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谈《黑奴恨》 田汉
一、从《黑奴吁天录》
到《黑奴恨》
1901年林纾、魏易两先生合译的美国斯托夫人的小说《黑奴吁天录》（原名《汤姆叔叔的小屋子》）出版后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加强了当时在苦难中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一位署名醒狮的诗人在1903年的新民丛报上写对这部小说的读后感时说：“依微黄种前途事，岂独伤心在黑奴？”另一位署名慧云的在国民日报上也写道：“厉禁华工施木栅，国权削尽种堪哀。黑奴可作前车鉴，特为黄人一哭来。”金一在他的天放楼诗集里也写道：
共和旗志十三邦，开作群奴买卖场，
北省贩奴南省去，米西江畔好斜阳。
花旗南北战云收，十万奴军唱自由。
轮到黄人今第二，鸡栏豚栅也低头。
读者之所以由这部写黑人生活的小说如此痛切地引起对中国人自己运命的忧虑，也是译者们的主要目的。魏易在他的译序里说：
“……至近年美洲驱逐华工，而我支那之人，
且欲为奴而不得矣。夫奴隶可耻也，奴隶于异
域尤可耻也。至求为奴隶于异域而不可得，而我
使臣且出而争之，而争之又不能胜，诚不知我支
那之人自居何等，而列邦待我支那之人又居何等
也！
“近得美儒斯土活氏（即斯托夫人）所著
《黑奴吁天录》，反复披玩，不啻暮鼓晨钟，以
告闽县林先生琴南，先生博学能文，许同任翻译
之事。……语云：前车之复，后车之鉴，窃愿读
是篇者，勿以小说而忽之，则庶乎其知所以自处
已。”
林琴南先生在他的译序里也说：
“……华盛顿以大公之心官其国，不为私产，
而仍不能弛奴禁，必待林肯，奴籍始幸脱。迩又
寝迁其处黑奴者，以处黄人矣……黄人受虐，或
加甚于黑人。
“《黑奴吁天录》本名《黑奴受逼记》，又
名《汤姆家事》，为美女士斯土活著，……其中
累述黑奴惨状，非巧于叙悲，亦就其原书所著录
者，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其悲怀耳。方今
嚚讼者已胶固不可喻譬，而倾心彼族者又误信西
人宽待其藩属，跃跃然欲趋而附之，则吾书之足
以儆醒之者，宁云少哉！”
林先生在他的跋里又沉痛地说：
“余与魏君同译是书，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
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
众一号。”
当时灵石著文谈到林、魏两氏翻译这部小说时的情形说：“两人且泣且译，且译且泣，盖非仅悲黑人之苦况，实悲我四百兆黄人将为黑人续耳。且黄人之祸，不必待诸将来，而美国之禁止华工，各国之虐待华人，已见诸实事者，无异黑人，且较诸黑人而尤剧，则他日之苦况，其可设想耶？”（见《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二百八十页所引）
这可以知道林纾、魏易两氏不是为翻译而翻译，他们的目的是为提高当时中国人民民族觉悟和对帝国主义者奴役落后国家人民的警惕，他们的态度是正确的，他们的苦心也收到应有的效果。灵石又说：“我读《吁天录》，以哭黑人之泪哭我黄人；以黑人以往之境，哭我黄人之现在。……我愿书场、茶肆、演小说以谋生者，亦奉此《吁天录》，竭其平生之长，以摹绘其酸楚之情状，残酷之手段，以唤醒我国民。”
到了1907年，我东京留学生组织的春柳社剧团就由曾孝谷等把这部小说中动人的故事编成了五幕话剧，上演于东京本乡座剧场。由于这个戏的演出较为完整，首先是由于剧本内容充满了民族反抗的感情，使它在留学生界和华侨社会起了很大的唤醒作用，其后这个戏传到了上海各地，吸引了要求革命的广大观众。后来，到了1932年，在中央苏区的瑞金也演出过这个戏，使苏区干部和群众加深了对美帝国主义民族歧视的认识。应该说这个戏在我国辛亥革命前后和土地革命初期都起过一定影响。春柳社在东京首次演出此剧成为中国话剧运动的一个出发点。
在1957年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纪念的时候，作为春柳社社员的欧阳予倩同志提议重演《黑奴吁天录》。当时的剧本完全找不到了，欧阳老只能根据自己模糊的记忆和斯托夫人的小说重新编写，改题为《黑奴恨》。《黑奴恨》从它的思想性到艺术性比起《黑奴吁天录》有很大的提高，这个剧本的确不只是春柳社演出本的复活，而是一种成功的再创作。因而《黑奴恨》的演出，不只是对我国话剧运动启蒙期有怀旧意义，对于支持今天美国和非洲黑人解放斗争也将起有力的鼓舞和启发作用。
值得高兴的是由于四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使中国人民建成了自己的伟大的人民共和国，在彻底完成了人民民主革命之后又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取得了初步胜利，摆脱了半个世纪以前许多爱国者们所忧虑的“四百兆黄人成为黑人之续”的运命。虽则美帝国主义仍然歧视和敌视中国人民，但“轮到黄人今第二，鸡栏豚栅也低头”的局面是一去不复返了。广大黑人通过百多年来的残酷斗争，在觉悟和团结方面也远非过去所能比拟。非洲大陆，并出现了许多黑人的民族国家，实现了《黑奴吁天录》中哲尔治·海雷所理想的局面。不过，在帝国主义主要堡垒的美国，它虽仍戴着“民主”的假面，而对黑人的歧视虐待情况和一百多年前并无多大改变，在有些方面还变本加厉。南北战争前美国南北部还有若干矛盾。在南部种植园度着惨苦日月的黑人还能通过所谓“地下铁道”较容易地逃到北部或加拿大。而在今天美帝国主义的严密统治下，黑人的逃亡不用说，甚至出国参加进步的会议都十分困难。也不止对黑人如此，就是参加“自由乘客运动”的进步的白人也和黑人一起遭受殴打和逮捕。在这样的时候演出《黑奴恨》，正是对美帝国主义百年如一日的反动面目的有力暴露。
二、关于汤姆叔叔的形象
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子》的戏剧化不是从春柳社开始的，当1851年这部小说发表后不久就已经被戏剧家们搬上舞台，演遍了美国各地，大大支持了当时反奴隶制运动。
斯托夫人原名哈丽叶·爱里查伯斯·毕彻，生于康涅蒂克的里池菲，出身是教员。1836年跟卡尔文·斯托博士结婚，在辛辛那底住了十多年，那儿隔一条俄亥俄河就是蓄奴州的肯特矶，她对那边的奴隶制度和那一“特殊制度”下黑人生活有极为深刻的印象，她就把调查得来的真实事象写成小说，再经生动地戏剧化，使观众对黑人的悲惨遭遇不忍卒睹，感到奴隶制度的存在是有良心的美国人所万万不能容忍的。林肯总统曾称斯托夫人为“发动南北战争的小妇人”，这是恰当地估计了《黑奴吁天录》对当时政治所起的影响的。当时南部反动文人写了许多拥护奴隶制度的作品来同斯托夫人对抗，但都被人民唾弃了。
不过，斯托夫人只对蓄奴制度作了有力的谴责，而对于黑人解放的道路，却是了解得极为糊涂的。由于她父亲和哥哥都是有名的宗教家，她也是一位不抵抗主义的基督信者。她主张北部教会应当以基督的精神收容这些可怜的受难者，在美国这样“基督教共和国的社会和学校中领受教育”，教育好了，再把他们送回非洲去，“以便把他们在美国学到的东西付诸实践”（见威廉·福斯特著《美国历史中的黑人》。中译本第十七章二一七页）那就是说要他们取得一个黑人资本主义的前途。她当然还不认识美国黑人应作为美国“民族内的民族”和应当“跟白人盟友一起争取彻底自由”的新的意义。
春柳社时代曾孝谷改编的《黑奴吁天录》去斯托夫人原作的精神不远，也是按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期的思想要求处理的。欧阳予倩同志虽是春柳旧人，但他今天已经能够从社会主义思想高度来处理这一百多年前的历史故事。时代是进步了，欧阳予倩同志进步了，今天的《黑奴恨》比起半个世纪前的《黑奴吁天录》有了质的飞跃。
我们说“从社会主义思想高度”来处理并非要求这个写前世纪五十年代美国黑人故事的戏来机械地为今天社会主义时代服务，或是说直接为今天的黑人解放运动做号召。我们要求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眼光对这一历史故事作科学的分析研究，把握它的本质，加以深刻的艺术处理，使今天的观众从这些生动真实的历史形象得到教育。
首先是汤姆叔的印象，也是这戏里（我说“这戏里”是因为剧作者对小说原作的情节和对话有很大的增删。）最动人的形象。他之所以最动人是因为他代表了广大最善良最朴实的被压迫的黑人。他受痛苦极深，他为白种主人忠实地服务了大半辈子，结果还是被他“好心”的主人卖给奴贩子，最后他终于落到残酷贪婪的南部种植园主李格利的手里。他原本可以逃走的，但想到他逃了，主人还会卖别个奴隶，他老婆和三个挚爱的孩子也将不保，他又不敢逃，他决心忍受一切。最后在恶毒的剥削者的鞭子下挤着他的全部精力和血汗。但他在种植园痛苦生活中还是尽量地帮助别人减轻痛苦。他的主人也不能不承认他是“好人”，是来“行善”来的。但恶魔们怎么能让奴隶中有“行善的好人”呢？魔鬼李格利要“提拔”他当工头，把鞭子交给他，要他抽打无辜的女人们，汤姆坚决拒绝了——
汤 姆：老板，打人的事我不会，工头我也不能当。
李格利：（狠狠打他一鞭子）你对你的主人是这
样说话的吗？
汤 姆：我只能凭我的良心说话。
李格利：你的良心在什么地方？你是我的奴隶，
是我买来的，我出了钱把你买了来，你
的整个身子，连你的灵魂都是归我的。
我叫你怎么做，你就得怎么做，我叫你
怎么想，你就得怎么想。
汤 姆：我的身体是被人强迫卖给你的，可是我
的灵魂永远是我自己的。你能把最重最
苦的工给我做，可是我脑子里想的东西
不跟你一样。我想恐怕是永远不会一
样。……你能拿起鞭子把人当牛马打，我
永远不会用我的手去打一个无罪的人。
由于汤姆对保卫自己的灵魂采取了坚决的态度，这大大伤了他那恶魔般的主人的自尊心，也给了他很大的精神打击，使他感到“这简直是翻了天，要是奴隶们都这样不听主人的话那还了得！”也正如汤姆被打受伤睡在破牛栏的时候凯雪（戏里叫凯西）告诉他的：
李格利这家伙也和别的老板一样，自以为掌
着生杀之权，好像世界上没有比他更高的，可是
你昨天那么一来，就把他的威风煞掉了一半。
但李格利怎么能容忍奴隶的觉醒呢？除了毒打汤姆，让他挨受饥渴蚊蚋之外，在汤姆不肯违背良心说出凯雪和伊麦苓逃走的方向的时候，终于把汤姆给烧死了！
汤姆在火刑中留下了这样的话：
“我以前以为所有的人都能用善心感化的，
今天才知道像你们这班美国老板是不能用善心感
化的。
“……你们负下的债是要还的，即使今天不
能跟你算账，总有一天会把这笔账算清的。
“把我烧死了，这笔账就毁掉了吗？不，受
苦受难的人们记在心上的账你们是没法子毁掉
的。”
种植园主吸血鬼般的行为使汤姆深刻感到这些人是不能用善心感化的，那就是说得跟这些“美国老板”们斗争，而且尽管他个人遭受不幸，他已经看到了他们斗争的胜利远景。他相信他们总有一天会算清这笔账的！
应该说，这已经有了初步的阶级觉悟了。一切民族或种族压迫，归根究底是一种阶级压迫，这些受难者取得这个程度的阶级觉悟是可能的。1859年冬天，因哈普渡事件被处死刑的黑人英雄约翰·布朗，也是一位敬虔的基督教徒，但在他就义那天曾留下这样光辉的遗言：
“我，约翰·布朗，现在坚信只有用鲜血才能
洗清这个有罪的国土的罪恶。过去我自以为——
正如我现在还痴心妄想的一样——也许不用流很
多的血就可以洗清它的罪恶”。
“约翰·布朗现在写信告诉他的子女说，要
憎恨，并且是怀着切齿难忘的仇恨来憎恨罪恶的
渊薮——奴隶制度。
“灵魂是无法被监禁、带上锁链或绞死的。
我愉快地为着几百万‘无权’的人们而死……”
（见杜波伊斯著《约翰·布朗》第十三章）
对罪恶、对奴隶制度，不是容忍而是用“鲜血洗清”；不是爱而是切齿的“憎恨”。这已经向革命迈出了很大的一步。《汤姆叔叔的小屋子》发表于1851年6月；约翰·布朗死于1859年12月，相隔不过八年多，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让汤姆具有约翰·布朗式的觉悟呢？
同志们对汤姆的觉悟程度也有另一种想法。美国奴隶主在鞭子之外还有一种有力的统治工具——就是基督教。用威廉·福斯特的描写：“他们的传教师极善于从圣经中寻找词句来为奴隶制度辩护。他们把黑人描写成受了上帝谴责的人，上帝罚他们要给白人忠顺地并且毫无代价地劳作一辈子”（见福斯特《美国历史中的黑人》第十八章）。看这个戏里的种植园主李格利虽则他不信基督教，但他却是善于利用这样的宗教武器的。他对汤姆说：“我是你的主人，照圣经上说，奴隶应当服从他的主人，应当对他的主人尽忠。我是你的主人，你就得对我尽忠，你得听我的命令，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我叫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从这些话可以知道宗教是多么有利于阶级统治。
因之，作者也可以把汤姆写成这样的悲剧人物，不单是他的身体经常被奴隶主打得鞭痕累累，连他的灵魂在宗教欺骗下也给折磨得完全站不起来，把挨鞭子、挨骂、挨饥饿当作他们的不可逃避的宿命，把这罪恶世界看成永不会改变的世界。应该承认这样的思想中毒情况在阶级社会是存在的，剧作者倘使能如实地写出这种思想中毒情况，那将是对帝国主义吸血鬼们的深刻暴露，对今天人民的教育意义也将极大。但那样一来，剧的情绪会更加压抑，像现在这样不已经有人感到有些沉吗？
但我是觉得这样的戏写得沉些、深刻些是有好处的。从《汤姆叔叔的小屋子》发表的1851年算起，到现在是整整一百一十年了。美国黑人身上沉重的锁链一点也没有轻松，可耻的种族歧视还在美国南北横行，就可以知道黑人解放自己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运动一样，是要经过长期艰苦斗争的，决不是轻描淡写就能获得胜利。把问题挖得更深刻一些，不止更符合运动的客观真实，也可以更好地锻炼人们的斗志。
有些同志们指出汤姆的觉悟从基督教的奴隶道德发展到初步的阶级觉醒，发展到认识美国老板不可感化，发展到相信总有一天要跟奴隶主算总账，是有一段不短的思想距离的。中间还得经过进化论的或是跟进化论作斗争的阶段。那些奴隶主除了借重圣经之外还想从生物学上找根据，说黑人智力不如白人，天生就该受白人奴役。约翰·布朗被害的1859年也就是达尔文进化论发表的那年，当时反动学者们更歪曲达尔文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学说来替奴隶制度找存在理由。他们邪恶地把达尔文、魏斯曼等辉煌的科学贡献拿来证明“在人与人之间和人种与人种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和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任何博爱主义所不能也不应当消灭的；文明是一场争取生存的斗争，因此较弱的民族和个人都将逐渐灭亡，而强者则将接管这个世界。”（见杜波伊斯著《约翰·布朗》第十三章中译本二六五页）
这些谬论在当时是起过坏作用的。用杜波伊斯博士的话，它曾使主张推翻奴隶制度的人们“不敢理直气壮地说话，并使他们的论点，带有抱歉的意味”。尽管美国某些大学至今还因害怕动摇人们对圣经的信仰而不敢教进化论，但他们对进化论中有利于种族统治的论点还是乐于歪曲利用的。
但无数铁的事实攻破了凭皮肤的颜色来判断人类智力和品性高低的成见。灵石在《读〈黑奴吁天录〉》文中说得好：
“黑人岂真贱种，根性恶劣，无有灵魂者乎？
若哲尔治·海雷之坚忍果决，智勇双全；意里赛
之明婉淑顺，临危不乱；汤姆之忠悫诚恳，专心守
道；凯雪之机警善谋；及姆之孝；小海雷之慧，即
求之白人，亦可称为翘楚者矣。”这也正如凯雪对汤姆说的：
“我们必定要让他们知道，黑人并不比白人
低，不是永远受白人欺负的。我们也跟他们一样
聪明能干，可是我们比他们有良心，我们的灵魂
比他们干净。”
的确，天下没有比剥削者的灵魂再脏的，白人也有美丽的灵魂，但白人奴隶主和剥削者的心越到帝国主义阶段就越表现得阴险狠毒。相反的，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奴隶只有靠彼此团结友好，跟压迫者剥削者作坚定不屈的斗争。他们是“卑贱者”，但他们的灵魂是如此的高洁伟大！当时人们曾这样歌唱着黑人英雄布朗：
“约翰·布朗的尸体已在坟墓中腐烂了，
他的灵魂却依然在前进……”
同样汤姆虽然在烈火中身体被烧成灰烬了；他的灵魂却放着不朽的光辉。
按小说，汤姆虽曾被李格利威胁着要捆在树上烧他的两腋，汤姆也曾说“你所仗的是用鞭子抽我，让我挨饿，或用火烧我而已，这不过使我去死更近”，意思是说他死了就上天堂了，他们就无计再奈何他了。但后来因他不肯说出凯雪和伊麦苓逃走的方向被李格利处死却不是火烧的。据欧阳予倩同志说这个场面是从威廉·福斯特的文章得到启发的。福斯特说当时奴隶主常用火刑处死逃奴，因而剧作者用了这个典型的场面。应该说这个场面是用得很成功的，有些同志提议，就在汤姆就义这一场结束全剧，看最近《黑奴恨》的演出果然就是这样处理了。
三、哲尔治、凯雪及其他
原来的《黑奴恨》在汤姆叔被害之后还有哲尔治·海雷等逃到加拿大一场。哲尔治和意里赛、小海雷在患难中重聚。还有凯雪，作者让她是哲尔治的妹妹，他们兄妹也团圆了。但按小说，哲尔治虽有姊弟七人，提名的只有一位姊姊爱密柳而不是凯雪。凯雪年纪较长，生过两个孩子都被奴隶主给卖了，最后她狠心地毒死了自己的第三个幼子，为的免于他也受白人折磨，重演叫人断肠的母子分离的悲剧。她和哲尔治没有什么骨肉关系。后来发现意里赛就是被卖掉了的她的亲女，她倒是哲尔治的丈母娘了，但我们剧作者使她成为哲尔治的妹妹，这也好。
在这原来的最后一场，哲尔治和他的战友们对汤姆叔的死和他的精神做了评价，也展望到黑人解放运动的前途。同志们觉得这样结尾虽有必要，但还嫌弱了一些。哲尔治的确是一个“坚忍果决，智勇双全”的人物，但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还不及汤姆叔感人，那应该是作者还没有把哲尔治精神予以突出。
哲尔治是一个所谓“妙拉土”，即白黑种混血儿，他是韩德根的奴隶，一度被送往威尔逊的制麻厂当工人，他聪明机巧在厂里发明过沤麻机，极被厂主威尔逊器重，而奴主韩德根却始终践踏他，打他。在这一点，威尔逊的态度是较为进步的，威尔逊教哲尔治读书识字，并让他能常常和他的妻子意里赛团聚，而韩德根却认为威尔逊把哲尔治给惯坏了，又怪意里赛唆使哲尔治不听话，就命令哲尔治另娶。他与威尔逊之间有过争论：韩德根认为“奴隶就不是人，不能把他当人看待”，威尔逊则认为“奴隶总还是人。不能像对牛马似的”。又说：“我们要依靠他们就应该对他们好一点”，“拿鞭子只能运用他们的体力，待他们好一些就能利用他们的全部力量”。
按小说，哲尔治虽拒绝了威尔逊叫他回到韩德根那里去的劝告，但他还是衷心地感谢威尔逊的，可以说威尔逊的态度较开明，但欺骗性也更大。
威尔逊的帮助哲尔治也代表了美国资本家对日益众多的黑白混血儿的一种分化政策。威廉·福斯特同志在他的前述著作中曾这样谈到混血儿的问题：
“在黑人占大多数的许多国家里，少数白人
统治者为了扩大他们非常狭小的基础，就稍稍给
黑白人混血儿一些优越的地位。但由于黑人在美
国广大地域中从来不占人口的多数，种植园主还
没有同样迫切感到有扩大他们社会基础的需要，
因此，在政治上从来不扶植黑白混血儿。但他们
在一定范围内也赐给这些混血儿一点恩惠，如让
他们充任家庭仆役和在奴隶状态下当机工，而在
某些情况下，还让他们稍为容易赎身，脱离奴隶
处境。现在黑白混血儿虽然还受资本主义制度的
一些优待，但实质上是掌握在歧视黑人制度的铁
掌里，这一形势有利于黑人最广大阶层之间强有
力的团结。”
这样可知威尔逊的做法也多少体现着白人统治者扶植混血种以抵御黑人群众的阴谋，但由于白人统治者始终不放松歧视黑人制度的铁掌，使哲尔治能把黑人解放的真正道路看得较为清楚。首先他不是像汤姆叔那样的敬虔的基督信徒，他在许多地方表现了对于宗教信仰的怀疑和反抗（虽说最后还是按照作者斯托夫人的安排成为基督徒）。同时他也不承认白人统治者给黑人定下的保护奴隶制度，而不保护黑人奴隶的法律。哲尔治和威尔逊有这样的对话：
威：你背叛你的主人逃走，就是违犯我们国家的
法律。
哲：我哪有什么国家？我的国家在那遥远的地
方，只怕今生今世回不去了。
威：你生在美国，长在美国，能说美国不是你的
国家？
哲：美国要是我们的国家，为什么法律不保护我
们，为什么不把我们当人看待？
虽说哲尔治的话里也有着斯托夫人让美国黑人回到非洲去的观点，但他对国家和法律的阶级本质已经有所认识了。尤其难得的是哲尔治强烈的民族自觉。
哲尔治长身白晰，丰貌英挺，可以混充白人，但因不堪韩德根的虐待践踏，他走上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坚决道路。韩德根画影图形，悬赏缉捕他，为了逃出虎口，他一度化装为西班牙贵公子。但哲尔治的伟大处却正在于他不满足于“二毛子”式的存在，不愿混迹在白人圈子里，而宁愿坚受一切苦痛，为自己民族的解放运动尽力。剧作者倘使能着重描写一下哲尔治的这个方面，我想最后一场还是有力量的，也是必要的。小说最末一章记载了哲尔治给朋友的信，这封信足以看出他的政治态度：
“我将来真不知怎样搞好。真是，像你对我
说过的那样，我似乎可以混迹在这个国家的白人
圈子里，因为我的皮肤不怎么黑，我的妻和儿女
的也不显著。那么，承您的情，就这么办吧。但
是，说老实的，我并不愿这样做。
“我的同情不在我父亲的种族那边，而在我
母亲的那边。对于父亲我不过是一只好狗或者好
马，而对于我那可怜的伤心的母亲我是一个爱子；
自从那次残酷的拍卖把我母子分开以后，直到她
死，我没有见过她，可是我知道她是常常热爱着
我的，我凭自己的心知道这个。当我想到她一生所
受的苦，想到我自己早年的灾难，想到我那英雄
的妻的苦恼和挣扎，想到在纽奥连斯的奴隶市场
被卖掉的我的姊姊，尽管我控制我的非基督教的
情绪，我还得说，我不愿混充一个美国人，或被
人家看成一个美国人。
“我愿与被压迫、被奴役的非洲人共运命；
倘使我有什么愿望的话我宁愿黑两分而不愿白一
分。”
哲尔治后来举家从巴黎搬到非洲刊比利亚去了。他在那里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处，一个没有受过国家保护的人，立下宏愿要纠合同志建设一个非洲人的国家。并且说：“默察吾种以博爱为体，以煦物为用，异日世界大同，吾种当在首列”（从林译）。谁能否定他这种对自己民族的信心和自豪感呢？但他对所谓“公法公理”和国际组织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又说：“美国素号文明，断难排众议而保其奴籍”，这当然是哲尔治的局限性，也是作者斯托夫人的局限性，而在南北战争前夜，进步的美国人也应该有这样的期待。
按小说，在纽奥连斯奴隶市场被卖掉的哲尔治的姐姐爱密柳，后来在西印度岛被除去奴籍，成为迭多夫人，她丈夫死后承袭了相当丰厚的遗产，大大帮助了她兄弟的事业。这里把这一情节省去了，而把她合凯雪成为一个人，看起来顺理成章，非常有趣。最后，关于剧名，不少的同志主张不用“黑奴”字样而改用“黑人”，我也以为改一改较妥当。
这次演出有许多好成绩，演汤姆叔的演员尤其给人重厚深刻的印象。关于其他这里就不多谈了。
我以无限兴奋祝贺我们老战友欧阳予倩同志和导演孙维世同志的成功，并贺中央戏剧学院实验话剧院全体同志对本年度剧坛所作的优异贡献。
第7版()
专栏：
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教育
——看银幕上的《暴风骤雨》 王云缦
改编小说《暴风骤雨》，并不是一件易事。周立波同志的这一长篇作品，粗犷有力，气势宏伟，读来有如站在黄河急流岸边，心情时刻为之震荡，兴奋；而且，小说写出了众多的具有特色的人物，显示出在土地改革这场惊天动地的伟大斗争中，我国农村各阶级、各阶层的人们的心理面貌，给人以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教育。现在，《暴风骤雨》在银幕上和我们见面了。这部影片获得了可喜的成就。
影片较好地解决了改编上的一个难题：既要展现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气势”，又要从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刻划人物的性格。顾此失彼，不仅有损于原著的风格，同时，将不能反映这场斗争的深度与广度。影片以斗争恶霸地主韩老六为主线，一步步深入地将所有的人物，情节，都引向这一焦点，集中鲜明，复杂曲折，给人以一泻千里、紧扣人心之感，又有迂回曲折、千变万化之趣。我以为，这正是影片《暴风骤雨》在艺术构思上的主要特色。
其中，赵玉林、白大嫂、老孙头……这一系列人物，都是塑造得较为出色的。他们都是苦大仇大、深受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贫雇农，就其阶级利益、阶级地位来说，是一致的。但是，他们的生活经历，思想觉悟，以至性格脾气，又有很大的不同。人物形象的这些差别，鲜明的个性，正是动人地表现出了群众运动真实、深刻的面貌。
以赵玉林来说，他是一个觉悟最早、斗争性最坚决的贫农积极分子。但是，影片并没有简单地处理这一人物，而是从尖锐、复杂的斗争中，通过鲜明的动作刻划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人物的成长过程。影片一开始，从土改工作队萧队长和老孙头的谈话中，就介绍了、渲染了这一尚未出场的人物——全村最穷、骨头也最硬的庄稼汉；由于穷得只能让自己媳妇在黑夜光腚下地，得了个外号叫“赵光腚”。这还是影片的“虚写”。接着，他二次出现，一次是工作队刚到元茂屯，一次是第一回群众大会。这时，由于坏分子霸占了农会领导权，群众和工作队还有隔阂，赵玉林置身于群众之中，始终一言不发，只是以深沉的、惯于思考的目光在默默观察当前发生的一切。虽然没有什么言语，但是，从他的眼神和动作里，令人感受到这是一个富有生活经验、沉着干练的老实农民。然后，影片正是在敌我双方面对面的斗争中，正面地突出地描绘了赵玉林这一人物。这就是萧队长怒斥狗腿子李青山的一场戏。这一场戏，直接所写的是韩老六派狗腿子来下请帖，企图借拉拢、收买的方式软化工作队。这一卑鄙手法，激怒了萧队长，当即一针见血地给予无情的揭露。从这里，影片展开了萧队长领导受苦群众向韩老六进行决死之战的序幕。可是，从作者的中心意图来看，戏的焦点却是引向赵玉林这一人物，着力于这一人物的刻划。我们从《暴风骤雨》二次公开发表的电影文学剧本来看，都没有这样的艺术处理，只是交代赵玉林直接去找萧队长，说了一番心腹话。比较之下，可以看出电影的这一改动，对于描绘赵玉林这一人物是很有帮助的。原来的处理，赵玉林和工作队的接近，以及一下子成为土改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就缺乏足够的心理依据，看不到人物思想变化的具体过程。现在，赵玉林被安排在这一境遇中出场，就能够比较细致地表现出他的内心活动，我们看到，当时，赵玉林正是带着捉摸不定、困惑的心情，来到土改工作队的屋前，透过窗户，他亲眼目睹了这一情景，他的神色随着在屋内逐步展示的一场敌我斗争，显得十分严肃、专注、紧张，他在思考，判断……而当他看到萧队长义正辞严地斥责狗腿子时，他心中全部的疑问与困惑，一下子完全解除了，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悦之情，鲜明地映现在他的脸上和眼中。因此，当狗腿子灰溜溜地溜走之后，紧接着，赵玉林就情不自主地、急冲冲向屋中的萧队长冲了过来，满怀热情地拉着萧队长的手。因为，赵玉林已经从实际的阶级斗争中，看清了谁是广大贫苦农民的“知音”和“引路人”。通过这一转折，再衔接上赵玉林在党的培养下成为一个敢于冲锋陷阵的土改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就十分可信和自然了。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正是有了党的领导，依靠赵玉林这样一批先进人物为核心，团结群众，带领群众，经过严重的反复的斗争，才可能最终彻底地打垮封建地主阶级根深蒂固的统治。
白大嫂这一人物，也引起我们的注意和兴趣。在影片中，和赵玉林相比，她出场不多，是一个比较次要的人物。可是，她的性格同样是独具光彩，引人瞩目的。其中突出的一场戏，就在她听信了狗腿子韩长脖的造谣挑拨，引起她向丈夫白玉山的一场争吵。一开始，这个开朗、泼辣、善于体贴丈夫的农村劳动妇女，兴冲冲地将一篮子豆角和鸡蛋，送给自己丈夫和工作队同志吃。半道上，碰上了不怀好意的韩长脖，当韩长脖探问她去做什么时，白大嫂竟高兴地向这个平常为她所鄙视的人作了回答，接着，又欢快地往前走了。这一情景，一下子就表现出了这一妇女的心情，她正为工作积极的丈夫感到自傲、幸福，流露出一种对新社会满意的真情实感。由于她全身心都沉浸在这种喜悦的情绪中，即使当韩长脖进一步挑拨她，装作认真和关心地说：“萧队长说乡下妇女脑瓜子封建，要给白大哥介绍城里识文断字的姑娘！”起初，她竟没有理会，将这当作“玩笑话”。可是，这个实心眼的妇女，又觉得韩长脖的话来得蹊跷，禁不住要追问个清楚明白。白大嫂就一步步陷入了韩长脖所设下的圈套，憎恨起工作队和白玉山来了，怒气冲天地掉头就回家走。因此，当白玉山回家来时，就在这两口子之间爆发了一场喜剧性的冲突，白玉山越是着急要进城去办事，白大嫂更加误会他去城里找“相好”；白玉山越是认为白大嫂无理取闹，一笑置之，白大嫂就加倍严肃认真，追根问由。后来，当同志们来到，弄清了真相，白大嫂回想起自己竟上了韩长脖这一坏蛋的当时，她是觉得羞愧，破涕为笑了。这一段描写，只是土改斗争中一个小小的插曲，但是，却生动地描绘了一个心地善良，头脑简单，思想觉悟还不高的农村劳动妇女的形象，给人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我们看到，赵玉林是影片中的主要人物，中心人物，因此，作者就概括地，多方面地来渲染他，刻划他，描写他带头吐苦水，启发群众挺身出来向韩老六斗争；描写他在斗争中的成长，入党，以及为党的事业光荣牺牲等等。而在表现白大嫂时，就不可能占据过多的篇幅，影片就选取了一二个片断性的情节，加以集中刻划。由于影片在主、次要人物的描写上，安排恰当，相互烘托，就构成了一幅活生生的、广阔的群众运动的图画。
小说《暴风骤雨》成功地创造了恶霸地主韩老六这一反面人物形象。影片里的人物形象虽然不如原著中深刻，缺乏从多方面的斗争、情节中深入地去表现他，但是，基本上仍塑造了一个深谋远虑、富有阶级统治经验的敌人的形象。这一形象从反面教育了我们，特别是对许多缺乏阶级斗争知识的青年来说，更有极大的教育和认识作用。今天，虽然地主阶级是早被我们彻底打垮了，可是，应该说，阶级敌人和它的思想影响尚未最后消灭，我们还必须提高警惕，在思想上武装自己。
影片《暴风骤雨》还有一些缺点。有的人物不够鲜明突出。在时代背景的结合上，小说就比较自然，密切结合了人物的思想与行动。现在，影片中穿插了解放军团长等人物，还让他重见萧队长时，当面检讨说过去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认识不足等等，这样的结合显得相当生硬勉强，和剧情没有有机地溶合在一起。影片也企图通过刘胜这一人物（土改工作队中一个带眼镜的知识分子干部），来批判那种急躁冒进、主观片面的工作作风。可是，这一人物性格和情节的发展，都缺乏合理的逻辑性，反而显得不够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