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论胸中有“数”
吴传启
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是一切领导机关和一切领导工作的基本任务。了解情况，也就是认识客观世界，而认识世界则是为了改造世界。任何对象，必须认识它，才能改造它；要改造它，就必须去认识它；情况明而后决心才大，办法才能好，所谓认识了的必然性就转化为自由。因此，在任何工作中，必须先了解情况，做到胸中有“数”，然后才能对问题做出正确的处理。一个人只有书本知识而不了解实际情况，或者有了过去的工作经验而不了解当前的情况，或者有了主观愿望而不了解客观情况，都不能正确地掌握政策和处理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说，任何一个革命干部，既要时时刻刻保持充沛的革命热情，通晓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掌握丰富的工作经验；又要在认识和处理每一个具体问题的时候，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做到胸中有“数”。这种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是毛泽东同志一贯教导我们的唯一正确的、科学的方法。
学习毛泽东同志分析数量的方法
由于任何事物都是数量和质量的统一，而任何质量又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所以要做到胸中有数，必须注意情况和问题的数量方面，以达到把握其质量。毛泽东同志说：“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又说：“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自觉地掌握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教导，对于我们正确地了解情况和分析问题，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不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进行数量分析，就不能精确地掌握情况。在我国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对于敌我军力的数量对比及其在战争过程中的变化，总是了如指掌。在《三个月总结》中，毛泽东同志从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的胜利中，提出再歼敌第二个二十五个旅、第三个二十五个旅的任务，并把这个任务的实现，作为改变敌我形势的关键。这就是从量变把握质变。所以毛泽东同志总是以最英明的指导，使解放战争一步一步地达到预期的目的。在任何群众运动中也是一样。在《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中，毛泽东同志规定新区土改“总的打击面，一般不能超过户数8％，人口10％”；在历次群众运动和社会改革中，毛泽东同志又总是告诉我们要坚持团结争取90％以上的人的方针，要了解先进、中间、落后之间的比例，及其在运动中的变化。这些都是要我们对客观情况进行数量的分析，只有通过这种分析，才能具体地掌握各种界限，保证运动的健康发展。至于在生产斗争中，在一切经济活动中，当然更不能不注意情况和问题的数量方面，进行基本的数量分析。否则，就不能正确掌握党的政策和实现正确的领导。
分析数量，必须善于利用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通过事物的数量关系，把握事物的矛盾。在这一方面，毛泽东同志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范例。为了从理论上阐明党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从旧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了基本的数量分析。他说：“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工业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这个基本的统计数字和主要的百分比，就是旧中国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个主要的百分比，即10％同90％之间，表现着国民经济中现代性工业经济同落后的个体经济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同志分析了矛盾的两个方面，由此又展开了一系列矛盾，解决了一系列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首先，从10％的现代性工业经济方面，他分析了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工人阶级的领导权问题；指出了它的最大的和最主要的部分，乃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手里，而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则占居第二位。由此出发，毛泽东同志指出，没收官僚资本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使国营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毛泽东同志同时又具体分析了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的必要和可能，并预先指出和防止可能发生的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在90％这一部分经济方面，毛泽东同志指出，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已经或即将废除，因而我们的经济生活已经或即将区别于古代，农业和手工业取得或者即将取得向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但是，还存在着落后的个体经济同先进的集体经济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落后的个体经济向现代化和集体化方面发展。毛泽东同志并预先警告了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在这种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指出了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分析及其对于一系列政策问题的解决，就像建筑工程师的蓝图一样，科学地规划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大厦；在逻辑的严密性上，就正像马克思所说的，“材料的生命一经观念地反映出来，看起来我们就好像是先验地处理一个结构了。”
（《资本论》第二版跋）毛泽东同志的这种分析数量的方法，这种一切胸中有“数”的方法，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典范。凡事都有一个边 在进行基本的数量分析中，必须掌握“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世界上凡事都有一个边，“江有底，海有边”，地球有多大，火星有多远，都有一个具体的数量界限。世界的发展是无限的，但无限是由有限构成的。任何具体事物，都是一定的具体条件下的事物，所以必须依据每一事物所处的条件来确定它的界限；如果不注意事物的这种界限，就不能具体地识别事物。如果对什么事情都是大而化之，或者笼而统之的话，其结果就只能是一切胸中无“数”，目中无“底”，斤两不清，分寸不明。这样，对问题就不能有正确的判断，所谓“以疑决疑，决必不当。夫苟不当，安能无过乎”（荀子语）。
具体地掌握这种界限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事物的发展超过了一定的界限，一事物就要转化为它事物，量变就要引起质变。在自然现象中，每一种液体在一定压力下都有其特定的冰点和沸点；每种气体都有其临界点；每种金属都有其自己的白热点和融解点，等等。在这些关节点上，由于数量的增加或减少一旦越过了一定的界限，一事物就要转化为它事物，所谓“物极必反”。在社会现象中，当我们要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对于何谓富农，何谓富裕中农，有多少剥削收入才算富农，否则就算富裕中农，这也必须找出一个数量的界限。”（《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在贯彻执行党的土地改革政策中，如果胸中无数，就必然界限不清，错划成分，或者犯右的错误，或者犯
“左”的错误。当农业生产还处在不能完全摆脱自然灾害的条件下，所谓旱涝之灾，无非是一个水的问题；水过少就是旱灾，水过多就成涝灾，即雨水在数量上的过多或者过少，都可能成灾。我们的一切水利工程，无非是要在一定程度上对水量进行人为的调节，使其能够适度而已。同样，在农业生产中，必须合理安排和合理使用劳动力。但怎样才算合理？必须根据党的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方针，保证农业生产第一线有足够数量的劳动力。因而劳动力在不同方面的分配使用上，必须根据具体情况掌握一个具体的、合理的比例界限。世界上每一具体事物，都有其自己的特点，自己的界限。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地掌握这种界限，分析其转化的条件，自觉地利用它，以达到革命的目的。
这种胸中有“数”、界限分明的要求，对于正确估计我们工作中的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也有重大的意义。客观事物之间的大小、多少，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相对立而发展的。对于我们一切革命工作来说，在取得每一伟大成绩的同时，也会出现某些个别的、暂时的缺点。因此在成绩和缺点的问题上，把两者比作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是符合于客观情况的。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胸中有数，即必须是既“见舆薪”又“察秋毫”，并从“舆薪”和“秋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之间的数量的对比上，来划清事物的质量界限。如果胸中无“数”，就是说如果看不见一个指头，对一个指头的问题采取马马虎虎的态度，不重视改进工作中的缺点，因而就不能把事情办好，这当然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如果只看见一个指头而看不见九个指头，或者把一个指头当作九个指头，那就是界限不清，就要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对于任何一个人，也要正确地划清这种界限，正如鲁迅所说，“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在许多问题上，正如列宁所说，“只要你稍微夸大了一点，你就会使一个真理得到证实，那就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列宁全集》三十二卷136 页。）
要正确地对待我们一般工作中的困难，也要胸中有“数”。对于我们工作中的困难，必须从全面的观点，从发展的观点来观察。所说全面观点，就是说，必须明确了解某种困难在整个革命形势中所居的地位，而不是脱离全体来孤立地看待。从这点出发来看，任何困难，不管困难有多大，在进行翻天复地的革命事业的人民群众的面前，不过是一个渺小的存在。所说从发展上看，就在于，对革命说来，没有困难，就没有发展，凡今天的困难，到明天就会转化为胜利。我们工作中的一切困难都是暂时的，所以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是热情充沛，干劲冲天，不怕困难，从来是把困难作为发展的动力。列宁说过：
“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任务的困难，应当刺激无产阶级的拥护者，去更注意更具体地研究执行这些任务的方法。”那种在困难面前，不是“更具体地研究执行这些任务的方法”，而是表现懦怯，表现畏缩不前的人们，都是由于看不清革命发展的总形势，由于胸中无数，由于他们的主观认识不符合于客观实际。
发展——巩固——发展
客观事物的质和量是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事物的发展总是不断地由量变过渡到质变，并通过质变为新的量变开辟道路，转化为新的量变。所以事物的发展中，总是要显出过程的阶段性来。对于某一过程的具体阶段，以及这一阶段同那一阶段之间相区别的特质、特点等等，又总是可以找出一个“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毛泽东同志说：“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矛盾论》）所以我们对于发展过程的阶段性，必须界限明确，胸中有数。这样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有利于积极地创造条件，促进事物的发展不断地由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转化。所以说，我们既是不断革命论者，又是革命发展阶段论者。
同样，在我们伟大的人民公社的发展过程中，也显现为发展中的既相衔接又相区别的阶段性：就总的发展过程说，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大的阶段；在社会主义阶段，又分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两个阶段；在集体所有制阶段，还分为生产队基本所有制和公社基本所有制的阶段；而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则是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这种发展的阶段性的区分，乃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规定的。每一具体阶段，都有其“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胸中有“数”，就是说，必须从实际出发，掌握这种数量界限，掌握阶段之间的区别和衔接。前一阶段任务的实现，同时就是向后一阶段过渡的条件，二者间并没有铜墙铁壁；但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了事物的质变，所以又不能互相混淆。毛泽东同志曾说：“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66页）我们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去了这个大目标，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只有努力于当前任务的完成，才能真正创造向将来的大目标过渡的条件。质变必须以量变为前提。我们在现阶段加强生产队基本所有制，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就在于积极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也就更有利于创造向前发展的实际条件，量变必然引导到质变。对这一切做到了胸中有“数”，对于党的政策的领会，才能具有高度的明确性。
这种数量和质量之间的互相转化，在任何事物的发展中，都表现为一个波浪式的前进运动，即列宁所说的：“发展不是按直线式而是按所谓螺旋式进行的”（《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6页）。在机械学上，有失之于距离而得之于速率的情形；在力学上，按摆线运动的物体从上向下落，要比依直线运动来得快。这种情形，在我们的工作中，就表现为发展、巩固、再发展的循环往复的过程。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曾说：“某一时期，把重心放在发展方面，这就是推广游击区，扩大游击队的工作，另一时期，则把重心放在巩固方面，这就是组织民众、训练部队的工作，因为二者的性质不同，军事部署和工作执行随之而不同，必须依情况分时期有所侧重，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417页）这里所说的“分时期有所侧重”的情形，在过程的全体上，就表现为螺旋式的上升运动。任何战争的过程，总是由战斗、休整、再战斗这样一连串的圆圈组成的。在我们的技术革命运动中也是一样，在一个时期，许多新的创造、发明、改进等等涌现出来以后，必须紧接着有一个巩固、提高、推广的过程，从而在新的基础上更好地向前发展。
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没有危机，没有中断，没有下降的。但社会主义经济的高速度的前进运动，也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而往往表现为发展——巩固——发展，扩大——提高——扩大，数量——质量——数量等等这样的一串圆圈所组成的螺旋式的上升运动。这里所说的“提高”和“巩固”，是前一阶段“发展”、“扩大”的结果，又是走向更新的发展、扩大的准备。如此循环往复，一浪推一浪，一浪高一浪，从而量变和质变的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就我国工业大跃进的过程来说，可能是，在一定的基础上和一定的条件下，有几年的发展速度很高，有几年的发展速度比较低一些，有几年又会出现很高的发展速度。过去三年来，我国工业的发展是在比较薄弱的基础上进行的，数量有很大的增长，质量也有一定的提高。今后，我们要求在数量继续增长的同时，大大提高质量；这样一来，我国工业在一定的时间内必然会在新的发展的基础上，更加巩固、更加充实，更加提高，必将出现更好的跃进。在这个问题上，要做到胸中有“数”，就是说，必须自觉地掌握这种质量互变的规律，根据不同时期的重点和要求主动地安排这种转化，从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正确地贯彻党的总路线。
“数”是从实际中来的
但是，一切都要胸中有“数”，这是一回事；怎样才能做到胸中有“数”，这又是一回事。马克思说，“观念不外是在人类头脑中变位了变形了的物质。”（《资本论》，第一卷，17页）恩格斯说：“数和形的概念不是从任何地方得来，而仅仅是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反杜林论》）就是说，数是从实际中来的，数的概念同人们头脑中任何其它的概念和认识一样，都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因此要做到胸中有“数”，首先和基本之点，就是要在实践中根据客观情况的发展，不断地进行调查研究，特别是要对那些实际生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数是从实际中来的，是从群众中来的。要使胸中有“数”，就必须到实际中、到群众中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要懂得密植的数量界限，就要到农民中间去调查，要懂得某种机器转动的速度以多少为合理，就要到工人中间去调查。要制定正确的政策，就必须到群众中进行社会调查。没有调查，胸中就不能有“数”，所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我们一切工作中的成功，都是由于调查研究，胸中有“数”，情况明，办法对。党的一切政策之所以正确，就因为都是依据对于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而制定的。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及其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就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依照我国的实际情况，集中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智慧、经验要求而制定的；所以党的总路线一经提出来，就迅速地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放射着万丈的光芒。我们在具体执行政策的过程中，要把党的政策同某一地区、单位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也必须经过调查研究，然后才能做到胸中有“数”，才能正确地贯彻和执行党的政策。
当然，任何人对于任何事物，决不能是一开始就是胸中有数的。认识是一个过程，从胸中无数到胸中有数，需要一定的实践和认识的过程。客观必然性是逐步了解的，盲目性是逐步克服的。任何聪明的人，都不能保证不犯错误，不过不犯大的错误，而又善于改正错误。因而正确的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就十分重要了。所以毛泽东同志总是教导人们力戒粗枝大叶、自以为是，力戒肤浅和空疏。而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经过调查研究，一切做到胸中有数，就是这种唯一可靠的认识方法。调查研究，必须是自觉的、经常的，而不是偶然的、马马虎虎的。所说要大量占有材料，不是满足于现象罗列；所说要注意事物的数量，不是要数字成堆，而是要用理性的头脑来加工，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分析。总之，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有意识地把握这种方法，处处运用这种方法，就能做到主观同客观相统一的一个方面，即所谓正确地认识世界。主观同客观相统一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正确地改变实际，即所谓能动地改造世界。忽略了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主观片面性，都不能达到统一。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实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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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待人要和气
丁力
待人要和气，这是我们革命干部和革命军队的一个优良传统。早在红军时代，毛泽东同志就经常谆谆告诫我们的部队，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打人、不骂人……，并且要向群众宣传我们是代表工农大众的利益、同旧式军队截然不同的革命军队。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果不让老百姓了解我们，如果不显示我们军队的特点，使他们感到我们与旧军队有截然不同的区别，我们便无法接近群众；而没有群众的支持，我们就无法存在。后来，在毛泽东同志亲手制订的革命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就把说话要和气作为一条重要的内容。
待人和气，就是指的我们革命干部和革命军队，在和群众接触中，作风要民主，态度要和蔼，遇事要和群众商量，尊重群众的人格和权利。一句话，就是要走群众路线，而不能摆官僚主义的架子。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对待群众应有的态度和作风。毛泽东同志说：
“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邓小平同志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也指出：“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本身就要求党的领导保持谦虚和谨慎的态度。骄傲，专横，鲁莽，自作聪明，不同群众商量，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为了自己的威信而坚持错误，是同党的群众路线根本不相容的。”
我们党主张用这种态度对待群众，这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和我们社会的性质决定的。同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相反，在我们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我们的干部是从人民群众中选拔出来的先进分子，是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为人民群众办事的勤务员。干部和群众所处的地位固然不同，但这只是一种社会分工，并不意味着干部享有什么特权；恰恰相反，正是这种社会分工的不同，要求我们的干部必须恭恭敬敬地为人民服务，而一个干部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又要看他是不是用平等的态度对待群众，是不是以普通的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处处和群众打成一片。相反地，为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旧政权的人员是群众的老爷，是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政客，因而他们总是把人民群众当做牛马，为了维护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为了镇压群众的反抗，不惜采用一切残暴的手段压服群众。由此可见，待人是否和气，不仅是一个作风问题，而且是一个阶级立场问题。不同阶级地位的人，对待群众自然就有不同的态度和作风。
三十多年来，待人和气一直是我们革命干部的行动准则。这种优良的作风在我们许多同志的身上，已经成为一种性格和习惯。他们每到一处，很快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帮助群众打水、扫院子，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对待群众有老有少，称兄道弟，婶子、大娘，亲如一家。他们在工作中，遇事和群众商量，自己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只要群众提出来就马上改正；群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能耐心地进行解释教育，从不耍态度，从不打骂群众。这些事情看起来似乎很小，但是，正是通过这许许多多的小事，体现了我们革命者的优秀品质和高尚风格，使我们的党和群众、干部和群众、革命军队和群众建立了亲密的联系，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革命热情，从而有效地保证了党的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这就说明，待人和气实质上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正确处理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革命积极性的重要措施。因此，我们每一个革命干部都必须永远保持和发扬这种优良作风和高贵的革命品质。
待人和气，尽管我们的很多同志做得很好，但是，要真正养成这种高贵的品质，也是不容易的。例如，有少数同志虽然一般地也具有为人民服务的良好愿望，平时和群众相处得也还好，但是一到工作比较顺利的时候，他们就容易滋长一种骄傲情绪。在这种时候，他们总以为自己什么都对，什么都好，可以遇事不和群众商量，可以不平等待人。显然，这些同志是受了剥削阶级的思想和作风的影响，还没有真正树立起群众观点。必须说明，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的干部都应该待人和气，都应该团结群众和依靠群众。反之，那怕是个别干部用粗暴的态度来对待群众，都会在群众中间给党造成不好的影响，都会给我们的事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这一点，是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随时随地都要牢牢地记住的。
那末，怎样才能做到待人和气呢？有的同志以为，就是和群众有说有笑，称兄道弟罢了。其实，更主要的是要善于和群众商量问题，要虚心地听取群众的意见。而有的同志恰恰在这一方面做得不够。虽然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和群众混得很熟，但往往不善于听取群众的意见，特别是不愿意听取和自己不同的意见。这是需要注意改进的。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说：“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对待一般的非党群众应该和气，对待那些落后的群众也应该和气。对此，毛泽东同志也有过明确的指示，他说：“共产党员对于落后的人们的态度，不是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而是亲近他们，团结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共产党员对于在工作中犯过错误的人们，除了不可救药者外，不是采取排斥态度，而是采取规劝态度，使之翻然改进，弃旧图新。”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给我们指出了待人和气的正确态度和原则，只要我们照着去做，就一定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当然，我们强调待人和气，并不是主张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如果这样理解待人和气，那就完全错了。对于凡属原则性的问题，凡属有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问题，我们一定不要马虎从事，该坚持的就一定要坚持；否则同样会使我们脱离群众，会给工作带来损失。但是坚持原则和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并不等于要我们用粗暴的态度对待群众，命令群众。恰恰相反，只有遇事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耐心地对群众摆事实，讲道理，不但向群众交代需要作什么，而且说明为什么要作什么，才能有效地启发并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使党的方针政策易于为群众接受，并化为群众的自觉自愿的行动。这就说明，待人和气不但同正确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没有任何矛盾，而且正是正确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必须采取的优良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