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古代希腊的伟大哲人——赫拉克利特
——纪念世界文化名人赫拉克利特诞生二千五百周年
伍思玄
距今二千五百年前，在古代希腊诞生了伟大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哲学家赫拉克利特。
在赫拉克利特所生活的年代，希腊社会正处于奴隶占有制的形成时期。在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手工业从农业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并且得到了迅速而普遍的发展。新兴的工商业者打破了氏族的血缘关系并且脱离了农业而组成新的社会集团，从而产生了新的需要，形成了和氏族制度相对立的利益。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工商业奴隶主集团的形成，希腊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批唯物主义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即是其中最大的代表。他继承了米利都学派的唯物主义，并把它推向了当时的高峰，成为当时最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
工商业集团同氏族制度的矛盾和斗争也在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中得到了反映。在赫拉克利特的一生中，希腊早期历史上发生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和斗争。当时社会财富大量集中在工商业者的手中，因而要求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新法律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对抗氏族势力。赫拉克利特坚定地支持了新的法律，他说：“人民应当为法律而战斗，就像为自己的城垣而战斗一样。”工商业奴隶主集团在这一斗争中处于绝对优势，他们的利益符合当时社会的发展，这就决定了他们在这一斗争中必然取得胜利，因此他们对自己的前途满怀信心，他们具有强烈的斗争精神，在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中就处处充满着这种斗争精神。这成为赫拉克利特哲学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在他的残篇里有许多这样的话：“一切都是斗争所产生的”，“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和这种战斗精神成为鲜明对照的是氏族贵族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观点，他反映了氏族贵族对于历史变革的恐惧和悲观情绪，认为“一切都服从命运，命运是宇宙秩序之源”，企图求助于命运来挽救趋于崩溃的氏族“秩序”。这里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赫拉克利特宣称：“正义就是斗争”，毕达哥拉斯认为：“美德乃是一种和谐”。
在赫拉克利特看来，“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且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他的信条是：“可以看见、听见和学习的东西，是我所喜爱的”。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赫拉克利特在一本如今已失落了的论自然的著作中广泛而详细地研究了自然现象。
赫拉克利特从可以看见、听见的自然界出发，首先就和宗教观念展开了斗争，并且唯物地解释了世界的本质：
“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体，它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按规律熄灭着的永恒的活火。”（转引自《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5页）。
赫拉克利特所表述的原理具有和其他早期希腊唯物主义哲学所共有的素朴性特点，这就是他们都把世界的物质基础，把物质性，素朴地理解为某种可以感觉到的具体事物，赫拉克利特就是把火看成为世界的物质基础。但是，这种表现着历史特点的素朴性并不能掩盖这种哲学在本质上是极为深刻的唯物主义观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对赫拉克利特的这一段话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是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绝妙的说明。”（同上，第395页）。不能把列宁的评价简单化地理解为赫拉克利特达到了现代的辩证唯物主义，因为列宁同时多次地指出赫拉克利特唯物主义的素朴性，说它具有“生动性、新颖性、素朴性和历史的完整性”（同上，第396页）。
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世界的物质基础，这首先是指火是形成宇宙的最初的始基。他说：“火的转化是：首先成为海，海的一半成为土，另一半成为旋风……”，宇宙就是这样由火的转化而形成。这种关于宇宙起源的见解确是极为素朴的，带有直观的、猜测的、非科学的性质，但是，在人类文化史的初期，这种坚持从世界本身而不是从宗教观念来说明世界的本质和基础的唯物主义观点，却为科学的发展道路开拓了正确的方向。火在赫拉克利特看来还不仅是形成宇宙的始基，而且是现存世界的千变万化的基础：“火死则气生，气死则水生。土死生水，水死生气，气死生火；反过来也一样。”世界就这样永不停息地从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赫拉克利特正是用火的这种转化来解释世界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火通过转化产生一切，而一切又通过转化产生火。”（同上，第388页）
可以看出，赫拉克利特对于火的描述包含有极为生动的辩证法的内容。火永恒地运动着、变化着，并且是“按照规律燃烧着，按照规律熄灭着”。赫拉克利特把火看成是一种具有规律性的现象和力量，并且使用了一个独创的概念来表述火的这种决定着世界运动和变化的规律性，这个概念就是“逻各斯”
（?????）。他说：“这个‘逻各斯’……永恒地存在着，……万物都根据这个‘逻各斯’而产生。”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是一个和“天意”、“理性”等等神秘的宗教观念根本对立的概念。他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世界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创造的……。”这就使我们有根据驳斥资产阶级哲学史家对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所作的神秘主义的歪曲。我们还可以从古代哲学家的记述中看到赫拉克利特对于“逻各斯”、必然性的概念作了正面的唯物主义规定。例如柏拉图在《泰阿泰德》这篇对话中曾经提到：“必然性，一切现象的必然性是联系和联结，这个观念的来源是赫拉克利特。”（同上，第394页）赫拉克利特把规律性、必然性理解为现实事物本身的联系，这个规定乃是纯粹唯物主义的观点。这就在本质上排除了规律性概念中的神秘主义内容。
赫拉克利特把“逻各斯”规定为现实事物之间的联系，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些观念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打击了当时的宗教唯心主义观点，而且还表明在人类认识世界的历史中人们的认识能力已经达到了新的阶段（例如在泰勒士那里就还没有原因这个概念），研究这些观念的产生及其发展，可以揭示出人类认识世界的一般过程，因而具有深刻的认识论的意义。列宁在研究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时极为重视他的“一切事物的联系”这个观念，并且指出：“自从‘一切事物的联系’、‘原因的链条’的观念产生到现在已经有数千年了。比较一下在人类思想史上人们是如何理解这些原因的，就会得出无可辩驳的确凿的认识论。”（同上，第394页）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是一种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这个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是正确的世界观，是古代希腊哲学所固有的，它第一次由赫拉克利特明白地列述出来：万物存在着，同时又不存在着，因为万物皆在流动着，万物皆在经常变化着，万物皆在不断产生与消灭的过程中。”（《反杜林论》）这个世界观是唯物主义的，也是辩证法的。
恩格斯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人类历史或我们自身的精神活动时，在我们面前首先呈现的是种种联系和交互作用的无限错综之图画，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万物皆动、皆变、皆生、皆灭。”（《反杜林论》）赫拉克利特既要求面向可以看见、听见的自然界，他就必然也面对着这一幅辩证的世界图画。对于这幅世界图画的辩证的规律性，赫拉克利特曾经用“逻各斯”这个概念作了概括。如上所述，这个“逻各斯”在赫拉克利特哲学中的涵意就是事物之间的联系。现在要进一步谈到，在赫拉克利特那里，“逻各斯”，规律性，事物之间的联系，还有着更为丰富的辩证法内容。
在赫拉克利特看来，各种事物在相互联系中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处于经常不息的运动之中。“人怎能躲过那永远不息的东西呢？”赫拉克利特喜欢用河水的流动来说明“一切都像一条河一样流着”。柏拉图曾经讲到，“赫拉克利特在某一个地方说：一切皆流，无物常住；他把万物比做一道川流，断言我们不能两次走下同一条河。”艾修斯也记载说：“赫拉克利特否认宇宙间是静止和常住不变的，因为这种状态只有包含着死亡；他认为万物都在运动：永恒的事物永恒地运动着，暂时的事物暂时地运动着。”在赫拉克利特的残篇里有这样的话：“我们走下而又不走下同一条河”，“我们既踏进又不踏进同样的河流”，“走下同一条河的人，经常遇到新的水流”。赫拉克利特在表述事物的运动时，已经包含有变化的观念了。他没有把运动的观念局限在机械运动的形态上，而是看到了事物的变化：“我们存在而又不存在”，“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在赫拉克利特看来，任何事物都不是从来如此和始终如一的，任何事物都是从另一事物转化而来并且再转化为其他事物。因此，对于赫拉克利特，事物的变化，转化，同时即是一个永不停息的产生和消灭的过程。
赫拉克利特的这个观点，同氏族贵族哲学家的世界观，例如爱利亚学派的观点，是根本对立的。这个学派的最大的代表巴门尼德说：“一切是一并且是静止的”，他在对运动、变化、产生、消灭的观点大肆污蔑和攻击之后说道：“只剩下一条途径可说：存在物存在。在这条途径上有许多标志表明：因为它不是产生出来的，所以也不会消灭，完整、唯一、不动、无限。它没有过去和未来。”在新事物必然产生和旧事物必然死亡的辩证法规律面前表现得如此惶恐不安而自欺欺人地闭起眼睛不敢承认这个客观规律，以至于把世界说成没有未来，这种氏族贵族的哲学多么鲜明地反映了他们对于自己走向没落的命运的恐慌情绪和顽固态度。
当然，在赫拉克利特那里，“辩证的思维还在天然生长的纯朴中出现”，因为“在希腊人那里——正因为他们还没有进步到对自然界的解剖和分析——还是把自然界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自然现象的总联系还没有逐一地加以证明：这种联系对于希腊人乃是直接的直观的结果。”（《自然辩证法》）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在进一步研究自然时，就显然不够了，因为“无论这种见解怎样正确地抓住了现象的整个图画的一般性质，可是要解释整个图画所由构成的个别部分，则它实在是不够的；但若我们不知道这些个别部分，那么整个图画对我们也是不清楚的。”（《反杜林论》）因此，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远没有达到科学的形态，它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虽然是自发的、直观的，但是他对于事物的观察却表现了惊人的敏锐和深刻。凡是在他看到联系、运动、变化以及产生和消灭的地方，他都看到了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在赫拉克利特看来，联系、联结、结合，也就是对立面的相互依存。他说：“结合物既是整个的，又不是整个的，既是协调的，又不是协调的，既是和谐的，又不是和谐的。”为什么是这样呢？这是因为结合、协调、和谐等等是由对立面构成的：“他们不了解如何相反者相成：对立造成和谐。”“自然也追求对立的东西，它是从对立的东西产生和谐，而不是从相同的东西产生和谐。例如自然便是将雌和雄配合起来，而不是将雌配雌，将雄配雄。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在赫拉克利特的著作残篇里，有关对立面的言论也是最多的，在这些关于对立面的言论中不仅谈到了对立面的相互依存，而且还谈到了对立面的相互转化。例如：“在我们身上，生与死，醒与梦，少与老，都始终是同一的东西。后者变化了，就成为前者，前者再变化，又成为后者。”在这里赫拉克利特所看到的对立面的“同一”不只在于双方相互依存，而且还在于双方可以彼此转化。而事物的运动变化以及产生消灭，实质上也就是对立面的相互转化：“冷变热，热变冷，湿变干，干变湿”，“神是日又是夜，是冬又是夏，是战又是和，是不多又是多余。他变换着形相”。列宁在研究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时特别记下了他的关于对立面转化的思想：
“在赫拉克利特看来，世界的基本规律（逻各斯——词，有时是ε?μαρμ?νη）是‘向对立面转化的规律’”。（《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1页）然而在赫拉克利特关于对立面相互关系的思想中最深刻而富有特征的一点却在于他从工商业者同氏族制度的斗争中直观地看到了事物的产生和消灭的动力和根源乃是事物之间的斗争。在赫拉克利特的时代，看到对立面相互依存现象的并不只是赫拉克利特一个人，就连毕达哥拉斯也曾注意到对立面的依赖关系。但在那时除了赫拉克利特之外还没有第二个哲学家看到事物之间的斗争在事物的产生消灭过程中所起的决定作用。赫拉克利特有这样的话：“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一切都是斗争所产生的。”他还说过：“应当知道，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就是斗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尽管这个斗争的观点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并未从辩证法的高度加以论证而只不过是对于社会生活中的斗争的直观表述，然而这毕竟是赫拉克利特哲学中最具有革命气息的观点。而作为注定要在历史斗争中灭亡的氏族贵族的哲学家如何敢于揭示对立的斗争的规律呢？毕达哥拉斯不仅是不敢揭示对立面的斗争，而且他的哲学正是要力图调和对立面的斗争，宣称“一切都是和谐的”。
关于对立面相互依存、转化和斗争的辩证法，是赫拉克利特哲学的卓越成就，是他对人类文化的伟大贡献，是哲学史中的优秀遗产。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这篇著名的文章中一开头就提到斐洛关于赫拉克利特辩证法的一段记述，这段记述说：“因为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在把它分为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用古希腊人的话来说，他们的伟大而光荣的赫拉克利特不就是把这个原理作为自己哲学的中心并作为一个新的发现而引以自豪吗？”列宁在提到这段记述时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是辩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主要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是它的最主要的特点或特征）。”赫拉克利特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发现了辩证法的实质，这不仅在当时值得“引以自豪”，而且就整个欧洲思想发展史来说，这个发现还因为近代哲学为形而上学所统治而显得更加光辉，因而也更其可贵。对于近代的形而上学哲学家，如恩格斯所说，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规律他们是一点也不理解的，并且说：“他
（指形而上学者——作者）的说法是：‘是则是，否则否，除此以外即是鬼话。’在他看来，事物或是存在，或是不存在；同样地，某一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又是其他事物。正和反是绝对互相排除的，原因和结果也彼此处于固定的对立之中。”
（《反杜林论》）形而上学只看到对立两方的互相排斥，而看不到它们的互相联结和转化，因此“它总要遇着一定的界限，在这界限之外，它就变成片面的、局限的、抽象的，而陷于不能解决的矛盾之中了。”（《反杜林论》）在这里，历史的发展要求在新的条件下批判继承并进一步发展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在现代条件下所制定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不仅是对于现代的生产斗争知识和阶级斗争知识的总结，而且还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赫拉克利特所奠定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已经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中得到了发扬光大，成为一种威力无穷的万能的世界观。但是，它已经不是赫拉克利特时代的天才直观的结果，而是像恩格斯所说的，“在我们这里却是严格科学的以实验为基础的研究的结果，因而也就具有确定得多和明白得多的形式。”（《自然辩证法》）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又不是赫拉克利特哲学的简单的继承，而是哲学史经过二千多年的发展所完成的一个根本的革命变革。这个革命标志着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一个在本质上全新的阶段。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同赫拉克利特哲学在本质上的差别并不简单地只是由生产水平、科学状况和认识能力所决定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剥削阶级——奴隶主的世界观。作为氏族制度的破坏者，工商业奴隶主曾是革命的，作为剥削制度的维护者，这个阶级又是保守的和反动的。这种矛盾的、两重性的阶级利益，决定了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不可避免地包含有跟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不相容的倾向。
赫拉克利特高唱“一切都是斗争所产生的”，但是当他作为奴隶制度的维护者而同奴隶相对立的时候，他却进行起“宁取永恒的光荣而不要变灭的事物”的说教，一切事物都通过斗争而运动、转化、产生和消灭的辩证法对赫拉克利特就成为巨大的威胁了。因此，即使赫拉克利特在同氏族制度的斗争中表现出一定的革命精神，也毕竟因为受狭隘的剥削阶级利益的局限而带有非批判非革命的保守倾向，使他看不到奴隶制在社会发展中同样也要灭亡而为更高的发展阶段所代替。这就决定着赫拉克利特在谈论运动、转化、产生、消灭的时候至多也不过是直观地描述现象，而看不到这些现象在实质上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因而他对于过程的理解牢牢地为循环论所束缚着。赫拉克利特把运动、转化、产生、消灭的过程理解为一个“确定了”的周期，并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必然性，这就使他对于规律性和必然性的理解又带上了宿命论的色彩。这种宿命论的倾向既和辩证法观点相矛盾，也跟唯物主义精神相违背了，以至于使赫拉克利特不能彻底摆脱宗教观念的束缚而往往把“逻各斯”、规律性、火这些概念比作神。
赫拉克利特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纵然有其不彻底的一面，却毕竟在人类开创文化的时代做出了光辉的贡献，并且在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以及同反动势力和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进行斗争中留下了不可抹杀的历史功绩。这些都是在今天值得我们纪念的，也是我们应该批判继承和发扬的。现代资产阶级的五花八门的哲学派别各以其公开的和隐蔽的、直接的和间接的方式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攻击。这是现代的反动势力在哲学领域对革命力量的进攻，同时也是它对人类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挑战。他们从历史上拾取一切反动没落阶级所使用过并为革命力量所粉碎了的各种粗野的唯心主义这个思想武器的残片，贴上各种新奇的名目：新托马斯主义，存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实用主义，人格主义……，而人类优秀的哲学遗产却被他们用这些腐朽的哲学所践踏了，纪念赫拉克利特，应该批判继承和发扬他的战斗传统，为不断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本文中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引自三联书店《古希腊罗马哲学》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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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论文摘要
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
竺可桢
二十世纪气候变暖的问题，中央气象局局长涂长望今年1月26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已概括地讲述过了。这一问题，不但引起欧美学报上热烈的讨论，而且也影响世界若干地区农、林、牧、渔、交通经济上的改变。二十世纪气候变暖在高纬度尤为显著。苏联欧洲美晋河地区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平均温度增加了摄氏一点六度，该区冻土带的北限，向北推移了四十公里。当挪威地理学家南生在1893—1896年往北极探险时，北冰洋冰的厚度为三百六十五厘米，到1937—1940年苏联西多夫至北冰洋时，同区域冰的厚度只二百一十八厘米。因海冰减薄，北冰洋夏季航行时间增长了，在1900年前后为三个月，到1940年以后则为七个月。海冰的减少，不但有益于航行，而且也改变了邻近北冰洋区的动物群落，因而也影响到了人类社会经济生活。格林兰岛的爱斯基摩族向来是以捕海豹为业的，但是1930年以后海豹不来这个地区了，代之而来的是大群的?鱼，所以近三十年来爱斯基摩人便以捕?鱼为生了。
近五十到一百年来，世界上高山冰川和雪线的退缩更是普遍现象。大冰川缩小了，小冰川不见了，雪线升高了。据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自然科学家洪保德的调查，那时喜马拉雅山（北纬三十度至三十一度）北坡上雪线的高度是五千零六十七米。一年前，我国以史占春为首的登山队去登珠穆朗玛顶峰时所测喜马拉雅山北坡雪线高度已上升到五千八百米。所以在这一百二十年期间雪线已上升了七百三十三米。雪线上升，则草地线、森林线以至人类垦殖限度也随之上升。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冰川队和综合考察队队员在天山、祁连山、喜马拉雅山上，到处看到了冰川退缩的现象。
从地质学家的眼光看来，我们现在还处在第四个间冰川时期。这一个时期，从一万年以前已经开始了，在这时期内气候仍然有波浪式的小起伏。在若干地区，从高山上冰川的进退、动植物种类的推移、沼泽湖泊的涨缩，以及历史时代文字的记载，使我们可以得到近一万年来气候变迁的一个轮廓。瑞典、挪威和冰岛，是对于近代冰川研究得比较仔细的地方。从研究结果知道，冰岛和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岛上气候从冰川时期结束以后在公元前一千至五千年一段时期气候最为温和，称为黄金时期。那时，滑忒纳卓尔山上雪线上升到海拔一千四百米。到公元前五百年，雪线又降低到海拔五六百米。嗣后，在罗马时代（公元零至四百年）曾有一度的好转，但不久又恶化；从公元八百七十至一千二百年，雪线又上升到一千一百米（约与现时期相等）；此后天气又转冷，在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气候学上称为小冰川时期），为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冰川时期后最冷的时期。近一百年来，气候又变暖，使山上雪线又回复到海拔一千一百米。
八千年以来，西欧气候的变动和上述北欧情况大同小异。英国勃洛克司根据古代欧洲文献所载的风暴、严冬和水旱灾荒的记录以及其他材料推定，西欧在相当于我国的战国时期、六朝、南宋、元及清初时期温度均较现时为低，两汉、唐宋与现时相仿，而在春秋以前则温度较现在为高。
列宁格勒地理研究所西尼特尼可夫教授对于俄罗斯古代气候做了不少工作。俄罗斯南部伏尔加河区常受干旱的威胁，他的工作主要在研究几千年来俄罗斯平原上湿度的变动，研究方法从查明苏联草原地区湖泊水面的升降入手。西尼特尼可夫数年来研究的结果表明，俄国草原地区冰川期以后的气候也是循环起伏的，潮湿的时期出现于公元前五千年、三千六百年、六百年和公元后一千五百年间，都隔以比较干燥的时期。燥湿相间的周期，短者为三十至五十年，长者达一千八百年。从十五世纪以后，气候变得干燥，尤其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直至于今。列宁格勒水文气象局白信司基则从俄罗斯历史文献中搜集公元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关于干旱、水灾、冬寒、缺雪和大风暴的材料，作了研究，表明俄罗斯平原上的气候也有循环起伏的现象，从十三世纪到十五世纪，气候较冷而灾荒也较多；十六世纪初期起，气候显得温和；十七世纪又变寒冷；十九世纪后半期到二十世纪，温度则又上升。
非洲埃及（今阿联）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自古以来埃及的农田灌溉面积全靠夏季发水的大小，所以历代均有记载，记着每年尼罗河最高的水位和最低的水位。从公元六百四十一年以后到一千四百八十年这一个期间的记录还完全保存着，1480年以后也保存着一部分。由于河流每年淤积泥沙，尼罗河的河底逐渐抬高，再加上灌溉用水各时代也不一致，所以要从水位记录来定各时代雨量的多少是有困难的，但是把每年最高水位和最低水位画成图表就可以看出两者统有周期性的升降，周期的长短从三十年至五十年。
南北美洲因缺乏历史的记载，同时对于冰川的进退、河流的涨落也无长远的记录。关于人类历史时期气候的变动，只有美国西部加利福尼省水杉年轮的研究，足为参考。从可罗拉陀河流域七十五株水杉的解剖测量得出结论：在过去八百五十年中，十三世纪是相当干燥，而十四世纪却相当潮湿，与二十世纪1905至1929年这一期间相似。十六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极其干燥，尤甚于北美洲1900年左右和1930年以后的一个时期。在1670年以后，雨量有二十至二十五年周期性的循环。
樱花是日本的国花，从九世纪以后在京都遗留着天皇或将军们当樱花开放时设宴朝会日期的记录。这类记录经荒川秀俊的整理可以看出，日本京都在十一世纪到十四世纪春天到临时期较晚，而尤以十二世纪为甚，这正值我国南宋时代。荒川秀俊也把日本诹访湖从十五世纪中叶到现在结冰时间日期长短做了研究，证明十八世纪以来此区气候趋向和暖。同时，山本武夫在本曾地方（日本长野西南部）采取有八百五十年龄的香柏做了年轮的研究，来证实诹访湖的气候情况。从近百年日本有气候记录以来，日本气温以1900年左右为最低，以后即逐渐上升，尤以夏季为显著。但各区有其局部的地域性。
从上面所谈世界各国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的气候状况看来，气候波动是普遍性而且具有一定规律的，既不是一成不变，也不是作直线式的下降或上升。那么中国历史上气候是不是也有变动呢？这一问题我国古代的哲学家和文学家也有人加以注意。如元朝的金履祥（公元1232—1303）曾经根据我国中原周秦时代的物候作出论断，以为古代要比元朝为热。到清初，大兴刘献廷（公元1648—1695）所著的《广阳杂记》中，也提到他曾经搜罗了古今南北花开季节来比较历史时代气候的温凉，可惜他这记录早已遗失了。到近代，这一问题也曾有人研究过，但发表的文章是寥寥可数的。作者在三十年前曾把我国历史上关内十八省水灾、旱灾的记载做了一番统计，做出初步结论，认为从三国到唐初（第四世纪到七世纪）比较干旱，南宋和元朝（十二世纪和十四世纪）比较潮湿，到明代（十五世纪）又变干旱。从南宋时代（1131—1260）首都杭州的春天下雪日期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相比而得出结论，那时杭州的春天最后一次下雪日期要比现在迟三星期，因而温度可能要比二十世纪初低摄氏一度。这一设想，是和近来日本荒川秀俊所发表京都春天樱花开花的日期在十二世纪特别延迟是相符合的。我国宋元时代冬季的特别寒冷，从历史所记载的那时冰雪灾荒次数特别多也可窥一斑，而且这一事实也在欧洲的文献中显示出来。
物候学是劳动人民因生产的需要，根据经年累月所积累的材料建立起来的。二十四节气成立以后，农民从自己的经验里知道，即使在同一个节气，天气的寒温还是可以不同的，安排农时、物候常比节气更可靠。同时我们只要有历代的物候记录，便可以推想到当时某一地区的气候，所以古代物候记录是研究古气候学的极可宝贵的材料。
物候的观测至今还没有很好开展。它和农业气象不同，农业气象注意栽培作物的发展状况，而物候是记录一年四季动植物的萌动、蛰藏和冰雪霜冻的开始和结束时期的。为了预报农时，物候和农业气象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至于测定古代气候那自然是另一个问题。
涂长望在前述文中已对近一百多年北京的气候记录做了总结，在这一时期气温虽有波动，起伏的幅度不大。但在十九世纪以前，北京的气候状况如何呢？欧洲在十七八世纪曾经过一个所谓“小冰川”的寒冷时期，这在北京的物候里得到反应了吗？我们试把十七世纪的后半期五十年作为一个例子，从古书上所记载的物候来定那时气候是否比今为寒冷。清朝初年一位爱国历史学家谈迁写了一本名叫《北游录》的书。从这本书中，我们知道他于1653年（顺治十年）阳历7月底从家乡杭州出发，由运河坐船到北京，于11月7日抵天津，到18日运河即封冻，他得改走陆路到北京。他在北京留到1656年（顺治十三年）的阳历3月。等到3月7日河冰开冻，他又坐船南返。我们若把上述冰封时期当是一季度算，那么封冻日期共一百一十天。若把这个日期和近来京津运河封冻时期相比，就可显出谈迁时代冬天北运河冰封时期要比近十年华北最冷冬天即1957年（冰期94天）还要长。在谈迁留京的两年半当中，他几乎每天做日记，但他所记的物候不多，只有三次到报国寺观赏海棠和一次看丁香的记载。若把这些日期变成阳历同近十一年北京海棠开花日期相比，就要迟七、八天之多，可知那时北京春天花信比现在为迟。
谈迁日记里还提到顺治十一年（1654年）江浙冬天之冷。这年阳历11月，吴江运河冰厚三寸多，要轻舟募壮士凿冰，每天才能行三四里，从吴江直冻至嘉兴。阳历11月南运河冰封是历史上少有的。这时期长江流域天气之冷，我们也可以从十七世纪末叶叶梦珠所编的阅世编里找到证明。他写道：“江西橘柚向为土产，不独山间广种以规利，即村落园圃、家户种之，以供宾客。自顺治十一年（1654）甲午冬严寒大冻，至春橘柚、橙、柑之类尽槁。自是人家罕种，间有复种者每逢冬寒辄见枯萎。至康熙十五年（1676）丙辰12月朔，奇寒凛冽，境内秋果无有存者，而种植之家遽以为戒矣”。江西橘柑从唐到明一直是贡品，每年要进贡给当时封建主享受的，而到十七世纪后半期，在二十多年中常被冻死，有两次遭毁灭性的冻害，使农户不敢再种。从此可知，十七世纪的后半世纪，我国北方以及长江流域和欧洲一样，是一个寒冷时期。
这寒冷时期在长江下游继续到什么时候呢？如果我们没有长期物候的记录，是不能正确地回答这一问题的。好在十八世纪中叶，我国地理学者全祖望（1705—1755）所撰的刘继庄传里，引了刘继庄（即刘献廷）的一段话说道：“诸方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岭南之梅十月已开，桃李腊月已开，而吴下梅开于惊蛰，桃李开于清明，相去若是之殊。今世所传七十二候，本诸月令，乃七国时中原之气候，今之中原与七国之中原不合，则历差为之。今于南北诸方细考其气候，取其核者详载之为一则，传之后世，则天地相应之变迁可以求其微矣。”从这几句话里就可以看出刘继庄不但知道物候有南北不同，而且也疑心到古今不同。他所供给的物候资料，可使我们用来核对他那时代物候和今日的异同。据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气象研究所所搜集的1934—1936年各农业试验场的报告，宛敏渭把全国那几年的物候做了图表，从这些图表可以看出苏州无锡地区桃始花是在3月下旬，只有沿海一带在4月上旬。据个人在1937、1948、1949三年的记录，杭州梅花于雨水节已盛开，桃李于春分前后已盛开，南京只迟二、三天。刘献廷原籍大兴，住苏州二十多年，他所说吴中物候，应可与今杭州南京相比，从此可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花信要比刘献廷全祖望时早十天或一个节气，又证明了十七世纪在长江下游是一个寒冷时期。
以上所讲无非要试用现今物候作指标，来衡量古代任何时代的物候和气候。对于清初可这样来衡量，对于唐、宋、元、明各代只要有文物材料，统可以这样试做。物候的观测，既不费人工，也不费钱，只要小小一块园地，作为种植指定的标准植物即可。这一观察研究工作，对于农业八字宪法中的管字可大有帮助。苏联从卫国战争以后，由全苏地理学会主持，已组织了全国物候网；到1955年已有五百多正式观测员记录各地的物候。此外，在苏联教育部指导下，在中等学校和其他地区组织了一千五百多个物候站。我国正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若能组织一个物候观测网，对于预报农时是会有帮助的。
最后谈谈世界气候波动的原因。地质时代气候波动的原因，尤其是冰川时期和间冰川时期的交互更易的原因，一百多年来引起剧烈的辩论。这些争论，直到现时虽尚没有结论，但许多科学家多相信地球上气候的波动是和太阳辐射强弱有关系。近年来，火箭在高层空气的探测增加了，我们对于日地关系的知识，从1957年国际合作进行地球物理年以来，更加丰富。当太阳黑斑多时地面上空游离层骚动，其下的臭氧层则吸收大量紫外光线，因之高空的同温层温度可以骤然增高而影响到大气环流。大气环流的改变，再影响到地面上温度和雨量的分布。所以太阳辐射和地面气候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
在我国历史上，从西汉元帝永光元年起（公元前43年），即有太阳黑子记载，到明末崇祯共记一百零九次。黑子记录最多是在第四世纪、第六世纪、第十二世纪和第十四世纪。若与各世纪严寒冬季次数表相比，则除第四世纪冬寒缺材料外，凡是黑子记录多的世纪，也为我国历来严冬多的世纪。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在研究北京近九年来冬季特冷天气和特暖天气的过程中，发现这过程和大气环流有关。因太阳影响地球天气的机制尚未查明，有待深入研究方能解决。
（摘自4月27、28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