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毛泽东同志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和中国历史科学
黎澍
毛泽东同志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发表于1941年，到现在二十年了。这个报告是中国自有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关于如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件。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批评了主观主义的作风，指出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当作行动的指南，认真地研究中国和世界的现状和历史，得出正确的认识，才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这个报告把历史的研究当作为了争取中国革命胜利而进行的整个调查研究的一部分，当作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事业的一部分，因而大大地推进了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时间虽然过了二十年，这个报告对于我国历史科学的意义和对于我党所领导的各项工作一样，依然是十分重大的。
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提出了认真地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调查中国现状和研究中国历史的纲领。这个纲领是长期革命斗争中产生的卓越的成果。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根本没有认识中国的过去和现状，也没有很好了解世界革命运动的历史，始终把中国革命看作是与十八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区别的。他们认为中国革命既然是民主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那么，领导这个革命的阶级就只能是资产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只有等到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和资本主义有了发展以后，才能起来号召革命，因为只有这时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条件。陈独秀反对毛泽东同志在当时提出的坚持中国民主革命的工人阶级领导权的主张，在1927年大革命的高潮中采取了投降主义路线，让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取得了政权，使革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我们党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从新展开了革命斗争。但是党内“左”倾情绪随着发展起来，连续出现了三次“左”倾路线。“左”倾路线的代表人物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对者，然而他们所主张的“左”倾路线也是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他们都对中国社会的特点缺乏认识，不能从实际出发来制订中国革命的策略，只能照抄西方工人运动的经验，原封不动地把它们运用到中国来。“左”倾路线使中国革命受到了损失。特别是最后出现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领导者，甚至把毛泽东同志在江西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都放弃了。
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不认识中国。所以反对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也包含着正确地认识中国的要求。这个经过多次反复的斗争用事实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的力量。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按照中国的具体特点来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的结论。在1938年向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同志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选集，卷二，页522—523）从毛泽东同志这个指示可以了解到，民族特点的认识和民族形式的利用，是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最大多数革命群众所接受的道路，是争取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性的关键。马克思说，工人阶级的“直接的斗争舞台就是它自己的国度。所以，它的阶级斗争不是在内容上，而是像《共产党宣言》所说‘在形式上’是民族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卷二，页25）。共产党人如果不能正确地说明一个民族的特点，缺乏工作的民族形式，就不可能联系实际，回答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列宁主义虽然是最有普遍意义的革命理论，也不会为千百万属于不同民族的迫切要求解放的人民群众所掌握。而要正确地认识民族特点和利用民族形式，就不能不对它们的现状进行历史的考察。
毛泽东同志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有效地提高了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同志反复地批评了割断历史的主观主义作风。这种作风就是夸夸其谈，脱离实际，不顾具体历史条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选集，卷三，页798）。为了改变这种作风，毛泽东同志认为必须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敌友我三方面的情况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不但懂得中国的今天，而且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才能制订出正确的策略路线，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就是中国的近代和古代，就是中国的全部历史。为什么解决中国问题不但要懂得中国的现状，还要懂得中国的全部历史？毛泽东同志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历史的中国的影响反映在今天的中国的事事物物之中。不懂得历史的中国，只一般地懂得今天的中国，对于一个普通人，不会遭遇到什么困难，甚至办事也办得满好，但是对于以解决中国的命运为本身任务的我们党，对于我们党的领导干部，这就大大的不够。犯主观主义错误的同志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仅仅凭着他们从共产主义书籍中所了解到的一般的知识办事，就没有办得通。反过来，毛泽东同志所制定的中国革命的策略路线所以正确，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所以能够使人看了感觉“深获我心”，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对中国问题的了解是透彻的。他不是只懂得中国的今天，如同一个普通的实际家一样；也不是只懂得中国的昨天或前天，如同一个普通的学者一样；而是在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对今天的中国和历史的中国作了深刻的解剖的基础上建立他的了解的。毛泽东同志认为主观主义者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他们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正确的学习态度，应当是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这个目的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进一步依靠这个理论做指导来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选集，卷三，页822）毛泽东同志不但是在这几句话里面，而且在他的许多著作中表明，所谓实际有两个方面，一是历史，一是现状，都是调查研究的对象。历史和现状的范围都很大，关于这两个方面的调查研究都必须有系统有计划地来做，所以要有分工。既要有组织地研究历史科学，又要有组织地研究现状科学。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研究实际学问，根本改变曾经在党内有很大影响的主观主义学风的措施。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和现状科学的有组织的研究，正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措施而展开的。在此以前，这种研究是有的，“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
中国历史科学的最根本的方向是以中国历史为依据，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和它们在中国历史中反映出来的特点
所有的调查研究，不论是关于现状的或者是关于历史的，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具体地了解中国社会的特点，按照中国的特点来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同志在哲学著作《矛盾论》中指出，“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选集，卷一，页296—297）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观点，中国历史科学的一个最根本的方向就是以中国历史为依据，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和它们在中国历史中反映出来的特点。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写道：“世界历史的发展是按着总规律进行的，这不仅丝毫不排斥在形式或顺序上有所不同的个别发展阶段，反而预定了要有这样的发展阶段。……例如，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次战争完全拖进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或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而且应该表现出某些特点，这些特点固然并不越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但是使俄国革命显得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在转向东方国家时这些特点又会带有某些局部的新东西。”（《列宁全集》，卷三十三，页432）这个为俄国革命所证明的真理，在中国革命中又得到进一步的证明。
事实不能不是这样：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由各民族和各地方的历史发展的具体状况反映出来的，但是各民族和各地方的历史发展的具体状况又各有不同。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只能在大体上反映各民族和各地方历史中的最本质的东西，各民族和各地方的发展也并非全面地完全地符合于一般规律。俄罗斯民族没有经过奴隶社会，美洲国家没有经过封建社会，蒙古没有经过奴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然而这并没有妨碍它们适应于人类社会的共同趋向。各种历史现象在相异之中反映相同，在相同之中也包含相异。同是奴隶制，中国和希腊罗马有着很大的差别；同是封建制，中国和西方国家有着很大的差别，欧洲资本主义是在封建社会母胎内发展起来的，中国封建社会也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然而二者生长条件不同，就出现了很大的差别。还有更多的现象是完全不同的。中国没有经历过像罗马帝国崩溃那样的浩劫，没有出现过宗教独裁，因此，也就无所谓文艺复兴；欧洲文学的真正发展是在资本主义时代，中国文学在封建社会的多数时期中是繁荣的；欧洲农民战争大抵都是在封建社会走向崩溃的阶段爆发的，一般规模较小；中国农民战争还在早期封建社会就爆发了，而且规模之大，为世界各国所无；中国有个孔夫子，他的思想影响延续二千年之久，对中国民族性格的形成起着显著的作用，欧洲无人与之相对持。如此等等。离开中国的具体情况，就无从在中国历史领域说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一般规律的实践的意义，也只有经过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具体的详尽的阐发，才能表现出来。
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许多著作中反复指出，要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的具体特点作正确的研究。在著名的论文《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同志指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这样一个特征，就是自周秦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约三千年之久，在这个时期中，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迟缓的，一直到近百年来才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步一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且就在近代，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国的发展也是缓慢的，民族资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微弱的。指出这个事实的重要意义在于表明中国的近代不同于过去和中国发展落后的深远的历史根源，提醒人们用老眼光来看中国是不对的，用资本主义国家的眼光来看中国也是不对的。由于中国的近代不同于过去，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外国，所以就出现了如同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所描述的使中国革命战争有发展和胜利可能的特殊条件，“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的不统一，影响到中国统治集团间的不统一。数国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和一国支配的殖民地是有区别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
中国是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准备好了红军的种子，准备好了红军的领导者即共产党，又准备好了参加过一次革命的民众”（选集，卷一，页182）。
从这个描述可以看到，中国的近代在现实生活中真可说是距古未远。不但近代事物包含古代事物，而且若干古代事物和近代事物，若干最落后的现象和最先进的现象是同时并存的。这是近代中国的显著的特点。马克思曾经设想工人运动和农民战争联合的可能性，这个设想在1856年的普鲁士没有实现，在十月革命以后的俄国一度实现过，可是在中国由于具备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特点而彻底地实现了。这种特点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也反映了近代西方侵略者在中国的半殖民地统治的严重性，看不见这两个方面，就不会承认中国社会的落后性。但是如果只看见中国社会的落后性反映出来的特点，也还是不可能正确地来制定中国革命的策略路线，而会丧失斗争的勇气和革命的信心。中国人民所以能够对外国侵略势力和国内反动势力进行反抗，中国革命所以能够胜利，还因为中国是世界少数先进民族之一。在近代以“文明”著称于世的许多西方民族还在丛林之中追逐野兽的时候，我们民族已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西方侵略者在中国横冲直撞一百年之久，始终没有能够使中国沦为他们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到底也还是因为我们民族是有伟大革命传统和优秀文化遗产的民族，能够很快地领会世界最先进的文化成果。所以当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掌握了群众，当我们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有了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就不但能够把侵略者赶回去，而且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广泛的战线上取得伟大的成就。毛泽东同志在论及中国历史的时候，总是同时注意到它的这样两个最有特征的方面：一方面，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人民的积极的斗争带来的社会的进步并没有根本改变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一方面，地广人众、历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传统和优秀历史遗产，文化的各种形态，特别是哲学、文学、艺术、工艺的繁荣与物质生产的发展，往往显著地呈现出如像马克思所说的不平衡的关系。对于中国历史特点的认真的研究是正确地估计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在这方面，我们的历史科学还要做很多的艰苦的工作。
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
从毛泽东同志看来，历史不但是说明现状的依据，而且是知识的宝库。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选集，卷一，页276—277）毛泽东同志本人的著作不但是现代中国革命的直接经验的总结，而且包括了大量近代和古代中外各种间接经验的知识。间接经验的知识是否正确，是否有用，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但是这决不等于说，这种知识是不重要的。轻视间接经验的知识，要求事事有直接经验的知识，必然要使知识的范围大大缩小，这是非常不利的。毛泽东同志重视历史知识，认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选集，卷二，页521）。
历史知识，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对于指导当前的运动能够提供帮助，因为里面包含着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丰富的智慧和经验。这种智慧和经验是人类所已经达到的，尽管时移势易，条件不同，它依然是产生新智慧和创造新经验的出发点。例如现代战争在军事技术上与古代已经相去很远了，但是毛泽东同志用曹刿论战的记载说明了以弱敌强的战略原则，又用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作为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的先例，说明弱小的红军可以用巧妙的战略制胜强大的国民党军。历史知识在这里不但是创造现代国内革命战争的新经验的出发点，而且是中国民族的传统智慧的光辉的表现。
但是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指出，在中国历史领域中，“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在这个报告的结尾，毛泽东同志提出建议说：“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选集，卷三，页802—803）历史永远是在两个互相冲突的力量的斗争中，即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斗争中、进步和落后的斗争中向前推进的。斗争的发展有它的内在的规律。掌握这个规律是克敌制胜之道。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论及党的建设的过程时指出，第一次大革命遭到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党在当时对于中国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而在以后的时期中不断得到发展和胜利的原因之一，也就在于党对这些方面的了解有了显著的进步和成熟。近代中国的历史是满含着人民反抗斗争的血和泪的教训的。这个历史表明，中国革命一定要胜利。进步力量在与反动派斗争中为后者所扑灭的时候，历史表现为倒退和倒退的重演。但是这种倒退往往限于某些政治措施，历史的进程可以因此暂时受到阻碍，整个趋势依然是发展的。戊戌以后，西太后实行倒退，但是很快就因为义和团反帝斗争的爆发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而不能不重新采取戊戌政变中取消的新政。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恢复帝制，实行倒退，但是，很快就因为全国人民的反对而遭到复灭。袁世凯灭亡以后，为反动派所把持的中国的政治是停滞的，没有起色的，可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民族资本因世界大战吸住了欧洲的许多侵略者而得到了发展，思想运动有了新的开展，广大的人民有了新的觉醒。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蒋介石实行倒退，但是很快就因为革命势力重新发展而改变了这个局势。
历史的倒退往往因为反革命力量的强大和革命力量的弱小而重演。历史知识是预见历史重演的可能性并加以制止的依据。在1927年革命中，右倾分子不懂得历史是可以倒退的，而革命的领导权又操在他们手里，就无法挽回失败的命运。在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战结束以后，蒋介石随时准备重演1927年背叛人民的历史。可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是警惕的。还在1937年5月，毛泽东同志就警告说，“历史暂时地走回头路是可能的”（选集，卷一，页262）。1945年4月，毛泽东同志又警告说，“迄今为止，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着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有很多迹象表明，他们早已准备，尤其现在正在准备这样的行动：等候某一个同盟国的军队在中国大陆上驱逐日本侵略者到了某一程度时，他们就要发动内战。他们并且希望某些同盟国的将领们在中国境内执行英国斯科比将军在希腊所执行的职务。他们对于斯科比和希腊反动政府的屠杀事业，表示欢呼。他们企图把中国抛回到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国内战争的大海里去。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现在正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和‘政治解决’的烟幕之下，偷偷摸摸地进行其内战的准备工作。如果国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阴谋，阻止它的准备，那末，会有一个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选集，卷三，页1051—1052）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英明的远见，党及时地制止了内战的危机，并在蒋介石背叛人民的反革命内战重演的时候，立即以坚决的行动使之转变为人民的革命战争，大大地推进了历史的发展。
愈近的历史与现状的关系愈密切，也愈足以使人清醒。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先把近百年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几个部门的历史认真加以研究，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一部综合的近代史来，教育我们的人民，至今仍是中国历史科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尽管现在中国革命已经胜利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在蓬勃发展，可是我们依然只能是在十分确定的即过去的历史所规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我们时代的历史。科学地说明这些前提和条件，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必须加强对世界历史的研究
毛泽东同志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发表的：当时在十年内战中一度占居统治地位的“左”倾分子的主观主义作风没有完全克服，许多党员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言必称希腊，一知半解地空谈哲学，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种作风，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是“为害相当地大，不可等闲视之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批评他们“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毛泽东同志说，要能够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选集，卷三，页801）。这就是说，中国历史和外国历史都要研究，只懂外国，不懂中国，是不能领导中国革命的，所以学了马克思主义，首先就要用来研究中国。当然，这决不是说，可以不研究外国。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要从国内外实际情况出发，就是要求把中国问题放在整个国际情况中来考察，脱离国际情况，把中国问题孤立起来是不对的。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毛泽东同志说：“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选集，卷三，页791）可见，在毛泽东同志看来，研究世界历史和现状与研究中国历史和现状都是非常迫切的。二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可是还大大落后于实际的需要。
中国学校讲授的世界历史，在好几十年里面曾经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所以“欧洲中心”的历史观在中国影响很大。所谓“欧洲中心”是以欧洲资产阶级文化为世界文化中心的资产阶级学说。资产阶级创造了世界市场，加强了世界各个部分的联系，这是对于人类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贡献。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这个发展的结果应当是使各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成果成为共同享受的东西，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一个世界的文学。不言而喻，这个发展的结果也使历史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历史开始形成为世界的历史。但是资产阶级创造世界市场的手段是殖民主义的最残暴的掠夺，他们作为世界市场的征服者也出现为其他民族的精神的征服者。资产阶级学者所谓“欧洲中心”论，就是适应欧洲资产阶级对于世界市场的征服而制造出来的反动理论。他们认为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是互相对立的和敌对的两个体系的文明，极力贬低中国和其他非欧洲国家对人类文化的贡献，从世界历史中排除这些国家的地位。实际上，一切文明都是可以互相补充和互相融合的，只有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利益才是互相对立和互相敌对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偏见无非为的保持他们在全世界的民族压迫，这种企图是以非欧洲民族的不觉醒为前提的，当所有被压迫民族都觉醒了，它就不能不遭到彻底的破产。列宁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曾经根据土耳其、波斯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警告说，世界正处在亚洲革命风暴反转过来影响欧洲的时代。在世界大战以后，列宁又进一步指出，“总把自己看成世界中心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旧欧洲，已经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屠杀中像发臭的脓疮一样溃烂和裂开了。”（《列宁全集》，卷三十三，页311—312）很多很多的人，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忽视了列宁的这个警告的严重的意义。“欧洲中心”的历史观使他们看不清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发生在中国和其他非欧洲国家的许多事变的性质，不认识新的革命阶级的兴起对于改变世界历史面貌是一个多么有力的因素。当然，这种历史观现在已经在事实面前自动宣告破产了。许多同样是毫无根据的资产阶级历史学说代替了它。因此，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应当赶上去，把重新研究世界历史并给以正确的说明，当作中国历史科学的迫切的任务。
自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的强大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发展，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的不断扩大，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革命斗争的兴起，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世界历史的最为生色的篇章。在这样的时代，如果还以为东欧国家和东方国家是落后的，还以为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是落后的，那就是不可救药的傻瓜，盲目的梦游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普遍觉醒，对于世界人类的前途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加强对于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研究，对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研究，对于正在趋向落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研究，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工作。
中国人对于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长时期缺乏正确的理解。清朝皇帝鄙视西方文化，故步自封，是错误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盲目地崇拜西方文化，看不起中国文化，也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人应当拿自己的文化“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选集，卷二，页699）。我们的历史科学应当本着这种精神来研究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说明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以及中国和世界各民族的历史联系，只有这样的中国历史和这样的世界历史才能具体地展示出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鼓舞一切民族对人类共同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毛泽东同志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是发展中国历史科学的强大的动力。但是我们对于这个报告的精义还领会得很不够，有些人甚至采取毛泽东同志所批评的主观主义态度来对待它，只是记取其中片言只语，而没有把它当作一个必须完整地全面地执行的纲领。显然，这是与实际的要求极不相称的。我们处在一个空前伟大的时代里。我们既要充分发扬我国文化所固有的优秀的东西，又要认真地吸收外国文化，对外国历史有深刻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开拓我们的理论眼界，更加广泛地推动历史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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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学术动态
科学院云南民族调查组和云南省民族研究所
深入调查云南省各民族社会历史
云南是多民族省份，有白、傣、彝、景颇、哈尼等二十多个民族。各民族的社会发展极不平衡，有的与汉族地区社会发展水平基本相同或者比较接近，有的还保留着原始公社制、奴隶占有制和农奴制度。1956年云南省大多数地区完成了民主改革，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少数民族社会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正确记录少数民族变革前的旧的社会历史情况和经济结构，既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科学院云南民族调查组和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在有关部门的支援下，从1956年8月起深入各地，对全省各少数民族政治、经济、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
几年来，他们通过对二十多种民族普遍调查与重点调查，掌握了有关云南民族历史的大量材料。其中有关各民族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状况及特殊风俗习惯的资料有六千万字左右，已初步整理印出综合报告二十五本。从历史文献中摘录有关云南民族历史资料三千万字，其中已出版《〈明实录〉有关云南资料摘抄》两本，其余如《〈清实录〉有关云南资料摘抄》等尚待铅印。除了文字记录外，还拍摄了佧佤族、苦聪人、独龙族、景颇族四部科学纪录片，影片反映了少数民族近百年来的社会情况。傣、纳西、布朗、拉祜、傈僳等民族的科学纪录片正准备拍摄。同时，还搜集了四千多张照片。
为了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工作，反映建国以来党在民族工作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少数民族的新面貌及民族之间的新关系，他们根据调查研究所掌握的材料，从1958年冬季开始编写各民族简史、简志和各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民族简史比较全面地叙述了少数民族历史发展的过程；民族简志写解放前后新旧社会面貌的对比；各民族自治地方概况，除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历史作极简要的叙述外，着重写当地各民族解放前后的巨大变化。目前，彝、白、傣、哈尼、拉祜、傈僳、景颇、佧佤等十四个民族简史、简志，八个民族自治州概况，已初步编写出来；十一个民族自治县概况，部分已写了初稿。
这次搜集和整理的资料，对于历史、学术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价值。例如，从调查研究工作中所获得的大量资料初步证明，独龙族、怒族保留了氏族制度的残余，宁蒗永宁区纳西族（摩梭）保存了母权制，这是研究古代氏族社会的好材料。苦聪人、澜沧糯福区拉祜族、独龙族还保留了家庭公社，景颇族、佧佤族、傣族还保持了农村公社的组织形式，这是研究原始公社的好材料。佧佤族的家庭奴隶制、彝族的奴隶占有制，是研究奴隶社会的好材料。西双版纳的傣族和迪庆藏族的农奴制，是研究西周农奴制和《诗经》所反映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很好的参考资料。从互助无息借贷到高利贷，从助耕到为头人服劳役，从借地送礼到租田地租，从对贫病孤寡助耕到头人利用助耕进行雇工剥削等等，这些剥削的萌芽、发展、变化在少数民族社会中都可以看到。此外，从无言交换到议价交换，从物物交换到货币作媒介进行交换，以及头人利用交换逐步霸占公有财产、化公为私逐步成为剥削者，军事首领从习惯上的承认到原始民主选举最后发展到世袭制度等等，所有这些过程和规律都可以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材料中看得比较清楚。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编辑《中国近代货币史料》
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正在编辑《中国近代货币史料》，最近已完成了1927年以前部分，1927年至1949年部分也将在年内完成。这部史料全书约有两百万字，以档案资料为主，其中很多档案是从来不曾公开发表过的。除了档案以外，同时也收录了一部分地方志、笔记、日记以及中外报纸、杂志中的有关资料，作为补充。
全书把从鸦片战争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的一百零九年间的货币史，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40年至1899年，为封建货币制度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下从解体到消亡的阶段。其中又分为1840—1850年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下封建货币制度的动摇、1851—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清政府掠夺人民的货币政策及人民的反抗斗争和1865—1899年甲午战争前后旧币制的解体及关于币制的争议三个时期。第二阶段从1900年至1927年，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币制的形成和深化阶段。下分1900—1911年辛丑条约后半殖民地半封建货币制度的形成和1912—1927年半殖民地半封建货币制度的深化两个时期。从1928年至1949年则为第三阶段，是殖民地性货币制度发展及其总崩溃的阶段。这个阶段也分为三个时期：1928—1936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政权依附帝国主义控制纸币发行和实行“法币政策”、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蒋政权的通货膨胀及利外资敌的外汇措施和1946—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蒋政权的恶性通货膨胀及其崩溃。共为三个阶段八章，以各个时期的阶级斗争及货币制度的变化为标志划分。
本书将以序言简要地说明编辑目的。每章之前有内容提要，阐述每一时期的时代背景、主要事件，及各个事件的联系。每章分成节目，标出具体问题。所集的材料均保持其原貌，仅文字略有删节。对专门术语加以注释，需要说明的地方酌加按语。这本书将提供中国近代货币从封建形态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形态的具体材料，供研究工作者、教学工作者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