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肯尼迪的“紧急需要”
本报评论员
美国总统肯尼迪在5月25日打破美国总统一年提出一次国情咨文的传统，向国会提出了一个“关于国家紧急需要的特别咨文”。他在这个“特别咨文”中发出了紧急的信号，提出了一系列紧急的措施。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美国总统感到有采取这种特殊行动的必要呢？当扩大的日内瓦会议正在寻求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途径，苏美两国政府首脑会谈即将在维也纳开始举行的时候，肯尼迪不是完全可以冷静一些吗？但是肯尼迪为什么要用异常激动的语调，呼叫“现在是非常的时候”呢？一句话，肯尼迪所以产生这种“紧急感”的原因究竟何在呢？
肯尼迪指出美国的“战场是在地球的整个南半部——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这些正在兴起的国家的人民的国土”。他说在那里正在发生一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
的确，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正在进行着一场被压迫人民要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革命。据肯尼迪说，美国是“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的，“不管他们选择什么政治或经济途径来得到自由”。那末事情就奇怪了，美国所支持的革命怎么又会成了对美国的挑战并且使肯尼迪感到这样不安呢？
显然，事实恰好和肯尼迪所说的相反，作为现代殖民主义主要堡垒的美国，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汹涌而起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敌视、破坏和镇压。然而，使他们无可奈何的是，不管他们是穷凶极恶地挥舞刀枪，还是煞费心机地玩弄阴谋，都阻挡不住伟大的世界民族民主革命的进程。美国对刚果的干涉和侵略，受到刚果人民的反击和世界人民的反对；对古巴的入侵，落得可耻的失败；在老挝“赌输了”……。肯尼迪在不久前就禁不住为“消息越来越坏”而黯然叹息。这正是使他认为情况“紧急”而需要提出“特别咨文”的原因之一。
但是，肯尼迪却故意掩盖问题的实质，硬想要人相信，美国所反对的并不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而是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些广大地区的“隐蔽的侵略”。于是，他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最恶毒的诬蔑和攻击。这当然无损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尊严和威望，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民族解放运动一直采取坚决支持的态度。至于谈到“侵略”和“奴役”，人们从刚果、古巴、老挝的事件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真正的最大的“自由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肯尼迪所代表的美帝国主义。正是美国这个新殖民主义者，对这些国家进行着不仅是“隐蔽的”而且是“公开的”侵略。
肯尼迪仇视社会主义国家的原因当然并不仅止于此。社会主义阵营的日益壮大，对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计划，无疑的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经济发展速度和导弹差距的日益扩大，美国实力地位的日益动摇，这就是肯尼迪认为情况“紧急”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
此外，美国国内也是问题百出，而最主要的是经济危机的阴影一直笼罩着美国。尽管肯尼迪在“特别咨文”里吹嘘“衰退已经停止，复苏正在出现”，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大规模失业现象依旧存在，而且还要继续存在下去。这是肯尼迪所以认为情况“紧急”的第三个原因。
面对这种种情况的肯尼迪总统怎么办呢？他列举了一系列的“紧急”措施。
（一）加快“使衰退转为复苏”。肯尼迪为了扭转美国严重的失业和开工不足的情况，提出一个“在四年期间训练或再训练几十万名具有新的职业技术的工人”的训练计划。这是十分可笑的。美国工人的大量失业难道就是因为失业工人缺乏技术吗？其实，肯尼迪解决美国经济停滞的法宝并不在这里，而在于他所鼓吹的大大增加军事开支，扩大“援”外计划、增加“民防”费用等等“破财挡灾”的办法；在于他要求老百姓勒紧裤带。君不见，肯尼迪是何等“紧急”地呼吁人民按照他的要求来“缴付税款和弥补税收的漏洞”，“不要哄抬工资”，“不实行有害的罢工”等等。
（二）加强对所谓“不大发达的国家”的经济“援助”。肯尼迪说，如果不这样做，就将会造成“不稳定的政府的垮台”。
对美国来说，最近发生的“危急事件”的确不少。在被美国视为“自由的边疆”的各国中，从伊朗、南越一直到南朝鲜，人民都纷纷起来展开反暴政、反饥饿的斗争，美国用金元豢养和用刺刀支持的一些傀儡政权，都处于摇摇欲坠的境况，或者垮台了。这完全是美国的侵略政策所造成的。美国认为“最危急”的国家，正是一直得到美国“援助”最多的国家。事实证明，美国对各仆从国统治集团的“援助”，造成了这些国家的人民痛苦的根源。肯尼迪现在鼓吹加强经济“援助”，无非是企图挽救那些受人民所唾弃和痛恨的反动统治者，以便保持美国对这些国家的控制和奴役；其结果只能是更加加深而不是减少人民的痛苦和不满。
（三）加强美国在国外的反动宣传活动，以便“打动千百万思想不明确的人”。肯尼迪所提出的这项“紧急需要”，显然是因为看到了美国在国外的威信江河日下，企图靠加强欺骗宣传来迷惑人心。
（四）加强美国策划的侵略性军事集团。为什么肯尼迪现在要强调这一点呢？原因是，不久以前东南亚集团在曼谷所开的会议和北大西洋集团在奥斯陆所开的会议，以及美洲国家组织要开而没有开成的会议，都显示出了这些军事集团使美国大不满意的“松弛”迹象。为了鼓舞它们侵略和镇压人民的“意志”、增强它们侵略和镇压人民的“能力”，肯尼迪要求把对外军事“援助”拨款增加到十八亿八千五百万美元。肯尼迪还明白提到分配军事“援助”“需要新的着重点”，他向各仆从国明白地暗示：谁想多得武器，谁就要多卖力气。
（五）扩充美国的军事力量。肯尼迪强调进一步加强美国的常规军备，把海军陆战队的兵力增加到十九万人，要求国会再拨给一亿六千万美元的专款，大大增强美国进行“有限战争”和“次有限战争”的能力，借以加强对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镇压。肯尼迪还在“发展空间计划”这个名目的幌子下，要求国会今年增拨将近七亿美元来加速发展核火箭、宇宙飞船、空间卫星等运载工具。而在今后五年内，还要多花七十亿到九十亿美元。事实上，美国的所谓“空间计划”完全是服务于侵略性军事目的这一点，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
人们根据肯尼迪在“特别咨文”中所提出的这些“紧急需要”，可以得出什么样合乎逻辑的结论呢？十分清楚，肯尼迪是要在国内国外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从军事、政治和经济各个方面来加紧推行美国的侵略和战争政策，把美国已经十分可观的全面备战计划再往前推进一大步。肯尼迪所以这样做，是有它深刻的政治和经济的原因的。十分清楚，靠着扩军备战发横财和摆脱经济危机的美国垄断资本集团，是十分害怕国际紧张局势真的缓和下来的。于是，肯尼迪摆出了一副十足好斗的架势。
尽管如此，肯尼迪却不愿意人们得出这样的印象。他在发出了加强冷战和加速扩军备战的信号之后，没有忘记把“特别咨文”中剩下的一点篇幅用来表白一下他对和平的愿望。他说，他的“最强烈的希望”就是“建造一个可能实行裁军的秩序井然的世界”。他说：“我们在谈判桌上的耐心几乎是无穷尽的”。他说：“我们企求的只是那样一天的到来，……将不再知道战争是怎么一回事”。应该说：这些“附加语”是相当好听的。对于肯尼迪这些好听的话，英国《泰晤士报》的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这家报纸在5月26日评论肯尼迪的“特别咨文”时写道：“美国之鹰的右爪握着一根橄榄枝，左爪握着一捆箭。肯尼迪总统在今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说：‘我们打算对这二者予以同等的注意。’他昨天认为有必要请求追加巨额款项来扩大这捆箭和从事飞往月球的竞赛，从这里可以衡量出他对目前世界情况所持的严峻态度。但是橄榄枝并没有被忽视。”
四个月来，人们看到，肯尼迪的确忠实地执行着这种两手政策的。当他认为和平有利的时候，就采用和平的手段，当他认为战争有利的时候，就采用战争的手段。他把和平和战争两手交替采用，或者兼施并用。现在，肯尼迪一方面宣布将到维也纳去“寻求和平”，另一方面又在华盛顿发出“紧急需要”扩军备战的特别咨文。从这个活生生的实例中，人们将会对肯尼迪的两手政策得到进一步的认识。
人们只要仔细地阅读一下肯尼迪的“关于国家紧急需要的特别咨文”，从实质而不是从表面的言词去理解其中每一章每一节的含义，都会明白这个“特别咨文”是美国加紧推行其侵略扩张政策的一个紧急补充计划。因此，它对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来说，无疑是一份颇有价值的反面教材，能够帮助人们更进一步洞察肯尼迪政府的真面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愿意用宝贵的篇幅予以详细摘要披露，并向读者推荐的缘故。
第4版()
专栏：
肯尼迪关于国家紧急需要的特别咨文（摘要）
本报讯 华盛顿消息：美国总统肯尼迪25日向美国国会提出了关于国家紧急需要的特别咨文。摘要如下：
宪法规定我有义务“经常向国会提供国情方面情报”。虽然按照传统这一向被解释为是一年一次的事情，但是这种传统在非常的时候被打破了。
现在是非常的时候。我们的信念以及我们的力量使我们国家担当了自由事业的领袖的角色。历史上没有比这更为困难、更为重要的角色了。我们支持自由。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信念——这就是我们对他人承担的唯一的义务。任何朋友、任何中立国家和任何对手都不应该有别的看法。我们并不反对任何人——或任何国家——或任何制度——除非它是敌视自由的。我到这里来也不是为了提出一项带有任何一个人的名字或是针对任何一个地区的新的军事原则。我到这里来是为了促进自由的原则。
一、
目前，保卫和扩大自由的广大战场是在地球的整个南半部——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这些正在兴起的国家的人民的国土。他们的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他们争取结束不公平、专制和剥削。他们所寻求的不只是一种结束，他们所寻求的是一个开端。
他们的革命我们是要支持的，不管是否存在冷战，不管他们选择什么政治或经济途径来得到自由。
因为这种革命并不是自由的敌人造成的，他们也没有造成迫使进行这种革命的条件。但是它们企图利用革命的浪潮——抓住它为自己所用。
然而它们的侵略常常是隐蔽的，而不是公开的。它们并没有发射导弹。它们的军队很少看到。它们把武器、煽动者、援助、技术人员和宣传送到每一个发生麻烦的地区去。但是在需要战争的地方，则通常由别人来进行：夜晚出击的游击队，单独行事的暗杀者（这些暗杀者在过去十二个月当中单是在越南一个地方就暗杀了四千名民政官员），颠复分子、破坏分子和在某些情况下控制了独立的国家内的整个地区的叛乱分子。
自由的敌人以这些可怕的武器打算巩固他们的领土——利用、控制和最后粉碎世界最新建立起来的国家的希望；而且他们野心很大，想在这个十年结束以前做这种事情。这不仅是武力和暴力方面的竞争，也是意志和目的方面的竞争，这不仅是保卫生命和领土的斗争，也是争取人心和灵魂的斗争。在这场竞争中，我们不能站在一旁。
正像我们历来所作的那样，我们维护各个国家的独立和平等。我们的国家是从革命中诞生的、在自由中成长的。我们不打算让专政有一条畅通无阻的道路。
目前并没有一种单一的可以借以对付这种挑战的简单政策。经验教导我们，没有一个国家拥有解决世界上一切问题或者左右世界的革命潮流的力量和智慧，扩大我们的义务并不总是使我们更加安全，任何倡议都有暂时失败的危险，核武器阻止不了颠复，自由人民如果自己没有意志和能力就无法保持自由，没有两个国家或者两种局面是完全一样的。
然而我们能做和必须做的事情是很多的。我今天向你们提出的建议是繁多和各种各样的。它们是从在最近几个月中日益清楚的许多特殊的机会和危险产生的。总的说来，我认为它们标志着我们作为一个民族所作的努力又向前迈进一步。
二、国内的经济和社会进步
今年国家所面临的第一个基本任务就是使衰退转为复苏。在你们的合作下倡议的一次肯定的反衰退计划支持了私人方面的自然力量；我们的经济现在重新获得了信心和力量。衰退已经停止，复苏正在出现。
但是减少失业和充分利用我们的资源这项任务对我们大家来说仍然是一个严重的挑战。衰退期间的大规模的失业是够糟糕的——衰退期间的大规模失业对于对自由的经济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因此，我将提交国会一份新的人力发展和训练计划，在四年期间训练或再训练几十万名具有新的职业技术的工人，以把那些因为自动化和工业变化而不再有用的技术代之以新生产过程所需要的新技术。
我们在恢复世界对美元的信心、制止黄金外流和改善我们的支付差额方面有了很大进展，这应当是使我们大家感到满意的事。在过去两个月里，我们的黄金储备实际上增加了一千七百万美元，而在1960年最后两个月里则减少了六亿三千五百万美元。我们必须保持这种进展——这就要求每一个人合作和自制。当回升有所进展时，人们将情不自禁地要求不正当地提高物价和增加工资。这些是我们不能做的。它们只会妨碍我们为在国外进行竞争和使这里国内得到十足回升所作的努力。
此外，如果要把现在由于我们安全的需要而增加的预算赤字保持在可以控制的程度以内，就必须严格遵守审慎的财政标准；我们的安全和进步是不可能以廉价买到的；它们的代价必然是我们大家所放弃的以及我们大家所必须支付的东西。
三、国外的经济和社会进步
我强调我们的经济的力量，因为这对于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来说是一种根本的力量。我们的情况是这样，其他国家的情况也是这样。它们争取自由的斗争的力量取决于它们的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力量。
如果，我们仅仅从军事角度来考虑它们的问题，那就会犯很大的错误。因为不论给予多大数量的军火和军队，都不能帮助那些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取得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政府稳定下来。军事条约不可能帮助那些其社会非正义和经济混乱的现象招致了骚乱、渗透和颠复活动的国家。在凡是当地居民陷入自己的痛苦过深而不关心共产主义挺进的地方，即便最精锐的反游击队力量也不可能得到成功。
但是对于那些也抱有这种看法的人我们现在随时准备慷慨地提供我们的技能、我们的资金和我们的粮食帮助不大发达的国家的人民达到他们的目标——并且在他们陷入危机以前帮助他们。
这也是我们在1961年的巨大机会。如果我们抓住这个机会，那么阻止这个机会取得成功的颠复活动就会暴露，而被人们看出是想要使这些国家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没有道理的尝试。但是，如果我们不追逐这个机会，那么不稳定的政府的垮台和没有得到满足的希望的破灭肯定会导致一系列的接受极权政治的情况。
在今年早些时候，我向国会扼要提出了一项援助新兴国家的新计划。我打算不久提出立法草案以补充这个计划，打算为国际开发（援助）制订一项新的法案，并且鉴于危急事件的迅速发展，在以前要求的数字中增加二亿五千万美元作为总统应急基金，这笔基金只用于这样的情况：总统在每一个场合认定正常经费的突然的和异乎寻常的枯竭——像最近东南亚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已经使得有必要动用这笔应急储备金。所要求的总数——现在增加到二十六亿五千万美元——是既微小又极其重要的。我认为，凡是同我们一样对全世界的自由遭到日益增长的威胁感到不安的人——凡是在问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更多工作的人——都不可能削减或反对这个可以用来建立自由的边疆的最重要的计划。
四、
我在上面所说的一切清楚表明，我们正在进行这样一场世界范围的斗争，它的目的是维护和促进我们与全人类共有的理想，不然的话，外来理想就将强加于我们。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担负了沉重的担子。这场斗争使美国新闻署的作用变得很突出。不仅以前为这项努力所要求的经费必须全数批准，而且必须把总数增加二百四十万美元，增加到一亿二千一百万美元多一些。
这项新的要求是为了在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增加无线电和电视设备之用。在那些大陆上的城市和乡村里，这些工具是特别有效的。这是我们打动千百万思想不明确的人而把我们对他们争取自由的斗争的关心告诉他们的一种手段。在拉丁美洲，我们建议把我们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的广播从今天的每星期四十二小时增加到总共每星期一百五十四小时（目前根本没有葡萄牙文广播，而这是大约三分之一南美人民的语言），苏联、共产党中国和卫星国每周用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对拉丁美洲的广播已在一百三十四小时以上。单是共产党中国一国，在我们自己的半球上进行的公开新闻广播就比我们多。现在整个拉丁美洲都听得到的哈瓦那发出的强大的宣传广播正在鼓励在好几个国家进行新的革命。
同样，在老挝、越南、柬埔寨和泰国，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决心和支持传达给那样一些人，我们在那个大陆上抵制共产主义潮流的希望必须最后寄于他们这些人的身上。我们所关心的是真理。
五、我们在谋求自卫方面的伙伴关系
在我们谈论着拥有共同的思想和建立思想并展开思想的竞争的时候，另外一些人却在谈论着武器并以战争相威胁。因此我们已经学会使我们的防御保持强大——并同其他国家在自卫的伙伴关系中进行合作。最近几个星期来发生的事件致使我们重新看看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努力。
自由的防御中心是我们在世界上的各种联盟网，从一位民主党的总统和一个共和党的国会批准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直到一位共和党总统和一个民主党国会批准的东南亚条约组织。这些联盟是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中建立起来的——加强这些联盟是我们在六十年代的任务和责任。
为了应付不断改变的力量的状况，我们主张进一步强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常规力量。同时，我们申明我们确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核威慑力量也必须保持强大。
其次，我们在谋求自卫的伙伴关系方面的一个主要部分就是军事援助计划。当地抵抗局部进攻、颠复、暴动或游击战的防御必须主要由当地部队负责。在这些部队具有应付这样一些威胁所必需的意志和能力的地方，我们的干涉很少是必要或是有益的。在具有意志而只是能力不足的地方，我们的军事援助计划是能够有帮助的。
然而这一计划像经济援助一样，需要新的着重点。它不能在不愿对内部的尊重和稳定至为必要的社会、政治和军事改革的情况下提供。所提供的装备和训练必须适应当地的正当需要，适应我们自己的外交和军事政策，而不能适应我们的军事库存，或是当地领袖希望炫耀军事力量的愿望。军事援助除了它的军事目的之外，还能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在早些时候提出的一个咨文里，我要求为军事援助拨款十六亿美元，声明这将能保持现有的武力的水平，但是我不能预言可能还需要多少。现在看得很清楚，这是不够的。东南亚目前的危机（副总统已就此提出了一份宝贵的报告）——拉丁美洲的日益增长的共产主义威胁——运往非洲的武器日益增加——你用指头在地图上沿着亚洲和中东的共产党集团的边境可以找到的一切国家所遭到的所有新的压力——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我们的需要的规模。
因此，我要求国会在下一财政年度为军事援助总共提供十八亿八千五百万美元，这比一年前所要求的数目为少，但是，如果我们要帮助这些国家巩固它们的独立，这是必须得到的最低数目。这笔款子必须谨慎地、明智地使用——而这将是我们的共同努力。军事和经济援助长时期来一直是我国公民的一个沉重负担，但是这场战斗远未结束，它正在到达最紧要的阶段。我们不能只是声称反对极权主义而不付出代价来帮助那些目前受到极大压力的人们。
六、我们自己的军事和情报盾牌
根据这些事态发展，我已指示进一步加强我们自己的防止或抵抗非核侵略的能力。在常规部队方面，除了一个例外，我发现目前不需要大规模征召新兵。所需要的倒是改变位置，使我们进一步增加我们的灵活性。
因此，我将指示国防部长全部改组和刷新陆军各师的组织，增加它的非核火力，增强它在任何环境中的战术机动性，保证它有充分灵活性来应付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威胁，促进它同我们的主要盟国的配合，为欧洲提供更多的现代化的机械化师团，并刷新我们的装备，为太平洋和欧洲提供一些新的空运旅。
其次，我要求国会提供另外一亿美元来开始以最新式的物资重新装备这种新的陆军结构所必需的采购任务。
第三，我将命令国防部长在同我们的盟国合作之下迅速地、大大地扩大使现有的部队适于进行非核战争、准军事活动和次有限即非常规战争的安排。各个军种的新的重点必须是同本地居民一起工作所需的特种技术和语言。
第四，陆军正在拟订计划以便有可能更迅速得多地部署它的很大一部分训练有素的后备部队。新计划将使我们几乎能够使陆军的战斗力量在不到两个月而不是迄今所需的将近九个月的时间内增加一倍。
第五，为了加强海军陆战队的已经很雄厚的对付有限战争紧急事件的能力，我要求国会提供六千万美元把海军陆战队的兵力增加到十九万人。
最后，我们的整个情报工作必须重新研究，它同其他政策因素的配合必须得到保证。
七、民防
民防是不可能以低廉的代价获得的。因此根据1958年第一号改组计划授予我的权力，我把这项计划的责任交给已经负责大陆防御的最高文职当局，即国防部长。
民间和国防动员署将改组成一个人员不多的机构，它的名称应该改为“紧急计划局”。在1962财政年度联邦用于民防的拨款大概将为未定的预算所要求的三倍以上，而且这些拨款将在以后几年中大大增加。
八、裁军
我不能不强调指出，我们就结束这场关于防御和军备的讨论的最强烈的希望，就是建造一个有可能实行裁军的秩序井然的世界。我们的军备并不是准备进行战争。我们的军备是一种努力，目的是阻止和抵制其他人发动可能以战争而结束的冒险行动。
因此，我们继续要求采取有适当保证的裁军措施与这种努力是一致的。在日内瓦，我们在同联合王国的合作下提出了具体建议，表明我们在一项有效的禁止核试验条约——走向裁军的意义重大的第一步——方面愿在半路上满足苏联人的要求的愿望。迄今，他们的反应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打算耐心地走出最后一里路，以争取得到这种进展，如果我们能这样做的话。我不久将向国会提出一项措施，以便建立一个加强了的和扩大了的裁军署。
九、空间
如果我们要在自由和暴政在全世界各地进行的斗争中获胜，最近几周在空间方面取得的引人注目的成就应该能像苏联人造卫星在1957年那样向我们大家表明这个事业对企图决定走什么道路的一切地方的人们的心灵的影响。自从我就任之初，就对我们在空间方面的努力进行了研究。我们根据副总统的意见研究了我们在什么地方是强大的，在什么地方不是强大的，我们在什么地方可能成功，在什么地方可能不会成功。现在是取得更大的进展，美国进行一项新的、巨大的事业，这个国家在空间成就方面发挥明显的重要作用的时候了。
我相信我们拥有一切必要的力量和人才。但是实际情况是，我们从未作出这种领导所必需的全国性决定或汇集全国的力量。我们从未在一张紧迫的时间表上具体规定长期目标，也没有掌握我们的资源和我们的时间来保证实现这些目标。
但是鉴于苏联在大规模火箭引擎方面已经领先（这使他们领先了许多个月的时间），鉴于他们可能在今后一些时间内利用这种领先地位来取得更惊人的成就，我们需要作出新的努力。因为：我们虽然不能肯定说我们有一天将占据首位，但是我们却可以肯定说，如果不进行这种努力，我们就居于末位。我们由于让世界充分看到这方面的情况而多承担了一种风险——但是正如宇宙飞行员谢泼德的成绩所表明的，在我们成功时，这种风险本身会提高我们的地位。
第一，我相信我们国家应当努力在这十年结束前实现把一个人送上月球然后安返地球这样一个目标。对长期勘探空间工作来说，现阶段没有一项空间计划比这更振奋人心、更吸引人、更重要了；也没有一项空间计划是如此难以实现和代价巨大。我们打算加速试制适当的月球宇宙飞船。我们打算试制交替地使用液体和固体燃料的推进器（这种推进器将比现在所试制的任何推进器大得多），直到可以肯定哪一种更为优越。我们建议为试制其他引擎和进行无人掌握的勘探而增拨款项。
第二，增拨二千三百万美元，加上现有的七百万美元，用来加速试制“罗佛”式核火箭。使我们有希望有朝一日提供一种手段来从事甚至更振奋人心和更庞大的探索空间计划，也许前往比月球更远的地方，也许前往太阳系的尽头。
第三，增拨五千万美元，以便加速把空间卫星用于全世界范围内的通讯。
第四，增拨七千五百万美元，使我们尽早有一个用于世界范围的气象观测的卫星系统。
应该明确——这是一项最后必须由国会议员们作出的判断——应该明确，我是在要求国会和国家肯定地采取一项新的行动方针——这项方针将持续许多年，并在1962财政年度付出五亿三千一百万美元的非常庞大的代价——并在今后五年内估计要再花七十亿到九十亿美元。如果我们只走一半路，或是在遇到困难时变得目光短浅的话，那末我认为，倒不如干脆不干。
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作出的非常重要的决定。但是你们都经历了过去四年，看到了空间和空间探险事业的重要意义，没有人能肯定地预测，掌握空间的最后意义究竟是什么。
十、结论
最后，让我强调这样一点：对于任何美国总统来说，来到国会要求提供将加重我国人民负担的新拨款，都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我深信，对我的前任来说，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我是抱着某种勉强的心情作出这个结论的。但是我认为，目前是在我国的生命中以及全球自由的生命中非常严重的时刻。我认为，美国总统有责任至少是向国会议员们提出他的建议，以便他们能够借助摆在他们面前的判断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你们必须自行作出决定，正如我已经作出决定一样；我深信，不管你们最后是否像我那样地作出决定，你们的判断——像我的判断一样——是根据最符合我国利益的情况作出的。
最后，让我强调一点：在1961年，我们全国一致坚决相信，自由应当继续存在并取得成就，不论有什么危险和挫折，我们有某些非常大的有利条件。
第一个有利条件是这样的简单事实：我们在自由一边，有史以来，特别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自由一直在全球各地取得胜利。
第二个巨大的有利条件是，我们并不孤立。我们在全世界到处有朋友和盟友。我可以列举我将访问的伟大盟国法国作为传统和有效的友谊的一个象征。我把我去法国的访问和我同该国杰出的领袖戴高乐总统讨论看作一次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会晤，通过这次会晤可以进行密切和广泛的协商，这次协商将加强双方，并且有助于它们的世界和平和自由的共同目的。这种认真的会谈不需要一种勉强的一致意见——这种会谈是漫长的道路上的信任和谅解的工具。
第三个有利条件是我们希望和平的愿望。这种愿望是真诚的，全世界都知道这一点。我们正以我们在禁止试验的会议桌上所表现的耐心来证明这一点，我们在联合国中也正在证明这一点，在那里我们的努力的目的在于维护那个组织作为小国的独立的保护者的有益作用。在这些和另外一些例子中，我们的对手的反应并不是令人鼓舞的。
但是重要的是，他们应该知道：我们在谈判桌上的耐心几乎是无穷尽的，虽然我们的轻易相信的程度是有限的；我们对和平的希望都是没有尽头的，同时我们保护自己的安全的决心是坚定的。由于这些原因，我早就觉得，同苏联总理会晤以便亲自交换意见是明智的。下月在维也纳会谈证明对我们两人都是方便的；而奥地利政府好意地表示欢迎我们。没有计划安排正式的议程，也将不会进行谈判；但是我们将说清楚，美国永远关心的是自由与和平，我们迫切希望同俄国人民和谐相处，我们不想征服别人，不想得到卫星国，不想得到财富，我们企求的只是那样一天的到来，在那个时候“一国将不会剑拔弩张地对待另一国，他们也将不再知道战争是怎么一回事。”
最后，我们在这场斗争中最大的一个有利条件在于美国人民，他们甘愿为这些计划付出代价，了解和接受一场长期的斗争，同其他不那么幸运的各国人民分享自己的资源，按照我的要求来缴付税款和弥补税收的漏洞，做到自我克制而不是哄抬工资或价格，不过多地生产某些农作物，不是传播军事秘密，不是敦促非必要的开支或实行不正当的垄断或有害的罢工，在和平队或军队或联邦文职部门中服务，努力在自己的学校里、在自己的城市里取得优异的成绩，并使自己的体格极其壮健，参加民防工作，付出较高的邮费、较高的工资税和较高的教师薪金，以便加强我们的社会，对来自其各国的学生和来宾表示友好，最后，在国内、在所有各州、同一切种族一道实行民主，互相尊重，并保护所有公民的宪法权利。
我不曾要求实施一个计划是不使一些或全体美国人遭到某些不便、或某些困难、或某些牺牲的。但是他们都纷纷响应——你们在国会里也作出了响应——因此我今天满怀信心地要求大家对这些新的和更大的要求作出同样的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