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渡河东征
上将 萧华
1936年揭开了中国革命历史上辉煌的一页。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正处在日本帝国主义蹂躏和灭亡的威胁之下，全中国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人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号召下，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作为这个运动的开路先锋的红一方面军，粉碎了蒋介石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后，为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推动全国的救亡运动，于2月中旬，开始渡黄河东征。
一
国民党反动派，对领导抗日救亡的中国共产党，是极端仇视的。统治着山西的老军阀阎锡山和日本军阀勾结起来，沿着黄河东岸二十余县，构筑高碉暗堡，妄想把抗日的中国工农红军堵挡在黄河以西，不让我们开赴抗日前线。
阎锡山太不自量力了。蒋介石上百万的“中央军”，尚且不能在天险的乌江、金沙江、大渡河挡住红军，难道你阎锡山就能在黄河边上顶得住吗？
2月中旬，虽然是初春了，西北高原上依然冰雪未化。红军第一军团、十五军团极其隐蔽地来到黄河西岸，在沟口至沙口一线，紧张而秘密地进行渡河准备。从林彪军团长到突击队长，都仔细地研究了渡河口和登陆点。我们站在白雪皑皑的河岸上，望着滔滔的黄河水，恨不得立刻插翅飞过去。
2月20日夜里，渡河的命令下达了。先遣队的小船从通向黄河的小川里静静悄悄地划向黄河。我们红二师的第五团，由二十四名同志组成的突击队，在三连连长曾国华同志率领下，开始了敌前强渡。没有月光，没有星星，夜黑得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河水的咆哮声、冰块与木船的撞击声。突然，对岸发出一阵猛烈的枪声，冲破了寂静的黑夜。敌人发觉了。突击船上的战士们，加快了划速，互相鼓舞着：“加油！加油！登上岸就是胜利！”
小木船的速度加快了，穿过弹雨，越过惊涛，不管敌人火力多猛，一直向前。红军战士没有一个人畏惧，受了重伤的，咬紧牙关坚持；受了轻伤的，继续坚持战斗。……
第二天，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各路突击部队都上了岸。阎锡山吹嘘的固若金汤的河防，被撕裂开几道大口子。红军的千军万马，源源不断地渡向河东。黄河岸上到处是胜利的歌声：
密云遮星光
万山乱纵横
黄河上渡过抗日英雄们
摩拳擦掌杀气高
是我们铁的红军……
我军突破了阎军的堡垒封锁线后，红一军团于当日拂晓便占领了三交镇，全歼敌一个营；接着乘胜前进，占领留誉镇。河东老百姓纷纷传说：“红军飞过黄河来了！”
阎锡山压不住阵脚了，他的河防军像一群丧家狗，拚命向后逃跑。我军奋勇追击。2月25日，红一军团在关上村截住了逃敌独立二旅旅部、第四团的全部和一个炮兵连。
关上村是在一条大川里。头一天刚下过雪，敌人被堵在这里，变成了瓮中之鳖、笼中之鸟，爬不出、飞不起。红一师由西北向东南，我们红二师由南向北，把敌人包围起来后，天一黑便发起了攻击。我们二师阵地东南角的山洼里，打得特别激烈。阎锡山自己在太原有兵工厂，他的部队子弹多，打起来拚命放枪。并以猛烈的炮火掩护，多次企图突围。这是我军过河后遇到的头一次大仗，战士们劲头十足，又善于夜战，近战，因此拤住“布袋”口以后，就用手榴弹狠敲敌人，打到半夜光景，把这股敌人全部歼灭了。
阎锡山的独二旅，战斗力满不赖，号称“满天飞”，过去哪里吃紧，就“飞”到哪里去救急。这一回却没能“飞”出红军的手。同志们说：我们把“满天飞”打成“满地滚”了。直到第二天拂晓，还满山遍野捉俘虏呢！
二
为了保证东征的胜利，关上战斗结束后，红一军团在关上一带，略事休整。根据军团政治部的指示，部队中展开了强有力的行军作战的政治工作。各级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分头下连队，不断地把东征的战略意义和当前形势讲给战士们听，使人人了解行动目的。行军时，干部都深入连队，同战士边走边谈形势。那些日子里，特别忙坏了给养员，他们不仅要筹办粮草，还得学习做饭。因为部队刚从南方来，对吃小米、面食还不习惯。饭做不熟，吃了拉肚子。天气寒冷，衣服单薄，预防冻伤也是比较棘手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发挥了骨干作用，吃苦在先、享乐在后；依靠着党的坚强政治工作，战胜了各种困难。
敌人阻止我军于吕梁山以西的企图，经关上村一战破产了。3月初，我军继续东进至兑久峪一带后，逼近了同蒲路。阎锡山看到红军全部渡过了黄河，自知难以抵挡，一面加强太原的防守，发急电要求蒋介石支援；一面调动驻守介休、孝义的部队向兑久峪兼程前进。我们估计敌人不过四、五个团，便决定把它诱进来聚而歼灭。一军团和十五军团摆好阵式，把敌人放进了兑久峪。
3月10日清晨七点钟，我军发起了攻击。开始打得比较顺利，但突破敌人的第一线后，却遇到了强有力的抵抗。敌人利用山边的窑洞固守，集中炮火向我军轰击，炮火之猛，是五次反“围剿”以后少见的。我们占领的山头，黄土全被翻了过来。我和刘亚楼师长随先头部队指挥作战，刚跳下一个土坎子，我突然身不由己地倒了下去，觉得裤脚里湿漉漉的，低头一看，血已流到脚面上。这才发觉左腿受了伤。警卫员把我背到一个洼地里，这时看到四师的部队正继二师之后向前挺进。
从日出到日落，两军一直处在对峙状态。在战斗过程中才查明，原来敌人投进来的不是四、五个团，而是三个步兵师，一个炮兵旅，共十四个团的兵力。我军刚刚过河，没有根据地，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地形又不利，要一口吃掉这么多敌人，是很困难的。毛主席当机立断，命令撤出了战斗。这一仗毙伤俘敌约两个团，给了阎锡山精锐部队一个严重打击。
阎锡山吃了几次苦头，不敢冒然进攻了，为了保住他的地盘，组织“防共保卫团”、“公道团”配合主力沿汾河和同蒲路严密设防，阻止我军继续东进；与此同时，又再三催促蒋介石火速发兵山西。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毛主席决定：一军团与十五军团分头南下北上，使敌人首尾难顾，以利我军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工作。
红十五军团挥师北上，于3月中旬逼近了太原附近。先头骑兵连并一度占领了距太原仅有几十里的晋祠。阎锡山一看红军到了他的老窝，极度恐慌。急调其主力十个多团，尾随红十五军团追赶。红十五军团带着他们，从晋中一直跑到晋西北。路经岚县、兴县等地，并在白文镇与刘志丹同志率领渡河的红二十八军会师。达到调动敌人目的后，又回师南下。并在运动中歼灭了敌人近两个步兵团和两个炮兵连。
敌人对于红军既打不上、又放不下，只有疲于奔命，跟着转圈。这时晋南便空虚了，敌人留下的少数部队，只能固守一些城镇，不敢轻举妄动。于是红一军团乘虚突破敌之汾河堡垒线，沿同蒲路东侧南下，围困霍县、赵城、洪洞、临汾、浮山，并攻克了襄陵和侯马镇。
山西人民在阎锡山长期盘剥下，生活极为困苦，农民迫切要求实现土地革命，当时党的工作方针，便把发动人民抗日和土地革命结合了起来：一方面没收汉奸、卖国贼和恶霸地主的土地财产，分配给穷苦群众；一方面普遍发动群众，成立抗日救亡组织。红军每个连队，都组织了工作队，人人做宣传员，挨家挨户去宣传，张贴抗日先锋军布告，召开群众大会。各级政治机关还组织了一些说书的、唱戏的、搞音乐的、办小报的人，发给他们宣传提纲，要这些人进行抗日宣传。当时宣传的主要内容：奋起抗日，反对卖国，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揭露阎锡山勾结日寇进攻红军的罪行。
为扩大抗日力量，我军大力展开了“扩红”运动。经过宣传教育后，汾河平原上掀起了参加红军的高潮。父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青年人络绎不绝地跑到“报名处”报名。已经来了的，亲眼看到红军纪律严明、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更加热爱红军，有的便又回去宣传，一串十、十串百，亲戚朋友相约而来。许多青年学生，也毅然离开学校报名当红军。只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军扩大了七千人。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长征到陕北后，红军减员的数目很大，有些部队只剩下空架子了，有些连长下放当班长。打仗缴来的枪都请人扛。现在七千名新战士涌进部队，队伍一下扩大起来。
东征的胜利，完全证明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所提出的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的正确。
三
阎锡山在山西几十年闭关自守，连铁路也是窄轨，不论蒋介石和其他军阀，谁也进不来。现在他的统治摇摇欲坠，只得再次请蒋介石派兵。蒋介石得此良机，4月中旬，派了十个师分两路来了。一路五个师自潼关北上入山西；一路五个师自正太路西进。阎锡山有了蒋介石壮胆，也派了五个师两个旅由晋中向南压下来。这时，驻守黄河以西陕西境内的国民党军，也企图沿黄河北上，封锁黄河渡口。敌人的企图，要迫使我军背水应战，进而聚歼我军于晋西的隰县、石楼地区。
红军既然在东征中壮大了自己，又达到了调动陕北阎军回山西的目的，为了保存抗日力量，避免与优势的敌人决战，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红军回师西渡。
红二师由临汾附近向西转移，撤到清水关附近，负责掩护军团部和一、四师渡黄河。一、四师西渡前，在吉县又打了一仗，歼敌八百余名。
4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们在清水关以东二十里的一座山上的小庙里，见到了毛主席。这时红军主力大部分已渡过了黄河，而主席还带着电台和一支小部队留在河东。情况异常严重，敌人二十万大兵，正从东、南、北三面压过来。隆隆的炮声越响越近了。大家都耽心主席的安全，请主席快些过河去。主席却沉静地笑着说：“不要紧，来得及！”说着又继续工作。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紧要的关头，那种坚毅、沉着、当机立断的气质，是我们永远难忘的。哪里最困难，哪里最危急，他时常出现在哪里。记得长征途中打腊子口的时候，毛主席就在离腊子口很近的地方指挥我们；夺下腊子口后，我们追歼逃敌，一口气夜行军七十多里，部队有些伤亡，也十分疲劳，有人想就地休息一下，毛主席和林彪军团长来了，鼓励大家再鼓一把劲，赶到岷县去包围敌人，掩护后续部队前进。战士们看到主席，忘记了疲劳，一跃而起，连跑带跳地向前奔去。直罗镇战役时，大清早部队正要发起攻击，毛主席到了我们师的进攻出发地。那正是11月的寒天，白军都穿上了老羊皮袄，我们还穿着单衣呢！毛主席亲自查看了战士们的战斗准备，鼓舞战士们说：“同志们，天气冷了，我们还没有棉衣，今天要找敌人‘借’点衣服穿！”同志们受到主席的鼓励，把寒冷忘了。有主席在身旁，我们就像靠着一团火，感到温暖，感到全身充满着力量。现在，主席又出现在我们面前了，正在渡河的战士，慌乱的沉着了；勇敢的更加勇敢起来。
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渡口虽然只有几只木船，部队的秩序依然有条不紊。当毛主席随同最后一批掩护部队渡过河后，敌人的炮弹便从东岸飞了过来。同志们笑着说：“听，敌人给咱们送行来了！”这时候，敌人二十万大军压在河岸上，他们望着滔滔的黄河只好隔河兴叹了！
胜利的东征结束了。在七十五天中，我军歼敌万余人，大大地壮大了自己。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被打乱了；红军在山西广大农村播下了种子，抗日的烽火在阎锡山的脚下燃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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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风起磐石
杨佐青
到磐石去
1932年旧历除夕，东北军由双城一线溃退，哈尔滨终于被日寇占领了！大地卷在一片暴风雪中。东北人民在悲恸和严寒中，度过了“九一八”后的第一个春节。
这天晚上，“交通”秘密地通知我：满洲省委要我作好离开哈尔滨的准备；走前，中共中央代表、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同志，将亲自到我的住所来交代任务。
什么任务？我不知道。猜想可能是派我到东北军哪一个旅，或是哪一股义勇军中去做兵运工作。因为自从“九一八”以来，我就做北满特委的兵委书记。可是，罗登贤同志为什么亲自来谈？为什么告我是去一个地方，却不是一个部队？
过了几天，罗登贤同志果然来了。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
“你要走了，咱们谈谈吧！同日寇斗争要进入一个新时期了！……”虽在白色恐怖下，他的脸总是那样平静庄严。他带着浓厚的广东口音，低声地对我谈着整个形势：哈尔滨被占领，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占满洲的计划接近完成了。东三省已经没有国民党的政权。国民党在东北的军政要员张景惠、熙洽、马占山之流，都投降了，并且明目张胆地和日寇勾结起来，准备组织背叛民族的“满洲国”！东北将要和祖国割裂开来，东北的同胞就要成为亡国奴了！……
说到这里，他心情沉重地踱了几步，忽而又坐下，声音略微提高了些，激动地说：“不过，我们坚信，东三省不会被灭亡。劳苦大众的反日斗争，正在各地风起云涌地开展起来。在这个时候，我们党的责任，就是把这些自发的斗争，变成有组织有领导的战争！同时要建立党领导的工农义勇军。你的任务，就是到磐石去拉武装。”
罗登贤同志和我整整谈了一夜。第三天，我便搭乘去长春的夜车，到磐石去了。
磐石，是个汉族、朝鲜族杂居的县份。我到达这里的时候才知道，环境和哈尔滨很不一样：县城里没有日本兵，只有两个连的“国民党降队”和一个“日本领事馆”。一切似乎还较平静。
白皑皑的大雪，复盖着一块块稻田。我向乡下走去。沿途，不时看到墙壁上、大树上有这样的标语：“建立苏维埃政权！”“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下面写着：“中共磐石中心县委”。黄昏，我走到一个恬静的小山村，开始有几个朝鲜族的小孩上来盘问，后来又有几个妇女把我包围起来，原来这里便是党的地下县委机关所在地——西玻璃河套。
西玻璃河套，地处伊通、双阳、磐石、东丰四县的“夹缝”，是一个“三不管”的地方；早在1930年，党便在这一带朝鲜族农民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曾经多次领导农民进行过抗租抗粮的斗争。党的工作有相当的基础，有秘密的农民协会、妇女会、小儿队等组织，绝大部分朝鲜族农民都参加了“反日会”。就在我来的前些天，又爆发了一次规模很大的反日大暴动。据说参加这次暴动的约有六七百朝鲜族与汉族农民。他们云集在奉（天）吉（林）铁路线上，高呼着：“中国的铁路不许日本人走”的口号，扒铁路、砍电线、烧枕木，整整闹了半天，迫使日本人好多天不能通车。听了这件事，使我又想起罗登贤同志说的话：“东北人民是英勇的，倔强的，他们是决不会让东北亡给日本的！”
在一家农民的草房里，我会见了磐石县委书记。他看完我的介绍信，说道：
“你来的正好，我们这里已经搞起了一个‘打狗队’。”
“干什么打狗？”我奇怪起来。
“不！”他笑着解释说：“不是打四条腿的狗，是打两条腿的‘走狗’！”
原来，日寇在朝鲜族中建有所谓“保民会”，头子都是朝鲜族中的奸细。这里的同志管他们叫“狗”。为了对付这些“狗”，保卫县委机关，他们特别组织了一个七个人的小队伍，名为“打狗队”。起初，只有一颗打“馅豆子”的
“铁公鸡”，现在，已经有了七件不太好的武器，一支“天门蹦子儿”，一支
“七星子”，一支“小镜面”，一支“后门蹲”；还有两颗手榴弹。
听到这些情况，我非常兴奋。这里有党，有革命的群众，现在又有了一支小小的队伍，我们何愁不能把武装迅速地建立起来！
第二天一早，县委便召开了扩大会。来开会的同志，大多是朝鲜族同志，其中还有四五个女同志。根据省委的指示，会议决定：应抓住日寇尚未到达磐石的机会，迅速扩大武装，建立一支工农游击队；同时展开发动群众的工作。就在这次会上，我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打狗队长”李红光同志，另一个是磐石县中的学生孟洁民同志。
李红光同志是一个淳朴的朝鲜族农民，人很勇敢。会议决定他继续做游击队的队长，我做政治委员。孟洁民同志是汉族人，长于鼓动；会议决定派他到伊通营城子国民党降队“老七连”去组织兵变，听说这个连士兵中反日情绪很高。
第二天，宣传动员的工作在各区都秘密开始了。
我们的旗帜
给省委写过报告，李红光同志和我带着“打狗队”，跨过铁路，到了磐东呼兰镇一带。这里，群众基础也不错，汉族群众又多，正适于我们发动汉族群众，直接威胁“保民会”控制的地区——“保区”。
这时节，群众生活特别苦：吃的是苞米皮子，糠菜团子；春播没有牲口。为了接近农民，我们便到地里去，帮助拉犁杖，踩隔子，一边干活，一边宣传。很快搞熟了关系。他们欢迎我们到家里去，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们吃；夜晚听到梆响，也来参加“反日会”开会；有的还把自己家里的土枪，“二人抬”土炮，献了出来。各区军委陆陆续续介绍来一些反日会员，不到半个月“打狗队”扩大到了二十多个人。每到夜晚，我们就带着群众，以猝然的动作去抓“保民会”的头子，打“保区”。仅十几天的时间，把日本领事馆插在这一带的刀子，都拔掉了，还缴到了三支手枪。
游击队员增加了，队里的武器显得愈来愈少。人多枪少，使大家很苦恼。于是，如何得到更多的武器，便成了全队每一个人日夜琢磨的头一件大事。
一天深夜，我正睡得迷迷糊糊，李红光同志推着我说：
“快醒醒！快醒醒！咱们缴枪去！”
听说缴枪，我连忙翻身坐起，问他：
“缴枪？到哪儿去缴？”
“大排队！”他兴奋而又低声地说。
不知他从哪里打听到：呼兰镇西南二十多里，住着一个地主武装“大排队”。这个队，是“九一八”事变时，
当地地主阶级为了防范农民暴动，才组织起来的，有二十多支好枪。队长是一个姓李的地主，人称“李保董”，外号“二阎王”，队员是一色地主儿子、流氓地痞。整天吃喝嫖赌，祸害人民。
当天晚上，月朗星稀。我们悄悄地摸到大排队住的房子。李红光同志把“二人抬”土炮架在门口，又把一部分人埋伏在四周，然后和我带着四、五个人装做赌徒混了进去。
通屋南北炕上，挤满了人。赌徒们正喝五?六地吵嚷，根本没有发现我们。我向墙上扫了一眼：二十多支崭新的长短枪挂成一排。李红光同志暗暗向大家递了个暗号，游击队员们迅速抢占了四个大角。
“不准动！”李红光同志喝了一声，我们亮出了手枪。大排队员一个个都像傻了一样，还没闹清什么事，二十多支枪已到我们手里了。
李红光同志拉开架式，用枪向他们点了点，大声地说：
“我们是工农义勇军！不伤你们的性命，只是向你们借几条枪去打日本鬼子！愿意跟我们一起打日本的，我们欢迎！”
这伙人，本来不是抗日的材料，只是发抖，没有愿意跟着走的。我们也不稀罕他们，收拾了枪便走了。
借助这二十多条枪，我们的“打狗队”又扩大了。这时已经成了一个三十来人的精干队伍。李红光同志说：“咱们的资本大啦，‘打狗队’这个名称，可以改换改换了。”经县委批准，我们把三十多人编成两个小队。给每一个队员做了一个红袖标，还做了一面缀有镰刀斧头的红旗，旗上写着：“工农反日游击队”。
我们的旗帜，正式打起来了。呼兰镇一带的群众，到处传说着我们夜摸大排队的故事，说得神乎其神。“工农反日游击队”的声威，越来越多地吸引着群众。一些青年农民，找到我们硬是跟着不走。我们说缺家伙，他们就自动地想办法。有的回家扛来一支矛子，有的找亲戚朋友借杆猎枪来。郭家店两个木匠，听说我们的枪是从地主手里夺来的，便拿着磨得飞快的斧头、刨刃，跑到一个地主家下了三五支枪，背着找我们来了。
大排队被缴械，已使磐东一带的地主豪绅为之震惊；工农反日游击队一天天扩大，更使他们不安。他们组织“民会”，站岗放哨，造谣生事吓唬汉族农民，说“出了高丽胡子啦！”一天，呼兰河上忽然发现三具朝鲜族农民的尸体，谣传是汉族杀的。不用说，一定是地主们干的，阴谋嫁祸于人，借以挑拨两族人民关系。经过调查证明，果然不错。死的是三个反日会员，他们是夜晚开会回家，走在路上，被李二阎王派人勒死扔到河里去的。人民群众一时是非不分，反日运动受到了破坏。我们向县委请示，决心逮捕李保董，杀一警百，坚决粉碎地主阶级的猖狂进攻。县委的指示还没有来，可是却接到了从磐北捎来的一封信。展开一看，上写：“限十天内，把大排队枪如数交来，过期缴械。”下署：“殿臣”。看罢，大家都惊愕了。
殿臣，在这一带很有一点威风；提起他来，没有一个不知道，也没有一个不怕的。他姓傅，八旗人，是磐、伊、双、桦四县最大的一个胡匪头。前几年，他的基本队伍不过二、三百人，近年来他打家劫舍，东缴西并，降服了大大小小的股匪，已收编到四、五千人，一跃成了这一带最大的枭雄。哪一个胡子想在当地“成绺子”，都得受他管辖。现在，他拿我们当胡子了。面对着这样一个横行霸道、实力强大的胡匪，我们都万分焦急。事情很明显，如果不理睬他，他定会动武力；硬打，我们这支年青的游击队，当然不是他的对手。可是，枪是我们的命根子，把从大排队缴来的枪送给他，这是万万不能的。有的同志主张和他拚一场，有的主张暂时离开这儿，找个地方隐蔽一下。李红光同志说：
“拚，没有好结果，走，也不是上策；咱们先摸摸他的底，再作计议。”
县委同意了这个意见，并决定要我前去。
事情还算顺利。见了殿臣，我把我党的抗日主张宣传了一番，说明大敌当前，中国人不能互相械斗，应该枪口对外。大概他看我们态度诚恳，我们拉队伍的目的又不是为了和他争地盘，而且人枪又很少，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也就不提缴枪的事了。
不管傅殿臣是怎么想的，但是这件事，对我们这支年青的游击队来说，确是好比一只刚刚启航的小船，绕过了航程中的第一个险滩。
回来以后，我们立刻逮捕了李二阎王，在被害的反日会员的村庄，召开了公审大会。在群众的要求下，把这个破坏抗日、屠杀农民的地主就地处决了。会场上，千百个拳头一齐高举，汉族、朝鲜族一同高呼着口号：
“劳苦大众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一浪高一浪
斗争在发展，一浪高一浪。4月4日，郭家店党支部书记忽然跑来报告说：磐石城里下来一个日本特务，带了几个走狗和一连伪“满洲国”军，抓走了二十多个反日会员。日本鬼子开始和我们交手了！
一堆群众跑到我们的驻地来，要求游击队营救被抓去的人。这时，我们的游击队，仍像一个刚刚开始学步的娃娃，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摆开阵势打硬仗的。经过慎重研究，我们作了这样布置：游击队全体出动，由李红光同志率领，赶到敌人前面去埋伏；由我率领一些群众从后面追上去，设法争取伪军士兵的同情，然后相机劫车；这边不成，那边再打。研究好，我们便分头出动。
我们一路走，一路动员群众，队伍愈来愈长，一个上午就汇成了二、三百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齐声呐喊着：“走啊！”“救人去！”一气跑了二、三十里，远远看见大道上有十多辆大车，被抓去的人都绑在车上。群众呼叫着跑上去，一下子把大车包围起来。我们带头一叫，男女老少都向伪军喊口号：
“中国人和中国人是一家！中国人不该帮日本人抓自己的同胞！”
“日本鬼子打进来，咱们都是亡国奴呵！”
“中国人不抓中国人！”
伪军们开始还挥着枪发野，随着群众的呼声，他们有的像泄了气的皮球，有的低头不语。最后只剩下一个日本特务，像头野牛，又跳又叫。
我一看情景，向身旁几个队员说：
“上去抢！”
话刚出口，几个同志掏出剪子，涌上去就剪捆人的绳子。霎时，公路上乱成一片，七、八辆车上的人被救了下来。日本特务看势不好，和几个死心塌地的汉奸跳上最前面的两辆大车，用鞭子抽打着牲口跑了。那个日本特务边跑边放枪，他的魂早吓掉了，打了几枪也没伤着我们的人。群众没有被吓倒，有人叫了声：“追呀！车跑了！”人们像一阵风似的，顺着公路又追下去。
日本特务和伪军赶到三道岗，便钻进一家地主烧锅大院，我们怕敌人下毒手，远远地包围着院子?喝，缠住敌人不放。
一直闹到黑了天，我们正在为那没能救出的几个同志着急，忽听院子里
“叭”的一声枪响。里边乱了起来。跟着，大门打开，几个被打得遍身是血的反日会员，踉踉跄跄地跑了出来。
“打死了！打死了！”他们兴奋地喊。
我赶忙跑过去问：“打死了谁？”
“日本特务！”一个反日会员说，
“是被一个伪军班长打死的！”
原来伪军中一个班长在群众的压力和影响之下，喝了几口酒，心一横就把日本特务打死了！
这真是没想到的事！我打听了一下，这些伪军是旧吉林军混成二十四旅宋固荣营的部队，我们本想动员他们和我们一起抗日，谁知他们不愿与我们合作，竟把队伍拉到山里去了。后来听说，宋固荣因他部下“闯了祸”，怕日寇“问罪”第二天便慌忙带着其他三个连逃出了磐石，到黑石镇宣布起义，举旗反日了。
一次营救反日会员的行动，引起了这么一系列的反日行动，是我们没预料到的。伪军的反日情绪更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决定加强营城子方面的兵运工作。于是5月16日，酝酿很久的“老七连”哗变，在孟洁民同志领导下，终于爆发了！
哗变的士兵没有全部拉过来，枪大都带来了。县委从各地紧急抽调了一些党团员，并且把磐石赤卫队也调了来，一齐补进了游击队。我们的游击队骤然扩大一倍，一下变成了有四个小队百多人的队伍。这时，日寇对磐石的控制加紧起来，把井坪联队的一个大队开到了从磐石到海龙的铁路线上。我们为了迎接更大规模的战斗，部队进行了训练。
对于打仗，我们根本没有经验。急于想找一本军事文件，也没处找。省委曾说寄一本《中国游击运动》的小册子来，一直还没收到。恰巧，一天在一个私塾先生那里翻古书，翻出了一本《孙子兵法》，真是如获珍宝。白天，叫哗变过来的士兵教大家学射击，摆队形，夜晚我们几个负责同志，点着小油灯，一页一页翻读那本古代的兵书。读到兴头上，孟洁民同志便高声朗读起来。
这一时期，驻磐石的伪军骑兵守卫队经常下乡来。这天，他们刚在郭家店一带附近一个屯里住下，我们便偷袭进去，像老鹰抓小鸡，抓了他一个班。李红光同志高兴地说：“按孙子兵法，咱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骑兵守卫队挨了一棍子，不久，日寇一个中队带着两连伪军向我们驻地扑来。这是日寇第一次下乡“讨伐”，我们决心给他吃点苦头，随即召开了军事会。大家一致认为，日寇兵多势强，我们不可硬碰，按孙子兵法说的，首先要
“佚而劳之”，然后给他一个打击，取得些胜利，即行撤退。行动确定以后，县委布置各地反日会组织群众封锁消息，监视敌人；我们把队伍分成十几个小组，立即离开了驻地。
日寇下了火车，行动十分小心。每天晚拔早宿，一连两天，他们也没有发现我们的影子。夜晚，我们派各个小组，轮流到日寇宿营地周围去打枪，打上一阵，听到他们跑出来，我们就走。闹得日本鬼子日夜不安。
疲劳敌人的目的达到以后，我们就把游击队集中起来，决定选择一个有利地形，设法“利而诱之”，然后“乱而取之。”这天我们来到了黑石镇东北的一片山地。这里有一条大道，前面是一片小平原，背后是连绵不断的万山丛。在这里埋伏下来后，便派出一个小队，到黑石一带公开活动。
等了两天，敌人没有来，第三天午夜，远远地听到一声马嘶，一个反日会员跑来报告，日本鬼子出发了。前后是伪军，鬼子夹在中间。我们商量好，由李红光同志带领一部分人埋伏在中间山上，我和孟洁民同志各带领一部分人埋伏在左右，放过前面的伪军，集中火力打中间的日本兵。
战斗按照预定的计划打响了。中间山头上的枪一响，我们也一齐向伪军开了火。同志们一面打，一面向伪军喊叫：
“弟兄们，调转枪口对鬼子放！”
“中国人不做亡国奴！”
伪军在我们的军政夹攻下，人声嘈杂，乱成一团。日本鬼子顾不得指挥伪军了，像疯狗似的向山上爬来。我们狠狠地把鬼子揍了一顿，便交替掩护着撤出了战斗。等日本鬼子攻上山头，拉开战线，我们已经远走高飞了。……
就在这次战斗中，我负了伤，从这以后，便脱离了磐石游击队——被送到哈尔滨养伤。
在我走的时候，游击队不过是一个刚刚学走路的婴儿。加上我们没有建军的经验，游击队在发展过程中，曾经走过些弯路，受到过挫折。但自从1932年底，党派杨靖宇同志到磐石后，便把它带上一条壮大发展的大道。到1933年就正式组成了磐石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杨靖宇同志为师长兼政治委员，李红光同志任参谋长。以后，这支部队更成为威震敌胆，鼓舞全南满同胞抗日意志的抗日联军第一军。
〔以上两文选自《星火燎原》第四集，该书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