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的新版本
苏联弗·布鲁什林斯基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体系中占着特殊的和极为重要的地位。
当马克思在1848—1849年的革命后住在伦敦并有可能重新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又“从头”把他在四十年代所已经达到的认识加以丰富、发展和深化。到1857年8月为止，马克思的工作，主要在于收集并批判地掌握大量的有关经济问题的文献资料，同时也直接研究了英国和其它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一切重要事件和事实。在1857年8月底，马克思着手写作一部分析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全面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巨著。经过了九个月，到1858年5月底，马克思完成了自己著作的著名的方法论《导言》，写下了分析商品、货币而大部分是分析资本的七大本笔记。
马克思这部1857—1858年的手稿已由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于1939年按原文发表了，这就是后来共有四卷的《资本论》的草稿。这部手稿带有草稿性质，马克思为了要在这部手稿的基础上建立起严谨的、经过全面研究的关于资本的学说，不得不在许多年内花费了巨大的劳动。
1859年1月完成并于同年6月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就是马克思进一步研究经济理论的初步成果。这一卷包括两个部分，即《商品》和《货币，或简单流通》，按马克思的说法，是引论性的。由于健康越来越坏，也由于必须在报刊上反驳伏格特，马克思把他的著作的最主要的和最大的部分——关于资本部分的准备工作，搁置下来了。到1861年8月马克思才继续他的工作，着手系统地分析资本部分。从1861年到1863年6月这两年期间，马克思写了一部由23本笔记组成的庞大的手稿，这部手稿和他的著作的第一分册的标题是相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就是后来的全部四卷本《资本论》的草稿。虽然仍旧是没有完成的草稿，但已经是一部系统的比较详尽的草稿了。手稿中篇幅最大并且研究得最为透彻的部分就是历史地批判研究的那一部分，马克思在1861—1863年的手稿中称之为《剩余价值学说史》，后来又打算把它作为《资本论》的最后一卷，即第四卷——政治经济学史的批判。后来，马克思在1877年11月3日写给索特的信中谈到：“……对我自己来说，我写《资本论》是从历史部分开始的，这正与它将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次序相反。”
马克思倒过来开始写作他的伟大著作是有深刻的原因的。六十年代初，马克思在原则上研究了他的经济学说的所有主要部分，而在那段期间完成和出版了的仅仅是他的著作的序论性的两章。马克思称为自己著作的《基本章》部分（关于资本的研究）还只是1857—1858年写作的完全没有经过整理的很粗的草稿。马克思在1858年11月12日给拉萨尔的信中说：“材料已经齐备了，只要加以概括就行了”。但是，要把收集到的这样庞大的资料给以科学的总结，就必须对当时已有过的一切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一次总评。要知道，马克思的学说不是从空地上产生的，而是在对当时所有经济著作进行深刻而全面的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当马克思在1861年8月着手写作他的主要的和基本的部分，即关于资本的部分时，他很快就终止了对他的剩余价值学说的叙述，而开始详细地写《剩余价值学说史》。
马克思最初的想法，是要在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理论研究之后对于剩余价值学说作个历史叙述，如同在第一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一样，商品一章的末尾是《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货币一章的末尾是《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但在实现这一计划的过程中，关于剩余价值学说的历史叙述远远超过了马克思最初的想法。所有马克思以前的经济学家都犯了错误，他们不是按剩余价值本来的纯粹的面目去看待剩余价值，而只是按利润、地租或利息的特殊形态去看待它。因此，马克思所分析和批判的理论的材料本身就需要扩大研究的范围。批判地分析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剩余价值的观点，必然会使马克思同时去分析他们关于利润、地租、利息等的概念。同时，为了使得对错误理论的批判成为全面而彻底的批判，马克思运用自己创立的理论的各个部分来驳斥这些理论，他所创立的理论是整个经济科学中一个伟大的革命的变革。
这一切使《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篇幅大为增加。在1861—1863年的手稿中，笔记从第六本到第十五本，第十八本，以及第二十到第二十二本的个别部分都是历史的即历史批判的部分。在这部分手稿中，对经济科学的基本问题的分析批判和理论探讨是结合并交织在一起的。历史批判的研究揭示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从十七世纪中叶起到十九世纪中叶发生、发展和退化的情况。马克思对他亲近的朋友曾经说过：“我创立一个历史法庭，对每一个人论功行赏”。他指明，“政治经济学规律是以怎样的形式被第一次指出并得到进一步的说明”。此外，马克思在指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古典作家的贡献的同时，也批判了他们的阶级局限性和他们的具体的理论错误。马克思极其精辟地揭示出错误经济观点的方法论根源和阶级根源，并为我们向敌对的观点和理论作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此外，马克思对一系列重大经济问题的研究，是和对经济理论作历史的批判分析紧密结合的，这种结合在下述两个方面具有巨大的意义：第一，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如何达到他的经济理论的这一或那一组成部分的；第二，在《资本论》第一第二第三卷中都没有得到全面论述的问题（如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资本主义制度下危机的不可避免性，绝对地租和土地国有化，商品的个别价值与市场价值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在这里常常得到更加详细的说明。
所有这一切使《剩余价值学说史》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体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不仅对了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并且对创造性地探讨许多现实经济问题，对反对现代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修正主义者都具有极大的意义。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修正主义分子常常在不同程度上制造反科学的理论，其实这种理论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早已受到致命的批判。
大家知道，马克思没有来得及把《剩余价值学说史》这一部手稿整理出来付印。恩格斯也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一工作，恩格斯到临终前一直没有放弃把第四卷《资本论》整理出版的愿望。恩格斯仅仅读完了这一庞大的手稿，并且改正了作者的若干处明显的笔误。
马克思的这一部手稿第一次由考茨基于1905—1910年间分三卷出版，其中的第二卷又分作两册。由于有了这一版本，马克思的这一杰作能够流传在相当广大的读者中间，并且被译成不同的文字。但是，就考茨基的版本的质量来说，在很多方面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考茨基拒绝按照恩格斯的打算和手稿的内容来出版马克思的手稿。考茨基宣称《剩余价值学说史》不是《资本论》第四卷，而是一部与《资本论》“并行”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好像没有任何内在的次序。这些极为错误的看法使得考茨基随意地处置马克思的手稿。考茨基不懂得马克思著作独特的结构，不懂得在这一结构中把历史的批判研究同经济问题本身的分析相结合的意义。因此，他完全无视马克思在他笔记本封面上写的那些标题，这些标题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各章和各部分的联贯性。由于抛开了这一切，考茨基改变了手稿的结构，任意把一些部分重新安排，把第一卷特别是第二卷完全按他自己的想法加以纂改。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手稿，一开始就简要地指出所有的经济学者都把剩余价值和它的特殊形式——利润和地租混为一谈，接着就是关于詹姆士·斯图亚特的分量不大的序论性的一章，斯图亚特第一个认识到从交换中不可能引出利润。这分量不大的一章是分析重农学派的引言，重农学派是第一个企图通过生产过程的分析来说明剩余价值的。接着，马克思对亚当·斯密学说进行分析，此后又重新回到重农学派，并且考察了表明重农学派是比他们之后的亚当·斯密更为深刻的研究者的那一部分学说，这就是魁奈的著名的《经济表》。《剩余价值学说史》最初几章的这种顺序反映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曲折和矛盾的过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一些问题的理解前进了一步，而往往对其它问题的说明又后退了一步。
考茨基粗暴地破坏了这几章的顺序。在他的版本的开头，放进了从1861—1863年马克思最后几本笔记中抽出的四节，把笔记6—18同笔记20—23中的补充稿混在一起，把马克思联系着对亚当·斯密和魁奈的观点的批判所作的理论研究的那部分主要篇幅从正文中删去，而单独作为专门的附录放在篇末，这就使这一部分脱离了历史批判的研究。
更为粗暴的是考茨基在他编的《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中把马克思的手稿重新作了安排。《李嘉图的利润学说》这一章，在马克思的手稿中，包含着对李嘉图的平均利润率形成过程的看法和平均利润率下降原因的看法的严肃而彻底的批判。而考茨基却把这一章分作两半，分别安置在第二卷的前半部和后半部，两部分相隔350页（按中译本为347页——译者注）。马克思指出，李嘉图在地租学说上的错误，给他的利润学说打上了很深的烙印。因此，在马克思的手稿中，对李嘉图的地租学说的分析是在《李嘉图的利润学说》这一章之前，这并不是偶然的。考茨基没有理解到这一点，企图按照《资本论》第三卷的顺序来安排马克思的手稿。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并不是对李嘉图的体系进行历史批判的研究，而是系统地表述马克思自己的理论。
在很多情况下，考茨基由于对马克思的推理进程没有足够的理解，而把马克思的手稿弄得支离破碎。章节的名称常常只是单纯地列举人名，或者一般化，而没有表明是从什么角度研究这一问题或那一问题，没有表明马克思如何批判这一或那一经济学家，马克思指出了这一或那一理论中的那一些错误。有时考茨基所加的标题可能引起假象，好像如里查德·琼斯这样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理解有过个别的“马克思主义”的因素。考茨基在给《剩余价值学说史》所写的序言中，根本抹煞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则区别，只字不提马克思在经济科学上所完成的伟大的革命变革，而恰恰是马克思的这一著作在这方面提供了很多明显的具体的资料。
在考茨基的版本中，作了很多毫无根据的大大小小的删节，合在一起，被考茨基删掉的不下5—6个印刷页。被考茨基删去的某些部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例如《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三卷中马克思谈到资本主义生产较发达的部门可变资本绝对减少这一部分，就是这样。否认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考茨基删去这些部分不是偶然的，因为在读者面前隐瞒马克思的这些论点正是对他自己有利。
考茨基对马克思手稿的很多篇页所进行的辨认工作是极其草率的。尤其不能原谅的是，恩格斯曾经教过他如何辨认马克思最难认的一些字迹。甚至在那些明明写得很清楚的地方，考茨基还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作了重大的歪曲。仅举两个例子来说。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俄文新版第二卷496页上印着：
“……如果把整个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那么很清楚，如果用来补偿不变资本的资料的生产者，不向生活资料生产者购买生活资料，也就是如果这一流通过程在实质上不是生活资料和不变资本之间的交换，那末，生活资料的生产者就不能购买机器和原料来补偿（自己的不变资本）”。在手稿上，这里清楚地写着：《Den allgemeinen Prozess betrachtet…》（《考察一般过程》），考茨基把《Prozess》（《过程》）一字换成《Profit》（《利润》）一字，这样就完全歪曲了马克思精确的思想。
我们从他编的第三卷中拿另一个极其草率的例子来看。在谈到李嘉图学派的解体的一章中，马克思写了一个简短的结束语，指出李嘉图学派的解体表现在这一学派的代表不能解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是如何按照价值规律进行的，不能解释一般利润率是如何形成的。尽管在手稿中清楚地写着《Austauschzwischen Kapital und Arbeit dem Gesetz des Wertsentsprechend》（《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符合价值规律》），而在考茨基版本中却印着《…dem Gesetz des Mehrwertsentsprechend》（《符合剩余价值规律》），这就粗暴地歪曲了马克思在全章中所发挥的这一思想，即李嘉图和他的追随者不能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解释得与价值规律不相矛盾。
类似上述那样大的错误，在考茨基编的三卷本中是很多的。此外，在马克思手稿中用英文或法文写作的地方，考茨基的译文有很多地方不准确，并且对马克思手稿的若干处作了没有根据的不正确的增补和《改正》。
为了说明这些《改正》，我们举一个例子。马克思在李嘉图的利润学说这一章的末尾，批判了李嘉图对于下述问题的观点，这就是从殖民地商业中取得的、比在宗主国更高的利润，对于平均利润率从而对于生产价格所发生的影响问题。马克思写道：“…高额利润…使一部分商品的价格比在平均利润水平低的时候更高地超过这些商品的价值，而另一部分商品的价格比在利润低的时候较少地低于它们的价值”。马克思在这里讲的是宗主国和殖民地进行不等价交换对利润率的影响，考茨基不懂得这一点，把这段话《改正》成这样：“由于高额利润，一部分商品的价格比在平均利润低的情况下，在更大的程度上超过了它们的价值，而另一部分商品的价格则更加低于它们的价值”。这样一来，就歪曲了马克思的一个重要思想：靠掠夺殖民地获得的高额利润提高了宗主国的平均利润率，从而导致宗主国生产价格普遍提高。
在整理出版马克思的手稿时，除了极端的草率以外，考茨基还任意偷换了一些马克思的术语。比如把《Arbeitsbeding-ungen》（《劳动条件》）改为《Produktionsmittel》（《生产资料》），把《Arbeitsinstrument》（《劳动工具》）改为《Arbeitsmittel》（《劳动资料》），把《Kostenpreis》（《费用价格》）和《Durchschnittspreis）（《平均价格》）改为《Produktionspreis》（《生产价格》）等等。马克思给那些庸俗经济学家和资本主义辩护士所起的尖刻的别号（《狗》，《驴》，《骗子》，《逞能的笨伯》等）被考茨基改成远不符合原意的字样，如《这些伙伴》，《这些先生》，《这些聪明人》。
《剩余价值学说史》的新版本完全以马克思的亲笔手稿为依据，经过仔细审核，并对许多地方作了重大的订正。在编排方面利用了马克思写在各本笔记封面上的目录，这些目录给整部著作的内容作了一个总的概括。这些目录刊印在《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一卷的卷首。
本版共分三卷，这一方面是由于著作篇幅庞大，另一方面是根据它的内容。第一卷论述李嘉图以前的政治经济学，第二卷论述李嘉图，第三卷论述李嘉图以后的经济学家。
《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一卷主要是批判地分析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的观点。马克思指出了重农学派在经济学史上的两大功绩：（1）他们最早把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从流通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中来，（2）他们最早尝试对一国范围的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整个过程作一描述。马克思在研究重农学派的经济观点时，揭示了他们和以后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具有的局限性，这就是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的生产形式是永恒的、自然的。马克思也揭示了他们对剩余价值的理解的两面性：他们时而把剩余价值看作是纯粹自然的赏赐，时而又把它看作是来源于农业劳动的特殊生产性而被土地所有者占有。
马克思也指出亚当·斯密的学说在解释最重要的经济范畴——价值、剩余价值、生产劳动等——中的矛盾和两面性。亚当·斯密在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源泉的问题上有时非常接近于正确的、科学的看法，虽然他未能把这一科学的红线贯彻到自己的理论中。马克思在批判地分析斯密的理论时，非常精辟地揭示了其中的庸俗的因素，这种庸俗的因素后来就发展成为斯密的后辈庸俗经济学家的辩护性的理论。马克思由于批判所谓斯密的信条（斯密把社会产品的全部价值都归结为收入），考察了整个社会资本的再生产问题，并且特别详尽地谈到不变资本的补偿问题。马克思在分析斯密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观点时，也探溯了后来的经济学家如何把这些观点庸俗化的过程。在这上面马克思总是不仅揭示各种观点的方法论根源，而且揭示它们的阶级根源。
在《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中占中心地位的，是对李嘉图的经济观点体系所作的批判分析。李嘉图的体系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不能超越的顶点。李嘉图企图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来理解和说明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在他的观点中，地租理论起着很大的作用，而这个理论的基本前提之一，是把价值同生产价格（或者如马克思所说的，同“费用价格”）错误地等同起来。由于李嘉图体系的特点，马克思在分析时不得不首先批判把价值同费用价格错误地等同起来的观点。而在此以前，马克思分析批判了洛贝尔图斯的地租理论，这种理论试图论证李嘉图所否认的某种绝对地租的可能性。
马克思指出李嘉图的巨大理论功绩，同时也着重指出他的方法的原则性的缺点，指出李嘉图未能把平均利润率规律同价值规律联系起来，指出他的利润学说中的庸俗因素，指出他把剩余价值规律同利润规律混淆起来等等。马克思批判了李嘉图的理论错误，揭示了他的观点的阶级局限性，并且就在这里发挥了他自己对于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关系、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及其变化的原因，资本积累过程及其经济后果，以及危机问题等等的看法。
《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三卷所涉及的，是李嘉图的观点从右面和从左面所遭到的批判。从右面批评的是马尔萨斯，他代表地主贵族和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利益；从左面批评的，是英国李嘉图派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这一卷也探讨了李嘉图学派解体的过程，表明了随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庸俗化的过程如何扩展到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基本原理及其最重要的范畴。
关于马尔萨斯的一章中，揭露了马尔萨斯为非生产阶级的浪费辩护的荒谬性和极端反动性（他把这种浪费宣扬为防止生产过剩的手段）。在关于李嘉图学派的解体一章中，马克思分析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退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使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抛弃了李嘉图体系一切有价值的因素，把它引向无益的烦琐议论，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无耻的辩护，并且产生愈来愈庸俗的“理论”。在关于李嘉图派的社会主义者一章中，马克思指出了他们在批判资本主义方面的功绩，同时也说明他们未能克服李嘉图理论的资产阶级前提，未能改造李嘉图理论的基础本身。
《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三卷的最后部分是批判地分析兰塞、舍尔彪利埃和里查德·琼斯，马克思除了指出他们对资本和利润来源的庸俗观点外，还认为他们具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的看法的某种萌芽。第三卷的最后部分，也有一大篇一半是理论性的、一半是历史批判性的概述：《收入及其源泉。庸俗政治经济学》。在这篇概述中马克思卓越地分析了庸俗政治经济学不同于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实质。
正如上面指出的，在写作《剩余价值学说史》的过程中，马克思的研究远远超出了原来设想的范围。在1861—1863年的最后几册手稿中，有许多关于十七和十八世纪经济学家的补充评述，这些被列入第一卷的附录。第一卷的附录也刊载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研究，这是对历史批判性的一章《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的极重要的补充。
在新版的序言中，对于马克思写作《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始末、这部著作的结构及其基本思想，以及整理出版本书的基本原则，都作了必要的说明。
随着1961年1月《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三卷的出版，马克思这一出色的著作的第一个科学版本完成了。想要透彻理解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人们，都应当研究整整四卷《资本论》。第四卷不仅是前三卷的重大补充，而且充分地详细地向读者展示了马克思在经济科学中所完成的巨大的革命变革。只有依靠第四卷，才能彻底弄清马克思主要著作的构造，并且理解在前三卷中把《资本论》的理论部分分为三个部分——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这两个过程的统一，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深刻的方法论上的意义。
（罗锋铮、章良猷节译自苏联《共产党人》杂志196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