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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内瓦散记
高集
5月的日内瓦的天气是变幻不定的。几个春意浓郁的丽日晴天之后，又是连续的寒如深秋的阴冷天气。在晴天里，莱蒙湖碧波涟漪，数不清的扬着白帆的游艇缓缓驶在湖面上，高耸的白峰的雪顶清晰地倒映在水面里。立在湖中的著名的喷泉，喷出一股白练似的水柱，直上高空，然后化为细雨倾泻下来。湖滨公园中，玫瑰盛开，草色如茵。周末或者假日，要碰上这样的好天气，日内瓦的人们便涌到湖滨来消磨它大半天。湖滨街边栉比林立的、搭着布篷的咖啡座上，到处挤满了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闲坐在那里谈天。很多青年人更是袒胸露臂，坐在湖边或者通往喷泉的长堤的台阶上晒太阳。但是，阴天下雨，人们就居家简出，这个树木葱郁的绿色的城市就显得十分静寂。
日内瓦是一个游览城市，同时也是一个国际政治城市。人们说，在这个城市中，外国人比瑞士人多；外地来的人又比日内瓦本地人多。这个说法虽然未必十分精确，但是在这里的确可以随处碰到有着各种不同肤色和操着各种不同语言的人。并且，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个城市的旅馆特别多。莱蒙湖畔的大街上，除了少数商店之外，几乎大多数是旅馆。供到这个城市来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和游览的人们居住的，还有可以临时出租的公寓和别墅。另外，航空公司和旅行社的业务在这个城市中也特别发达。当然，钟表商店多，也是它的一个特色。
可是，在今年5月，这个城市之所以特别吸引人，不只是由于它的如画的景色，而更主要的是由于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在这里举行的缘故。到这里来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团占用了几家最著名的旅馆；赶来采访这个会议的各国记者，前后有六百多人。在5月20日之后，由于参加埃维昂谈判的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代表团来到这里，又有不少欧洲和北非国家的记者随后赶来。在这些日子里，这个城市因而就比平常格外的繁忙。
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长陈毅和一些代表团的成员于5月11日午后一时许，到达了日内瓦。到机场欢迎中国代表团的有当地政府负责人员、驻瑞士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它各国外交人员以及各国记者共数百人。这是这些日子以来，昆特汉机场少有的盛况。特别是早一天到达的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也到机场来欢迎陈毅外长，他们两人亲切友好的一次再一次的握手，成为记者们纷纷抢摄的镜头。这是采访这次会议的各国记者之间竞争的第一个热潮。在这以后的日子里，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活动和行踪，一直是各国记者和这里的人们的一个注意的中心。各国记者曾不断向中国记者和中国政府代表团新闻联络室提出很多问题；要求了解新中国；要求单独会见陈毅外长的记者，每天都有；有的记者慕陈毅外长的诗名，更要求陈毅外长写诗给他们发表。25日晚，中国代表团新闻官招待各国记者和新闻官员的酒会，也成为日内瓦的一件盛事。一百多名各国记者和新闻官员一致赞美中国的酒，更盛赞当晚放映的两部中国电影——《漫步北京》和《欢天喜地》。从马尔加什来的记者说，他们非常喜欢《漫步北京》这个影片，但是还不满足，如果能亲眼看到北京就好了。法国著名的老记者塔布衣夫人则更喜欢《欢天喜地》中的杂技艺术。很多来宾一直盘桓到快午夜时才兴辞而去。
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大部分人员分住在莱蒙湖畔的“都会”旅馆和另外一所别墅里。陈毅外长和代表团的其他一些成员，则住在日内瓦东北十多公里处的另一所别墅里。这所别墅叫“花山”别墅，在日内瓦通往洛桑的公路上的一条幽静的胡同里。周恩来总理1954年在这里参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时，也曾住在这里。从别墅的大门进去之后，有一条碎石铺成的林荫路，一直通到一座三层楼的住房的门前。住房的楼下是一间宽大的客厅，从客厅的敞亮的落地窗子望出去，是一片平整的草地。陈毅外长就在这间客厅里接待来访的客人。这是这些日子以来，日内瓦的外交活动的一个重要的中心。为老挝问题的和平解决而努力的许多国家代表团团长和代表团成员，都曾到这里来作过客。宾主亲切交谈中不断发出的愉快笑声，常常传到客厅的外面。
陈毅外长和中国代表团的一些成员，曾在5月23日上午访问了列宁在日内瓦的故居。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国外居住的时期中，曾有很长的一个时间住在日内瓦。1903—1904年间，列宁同夫人曾在弗耶路十号租了一套房间居住；在1908年，列宁又来到日内瓦，在双桥路十七号租了住房。陈毅外长去访问的就是前一所故居。那是一所黄色的、有着绿色窗子的小楼房，门边的木栅栏边种植了红白两色的玫瑰。原来的房东，现在还住在里面。陈毅外长一行曾进到楼下的起坐间里参观，那是一间不大但布置的很整洁的房子。房东老太太当年曾见过列宁。她对陈毅外长说，列宁在这里住了两年，她还记得列宁。列宁的住房在楼上，要从狭小而旋转的木质楼梯上去。陈毅外长在楼下的起坐间里，同房东老太太交谈之后照相留念。从那里出来，陈毅外长一行又到了雨果德桑热路七号，那是列宁当年常去的一所俄国图书馆，是一座浅黄色的二层楼的建筑。由于房主没有在，门窗上了锁，陈毅外长一行就在这所建筑的外面瞻仰了一阵。在日内瓦还有其他一些列宁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可惜都没有专门保存起来，供人们瞻仰。
记者们在报道中常常提到的“记者之家”，是在日内瓦大学附近的一所三层楼的很大的建筑。在这座大楼里有五间专供记者招待会使用的大厅。在扩大的日内瓦会议期间，中、苏、英、法、美五国代表团各用一间；其他国家代表团则同上述五国搭配使用。中国代表团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老挝爱国战线党代表团，共同使用二楼的E三号大厅。每当会议结束之后，各国代表团发言人便赶到这里来举行记者招待会，中国代表团的记者招待会常常是最吸引人的，特别是在陈毅外长在会议上发言之后，各国记者更是蜂涌来参加中国代表团的记者招待会。这座楼楼下的大厅，是记者们会面和进行社交活动的地方。大厅里设有酒吧间，可以买到咖啡和其他饮料以及吃食。许多记者就在这里吃中饭甚至晚饭，一直到把当天的新闻发出才离开。各国主要通讯社都在这里有自己的办公室，可以通过电传机把新闻发往世界各处。新华社在会议期间，在这里占用了两间办公室，一间在楼下，一间在二楼。新华社关于会议的报道，有相当一部分就是从这里发出的。
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正在这里继续举行。莱蒙湖畔的这个美丽的城市，又一次成为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注视的所在。（附图片）
日内瓦的国联大厦——扩大的日内瓦会议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新华社记者 唐理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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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贡勒
越南 阮克
贡勒——老挝王国这个二十八岁的年青爱国军官，现在已经是为全世界所熟悉的人了。
贡勒出生在下寮地区车邦河边一个农民的家庭中。十年前，他还是沙湾拿吉的一个贫苦学生。
1951年，贡勒被殖民当局抓去当兵了。当时，法国殖民者为了扩大印度支那战争，采用了老挝人打老挝人的政策。因此，贡勒被送进军官学校学习，并且在1952年获得了准尉军衔，接着又晋升少尉。在这以后，贡勒时而在军事学校任教，时而担任部队指挥官。
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美帝国主义和它所豢养的老挝反动派，又使老挝燃起了内战的烽火。在这段时期中，贡勒从这个战场到那个战场，参加着美帝国主义和老挝反动派镇压爱国人民的战争。
但是，生活的现实促使他开始思索：从事这场屠杀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是谁把他的祖国带进了血腥的灾难呢？他看到，美国顾问在老挝人面前作威作福，美国“援助”给老挝带来的只是贫困和饥饿。他又看到，在已经把外国干涉者驱逐出去的越南北方，正在建设着美好的未来；在奉行着中立政策的柬埔寨，人民过着和平安宁的生活。于是，他逐渐懂得，应该寻求出一条能把老挝从帝国主义奴役下拯救出来的道路。
由于思想上的这些初步的变化，贡勒在被任命为美国一手建立、装备和指挥的老挝第二伞兵营的营长时，就开始同士兵和人民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他关心士兵的生活，把自己的一部分薪金分给身负家庭重担的士兵。美帝国主义按照收买老挝军官的惯用手法，每月津贴第二伞兵营成万基普（老挝币）。贡勒毫不客气地收下这笔钱，但是却拿来分发给驻地的贫苦人民。据士兵们回忆，当时贡勒曾不止一次地向他们说：“政府犯了罪，它把美国人请进来，造成老挝人杀老挝人的局面。我们必须推翻这个亲美的政府。老挝人不应该互相残杀。”同时，贡勒要求美国人给第二伞兵营以比其他任何一个部队更多的武器和军需物资。现在，大家都可以知道，这是为了在1960年8月9日发动推翻美国走狗政府的政变打好物质基础的手段。
万象政变获得国内广大人民支持和世界进步舆论的同情，使得这个年青的爱国军官相信自己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而同老挝真正的革命者的接触，以及与包括苏发努冯亲王等老挝爱国战线党的领袖的会见，又进一步促使贡勒更加坚决地在争取民族独立的道路上迈进。人们看到，贡勒在政变后经常跑到各地农村、街道、学校，告诉人们军队发动这次政变的目的，以及自己真切的愿望。
美帝国主义在政变发生的时候还对这个伞兵营长抱着希望。美国大使馆的一个秘书在政变后来到第二伞兵营，仍然像往常那样来发号施令。这种横行霸道的态度马上遭到贡勒的斥责。于是，美国人卑鄙地提出每星期要向第二伞兵营提供一大笔美元的津贴，这个肮脏的建议也遭到了贡勒轻蔑的拒绝。自此以后，再也没有一个美国顾问被允许进入第二伞兵营。当一切笼络和威胁手段失败以后，美国人终于绝望了。于是，人们看到，在1960年12月那些激烈战斗的日子，美帝国主义指挥下的富米—文翁反动集团在进攻万象时，是多么恼怒地企图消灭贡勒和他指挥的部队。
和贡勒一起经历了万象战役的一些军官告诉人们，当时，在最困难的地方，在最紧张的时刻，经常可以看到这位勇敢的指挥员的出现。在万象撤退中，他是最后撤出的人员之一。那时候，看到敌人的坦克，他还奋身跳下汽车，取来了掷弹筒，伏在树干后面轰击敌人。
在战斗行军途中，每逢休息时，贡勒总要挤出时间去看望战士和会见人民。人民群众拿出水果干粮来慰问部队，贡勒都坚决地退回去。他向乡亲们说：“战斗的日子还长哩！乡亲们还是把这些东西留下来，留给孩子们和老人家吃吧！”今天，在贡勒的两只手腕上戴满了乡亲们给他系上的绳圈——按照老挝风俗，这表示一种美好的祝愿。
（曾道权、吴亚尊节译自越南《人民军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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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希腊人民的骄傲和希望
林生
二十年前，希特勒的侵略铁蹄粗暴地蹂躏着欧洲的大部分土地。可诅咒的纳粹黑旗，像遮住了阳光的乌云，使欧洲很多国家陷入了使人窒息的黑暗里。人们多么盼望冲破这窒人的黑暗而重新见到灿烂的阳光啊！
就在这一时刻，1941年5月31日晚上，一个十九岁的希腊青年，勇敢地攀登上雅典古希腊城堡。他矫捷地拔掉了卐字旗，升起了“自由希腊”的旗帜。当拂晓的曙光照耀着古城堡的时候，人们欣喜地看到海浪般颜色的希腊的旗帜在蓝色的天空中迎风飘扬。它骄傲地宣告：不屈的希腊人民在为着民族的生存和自由斗争着！
这个青年，就是希腊的民族英雄曼诺里斯·格列索斯。像黑暗中燃起了一支熊熊的火炬，格列索斯的英勇行动激励着希腊人民反抗法西斯统治的意志。正如希腊前国防大臣斯派伊斯说的：“在当时民族绝望的情况下，希特勒旗帜被扯烂的消息是最令人兴奋和鼓舞的事件，它证明：希腊的灵魂——在那时以格列索斯为代表——是镇压不了的。”同时，这也给全世界一切反纳粹的战士以极大的鼓舞。
时光过去了二十年。格列索斯这种激动人心的英雄事迹一直在世界人民中间流传不息。但是人们不能不愤怒地看到，这个被誉为希腊民族灵魂代表的英雄，今天却以莫须有的“间谍”罪名横遭逮捕，在监狱中备受折磨和虐待。而他对祖国的功绩，竟然也成了希腊反动政府加罪的理由。
请听一听希腊政府的检察官在法庭上的“控诉”吧。他说：“法官先生，你应该回想一下1941年5月，那时这个犯人干下了卑鄙可耻的罪行，把城堡上的旗帜撕成碎片。他被控告……是出于对希腊人民的仇恨才这样干的，并且给德国人第一个借口来虐待我们无辜的人民……他的头应该落地。”难道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可耻的“控告”吗？
在希腊，人们用普罗密修斯的故事来描述格列索斯的遭遇。的确，希腊古代神话中的这个悲剧似乎又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演出了。
当然，格列索斯不是一个传奇中的英雄，他是在人民中生根的爱国者。格列索斯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小时候过着流浪的生活。这使他对希腊人民的苦难有深深的感受，对希腊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产生强烈的憎恨。正是这种对人民的热爱和对敌人的憎恨，使年轻的格列索斯成为反抗外国压迫，争取民族自由和独立的英勇战士。第二次大战后，希腊人民刚赶走了法西斯，英帝国主义的魔爪又伸进了希腊的国土。1944年12月，英国在雅典的大屠杀，使七万六千希腊人的鲜血染红了雅典街头。但是希腊人民英勇不屈，他们组织起希腊民主军抗击英国和希腊反动派的进攻。这时候格列索斯又一次满怀愤怒地爬上了古老的城堡，挂起横幅标语：“英国人，滚回家去。”第二天，警察在雅典大肆捕人。格列索斯写了一封致警察局长的公开信说：“标语是我挂的。爱国者的义务驱使我这样做。把无辜的人释放吧。如果我应该受到惩罚，那就逮捕我好了。”
英帝国主义的侵略由于希腊人民的英勇斗争而失败了，但是一个更凶恶的豺狼——美帝国主义又窜进了希腊。美帝国主义以枪炮帮助反动派扼杀了希腊民主军；在希腊到处建立军事基地。它向希腊倾销商品，吮吸希腊人民的膏血。富饶而美丽的希腊成了欧洲最穷困的国家。面对着祖国的这种苦难，格列索斯又一次站在争取民主和民族独立、自由斗争的前列。他不倦地揭露外国统治者和希腊反动政府的侵略和卖国阴谋。他的讲话像战鼓，推动着人民为民族解放而斗争，他的文章像匕首，刺痛了敌人的心脏。
正是由于格列索斯是这样一位无畏的爱国者，他也就成了外国侵略者和希腊反动政府的眼中钉。希特勒法西斯判处过他缺席死刑，英帝国主义又曾经两度判处他死刑，而现在的希腊卡拉曼利斯政府更是把他长期投入监狱。
但是，希腊人民把格列索斯看作是他们的骄傲和希望。甚至当格列索斯被关进监狱时，劳动人民还两次把他选为国会议员。人民的支持使反动派不敢对格列索斯下毒手，也给格列索斯以巨大的力量。在每次释放出狱之后，格列索斯又立即投入新的战斗。格列索斯说得好：我们深深地知道为什么要从事斗争，因此我们正挺起胸膛，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对于我们说来，审判就是战斗，监狱就是战场。
希腊反动政府不顾人民的抗议，又一次判处格列索斯长期徒刑。这种判决实际上是一面真理的反射镜，它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显示了希腊反动派的卖国嘴脸和美帝国主义者的狰狞面目。格列索斯二十年前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英雄事迹仍然铭记在人们的心头。他从牢房中传出的战斗号召正在鼓舞着希腊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不许迫害格列索斯！”“立即释放格列索斯！”这些正义的呼声在全世界已经是越来越响亮了！（附图片）
纳粹黑旗被拔掉了，
“自由希腊”的旗帜在迎风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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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三言两语
三言两语
当老挝爱国战线党代表团团长冯维希快要开始在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上发言时，腊斯克赶忙逃离了会场。
掩耳盗铃，已属可笑。当犯了罪而已经处于“受审判的地位”还要闭起眼睛，岂不更令人齿冷。
南斯拉夫“人民军报”在五月十九日关于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报道中，埋怨中国代表团团长陈毅“仍然不能放弃对美国在东南亚政策的相当尖锐的谴责”。这家报纸写道：“这种谴责尽管是正确的，但可以不必在会议上以这种形式提出来。”
十分注意“形式”的这家南斯拉夫报纸就没有想到，它所采用的这种为美国说项的“形式”完全暴露了自己的并不光采的身分。
李普曼在评论伊朗、南朝鲜和南越局势的时候写道：“美国的这些保护国不仅是腐败的，而且还是不能容忍地反动。”接着，他却对肯尼迪大捧其场。
谁都知道，这些国家之所以腐败和反动，根源正要到美国身上去找。难道李普曼以为骂几声奴才不肖，就能表明主子的清白吗？
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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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漫点阿支拉
王殊
阿克拉，加纳共和国的首都，位在西非几内亚湾内浩瀚的大西洋的海岸上。汹涌的海浪冲击着黄色的沙滩，非洲的强烈的日照倾泻在城市白色的建筑上，画着彩纹的两头尖的小木船在浪涛中时隐时现地前进，潮湿而带着腥味的海风摇曳着海岸上浓密的椰子和棕榈树丛，这一切构成了西非沿海城市的美丽的特色。
沿着海滨公路穿过城市漫步，不仅可以欣赏这个热带城市的优美景色，而且可以回顾这个曾受过长期英国殖民统治的城市辛酸的过去和在获得独立以后所展示的未来。
最先引人注意的是，踞立在海岸边上的三座殖民者在过去的年代里修筑的很大的碉堡。这些碉堡，背靠大海面对大陆，有着很厚的城墙。在这些碉堡的内部，都有巨大的地下室。在过去，这些地下室都有出海的通道。殖民者就在这里囚禁被掳掠来的当地人民，并把他们押送上船，贩卖到美洲和其他地方去。在十五世纪末期，葡萄牙殖民者最先来到这一带海岸，在阿克拉西边不远的埃尔米纳市修筑了第一个碉堡。英国、荷兰、法国殖民者接踵而来，在海岸上修筑了很多这样的据点。他们在这里大肆掠夺黄金，贩卖人口，把这一带叫做使他们大发横财的“黄金海岸”。后来，这些碉堡还被英国殖民者用来囚禁反抗殖民压迫的民族主义者，加纳总统恩克鲁玛也曾被关禁在这碉堡里。这些碉堡至今还引起加纳人民痛苦的回忆，激励他们坚决同殖民主义作斗争。
在这三个碉堡中最大的一个克列斯兴堡前面，有一个引起加纳人民深刻回忆的十字路口。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纳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在1948年2月，阿克拉爆发了以退伍军人为首的示威运动，反对殖民压迫，要求实行独立。就在这条十字路口上，在殖民当局枪弹的镇压下，倒下了很多示威群众。但是，这次镇压激起了人民更大的更顽强的反抗。九年以后，在1957年3月，这个国家终于获得了独立，在这十字路口附近的空地上，筑起了一座高大的独立门，来纪念那些为了祖国的独立而牺牲而受苦的志士。
在独立门的西边，迎着大西洋上的清新的海风，矗立着议会大厦的新建的白色的建筑。1957年3月，在这里宣布了这个国家的正式独立，丢掉了“黄金海岸”这个名字，改称“加纳”。在议会东北不远，有一座宽大的建筑，原为英国总督府，现在是加纳的政府大厦，1960年7月，在这里宣布了加纳成为“共和国”。这两个日子，是加纳人民盛大的节日。在议会对面，是一座在独立后修建的“非洲民族中心”的大会堂，1958年12月在这里召开了第一次全非人民大会，非洲各国的代表在这次会上誓言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全非洲的解放。当看到陈列在会堂里的关于第一次全非人民大会的图片的时候，人们不能不为非洲这几年来天翻地复的变化而欢呼。
在漫步的时候，到处可以看到加纳人民在独立以后发展民族经济的努力。在阿克拉东边的塔马，正在修建一个规模很大的海港。阿克拉没有海港设备，进出口货物都靠小木船搬运，而有海港设备的塔科拉第又远距阿克拉二百多公里，因此塔马海港的修建，对阿克拉的经济发展有不少帮助。加纳人谈到这个海港的时候，非常兴奋地说，在英国殖民统治一百多年内没有做成的事情，在独立后几年内就做了。
在塔马港区和阿克拉市内，有不少已经建成的或正在修建的加工工业和轻工业的工厂。由于长期的殖民压迫和掠夺，加纳经济十分落后，农业只是发展了单一作物的可可，产量占世界的四分之一以上。全国经济收入，可可占60％，其他收入来自木材、金刚石和锰砂，而工业只有少数多半还是由殖民者经营的加工工业和轻工业的小工厂。独立后的加纳人民决心努力来改善农业和发展工业。但是，加纳政府和人民发展经济的努力，遭到了殖民主义者的阻挠和破坏。有一个有趣的例子：阿克拉有一个新建的火柴厂，在英国人担任经理和技术人员的时候，竟然在建成以后的几年内一直在进行试验性的生产，不能正式生产；后来加纳人自己担任了经理，并且聘请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技术人员，这个工厂立刻正式开始生产。加纳政府和人民正在同殖民主义者这种破坏行为作斗争。由于最近几年来加纳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发展，加纳已经而且可以指望得到社会主义国家真诚的帮助。
但是，另一方面，在沿海的公路上，也可以看到矗立在海边的英国大银行和大公司的高大的建筑，这些大银行和大公司通过它散布在加纳各地的分店和支店，仍然像章鱼一样控制着加纳的经济。占加纳经济重要地位的可可的收购、出口和销售，还受着英国势力极大的操纵。加纳人时常忿怒地说，我们生产很多的可可，以很低的价格卖到英国的市场上去，而我们要吃巧克力糖和可可粉，却要以很高的价格从英国买来。英国大公司对加纳市场，还保持极大的影响，它们低价收购加纳的产品，高价销售进口的粮食、布料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赚取骇人听闻的利润，使阿克拉的物价除若干奢侈品外竟比伦敦的物价还高。它们还想尽办法破坏加纳政府发展经济的努力和加纳民族经济的发展，以保持它们在加纳经济中的垄断地位。在独立以后，美国、西德和其他殖民主义者也在加紧设法打进这个市场。加纳政府正在为反对殖民主义的这种垄断和破坏行为而努力，这受到了人民坚决的支持和帮助。加纳政府还在努力实现非洲人化的政策，逐步减少由原先的殖民政府遗留下来的在加纳政府部门和军队警察中担任职务的数量极多的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把加纳人提拔到重要工作岗位上去。在长期的殖民统治时期里，英国人霸占了许多重要的职位，连一些最起码的技术也不肯教给加纳人。独立以后，他们又指望加纳人不会管理自己的机关、部门、贸易和工厂。但是，他们卑劣的指望落空了。加纳总统恩克鲁玛一再强调，非洲人能够管理和建设自己的国家，而且做得比殖民主义者还要好。
在阿克拉市内也可以看到在独立以后加纳政府为提高人民的文化和生活水平所作的努力。建筑在阿克拉郊外山麓的加纳大学，设备比较完善。加纳政府还开办了不少的中学和小学，这些学校的收费都比较低廉，使很多在殖民统治时期不能上学的孩子进了学校。政府还劝告人民努力学习自己的民族文字，特别是几种主要的民族文字，以便在将来代替现在正式使用的英文。在市内和郊外，正在修建不少的住房。但是，由于长期殖民统治的严重后果，这些努力还仅仅是开始。
加纳人民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随着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两国人民的相互访问和了解逐渐增加了。加纳人民热情地把中国人称为兄弟，要求了解中国在解放后各方面发展的情况。加纳民族报纸越来越多地介绍中国建设的消息和图片。这种友谊，将会在两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建设自己祖国的斗争中进一步发展起来。
这个年轻的共和国虽然在独立后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但是在它前面还摆着严重的任务，长期的英国殖民统治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殖民主义势力还在利用它原来的影响进行破坏，因此，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还要更加深入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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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分工合作
蓝建安
冷水泼在日内瓦 汽油浇到东南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