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略论三元里反侵略斗争
陈原
三元里（今广州北郊）人民群众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武装斗争，已经过去一百二十年了。这场保家卫国的民族自卫战，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屈辱于外国强盗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充满着敢于藐视强大的敌人的革命气概。
1841年5月，广东处在英国侵略军的威胁下。后来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炮声，已经打响一年多了。外国殖民主义者——首先是英美鸦片贩子、英美传教士以及一年前派来中国进行侵略的英国“远征军”——的狰狞面目，当权的统治者投降派的腐败无能以及卖国活动，已经比任何时候更加明显地暴露在广东人民的面前。英国侵略军碰到很大的困难：补给不易，后方太远，士兵中时疫流行；最“可怕”的是群众的怒火到处引起自发的、零星的、但是频繁的斗争。侵略者为迅速取得预定的“战果”，便于5月24日派出几乎全部侵略军（二千八百余人）绕道广州西郊攻占广州北郊的一系列炮台，借以控制城内，迫使统治者投降派答应他们的要求，避开群众的这座一触即发的“火山”。
一个被侵略的民族，面对这样局势，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在各个阶级、阶层、各个群众集团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应。
让我们从剖析统治阶级的情况开始吧。
曾经在过去两年（1839—1840）坚决执行禁烟政策、有效地阻击过英国侵略者的爱国分子，是统治阶级中的少数派。他们具有比较清醒的头脑，要在外国侵入的巨浪中找寻民族自强的道路，他们是地主阶级中的先进人士。这部分人现在已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权力。投降派已经在皇朝中取得了绝对优势。林则徐（原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在头年（1840）已被革职，此时（五月初）已离开了广州；他的合作者邓廷桢（原两广总督，后调闽浙总督）也遭到同样的处分；两年来锐意整顿海防、多次击退侵略军的爱国将领，如关天培（水师提督）、陈连升（副将）也在这一年年初因孤立无援而牺牲在自己的岗位上。抵抗派已经被迫退出了政治舞台。他们曾经有限度地发动民众，现在是完全无能为力了。
现在当权的不是接替林则徐的琦善，琦善到广东的任务是向敌人求“和”（即投降的代名词），直到瞒着皇帝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侵略者，这才被“锁拿进京”。现在守广东的是那个带来了几万大军的皇亲、贵族奕山。但是奕山和琦善又有什么区别呢？他们都是一丘之貉，都是彻底的投降派，他们一致认为“患在内而不在外”。他们唯一的不同就是：奕山手上的几万大军，是谈判投降的资本，琦善则以拆毁所有防御工事，解散水勇来表示求降的诚意。不错，奕山曾在5月21日毫无准备地“打”了一仗，这一仗与其说是要“打”，还不如说是制造一个投降的借口。以奕山为首的当权派，既然是失败主义者，他们就十分害怕人民的反抗运动会“破坏”他们的投降勾当，更加害怕人民武装会动摇他们的宝座。因此，他们的政策是迅速向外国侵略者投降，以便回过头来对付老百姓。
还有一部分中级官吏，在抵抗派当权时也曾摇旗呐喊过，此时却摇身一变，依附权贵，成为投降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代表人物是广州知府余保纯。三元里斗争到达最高峰时，出来替侵略军解围的就是这个家伙。此外，也有像按察使王廷兰一类的人物，他们有点民族意识，也悲愤地批评过不抵抗政策，但他们所谓抵抗，却把希望放在投降派手中的军队身上，而军队的指挥者不听他们吹，结果他们就不能不成为空谈家了。他们很不赞成群众自己起来搞，他们认为这是“乌合之众”，“不知王法”，不但成不了大事，而且会“渐生心于内地”，后患无穷。他们后来也赞扬过三元里的斗争，但是他们那时其实是个旁观者。
统治者手中的军队，此时约集中了两万人，但是军队此时和过去两年已大不相同。现在是士气沮丧，军纪荡然。头年能打仗的，死的死，散的散了。不抵抗政策瓦解了从外省调来的大军。就在三元里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候，成千成千的军队按照敌人的条件，偃旗息鼓地开出城外。他们在对垒着的中国群众与外国强盗面前走过，却仿佛完全没有看见这个场面。连侵略军的司令也对此大吃一惊，恐怕其中有“诈”。总之，军队此时已经不是抵抗外敌的力量了；不，它甚至连镇压群众的力量也暂时丧失了。
坚决赞成投降路线的还有在市民层中新出现的新商人，即公行老板——“行商”。他们被赋予对外贸易垄断的权利，是一种拥有土地的世袭的商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现代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祖宗”。他们没有爵位，没有官职。为了保全和扩大自己的财产，他们用巨额的金钱千方百计去“捐”一两个挂名的官衔。这些人都是腰缠巨万，唯利是图；勾结官府，私通外国。怡和行老板伍绍荣（对外用的名字是伍浩官
〔二世〕）就是这样的典型人物。他的财产多至几千万英镑，妻妾成群，房地无算；头年他曾被林则徐枷锁示众，如今他却是“活跃”分子，在奕山干投降出卖祖国的勾当中，曾经立过“大功”，成为官府与洋人之间自然的桥梁。侵略者向奕山敲诈六百万元“赎城”费，奕山向伍绍荣和别的行商则敲诈了几乎三分之一；只要能实现投降，这些人也就甘心被敲诈。
但是当时的局势，在大多数群众中间却激发了他们保家卫国的情绪。抗敌的“义军”（平英团）在零星战斗的基础上结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构成三元里抗敌“义军”的是水勇、士绅、手工业工人和农民。水勇是林则徐时代倡议组成的水上“民兵”，他们是从渔民和蛋民（水上居民）中来的，蛋民是最受压迫的城市贫民。渔民和蛋民在海上天天接触横行无忌的“洋鬼子”，受尽他们欺压，民族意识是强烈的，斗争情绪也很高。投降派上台后，水勇被解散了；这时有一部分却不甘屈辱。大家知道的如“落第秀才”林福祥所率领的几百人，据记载参加过北郊炮台的保卫战，炮台失守后便转到三元里一带。林福祥起先还向投降的官府建议，让他们和群众去打鬼子，他的建议自然得不到答复，其时三元里的群众却已起来了，水勇便立即投入了战斗。这部分人有作战经验，对于组织这场斗争当然是很有用处的，可能成为群众的军事骨干。（但是林福祥事后吹嘘得太厉害，那也是过甚其词的。）
参加斗争的“士绅”，大部分是没有实际政治权力的中小地主。他们平日剥削农民，却又受官吏、洋人和行商的欺压。他们当中有些是腐儒，迂腐使他们厌恶“蛮夷”，挺身而出，保卫这个封建的古老“天朝”；有些是“落第秀才”（如林福祥）和官场失意分子（如何玉成），他们有不同程度的反满情绪，将那时的危机完全归咎于满族的统治。鸦片的泛滥夺去了很大一部分士绅的体力和神智，加上入侵者的横行，侵犯到他们的微薄的财产，这一切激发了士绅的民族意识。所以士绅在三元里斗争及其后一个时期组织社学的斗争中，曾经是积极的参与者，有许多成为事实上的领导人。不过，读者可以从下文看到，士绅在三元里斗争最紧要的关头动摇了，退却了。在事变以后，官府为了笼络他们，在大佛寺举行“庆功宴”，在这以后，有些士绅被“册封”，得到一官半职，何玉成放了四川射洪县知县、王绍光放了江西靖安县县丞，林福祥后来一直做到浙江布政使。这一批人从此就和农民运动分手了。但也有少数士绅，却和其后新出现的人物在一起，坚持组织“社学”斗争，就因为这样，钱江、何大庚等人被统治者用种种借口逮捕流放了。
城市中的小商人、小业主，在三元里战斗中没有参与的机会，他们被围困在城里，只是在其后的“社学”斗争中，则被牵卷到运动中去。在城郊工作的纺织工人和打石工人，则积极地参与了这一次斗争。那时从广州西北郊到佛山镇一带约有五万纺织工人，在北郊的有许多是丝织工人。这些工人都有“行会”组织，行会有行规，行规不许赌博嫖妓，因此工人大都练得一手好武艺。秘密结社如“天地会”也在工人中间发展。他们不是现代无产阶级，他们和农民之间有血缘的联系，而他们又比较农民更有组织性。洋纱、洋布在十年间（1830—1840）的输入量增加得很快，分别增加好几倍到几十倍，这就严重地威胁到广东手工业工人的生活；《伦敦晨报》那时的澳门通讯，就曾报道广州附近工人抵制洋纱的斗争。三元里斗争发动以后，这些手工业工人迅即参加进去，这是可以理解的。据说参加战斗的有六百至一千人，其中还有传说中的英雄人物陈棠。此外，在西北郊还有打石工人，当时也有行会组织，他们也参与了三元里斗争。有一个领导人叫王绍光（士绅中的破落户）的，就是在打石行会里当“先生”（笔墨）工作的。
农民在这次斗争中显然是主力军。西北郊各乡都发动起来了（有的说九十六乡，有的说一百零三或一百十三乡），大约近万人上下。农民平时是被压在最底层的受苦人：官吏、差役、洋商、行商、洋商和行商的爪牙、士兵……都骑在他们的头上。鸦片的泛滥搞乱了社会秩序，制造了一批盗贼、流氓、棍徒和无赖，甚至在农民中间也损害了一部分青壮劳动力。这都是农民的“负担”。三元里一带的农民从5月24日英军攻占北郊起，又遭受到野蛮的“文明”人的欺凌。侵略军的“征粮队”，到处抢粮，捉鸡，杀猪，牵牛；三五成群的英兵到处“浪荡”（英国人当时用的字眼叫ramble），实即奸淫掳掠，无所不为，连棺材也劈开，死尸也被“检验”，甚至砍了女人的小脚作为“俘获品”！郊区农民对付侵略者是有过经验的，他们充分利用了三年前（1838）12月城乡群众包围外商聚居的商馆的斗争“演习”，到处都敢于自发地跟侵略军作战。据英国人的记载，小股英军不断被袭，结队出外“浪荡”的侵略军，往往被捉被杀一部分，有一个英国军官说：袭击者“显然是在田间作工的农民”。在农民斗争中显然涌现出自己的领袖，我们现在从广东省文史馆的实际调查材料中，可能知道的有颜长浩（能武艺的庄稼汉）和韦绍光（能武艺的菜农），据说这个颜长浩后来参加了粤北的农民起义军。
正当农民群众在郊区对入侵者进行这种零星战斗的时候，统治者加紧与敌人作投降谈判。5月26日，城上扯了白旗。之后，奕山完全“同意”了敌人提出的条件：官、兵撤出城外，并向英军缴纳六百万元，作为“赎回”广州城的费用。投降条件激怒了群众：士绅、工人、农民都认为是奇耻大辱。不满和仇恨的情绪在迅速增长。为着把这种情绪镇压下去，统治者这时施用自己的“权威”：27日，广州知府出告示说，现在“息兵议和”，敌人要买食物，应“照常卖给”。28日，奕山领衔出布告，禁止“妄生事端，捉拿汉奸，借词滋扰”（一句话，不得抵抗了！），敌人上岸，也“不得妄行拘拿”，如违禁令，“即按军法治罪”。这些可耻的高压手段，不啻火上添油。农民群众的零星斗争，于是取得了其他阶层人士的参加，汇流而成为强大的有组织的反抗运动。三元里斗争爆发了。
三元里斗争全程实际上只有三天：5月29日发动，30日高潮，31日结束。第一天是人们在三元古庙誓师的日子，庙中的三星旗被拿来作“令旗”，他们对旗宣誓：“旗进人进，旗退人退，打死无怨”，头两句是进退信号，末一句表明斗争决心。十五岁以上的男性都出击，妇孺撤退——到战斗开始，她们自动成为后勤部队。这天夜里到第二天黎明，成万人的队伍从四面八方向敌军司令部四方炮台挺进，30日包围了这个炮台。敌人立即派出大部分侵略军，分三路去迎击这支“义兵”。群众避免与敌人正面交锋，便迅速退却，诱敌深入。敌人发觉他们遇见的不是溃败的官兵，而是斗志昂扬的有组织的群众，他们又发觉天气条件很不利（上午酷暑、下午开始大雷雨），地形也对外国侵略者极不利（水田、单边路、矮丛林、丘陵地带），便立即回师，企图缩进四方炮台。群众于是将敌军殿后部队（现在判明是敌右翼第二十六团一部分）和与大队失却联系的孤立队伍（判明为敌左翼三十七团一个连）包围起来，进行肉搏。敌人的火器尽湿，无法打响，而刺刀敌不过农民的长矛（敌人说：“刺刀之于中国人的长矛，只不过是一种可怜的防御物罢了”）。到半夜，敌官兵被杀被伤不少，仍突不出重围。形势是很好的。一个署名为“目击者”的侵略军官，当时在美国人办的月刊写道，英军军力单薄，“即使丧失六十人的一个连，也会感到（局势）的严重。”（这个“目击者”就是随营的英军医麦菲尔逊。）因此，敌人立即派出拥有最新式武器（不怕雨淋的雷管枪）的王牌部队来抢救，才把这两股溃败的敌军救回一部分。盛怒的群众跟踪追击，将四方炮台层层包围，直到31日早晨。
敌人利用了三年前商馆被群众包围时的“求救”经验，在31日早派出奸细，混出重围，投书广州城内业已丧魂落魄的统治者，威胁他说：群众“示威”如果继续下去，便立即“恢复敌对行动”。这纯然是一种恫吓，但在腐朽的投降派身上生了效。知府余保纯带着番禺、南海两个县长，立即出城为敌人解围，士绅受到了威迫利诱，在这紧急关头动摇了。他们离开了群众。余保纯这才“保”着外国主子，在群众耻笑声中狼狈撤走。战斗的队伍这时失去了斗争的方向和斗争的对象，经过一两小时的踌躇，也就只得退却了。
群众暂时分散了，斗争的烽火并没有熄灭。英国侵略者看到了这种情势，连忙退出这座“火山”。6月初，当英国的全权代表义律退兵时出“公告”分化群众的时候，群众立即贴布告予以驳斥，并且“约期再战”。这种不怕强敌的气概，就说明烽火还在继续燃烧。一年之后，这座“火山”果然又接二连三地爆发了。而且它的矛头渐渐更加明确：同时对准外国侵略者和本国腐朽的压迫者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过去已经一百二十多年了。是在这场战争中外国侵略者的炮火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而三元里的人民运动则开辟了一条坚决反对外国殖民主义者及其国内代理人的斗争路线。这条斗争路线与统治阶级的投降路线激烈地斗争了一百多年，终于人民群众取得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胜利。三元里斗争是这场搏斗的开始。这场斗争最大的战果不在于砍获敌人多少；它的全部意义是在于：一个所谓“落后”的民族，敢于用原始的武器——长矛、刀斧、石块，抵抗强大的外国侵略者，这是一种被压迫民族最宝贵的革命气概。历史证明，只要发扬这种气概，坚持斗争，加强内部团结，不断壮大自己力量，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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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观点和史料的统一
彭明
有一次，我和一个学历史的同学谈话，谈的是关于北伐战争的问题。在谈话中，这个同学对北伐战争胜利的原因等等，讲得有条有理。但是，当谈到北伐的对象，即敌人的部署情况时，他却茫然无知了。这使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同学所谈的那些条、理，是不是真正地理解了的和巩固了的东西？谈革命不了解国情，论北伐不明了对象，不正是“无的放矢”吗？光知道几条结论，而不了解这些结论所根据的事实材料，其所知的当然不能算作真知识。
其实，恐怕这也怪不得学生，而是因为教师也没有交代清楚。由此我联想到：我们历史教学工作者和研究工作者，是不是在自己的教学和写作中，有满足于抽象的概念而未能引导学生和读者去获得具体知识的地方？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我们是多么需要这种“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呵！
搞历史的同志既然要从具体的历史事件中探讨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那么就必须对历史资料工作予以足够的重视。1960年12月间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指出：“资料工作，包括实地的社会调查和文字资料的搜集、积累、整理和编纂，是研究和著述工作的基础……缺乏这个基础，研究工作就会流于空泛的议论，不可能做出任何好的成绩……所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要动手作调查、搞资料……资料工作必须有战斗性和思想性，必须为着战斗的目的和需要，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不能为资料而资料。”这一段话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它关系到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即在学术工作中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我们曾经对资产阶级学派的史料观点进行过批判，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他们把史料和历史科学混为一谈，认为历史学就是史料学；他们是从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去选择史料、曲解史料或捏造史料的。但是，我们批判资产阶级的史料观点，绝不意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轻视资料工作。
有过这么一种看法，好像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专门搞理论的，而资产阶级史学才是专门搞资料的。这种把史料和观点割裂开来的看法，表现为两种现象：一些人认为自己是专门搞理论的，而对于资料工作有着不同程度的轻视。在他们看来，似乎理论工作才是创造性的劳动，而资料工作是无足轻重的；或者资料工作由别人代做即可，自己是无须亲自动手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还是搞搞资料吧！”在他们看来，似乎搞资料工作是完全不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其实，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资料工作也是有很大意义的。
不错，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要总结历史现象，找出历史规律，并概括为正确的理论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果不重视材料，能凭空地产生结论么？当然不能。马克思写《资本论》，钻研过一千五百种以上的书籍，可以说他几乎用了毕生的精力从事搜集和分析材料的工作。马克思并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但是他大约在1881年逝世以前不久，为了研究问题的需要，还根据大量的文献编写了一部《印度史编年稿》。马克思要求他自己的每一项工作，都要以事实作根据。他说：“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便不能对于现实的运动，有适当的说明。”正因为这样，他才能从事实中总结出科学的理论，揭示出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
一些资产阶级史学家说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好像很不重视观点，但是他们在处理史料时，果真没有自己的观点么？当然也不是。就以胡适派来说，实用主义就是他们的总观点。古代的历史学家，也是既讲材料也有观点的。司马迁作《史记》，就有“太史公曰”；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就有“臣光曰”。这就是观点。人们在研究社会历史的各种矛盾和斗争中，是总会有着自己的观点，总会表示出自己赞成什么和反对什么的。
因此，我们不应该把史料和观点割裂开来。历史研究工作应该从史料和观点必须统一的角度上去进行。懂得了史料和观点的统一，也就懂得了史料在史学中的重要地位，不可加以轻视。
近年以来，一些同志常常说，我们在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中应该“以论带史”。“以论带史”，可以有正确的理解和作法，也可以有错误的理解和作法。在这里，如果把“以论带史”理解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对于全部历史研究过程的指导，如毛主席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那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把“以论带史”理解为对于自己所要研究的课题，不需要先具体的分析具体情况，而只要依靠现成的结论，“带”上几条合乎口径的史料，即算完成了科学任务，那就是完全错误的了。这种理解和作法，违反了认识事物的规律。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先有感性认识，然后才能上升到理性认识。历史学同样是这样，总是先接触到大量的史料、事实，然后才能引出结论来。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也是从大量的实际材料中总结出来的。一切部门的科学研究总是如此：从事物的实际情况，总结出科学的观点；这种科学的观点，反过来指导着对新事物的探索；而对新事物研究的结论，又不断地丰富着和发展着原来的观点。如此循环往复，一步深一步，以至无穷。因此，那种认为无须对历史材料进行艰苦的劳动，而只依靠若干现成的概念，就可以进行科学研究的观点，必将把“以论带史”变成为“以论代史”，从而必将导向历史科学的取消。恩格斯说得好：“不把唯物主义的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导的线索，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将历史的事实宰割和剪裁来适合于它，那末唯物主义的方法就变成和它相反的东西了。”
当然，我们说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是就研究工作的过程来说的，而并不是说在一篇论文和一本著作中必须把所接触到的材料都排比出来。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而且也是没有必要的。
就研究的过程看，材料形成了观点；就论文的表现看，观点统率着材料。在材料形成观点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起着指导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又是历史实际材料形成的。材料形成观点，观点指导材料；材料再形成观点，观点又指导材料。人们对真理的认识，就是这样一步深一步地前进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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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周予同、汤志钧探讨中国经学问题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周予同、汤志钧最近陆续发表了三篇文章，探讨中国经学的问题。
《“经”、“经学”、经学史》一文，发表在2月3日的文汇报上。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认为，“经”就是指由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编著的书籍的通称。“经”这一名词的出现，应在战国以后；而正式被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为“经典”，则应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家以后。此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和历代儒家意识的变化，对于“经”这一名词的解释，也逐渐有所不同。总括起来，它具有下列几个特点：（一）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需要，“经”的领域在逐渐扩张，即由汉之“五经”、“七经”到唐的“九经”、宋的“十三经”。（二）“经”不仅是为封建专制政府所“法定”，认为合法的“经典”，而且是在所有合法书籍中挑选出来的。后来儒家所编著的书籍，固然不称为“经”，就是秦汉以前的儒家书籍，不是得到孔子“真传”的，也不称为“经”。（三）“经”不仅是封建专制政府和统治阶级进行文化教育思想统治的工具，也是封建专制政府培养提拔统治人才的主要准绳，它基本上成为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合法的教科书。作者认为，“经学”和“经”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经学”一般说来，就是历代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僚对上述“经典”著述的阐发和议论。这种阐发和议论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赋有时代的特点。“经学”基本上是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展开思想斗争的一种形式。作者认为，中国经学史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有着特定的研究内容，它的任务在于：（一）研究“经”的来源和性质，研究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化如何反映在“经学”范围之内，不同时代、不同阶级（阶层）如何在“经学”范围内开展思想斗争。（二）研究中国封建专制政府和统治阶级如何利用“经”和“经学”来进行文化教育思想上的统治，历代的“经学”又如何为不同阶级（阶层）或集团服务。（三）研究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中，“经学”思想发展的规律是怎样的，个别经学家的思想为什么能不属于统治阶级，甚或利用“经学”进行革命宣传。对这种文化遗产，应该怎样批判吸收。
《关于中国经学史中的学派问题》，发表在《学术月刊》第三期上。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首先概述了中国经学史中几个主要学派的概况，即西汉的“今文经学派”、王莽、东汉的“古文经学派”、东汉末的“郑玄学派”、魏晋的“王学”、南北朝的“南、北学”、唐孔頴达的《五经正义》、宋元明的“理学”（亦即所谓“宋学派”，“濂”、“洛”、“关”、“闽”四派是其主干；“闽派”朱熹更是正统派理学的集大成者。）清代的“汉学”（即“朴学”，分“吴派”“皖派”两支，统称“古文学派”或“清代古文学派”）和清代今文学派。作者接着探讨了经学史中学派的阶级性和继承性的问题。作者认为，在阶级社会里，社会意识的一切形式总是带有阶级性的，中国经学史中的各个学派，总是反映了地主阶级中不同阶层和集团在不同历史时期内的不同意识形态和斗争。这种情况只有少数是例外，一种是某一学派中的某一人物，超出了本阶级的狭隘利益，从人民的智慧中汲取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要求；一种是某一学派在某一时期中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上行趋势，赋有进步的意义。作者认为，在中国经学史的各学派之间，存在着对经书阐释重点的基本一致性和前后的师承关系，它反映了思想体系发展中的继承性。继承性和阶级性之间又有联系，各学派在利用和凭借以前的思想材料和继承以前的某些治学方法时，是从本阶级利益出发，以阶级利益作为取舍标准的，因此在继承关系中，又深深地存在着阶级性。作者最后对旧“学派说”进行了批判。作者认为，在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学者的撰著中，对中国经学史学派的区分，每每只从“经学”继承的形式上来说明派别。这是由于作者本身的历史局限性，不可能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进行分析，不可能正确理解学派的阶级性和继承性的关系。在他们的分派中，也反映了各该阶级的政治立场，因此在分派之中也曾包含着斗争。
《王莽改制与经学中的今古文学问题》，发表在5月16日光明日报。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通过王莽改制与经今古文学关系的分析，阐述了中国封建政府和统治阶级如何利用经和经学进行统治，“经学”思想又如何为不同阶级（阶层）或集团服务，并对认为“王莽只是利用古文经学夺取西汉政权”的旧说，加以澄清。在谈到后一问题时，作者认为，王莽依附古文经典，但也援用今文经典；王莽提倡古文经学，但并不排斥今文经学；王莽拉拢一些治古文经的人，但对并不妨碍其统治的今文经师也仍保持其禄位。总之，王莽以经典作为其政治欺骗的工具，从而“取其所需”，并“托古改制”，企图解决当时土地的无限制集中和农民的大量转化为奴隶以挽救当时的社会危机，在政治上收揽统治阶级的各部分势力，从而达到夺取西汉政权并巩固王氏政权的目的。“经学”只是他利用来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一种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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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哲学研究》发表张德钧的文章
认为错误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
关于错误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最近出版的《哲学研究》第三期上，发表了张德钧的一篇文章，题为《论错误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作者支持错误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的论点，他就这个论点提出了新的、详细的论证。
作者说，错误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原是从讨论恩格斯讲述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方面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附带引发出来的。既是如此，问题从哪里来，就当回到哪里去。照恩格斯的原意，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即是思维能不能正确反映现实世界的问题。“同一性”这个概念在这里是作为“符合”“一致”的同义语来使用的。恩格斯把这个问题限制在世界可知论的范围内。因此，作者认为，在谈到错误思维时，只能说它和存在没有同一性。
作者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和“意识是存在的反映”这两个命题作了区别。他说：“从反映论来讲，说错误思维也是存在的反映，这是正确的。但说错误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就不正确了。这是两回事，不是一回事。恩格斯所说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只能是指正确的反映。”他不同意“反映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公式，而提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思维和存在符合＝正确反映”的公式。
作者指出，马赫主义者彭加勒和勒卢阿都认为“确证科学和世界的同一性的企图，这是一种幻想”，这种不可知论的观点遭到了列宁的驳斥，这表明列宁也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但同时这也表明这个问题从来是关于世界可知论的问题。
作者接着说，在认识论上，人们的思维和作为思维的对象的客观现实的关系，只能是或者同一（即符合），或者矛盾（即不符合），尽管“同一”的程度可以不同，但决不能说有两种基本类型的同一性。否则，就不能严格区分正确和错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从运动、从发展、从历史的终极目的、从人类思维的本性这些观点来肯定的。正确的思想才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错误的思想则是思维和存在的背离，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乃是人类认识的历史的总趋向。
主张错误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同志曾举出这样的理由，即错误的思想有其社会根源、阶级根源，这表明错误的思想跟社会存在有一定的依赖关系，亦即有同一性。关于这一点，张德钧的看法是：这个问题属于思维和存在谁是第一性的问题，即谁决定谁的问题，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乃是属于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方面的。前者涉及的是思维的基础，后者涉及的是思维的对象。前一理论所谓的思维和它所依赖的存在的关系是始终一致的，并没有符合不符合的问题，而后者正好讲的是符合不符合的问题。前一理论所谓的思维和存在的适应，并不能说明后一理论所谓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
否认错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否就否认了对立统一规律的普遍性呢？依照作者的看法，不能把错误思维和存在作为一组对立面，而只能把思维和存在、正确思维和错误思维分别作为两组对立面。作者认为，当我们提到错误思维时，只会很自然地想到它的对立面是正确的思维，而很难想到它的对立面是存在；同样，提到存在时，也只会想到它的对立面是思维，而很难想到它的对立面是错误思维。既然错误思维和存在并不构成一组对立面，因此在它们的关系问题上就谈不上什么对立统一规律的普遍性。
最后，张德钧重新提出了这样的论点，即辩证法所讲的矛盾同一性和恩格斯讲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虽然都用的是“同一性”这个名词，但意义有所区别，两者虽有联系，但“决不是一个意义，决不是同一回事。”“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讲述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方面时，既然没有提到斗争性，就足以证明他这里不是直接在讲辩证法的，我们也不应该以辩证法所谓的同一性来理解、说明这里的同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