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泰戈尔诗选
未来世纪饶恕我，未来的一世纪的姑娘，如果在我的自傲中，我幻画出你在读我的诗，月亮同时也用沉默的细雨洒满我的诗句的空隙。我似乎感觉到你心的跳动，也听到你的低吟，“如果他今天还活着而且我们遇到了，他会爱我的。”我知道你对你自己说，“让我只在今夜在我的凉台上为他点上一盏灯吧，虽然我晓得他永远不会来。”
1924年
〔谢冰心译〕
信息若隐若现的黎明还没能撕开那边的密雾。没有一线光明历尽险阻照亮我们的阴暗的牢笼。但是，能自由展翅的鸟儿啊，请不要守着我们相对啜泣，你应该冲过险恶的愁云，高声叫出：我看见了太阳！1926年〔黄雨石译〕
《边沿集》第十八首＊群蛇蠕动着喷吐毒焰染污了四周的空气。“平和”的柔婉词句听来仿佛是无用的讽嘲。因此，在我离去之前我向每一个家庭呼吁——准备战斗吧，反抗那披着人皮的野兽！1937年12月25日〔石真译〕
＊在这首诗里，诗人看到法西斯匪徒的罪恶活动，他唤起世界人民准备和法西斯匪徒作斗争。
在这新时代觉醒的黎明在这新时代觉醒的黎明你为什么，聪明的愚人，顾虑重重，徬徨不定，错过一切重新开始的机会，却把自己的思想倾进疑惧的无底深坑？像一支和顽强的崖口进行搏斗的狂奔的激流，你应该不顾一切纵身跳进你那陌生的、不可知的命运，然后，以大无畏的英勇把它完全征服，不管有多少困难向你挑衅。1939年〔黄雨石译〕（附图片）
泰戈尔像（木刻）
刘岘
第8版()
专栏：
惜物篇
余百川
过去读到文章，知道革命老人徐特立先生把写过的剩粉笔头视同珍宝，拣起来用了再用；最近读报，又得知鲁迅先生惜纸如命，把稿纸头上那一狭条白纸也都统统利用起来。这两点小事，都是小得可以的，但仔细一想，就觉得其意义实在很大。
一个革命者，即使在他最细小的生活行为举止上，也渗透着那感人的崇高的革命情操和高尚的道德行为。“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糟蹋财物，损坏财产，浪费任何一点物资，都是为一个革命者所不容和不愿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表现出那样对于社会财产的高度珍爱和精心细用的风格。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故不积蹞步无以成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荀子：《劝学篇》）拒绝任何微小有益的劳动，看不起那似乎是“小气”的举止，他就不懂得创业当家的艰辛，就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的美德，更何况我们是一个六亿多人口的穷白之家，是一个共产主义思想蓬勃发展的时代。鲁迅先生有言道：“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这一木一石呢？我时常做些零碎事，就是为此。”看，他就是这样，把自己做的零碎事和建设革命的大厦联系起来。
由此及彼，使我联想种种，比如在所有机关、团体、学校和大大小小单位的办公室里，桌屉里、柜顶上、床板下，不都是有很多不屑一顾的“废物”吗？诸如旧纸、多印的文件，报废的表格，红绿笔杆，半瓶子墨水，小铁钉，米达尺，回文针……等等，应有尽有，不一而足。有的是久搁闲住，因为“旧”了就逐渐破损，无法再用；有的则变成手纸，笔杆成了拨火杆，弄得焦头烂额，更是无人问津。而当人们需要用时，在领物单上一填，就可以又领到一批新的，然而，曾几何时，屉角里又多了一些伙伴，如此“弃旧迎新”，周而复始。这种情况，同志，你可见过？
要使旧物新用，少物多用，新物久用，就是说物尽其用，就要学习徐老、鲁迅等革命前辈的惜物精神。如果每个机关、工厂、团体、学校等所有大小部门，清理一下内务，把那些“废物”清点清点，偿以应得的身价，并且每个人都从思想上领悟党的教诲，我想，于公于己，都有许多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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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行听乐杂记
赵沨
不平常的音乐会
从北京出发时还穿着夹衣，而5月的南宁已是盛夏了。这真是一座花园城市，人行道上的黄花槐正在盛开，而且据说这种花可以说是四季常开的，另一条街的两旁全是凤凰树，有几枝已经绽出了红花。人行道旁，到处都是茉莉，人们的院墙外边不是各色的美人蕉便是朱红的吊钟花……
在这美丽如画的环境里，我们在开办还不到三年的广西艺术学院的音乐系的排练室里，听了一个不平常的音乐会。
十几个男孩子和女孩子表演了“小提琴独奏”，应该说，像《桂南采茶调》这样的民歌不是艰深的作品，但是，试想，这些十一、二岁的孩子们，只在六个月以前，还从来没有看见过提琴这种乐器，而现在却能用这种乐器来表演自己的民歌了。这些是广西艺术学院少年班一年级的学生，其中包括僮族、侗族、瑶族、苗族的孩子，在前排有一个特别矮小的孩子，这个来自山区的苗族孩子，那样真情地奏出这首美丽的曲调，是那么强烈地吸引着我，我的思想也随着这首抒情的调子在空中翱翔起来，我想起了山区的竹林，节日的芦笙……我想起了也许十年之后，这个孩子已经长大起来，他将是广西苗族的第一个小提琴手……
一个青年的教师，我从前认识他，他的理想是在大城市的管弦乐队里展露他的才华……今天我又看见他了，他在教他所擅长的乐器，但同时，却醉心于僮族民族乐器的演奏和改革。今天他使用的乐器叫做马骨琴，用马骨作音筒的二胡，有着响亮高亢不同于二胡或其他高音胡的音色。我事后还知道，他还正着手改革一种僮族的七弦琴，用弓擦弦的一种像筝一样的乐器……
我听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声音，著名的男低音歌唱家以浑厚的声音高歌僮族人民的英雄——《东兰有个韦拨群》，我知道，他是僮族人，他离开了上海那样的大城市，回到自己的故乡，教育这些真正的音乐家才具有的真实、强烈的音乐感的僮族、瑶族……的孩子们。
一个僮族女学生和一个汉族女学生表演了二重唱，这是一首二声部的僮族民歌，歌曲的名字叫《七言啰海》，是七个音节一句的诗歌，每句之末有一个用“啰海”结束的衬腔。僮族多声部民歌是我国民族民间音乐宝藏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些人民千万年智慧结晶的音乐遗产已经陆续被发掘整理了出来，这个学院的师生们已经把他们搜集到的多声部民歌出版了第一个油印版的集子。
我不必一一叙述这个音乐会的节目了，只从上面提到的几个节目，已经告诉我们，它们是多么美好、多么充满着朝气。
晚间，当我回到了招待所，窗外吹来一阵阵枳子花和夜合花的清香，我回想白天听到的音乐会，久久不能入睡……
上下九的曲艺厅
提起广州的上下九，就使人想起北京的前门外来，这是商业集中的地区，过去是广州最繁华热闹的地方。十几年没有到过广州了，当然应当到上下九去看一趟。一间小文物商店摆满了不湾公仔（广东人叫不湾的人物陶塑为公仔），而鞋店里有着北京还看不到的新式时样鞋子……穿木屐上街的人比从前好像少了许多，但到处还可以听到“嗒嗒”的木屐声。
走过红荔曲艺厅，看到广告上是广东音乐专科学校的音乐会。走进大厅，这仍是广东式的曲艺厅，一张张的小桌子上摆着茶具和糖果，人们可以一边品茗一边欣赏音乐。过去，这种曲艺厅主要是听女艺人的清唱，节目真是五花八门，从粤剧到所谓“时代歌曲”……但是，今天完全变了，人们聚精会神地听一位老教授在弹七弦琴，广东音乐节目是“五件头”（用二胡等五件乐器组成的小乐队），没有烦人的沙克氏风的声音了；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字正腔圆地唱了《昭君怨》，这是红线女的名作，场内的听众为了她那么逼真地模仿了红线女的唱腔而热烈鼓掌；一位女高音以充沛的感情唱了歌颂毛主席的客家民歌……
听说广州的音乐界正在争论粤剧的新腔创造上的一些问题。看来，生活改变了，听众改变了，曲艺厅里举行了综合音乐会。新的社会生活为音乐提供了新的内容和新的主题，音乐家应该创造性地完成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继承传统并不是目的，目的是发扬我们民族的光辉灿烂的音乐传统。据说在二十年代，粤剧老伶工是很保守的，一声一腔要有所本有所宗；三十年代出现了像月儿那样的艺人，在腔调改革上有了发展，但到四十年代，随着社会的殖民地化，粤剧也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一年上演几百个新戏，但很少具有保留价值的剧目，而音乐上也生搬硬套，一直到把黄色歌曲《满场飞》之类的东西也搬到粤剧中了。但现在，马师曾、红线女又创造了像《关汉卿》这样的剧目，音乐上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与发展。可见，问题不在于要不要革新，问题在于是什么样子的革新，真正的革新是“推陈出新”，是基础于传统，为发展传统的革新，虚假的革新必然是生吞活剥，其结果是毁弃了传统。广东音专的音乐会上，不少新创作的广东音乐，这已经不再只是《旱天雷》、《步步高》了。老一代的艺人写出了《春郊试马》，新音乐工作者也写了《春到田间》等作品，可能这些作品还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之处，但以秀丽、优美见称的广东音乐已经出现新的风格的萌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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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书话
晦庵
再谈翻版书
《翻版书》一文发表后，承蒙许多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纷纷投书，把他们曾经接触到的材料告诉我，张静庐先生还特地寄给我一份本来准备收入《中国出版史料》的目录，这份目录是从《中国新书月报》（华通书局出版，1933年2月被迫停刊）第二卷第四、五期合刊及第二卷第七期、第八期上综合起来的，共收1932年调查所得的翻版书二百零一种，大部分都用原书、原作者、原出版者的名义翻印，不过纸张和印刷极为恶劣而已。由于这份目录，使我想起，为了取缔翻版书，1932年7月在北京还成立了中国著作人出版人联合会，查获了双义书店、卿云书店、宝仁堂书局等翻版书大本营，轰动了当时的出版界。但干这种勾当的其实并不止这三家，而且也不限于北京一地，郑州、开封等处都有类似的翻印机构。经过这次取缔，这批牟利商人便采取改头换面、张冠李戴的办法，把书名、作者、出版者随意改动，搅成一片混账，最后受骗的当然还是读者。而在这些翻版书的版权页上，则又同样印着“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的字样。贼喊捉贼，要说明什么是资本主义，我以为这倒是一个颇足以揭示本质的例子。
不过我说翻版书还有它的战斗作用，倒也不只是《子夜》一例。使我感受最深的，是长征到达延安以后，由于反动派的严密封锁，当时延安出版的书刊，在白区就很难看到。抗日统一战线成立，国民党表面上联合对外，其实反共行为变本加厉。1938年3月伪中央宣传部印发的《战时宣传纲要汇编》里，就已经说什么《暴日正在国际间宣传中国赤化，以铲除赤化为其武力侵略中国之理由”，因此必须“根绝赤祸”，“辨明我国绝无赤化危险”。敌人说不该这样做，此辈就奉命惟谨，乖乖的不敢这样做。投降嘴脸，自己画得如此分明，真可以说是无耻之尤了。紧接着这个所谓“指示”，蒋介石又屡次颁发“密令”，于1939年2月制定“防止异党活动办法”，8月，制定“处理异党问题办法”，10月，制定“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而所谓“审查法规”，“审查手册”等等，也就一连串的出现，直到皖南事变发生，反共便达到新的高潮。说实在话，当时住在大后方和敌占区的人，能够了解一点真相，知道一点解放区的情形，很大一部分就依靠翻版书，只要有一册漏网，立刻能化身百亿，广泛地在人民中间流传。单以新四军事件为例，我曾接触过而今天还有记录可查的，便有《时局逆流述评》、《今日之摩擦问题》、《论军纪》、《皖南问题的报告》、《震惊中外的 ‘皖南惨变’面面观》、《成为时局中心的新四军》等多种。这些大抵是采录时论，汇编成书，开始时原是出于组织上有计划的翻印，后来书商看到人心所向，有利可图，也便群起仿效。这一回和1932年不同，因为要争取读者，比较做得认真，印刷方面很少粗制滥造，而且还从政治论文逐渐扩展到文艺作品，效果颇为不坏。最近我就从书堆中找出一册《解放文学》（见附图），不署年月，不注出版处所，所收的都是解放区报刊上登过的论文和作品，正是上面所说的那时候翻版书里的一种。现在看来，虽然其中并无散佚难寻的材料，然而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在蒋介石严密封锁下，这类翻版书曾经被看作革命的火种，在黑暗里点燃起真理，有作用，有功劳，因而也有可取的地方。条件不同，评价有别。世事本来就是那么复杂，即以翻版书而言，我看也还是不要一概而论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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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丰收序曲（套色木刻）
晁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