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在火车上
黄炎培
最近我得到机会，坐火车出京。火车是我二十岁时就开始坐的，以后每年坐火车。甚至一年坐多次。解放以来，划了一个新时代。就火车来说，一年年进步，显露出一副日新又日新的面貌。
一到车站，发现往来的运货车，是妇女担任司机。运行李的“红帽子”，早没有了。早起，站台上一群男女青年员工在做早操、在学习。
上车了。所看到的一个又一个列车员都是青年妇女。一种温和亲切的情态，真使乘客们如在家里一样。问她们年龄，有十七八岁的，有二十来岁的。据说，最大的也只有二十五岁。每月工资，依我所问到的，学习工（学习六个月），三十多元，最高五十元。也有担任女司炉、女司机的。文化水平都是小学毕业或初中。
这许多女员工，从哪里吸收来的呢？问了才知道，部分是铁路老员工家的女儿，部分是农民家的女儿。
车房设备，特别优待婴儿、老弱者、病人。一个女列车员告我：某次火车从西安到北京，车上一怀孕的乘客，忽然生产，立即动员女列车员集中照料，放下帐幔，医务员动手处理，炊事员煮鸡蛋供食。终于安全产下，母婴无恙。
所过车站，一片整洁。列车员们一面不断地揩抹窗门，一面从从容容地谈话，乘客们高高兴兴地倾听，中间特别感动了一个坐过六十多年火车的老乘客，惊叹地说：这些说明什么呢？这些说明是毛泽东时代的新事物之一。这老乘客是谁？就是我。
如果问我：你既然坐过六十多年火车，解放以前的火车情况，你可不可以把亲身经历的，也写些出来，做个前后对比呢？我答：当然可以。只是一言难尽。我就写一两件突出的事情吧！
现时种种新事物，在解放以前，当然都不会有的了。在解放前的年代里，我出门旅行，从来不带跟随的人。但经验告诉我，坐火车首先要严防偷窃行李。我呢？经常带的只是两件：一是方形的公文包；一是约莫两尺长可以开合的安放衣服文具一切日用品的大提包。我是穷汉，老是乘三等车（解放后分软席硬席坐车卧车，过去称头等二等三等。只头等有卧铺）。我有一种习惯，很博得朋友们的称赞，坐在三等车里每一条长形坐位挤坐着三个人，至少两个人。我能在这样坐位上写文章。我是长期当新闻记者的，有写文章的必要。到疲倦了，就坐着鼾睡。那时候经验告诉我，必须严密设防，否则行李会不翼而飞。怎样设防呢？把公文包垫在背后，把大提包双脚踏住，这样才保证安全无事。如果一觉醒来，行李这样没有了，那样没有了，不识相的去问列车员，他瞪着一双白眼，说：我哪有功夫管你们那么多的行李！你为什么不自己好好管？还挨了一顿骂。
有一次，我和一位沈老先生坐火车去上海。大家已有经验，必须严密设防。两人各带一件行李放在月台上，把脚踏住。等戴“红帽子”的来，扛出栅栏外坐车回家。一刹那间，一人仓皇地指着远处一群人向沈老说：快快看！不得了！不得了！相打起来了。沈老才把脚一松，这人早抢了行李，飞奔不见了。很快地另一人向我说：不得了！不得了！你朋友的行李给人抢去了。追！追！快！快！我老是紧紧地踏住行李，置之不睬。我的行李终于保全。
唉！回头过去，岂但火车旅行，几十年政治生活到处威胁着我、利诱着我，不知多多少少次！要不是步步地设防严密，紧紧地站住脚跟，岂但像在火车里丧失我的行李，竟可以丧失我的人格。有时还要不怕丧失我的生命，来争取保全我的人格哩。
毛泽东时代，到处规规矩矩地做事，亲亲切切地待人，是教导广大人民端正作风，是造成广大人民幸福生活。中间从过去黑暗社会、盗贼世界过渡出来，像我这一辈的人，还不好好地“大家改造作新人”（我颂党四十周年诗句）么？
（附图片）
〔苗地插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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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听取不同意见
萧学笙
读了赖传珠上将写的《古田会议前后》（见本报6月23日七版），受到很大的教育和启示。其中感人至深，令人永志不忘的一点，是毛主席那种虚怀若谷，乐于听取不同意见的民主作风。
作者写道：有一天，部队遇到了敌人，这股敌人是我军手下败将。“于是我便立刻向纵队首长建议坚决打击和歼灭来犯之敌。这时候，毛党代表却不慌不忙地对我说：‘不要急！我们开个会研究研究，看看是打好，还是不打好。你也参加！’”会议开始，毛主席首先要赖传珠同志讲了主张打的理由，然后心平气和地进行分析。他一方面肯定了“你的信心很足，这很好！”同时指出：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赶快赶到藤田去和主力会合。打，可能把敌人消灭，但是打了马上还要走，必定要耽误时间，还可能有伤亡，这都会给我们的行动增加困难，如果因此而影响到按时完成与主力会合的任务，那就因小失大了。
主席听了不同意见，是共同讨论，耐心说理，直到有不同意见的人通了，大家也通了，可以作决定了吧？不。毛主席仍用商量的口吻问下一步应该怎样行动？直到赖传珠同志再一次表示同意不打而应该掩护转移，继续前进时，毛主席才微笑着作了决定：“对！我同意你的意见。立刻去布置吧！”
这是发生在紧张的行军战斗中间的事情，平常情况下更是可想而知了。虽然这不过是一件事，但是“滴水可以见太阳”，毛主席在处理这个“打”和“不打”的过程中，以他的光辉榜样告诉我们，在决定问题的时候，应该怎样正确地对待不同的意见。
我们无论讨论问题、处理工作或者研究学问，总会听到各种各样的意见。把它们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种意见：一种是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一种是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听取和自己相同的意见是必要的，它可以使自己原来的思想更充实和更加强；而听取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却尤其重要，它不仅可以补充自己原来的意见，使之更全面、更周密和更完善，而且可以纠正自己或大或小的错误。对于革命者来说，乐于听取不同意见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正确决定问题的必要条件。
不正确的意见难道也要听么？回答是：也要听。首先，正确的东西是在同错误的东西进行比较和斗争中不断发展起来的。只有既研究了正确的意见，又研究了错误的意见，才能更深刻和更全面地认识事物。其次，既然人们有那么一些不正确的意见，这就是客观存在，就必须承认它，听取它。只有听取不正确的意见，分析了它所以错误的根源，才能够用正确的意见去说服和克服不正确的意见，从而取得思想一致和行动一致，把事情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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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随感录
林言
上海一些商店经过调查研究，调整了营业时间：在闹市和交通要道上的商店收市迟一些，一般街道上的商店收市比较早些；饮食服务业的营业时间长一些，一些生产资料商店营业时间比较短一些……。
营业时间有长有短，有早有晚，这一个地区和那一个地区，这一种行业和那一种行业各不相同，千变万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为了便利顾客。
生活本来就是多种多样的。人们的需要、爱好、兴趣，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有共性，也有个性；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善于根据具体情况办事，效果总是好的。
达到同一种目的，并不一定采取同一种方法。方法上的千篇一律，强求一致，其结果，常常和本来的愿望相去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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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防洪排涝篇
朱仲玉
我国幅员广袤，地形复杂，气候情况也各不相同，往往在一些地方苦于干旱的时候，另一些地方却在那里闹水灾，因此，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生产斗争实践中，在积累了丰富的灌溉抗旱经验的同时，也积累了许多防洪排涝的经验。这些经验也是我们的祖先留下来的宝贵遗产，是值得我们继承发扬的。
历史上最早的防洪排涝专家首推大禹。“维禹浚川，九州攸宁，爰及宣防，决渎通沟。”史书上对大禹防洪排涝的功绩的评价是很高的。大禹所采用的防洪排涝的方法，就是疏通淤塞和沿河筑堤。
春秋战国时期，一些防洪排涝专家在大禹的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为川者决之使导”的经验（见《国语·周语》），总结出了要约束河流必须筑“千丈之堤”的经验（见《韩非子·喻老篇》），并且他们还指出了防洪排涝应当有整体观念，不应当只管局部地区的利益，如疏通河道要以“四海为壑”，不能以“邻国为壑”，嫁祸于人（见《孟子·告子篇》）。那时候，防洪排涝最有成绩的是秦国的李冰，他在四川的岷江上修筑都江堰，化水灾为水利，不仅做到了防洪排涝，并且使水为农业生产服务，灌溉了大片的田地。他总结出了“深淘滩，低作堰”的治水六字诀。后来，人们创造性地运用他的六字诀，并且加以进一步发挥，加上了“遇弯截角，逢正抽心”八个字，使这一套经验更加系统化与合理化了。
秦汉以后，许多防洪排涝专家都与黄河这条“逆龙”打过交道，并在长时期的工作当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他们提倡在上游拦洪蓄水，在下游筑堤、护堤，并且随时准备抢险。王莽时代的张戎，东汉的王景，元朝的贾鲁，明朝的潘季驯，清朝的靳辅，都是在治河方面有过贡献的人。他们都认为黄河下游应当“筑堤束水，借水攻沙”，避免淤沙过多而造成泛滥。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治河理论对于中原地区的防洪排涝是具有一定价值的。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明朝的潘季驯，他不仅有治水工程的理论著作《河防一览》等名著，同时他也看出了治水的主要问题是要靠人，即靠千千万万的民工群策群力地来进行工作。因此他在治理黄河期间特别注意做好群众工作，反复地向民工们宣传治水工作的重要性和治水工程上的规格与标准。他虽然生着背疽，但是却还是到处奔走，跟民工们一起劳动。他的工作态度与工作作风，和他的治水理论一样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我们的祖先在跟洪水斗争的过程中，还创造了“围田”和“圩田”，以便更好地控制田里的水量。围田是“度视地形，筑土作堤”，以便“旱则通水，涝则泄去”。圩田是“据水筑为堤岸，复叠外护，……每遇霖潦，以扞水势”（王桢《农书》）。围田和圩田在东南一带比较多，它们也是跟干旱作斗争的田间设施，但主要的作用是为了防洪排涝。
在防洪排涝的工具方面，我们的祖先也有着丰富的创造与发明。清朝的麟庆把防洪排涝的工具归纳为“宣防器具”、“修浚器具”、“抢护器具”、“储备器具”等四大类，每类有若干种东西都一一绘图说明，写成《河工器具图说》一书，全书所载器具共二百八十八种，其中大件如修浚用的混江龙、清河龙，抢护用的水闸、木龙、大埽，小件如修浚用的铁锥、抹泥刀，真是考虑得非常周全。为了保护河堤，防止老鼠、猪獾、狐狸等害兽在堤上打洞做窠，因而造成溃决，所以把鼠弓、獾刀、狐柜等也都列入了宣防用具，由此可见我们的祖先在防洪排涝方面着实是下过一番苦功夫的。
防洪排涝不仅要防患于未然，并且也要着力于事后的补救。洪水往往来时迅速去时快，万一当特大洪水袭来，一切宣防设施都失去了效用，因而田地遭到淹没时，我们的祖先也想出了许多事后立即补救的方法，如果禾苗都被洪水卷走了，那末就抓紧时间补种或改种；如果禾苗尚在，那末就抓紧时间洗苗、中耕、追肥；如果在新谷即将登场时洪水卷走了田里的一切，那也要赶快种些能代替粮食的快熟作物以备度荒。总之决不让洪水把人的饭碗给白白地抢走，而是要尽一切可能抢回来。正因为我们的祖先有这种韧性的斗争精神，因而虽然我们的祖国从来就是多灾多难，而我们的亿万人民却还是倔强地活了下来，并且还滋生日繁，越来越显得人丁兴旺。
在我国目前天时不正、全国各地有旱有涝的情况下，运用人民公社的优越条件，继承并发扬我们的祖先在防洪排涝方面的经验，对争取农业生产好收成是有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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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傣家爱上这条河（外一首）
陈贵培
一条摇头摆尾的小河，
从我家竹楼前穿过。
传说自从佛祖帕召（注），
用手杖把大地划破，
森林的一个妖魔，
便化作这条怪河。
栽种的季节，
大地烫得似火，
禾苗等水解渴，
它却像一条死蛇躺着。
绿斑鸠在森林里啼叫，
收割的季节来到。
它领着滚滚的山洪，
怒吼地冲进村落。
我们没法只好哭着，
从低凹的坝子迁到山坡。
从此傣家便称它为魔鬼的河，
谁要看见它的一个浪波，
就会招引灾祸。
传说一代又一代飘过，
如今小河又有了新传说：
“自从森林里吹起跃进号角，
毛主席教会傣家降妖魔，
河尾建起发电所，
命令妖魔日夜来推磨，
天上繁星便往竹楼里降落。
傣家人爱上这条河，
沿河两岸建起新村落。”
（注）佛教帕召，是傣族信仰中最高的佛，传说他曾用手杖划破地面而成夹谷河流。
菩提树
澜沧江边有一棵菩提树，
树大根深枝叶繁茂。
像一个披着盔甲的战士，
它守望着自己的村落。
只要你走向这棵古树，
传说会比叶子要多：
千年前天仙把雨伞丢落，
地上才长出菩提一棵。
它曾看着我们民族，
子孙一代代把田亩开拓，
过去饥荒的年代，
膜拜的百姓祈它降福，
围绕着它泣泣哭哭，
它仿佛爱莫能助，
枝叶上滚出同情的泪珠。
械斗的日子刀箭飞舞，
出征的人群祈它降福。
象脚鼓震得它枝叶飘拂，
滚滚的浓烟遮住蓝天，
它低下头合着晚风泣哭。
自从太阳把森林照亮，
菩提叶迎着阳光舒长，
风在森林里欢笑，
股股山溪在歌唱。
菩提树下红旗飘舞，
大地上绘下水库的蓝图，
社员三三五五，
在菩提树上贴下挑战书。
菩提树呵！菩提树，
我们历史的见证，
你可曾见过我们民族，
几千年来有过这样欢乐？
菩提树呀！菩提树，
几千年你可曾见过：
我们民族像今天这样，
昂首阔步在改造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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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牧歌（套色木刻） 范梦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