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哈瓦那的擦鞋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莱奈·克娜茵
离哈瓦那总统府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公园。里面有艳红的灌木丛和花卉，还有卖花生的小贩和嬉戏的儿童。当我正想坐下来的时候，差点被一辆自行车撞倒。浅色的上装给染上了污泥，这使我有点不高兴了：“小孩，你不能小心点吗？”我责备这个十三岁左右的肇祸者说。他一面帮我掸去衣服上的泥土，一面慌张地说：“对不起，请不要生我的气。我只是想试试看，我是不是已经能‘双松手’了。”我听了禁不住笑了起来——我们小时候差不多也都曾试过“双松手”呢。“希望洪贝特同志不要收回我的车子。”小孩又喃喃地说，同时惋惜地望着他那辆烁亮的崭新的自行车。“洪贝特是谁呢？”我问，同时仔细地打量了这个小孩一眼。他穿着一件蓝色的制服，袖章上面绣着“擦鞋合作社”。“洪贝特是我们的老师。”“你很怕他吗？”我的新朋友使劲地摇了摇头：“不，洪贝特非常和气。只是他一再关照我们要好好地爱护车子。车子是革命送给我们的礼物。我们合作社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可以骑它。”
艾勒斯托——小孩的名字——讲的话是不错的。革命给古巴人民源源不断地带来了许多东西，使他们从美国的压迫下获得了解放，使那些工厂、银行、肥沃的土地、镍、铜和铁矿以及过去只对特权阶级开放的大学等等都回到了人民手中。革命还给了古巴人民用以保卫胜利果实和权利的武器。现在革命给擦鞋的孩子们送来了自行车，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大约在一年半前，电视专家洪贝特·拍拉福和女医师娜盖尔·普莱茨接受了福利部的委托来管教哈瓦那的擦鞋童，把他们集中在合作社的组织形式里。“这事可不那么简单，”当我访问哈瓦那擦鞋合作社主任洪贝特·拍拉福时，他这样说，“孩子们都是在哈瓦那的街头巷尾长大的，都受过巴蒂斯塔警察的迫害和虐待。因此对一切哪怕只和政府沾一点点边的东西都不信任。但是我们义不容辞，必须尽快地帮助他们。如今我们的合作社已有三百个社员。它拥有一幢附有吃饭不要钱的食堂、俱乐部、电视、图书馆、盥洗室、衣橱等设备的房屋。每个社员都分到了一套制服和一个擦鞋用的工具箱。我们有两名医生。理发师协会的叔叔们还来为他们免费理发。为了到顾客家里去方便，几个月以前孩子们还得到了自行车。在业务上用不着车子的时候，我也允许他们到公园里去骑着玩。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来试验，是不是已经能‘双松手’……”洪贝特兴奋地向我挤了挤眉。这时候我感觉到，艾勒斯托对车子会不会被没收的顾虑是多余的了。
“每个擦鞋的小孩都可以加入合作社吗？”我问。
“当然都可以了。不过首先要有一个条件：每个社员都得上学，至少是上夜校。孩子当中大多数都是出身于多子女的家庭。他们所赚来的每一个生太伏都得顶很大的用场，根本无法去上学。有许多人连家都没有，整天在外流浪。我们的目的是结束这些孩子们的街头生活，引导他们去受正规的教育。合作社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我们只能逐步地来实现这一艰巨的任务。这不仅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更主要的是这些孩子都是在阴沟里长大的。如果我们强制他们进入正规的儿童之家的话，他们会溜之大吉的。而且反动派也在千方百计地破坏这项工作，他们竭力造谣，说我们是从父母那儿‘夺走’他们的孩子，‘强迫’他们去过集体生活。因此我们不得不采取完全自愿的方法。只有当孩子本人和他们的父母同意的时候，我们才送他们到德·蒙加德英雄之家去。在那儿他们一方面享受正规的学校教育，一方面也兴高采烈地种植蔬菜、水果等，接受劳动教育。”
当我们谈话的时候，外面人声鼎沸，就像一所规模巨大的学校的露天场所一样，吵得我们几乎连敲门的声音都没有听见。一个颀长的混血儿走了进来。“我不去西拉上学，同志。”他直截了当地对洪贝特讲：“我年老的妈妈病得很厉害。”“你不是有哥哥姐姐照顾她吗？”“他们都不是她亲生的，我不放心。”“恩利盖，”洪贝特关切地望了他一眼：“你真的不想正正经经地学点东西吗？”“我不是不想上学，”恩利盖说，“我是只想在哈瓦那上。”“随你的便，孩子，你知道，我们是不强迫你的。不过，依我，你还是到西拉去看看的好。”
“你的志愿是什么呢？”我加入了他们的谈话。恩利盖将他的机灵的面孔转向我：“当一名起义军战士！”
“小朋友，”洪贝特恳切地说道：“那么你首先必须好好地学习。要是老这样的贪玩和不学无术的话，革命的警察和革命的军队是不会要你的。”经过一阵长谈，恩利盖犹豫不决地退去了。当他走到门口的时候，自言自语地道：“到西拉去上学的事得让我重新好好地考虑一下。”
“等着瞧吧，不久他就会体会到，在西拉有着最优越的学习条件。恩利盖和这儿的大多数孩子一样，是非常有见地的。”洪贝特说。
接着我所遇到的是培培。他是一个十岁左右、长得非常讨人喜欢的天才的小丑。不过他的面部表情和他的年龄很不相称。可以看得出来他幼小的心灵一定受到过摧残。“我不到蒙加德去。”他一跨进房间就嚷道。“为什么？”“我怕得很。”
“可是，小培培，你去的那地方是一所新的革命的学校，那儿再也没有巴蒂斯塔式的教员了。而且在那儿你还可以游泳，打排球。”
但是任你怎么讲还是说不服他。洪贝特于是写了一张字条给他：“喏，这是我的电话号码。你到了那儿之后，如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你就叫他们打电话给我，说我是你的爸爸，我一听到电话就来接你。同意这样做吗？”
培培终于答应到蒙加德去了，并且表示要在那儿用功地学习。
“怎么搞的？”我惊奇地问。“这么小的年纪就对生活充满了畏惧。”
“小培培在巴蒂斯塔的学校里受到过惊人的虐待。”洪贝特告诉我。“他经常受到惩罚，要他背比他本人重得多的书，要是背不动的话，就会受到一顿毒打。”
“多么残酷！”
“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培培是一个黑人。光凭这一点，他们就有足够的理由来肆无忌惮地折磨他了。”
当我们正要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卡米罗来找我们了。他身材瘦小，长着一双棕色的、炯炯有光的眼睛。“我是来和你告别的，洪贝特同志。我们终于可以回到老家去了。”卡米罗说着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话，而且还带着生动的手势。洪贝特衷心地握着他的手。卡米罗和我谈到了他为什么到现在还只上三年级。
“我们来哈瓦那只有三年。我们本来住在东方省的一个村子里。他们要杀害我的哥哥，所以我们不得不逃了出来。我哥哥到山里去找起义军了，巴蒂斯塔匪徒们就严刑酷打我的爸爸、妈妈、姐姐……”
“那么你们现在为什么又要回到农村去呢？”
卡米罗听了之后深深地皱起了眉头。“瞧你提的这个问题！要知道，我们这儿一切一切都彻底地变了。”——我从他的面部表情上看到了这些话。不久，这个很有礼貌的拉丁美洲人又说：
“革命给了我们土地和房屋。过去我爸爸在大地主的庄园里流血流汗。如今，庄园属于合作社了。我们有了学校，还有了医生。我要和我爸爸一样，当一个农民。现在古巴属于我们自己的了，农村生活不是也挺美好的吗？”
我听了很感动。“这小家伙的性格倒是挺讨人喜欢的。”洪贝特对我道。“但是刚来的时候他可着实不好应付。在东方所受到的可怕的遭遇使得他的生活一点也不上轨道。在我们合作社里他几进几出的随他高兴。有时候他成几个礼拜地在外面流浪。而现在他却想回到山里去了。在那儿他一定会变成一个勤劳的人的。”
“我的这些孩子们不是个个都很有出息吗？”当洪贝特的最后一个客人走出去的时候，他以一种做父亲的骄傲问我。我怎么对他讲呢？我不准备多费唇舌，只是想如何确切地表示我对他的工作，对革命的人道主义的惊异。“你们在改造整个国家，”我终于想出了这句话来，“他们是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新人。”“对，”洪贝特答道，“他们将比我们生活得更好。”
〔青岛译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星期日》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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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劫持和劫持不了的
陈九仁
2月15日，美国第七舰队驱逐供应舰“布·坎尼容号”把我国二百五十三件珍贵文物以“运美展览”为名劫走了！愤怒之余，使我想起了加拿大作家斯蒂芬·里柯克（1869—1944），想起他在几十年以前写过的一些幽默小品。这位写幽默小品，而又与美国的马克·吐温颇多类似的天才作家，早就看透了美帝国主义者不只要霸占世界的物质财富，还要囊括世界各国的文化宝藏。他讽刺了美国的掠夺成性的无耻行径，以别国的珍贵文物来填塞自己的博物馆；嘲笑那些满身市侩习气的垄断寡头们的附庸风雅和鉴赏古董的贵妇人的浅薄无知。
《大西洋西岸的友谊——当美国把欧洲文物全部搬光之后》（见1957年6月号《译文》）是里柯克在1925年前后写的一篇讽刺小品。在这篇作品里，他以夸张的手法和离奇的幻想，预言在1950年美国对欧洲各国珍贵文物和名胜古迹的一次大掠夺。价值十亿美元的艺术品统统运到美国（连莎士比亚住过的小茅屋也没放过），珍贵艺术品搜刮干净之后，英国的白金汉宫也被搬到美国，并作了商界大亨的联谊会——扶轮社的本部，甚至还想筹款把白金汉宫的主人——国王也一并买下来。野心家的胃口简直是个无底洞，滑铁卢战场，枫丹白露森林等也相继搬到了美国。直到欧洲的名胜古迹搬得差不多了，最后只能在英国的约克郡和梵蒂冈的古建筑物上打主意了。
里柯克预言的二十五年后即1950年，相去也已十年多了。如今，白金汉宫和它的主人仍安在伦敦，古木参天的枫丹白露森林现在巴黎近郊也完好无恙，至于滑铁卢战场，恐怕一时也搬它不走。难道里柯克的预言失败了？不，在艺术家里柯克的笔下勾画出来的这幅十分形象而逼真的漫画，把美帝国主义者的贪婪无耻，讽刺得可谓入骨三分；而从美帝国主义到处侵略的强盗行径来看，里柯克的笔，已经扯下它们的假面具了。
里柯克在这篇作品的结尾说，掠夺者还打了这样一个算盘，据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大学教授估计，这样大规模搬运文物古迹，美国是不会蚀本的，相反，却因此会赚一大笔钱。在搬运以前，每年约有333，000美国人去欧洲游历，平均每人花三千元就要十亿美元，既已搬到美国，就省得美国人远渡重洋，而省下的钱还可以买两倍的绘画、森林和教堂。岂止省下一笔钱，这还是一宗一本万利的生财之道呢！许多欧洲人因怀念祖先的遗物，一定源源不断地到美国去瞻仰；一批批英国青年不得不横渡大西洋到美国去看伦敦的西敏寺教堂。每年又该有多少钱落入美国佬的腰包呢？
里柯克对美帝国主义的观察算得深刻了，那想像力的丰富也是很惊人的。但是，里柯克在给狂人画像时竟忘记了自己，他万没有想到灾难最后竟临到了自己的头上。当欧洲各国文物古迹尚未易主时，他自己却已遭到了劫持：他的国籍发生了问题——硬让人给改成了美国籍！看来，已作古人的里柯克是不能死而复生了，他若能复活一次该多好，他一定会用更加辛辣的笔来给他的敌人画像了！最近，当代加拿大著名作家戴逊·卡特在《加拿大的文化快被淹死了》一文中愤慨地说道：“……侵略者对我们神圣的祖先都不尊重。请看斯蒂芬·里柯克，他不仅生活在加拿大，写作在加拿大，并且全世界公认他是加拿大文学史上杰出的天才作家……全世界尊敬里柯克的人知道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最近授予那位“学者”拉尔夫·开利博士学位，知道了他提出的学位论文上的厚颜无耻的标题以后，一定会大吃一惊：‘斯蒂芬·里柯克——美国幽默家’。”
《斯蒂芬·里柯克——美国幽默家》，这标题本身就是一种讽刺。美帝国主义者的荒诞大胆和离奇，相形之下，里柯克的讽刺似乎也要黯然失色了！但是，这世界终归不是依着美帝国主义者的高兴而存在的；不管他口气多大，这也是他的，那也是他的，全世界人民是不会任他自由摆布和欺骗的。
美帝国主义从台湾劫去我国二百五十三件珍贵文物，已经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怒和抗议；对于一切遭到美国劫持国家的人民来说，他们也决不会熟视无睹，置之不理的，在它劫持走别国珍贵文物的同时，不知又激怒了多少颗维护祖国主权的爱国人民的心！美帝国主义可以暂时劫走别国的珍贵文物，但它永远也不能改变全世界人民反对它的侵略罪行的坚强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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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给我一个黑色的灵魂！
〔加纳〕 弗兰克·巴尔克斯给我一个黑色的灵魂！它一定得是黑色的，或者是古铜色的，要不，那就让它有尘土一般的色彩，让它比海滩上的沙粒的颜色更深。但是，只要是有可能，那一定得让它是一个黑色的，黑色的灵魂！给我鼓，三面鼓，四面也成。它们可一定得像路旁的泥泞，是黑色的。它们可一定得是用树干和干燥的羊皮
制成的鼓。但是，只要是有可能，那一定得让它们是些咚咚作响的，咚咚作响的鼓。让这些鼓吼叫起来，轰鸣起来，强烈些，再强烈些！然后再让一切都静下来，让鼓声再渐渐地低沉。可是现在一定得让这些鼓敲打起来！
（闻一译）
第8版()
专栏：读者中来
新颖动人的谢幕
最近看了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以革命的名义》，它的谢幕形式新颖动人，发人深思。
第一次，幕徐徐拉开时，列宁和捷尔任斯基正微笑着，抚摸着因困倦而熟睡在沙发上的瓦夏和别佳。这简直就是一场无声的戏，使观众不仅看到了无产阶级伟大领袖对革命后代无微不至的关怀，而且深深体会到领袖对下一代寄予的殷切期望。
观众热烈欢迎演员的成功表演，幕又在掌声中第二次拉开了：列宁正在办公桌前孜孜不倦地研读、批阅着文件，还在写着什么……这一画面介绍了列宁辛勤为革命工作的动人形象，加深了我们对革命领袖的热爱。
我想，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根据剧本内容创造多种多样的谢幕形式是很好的，它辅助和加强演出的效果，使观众在散戏以后，仍然保持着完整、美好和难忘的印象。
天津南开大学
李俊虎
第8版()
专栏：大家谈
办法好
西安碑林人民公社 汤铭
两天没出门，一上街，嗨！大大变了样，街头红旗招展，巷尾机声相连，到处一片新气象。原来服装店的同志为了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办起流动服务组，开展翻新补旧业务，一个人，一面旗，一部机器，一个账本，走到哪里，哪里就是门市部，现收，现做，现取，手续真方便。一个围着羊肚手巾的年轻工人，看着缝纫机旁一大堆旧衣旧裤，正在问服务员说：“喂！同志，这罩衣穿了好些年了，破成这样，能修不能修？”服务员把衣服仔细打量一番，满口应承说：“行，行，整旧如新，保您满意！”说着让年轻人把罩衣脱下来，剪起针落，一会儿就补好了，年轻人边付钱，边高兴地说：“这一补又能对付二年，既给自己省钱，又给国家省东西。”年轻人的话对我启示很大，回去把这件事告诉同院人，大家都说这种作法好：节省劳力，便利群众，节约棉布，减少开支，增加企业收入，又能满足群众生活要求。
第8版()
专栏：
驼群 苏联 法复尔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