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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好故事 好演员 好镜头 好音乐
编者按：本报编辑部于7月11日，邀请了北京文艺界人士座谈电影艺术创作中的“好故事、好演员、好镜头、好音乐”问题。会上发言的同志们着重分析了《红旗谱》、《红色娘子军》、《暴风骤雨》等影片。今天本报刊载的是座谈会的发言记录。每篇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四好”是对电影艺术最朴素的要求
袁文殊
“好故事、好演员、好镜头、好音乐”是提高影片艺术质量的重要因素，这四个因素是直接在银幕上表现出来的、最基本的因素。一般说来，好的故事，总是包含着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性格在里边的。不仅这样，好故事的本身，经常也就体现着它的主题。所以实际上，所谓好故事，就是要求有好剧本，要求它有好的人物、情节和主题。演员也是影片创作的一个基本条件。好的角色如果没有好的演员来扮演，不能把人物性格准确、生动地表现出来，那么好故事也还是不能最好地发挥作用。好镜头，应该包括好的画面和场面的构思。画面不但要清晰，而且要有好的构图，才能鲜明地表现内容，创造最高的意境，给人以强烈的印象。音乐更是烘托情节气氛，表现语言、动作所不能表现的重要手段。反映时代特征和民族色彩方面，音乐尤其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因素。
《五朵金花》之所以受人欢迎，雅俗共赏是有其原因的。尽管一个爱情故事说来平常，但是主人公会见的过程却不简单。他走了许多地方，闹了许多误会，曲曲折折，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最后才达到目的。所以许多观众都为主人公找寻爱人老找不到而担心，这就把人们吸引住了。但是这些曲折的情节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它是作者经过苦心的安排，用来反映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各个侧面的。《五朵金花》的演员，特别是几个演金花的演员无论是演技或外形都很称职，所以有些群众看过以后就说：真像朵花儿一样。摄影方面，许多背景选择得非常漂亮，许多画面也拍得很美，使观众对这些美丽的自然环境和具有高尚情操的青年男女，感到无限的喜悦。音乐也很有特色，许多优美的云南民歌使人听来神往。所以影片确能给人一种圆满的艺术享受。
《红色娘子军》现在在群众中反应很好，也和“四好”有关。简单说来，我觉得这部影片的好处首先是故事并不一般而富于特色。写一个丫头参军的故事，过去在我们的银幕上就还没有出现过。而丫头琼花脱离苦海是由于南霸天把她当作礼物送给洪常青而获得的。这一情节就更不平常。但是这一举动又是完全符合南霸天那样的封建恶霸的行为的。琼花从南霸天手里转移到洪常青身边之后，并没有让她一步登天，马上革命化，而是送了她几个毫子（银元），让她自谋生路。由此又引出了一个同命运的红莲，并和她一起去苏区参军。琼花参军之后也不是马上就成为英雄，和南霸天进行决斗，而是犯了一次错误之后，为了配合洪常青的任务，才和南霸天正面相遇，展开斗争，经过许多曲折才最后得到胜利。饰演琼花的祝希娟同志，虽然是第一次上银幕，并且还是一个戏剧学院没有毕业的学生，但是所有看过影片的人，都不能不承认她所塑造的琼花的形象，具有强烈的说服性。她以她那朴素的演技把角色对敌人粗犷顽强，对同志温柔亲切的性格特征，自然地结合在一起，生动地体现了它从为个人报仇到为阶级服务的成长过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成就。此外，杨梦昶、陈强、王心刚诸人也在各自的岗位上完成了大管家、南霸天和洪常青等等角色创造的任务。其中杨梦昶的大管家演得阴险狠毒，尤其深刻。镜头的表现上也很称职，其中特别是南霸天私设的刑房和水牢的镜头，处理得阴森恐怖而富于真实感，庆丰收中舞蹈场面的欢乐气氛给人深刻印象。其他如背景上的许多南国风光都显示了摄影师的精心创造。音乐方面主题歌——娘子军连连歌以一种比较单纯的旋律朴素地反映了当时革命群众的战斗的情感，坚强有力，又通俗易懂，因此很快就在群众中流传开了。把这个曲子的基调在影片中反复使用，更加强了影片前后一贯的战斗气氛。
由于以上四个方面的成就，构成了影片的强烈的艺术力量，从而唤起人们对当年革命斗争的缅怀，鼓舞人们前进。这个影片写的同样是革命斗争历史题材，但它并不一般化，它有它自己的英雄人物和自己的斗争方式，结构、描写，不落俗套，因此能给人以新鲜的感觉。这是一个经验，也是电影艺术创作最基本的要求。
四好的要求是对电影艺术创作最朴素的要求，也是最具体的要求。要进一步提高电影艺术质量，这四个方面都是不能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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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英雄人物的塑造
侯金镜
描写我们这时代的英雄人物，不那么容易。一则，从革命文学历程来看，从事这种努力的时间还很短，大约二十年光景不到；因此可遵循的经验也不是十分丰富；更重要的是，在今天现实生活里人民的英雄性格也处在一个发展变化、趋向成型但是还没有成型的过程中，给作家们把握了而后再概括和创造英雄性格的工作，更增加了一层困难。
这几个原因如果还有点道理的话，那么，尽管还有许多不满足的理由，可是我们的作家在这方面的贡献，不能不说是相当多也相当大了。
大约是四五年前，爱好文学的朋友们有一个话题：英雄人物为什么写得不那么令人满意？不过他们对于写英雄人物写不写缺点的问题毫无兴趣，这些外行的朋友们并不佩服行家们提出的问题。他们注意的是写好英雄人物是不是得写好他的成长过程。有人说一定要写，举我们自己的例子，就是影片《董存瑞》、近日放映的《红色娘子军》里的琼花，讲话剧还有《战斗里成长》里的石头。影片《刘胡兰》他们不举，原因是人物站立不起来，用来做论据是不利的。可是近几年，持这一种说法的人们开始动摇了。原因是又出现了影片《战火中的青春》里的高山和小说《林海雪原》里的杨子荣。于是有的朋友说，写英雄人物成长过程的方法不能当做唯一的方法。
会做比喻的朋友用性格历史的横断面和纵断面两种方法来说明。纵断面是方法的一种。这种方面虽不等于为英雄立传，从出生一直写到他完成丰功伟绩，但是也得溯本追源，写出英雄性格发展历史上的几个重要的阶梯。横断面就不同了，它把英雄人物已往的事迹大都舍弃了（由作者出面做简括的介绍，起一种陪衬作用的，不能计算在内），而集中描写他的某一段生活和斗争。这种方法，从表面上看，性格的历史似乎被截掉了，他的事绩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其实不然，性格的历史（指写得好的作品说）被压缩，更准确点说，是浓缩在横断面的年轮上，英雄性格的时代内容和历史内容仍然可以显现出来。做这比喻的朋友也说，和大树一样，一年一度生长期的历史印迹，在横断的年轮上是能够看得清清楚楚的。
《战斗里成长》和《红色娘子军》的主题近似，石头和琼花对反动统治阶级的复仇精神，这种精神炽热而顽强；他们也有出自农民的同一弱点：组织性缺乏锻炼，然而他们都在革命部队大熔炉里冶锻成钢。但是，作家对他们的处理不同。石头性格的突变是在剧本的结尾。剧本前两幕都集中烘托和描写他复仇意志的形成，到最后才出现全剧的关目——个人复仇和集体主义矛盾的尖锐化和解决。至于这人物性格在突变以后会产生怎样的品质和出色的行动，作者略去了，否则就会拖着一个与这个剧本主旨无关的大尾巴，而且在石头和赵钢的性格对比中已预示了石头的将来，这就够了。《红色娘子军》则不同，戏剧冲突和琼花性格转变的关捩在前半部，直到她对南霸天打出了一枪和回队以后认真地坐了禁闭。这一关目给观众印象最深最强烈。琼花的开枪引起观众复杂的感情：她开枪，从她性格出发来说，完全是合理的；同时违犯侦察工作纪律又是严重的错误。观众的感情最后在这个焦点上统一了，这就是，琼花的仇恨心究竟是推动琼花参加革命的一个基本因素，她的错误是不能允许的，但是经历了这错误，这个人物也才是真正开始了她的革命战士的生活。影片非常精确地描写了这一点。影片还有弱点，就是琼花的性格在这里中断，后来，她的性格在消灭南霸天的事件里被淹没了。性格虽然也有一些量的变化，就不能紧紧扣住观众的感情了。
杨子荣和高山和前两个人物不同，他们一出现，英勇性格就已经成型，没有再发展。艺术家们的创造努力，是在冲突中表现性格的合理性、丰富性和社会内容，揭示人物的崇高的精神世界。
不过两部作品的处理方法也不同。杨子荣的性格完成是在威虎山上，作者且也着力于人物内心生活的挖掘——杨子荣怎样处理（精神上的）假的匪徒和真的革命战士的矛盾，兢兢业业与勇敢机智的矛盾等等。没有这些内心生活（不是静止的心理描写，而是在行动中的发掘）精细而又精确的描写，如果只是孤立地写他的行为，杨子荣的性格不但不丰富而且也不真实了。作者把杨子荣的内心世界打开，才能使读者不是欣赏惊险事迹，而是和杨子荣同感情共命运，发生共鸣，得到打动人（可以说是动人心魄）、鼓舞人、陶冶人的效果。
艺术家对高山更多地是用高山、雷振林二人性格对比、互相陪衬、烘托（冲突）的方法。高山的性格在影片中没有质的变化，但是从雷振林看不起到不能不佩服；由对雷振林的某些提醒、侧面批评到面对面严肃的斗争；又到勇敢地冲入敌人的包围救出雷振林而自己负伤……这样，原则性强、讲求团结、敢于斗争、勇敢机智细心等等多采而又统一的性格，就逐渐准确而又轮廓鲜明地被勾画出来了。
我不过是把朋友们散漫聊天中的一鳞半爪在这里说出来，谈不上什么见解和分析。所以还要说一说的目的是，我们创造英雄人物的经验并不多，但是没有做掌握大量材料和实事求是的总结，只从一些主观的、抽象的理论出发是不行的。多做点具体分析，多做点比较，哪怕涉及的问题小一些，对作者、读者、观众也有莫大益处。
（附图片）
上图：《红色娘子军》中的琼花在放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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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必然与偶然
袁水拍
很赞成开这样的小会，来座谈一下对故事片的“四好”要求的问题。
这次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提出了要制作更多的好影片的口号，并且用“好故事、好演员、好镜头、好音乐”这四个要素来概括对一部好片子的要求，这是很好的。对影片的一般评价标准往往是思想性和艺术性。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好，概括起来无非是这两条。但是对电影以外的文艺作品，不也是这两条吗？就拿影片来说，种类也很多，要求于纪录片、科教片的，不一定适宜于要求故事片。适用于多种多样东西的原则性的标准，好是好，可惜不够具体。当标准和要求不够具体时，就不好办事，缺乏一个具体的奋斗目标。思想性、艺术性这两条，不要说适用于对各种影片提出，就是对报纸社论提出，也未为不可，社论也要有高的思想性、好的文笔。可是你能把要求于社论的东西来要求于电影故事片吗？反之，也行不通。单凭这点，为故事片的质量立几条具体的标准，是很有必要的。虽则那些具体的标准归根结蒂离不开这两条，却还是有必要在具体的领域内找具体的规律。这样做，好像航行有了方向之外，还有航线。
既然叫故事片，首要的是故事，不能说因为我的主题思想正确，只是缺乏故事，希望观众谅解。在这一条里，可以把情节归并进去，好故事包括好情节。故事片无非描写人的生活和斗争，创造人物，演员的贡献很大，善于表达角色思想感情的好演员，当然是好故事片所必备的条件。既然是电影，由一连串的镜头组成一部片子，好的镜头是必不可少的。至于电影的对白，虽不如话剧重要，却也决不是不重要，但毕竟是电影，以视觉形象为主，我想，好对白可以包括在好镜头之中。
现在是声片的时代，电影除了要对白，还要有音乐。和画面相适应的音乐，大大地加强了视觉形象的效果。优美动听、富于民族色彩的好音乐，为好的故事片锦上添花。音乐家为电影所创作的歌曲，往往成为流行的群众歌曲。
末了，我只就好镜头，举自己所看到的为例，谈一点浅薄的观感。
刚看的《暴风骤雨》中有一个很短的镜头：赶车老人老孙头，逐步改变了他原先对解放军、共产党的看法，开始想跟着走了，但究竟还有个限度。在大伙儿去斗地主的时候，他似乎并不反对，却也不热心，甚至开小差转身跑了，这时刚好和迎面而来的工作队长撞了个满怀。我似乎记得这里没有多少对话，甚至根本没有，即使有，也顶多是这样：萧队长说，你怎么回来了？老孙头搭讪着，觉得不大好意思，又想掩饰自己的行为，竟迅速地顺水推舟，回过头来跟萧队长跑了。我觉得这镜头虽则极短，却刻划了老孙头的性格，寥寥数笔甚至只有一笔，一个转身，表现了此人以及此一类型人物的性格，以及当时形势。他是劳动人民，但又是一个闯荡江湖的赶车老头。时代形势是革命的暴风骤雨锐不可当，席卷一切，使许许多多不一定完全觉悟的人，跟着时代的潮流跑。老孙头迎面撞到的恰恰是工作队长，如不撞到，他可能回了家。但他这样的人最后仍然会跟革命走。不是通过这次的偶然性，也会有另一次的偶然性。作者一定要找到这种生活中的偶然性来表现必然性。必然性不通过偶然性来表现，就会显得赤裸裸、干巴巴，像论文，而不像是反映丰富多采的生活的艺术。在艺术的领域内，怎能让本质站出来说话，而不让欣赏者通过现象、通过感性的形象来认识本质呢？附带还可提到另一个镜头。我记得工作队撤时，老孙头热情地但多少有点主观地将老百姓送给萧队长的东西一股劲儿往车上端，这个镜头也好，也写出了此人性格、这一类型的人的性格。同上面说的镜头一样，给我的感觉是：这种人又好又不好；有缺点，又有其可爱处。总的说是好的，但又有旧时代的痕迹。不可能设想没有。弄得太干净了，也许太像试验管中的某种东西的成分而不像是一朵活生生的花了。
刚看过的《红色娘子军》中也有些好镜头。举一个有争论的镜头来说，部队举行晚会跳舞。一部紧张的、反映艰苦的革命斗争的片子中插进这几个镜头，效果甚好。文章有了波澜起伏，乐曲有了抑扬顿挫，画面有了浓淡疏密。琼花性格的刚毅和活泼的两面，军队生活的战斗和日常生活的两面，官兵之间的服从纪律和心情舒畅、民主作风这两面，在这里得到了表现。这是有思想性的镜头，哪里只是为了调剂调剂空气？这是恰当地描写了工农红军的风格的镜头，哪里会发生歪曲革命战士形象的问题呢？琼花跳舞的画面大都是从常青书记的眼中看出来的；情人眼里出西施，观众通过常青的眼睛看琼花，更加使琼花的舞蹈画面增添了诗情画意的美感。常青击叮咚木时的眼神很生动。这样的镜头、这样的场面在生活里也是难忘的。我很喜欢娘子军列队前进，挥动手臂，一面唱《向前进》的娘子军连连歌的镜头。这些好镜头真实地表现了时代气氛，人物气质。那支歌非常动听。娘子军挥手臂的姿态很好。反映历史生活的片子，必须讲究历史的特点，所谓历史的具体性，而不是历史的不确定、不具体性，更不是现代性，越是富于历史的具体性，越是给人以真实感，而对于电影说来，真实感恐怕是十二万分重要的。人们不会因为在生活中罕见用跳舞来表达思想感情而责备舞剧的不真实，却会因为在银幕上看见舞台的痕迹而使人觉得出了戏。当然，舞台纪录片是例外，但我们现在谈的是故事片的好镜头。
（附图片）
左图：《暴风骤雨》的镜头：老孙头指给萧队长说：“到了前边就是元茂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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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谱》的几个镜头
葛琴
电影是一种综合艺术，包括的方面很多。总的说来，好的故事片离不开“好故事、好演员、好镜头、好音乐”。一部好电影，不仅使人在看着它放映时能受到这样那样的激动感染，在离开了银幕，甚至隔了很长时间，还常会有一些镜头，带着难忘的闪光，那么有声有色地跳到我们面前。
好镜头，是好电影中的突出表演；是艺术家们的艰苦创造。以下我想谈谈《红旗谱》中的几个镜头。
从小说《红旗谱》到电影《红旗谱》，是经过了一些探索和周折的。导演凌子风同志告诉我，他们最感踌躇的是朱老忠二十五年的流浪生活不易表现。其中经过的时代变化又多，如清朝、民国、军阀混战、十月革命成功、中国共产党诞生等，真是千头万绪。但最后，他们只用了保定府车站一个镜头，通过中年的朱老忠和严志和的相见，通过大鼓词的说唱等，便交代了其中漫长岁月的过程。看来也还是解决问题，简单明快。而事实上，要把许多有关的重大事件都推向前景，展示给观众，那不仅困难，而又有什么必要呢？
在朱老忠等赶着大车经过冯兰池门前的这个镜头里，突出地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冲突矛盾。一面是经过了家破人亡，经过了二十五年流浪折磨而对地主冯兰池怀着血海深仇的朱老忠，和善良的被黑暗社会折磨得走投无路，到了中年光景，也不得不抛妻别子寻着他父亲的脚印去闯关东的严志和；另一面是那阴狠毒辣的冯兰池。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这三种性格碰在一起，再经善良的志和弟那么轻轻一点：“下来吧，老情况……”这在朱老忠听来，不啻是雪上加霜，火上加油，他压在心里的怒火爆发了，莫说大车前面是条区区的黄泥小道，看来，就是压着一座刀山，他也会要辟开它冲奔过去的。听，那锐厉的撕心裂肺的朱老忠手下的鞭声，是多么叫人战栗而亢奋啊！那是朱老忠的深仇大恨，那是千百万受苦农民的活不下去的愤怒呼声。从这一声声的鞭声中，我看见了惨死的朱老巩；看见了悲苦绝望的虎子姐；看见了那个家破人亡，孤苦伶仃，不得不背井离乡，在家边的小道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而终于又不得不走的少年朱虎子。
严老奶奶和二十五年后归来的虎子见面的那个镜头，也是相当朴素的。在这里，没有太多的渲染和语言，只通过这个老奶奶，面对着跪在地下的朱虎子，叨念着几声“虎子”的名字。饱经忧患的老奶奶眼望着朱虎子，声音开始发抖。这漫长的二十五年中，这个名字，不知使她流过了多少眼泪，担过了多少忧心，而今虎子就在她的面前了，这是可能的吗？最后她不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望着虎子，悲痛地叫唤着：“虎子！”这个短短的镜头，使人潸然泪下。
《红旗谱》中的许多场景感动人，很大部分是由于音乐好。如虎子姐弟的分离，春兰奔向朱老忠要求一同进城等场面，给人的音乐感受很强烈，也很美。但限于知识，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还希望懂音乐的同志，给以启发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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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娘子军》的奇、趣、真、美
贾霁
好的故事片要有好的故事，好的演员，好的镜头，好的音乐。自然，要达到这“四好”，不是轻易的事情。正因此，我们看到《红色娘子军》，很兴奋，很喜欢。可以说，这部影片，不论在故事情节、演员表演、镜头画面、音乐歌曲等等方面，都有许多吸引人的东西，在艺术上很新颖，有自己的特色和光彩。
就拿影片的主题歌来说吧，随着影片的放映，它日益广泛地传布开了。人们爱唱、爱听这革命的抒情曲，因为它充满了战斗的青春气息，表达了时代的人民的思想感情；它很美很动人，而且十分通俗，听起来悠扬悦耳，唱起来朗朗上口。人们喜爱这首歌，还因为它贯串在影片剧情的发展中，对于人物性格的刻划，以及情景、气氛的渲染，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因而，它使人回味无穷，一唱就让人回想起那些优美的画面，动人的情节。
影片之所以取得多方面的成就，最主要的是在于创作者进行了创作探索，不落俗套，勇于创新。这集中的表现是，以独特的艺术构思，成功地创造了吴琼花这一个既有共性又有鲜明强烈的个性的艺术形象。
人物创造得好，自然也由于故事情节描写得好。本来，故事就是人的事、情，表现的是人的生活斗争和人的思想感情。因此，在创作上写人物和写故事是不可分的。既不能只写事而不写人、不注重刻划人物的形象和思想感情，也不能不写好故事、那富有戏剧性情节的动人的故事。如果故事片而不注重故事，或者缺乏动人的戏剧性情节，那是不可能创造出生动活泼的人物来的。故事片必须通过人物的行动和动作，必须把具体人物在特定环境里特定的行动和动作系统化起来构成一个故事，来进行描写，才可能鲜明而集中地刻划人物的性格和精神面貌，也才可能通过形象鲜明而集中地展示和体现作品的主题思想。由此可见，提出故事片要有情节动人的好故事，不单是艺术性的要求，也是思想性的要求。我想，就《红色娘子军》的故事，拉杂谈谈几点观感。
影片是以吴琼花和她的成长这一人一事展开的。立一人一事，紧紧围绕主人公的活动来选择、安排情节，用以突出表现主人公独特的命运和道路，并且着意刻划她的鲜明强烈的个性特征，——这恐怕就是人物写得好的一个原因，也是故事写得好的一个原因。看来，从吴琼花这一人物出场、遇救、参军、路见仇人而违反纪律，一直到火线入党、在严重关头担起党的任务，这一系列情节，的确是编织成了一个好故事。片子有头有尾，层次分明，在描写中也很干净、明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是平铺直叙，一览无余；这故事是生动的，引人入胜的，可以说它有这几个特点，即：奇、趣、真、美。
所谓奇，是指传奇性。影片里的木头人、蛇宴这类细节固然是奇，但是，主要的是表现在主人公的命运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的不同一般。例如：南霸天错把洪常青认为贵宾，又如：吴琼花正处于绝境而突遇洪常青把她救出火坑，这些传奇式的手法，都把“戏”迅速地推进到新的情势。所谓趣，也不是一般的趣味，而是指戏要有曲折，有波澜起伏。这样，才能使故事不平淡而有趣，从而才能把观众引到戏里去，愿意了解人物，关心人物的命运。趣和奇相连而又有区别：奇可能是有趣的，趣却不一定奇。比如：吴琼花参军这场戏，看来是普通生活场景，似乎不趣不奇。但是，由于影片不是平面地、呆板地反映生活，而是对生活作了提炼和加工，巧妙地通过人物个性化的语言，和富有特征性的动作和细节描写，突出地表现了人物的精神风貌、人物之间关系和感情情绪的变化，这场戏就很新颖有趣，富有时代生活色彩和诗意。当然，一部作品如果只有奇趣，还不能传之久远；如果一味追求奇趣，而不论真实与否、意义如何，就更不足取。必须酌奇而不失其真，有趣而又有意义，才能真正地反映生活，反映时代，也才能使人相信，并且从中受到教育。因此，一个好故事，首先必须“真”，就是说，必须是反映了生活的真实，反映了时代的真理。《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好，也在于它里面的奇和趣，就生活本身来说，确乎是真的。像“木头人”这样的事，虽然在生活里很稀有，然而在当时当地的确是实有其事，它突出地反映了解放前那个黑暗年代里那个地方的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影片写了这一笔，红莲这人物的遭遇以及她为什么要参军，也就不言而喻，令人相信了。至于从主人公吴琼花的成长过程来看，那是有曲折、有起伏的。尽管她参加了队伍以后，受到了教育，但是，我们看，她在侦察中一旦跟仇人狭路相逢，复仇思想立即涌上心头，她忘了纪律，不顾暴露侦察目标和红莲的阻拦，向南霸天开了枪。开枪打南霸天，对吴琼花这个人物来说，是很自然的，我们理解她此时此地非开枪不可的心情，因而又同情她，又为她惋惜：因为她犯了纪律错误。在这里，影片没有把复杂的生活简单化，而是按照生活的真实，按照人物的逻辑，深刻地揭示了主人公思想和性格成长的曲折道路。《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反映了生活，有奇又有趣，是真实的，并且又是美的：它所反映的生活比实际生活更高更理想，以吴琼花怎样从个人复仇成长为自觉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这一人一事，阐明了三十年代我国妇女坚决反抗阶级压迫争取翻身解放的革命斗争的典型现象，热情地歌颂了我国劳动人民伟大的革命精神，歌颂了党的伟大的作用。
《红色娘子军》的美表现在各方面，表现在它有强烈的感情、有才气、有许多创新的独到的东西。主人公从一个“卑贱者”成为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英雄，这件事本身是美的。她对革命一片赤诚，对敌人势不两立，这心灵、性格是美的。围绕在她周围的那些红色娘子军战士是美的，洪常青和吴琼花之间的关系是美的。这里的美，在艺术表现上，自然是由于剧作者提供了创造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导演作了巨大的创造性的劳动，不仅使一般的表现手法不落俗套，重要的是能探索和揭示人物心灵的美、性格的美；而演员，也能以饱满的情绪、真切的体验和出色的演技，很好地完成和体现了吴琼花这一角色，不仅令人信服，感到面目一新，并且具有这样的魅力：使人愈看愈美，艺术感染力很强烈。《红色娘子军》的美，在艺术上还有一个特色是：隐秀。影片不是直接地告诉观众这是美的，而是通过剧情、场面，从人物性格中揭示出来。吴琼花性格强悍、泼辣，却又很为“内秀”。在庆丰收那场戏中，从她尽情歌舞的动作、声音笑貌里到处都透露出十分秀气。又如她对洪常青的敬爱之情，也表现得既真纯，而又颇为隐约，这也可以说属于隐秀之类。如果把这种感情大胆地表现为爱情关系，也许还可能增加一点色彩；但是，我觉得像现在这样的表现，倒更圆满些：含蓄而恰到好处。
《红色娘子军》整个影片是好的，它的故事是好的，固然也并不是尽善尽美。以故事和人物的关系来说，故事就好在许多情节对人物刻划的作用极大，确实表现出“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历史”。说这故事并非尽善尽美，主要是指其中后半部有些情节，有不足，有缺点，或者对主人公性格的发展、对作品主题的深化显得作用不大；或者和主人公性格、和主题显得相游离。例如：吴琼花跟随洪常青二次进椰林寨，吴琼花就退到次要地位，缺乏鲜明的行动，显得有些无足重轻；虽然这场戏还是写得好的，对敌人大管家这人物的刻划是很有作用的，但是，尤其因为这一点，在这场戏中吴琼花就应该更突出、更有作为，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本来，这场戏也是有利于主人公的行动，有利于在戏剧性很强烈的尖锐的冲突中刻划她，使这一形象和性格的发展更丰富、更有光彩的，问题是这场戏的主要笔墨却没有集中地来写她。又如：吴琼花受伤后，医生替她治疗这场戏，目的性就不明确，至少在处理上是一般化、简单化了，看来对人物是多余的一笔，可以不要；也许按照一般情形来说不算多，可是对《红色娘子军》来讲是多了，是交代性的过场戏。此外，还有个别情节可以商榷。例如在洪常青被敌人火烧而壮烈牺牲这场戏里，影片让吴琼花出现在银幕上，却没有把她推到前景，而是使她留在后面，没有什么动作；固然，不采取冒险的行动，是正确的；但是，在这极其尖锐的处境中，她的悲愤、她的内心激动是怎样的呢？当她亲眼看见自己所敬爱的同志和指挥员被敌人这样残酷地害死的时刻，她怎么能够无所动作呢？如果按照吴琼花的性格，这时候她一定要掏出枪来的。这样，戏自然是难写了。创作者在这里给剧情提出了一个难题，但是没有很圆满地去解决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