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鄂豫皖红军的反围攻斗争
徐向前
一
围攻与反围攻，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主要形式。当时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敌人，总是把弱小的红军四面八方包围起来，因而红军作战采取了反围攻的形式，“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下同，186页）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从诞生那天起，就和敌人的围攻作斗争。1927年11月，鄂东北党组织领导黄安、麻城地区工农起义，占领黄安县城，建立起工农政权，同时组成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严重打击了当地的反动统治。这支幼小的工农武装成立不到一月，就遭到国民党军队一个师的围攻。当时由于缺乏依靠农村进行长期斗争的思想，对可能到来的严重情况估计不足，因而在敌人突然袭击下受到挫折，几百人剩了七十多人。但是这支红色武装，发扬了无产阶级敢于斗争的革命气概，继续挺胸向前，并从挫折中开始懂得依靠农村进行游击战争。1928年春，在粉碎敌人多次“清剿”和围击之后，逐步走上了“边界武装割据”的道路，开始在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鄂豫边黄安、麻城、光山三县交界，依靠起义地区广大群众，利用有利地势，建立了自己的阵地。同年7月，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从此这支红军的游击战争，就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割据地区里，群众逐渐组织起来，建立了游击队和赤卫队，红军作战有了坚强依托和得力助手。1929年间，红三十一师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兵力由一个团到数个团的三次“会剿”，并乘周围军阀不断混战之际积极出击，消灭了大量反动地主武装，发展了自己，扩大了割据地区。同年夏到次年1月，党又在商（城）南和六（安）霍（山）工农起义的基础上，相继组成红十一军的三十二师和三十三师，创建了豫东南和皖西红色区域。于是这三支红色武装，在大别山构成犄角之势，此呼彼应，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斗争。
1930年3月，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成立，红军统一了领导，集中改编为红一军，鄂豫皖区的革命斗争，开始了一个新局面。
是年5月，爆发了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军阀大混战。根据地周围，敌人兵力大为减少。红一军乘机大举出击，驰骋于京汉线南段、皖西地区和淮河两岸，攻克过霍山、英山、罗田、云梦、光山、罗山六座县城，和花园、杨家寨、信阳等车站，歼灭了敌人成连成营以至成团的正规部队，迅速壮大了自己。到10月间，全军已达五千余人，军事、政治、后勤工作，有了进一步加强；作战形式也逐步向游击性的运动战过渡。这就为粉碎以后敌人大规模的围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一军这一时期所以取得这些重大胜利，是由于它的行动符合了毛泽东同志的“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毛泽东选集》第一卷59页）这一论断。但是，这时正是第二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它的方针，不是利用当时极为有利的形势，很好地发展和巩固农村根据地，而是要在敌我力量仍然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或数省革命首先胜利”，因此曾命令鄂豫皖区红军配合友邻地区“准备夺取武汉”。基于这一目标，地方武装大量被编并；地方党、政、群众团体的工作也都集中服务于攻打城市；同时在根据地内又实行了许多“左”的政策。虽然后来并未实现打武汉的计划，而且当地党和红军的领导利用良好形势取得许多重大胜利，但是在这一错误路线影响下，红军的活动不是有阵地的波浪式的推进，而是偏重在敌人占据的城市周围和交通沿线往返跳跃，以至占领许多地方不能巩固，根据地周围的游击战争遭到削弱，内部许多反动势力也未乘机肃清。这就违背了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时“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有所恃而不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59页）的原则，使革命根据地在大好形势下，未能得到本来可以取得的更好的巩固和发展。不过这一错误路线，很快就被纠正了。
毛泽东同志说：“军阀间的分裂和战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因此，小地方红色政权得以乘时产生出来。但军阀之间的战争不是每天不停的。每当一省或几省之间的白色政权有一个暂时稳定的时候，那一省的统治阶级或几省的统治阶级必然联合起来用尽力量来消灭这个红色政权。”（《毛泽东选集》第一卷53页）鄂豫皖区红军三年来的斗争，就反映了这个规律。过去的各次围攻，都是在敌人内部暂时稳定的时候发生的。1930年10月，随着蒋、冯、阎等军阀混战的结束，蒋介石在全国更大范围内暂时稳定了反动统治之后，便开始对革命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围攻。鄂豫皖区连续四次大规模反围攻斗争，从此也相继展开。
二
鄂豫皖区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围攻斗争，开始于1930年冬，迄于1931年春。围攻前敌在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之下，专设“鄂豫皖三省边区绥靖督办公署”，调集兵力九个多师。其计划：第一步造成“围箍式”的包围；第二步控制我要路、集镇；第三步分区“清剿”。10月间，敌即在根据地周围安设据点，逐步推进。
我军得悉敌之围攻情况，先向南线敌人反击。11月上旬，红一军猛攻姚家集、黄安，两地敌军遭我沉重打击，仓皇退走；下旬，奔袭黄安东南的谢店，消灭了立足未稳的夏斗寅十三师一个营；接着转向敌人侧后，打敌弱点，30日夜袭新洲，又全歼郭汝栋二十军一个混成旅。待何成浚慌忙调兵堵击，我已突然东去攻克罗田。以上几仗，给了敌人的围攻当头一棒，树立了我军声威，胜利地揭开了反围攻作战的序幕。
12月初，敌全力向鄂豫边中心区围攻。此时红一军已转向皖西，中共鄂豫皖特委决定以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对付优势敌人；一面把游击队和群众武装组织起来在敌侧后游击，使敌不敢冒进和分散“清剿”；一面以蔡申熙同志率领的由黄梅、广济地区转移来的红十五军，突击敌人弱点。后因敌人大举深入我腹心地区，特委乃率十五军转至外线，准备会合红一军，转移敌之合击目标。我鄂豫边区地方武装，则结合广大群众，对深入之敌展开广泛袭扰——摸岗哨、割电线、除奸细、散传单，瓦解敌军，截捕敌之零散外出人员和马匹辎重，先后歼敌数百名，缴枪五百余支。敌人陷入我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海洋里，心惊胆战，行住不安，终于黯然退走。
在东线，12月中旬，红一军由罗田出发，远程奔袭皖西根据地中心金家寨的敌人，先后歼灭范熙绩四十六师两个营及反动民团千余；继出麻埠、独山，直逼六安城下。敌忙调兵一旅分三路反扑，其中路一个团，被我大部歼灭，其余两路也被击溃。接着我军回头西向，又在商城二道河击溃敌三十师一个旅，歼其一团，缴山炮一门。至此，敌人对皖西根据地的围攻，又被我痛快淋漓地粉碎，根据地周围敌军乃均转守势。
1931年1月上旬，红一军、红十五军会师，合编为红四军，同时在皖西成立了教导第二师。此时特委鉴于敌取守势，便确定以主力突击敌人弱点，调动敌人于运动中消灭，并以一部兵力配合地方武装，扫除敌人孤立据点。
根据上述作战方针，红四军主力于1月下旬，围攻麻城磨家楼夏斗寅部一个营。敌以四团兵力前来解围，经三日激战，被全部击溃，我缴枪千支。接着，光山南部敌人的重要据点新集，经我围攻并进行坑道作业，于2月10日炸开城墙，我军乘势冲入，把麕集在该地的千余反动武装一网打尽，拔除了根据地一个心腹大患。其他地方武装，也相继打下敌人围砦二十余处。下旬，我军乘胜奔袭京汉路之柳林车站，歼灭袁英新十二师一个营，援兵两团大部被歼，敌旅长侯祥甫也被活捉。
以上各次战斗，打得敌人手忙脚乱。驻花园、小河溪一带之岳维峻三十四师向我反扑，3月上旬进至双桥镇。我军乘敌立足未稳，从五十里外奔袭，一举歼其一团，占领外围阵地。岳维峻着慌，亲率两团，在飞机掩护下拚命反扑，战斗极为激烈。待我迂回部队抄敌背后配合正面猛攻，敌乃全部溃乱。我军和赤卫队将敌团团围住，纵横穿插，捕捉俘虏，满山遍野，红旗挥舞。不到一天，敌三十四师全部复灭，岳维峻也当了俘虏。敌人的第一次围攻，遂告完全破产。
经过四个月的艰苦奋战，鄂豫皖区红军歼敌一万三千余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这次反围攻所以能获得如此重大胜利，主要是由于当时特委和红军所采取的作战方针，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的主力军的运动战和群众性游击战相结合，避实就虚，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等反围攻作战的指导原则。
三
第一次围攻被我粉碎后，敌人紧接着布置第二次围攻。1931年3月下旬，蒋介石限5月底“完全肃清”鄂豫皖区红军。围攻兵力增加到十一个师，并改用“追堵兼施”的战法：即以三个师组成“追剿部队”长驱直入，寻我主力作战；其余八个师分布四周扼要固守，堵击“清剿”。我之反围攻作战，仍然采取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
4月下旬，当敌正布置对鄂豫边合击之际，我军主力即迅速东进，反击皖西敌人堵击部队五十七师和警卫旅，经过五日激战，于独山等地全歼敌人一个团零一个营。此时，敌之“追剿”部队，分别自光山、罗山、黄安向新集、七里坪合击。我十师二十八、三十两团和警卫团，结合地方武装，对敌展开侧击、尾击，并在七里坪以北檀树岗给以痛击。敌人合击一无所得，并不断遭受打击，5月2日西绕宣化店退回罗山、潢川。
敌“追剿”部队结束了对鄂豫边的合击，待转向皖西时，我军主力却已突然乘胜西向。5月9日于浒湾，给敌北线堵击部队李韫珩五十三师以惨重的打击。28日我军又南下，进击黄安、宋埠间敌人供应线上的桃花据点，守敌萧之楚部一个营在我军猛攻下伤亡殆尽；黄安敌一个旅驰援，被我预伏部队大部歼灭。
一个月来的反围攻作战，我依靠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对付敌人“追剿”部队；红军主力则寻找有利战机对敌堵击部队实行各个击破。这就使得敌人的“追剿”不过是一趟提心吊胆的“武装游行”；各线堵击部队处处挨打，被歼六千余人。蒋介石梦想5月底“完全肃清”鄂豫皖区红军的第二次围攻计划，又告失败。
这时，第三次“左”倾路线已在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中占据了统治地位。4月，张国焘被派到鄂豫皖区来。5月12日，鄂豫皖区成立了党的中央分局。第二次围攻粉碎后，四军领导同志便同这个老机会主义者并在以后成为党的叛徒的张国焘，在军事行动方针问题上，发生了重要争论。
当时，蒋介石亲自出马，指挥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攻，在鄂豫皖区暂取守势，这正是我军转入进攻，积极向外发展的良好时机。因此，四军领导同志建议：以主力南下，出击黄梅、广济，恢复原十五军所在地区，威逼长江，配合中央区反围攻。但是张国焘借口所谓“巩固苏区”，一再否定了四军的正确建议。直到7月间，周围敌人仍无进攻迹象，同时由于援助中央区反围攻任务所迫和四军领导同志的一再坚持，他才同意了向外发展的意见；但却又从右倾保守转向“左”倾冒险，竟限令红军在一个月内下英山，出潜（山）太（湖），威逼安庆，震动南京。
7月中旬，军部率六个团南下，8月1日一举攻克英山，全歼守敌一团。四军领导同志根据当前情况认为：红军应在巩固阵地的基础上向外发展；援助中央区，主要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和牵制其兵力，而不在于进攻中心城市。如以六团兵力，通过四百余里的白区打安庆，无论敌情、地形，特别是群众条件，远不如南下浠水、广济、黄梅地区为好。而且这一地区恢复之后，可以和黄麻、皖西根据地连成一片，便于巩固。因此，四军乃一面报告分局，一面举兵南下。
战局发展的结果，完全证实了四军行动方针的正确。我军西克罗田，南占浠水，并在曹家河全歼敌新编第八旅，活捉旅长王光宗，进占广济，威逼黄梅、武穴，与江南红军遥相呼应，震动九江、武汉。何成浚除急调海军舰艇巡逻长江外，并派十军军长徐源泉率四十一、四十八两师各一个旅前来堵击。于是我位于广济、英山的部队南北夹击，9月1日，与敌战于洗马畈，歼敌近千。至此时仅一月，我连克四城，消灭敌人七个多团，缴枪四千，俘敌旅长以下五千余名。黄、广、英地区的工作，也得到了相当的恢复。农民纷纷起来斗争，分配土地、组织武装、肃清反动势力，大力支援红军作战。形势对我极为有利。
正当四军大力开辟当地工作，寻机再行歼敌之际，张国焘竟借口四军“违抗分局命令”，强令北返。四军除执行分局指示外，对张国焘的错误方针及其不符合事实的指责，进行了抵制。但是，张国焘无视四军南下的正确方针和胜利事实，竟将军政治委员曾中生同志撤职。接着又借口肃反排除异己，对不少优秀的领导干部进行了罪恶的宗派主义的打击。此后，张国焘的军阀主义领导，便在鄂豫皖区红军中逐步占了统治地位。
四
1931年秋，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激起全国人民极大愤怒。抗日反蒋空气弥漫全国。敌人内部不少地方派系，也表示同情抗日或借机反蒋。而在8月间，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攻，又遭惨败。这时，鄂豫皖区经过两次反围攻的胜利，根据地进一步扩大；红军已发展到三万人，并于11月7日，组成了红四方面军（辖第四、第二十五两军），战斗素质进一步提高，已经能够以较大规模的运动战歼灭成旅成师的敌人；游击战争也猛烈发展，建立了许多独立营、团，赤卫军发展到二十多万；群众拥军参战的热情更形高涨，当时在黄安就曾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小小黄安，人人称赞；锣鼓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这一切，为我们粉碎敌人新的围攻，造成了极有利的形势。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面前，中国共产党首先主张武装抵抗，并且领导了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但是，丧心病狂的蒋介石，无视我党和全国人民的抗日主张和要求，虽在国家命运千钧一发之际，仍然不放弃对革命的进攻。早在9月间，蒋贼就亲自到武汉布置对鄂豫皖区的第三次围攻，并将嫡系刘峙部队数师以及南京警卫师等调来。敌人兵力增至十五个师。但是，由于当时政治形势上的重大变化，敌人的围攻计划受到严重影响，而给了我们主动打破敌人围攻计划的良好机会。因此，我军趁敌尚未布置就绪，便开始出击。为蒋介石卖国政策进一步激怒了的根据地军民，决心以反围攻的实际行动，痛惩卖国贼！
我军主力于11月22日首先围攻黄安，将守敌赵冠英六十九师压缩城内，转入围城打援。12月中下旬，麻城、黄陂两处援兵均为我击溃。城内守敌待援无望，23日乘夜突围，我军将其全歼，生俘师长赵冠英以下五千余人，缴枪五千余支。是役，我之飞机“列宁号”（1930年2月缴获）曾参加作战。战后群情振奋，青壮年踊跃参军，原黄安独立团遂扩编为独立第一师。
黄安大捷之后，我军挥戈北上，直逼潢川城下。1932年1月19日，在亚港地区击溃敌二、十二两师的五个团。随后南围商城，再行吸打敌人援兵。2月2日，猬集豫南之敌二、十二、七十五、七十六四个师二十余团沿潢商公路南援。这时，敌人兵力虽大大超过我军，但敌正在运动之中，且不少已遭严重打击；我则连战连捷，士气高涨。于是我就在豆腐店地区布好阵地，迎击援敌。我军冒着漫天大雪，踏着遍地泥泞，正面冲击，侧翼包抄，打得敌人丢盔弃甲，纷纷北逃，两千多人当了俘虏。困守商城之五十八师见援兵溃败，亦恐慌南窜，我军乃不战而收复商城。接着东围固始，北占三河尖，给戴民权匪部以沉重打击。
3月，皖西之敌四十六师图犯我麻埠、独山等地。我军闻讯，立即由豫南兼程东进迎击，22日渡过淠河，将敌军六千余人团团包围于苏家埠、青山镇，同时集结主力待机打敌援兵。伪安徽省主席陈调元见所部被围甚急，忙调驻霍山的警一旅驰援，但迅速被我军击溃于骑龙铺；接着以四十六师留驻六安的一个团和警二旅再行增援，除被歼灭两团外，其残部和青山镇突围的敌人又被我围困于韩摆渡。
苏家埠、韩摆渡两地敌军经我近月围困，粮食断绝，飞机空投无济于事。我军乘机加强政治攻势，敌军士气更为沮丧，携械投诚者络绎不绝。陈调元智穷力竭，频频向蒋介石告急。4月底，敌以厉式鼎为皖西“剿共”总指挥，率七、十二、五十五、五十七四个师十五个团共两万余人，自合肥大举增援。5月2日，当敌进入苏家埠东之戚家桥我预定地区，我军立即发起猛攻。此时恰值河水暴涨，敌军在我突然打击下，阵容大乱，人马拥挤，自相践踏，中弹落水者不计其数。经过两日激战，除少数漏网外，援兵全部就歼，厉式鼎也被活捉。困守苏家埠、韩摆渡敌军，到此已山穷水尽，遂被迫接受最后通牒，于5月8日全部投降。这一战役历时四十八天，我以三个师十多个团的兵力，结合地方武装和广大群众，先后歼敌十九个团另两个警卫旅，毙伤俘敌三万，内生俘两万，缴长短枪两万余支，机枪五十挺、炮四十三门，击落敌机一架，为我鄂豫皖区空前大胜利。
战后，我乘胜北克淮河重镇正阳关，继下霍丘；东面前锋抵近合肥，接着主力横扫豫南固、潢、光外围敌军，再歼张钫两个旅。
此时，鄂豫皖区红军和根据地获得了猛烈发展。主力部队已组成六个师，达五万人。根据地东起淠河，西迄京汉线，北达潢川、固始，南至黄梅、广济，总面积约四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三百五十万，拥有黄安、商城、英山、罗田、霍丘五座县城，建立起二十余个县的革命政权。红军威震江淮；信阳、安庆、合肥等地敌人，均惶惶不可终日。
这次反围攻中，“围城打援”战术，得到了充分运用和发展。这种战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目的不在打围敌，而在打援敌”（《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29页）。对某一据点采取阵地战的形式进行相当持久的围困，主要是为在运动中给敌人以速决的歼灭性的打击创造条件；而要点的夺取，则是这种运动、速决、大量歼敌的必然结果。当时，红军在党的领导和培养下，战斗力日益提高；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发展，使敌人一些城镇据点陷于孤立；而形势也容许我军可以用较长时间对其进行围困，逼敌就范。此次反围攻，就在这些具体条件下，实际上遵循了上述毛泽东同志的原则，取得了巨大胜利的。但是这时由于第三次“左”倾路线的贯彻和张国焘路线的出现，不仅在根据地建设上犯了许多严重错误，而且在军事上提出了与毛泽东同志“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相反的、极为片面的所谓“坚决进攻”的战略。这一错误方针，在当时有利形势下虽然还未充分暴露其危害，但终于带来严重恶果。
五
鄂豫皖区第三次反围攻的空前胜利，使敌人大为震恐。但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蒋介石在出卖了上海爱国军民“一·二八”抗战之后，便调动主力，于1932年6月间向鄂豫皖区发动了规模更大的第四次围攻。蒋贼坐镇武汉亲自指挥，并组成左、中、右三路军，除左路专对湘鄂西区外，中、右两路二十四个师另五个旅，对鄂豫皖区布成包围形势，陈继承、卫立煌、徐庭瑶三个纵队为其主力；在战术上采取稳扎稳打，并进长追，企图逐步压缩，“聚歼”我军于长江北岸。
敌人这次围攻，情况虽然比过去严重，但粉碎围攻的条件是存在的：我军取得第三次反围攻的巨大胜利后，士气高涨，部队壮大，械弹充实；根据地猛烈扩展，使我们有了更广阔的回旋余地，特别是有广大群众作依靠；而敌人屡遭挫败，心有余悸。因此，主观指导上如果正确，粉碎敌人围攻是可能的。
但是，张国焘这时却为第三次反围攻的胜利冲昏头脑，对形势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早在2月间就提出“偏师”说，认为今后进攻根据地的主力将由帝国主义直接担任，国民党军只能作一支“偏师”；要红军准备“夺取武汉”和“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苏家埠大捷后，更认为“已根本消灭尽‘围剿’”，转变到与敌人“全局决胜负”的时候。总之，他不承认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敌强我弱这一基本特点，和围攻与反围攻长期反复的规律。因此，他对新的严重围攻的到来毫无准备，仍然继续其“坚决进攻的战略”。这种错误的形势估计和错误的战略方针，就种下了第四次围攻不能粉碎的根苗。
6月25日，红军胜利出击京汉线。归来之后，方面军领导同志因部队已转战七个月之久，亟需休整，建议进驻适当地区待机。这一建议如被采纳，认真进行反围攻的准备，使红军养精蓄锐，以逸待劳，那末第四次反围攻的结果将会有所不同。但是张国焘竟加以拒绝，坚持“不停顿的进攻”，错误地决定红军主力围攻麻城。
围攻麻城作战始于7月上旬。我军于外围先后歼敌三十一师之九十二旅和另一个团。敌人乃收缩外围据点，依城凭坚固守。我军屯兵坚城之下，既不能迅速攻克，又必须分兵阻击援敌，主力被敌吸住失去主动，不仅消耗疲惫了自己，而且使敌人得以从容部署围攻。还在围攻麻城作战之初，敌徐庭瑶纵队便陷我霍丘，东、北两线敌军开始步步推进。8月上旬，陈继承、卫立煌两纵队，全力向黄安、七里坪猛扑。在此紧急情况下，张国焘才被迫决定撤麻城之围，但又不知诱敌深入待机反攻，却令疲惫的红军仓促应战。这就使我军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
撤麻城之围后，方面军总指挥部以十二师先行出发拒敌，12日于黄安西红石儿与卫立煌纵队遭遇，将其先头第十师击溃。待我主力赶到，敌已据地固守。我因强攻不利，星夜转移七里坪打击陈继承纵队。我指战员前仆后继，奋勇冲杀，浴血苦战，反复与敌展开肉搏，又给敌第二师以惨重打击。以上两次战斗，共毙伤敌十师副师长王劲修以下五千余名。但是当面敌人恃众固守，战局形成对峙。我军遂又北转，9月3日于胡山寨迎击进犯新集之敌。敌人遇我军主力，仍然采取凭坚固守待援的战术，战局复成对峙局面，而南面敌人又跟踪逼近，于是我军乃转战皖西，但未得手。10月初经英山、罗田地区西向，于团陂歼敌一个骑兵营；继出河口，击溃敌堵击部队胡宗南第一师一个旅。至此，我军已苦战两月，虽多次击溃敌人，但终因张国焘战略指导上的错误，未能扭转战局。10月15日，红四方面军主力四个师，被迫越过京汉路转至外线。应该指出：这时如有照顾全局的战略计划，打破围攻仍有可能。然而，张国焘此时已由恃胜轻敌一变而为右倾恐敌，并无重返根据地的决心；只是张皇失措，盲目西进。这就使得第四次围攻终于未能粉碎。
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以及张国焘路线的指导下，“左”倾的形势估计、错误的战略方针，是这次反围攻失利的主要原因；而在土地政策、肃反政策、统一战线政策等方面一系列的错误，也是重要因素。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撤离鄂豫皖区，是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重大恶果。
但是，围攻没有被粉碎，这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挫折。蒋介石亲自指挥的这次大规模围攻，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并未达到他彻底摧毁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聚歼红军的狂妄目的。红四方面军经过长途英勇转战，于当年底进入四川北部，接着在那里大大发展了自己，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留在鄂豫皖区的红军，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坚持英勇斗争；直到全国解放，大别山上的革命火炬，一直在熊熊燃烧。这正如无数革命实践所证明的：尽管反动派穷凶极恶，尽管历史道路是艰苦曲折的，但是革命必然胜利这个客观规律，绝对不可抗拒。
六
鄂豫皖区的四次大规模反围攻，有着许多经验，也有着严重教训。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革命和革命战争要获得发展和胜利，必须依靠党的正确路线的指导。正确的路线会使我们充分发挥有利因素，避开不利因素，从而获得胜利；机会主义的路线，不但不能克服不利因素，而且还会把有利因素变为不利因素，使群众的英勇斗争不能获得应有的结果，使已经获得的胜利遭到破坏。我党我军铁的史实已经证明：唯一正确的路线就是毛泽东同志的路线。鄂豫皖区红军前三次反围攻的胜利就是由于当时的主观指导，自觉或不自觉地符合了毛泽东思想，因而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威力得以充分发挥，使胜利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第四次反围攻，虽然情况严重，主要还是由于机会主义的指导完全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结果不能不受到历史的惩罚。从这“三胜一负”之中，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这样一个不可辩驳的真理：
走毛泽东的道路就是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