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诗和事
何明
在休息的时候，读一些《诗话》，可以长知识、扩眼界，也还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杜甫有一句诗：“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沈存中批评这句诗说：“四十围乃是径七尺”，而这株古柏高有两千尺，岂不是太细长了吗？于是引起了一位和沈存中抱着同一个方法论的博学家之考证雅兴，旁征博引，东考西考，说是一围即一尺，径四十尺、高二千尺，“岂得以太细长讥之乎？”作《历代诗话》的吴旦生，对这“针锋相对”（！）地激烈争论的双方，批评得好：这是那里来的“算博士”啊！（《历代诗话》卷三十八）
有一传说：杜诗可以治疗疟疾。《西清诗话》就编了一段故事：有一个患疟疾的，朗诵了杜诗“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不灵；朗诵了“子璋髑髅血模糊，手持掷还崔大夫”，果然痊愈。抱着机械方法论的胡苕溪，在其所著《渔隐丛话》中，从另一个极端说道：“世传杜子美诗可以愈疟，此未必然。”“观子美有诗云：‘三年犹疟疾，一鬼不销亡’”，可见杜甫自己也免不了发疟子啊？吴旦生批评说：“杜诗截疟，亦如‘檄草陈琳，头风可愈’……之意”，胡苕溪解诗太往“认真煞讲”了；“灵于人而不灵于己，皆高头巾认真之过也。”（《历代诗话》卷三十六）批评得好，尤其是“高头巾（就是书呆子）认真之过”这一句，讽刺得如实、辛辣，真是刺到书呆子的骨髓里去了。这是治呆病的一味良药。
诗不是数学，也不是物理学、化学、医学。用数学、物理学、化学、医学的眼光来对待诗，一方面会害了诗，用这种眼光来要求诗，就会消灭了诗；一方面又会害了事，用这种眼光领会诗，并“按图（诗）索骥”以律事，则歪曲了事。如果“高头巾”当了郎中（用今语称呼就是“医生”），拿着一本杜诗查药方，岂不麻烦？
诗——其实不仅是诗，一切文艺都在内，而且就是科学论文也不免有几句文艺——如果不夸张、渲染就不成其为诗，“认真煞”解诗，诗就成了“妖孽”，例如李白的“白发三千丈”。杜甫说古柏“四十围”“二千尺”，不过极言其高大，而杜诗可以愈疟，也是“诗”，不过极言其感人之深；无奈“高头巾”硬要机械地以事解诗、以诗责事罢了。
如此说来，难道反映论不适用于诗和事的关系，诗不是事的反映吗？不。适用，完全适用。但是这是艺术的反映、诗的反映，也有其特殊的形态，由此却是可见：用形而上学的机械反映论去看问题，在诗和事的关系上也会闹出大笑话来的。
第8版()
专栏：
百花齐放的苏绣
韵真
苏州市刺绣研究所是个研究刺绣艺术培养刺绣人才的地方，它位在一座原来有名的园林里。园林早已荒废，只是假山还保存着。解放后，在旧园址上盖了敞亮的新式平房，周围种了花木，环境幽静，光线充足，作为刺绣的场所是很适宜的。
想起三十多年前苏州一带妇女们在阴暗的旧屋里“做棚子”的景况，那时为了节省灯油，傍晚天黑，便搬到院子里去绣，夏天还要忍受蚊虫咬，和现在比起来，真是天差地别了。
向我们介绍研究所情况的是一位青年女同志，一口纯粹的苏州话，她是研究所负责人之一钱漱瑜同志。她一面指着壁上所挂的她们的各种作品，一面介绍所内几十位研究人员和学员的工作、教学情况，并陪我们一间一间地参观工作室。
所主任金静芬是一位著名的老刺绣家，虽然今年已经七十多岁高龄，但是还能够绣花。我们看见她的绣棚上留有一幅尚未绣成的古装仕女。她的刺绣方法有特别的风格，比如人物的鼻子略有凸起，可能是一种传统的技法。钱漱瑜同志告诉我们，老人虽然刺绣有名，但在解放前却失业，只能到上海去做女佣。解放后政府为了保存和发展这一苏州著名的工艺美术，四处寻找老人，才把她找回，让她把艺术传授给新的一代。据说她从前绣花要戴眼镜，现在工作时反而一般可以不戴了。可惜那天她不在（因为领导照顾她，不必每天按时上班，那天老人适巧出去玩了），我们没有碰到。
少年时就开始绣花的李娥英，现在是刺绣教师，共产党员。为了培养下一代，她正在编写一本《苏绣技法》，那天我们看见她正在和其他几位艺人赶绣一幅准备出国的牡丹孔雀图。这幅图相当大，春节前要完成，因此分日夜班在赶绣。如果在过去的话，一个人绣，不知要花多少日子。
许多青年学员或者在绣花，或者在绘画。负责人说，现在的学法和过去不同。过去只学绣，不能作设计工作。现在先要打好绘画的底子。学会了抅图着色，对刺绣的帮助很大，同时也就能作设计工作。我们看见好几位小姑娘正在练习画猫的眼睛，画的很有精神。
解放后，这个研究所在传统的基础上，已经发展了好几种新的针法，如散套针、双面绣、帘绣、打子、乱针绣、绒线绣等，风格、效果各各不同，连同解放前传统的针法可以说是刺绣方面的百花齐放，此外，还有机械化的刺绣。
双面绣的花鸟鳞毛看起来正反面几乎一模一样，精致美观。我们看见几幅用红木架子装起来的屏风，两面玻璃，里面嵌一幅绣品，两面都能观赏。
帘绣，首先在缎底上用彩色抅好图形，然后用较稀的针法绣，必须分布匀称，这样就能做到节省工时，降低成本。
乱针绣善于表现出油画的笔触。几幅临摹苏联著名革命历史画的作品就是用的乱针绣，远看几乎和油画一样。有一幅绣的是只白猫，利用白缎底子表现白毛，背景用暗色丝线乱针绣出，相当巧妙。
大跃进以来，有些产品改用机器来代替手工操作。绣的丝线或棉线是特制的，像普通的线团一样，放在改装后的缝纫机上做。几个缝纫机头联动起来，就可以同时绣几件相同的作品，大大提高了效率。
现在刺绣用的丝线，和解放前也不同了。过去的刺绣品脏了不能洗，一洗就要褪色。现在的丝线染料是政府特别配备的，洗了或者陈列久了也不褪颜色。
除了刺绣以外，研究所还有缂丝方面的研究工作。看起来缂丝的制作很费事。底子只有经线，纬线要用各种彩色的丝线织成图形，在木机上，用梭子一根根的挑丝，技术质量要求很高。缂丝品和双面绣一样，织成后，几乎看不出正反面，一样美观。
刺绣研究所的不少产品受到各地人们的欢迎，首都人民大会堂也陈列有他们的作品，也还一再地送到国外去展览。
在博物馆里看到明代露香园顾绣的真迹，确实同工笔画相仿佛，但是毕竟年代久远，色泽已变。现在的苏绣佳作在某些方面恐怕有过之无不及了。但刺绣研究人员绝不满足于已有成绩，她们表示要进一步加强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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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街谈
坚持轮换演出
秦犁
打开这几天的人民日报，在文化娱乐广告栏看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3月份轮换演出预告。其中：有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降龙伏虎》、《乘风破浪》，有革命历史剧《同志，你走错了路》、《星火燎原》，有“五四”以来优秀剧目《上海屋檐下》，有历史剧《蔡文姬》、《文成公主》，还有法国古典喜剧《悭吝人》和德国席勒名剧《阴谋与爱情》等。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儿童剧院3月份的不同题材和风格的轮换演出预告。
看到这样的包括古今中外题材演出的节目单，对于我这个爱好话剧的观众来说，真是感到特别高兴。虽然这些剧目大多看过，但是有的戏却是看了还想看。观众的这种心理并不奇怪。我国许多优秀戏曲传统剧目，每年每月都在演，人们对于同一个剧目，一遍、二遍、三遍……，不晓得看过多少遍；看了这个演员演的，还要看另一个演员演，要从不同演员的独到表演中得到丰富多彩的艺术享受。
剧目的轮换演出，不仅能满足观众多种多样的文化娱乐需要，同时对艺术质量的不断提高也有很大好处，这是不用多说的。老是只演某一个，或者把一些优秀剧目保留在仓库里，毕竟不是好办法。希望所有的剧院、剧团能坚持这一演出制度。
第8版()
专栏：
纪念我国古代十大画家
左海
今年夏历正月十七日，是我国元代大画家倪云林诞生六百六十周年的日子。
今年这一年，说来也很特别，它似乎对于画家非常有缘。
有许多历代著名的第一流大画家的生卒年岁，到今年刚好都是逢五或逢十的整数。除了今天是元代倪云林六百六十岁的生日以外，今年还有九个大画家的纪念日。晋代的顾恺之在今年正逢一千六百二十周年诞辰；唐代的大李将军在今年不但遇上一千三百一十周年的诞辰，而且还遇上一千二百四十五周年的忌辰；宋代的王晋卿在今年也要碰到九百二十五周年的生日；还有宋代的米南宫到今年是九百一十周岁；他的儿子米友仁则是八百七十五周岁；而李龙眠却逝世八百五十五周年了。这六个人所处的时代都在倪云林之前。至于在倪云林之后，那末，明代的王孟端到今年恰好逝世五百四十五周年；徐青藤却碰上了四百四十周年的诞辰；八大山人朱耷也遇到了三百三十五周岁的生日。只要数出这十个大画家，我想就很够说明今年值得中国画界和文化艺术工作者们举行纪念的历史意义了。
这个历史意义表现在哪里呢？我以为这十个大画家可以说是中国画史的各个时期突出的代表人物，他们在艺术上的光辉成就早已确定了他们被公认的重要地位。在传世的中国古画作品中，现在能够找到的最早也只能数到晋代顾恺之的作品，从他开始到清代的八大山人，这十个人先后经历了六个主要的朝代。如果把他们的作品集中起来，这就等于是一部中国古典绘画艺术史的缩本，其中各种主要的画派基本完备，绘画体裁也大体齐全了。
大家知道，我国古代绘画最主要的是人物画，而顾恺之的人物画则是首屈一指的。他是无锡人，生于东晋成帝咸康七年，即公元341年；死于东晋安帝元兴元年，即公元402年。据说，他画的人物，往往好几年不点眼睛，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传神写照，妙正在阿堵中也。”邻居一个女子被他爱上了，他的恋爱故事也以画像为中心。他的人物画的确很精美，现在故宫博物院和沈阳博物馆还收藏了他画的《列女图》和《洛神赋》画卷的最早摹本，非常可贵。
至于山水画，首先应该以唐代的李思训为代表。他生于唐高宗永徽二年，即公元651年；死于唐玄宗开元四年，即公元716年。他是唐朝的宗室，官拜左武卫大将军。后人所谓北宗的金碧山水就是从他创始的。现在我们也还可以找到他的传世作品的精致摹本。
说到宋代，我们这里提出的有四个大画家。王诜，字晋卿，太原人，后为开封人，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即公元1036年。他画山水是学大李将军那一派的，但是他自己有所发展，终于另成一家，现在故宫收藏的《渔村小雪》就是他的代表作。米芾，字元章，襄阳人，生于宋仁宗皇祐三年，即公元1051年，死于宋徽宗大观元年，即公元1107年；米友仁，字元晖，是米芾的儿子，生于宋哲宗元祐元年，即公元1086年，死于宋孝宗乾道元年，即公元1165年。这父子二人历来被称为大小米，他们所画的山水，用水墨渲染，云烟飘渺，别具一种风格。现在故宫所藏小米的《潇湘白云》图卷，可算是他们的代表作品。李公麟，字伯时，号龙眠居士，舒城人，生于宋仁宗皇祐元年，即公元1049年，死于宋徽宗崇宁五年，即公元1106年。他的画无论人物、山水、鞍马都很擅长，当时被推崇为宋画第一家。故宫收藏有他画的《放牧图》，沈阳博物馆又有他的《莲社图》，都是精品。
元代的倪云林是人们比较熟悉的大画家。他名瓒，字元镇，云林子是他的别号之一，人们称他为无锡高士。生于元成宗大德五年，即1301年；死于明太祖洪武七年，即公元1374年。他擅长于山水画，以枯木竹石平远小景为主，开创了所谓文人画的路子。他的传世作品较多，北京、上海、天津、沈阳等博物馆都有收藏。
在元末明初还有一个大画家就是王绂，字孟端，无锡人，生于元顺帝至正二十二年，即公元1362年；死于明成祖永乐十四年，即公元1416年。他继承了元代文人画的衣钵，为人刚介有奇癖，他的作品不多，故宫所藏《燕京八景图》和沈阳博物馆所藏《湖山书屋》图卷也可谓精品了。
明代的徐渭，字文长，晚号青藤，山阴人，生于明武宗正德十六年，即公元1521年；死于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即公元1593年。他的生平遭遇很不平常，流传的故事很多。他什么都会画，至今我们能够看到他的作品还有不少，特别突出的是泼墨的花卉。打破一切拘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这是徐青藤的独特道路，他给予后来的画坛以深远的影响。
最后提到清代的八大山人朱耷，这更是人们所熟知的了。他是明朝的宗室，生于明英宗天启六年，即公元1626年；死于清圣祖康熙四十四年，即公元1705年。他的创作风格完全与前人不同，开辟了中国画的又一个崭新的道路。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他的许多作品，都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今年我们有机会来纪念这十个大画家，实在难得。因此，我建议美术界的朋友们，应该尽可能收集这十大画家的作品，做一次纪念性的展览，并且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推陈出新的方针下，组织一些关于中国画传统的学习讨论和研究工作，进一步丰富中国画的创作，提高中国画的艺术水平。
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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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山竹树图 〔元〕倪瓒（云林）
（选自故宫博物院所藏《中国历代名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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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几首轻音乐谈起
李凌
最近听了中央民族乐团的一组轻音乐：《绣红鞋》、《花儿与少年》、《新疆之春》，感到非常兴奋。这个乐队所保留的节目的内容是比较宽广的，有红火热烈、气概壮丽的《春满山河》、《庆丰收》（唢喇协奏曲）；有优雅、纤细的《春江花月夜》；有富于乡土风味的《大登殿》、《放驴》；有庄重、深沉的《广陵散》；也有委婉、柔美的《含苞欲放的花》。最近增加了这组轻音乐节目，使得演出更加多样、多彩了。
目前，轻巧、优美的东西不算很多，像他们这样有意识地发展一些这方面的节目，是很有意思的。人们的文化生活需要是多方面的，他们要求一些气势豪迈的像《春满山河》之类的节目来鼓舞自己勇往直前，同时也渴求一些清新、秀丽的像《花儿与少年》、《新疆之春》之类的作品，来丰富他们的生活。有时看起来，像《南疆舞曲》、《花儿与少年》等作品，意义并不特别大，一些清新、优美的东西，加插在一些健壮、雄伟、意气高昂的节目之中，常常会使得两方面的东西更显效果，培养了人们宽广的喜好，满足了人们多方面的需求。
这个乐队，一直有它自己的独特作风，他们比较讲究准确、细致；如果说，中央广播乐团的民乐队是以创造革新、大胆尝试制胜的话，那末中央民族乐团的乐队是以严格、稳实、精工细刻见长。他们演奏快速、艰深的唢喇协奏曲，没有抛开这种特色；他们演古雅、纤细的《春江花月夜》也很注意相互间的和谐、转折、剪贴，处处力求天衣无缝。这种作风，在演奏外国节目像《云雀》时，即使技巧那么困难，情趣那么特出，他们依然保存下来；就在快速的《新疆之春》中，也还是稳实、从容的。像他们的《南疆舞曲》一点一滴都是很讲究的，相互之间也配合得很好，（因为都是弹奏乐器，演得那么干净、整齐而富有意境，的确不容易）如果其中有半点差错，丝毫杂乱，是会立刻被人发现的，这和某些乐队只求响亮、快速，即使其中有许多错落，也无从察觉有很大的不同。不过，这次的《绣红鞋》，就显得研究琢磨不足。这首乐曲，处理得急速、劲热一些是对的，但稳实、清晰仍然非常必要。其次，这么长的（加反复）乐曲，其强弱快慢都是一竿子到底，就容易削弱它的魅力。这个乐队的表演，本来有着长远的精工细刻的传统，而在这首乐曲中不能不说是疏忽了。我想，这小小微疵可能是由于这一次赶排的原因，但究竟还是一个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