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我们永远站在一起
巴金
中国作家代表团在东京羽田机场上飞机的时候，我站在舱口扶梯的最上一级，望着对面平台上栏杆前数不清的亲切的脸和狂挥的手，我提高声音接连地说：“再见！”我几次挥动我的双手，我真想跑下扶梯，跑到平台上，同朋友们再聚一会，可是人们在催我进机舱，接着扶梯也给推走了，最后飞机转了弯离开了地面。我坐在机舱内舒适的座位上，想排解压在我心上的惜别之情，却没有料到那无数只手一直把我的心拉向日本朋友的身边，甚至在三个多星期以后的这样静的深夜里，我还仿佛听见那些友情的声音，看见那些把我的心紧紧拉住的手。我什么也不曾忘记，连一首古老民歌的词句也清清楚楚地印在我的脑子里：
你明天要走了，
希望明天下起大雨来，
一天是不够的，
最好一下就是十天八天，
十天八天的大雨也不够，
不如索性下起刀尖或利箭吧……
这是在我回国的前夕，年青的导演关口润先生在汽车里对我讲的。在我们访问日本的期间，那位年青导演在工作和生活两方面都曾为我们出过不少力，可是我们跟他握手告别的时候，他首先红了眼睛，掉了泪。对这样的朋友，我常常说，我们是乐观主义者，在分别的时候，也会想到将来一定在更美好的日子里再见的事情。然而正是这样的友情把我们和朋友们的心紧紧拴在一起，人们找不到适当的语言表达深的感情的时候，眼泪常常涌出来代替了它们。机场上并没有悲愁的气氛，送别的场面甚至比欢迎的场面热烈，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跟朋友中间的联系，一直继续下去的、切不断的联系。我跟日本朋友分别的时候，不仅相信我以后有很多的机会再见到他们，而且我还有这样一种感觉：我和他们始终在一起为着一个共同的美妙的事业努力，互相支持，彼此关心，永远不会分开。我知道日本朋友一定也有同感。那一个月中间在亲切的会见和融洽的谈话中，在欢乐的聚会和愉快的旅行中，我们和朋友们都不曾忘记未来的光明、美丽的远景，大家常常谈起它，梦到它。我的确感到了心连心的快乐。
我很难在机场上忍住眼泪。不但如此，在前一天我们的告别酒会上中岛健藏先生讲完话从台上下来，我走到他面前跟他握手表示谢意，我看见他眼角的泪珠，我的眼睛也红了。在中岛先生的泪珠里和机场上别的朋友的眼泪中一样，闪耀着未来的远景，那么光明、那么美丽的远景。我相信我们和日本朋友的友情一定会在那个远景中开花结果。所以我非常珍视这样的眼泪，而且我总是带着衷心愉快的笑容想起它们。
我坐在书桌前埋下头写以上的话，我觉得好像中岛先生胸前挂着他那两个照相机，眯起眼睛，露出和善的笑容站在我的对面。在那一个月中间我们常常称中岛先生为我们的长兄。他正直、诚恳、善良，却又有一颗火热的心，他热爱他的祖国，他也热爱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地取得辉煌成就的人民中国。他的爱憎非常鲜明。我还记得那天早晨在箱根一家温泉旅馆的厅子里，我们对坐抽烟，谈到古巴，他严肃地说，美国人正在那里干坏事，但是不会久的，古巴人知道怎样对付那一帮人。过两天在东京他又笑容满面地为古巴人民的胜利跟我碰杯了。他是个忙人，他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和文化交流做过很多的事情，他和那位不知道疲倦的历史学者三岛一先生一样，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我至今还不能忘记三岛先生指挥我们合唱“美丽的友情”的日本歌《东京—北京》的情景。有人说三岛先生从前寡言笑，可是他现在谈起中国，谈起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却滔滔不绝。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闭幕以后，日本主人招待各国代表访问京都，我们在东京上车，经过横滨车站，十多个人打着日中友好协会的两色大旗匆匆地跑到月台来欢迎我们，最前面便是满头银发的三岛先生。当时连谈话的机会也没有，火车停留的时间是那样短。三岛先生一直热情地挥着手。后来他告诉我，他这天刚刚在东京机场迎接了中国法律工作者代表团便赶到横滨来欢迎我们。在那一段时间里有三个中国的代表团在日本进行访问，三岛先生作为好客而又热情的主人，他兴奋地到处奔跑接待来自远方的朋友。我们到镰仓的第二天，回到旅馆已经将近九点，在玄关脱了皮鞋，走过客厅，三岛先生已经在等候我们。前一天晚上我们从金泽回来，他还在东京上野车站迎接我们，把我们送到开镰仓的观光汽车上，现在他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又从东京赶到镰仓来，他熟悉这个城市的历史，准备陪伴我们游览这里的名胜古迹。他这天还在大学讲过课，前几天还参加过要求恢复中日两国邦交的游行示威。我关心他的健康，问他累不累，他笑着回答：“不累，孔子不是讲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远方的朋友来得越多，我们越高兴。”日本友人熟悉我们的古典著作。在甲府市一个午餐会上，有人站起来为我们朗诵了王维的七言绝句：“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是用日本话朗诵的，他还说现在应该读作“多故人”了。“多故人”，他解释得多么好！在日本我们的确有那么多的知己朋友。他们的亲切的面颜已经刻印在我的心上，而且越来越鲜明。我任何时候都仿佛看见龟井胜一郎先生的恳切而友爱的笑容。他陪我们绕着壮丽的富士山访问了好些城市，为我们安排日程常常工作到深夜。后来因为周到地照料我们的缘故，他左手的几个手指在金泽市被汽车车门碰伤了，他让手指流着血安静地参加我们和当地业余作家的座谈会。他的伤在医院包扎好以后回到旅馆，我们到他的房间去慰问他，他那么高兴地接待我们，谈得多么融洽，多么亲热，真像一家人似的。他后来甚至对我们说，他庆幸自己受了这点小伤，才有那样的欢聚。他还说那天下午和我们一路访问曾经进行过反对美军基地的英勇斗争的内滩渔民，看到美军基地的残迹，晚上又参加五百人的热烈的欢迎会，他的心情非常愉快，他自己也得到了一些新的知识。我还没有机会拜读龟井先生的七卷选集和他关于日本知识分子的著作，但是接触到他那优美、正直的心灵，我对日本的知识界不能不充满敬意。日本的知识分子今天正在严肃地考虑问题。日本人民去年连续二十三次规模巨大的正义斗争，在知识界中间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许多知识分子离开了书斋，站在人民斗争的前列，要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更多的人走到十字街头，正在选择道路，要迈步前进。我昨天刚刚买到一本题作《日本人民站起来了》的画册，在显示斗争场面的许多振奋人心的图片上，我找到不少熟识的脸庞。我又看见了文艺评论界老前辈青野季吉先生，他年过七十，体弱多病，可是他那么勇敢地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在亚非作家东京会议的前夕，他抱病出席日本联络委员会的酒会，走上讲台热情地举杯欢迎来自亚非两大洲的代表，第二天刚从医院出来他又赶到会场。他把参加这次会议当作庄严的任务，他因为会议的圆满成功而感到高兴。有一天下午，我们在他那间到处堆书、只能容三、四个客人的小客厅里谈了一个多钟头。老人对我们解释他的信仰：知识分子离开人民就会走上毁灭的道路。他还拿他一个朋友三弟兄的经历为例来说明问题。我们回旅馆的途中，那位给我们引路的日本朋友用尊敬的语调对我们说：“青野先生是日本文艺家协会的会长，可是他住的地方比许多会员差。他自己并不在乎，他始终严肃地对待工作。”我们快要离开日本的时候，老人托人带来一张纸要我给他写几个字作为纪念，我写了这样的十四个字：“坚定的文艺战士，中国人民的朋友”。青野先生不止一次用充满感情的调子对我谈起他两次访问中国的印象，他接待我们好像在接待自己的亲人。那天我们上飞机之前在羽田机场休息室里，青野先生来送别，他坐在长沙发上面、我和白羽同志的中间，满面含笑地对到机场来送行的日本朋友说：“我要同中国代表团一路到北京去。”要是他真的能够和我们同路去北京那多好！今天我在上海的静夜里还仿佛看见他的起皱纹的面颜，跟我在机舱内通过圆圆的玻璃窗最后一次望见的一模一样。我多么希望他早日恢复健康，到中国来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接受我们的友谊和敬意。
在画册上我还见到一个对我十分亲切的镜头，那就是石川达三先生拿着扩声机在对群众讲话。许多四十上下的中国读者熟悉他的名字，并且通过《活着的兵》这本小说知道他是一位正直而勇敢的作家。石川先生给我的印象也正是这样。他在亚非作家东京会议上的闭幕辞和在共立讲堂群众大会上责斥小坂外相的讲话都得到十分热烈的掌声。有一个下午我和白羽同志到他家里谈文学，在他那间明亮、宽敞、舒适的西式客厅里，听他恳切地谈他的创作和作家的责任。《活着的兵》里面几个非常残酷的场面又在我的眼前出现了，它们像无数根针刺痛我的心。石川先生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右手按住沙发靠背，左手拿着纸烟轻轻地举起来，他用低沉的声调谈他一边流泪一边写那本小说的情形。他明知道他的小说会给他招来不小的麻烦，也有人向他提出警告，可是作家的良心使他不能把真实的见闻隐藏在心里，经过一个时期的考虑，他终于发表了他的小说，而且吃了官司。石川先生不止一次地严肃声明：他的小说都是有所为而写的，他任何时候都不曾忘记他对读者负有责任。他的谈话给了我很大启发和鼓舞，光明、美丽的远景，给我驱散了二十几年前小说中阴暗的场面。回国的时候，他把我们一直送到机舱口扶梯前，最后一次紧紧的握手不仅表示了深厚的友情，还订了重见之约，第三次、第四次……见面的约。这样的友情是任何外来的力量所不能破坏的。
芹泽光治良先生也是我这次在东京结识的一位敬爱的朋友。他跟身材高大、身体强健的石川先生比起来，显得有点苍老了。然而他在精神上还是和石川先生一样地年轻。我在他的家里作客，他像接待久别重逢的老友一样。他坦白地说他同龟井先生过去都是所谓没有倾向的中间作家，若干年前他在法国害肺病，以为自己不久于人世，觉得有许多话要告诉后人，才开始写小说。可是他一再向我们强调人民的喜、怒、哀、乐就是作家的喜、怒、哀、乐，也毫不隐瞒他对北京的向往。他每一次的谈话中都流露出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友情。这种友情可以说是日本作家对我们的共同语言，友情可能有深有浅，但严肃和诚恳却是一样。
热情而讲话不多的白石凡先生在飞机跟前和我们握手分别的时候，差一点掉了泪，他为亚非作家的会议，为我们的访问，忙了许多天，也应该休息了。木下顺二先生从旅馆一直送我们到羽田机场。在机场上我没有见到阿部知二先生，可是我至今还怀念他。刚才我还找出来他和我在箱根小涌园风景如画的院子里合照的相片，他的脸上现出他常有的那种笑容。我想起和他在箱根过的两天十分愉快的生活。到箱根来同我们欢聚的还有几位日本朋友，中岛、龟井、白石三位早一天回东京去了。阿部、木下两位和我们同时离开箱根。有一次我们谈到日本的现状，阿部先生非常激动，也很痛苦。可是我们谈到日本人民的斗争，谈到中日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他又点着头愉快地笑了。我们离开箱根的前夕，晚饭后，谈到十点钟还不忍分开。大家重复着已经讲过多少遍的话，还觉得言不尽意。我强烈地感觉到我们两国人民间的友情激动着我的心，我多么渴望这种友情开花结果的日子早日到来。
我相信那个美好的日子一定会到来，而且不会在若干年以后。这是我们两国人民共同的愿望，也是我们两国知识界、两国作家共同的愿望。我和每一个日本朋友的谈话都增加了我的这种信心。藤森成吉先生的朴素客厅外的雨景，川端康成先生收藏的字画，井上靖先生家美丽的积雪的庭院……至今还在我的眼前。不论是阴雨连绵的日子，或者春雪飘飘的静夜，我们都和日本朋友在一起畅谈文学和友谊。我们已经把每一个友人的声音和相貌带回了中国。我没法在原稿纸上写下那许多、许多对我们十分亲切的名字。（我有多少感谢的话要向他们倾吐！）但是每一个朋友都在我的思念中。我永不会忘记他们。
我并不是一口气写成这篇短文。我只是在思念最深的时刻写下一点怀友的感情。我在文章里常常提到“静夜”，因为我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伏案执笔。而且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也看到那个共同的事业的光辉，我也体会到那种像长流的水一样切不断的深厚友谊。现在日本人民斗争的烽火又熊熊地燃起来了。对我们两国的作家来说，难道还有比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人民的胜利和幸福更美好的事业么？烽火越燃越明亮、越美丽，我们和日本朋友的手也越拉越紧。大家都在为那个共同的事业努力，我们和日本朋友始终站在一起，而且永远站在一起。我很喜欢那首民歌。但是今天用不着“下大雨”或者“下刀箭”来挽留像我们这样的客人了，我们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是永远、永远切不断的。亲爱的朋友们，请允许我紧紧地拥抱你们。
第7版()
专栏：
樱花漫记
刘白羽
我们非常幸运，访问日本正赶上樱花时节。早从鲁迅先生的《藤野先生》中读到“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就使我对日本的樱花怀有诗意的向往了。不过，我也曾提醒过自己：在今天我到底怀着怎样心情去日本看樱花才合宜呢？关于这个问题，我得感谢西园寺公一先生。当我们3月18日离北京动身时，蒙受他的盛情，来为我们送行。他说：“樱花要开一下开起来，要落一下就落了，从前日本人通过它，阐明一种武士思想，说人生短暂，要干就轰轰烈烈干，要死就痛痛快快死。现在樱花还是从前一样的樱花，可是，日本人民已经变了，他们坚持不懈地进行了斗争。”他的话启发了我，使我的眼睛明亮起来。我看见正是这繁荣茂盛的樱花，如云似海，给人们带来阳光与温暖。它那种迎春风而怒放的精神，不是正蕴蓄着日本人民革命精神与革命热情吗？
一
到达东京最初的时日，只能是探询樱花的阶段。
3月24日，晴空万里。十二点三十五分钟，眼快的人从飞机左窗上，发现了积雪的富士山顶。人们都争先恐后拥到左窗前，谁也不肯错过这个机会。只见碧海青天之上，浮着一片苍茫云雾，云雾中突露出白皑皑的一个山顶。日本诗人称为“雪笠”，我看像倒垂的白莲花。啊，这就是富士山了！这时，阳光射在山上，我忽然觉得那一道道雪痕，像是一条条皱纹。富士山！今天你怀有无限忧愁吗？你曾经爆发过火焰。而今天，你不是也饱含着多少烈火将要喷射出来吗？……这烈火就在这碧海、这大地、这棱棱山谷、这漠漠森林、这珊瑚礁般的海岸、这碧玉圈似的海湾、这上面的民族、这上面的人民。飞机下旋，海，激荡、浩渺，而又变幻无穷。整一点，飞机掠过城市上空。人们告诉我，“这是横滨”，“这是东京”。正在这时，忽然一片红色的海在动荡，仔细看时，却是机场上一片摇动的红旗了。
第二天上午，我从住处出来，头一次到东京街头，陪行的朋友把樱花树指给我看，树上还光秃秃的。我想春天的生命也许刚刚在树身中苏醒吧。
这时，我的注意力转向这奇异的东京。我用“奇异”二字——因为有许多奇异的传说，包围着东京。比如，人们说东京是一个乱得令人发狂的城市。我们的车子走走停停，一下拥塞在路口上，一下又卷到急驶的洪流中，我们穿过银座，顺丸之内笔直的街道向前奔驶。这时年青的日本朋友从前面车座上回过头来，就好像有一道明亮的阳光射进车来，不管他紧贴身就坐着一位警视厅派来的人，他热情洋溢的指点着外面，他说：
“看！这就是我们游行示威的地方，他们管这里叫‘皇宫广场’，我们管这里叫‘人民广场’，去年，二十三次行动，很多人们是在这里集会、游行，到国会去请愿的。”——这时，我感到东京每一寸土地都在震荡着斗争风暴的回响。你只要看一看这青年朋友奕奕的眼神你就明白了——一个严肃、不屈的日本正在行进。高耸圆顶的国会大楼，出现在不太远的前方。他忽然说：“就是在这里，警察们向我们的队伍冲来，殴打我们。”……当我回来的时候，又从国会跟前经过。蓦然间，从街口上出现手执红旗的人群。然后一小队穿着黑制服的日本警察，就像高尔基在《意大利童话》中所形容的：“他们好像是洋铁皮做的，……仿佛是带弹簧的玩具。”机械的跑着步，从我们汽车前头横跑过去。我这才发现国会门前，一群一群请愿的人像潮水一般涌过来。同行的青年朋友把国会旁一片栅墙指给我看，说：“学生当时就是从这儿冲进了国会的。”当天夜晚，我又驱车穿过东京街头，到达市中心时，夜空中给辉煌的灯火照耀出几片红色云霞。一转，又是国会。我看见国会门前，大约十几级台阶上，挤满骚动的人群：一面是警察在阻止，一面是请愿行列在向上冲。我们的汽车很快驶过，但东京人民的斗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的，我看见了一个真正的日本，——她不是银座街头夜总会红绿灯光中的日本，不是浅草裸体舞广告上的日本，不是警察派出所门前白牌上写着：“二十三日，死——七，伤——一六五”车祸的日本，不是池田统治的日本，不是美军基地镇压的日本，她是一个真正圣洁、庄严的日本。当那些高踞统治席位上的叛徒们，把一个日本降低到可悲的地位上时；另外一个日本，人民的日本，民主的日本，用他们双手把日本民族，在全世界人民心中升到空前未有的高度。这正是东京的现实。腐朽的与新生的，两种力量在冲击。我看到一幅法西斯黑卐字旗从几层高楼上垂下来，我看见电线杆上张贴着红黑二色的爱国党的恐吓标语，它们标志着——辱骂、暗杀、无耻与不义；但那个真正的日本在大踏步地跨过它们前进。
樱花尚未开放，但我已感到人们殷切盼望樱花的心情。我到中野区小滝町去拜访芹泽光治良先生时，经过新宿区一条热闹的小街，发现这小街上充满浓郁的日本色彩。店铺门前悬挂着各色各样的日本纸灯笼，黑地上写着红的“寿”字的，是卖“寿司”米团的；白地上写着红色“烧”字的，是出售日本茶食的。酒铺门口遮着各种颜色的短幔，晶亮的橱窗里摆着盆景鲜花。这儿穿和服的人多了，木屐声音在人行道上响着。不知为什么，在东京，我每次走过这些小街，都感到——正是在这儿，日本民族正在对美国文化侵袭进行负隅顽抗。而这一切对真正爱日本民族的人，令人感到亲切。不过，这一天，在这小街上引人注目的，是街道两旁店铺门前一束束粉红纸剪贴的樱花，迎风招展，使得小街上春意盈盈。人们告诉我，“这标志着樱花节开始了”。我原以为这纸的樱花立即会招来满地樱花怒放，谁知真的樱花开放，还要经过一场那样大的雨雪。
二
这两天，东京真暖。一件薄薄的夹大衣，在人们身上也有点嫌重了。就在这样暖洋洋的天气里，轻悄悄地落起雨来。这一天我们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世田谷町一条幽静的小巷。这时绵绵的春雨，愈来愈大。非常可感，阿部知二先生打了一把伞，穿一件玄色和服，趿着木屐，已经伫候在街边上了。他招着手，透过眼镜露出他那笑迷迷的眼光。这一带完全是日本式建筑，透过会客室那小巧窗棂的糊窗纸，隐约看见，雨滴从绿幽幽的藤蔓上滴落着。这是多么珍贵的、温暖的春雨啊！这春雨使人想得开阔、辽远。当我们促膝倾谈时，阿部先生由即将开幕的亚非作家会议东京紧急会议，谈到他的一个美好的理想，这就是一个亚非“大家庭”的理想，他说这是一次从黑海到日本海的“大家庭”的相聚。让春雨不但渗进土地也渗进人们的心房吧！在土地里滋润的是籽种，在心房里滋润的是友情。
当天下午，当我和山本健吉先生在旅舍内晤谈时，窗外变得雨雪交加了。将进四月，却落起茫茫大雪，这在日本也是很稀罕的事。山本先生说：暖和的地方，樱花该已开放了。再过一个星期，京都人就要坐在樱花树下红毡毯上过樱花节了。我说：我们北京人管这个时节落的雪叫“桃花雪”，那么，东京这一场雪可以叫“樱花雪”了。从窗口看出去，雪一直在急速的降落着。我们谈文学、谈友谊，谈历史的陈痛，谈未来的希望。他说到一千多年来中国文学哺育了日本文学。我讲到明治维新后日本对中国输送了新的文化思潮。他说中国在解放后又走前了一大步。我说在新的斗争中日本文学正在茁壮成长。文化与友谊结成一条长河在我们之间潺潺流着。这温暖的友情，这迷茫的雨雪，奇妙的交织在一起，构成在东京这一永远令人难忘的日夜。雪愈落愈大，入夜，当我们到三鹰去看丹羽文雄先生时，东京变成一个冰雪世界了。潮湿的雪雾罩在汽车窗上，车灯照射之处只见雨雪缤纷，在一节小巷里，汽车甚至为积雪压弯下来的树枝所拦挡。就在这时，我仿佛一下接近了我所寻求的日本。这是在雨雪泥泞的途中，担负着忧患，也担负着希望，正跋涉前行的日本。这时，芹泽光治良先生一头白发，脸上显露着慈祥的微笑的形象出现在我眼前，他的话声震撼了我的心灵。我们是前一天见面的，那时他说：“日本民族从明治维新以来，从来没有尝受过民族的不幸，因此日本民族是骄傲的，它不能体贴其它民族的心情。但通过上次不幸的战争和美国占领，产生了民族的苦恼和民族的灾难，如果说有什么收获的话，就是日本民族能够体贴其它民族的心情，他们认识到光靠自己是不能够获得幸福的，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日本民族开始需要东方民族的同情了……”我以为这是庄严的日本民族的良心。昂起头前进吧！正是现在，你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骄傲。你跋涉的也许是雨雪泥泞的征途，但真正的春天正从这一场雨雪中开始了。
雨雪逝去，阳光把天空和大地照耀得如此光亮、温暖。一个有着棕褐色圆面孔和耸立着灰色头发的五十岁开外的人走了进来。他的衣着非常朴素，灰呢上衣里露出敞着领口的黑衬衫，从他那沉着、刚毅的神情中，透露出一个久经风霜的战士风度，这是杰出的日本革命作家中野重治。他的小说《初春的风》曾和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一道为中国读者所欢迎。小桌上插了一瓶石竹花，花朵像血一般红。我们面对面坐在桌旁。他谈到中国留给他的愉快的回忆，我说到我从日本文学作品里面熟谙了的东京。这时，他站起来走到照满阳光的玻璃窗前，向楼下望了一阵，然后指给我看：
“小林多喜二就是在这地方——筑地警察署里被杀害了的。”
我问“听说这近傍有条街就是德永直写过的《没有太阳的街》？”
“不，”他坐回沙发上吸着纸烟，“那条街在文京区小石川指个谷。当时那是一条肮脏的街道，房屋低矮破旧，现在已经变成一条洁净的马路了。东京远不是过去日本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东京了。”他思索时，额头上出现几条深深的皱纹，他的声音和透过眼镜片的眼光是沉静的，——一段灾难的历史的回忆从他胸中升起……
“经过战争，东京这一带都炸毁了。1945年3月到8月，轰炸得最厉害，不过，那些用钢骨钢筋筑成的，真正从事武器生产的大工厂没有遭到轰炸。那些为大工厂承包加工的家庭小手工业工场，却给美军的烧夷弹烧得一干二净。就是这样，那些生产军火的大资本家，战后被保存下来，而小手工业的工人们生命财产失去了保障。战争期间，究竟谁在什么时候死去的，总共死了多少人，这一切是谁也不知道的。”他的浓眉从眼镜边上向上耸了耸，“你看，现在的东京建设得比过去‘好’了，但是在这个‘好’里包含了各种矛盾。”他苦涩地笑了笑，讲了战后日本人民愈来愈困苦的生活。然后他说：
“日本的社会生活，由于受到美国的影响，在许多方面都美国化了，而且呈显出一片混乱。我仅以小事为例：只要你走在街上，便到处都可以看到用外国语写的招牌和广告。”
“比如这‘Peace’（和平）香烟，”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蓝地白字的小纸烟盒子，“不仅牌子是英文，而且盒子上的图案也是日本政府花了一千五百万日元请一个美国的美术家设计的。如果让一个日本的美术家来设计，只需十分之一的设计费，而且会设计得更好。我相信，日本的美术家不会低于美国的美术家。还有，有些药品的名字用的也是外国名字。更荒唐的是，药品的说明书也是英文的，这样一来，像我这样不懂英文的人，买了药后，不知道该吃几粒，也不知道应当在饭前吃或是饭后吃。外国名字的广告，在报纸上、广播里和电视里大量出现。像我这些古板一些的人，看不懂也听不懂这些广告，因此颇有被生活所抛弃的‘危险’。这种情况，自然也反映在文学作品里。”
“生活方式也欧化了。有些人认为只要是‘新’的东西，只要是外国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这些人又偏偏同日本的保守势力密切地相联系着。那些接受表面上所谓‘新’事物的人却反对本质上的新事物。”
我说：“本质上的新事物纵然一时不被人接受，但是总有一天一定会被接受的。”
“是的，我完全同意。”
最后他站起身来。我们谈到明天开幕的亚非作家会议紧急会议，我说：“我们新的里程就要开始了。”
他说：“是的，在新的里程上，我们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但是更大的困难，只能激起我们更大的勇敢！”
中野重治先生告辞走了。他留下最后一句话的声音。我从窗口上凝视着东京，没有风砂，没有云雾，太阳好像用海水洗过一样灿烂、光明。我看见的，是这一个整个的民族。从天空、从地下都发出那样一个轰鸣的声音：“更大的困难，只能激起更大的勇敢！”
三
春风吹绽了樱花。
我第一眼看到樱花，是在琵琶湖畔的石山寺内，而且那是最珍贵的品种八重樱呢！
回到东京，东京的樱花也已灿如云霞，樱花节已至高潮。皇宫河边那片樱花林中，搭起彩棚，竖起长幡，入夜灯光如昼，召唤着游人。不过，不少更有雅兴的东京人，早到上野各地去踏青赏花了。一个民族的风习，总显示出一个民族的优美。在这烂漫的樱花季节，我们拜访了石川达三先生，在他那幽静的厅堂里谈论文学。我们还和青野季吉、佐多稻子、野间宏、簿田研二、千田是也、村山知义、三宅艳子、深尾须磨子、木下顺二、松冈洋子、壶井繁治、波多野太郎各先生作了畅快的晤谈，这些晤谈充溢着兄弟的深情厚谊。这一节里，在记叙樱花节高潮时，我要把我敬重的中岛健藏先生作为管领春光的使者来写，他陪同我尽情的享受了樱花一日。
4月5日下午我们拜访了中岛先生。我们在北京不止一次会过面。在东京，他是照顾我们最亲切的一个，因此，我们都从心里尊称他为我们的长兄。他是一位有着很高威望的评论家。如若说在中野重治那里我感到一个民族的刚强与坚毅，那末，在中岛健藏这里我感到一个民族的深厚与宏大。当然，无论从哪一方面，我们都会接触到日本的战斗激流。他头发闪着一抹银白色了，但他愈发成为一个坚韧不拔的站在斗争前线的战士了。他，在滔滔浊流中，代表着正气与良心。在若干斗争中，不但是维护者，倡导者，而且自己担当律师出席法庭。他的深沉的眼光，真挚的声音，使得一切违反真理与正义的东西无地自容。但，在朋友面前他的温厚的笑容总像春阳一样温暖照人。
这天，中岛先生和他的夫人热情地在门口迎接我们。在走廊与书斋里，可以说是一个书的世界，橱顶、案头都堆积如山丘。他把我们让进书斋旁一间会客室，通过大扇玻璃窗，可以看到布满阳光与浓荫的庭园草地。当我们坐下来谈论着日本、中国、亚非两大洲时，我觉得这广阔无垠的世界，就列在我们面前。我们看见非洲船夫顺着河流激荡，我们听见亚洲母亲抚慰婴儿的歌唱。忽然，我们都停止下来屏心静气，把眼光落在一片阳光照亮的庭园草地上，有两只椋鸟，那样安闲自得地，在那儿轻轻的踱步，……多可爱呀！中岛夫人说：
“只有我们这个院子里，它们最欢喜来。”
陪同来访的白土吾夫君说：
“椋鸟大概知道这院里住的是和平人士。”
我们都笑了。中岛先生也笑了。
中岛先生是个热爱生活的人。他在日本业余摄影家中，是第一个能手。他的书斋墙壁上一幅放大的照片吸引了我，那是“北京的清晨”——他微笑着，端详着说：“你看，这一个朝向太阳走去的年青妇女的姿态，不是象征着充满朝气的新中国吗？”他这样说时，对中国的爱自如地展现在眉宇之间。我们为一个新的提议而兴奋起来了，他和他的夫人要陪我们到井之头公园去赏樱花。夫人兴匆匆的作着出发准备。他忽然向我点点头，“来，你看看我的秘密。”他掀开一幅垂幔，把我引进一间小小的工作间。这里面一个工作台上摆满各种机械零件，墙上挂满钳子等工具，笑容在他的脸上震颤开来：“这是我的工场，我工作累了，就到这里来修理各种机械。”凡是老朋友都知道他的爱好，知道他有一双灵巧的手。所以当我回到北京，和西园寺先生谈起中岛先生时，他头一句就问：“你看了他的工场了吗？”
中岛先生邀我坐他的车，由他的夫人开车。原来他夫人经常关照着他，自己开车送他去工作去开会。不过现在我们是去看樱花。真难得的春晴啊！井之头公园在一片树林里，从繁华，嘈杂的市中心来到这儿，真令人心旷神怡。不过，我还不知樱花在那里。当我们穿过树林，发现一个小湖，沿着湖边走去，忽然看见千万树樱花完全盛开了，真是“春风扫尽茫茫雪，一片樱花耀眼明”，不久前我到苏州观赏过香雪海，这日本的樱花确实像一片无垠的雪海呢？你看，这一簇簇，一片片，压满枝头，开满晴空，你分不清花朵，花瓣、花萼、花蕊，只是一球球，一串串，在春风微荡之中，像银色的霜花，像透明的玉屑，像水洗的胭脂，樱花把日本的春光渲染得多么鲜明、浓艳啊。
我们走到湖的那面，来到一座小小的石碣前。我们仔细辨认，原来这上面刻着一首短诗：
日暮时分，
鸣叫着，嬉戏着，
停在芦苇上的苇滨鸟啊，
不想飞去了。
这是野口雨情的纪念碑。野口雨情是一位热爱大自然的诗人，擅长民歌，曾于大正年间徒步漫游全国各地，搜集民歌。他爱这里的景色，住居附近。给自己家起名为童心居。他有一句名言：“民谣是出自泥土的自然诗。”他每天早晚都在这湖滨上散步。抒情、优美以意境动人的日本诗歌，使人理解到日本民族精神中淳朴的一面。我十分欢喜井之头这宁静的一角，立在一片斜阳之中，令人感受到无限诗的情趣。春天是新的一年的开始。这宁静，也许只是暴风雨前片刻的宁静吧？
我们在井之头公园门口，和中岛健藏先生和夫人分手，我知道，这是“难得半日闲”，中岛先生又将投入他那烦忙的社会活动之中去了。
关于樱花，我还有许多值得珍惜的记忆，而这漫记我却不想延长了。因为樱花怒放，无限春光，从日本人民身上看到的昂扬的意志、战斗的友情，已经像春潮充溢在我的心上。我从富士山顶那一道道雪痕上，看出闪耀的笑容。每当这时，我总记起东京那一个难忘的夜晚。当我们在铁路附近的一条小街上，一座天花板不很高的房屋里，和西部地区的人们会见，就是这样普普通通的东京人——有从车间里来的工人，有从灶间里来的家庭妇女，有穿着黑制服的大学生，有整洁娴雅的女护士，有刚刚闭了店而赶来的女售货员，有学者，也有机关职员，但，他们的眼睛是明亮的、是真挚的，是美丽的。当我们尽情畅谈的时候，谈文学，论爱情，谈中国的建设，论日本的斗争，我们的情感完全融和在一起了，我们都拥抱在一股温暖的激流之中，乘春风而前进。我愿意永远永远记着这个夜晚，这个东京！我要轻轻的告诉人们，我喜爱这个夜晚，这个东京。正是从这儿有一条道路伸展向明天，正是从这儿，把整个日本的未来照得一片光明。樱花会随着春风来，随着春风去，但真正的春天永远属于人民，樱花，这绯红的云霞，便永远属于人民。不久以后，我们在我们最亲密的朋友龟井胜一郎先生陪同下出发到日本中部去旅行了。一路上樱花盛开，在富士五湖、在升仙峡、在松本、在筱之井、在金泽的兼六公园、在镰仓、在热海、在箱根，那垂樱、那雨樱、那夜樱，晶莹淡雅，各极其美，我就不再在这儿一一记叙，而都让它们化为余音袅袅，暂时留存在我的记忆之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