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特点
李维汉
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已经有四十年的历史。它已经胜利地经历了民主革命阶段，又正在胜利地经历着社会主义阶段。在它的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特点。下面这些，是它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特点：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
（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
（三）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
（四）在民主革命阶段以实行武装斗争为支柱、在社会主义阶段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为基础的统一战线；
（五）担负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革命任务的统一战线；
（六）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统一战线；
（七）支持世界人民大团结的统一战线。
这些特点反映了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的发展规律。现在，我们依次来论述这些特点。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
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最根本的特点，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其他一切特点，都是同共产党的领导这个根本特点分不开的。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取得彻底胜利，应当由谁来充当领导者？是只能和必须由工人阶级和他们的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还是可以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政党来领导？对于这个决定中国命运的根本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是发生过长期的斗争的。历史是最好的公证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不能取得胜利。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二十八年的努力，终于取得了胜利。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为什么只能和必须由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来充当，而不能由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政党来充当呢？“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毛泽东选集》第1484、1483页。以下凡引自《毛泽东选集》的引文只注明页数，不再注明书名。）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不但有强大的封建势力和大资产阶级，而且有更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中国革命不能不经过长期的、残酷的和顽强的斗争。因此，只有具备着坚决彻底、顽强的革命品质的阶级及其政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到最后胜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显然不具备这种品质。他们受到帝国主义势力、封建势力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束缚，因此具有一定的革命性。但他们又同帝国主义势力、封建势力和大资产阶级有联系，对它们有一定的依赖，因此又具有对于敌人的妥协性。他们即使在参加革命的时候，也不愿完全同三大敌人决裂，而在革命失败的时候，就退出革命，甚至附和反革命。所以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政党，虽然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过革命，但不能把它领导到胜利；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只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或者对革命保持中立。只有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真正具有中国革命所需要的坚决性、彻底性和顽强性。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三重严重的和残酷的压迫，因此最富于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最需要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以便为实现社会主义和自身的彻底解放扫清道路。也只有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的中国工人阶级，能够在不屈不挠的长期的斗争中，把革命力量逐步地聚积起来，并且锻炼成为一个足以最后地战胜敌人的力量。
革命必须依靠一定的社会力量。结成统一战线，团结和壮大革命力量，孤立和瓦解敌人，这是任何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根本条件。自从鸦片战争的时候起，先进的中国人在反对外敌侵略和国内封建压迫的斗争中，都在寻找、团结同盟者，壮大革命力量，并且曾经多次地在某种范围内结成了革命统一战线。但是，直到五四运动为止，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还不可能有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样的统一战线，显然不能由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政党来组织和领导。因为害怕敌人固然是他们的本性，害怕工农更是他们的本性。“大敌当前，他们要联合工农反对敌人；工农觉悟，他们又联合敌人反对工农。”（667页）孙中山是伟大的，在晚年，他曾经在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唤起民众”的口号。但是，谁去“唤起”和“扶助”呢？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孙中山的意思仍然是由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去“唤起”和“扶助”。但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事实上，当时的工农运动是由共产党领导和发动起来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是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根本路线，只有共产党才能提出和贯彻执行这个路线。正是因为这样，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要到五四运动以后，才能逐步地形成和发展起来。五四运动“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545页）因而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人民民主革命的序幕。但是，当时的革命统一战线还缺少工农联盟作基础，因为农民这个革命主力军还没有参加到运动中来；更缺少共产党的领导，因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工人阶级日益成为自觉的领导阶级，工农联盟跟着逐渐建立起来，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就逐渐形成起来了。在“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177页）
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民主革命阶段中，是要在中国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或者说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从而使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
经过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为中国人民指出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虽然在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政党中，曾经有许多人长期地固执和散布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但是，历史已经证明，旧民主主义的即资本主义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1476页）在这样的情况下，谁要坚持资本主义的道路，谁就“有可能走到帝国主义所指引的危险的道路上去。因为他们既然坚持要使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就势必要同帝国主义国家联系起来，而帝国主义者却不会让中国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的国家，只会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阶级统治的殖民地。这正是蒋介石卖国贼所走的道路。”（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在1927年到1931年跌入附和蒋介石反革命的泥坑，就是这个道理。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还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亦即旧民主主义者的身上，也是这个道理。为了开辟和实践新民主主义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不但要领导人民向帝国主义势力、封建势力和大资产阶级进行长期的残酷的斗争，而且要在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时，对他们的旧民主主义道路进行长期的复杂的斗争。只是经过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长期的斗争，经过敌人多次的反面教育，才使“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1476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使中国革命由新民主主义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使民族资产阶级能够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所以总的说来，离开了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领导，离开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两条道路的斗争，离开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就不可能了解中国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许多特点，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改造。
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有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其他爱国分子的广泛参加，但是只有一个领导阶级，就是工人阶级；只有一个领导党，就是共产党；只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的根本的历史经验，也是我们立国的根本制度和根本原则。任何人要在政治上不致迷失方向，就必须牢牢记住这个根本点。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要继续发展和巩固下去，也必须确守这个根本点。
（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
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统一战线。它包括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阶层，占了全国各民族人口的90％以上。
在这个统一战线里面，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其他的阶级、阶层都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属于同盟军的各阶级、阶层，大体上可以分为劳动人民和非劳动人民。劳动人民包括农民群众、城市下层小资产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可靠的同盟军，而广大农民群众更是工人阶级的伟大的同盟军。非劳动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和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其他可以合作的社会力量，他们是动摇的同盟军。因此，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包含着两个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工农联盟；另一个是工人阶级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
我们的伟大的工农联盟，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质上即农民战争）中，逐步发展和锻炼出来的。它已经走过了民主主义土地革命和社会主义合作化这两个历史发展阶段，现在又已经走上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即社会主义的人民公社和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阶段。不论在那一个发展阶段上，工农联盟都是基本的联盟，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基础。毛泽东同志指出：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1483页）。刘少奇同志也指出：“在我国的六亿多人口中有五亿多农民，他们无论在革命斗争中和建设工作中都是一支最伟大的力量，我国工人阶级只有依靠这个伟大的同盟军，把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地调动起来，才能取得胜利。农民同盟军问题的极端重要性，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设时期仍然是这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其他的阶级、阶层，集团，他们参加革命和参加统一战线的程度如何，主要也是以工农联盟的力量为转移。没有工农联盟，就没有真正人民革命的统一战线，就没有真正的革命的胜利。所以，不论是民主革命阶段，或者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不论在革命战争中，或者建设工作中，毛泽东同志总是把工农联盟问题放在首要的地位，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地指导全党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因为我们党不断地发展和巩固了工农联盟，就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获得了坚实的基础，有力量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非劳动人民，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有力量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力量去孤立、分化和瓦解敌人。
在工人阶级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里面，主要的同盟者是民族资产阶级。这个联盟，对于工农联盟说来，是一个非基本的、辅助的联盟，但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又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的联盟。这个联盟之所以不可缺少和重要，主要地是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爱国的阶级，在政治上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在经济上和文化技术上有重要作用。他们的多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或者对革命采取保持中立的态度；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又有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人阶级争得民族资产阶级的合作，或者至少使之保持中立，就有利于争取其他的中间力量，有利于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保持着联盟，就不但有利于继续孤立敌人，而且能够利用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技术上的积极作用，能够用和平的方法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开明绅士是从地主富农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带有民主色彩的个别人士，他们的政治态度基本上和民族资产阶级相同。开明绅士虽然在政治上没有多少力量，在经济上也没有多少作用，但是，争取和团结了他们，有利于分化和中立小地主和富农，并且对于争取知识分子（他们大部分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和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大部分同土地有联系），对于孤立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都是有益的。
在这第二个联盟里面，在民主革命阶段，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还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某些集团参加。抗日战争时期，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这次合作，对于停止内战，实现对日抗战，起了决定的作用。在抗日战争的八年合作过程中，尤其是1938年武汉失守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实行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但是，由于党和毛泽东同志采取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一系列的方针和政策，我们仍然能够利用这种合作，达到了集中主要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并在抗日战争中大大发展革命力量的目的。这不但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作用，而且为以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有决定意义的条件。在1944年，毛泽东同志就曾经指出：“国民党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观，得到了丧失战斗力的结果。共产党以五年半的苦战奋斗，得到了增强战斗力的结果。这一种情况，将决定今后中国的命运。”（949页）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预见。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两个联盟的对立的统一。四十年来中国革命的经验证明，正确地领导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正确地处理两个联盟的关系，这就是：第一，放手发展和加强工农联盟，使它真正成为统一战线的基础和依靠；第二，尽可能扩大第二个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第三，正确地发挥两个联盟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它们互相促进。
从四十年来的革命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合作，很快地促进了整个革命运动的高涨，特别是工农联盟的建立和发展。后来，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只注意同资产阶级的合作，不敢继续发展和巩固工农联盟，在北伐战争的后期，甚至不惜损害工农联盟以迁就地主资产阶级，结果反而使资产阶级更加动摇，反动力量更加上升，终于把革命引导到不可挽救的失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和毛泽东同志坚决地领导了土地革命，创造和发展了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曾经为发展统一战线、促进新的革命高潮，造成坚固的基础。但是，在这个期间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只要工农联盟，反对工人阶级同非劳动人民的任何联盟。“左”倾冒险主义者以为只有这种政策才是最革命的政策，结果反使工农联盟被孤立，革命再一次遭到很大的损失。抗日战争时期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党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总结了过去两个历史时期的经验，放手发展工农联盟，并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正确地发挥两个联盟的相互作用，革命就节节走向胜利：首先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接着经过三年的解放战争，最后打垮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党和毛泽东同志继续发展了正确处理两个联盟之间的关系的经验。一方面，在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之后，接着就领导农民逐步走上合作化的道路，使工农联盟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更加巩固起来，并使人民政府掌握了主要的农产品，借以缩小资本主义的市场，直到堵死资本主义道路，推动民族资产阶级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另一方面，通过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不仅孤立了封建地主阶级，对于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起了有益的作用，而且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向资本家取得工业品，作为向农民交换农产品的重要的辅助手段，对于促进农业合作化起了重要的作用。1955年冬季，农业合作化高潮首先到来，它推动了城市中的社会主义改造，使手工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面公私合营都在1956年春季出现了高潮。接着，在1957年和1958年，我国胜利地进行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个革命运动中，经过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工农群众的革命精神空前高涨，使“过去的剥削阶级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变”。（《介绍一个合作社》）民族资产阶级的多数人，也因此不同程度地转过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弯子，表示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个基础上，在三面红旗的指导下，我们又在各项建设工作中实行领导干部、专业人员和工农群众三部分人员相结合的办法，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两个联盟互相促进的一种形式，因为“三结合”中的专业人员有一部分就是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四十年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两个联盟，就是这样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把革命一步一步地不断推向前进，不断推向胜利。今后，我们仍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继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发挥两个联盟互相促进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地实现非劳动人民的根本改造，使他们化为劳动人民和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到那时，我国人民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将变为各部分劳动人民之间的联盟。
（三）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
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两面性，或者叫做二重性，所以，这个统一战线中的第二个联盟，即工人阶级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一方面对工农联盟有着辅助作用。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另一方面，这个联盟又对工农联盟有消极的作用。在这个方面，我们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曾经吃过大亏。为着正确发挥第二个联盟的辅助作用一面，防止它的消极作用一面，工人阶级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善于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即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正确地对待资产阶级的两面性。
远在1926年，毛泽东同志就正确地指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他在分析当时的“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的时候说：
“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4页）
“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9页）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光辉的思想，却曾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被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者所拒绝和埋没了。他们不是从右边，就是从“左”边，否认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只看见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一面，看不见他们的反动性一面，因此，对资产阶级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则只看见资产阶级的反动性一面，看不见他们的积极性一面，因此，对资产阶级只讲斗争，不讲联合。到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又根据过去两个时期的经验和抗战时期的新的经验，系统地分析和论证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提出又联合又斗争的公式，这一个光辉的思想和正确的政策才为全党所了解和掌握。
毛泽东同志说：“中国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这种二重性，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二重性，就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在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中间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这里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一定时期中同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又如果我们党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不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武装斗争，同样党也就会瓦解，革命也就会失败。”（599页）
“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除基本农民以外），实为代表两个极端政策的极明显的例证。而这两个极端的政策，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759—760页）
“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740页）。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说的又联合又斗争，包含着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又联合又分裂，即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者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一种是统一战线内部的又团结又斗争。一般说来，又联合又斗争适用于整个资产阶级。分别地说，这里讲的又联合又分裂，主要指同大资产阶级的关系。
由于旧中国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分为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不同的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即是代表中小资本主义成分的中等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系较少，而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他们基本上没有掌握过政权，而被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所统治。这些都是他们和大资产阶级相区别的。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又没有完全断绝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联系，并且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有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经济的、政治的地位，规定了他们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两面性，即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规定了他们在民主革命中必然处于动摇不定的地位，有参加革命的可能，也有附和反革命的可能；他们中的少数依附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统治的右翼分子，则是革命的敌人。总的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的形势是这样：一方面，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不但残酷地压迫劳动人民，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打击民族资产阶级。另一方面，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共产党，领导着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向三大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为国家的独立、自由、富强而奋斗。在这种形势下，只要共产党对这个具有两面性的民族资产阶级采取积极争取的政策，就能使他们的多数在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或者对革命保持中立。我们的经验证明，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包括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都应当对民族资产阶级坚定不移地采取争取的政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1927年到1931年，民族资产阶级曾经附和了蒋介石的反动，但是他们基本上没有参加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而蒋介石反动统治则没有放松对他们的打击。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指出：“在1927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前），他们中间的不少分子，曾经附和了蒋介石的反动。但是，决不能因为这一点，就认为那个时期我们在政治上不应该争取他们，在经济上不应该保护他们；就认为我们在那个时期内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不是冒险主义的政策。相反地，那时我们的政策，仍然应当是保护和争取他们，以便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去反对主要敌人。”（1287页）自抗日战争时期以来，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坚定地执行了这个政策，终于使民族资产阶级的多数由动摇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中间地位，转到人民革命这方面来，表示拥护人民共和国和共产党的领导。这不但孤立了敌人，而且造成了一种可能，即尔后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使民族资产阶级逐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比较详细地说过了。
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就是要根据他们的两面性的不同情况，对他们适当地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这就是，对于他们的革命性方面，依据具体情况，适当地实行团结的政策，而对于他们的妥协性方面，依据具体情况，适当地实行批评或者斗争的政策，以便尽可能地坚定他们的革命性，克服他们的动摇性，使他们同我们建立联盟，或者至少保持中立。我们的经验证明，如果忽视他们的革命性一面，不在这方面对他们实行团结的政策，固然不能争取他们；如果忽视他们的妥协性一面，不在这方面对他们实行批评或者斗争的政策，也会助长他们的动摇，同样不能达到争取他们的目的。同时，我们在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这种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的时候，还应该针对他们内部左、中、右三派的不同情况，来分别对待。
在社会主义阶段，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这本来是一种对抗性的矛盾。但是由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发展所形成的具体条件，
“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以，在过渡时期，党和毛泽东同志对民族资产阶级坚定不移地执行和平改造的政策。和平改造仍然是又团结又斗争，团结他们愿意接受社会主义的一面，而对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面进行批评或斗争；也就是求同克异，逐步克服不同的方面，使之同化于劳动人民，同化于工人阶级。“为了改造，先要团结。”（1010页）改造的目的，是为了消灭这个最后的剥削阶级，而把这个阶级的人们同化过来，这更是为了达到更高基础上的团结。
在中国，大资产阶级，就是官僚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所代表的官僚资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垄断资本。“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1253页）从清朝末叶以来，随着中国逐步走向殖民地化，中国当权的反动官僚、军阀就逐步买办化，一些买办也逐步爬上统治地位，从而形成了代表这种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官僚资产阶级。在蒋介石统治中国的二十二年中，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官僚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峰，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而统治中国中央政权、充当美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的走狗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就成了最大、最集中、最残暴的官僚资产阶级集团。这个垄断集团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对中国人民的野蛮掠杀和对民族资本的无情吞并的过程，也就是美帝国主义排挤英、日等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而独占中国的过程。四大家族而外，还有一些地方性的官僚资产阶级集团。
大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史上，历来不是革命的动力，而是革命的对象。但是，“因为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尖锐地对立着的时候，在革命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之下的买办阶级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参加当前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但是一到他们的主子起来反对中国革命时，他们也就立即反对革命了。”（634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两次合作，又两次分裂，主要就是这样造成的。
这里有两条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
第一条，必须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143—144页）我国革命根据地，从井冈山斗争起，就是利用敌人的矛盾和缺口，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是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中利用敌人矛盾的一种榜样。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的条件下，我们还应当根据“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把“过去是敌人而今日可能做友军的人们，都从敌人营垒中和敌人战线上拉过来”。（149页）同他们暂时地直接建立一定程度的联盟，以便集中力量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就是毛泽东同志利用敌人矛盾的又一种榜样。
第二条，大资产阶级的本性不会改变。共产党同国民党两次合作的经验都证明，大资产阶级即使在参加统一战线的时候，仍然是很反动的。他们被迫地暂时参加统一战线，是为了维持反动统治和发展反革命势力，是为了瓦解革命力量和最后地打败人民。他们在统一战线中不但极力欺骗拉拢和胁持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势力，而且极力限制打击和破坏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并且力求把共产党变成他们的尾巴。到了革命的发展同他们的这种反动目的相冲突的时候，他们就要掉转枪口来反对革命力量。正是因为这种反动的本性，蒋介石集团在抗日统一战线中表现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两面派。党和毛泽东同志本着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对蒋介石集团任何微小的抗日积极性都充分加以争取和利用，使之有利于抗战；而对他们反共、分裂、妥协、投降的一方面，则针锋相对地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并且局部地在军事上，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放手发展了进步势力，争取了中间势力，使蒋介石集团陷于孤立，不敢公开投降日本，不敢完全和共产党破裂。也正是因为这种反动的本性，蒋介石集团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为了独占抗战胜利的果实，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就根本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不顾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争取同他们保持团结、实现和平民主的仁至义尽的努力，而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作好了一切准备以后，又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大规模的反革命内战。这种种历史事实都证明，希望经过统一战线改变大资产阶级的本性，是不可能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这样，其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团也是这样。
对于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在推翻了他们的政权和摧毁了他们的经济基础以后（除了个别的和平起义人士和其他爱国分子，应当很好地团结他们，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以外），必须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强迫他们接受群众监督和劳动改造，同时给以生活出路和政治教育。只有经过长期的监督和改造，他们中的多数人才有可能从反动分子改变成为人民的一分子。十多年来，经过这样的监督和改造，已经有一部分人发生了这种变化。但是，这两个反动阶级的残余仍然是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社会基础，其中有许多人还无时不在梦想复辟。在政治上充当这两个反动阶级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的，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因此，在我国，改造大资产阶级分子和地主分子的斗争，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将持续一个整个的历史时期。这方面，不容许有任何的麻痹、懈怠或者放松警惕。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