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调查研究就是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吴传启
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经过调查研究，就是要在实际工作中正确地处理主观和客观之间的关系，把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统一起来。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是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形成的一种优良传统，是使我们一切革命工作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基本条件。毛泽东同志于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这就是说，它是避免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而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一环”。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特别是在新的工作和新的任务面前，我们必须不断地更好地发扬党的调查研究的传统。
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是要人去做的，都是人做出来的。不过，“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四四零页）主观的计划、方针、方案等等，只有依靠于对客观世界的物质性与规律性的正确认识，才能正确地制订出来，并在实践中达到预期的目的。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地看问题，就是因为一个人的思想如果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照了做去，就要失败。但是，任何事物的规律是不会自然而然地跑到人们头脑中来的，要想获得关于某一事物的正确认识，就要对它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所谓实事求是的“是”，是要经过人们的主观努力去“求”而后才有可能得到的；如果凡事守株待兔，消极等待，那就只能是什么事也干不成，什么目的也达不到，就只能是一无“是”处了。所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调查研究，是要以极大的主观努力，去求得正确地认识世界和能动地改造世界的统一。发现事物固有的规律
人们办任何事情总是要有一个目的，调查研究也是一样。正确地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改造世界。裁缝量体，是为了裁衣；工程师调查数据，是为了设计图纸；化学家研究物质变化的现实法则，是为了据以解决一定的问题。在土地改革中，要调查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土地多少，是为了据以定出正确的政策；在任何群众运动中，要调查先进、中间、落后之间的具体情况，是为了更好地领导运动。调查研究的目的，也就是为了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开展工作和改进工作，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总之，是为了依据事物的规律，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如果没有明确的目的，就要变成为调查而调查的盲目性了。但是，我们决不能抱这样一种主观主义的目的和方法：那就是下去找点“事实”来证明自己的主观成见，找点材料来填自己的框框，即所谓“削足适履”的方法。我们的调查研究，是要发现事物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否则就不可能达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目的。辩证唯物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对立，不在于形式上的有无事实做根据，而在于所指出的事物的规律，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规律，还是给事物套上去的主观臆造的规律。如果片面地挑选经验材料，不从经验的整体上去了解和解释，而只从自己的框框所需要的方面去理解和解释，那是一切主观主义的特征，是不能发现事物固有的规律，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的。所以任何调查，既要有明确的目的，又要反对从某种主观的框框出发。
另一方面，我们反对从主观主义的框框出发，但同时又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对于我们来说，无论是对现状或对历史问题的调查研究，都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于任何社会现象的调查，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即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作为指导。离开了这些指导思想，就会得出错误的结果，当然就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那些资产阶级的辩护士们，也有他们的调查研究，不过他们是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为指导，是为他们反动的阶级利益服务的，所以他们的调查不是发现事物固有的规律，而是掩蔽真理。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它的阶级性和实践性是统一的，它的革命性和科学性是统一的。越是自觉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就越符合于科学的要求，越能发现事物固有的规律；而事物的真象愈明，事物的规律愈是被人们所发现和掌握，就愈符合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就愈有利于达到革命的目的。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论联合政府》）所以我们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不要怕实际检验会推翻自己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只要坚持这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一切问题都会更顺利地得到解决，从而使我们的事业达到胜利的目的。
对任何事物进行调查研究，总是要从搜集丰富的合乎实际的材料开始，然后根据这样的材料得出正确的概念和判断来，但又要反对从概念出发。我们对任何问题进行逻辑分析，总是要根据大量实际材料，“从现实本身去演绎现实”，而不是“从观念里去演绎现实”（《反杜林论》）。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时，曾指出过形而上学的错误：“首先，从对象上形成关于对象的概念，然后把首尾颠倒，而用关于对象的表象和概念去衡量对象。到了这时，已经不是概念应当与对象相符合，而是对象应当与概念相符合。”（《反杜林论》，九七一九八页）同这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方法根本对立，我们是要从调查研究过程中形成正确的概念、判断和进行推理，从丰富的实际材料中形成正确的观点。毛泽东同志在《兴国调查》中曾说，“做了八个家庭的调查，这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其实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中的基础概念。”所以在调查研究中，既要依据大量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逻辑，即“概念应当与对象相符合”；又要反对从概念出发，反对那种“对象应当与概念相符合”的主观主义的方法。
发现事物的规律，就是要透过事物的现象而理解其本质。在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事物的现象同本质总是有矛盾的。在天文学中，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但太阳天天出于东而没于西，好像太阳是围着地球转的；在社会生活中，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表现为工资同劳动力的等价交换，好像是一种“公平交易”等等，都说明了这种情形。所以马克思说过，如果事物的本质同现象总是直接符合的话，一切科学就要变为无用的长物了。世界上许多事情，相似而实相反。鲁迅说过：“同是不满于现状，但打破现状的手段却大不同：一是革新，一是复古。同是革新，那手段也大不同：一是难行，一是易举。”（《鲁迅全集》第六卷，三五二页）所谓“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吕氏春秋）。也有许多事情，相异而实相同。进与退是相反的，可是为了一跃而后退，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等等，就是“相反相成”，殊途而实同归的。所以调查研究，不是罗列和堆积现象材料，而是要把现象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去抓住它的实质。科学就在于用理性的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荀子）。要发现某一事物的规律，了解真实的情况，只有亲身参加变革这一事物的实践斗争，才能触其现象而入其本质。人们只有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才能真正地认识世界。调查研究也是一样。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它存在于每一个人民公社、每一个工厂矿山、每一个科学实验室，存在于一切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之中。任何规律都是许多个别事物的抽象，离开了对客观具体事物的调查研究，就没有什么规律可言。所谓认识，只能来源于人民群众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离开了这些实践，也谈不上正确的认识。因此，所谓调查研究的过程，也就是反复集中群众意见的过程。人们头脑中的一切概念、认识等等，都是对于客观世界的反映，但正确的反映，只有经过实践而形成。客观过程中的实际斗争，群众中的斗争情绪，反映到思想中来，才能形成明确坚定的认识。人们有时举棋不定，就是因为观察不精，对事物的真实情况不了解。所谓犹豫不决，乃是以无知或知之甚少为基础的。人们头脑里有了客观事实，不是空洞无物，才能形成言之有据的正确观点。任何聪明的头脑，只能从人民群众的实践斗争中取得原料或者半成品，作为加工厂而形成一定的思想、意见、计划。否则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不会有什么用处的。所以调查研究，必须是认识和实践的统一，必须亲身参加到实践斗争中去，深入实际事物之中，深入群众斗争之中。反之，如果站在实践斗争之外，采取旁观态度，东张西望，道听途说，是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的，是不可能取得真正的“原料”或者“半成品”的。
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认识
调查研究的任务是要发现事物的规律，然而什么叫做事物？列宁说：“事物（现象等等）是对立面的总和与统一。”（《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版，209页）就是说，对任何事物，必须把它当作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同样，我们作调查要抱客观态度，然而什么叫做客观地看问题呢？列宁说：“观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同上）就是说，客观地看问题，“不是枝节之论”，不能凭一孔之见，而是要对事物本身进行全面的完整的观察。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真理是客观的，真理又是全面的，所以客观地看问题和全面地看问题也是统一的。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矛盾论》）但要避免主观片面性，把客观性和全面性正确地统一起来，就要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而这一点，正是一切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列宁说，“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哲学笔记》，三六四页）。要正确地反映事物，就要以对立统一的观点，从多方面来研究活生生的事物。这样才不至于被“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复杂景象所迷惑，而“不识庐山真面目”了。
对任何事情，要作出正确的判断，必须根据全面的情况和材料。正确的战略和战术，必须依据于对敌我双方情况的了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研究问题要得出正确的结论，必须听取和综合各种不同的意见，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就是做学问评论古人，也必须是全面性和客观性的统一。例如，关于对晋代诗人陶潜的评论中，除了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逸之气的一面外，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的一面。鲁迅说得对，“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鲁迅全集》第六卷，三三六页）对古人的调查研究要顾及全篇、全人及其所处的社会状态，对于现状的调查研究，当然同样应该照顾其全面完整性和客观真实性，而不能把它们分割开来。
这种全面性的要求，不仅在于要看事物的正面，而且要观察它的反面；不仅要搜集正面的材料，而且要搜集反面的材料。因为世界上凡事都有二重性，只是情况不同、性质不同和表现的形式不同罢了。在力学中有作用和反作用；电学中有阳电和阴电；化学中有原子的化合和分解；数学中有正数和负数、微分和积分。在经济学中，要认识商品的规律，就要分析商品的二重性，劳动的二重性等等。要批判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就不仅要揭露其阶级根源，而且要揭露其认识论的根源，因为它的根源也是二重的。在我们的革命生活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是也有防御和后退；我们革命工作的成绩是伟大的、基本的，但是也有个别的缺点；许多工作的推行，总会存在着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顺利条件和困难条件；在任何地区、单位的工作中，总会有先进和落后，因而每一次工作总结，不仅要总结成功的经验，而且要研究失败的教训等等。在这里，如果只看缺点一面，看不到或者不足够地估计成绩的一面，就容易夸大缺点、低估成绩，以至迷失方向；如果只看到困难和不利的一面，就会夸大困难，削弱斗志。反之，如果只看好的情况不看坏的情况，只看成绩不注意缺点，便不能及时地改进工作，也要使工作遭到损失。因而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凡事要从两方面来分析，即从这种正面和反面、先进和落后、经验和教训、成绩和缺点等等全面的具体材料中，进行全面的综合和分析，才能形成正确的合乎实际的判断。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的，“我们对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应该采取分析研究的态度。”（《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也就是要正确地考察事物的二重性及其相互关系，而不是只看它的一重性；要承认事物发展的复杂性、曲折性，而不是满足于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要两点论，不要一点论，一句话，要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
客观事物是普遍联系和相互制约着的，从多方面来观察活生生的事物，就能够发现事物之间的这种内部联系，即事物的规律性。所谓规律也就是事物中本质的关系或者本质之间的关系。所以列宁说：“真理就是由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构成的。”（《哲学笔记》，一八一页）所谓关系，就是矛盾，也就是问题。农作物的生长，无非是作物同土壤、肥料、水分、气候等等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在阶级社会里，首先是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人民内部，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问题；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首先是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一个大工厂里，各个车间同时工作，又因一部分机器顺次供给另一部分机器以半成品而互相联系着；每一个人民公社中，都有集体和全民、个人和集体、这一个队同那一个队，以及干部和群众等等之间的关系；人民公社的经营中，还有农、林、牧、副、渔之间的关系；农业种植中又有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之间的关系等等。商品之所以成为商品，就因为参加交换的生产物中所联结着的是一种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同志于1956年所作的《十大关系》的报告，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以及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一整套“并举”方针等等，就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具体情况而提出的关于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各种重大关系，以及对这些关系的正确处理。任何关系，都包含着互相关连的两个方面，“其中每一方面，我们都从其自身来考察；由此就得出它们相互关连的性质，它们的相互作用。同时在这里也就暴露出需要解决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一卷，351页）在这里，每一种关系中相互关连的两个方面，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这一种关系同那一种关系之间的相互制约，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以及所有这些关系之间各种不同的联系，及其在发展中的各种倾向和动态等等，都要求我们予以周密的调查和细致的分析。如果看不见事物中的各种关系，抓不住事物的矛盾，就不可能深入事物的本质。在认识论上，“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矛盾论》）同样，在调查研究中，如果抓不住事物中的这些具体的关系，就无所谓科学的认识了。
事物中的个性和共性
在每一个事物中，都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事物之间的共性，但同时又都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事物的个性。而矛盾的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事物的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没有特殊就无所谓普遍，无个性即无共性。“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矛盾论》）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对于我们进行调查研究、分析事物和处理问题，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来说，总是表现为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这两个认识过程的辩证结合。人们的认识运动，总是由接触个别事物开始，从而获得一般性的认识，然后以此为指导来研究尚未研究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事物。把这个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理应用到调查研究方面来，就是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的，“解剖一个或几个麻雀”的方法。我们作调查研究和解剖麻雀的过程，就是这样两个认识过程的辩证结合。任何科学的概念、正确的观点，总是在这种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的反复过程中形成和丰富的。
在调查研究和解剖麻雀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事物中的普遍的东西，“但是，尤其主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矛盾论》）因为事物的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所以我们在调查研究中，尤其主要的是注意分析事物中的个性。如果不认识个别事物的特殊本质，就不可能充分认识普遍的东西。不注意研究事物矛盾的特殊性，也就剥夺了矛盾的普遍性的真实血肉，岂不就变为没有特殊的一般，没有材料的科学了。
正确认识事物的个性和共性及其相互联结的关系，对于我们一切实际工作有重大的意义。在客观事物中，普遍是要管特殊的，一般是要包括个别的；但任何个别不能完全进入一般，任何一般不能完全包括个别。因此我们无论是制定和执行政策，推广先进经验，推广先进技术，或者领导工农业生产运动，总是要依据对于当时当地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分析其特殊情况，从而做到因时因地而制宜。在我国解放战争时期，打倒地主阶级、消灭封建剥削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新老解放区的不同情况，制定了“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这就有利于达到消灭封建的目的。就是对于封建阶级内部，也“必须分别地主和富农，分别地主的大中小，分别地主富农中的恶霸分子和非恶霸分子，在平分土地、消灭封建制度的大原则下面，不是一律地而是有所分别地决定和实行给予这些不同情况的人们以不同的待遇。”（《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三一三页）这种区别对待，反映了事物中的特殊情况，而依据这种特殊情况所采取的区别对待，又是为了更好地达到消灭封建制度这个共同的目的。又如领导农业生产中，关于推行深耕和扩大耕地面积来说：首先是在地区上要有区别，有的地区可能适于以深耕为主，有的地区可能适于以扩大耕地面积为主；在时间上也要有区别，在有荒可开时，以奖励开荒为主，在无荒可开时就要转为以奖励深耕为主；不但在大的区域之间要有区别，就是在一县、一区、一乡之内，也要有这种区别。以至推行新品种、新技术、新农具和改良土壤等等，也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因时因地而制宜。所以必须要有这些区别，就因为客观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这种区别是客观存在的。通过调查研究正确地认识事物中的这种个性和差异，并据以采取因时因地而制宜的措施，又是为了更好地达到发展农业生产这个共同的目的。我们的一切政策，都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的，但是把它贯彻到每一具体方面的时候，只有同各方面的特殊情况具体地结合起来，才能得到正确的实现。不研究个别事物的特殊本质，就不能充分体现普遍的东西；不了解某个事物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就不能实现正确的领导。另一方面，任何特殊的东西也不能脱离普遍而独立，正如普遍的东西不能脱离特殊而独立是一样的。总之，一切事情在一定的范围中，都有其个性和共性的关系问题，我们的一切调查研究，都要充分注意这两方面的关系及其互相联结。
认识是一个过程，调查研究也是一个过程。事物的规律不是一下子就能找到的，真理不是一次获得的。认识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过程。思维和存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人们的头脑是能够反映客观世界的。但要反映得正确也不是很容易的。任何科学的认识，总是要经过不断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以及从个别到一般又由一般到个别的反复过程，在大量的经验材料的基础上形成。许多事情，只有在实践中反复地观察，反复地调查研究，才能逐步形成合乎实际的观点。所以我们在任何工作中，必须经常进行调查研究，以检验我们原来的思想、计划、措施是否正确，及时发现新的动态，新的趋势，从而作出新的判断，采取新的措施，把工作推向前进。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发展真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循环往复是真理发展的道路，也是我们不断地进行调查研究和发现事物固有规律的过程。总之，调查研究就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就是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的统一，就是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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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稻田养鱼
倪达书 何碧梧 谢杏人
稻田养鱼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三国魏武帝时代，就有稻田养鱼的记载。解放前，稻田养鱼只限于某些偏僻的山区。解放后，由于党和人民政府对水产事业的重视，稻田养鱼在一些平原地区也有了发展。尽管如此，这一事业的发展还远没有达到可能发展的程度。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有些农民和干部对稻田养鱼有思想顾虑。有些人担心：鱼的活动会妨碍稻作的生长，影响稻谷的产量；有的人怕稻田养鱼要多费劳动力，或者认为现在稻作推行密植、浅灌和晒田等新技术，根本不宜养鱼。还有人认为，鱼要抢夺稻作的肥料，所以稻田不能养鱼，等等。是的，稻田养鱼同稻子的生长有一定的矛盾，但这些矛盾并不是不可以解决的，而且稻田养鱼对稻子的生长还有有利的一面。因此，在有条件的地区，还是应该积极推广稻田养鱼。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一些地区推行稻田养鱼的情况，当地农民群众的反映，以及科学研究机关试验比较的结果。
江西省宜春县水江公社1959年稻田养鱼二十七万多斤，平均亩产三十多斤，稻谷虽遇天旱仍有增产。浙江省桐庐县横村公社胜峰大队1959年利用五百亩稻田养鱼，获得了价值六万多元的鱼产品，同时水稻也比条件相同而没有养鱼的田普遍增产7％。四川省广安县代市公社1959年实行稻田养鱼，普遍每亩多收稻谷二十斤。有些自然条件好的地区如湖南祁阳、零陵等地，在水稻增产的情况下，一般平均亩产鲜鱼五十至六十斤。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1960年与湖北省农业科学研究所武汉市郊区水产研究所等单位合作进行了稻田养鱼的试验，结果每亩稻谷增产10％，鱼亩产三十斤。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稻田养鱼以后，不仅没有导致稻谷的减产，相反，使稻谷增产了，而且增产的数量达5％—10％左右。有些配合得好的地区，稻鱼产量还要高些。当然，这些地方的水稻增产，有多种多样的因素，但稻田养鱼是重要因素之一，则是可以肯定的。因此，这些地区的农民反映：“稻田养鱼，既增加了稻谷的收入，又养好了鱼，改善了生活。”
稻田养鱼是否多花劳动力？从表面上看，养鱼的稻田要作挖掘鱼沟和鱼溜等额外工作，确是多用了工。实际上，群众经验和科学试验的结果告诉我们：
鱼在稻田中游动取食的同时，还做了耘田、松土和除草的工作，据估计，养鱼的稻田，每亩可节约耘田除草工三、四个，比不养鱼稻田还节约一、二个工。
稻作施行合理密植、浅灌、晒田等新技术措施是否适于养鱼？我们从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1960年与湖北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等单位合作试验的结果可以看出：试验株行距4×6寸，从移栽到黄熟均进行浅水灌溉，田面经常保持1—3寸水深，7月上旬及8月中旬曾因天旱约三天田面无水，放养的鱼都到了鱼潭里，结果各试验田仍比对照田稻谷增产5．85％—9．68％，而田鱼规格大部均达鱼种规格，成长良好。另据浙江东湖农场1958年在一丘二点五亩双季连作稻田进行试验，早稻株行距为2×5寸，晚稻为3×6寸，在整个稻作过程中，早、晚稻均贯彻了浅灌和晒田措施，早稻平均亩产八百四十四点八斤，晚稻平均亩产七百七十二斤，鱼亦获得了丰收。
关于稻田养鱼是否抢夺稻谷的肥料的问题，也需要具体分析。不能否认，鱼在田中生活是要消耗一定数量的肥料的。可是另一方面，鱼类的食料，主要是浮游生物、底栖动物和杂草等。而这些食料都是稻谷不能利用的东西，甚至可以说这些生物才是稻谷肥料的真正劫夺者。鱼类捕食它们，不但使本来要损失的肥料得到了利用，而且鱼类把其中不能消化吸收的部分变成粪便排出来，转变成为稻谷能吸收利用的肥料，这对稻谷的生长显然是有利的。根据化学分析：鱼的粪便除含氮和钾外，还含有丰富的磷肥，是稻谷分蘖孕穗和防倒伏等不可少的肥料。由此可见，稻田养鱼不但不会与稻谷争肥，相反，还有保肥和造肥的功能。
为什么稻田养鱼有这样大的好处？这是由于目前水稻田施用的肥料有很多是绿肥和塘泥，这些肥料特别适合于某些浮游生物、底栖生物和杂草的生长繁殖。这就为田鱼提供了充足的食料。江西、湖南等地的农民群众反映，在稻田里养鱼，初期要比在池塘中饲养长得快，长得壮，其原因即在此。在一般不养鱼的稻田里，这些浮游生物、底栖生物和蚊蝇幼虫，在生长繁殖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的田肥之后，不是随水流走散失，就是羽化成虫，远走高飞。这样，不仅盗走了大量肥料，蚊蝇等还要吸吮人畜血液和传播疾病。而稻田里的杂草等如果不花费劳力加以清除，还会抢夺稻谷所需的养料，直接影响稻谷的生长。实行稻田养鱼就大不同了，田里的活饵料和杂草被田鱼食用，避免了肥料的散失，田鱼吞食了田间杂草的种子和幼苗以及落入水中的螟虫、浮尘子等对水稻有害的虫类，起了中耕除草和灭虫的作用，使水稻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同时，田鱼的来往洄游和松土觅食，不仅起了通风作用，有利于预防稻热病，而且使田泥吸附的有机和无机物质充分起矿化作用，有着独特的改良土壤、增加速效磷肥含量的作用。根据苏联别尔庚教授测定，养鱼田比未养鱼田，其磷肥含量几乎增加一倍。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在湖南祁阳、江西宜春和浙江绍兴以及武昌等地分别作过关于早、中、晚稻田养鱼与未养鱼田的调查，对稻禾的有效分蘖数、株高、穗长及谷粒数、千粒重等的测定结果，都充分证实了养鱼稻田比一般稻田为优。田鱼对稻谷服务周到，充分尽到了协作之能事。
稻田养鱼还有利于消灭病害。稻田为蚊类幼虫（孑孓）孳生的良好场所。在我国约有二十二种蚊虫的幼虫能在稻田中繁殖生长。每当农忙季节，气暖水肥的时候，蚊虫也正以极高密度在稻田中迅速繁殖幼虫并羽化为成虫，四出扰人睡眠和传播疾病。实行稻田养鱼，由于田鱼大量地捕食蚊类幼虫，就大大地减少了蚊类幼虫的羽化率，从而有效地控制了疾病的传播。据陈健行、高恺1959年在浙江吴兴善琏农场对田鱼捕食蚊类幼虫观察的结果：早稻田放养夏花鲤鱼（体长三至三点五厘米）比不养鱼的对照田，按蚊孑孓密度减少79％；库蚊减少99．5％；放养春花鱼种（体长九至十一点五厘米）的稻田比对照田，蚊减少88．9％，库蚊减少99．5％；晚稻田放养春花鱼种比对照田，蚊减少72．2％；库蚊减少95．5％。
稻田养鱼还可以缓和鱼种供求的矛盾。这是若干年来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全国近数年来大兴水利，山塘、水库增加很多，而且各地都在开发利用塘堰、河道、湖泊，需要大量的鱼种。原有的鱼种培育基地不敷应用，过多地开辟良田来作为鱼种培育池，不仅不应该，而且仍不能满足需要。推广稻田养鱼种，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十分明显。
稻田养鱼须选择水源充足，排灌方便，大水时不易淹没，天旱时仍能有水补给的稻田。养鱼的稻田，田埂一般高一尺半，顶宽一尺左右。在注排水口要安装防止逃鱼的设备，如篾制的运土箢箕或帘箔，不放水时在其外面用泥土堵塞。如果是整片稻田畈都养鱼，只须将外围田埂加工整理牢靠，田与田之间在注排水口用箢箕或竹帘隔开即可。采用浅水灌溉、落水晒田等措施的稻田，对田鱼的正常活动以及逃避敌害侵袭等都有一定影响。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在田里开掘鱼溜（或叫鱼潭）和鱼沟，即在稻田的出水口附近或坡度较低处开一个长方形的深潭（每亩以3尺宽×4尺长×3尺深为度），以利经常积水。田里有了鱼溜，在水浅和高温季节，鱼群便有比较舒适的栖息场所；当落水晒田以及施放化学肥料和农药时，鱼群也可借此趋避，而且收获时也便于捕捉。至于鱼沟，则可根据稻田的地形，以微向鱼溜倾斜的坡度，挖成“十”、“王”、“田”等形状，通向鱼溜，沟深和沟宽通常为八寸至一尺。推行分厢栽植水稻法的稻田，把厢廊稍加扩大，即可用作鱼沟。此外在气候炎热、水温高的地区，可在鱼溜上用茅草加盖凉棚，或在梯田田坎背壁上挖一壁洞兼代鱼溜和凉棚的作用。这样，当日中水温特别高的时候，鱼群就可以在此间避暑纳凉，减少鱼群的能量消耗，更有利于鱼群生长。
鱼的放养种类、规格和数量，应本着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原则灵活掌握。一般多以放养夏花鲤鱼为主，鲩、鲫、鲢、鳙作为搭配，已有越南鱼（非洲鲫鱼）种的地区亦可放养越南鱼种。经验证明，鲤鱼取材方便，孵化简易，适应力强，是稻田放养的理想对象。至于放养数量，在不喂食的情况下，每亩放夏花鱼一千至一千五百尾比较适当。田底肥沃，基肥足的稻田，或者有条件补充投饲饵料的田，可以酌量增加，反之应适当减少。如果在家鱼鱼苗供应或采集方便的地方，可以实行混养，其比例一般为鲤鱼占60％，鲢15％，鳙10％，鲩10％，鲫5％。为了不影响稻秧成活，最好在插秧后七至十天待秧根扎牢，秧苗返青时，才把鱼苗放入。按照这样的放养密度，在稻谷收获前，放养的鱼一般可成长为三至四寸的鱼种，情况好的可以成长到五至六寸，甚至可达七至八寸。这些鱼种，除鲫鱼和越南鱼可供食用外，其余都是河湖、水库等大水面放养的优良鱼种。
在操作管理上，只要像上面说的把稻田养鱼所必需的设备搞妥了，平时只要在管理稻禾时特别注意检查一下进出水口的拦鱼设备和田埂，防止漏水逃鱼就行了。至于利用深水田和冬闲田等进行成鱼饲养的，则以适当地投喂饲料和增施追肥为宜，在管理方法上也要更细致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