集到的十多篇镇江民间传说⑥，则是由群众自己歌颂了自己。例如《退鬼》一篇中的孙姑娘，就是以机智、勇敢和大无畏的神精歼灭入侵者的硬骨头的代表。传说中也说到关于蒙古族云旗尉巴扎尔“血战焦山”的故事，这样，京口保卫战就成为近百年来中华各族人民并肩作战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最初一次大演习了！群众是用石头、用木棍、用火、用最原始的武器，加上自己的勇敢、决心、锐气、智慧和不屈的气节，将拥有当时最新式火器的“武装到了牙齿”的海盗，打得落花流水，日夜不宁。请看侵略者自己的供状：
“本船须用之鸡、鸭、鹅、猪、鸡蛋、牛乳、菜薯等物，民人自应随时带到船上售卖（！），……倘有听从不法之徒，阻汝来卖，本副将定将带人上岸巡游村乡，到处强取拿。”（摘自侵略军“告示”）——前句是虚，后句是实；买卖为名，“强取拿”为实。这条告示不但表明了入侵者的海盗本性，同时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群众用坚壁清野方法不卖食物给入侵者的抗争。
“倘有……胆敢暗行相害，……本副将定以相近之村乡灭毁，并将查出原犯等，逐一绞死。”（摘自侵略军“告示”）这条告示不但表明，“文明”贩子以传播文明为护身符，他们进行的却无非“灭毁”“绞死”，同时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群众用“文明”的海盗眼中的“野蛮”手段，对付入侵者，杀死他们，使他们不敢单身上岸。
“本军门等，正恐尔居民或官人等，胆敢用火船火筏，欲焚烧我国兵船，则本军门……即将四方拿到船只，尽行毁灭，……尔等幸勿试为放火烧船，免致多人受累。”（摘自入侵的海陆军1842年7月19日联合“告示”）这条告示不但表明，殖民主义者是用火与剑来征服落后国家的，而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群众用另外一种“野蛮”手段，即火攻，来对付海盗的战船，引起了海盗很大的恐慌。
“夜间敌人的一些零星部队，不时地袭击我军营房，使他们时刻惊醒；这对于我们军队来说是最伤脑筋的事，因为我们必须随时准备抵抗攻击，这样就根本得不到什么休息了。”（摘自敌军官康宁加木的回忆录）这个侵略军官的自白，证明夜间是入侵者最可怖的时刻。不过这个军官始终不懂得，袭击他们的不是什么“零星部队”，软骨头率领下的部队早已逃走，硬骨头率领下的部队差不多已在逐屋争夺战中牺牲殆尽，更多袭击他们的是手无寸铁但揭竿而起的群众。
被软骨头们认为“同系赤子”、呼吁“休兵”以免伤害他们的外国侵略者，却并无一点“赤子”之心，在破城之后表演了他们固有的“海盗本性”（恩格斯），展示了海盗式“掠夺精神”（恩格斯），这对于屈膝求降的软骨头们，真是绝大的讽刺。一个侵略军官自己无耻地招供道，“按照我们欧洲的风俗，如果一个城市是经过战斗才拿下来的话，士兵们就可以在那里肆行劫掠！”（柏纳德）这就是“文明贩子”们的“风俗”！这就是软骨头们眼中的赤子！这就是恩格斯在上引的短文里所说的：敌人的损失很大，“他们为了对此进行报复，在劫城的时候大肆屠杀。”
1842年7月21日（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自晨至暮，京口这个孤立无援的小城，对入侵者进行了有效的抗击，“头可断，志不可屈”。城破了，但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事业并没有失败。这不屈的意志，迸发而为鲜红的火花，照亮了未来民族解放斗争的崎岖道路。不到十年，革命的烽火（太平天国运动）就燃烧了整个江南。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抵抗到京口之役告一段落，其后就是软骨头的老爷们屈膝投降，经过五个星期的“和谈”，8月29日（即旧历七月二十四日）统治阶级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了和约。但是殖民主义的火与剑和软骨头的屈辱求和，并没有能够改变历史车轮的方向。从此以后，软骨头为一方，硬骨头为一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而软骨头总是同外国入侵者一起压迫硬骨头的。这斗争一阵高过一阵。从京口之战算起，用了一百又七年的时间，不屈的人们终于推翻了软骨头及其外国主子们在中国的血腥统治。火花变成烈焰，历史就是这样证明的。正如恩格斯在写上引短文那一年（1857）所预言：“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① 即发表于1857年4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无题社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中文版186—191页。
② 即1857年5月20日左右写的《波斯和中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中文版228—234页。
③ 以上各节引自刘韵珂的奏折，引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
④ 关于海龄的评价，这里不拟细谈。许多记载都是否定他的，关于这些记载，当然也有可议之处，这里从略。
⑤ 这里和以下所引的文件和回忆录，见《中国丛报》第十二卷（1843），利洛书（1843），宾汉书（1843），柏纳德书（1844），奥特隆尼书（1844），康宁加木书（1853）。
⑥ 见《民间文学》1961年8月号、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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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人的本质
韩佳辰
几千年来，为了说明人的活动和解释建立在人的活动基础上的社会现象，许多人探讨过人的本性，试图解决人的本质的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关于人性的争论，就是属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在中国历史上关于人性的争论，曾延续很长时期，结论不一：孟子认为人性善；荀子认为人性恶；告子认为人性根本无所谓善与不善；董仲舒认为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把统治阶级的人性划为“善”，被统治阶级的人性划为“恶”；杨雄则认为人性善恶混，修其善者则为善人，修其恶者则为恶人，等等。人性的问题，在外国也是为许多思想家所关心的问题。他们以人性为最高的审判官，用是否合乎人性的观点来判断是非，衡量一切现存事物，衡量一切社会制度。例如亚里斯多德就曾用人性的观点，证明奴隶制度的合理性；而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则认为人生来就是自由的、平等的，等级制度同人性是相违背的，用来否定封建等级制度。总之，不论维护一个社会制度，还是反对一个社会制度，都“求助于人性”，并用抽象的、一般的人性的观点解释社会现象，解决历史上的难题。
这一切关于人性的观点都是唯心主义的。用抽象的、唯心主义的“人性论”观点解释人，解释一切社会现象，是不可能作出科学的判断和结论的。例如，为什么不同时代的人具有不同的人性，具有不同的理想、意向、观念和要求？为什么同一时代的人也有不同的人性，不同的立场、观点、利益和要求？这是用抽象的、唯心主义的“人性论”观点所无法解释的。
人的本质或人的本性究竟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第一次作出了科学的解释，第一次解决了历史上从未解决的问题。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批判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时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各个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就其现实性说来，人的本质乃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批判蒲鲁东的时候，也指出，“蒲鲁东先生不知道，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174页）
马克思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如何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定义呢？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中可以看到：人的本质，或人的本性、人性，不是纯自然的属性，而是一种社会的属性；不是一切人所共有的“同一”的抽象物，而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一定经济地位的人的具体的东西；不是天生的固有物，而是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不是离开具体的社会关系的永恒物，而是依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不是离开现实社会物质基础的纯理性、纯意识的东西，而是以生产关系、经济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可分为物质的和思想的。所谓社会关系的总和，即物质关系和以物质关系为基础的思想关系的总和。作为社会的人，离开物质关系，即从事生产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就不能生存；同时人又是有思想、有意识的，离开思想关系也不能交往。人的本质正是存在于这种社会关系之中，并在这种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因此，离开社会，离开具体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离开社会关系的基础——生产关系，去寻求自然属性的、同一的、天生的、不变的人性或人的本质，是根本错误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人性观。
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人性的存在。马克思主义所反对的是离开具体的现实社会的抽象的“人性”，反对的是离开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超社会的、天生的、永世不变的“人性”，反对的是在阶级社会离开阶级观点的“人性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1页）
什么是“具体的人性”、“带着阶级性的人性”呢？所谓具体的人性，就是同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相联系的人性，同在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中处于一定经济地位的人（或阶级）相联系的人性。如地主阶级的人性，资产阶级的人性，无产阶级的人性，等等。这就是说，处于不同时代、不同经济地位的人（或阶级），并没有共同的抽象的人性，而是各有不同的具体的人性。所谓“带着阶级性的人性”，就是在阶级社会的人性是通过阶级性来表现的，在阶级社会中，人的阶级性就是人的本性、本质。也就是说，在阶级社会，人性和阶级性是同一的，并不存在着离开阶级性的人性。只有到了阶级已经彻底消灭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的共同本性、共同的人性才能形成，和阶级性相同一的人性，即“带着阶级性的人性”才能消灭。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阶级社会的人性观。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们所以不能对于人的活动和社会现象作出科学的结论，就人性、人的本质这个问题来说，就在于不了解社会关系（尤其是社会生产关系），不了解人的社会性和人的阶级性，不了解“具体的人性”、“带着阶级性的人性”。
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方面所取得的最大成果，就是发现了社会生产关系，确定了社会经济形态是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概念。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原理的确立，是同这一发现相联系的。其次，马克思发现了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规律，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阐明了人的活动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联系。马克思同过去那些求助于人性来观察和判断社会问题的思想家根本不同，他不是求助于人性，用人性的观点看问题，而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把人的本质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用阶级分析方法来观察人的活动、判断社会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原理，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就可以科学地认识阶级社会的人的活动和社会现象。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原理告诉我们：人是社会的人；人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之中，并且是处于一定经济地位的人；人的本质并不是生来固有的，而是同一定的生产关系，同人们的经济地位相联系的；在社会上人的活动不是纯精神现象，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是纯思想关系，重要的是物质关系，即经济关系，生产关系，一切思想关系都是以物质关系为基础的。在阶级社会，社会关系的基本特征是阶级关系，社会关系具有阶级关系的形式，在社会关系之上处处打着阶级的烙印。因此，人的阶级性，就是阶级社会人的本质、本性。
人的阶级性并不是任何人强加于社会或强加于某个人身上的，它是客观的，是为一定物质根源决定的。
在阶级社会，由于人们在生产关系之中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不同，形成不同的经济地位，形成不同的阶级。人的阶级性，就是由人的阶级地位决定的。由于人们在一定生产关系之中的经济地位、阶级地位不同，所以各自形成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不同的生活和习惯，不同的利益和要求，等等。因此，处于不同阶级地位的人，观察问题，判断是非，处理问题，也就各有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国家掌握在不同的阶级手中，不同的阶级也就根据他们各自的立场、观点、利益和要求来制定法律，规定制度，确定方针和政策。刘少奇同志在《人的阶级性》中：“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一切思想、言论、行动，一切社会制度，一切学说，都贯串着阶级性。贯串着各种不同阶级的特殊利益与要求。我们从人们各种不同的要求、学说及思想、言论、行动中，即可看出他们不同的阶级性。”
既然在阶级社会里人的阶级性就是人的本质、本性，人的一切思想、言行都贯串着阶级性，那么当我们观察一切社会现象和人们的一切思想、言论、行动的时候，就不应该忘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用什么超阶级的抽象的“人性论”观点看问题，而要用阶级观点看问题。马克思是反对“硬要一切阶级在‘人性’这个炽热的思想面前消失”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44页）。列宁告诉我们，“当人们还不会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中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时，他们无论是过去或将来总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的。”（《列宁全集》第19卷，第8页）他又告诉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列宁全集》第29卷，第434页）这就是说，在阶级没有彻底消灭以前，我们观察国际的或国内的一切社会现象和人的一切活动的时候，必须运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揭示一切思想、言论和行动的阶级实质。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认识人的一切活动和各种社会现象，作出正确的判断和结论，才能处处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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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北京经济工作、理论工作者座谈
进一步开展农业经济理论的研究
最近，《经济研究》编辑部邀请北京部分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座谈如何进一步开展农业经济理论的研究问题。
会上，大家谈到，目前加强对农业经济理论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完成反封建的土地改革以后，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革。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了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逐步地实现农业技术改革的历史任务，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给我国经济学界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这方面问题的研究。
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在国民经济计划综合平衡工作中，在处理工业同农业、商业同农业和国民经济各部门同农业的关系中，如何正确地、具体地贯彻执行这一国民经济发展的总方针，应当是我们在研究问题时一个总的指导思想。
会上，大家就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讨论的问题交换了意见。概括起来有下列问题。
农业同其他各部门的关系
关于在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中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把农业放在首位来安排整个国民经济计划；在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时，如何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在确定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时，如何贯彻农轻重为序的方针，等等问题。
关于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方面，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把工业生产的方向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围绕这一中心问题，最重要的是要研究重工业如何适应农业技术改革的要求。同时，还要研究如何在现有条件下，改善工业部门特别是轻工业部门的经营管理，使轻工业产品在数量和质量上更好地适合农村的需要，节约由农业提供的原材料的消耗，开辟新的原材料特别是由工业提供的原材料来源等问题。
在手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方面，需要研究手工业在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和技术改良中的意义和作用；改善手工业生产的经营管理等问题。
在交通运输业和农业的关系方面，需要研究交通运输业与农业生产布局的关系；改进农村的短途运输对农业生产发展的作用等问题。
关于商业和农业的关系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正确地处理向农民收购产品和向农民供应生产资料以及生活资料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具体地说来，也就是在农产品收购工作中如何做到兼顾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三方面的利益，以及商业部门如何通过作好农业生产资料和农村生活资料的供应工作，来巩固集体经济，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问题。在价格政策方面，要研究安排农产品价格水平在安排价格总水平特别是市场物价水平中的重要意义；合理拟订工农业产品的比价，贯彻等价交换原则，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等问题。
在财政金融工作支援农业方面，需要研究筹集农业技术改革资金的途径；农业投资的具体分配和管理；国家对农业的财政拨款和农业信贷的不同作用与恰当比例；国家农业投资与物资的平衡等问题。
农业再生产问题
大家认为，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在农艺和农业的部门构成等方面有自己的特点，在研究我国农业经济问题的时候，应当密切结合我国农业生产的特点进行研究。
首先，需要很好地研究社会主义农业再生产的特点和农业生产内部的比例关系。例如，决定我国农业生产发展速度的因素；提高我国农产品商品率的途径及其与发展农业生产的关系；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比例关系；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畜牧业与种植业的比例关系；畜牧业、林业、副业、渔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以及山区和草原的开发和充分利用等问题。
其次，还需要研究农业生产经济效果方面的问题，如评价农业生产经济效果的方法论与指标体系；如何根据各地区不同的自然条件、技术条件和经济条件，制订科学的土地利用规划，合理配置农业生产，保证农业内部各部门的恰当结合，以便取得更大的经济效果等问题。
农业技术改革中的经济问题
关于农业技术改革的一些综合性经济理论问题，许多同志认为，在农业技术改革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要研究、制定正确的技术政策、价格政策、经营方针、经营形式，正确处理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间的经济关系，为技术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条件；另一方面，还要很好地研究新技术的采用对农业生产单位在劳动组织、经营管理、农产品成本、农民收入等方面引起的变化，并进而研究农业技术改革对整个国民经济各个方面所引起的变化，探索其中的规律性。
关于农业技术改革中的经济效果问题。在这一方面需要研究的课题是如何使农业中的新技术真正适合我国农业生产的特点，适合我国农村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切实收到增加农产品的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增加农民收入等效益。具体说来，有：如何使农业机具与我国以及国内各不同地区的农艺要求相适应的问题；各种不同技术水平的装备在运用上的相互衔接问题，各种农机具的成龙配套问题；机械化农具与半机械化农具和改良农具的相互配合问题；拖拉机的造型和大中小型的恰当比例问题；农机具的生产和维修的关系问题；水利排灌，良种推广、施用化肥等方面的经济效果问题等等。
关于农业技术改革与巩固集体经济，巩固工农联盟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需要研究：农业集体化对农业技术改革的促进作用；农业技术改革对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的意义和作用；农业技术改革对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的意义，等等。
此外，关于改善农村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巩固集体经济，国营农场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改善经营管理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会上，不少同志对研究农业经济理论的方法问题发表了意见，认为：为了深入研究和解决我国发展农业生产中的经济理论问题，必须把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起来。既要认真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业经济的理论，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理论，又要学习运用他们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我国农业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的经验，对农业经济的各方面的问题，做出切合实际的科学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