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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城市公社工业的小商品生产大有可为
天津、沈阳、哈尔滨、杭州等城市公社工业小商品生产情况的调查报告
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调查组
根据对天津、沈阳、哈尔滨、杭州等几个城市的调查，自从去年秋冬以来，城市公社工业的小商品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品种日益增多，产量不断上升，质量逐步提高。天津市城市公社工业目前生产的小商品有一千三百多种，比1959年增加将近两倍。该市公社工业局经营的五十三种小商品中，1960年产量比1959年增加的有三十八种，占72％，其中菜刀增加一点八三倍，子母扣增加十三点三倍，裤钩增加一点九四倍，铁锅增加25％，剪刀增加29％，鞋眼增加60％。沈阳市城市公社工业小商品生产总值，1960年比1959年增长了一倍以上。哈尔滨市城市公社工业生产的产品，1959年有一千五百多种，1960年增长为两千五百多种，据去年年底对五百四十五种产品的检查评比，其中优质产品有三百九十二种，占71．9％，比1959年优质产品总数增加了18％。
城市公社工业已经成为小商品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从这几个城市的情况来看，目前城市公社工业已经担负了小商品生产任务的50％—70％。沈阳市城市公社工业1960年生产小商品的总值，大约占全市小商品生产总值的一半左右；目前在计划管理的品种中，城市公社工业生产的品种占71．2％。杭州市（上城、下城、拱墅三个区）城市公社工业生产小商品的人员，占区属各种经济类型小商品生产人员的50％左右；全部一千零四十种小商品中，城市公社工业生产的就有七百二十种，大约占70％。哈尔滨市城市公社工业小商品生产总值，也已经占到全市小商品生产总值的70％左右。
城市人民公社在大力发展小商品生产的同时，还开展了日用品的修理业务。主要措施大体有两种：一种是公社工厂附设修理门市部，生产什么就修理什么；另一种是从公社工业的生产人员中抽调一部分力量，充实生活服务站的修理服务网点。据沈阳市二十九个公社统计，共增设修理门市部二百三十八个，另外还抽出生产人员四千二百余人，充实了生活服务站的修理网点。哈尔滨市城市公社工业举办的日用品修理服务网点有二百二十六个，一千三百三十一人。天津市城市公社工业去年大搞日用品修理服务，据修鞋等五个行业的不完全统计，一年就修理了各种物品四百八十万件。
这一个时期城市公社工业的小商品生产发展得这样迅速，是由于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政治工作和细致的经济工作的结果。这几个城市的做法，集中起来大体有以下几条：
调整生产方向，明确中心任务
城市公社工业大多数是在去年城市公社化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在大发展过程中，不可能事先就有一个周密的计划，因而有些企业的生产带有不同程度的盲目性。各地在调整城市公社工业生产方向的时候，都明确地提出：城市公社工业应该把为城乡人民生活和市场服务作为中心任务，积极地发展小商品生产和修理服务业；同时有计划地为大工业服务。经过整顿以后，城市公社工业在“四服务”（为大工业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为农业生产服务、为出口服务）的比例上起了显著变化，为人民生活服务的部分（其中绝大部分是生产小商品）已大大加强了。据统计，现在这四个城市公社工业为人民生活服务的部分，天津为49．3％，沈阳为54．3％，哈尔滨为55．1％，杭州为64．4％。
实行“五定”，稳定社办工业小商品生产的阵地
所谓“五定”，是指定工厂（车间）、定人员、定产品、定原料供应、定协作关系。沈阳市社办工业中，已经有二万多人通过“五定”专业从事小商品生产。杭州市有一百多家社办工厂（车间）实行了“五定”，占全市社办工厂的50％以上。采取“五定”的办法，对于稳定小商品生产的队伍，使生产企业、人员逐步向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对于贯彻社办工业的经营方针，保证社办工业的生产适应国家计划的要求，加强供、产、销的计划性，保证生产落实，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社办工业实行“五定”，必须充分考虑到生产企业和小商品生产的特点，不要把“五定”绝对化，一成不变，而是要“有定有活”，把加强计划性和充分发挥生产企业的积极性有机地结合起来。
社办工业中，有专业从事小商品生产的工厂，也有既生产小商品又为大工厂加工的综合性的工厂；即使是专业工厂，产品品种、花色、规格也是多种多样的。在一个企业中，往往是一机多用，一人多能。同时，小商品品种繁多，变化万千，既有长年生产的，也有季节生产的。为了适应这些特点，上述各地在实行“五定”的时候，一般都掌握了定而不死、活而不乱、留有余地的精神，区别对待。一般来讲，市以上各级管理的计划产品以及技术要求比较复杂的产品、重点产品、名牌产品都需要坚决定住，把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和人员长期稳定下来，固定原材料供应关系和协作关系，严格控制转业改产。例如，沈阳市首先对划归市管的产品和企业全部实行了“五定”。至于多种经营、季节生产以及其他不宜定死的产品和企业，一般是采取一业或几业为主、多业为辅，或者以小商品生产为主、代大厂加工为辅的办法，有定有活。杭州市在经常生产的一千六百余种产品中，定下来的有一千零五十六种，其中长年生产的有六百九十八种，季节生产的三百五十八种；该市的八个分社八十家社办工厂当中，专业生产小商品的占48％，以生产小商品为主同时又为大工厂服务的占25％，以为大工厂服务为主的占27％。这样，就有可能在保证重点小商品生产的同时，保留一部分生产力量，根据社会需要和原材料供应的可能，兼营其他产品，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充分发挥社办工业生产机动灵活、适应市场变化的特点，使社办工业在贯彻为人民生活和市场服务为中心任务的同时，能够有必要的力量，有计划地为大工业服务。
社办工业的生产组织形式，应根据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原则，可以集中，也可以分散；有些产品，如糊纸盒、制毛衣针等，则以采取统一领导、分散生产的办法为宜。对于分散生产的产品和生产人员，主要是定任务、提要求，不机械地套用“五定”的办法，以利于这些生产人员既能从事生产又能从事家务劳动，并把他们的家庭成员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以便更多地增加生产和降低成本。
人民生活的需要是不断变化的，有些原材料的供应发生变化，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有些企业和产品实行“五定”，只能是相对的，在情况发生变化以后，有计划地进行调整和充实，也是完全必要的。
加强计划性和发挥积极性相结合，切实解决原材料供应
解决原材料的供应问题，是保证小商品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小商品生产所需的原材料种类繁多，极为复杂。各地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根据各种原材料的不同情况和当地的具体条件，把加强国家供应的计划性与充分发挥生产单位的积极性密切地结合起来，上下动手，多方设法，因而使小商品生产所需的原材料获得了必要的保证。在小商品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中，有一部分属于国家统配物资，数量不多，但缺了不行。对于这类物资，天津、沈阳、哈尔滨、杭州等地都根据中央指示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分别纳入了国家计划或者地方计划，实行计划供应，保证专材专用；同时加强了对这类物资的管理，严格禁止公社企业盲目采购，以防止城市公社工业同国营工业争原料。
小商品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更多地是靠就地取材，挖掘潜力。大工业的边角下料和社会废弃物资，是小商品生产的原材料的一个重要来源，各地都注意加以充分利用。除中央规定统一上交的以外，各种边角废料凡是适用于生产小商品的，都优先用于小商品生产；同时，为了减少供应环节，还把城市公社工厂与国营大厂之间原有的使用边角下料的关系，尽量固定下来。今年年初，沈阳市就有几百家公社工厂，同国营企业建立了固定的或经常的使用边角下料的生产协作关系。通过有组织地对边角废料的合理分配，为城市公社工业和小商品生产开辟了广阔的原材料来源。据沈阳市统计，生产小商品的原材料，由国家调拨的只占10％—20％，其余都是靠自己解决，而其中又以利用大厂边角下料和社会废弃物资所占比重最大。据不完全统计，该市公社工业两年来生产小商品共利用各种边角下料四万六千吨，占原材料耗用量的30％以上。该市废旧物管理公司1960年回收的各种边角废料中，用于小商品生产的即占80％以上。杭州市农副产品公司1960年从回收的废旧物资中，供小商品生产用料的就有各种废金属六万七千担、轻化工原料二万六千担。哈尔滨市公社工业1960年利用了钢材边角料一万六千吨、木材边角料八千立方米、各种废水废渣二百七十吨，生产出三百多种小商品，总值达六千六百万元。
为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发展小商品生产，各地还广泛开展了工商间、地区间、部门间各种形式的协作，比较普遍地举行了物资交流协作会议，调剂有无，互相支援。为了促进这种协作关系的正常化，各地都试建了一些固定的形式和制度。如在哈尔滨举行的协作会议，省每季度一至二次，市每月一次，区每月二次。有些地区间传统的原材料供应协作关系，也继续保持或恢复。对于某些企业所需要的一些特殊原材料（如手工艺行业的玉、石、象牙、大漆等），经过批准，还可由企业自购、自用。
为了更好地解决原材料供应，城市公社工业还本着自力更生的精神，实行土洋结合，建立了原材料生产基地。有的在矿区建立采掘、冶炼工业，有的在农村建立农副产品的种植、牧养基地，有的建立拔丝、碾片等原材料加工改制企业。哈尔滨市公社工业去年共建立了原材料生产单位二百二十三处，全年生产了铁矿石四万二千吨、生铁五百七十二吨、水泥一千二百五十吨、纸三百八十六吨、硫酸二百一十四吨、酒精三十吨、各种粮食六十八吨、甜菜五十吨、酱菜原料五十吨，另外还收获了酒花、山果等多种原料。天津、沈阳除建立了不少原材料生产单位外，还建立了一些加工、改制工厂，对解决原材料规格不对路的问题，起了很大作用。
大力开展节约代用，改进产品设计和原材料使用方法，提高物资利用率，也是原材料开源节流的一个重要方面。天津市城市公社工业，为了克服原材料和燃料不足的困难，大力推行以铸代锻、硬模铸造以及煤炭、油料的节约代用和综合利用。沈阳市靴鞋业大量利用人造革、再生胶底、破布、废胶带、废胶管、钢纸、桦树皮等，代替重轻革，解决了不少原材料困难。如共力鞋厂去年9月利用上述物资，生产了皮鞋七万八千双，布鞋七十四万双，占全部产量的60％。杭州市通过采集试验，找到了土松香、樟树子油、赤树子油等十多种野生化工原料。为了节约用料，竹器业普遍做到了以竹梢为洗帚用，竹身做筐篮、竹头做烟缸、竹碗，大大提高了原材料利用率。
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提
高劳动生产率
城市人民公社工业创办不久，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一般较低。为了使公社工业更好地承担起小商品生产的任务，一年来，这几个城市在公社工业中广泛发动职工，破除迷信，发愤图强，实行土洋结合，苦干实干，积极地开展了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使机械化、半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沈阳市公社工业的机械化、半机械化程度，1959年还只有20％，到1960年就上升为53．9％。同时，针对城市公社工业经营管理水平一般较低，财务制度和其他制度不健全，以及某些企业非生产性开支过大的情况，各地还指导和帮助城市公社工业按照勤俭办社、勤俭办企业的精神，不断地改善了经营管理，加强了经济核算，建立和健全了各项制度。哈尔滨市去年在全市范围内狠抓公社工业的企业管理，改进了规章制度四百七十二项；合理调整了劳动组织，节约出三千多个劳动力；推行了班组核算，克服了许多浪费现象，降低了生产成本。该市还规定，公社工业脱产的管理人员不超过5％，分社工厂一般不设脱产的管理人员。天津市公社工业建立并严格执行了费用开支标准和规定批准权限，克服了许多浪费现象；同时还对一些供产销比较固定的产品试行原材料消耗定额制、产品质量检验制、工艺操作规程和检查评比办法。
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和经营管理的改善，城市公社工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沈阳市城市公社工业的劳动生产率1960年比1959年提高了二点九倍。天津市城市公社工业劳动生产率1960年比1959年提高一倍以上，生产成本降低了13．68％。杭州上城公社清泰木器厂生产热水瓶竹壳的底板，自从改为半机械化生产后，每人每天的产量由原来的四十块增加到六百七十块，劳动生产率提高十几倍，工厂不但不再亏本，还有了盈余，因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也提高了。
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
加强党对城市公社工业的领导，不断对公社工业进行整顿、巩固、提高，是公社工业得以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公社工业中，有些企业的领导不纯，有的干部和职工不安心小商品生产，片面追求产值利润。因此，坚持政治挂帅，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各地在整顿城市人民公社的时候，对公社工业都反复地进行了整顿、巩固和提高的工作，调整队伍，纯洁领导，从而大大加强了党对公社工业的领导，为进一步贯彻公社工业的经营方针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对于小商品生产的领导，党委都由书记挂帅，成立了小商品生产的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沈阳和杭州等市，都在市委和市人委的直接领导下，建立了日用小商品生产办公室，实行统一领导，组织有关部门密切协作。同时，采取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办法，在公社工业生产人员中组织鸣放辩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明确地提出公社工业的发展方向，以及它在发展小商品生产中的任务、地位和作用。通过这一教育，使广大职工真正了解了搞好小商品生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认识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需要，是自己对社会主义的重要贡献，因而许多人表示愿意一辈子从事小商品生产。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同时，这几个城市还切实地改变了领导生产的方法。如沈阳规定检查生产计划应当以品种、产品、质量为标准，不预先布置产值指标。这样，就克服了弃小就大、片面追求产值的倾向，保证了小商品生产的迅速发展。
以上四个城市的情况表明，城市公社工业经过两年多来的发展和不断整顿，已经日益茁壮地成长起来，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国营工业的有力助手，在发展小商品生产方面是大有可为的。小商品生产品种多、变化大，一般需要的设备比较简单，技术比较容易掌握，比较适合于城市公社工业的生产。而城市公社工业分布面广，生产灵活便利，可以充分利用人力和物力的潜力。这些都是发展小商品生产的有利条件。特别是像沈阳、哈尔滨等这些过去小商品生产的基础比较薄弱、主要依靠外地供应的城市，自从把城市公社工业这支新生的生产力量充分调动起来以后，已经大大增加了小商品的供应，减少了对外地的依赖。例如，哈尔滨市小商品的自给比重，1959年已达46％，1960年增为60％，并且有一百七十多种小商品自给有余，支援全省。沈阳市小百货批发商店的购进总值中，由当地购进的比重1957年只占11％，1958年占25％，1959年占42％，1960年已经占到50％。很明显，在发展小商品生产方面，城市公社工业这支力量是不可忽视的。
小商品生产与广大人民生活的关系极为密切，反映了人民生活中多种多样的需要。城市人民公社把城市居民群众的力量组织起来，因地制宜地发掘潜力，大力发展小商品生产和日用品的修理服务业务，既适合于广大人民经济生活的迫切要求，又有利于使国营大工业腾出手来更快地发展“高大精尖”的产品的生产。这样，就进一步地发挥了城市人民公社在组织生产和组织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并且促进了城市人民公社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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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农论文选
积极领导生产 正确指挥生产
平罗前进公社前进生产队队长 莫如信
农业生产十分复杂，作物品种各式各样，不同作物又有不同的生长特性，不同的生长季节，不同的管理方法。自然界有它的规律，我们要想领导和指挥好生产，夺取丰收，就要摸自然的“脾气”，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一切要从实际出发。
实际是个啥模样，我们当生产队长的人，一定要胸中有数。自己本队有多少土地、多少劳动力、多少农具、多少畜力，这四样东西的具体情况怎么样，心里都要清清楚楚。自己队里作物种类有多少，各有什么特性，种什么作物最能增产，也都要心中有谱。特别是目前春耕生产就要开始了，整地、送粪、种子、农具等各种播种前的准备工作进行得怎样，更要了解得一清二楚，然后指挥生产、出点子，才能真正从实际出发。一个好的生产指挥员，还要摸透各种作物的“脾气”，要摸清楚它喜欢什么土质，什么茬口，什么季节，什么肥料。不了解这些实际，仍然不能领导好生产。种庄稼，全讲究调茬口。比如，我们这里一块地种上二、三年麦子，就要调种高粱、糜子，高粱茬子再种胡麻，胡麻茬倒过来再种麦子。调好茬板，等于上粪。这一点，在指挥生产上万万不能疏忽。同时，种庄稼最讲究抓季节。节令不饶人，迟了早了，错前错后，都会给生产带来损失。
农作物的样数多，自然条件复杂，要做到从实际出发，就要处处重视调查研究。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要调查研究，就要到群众中去。当地农业生产中的实际——作物的种类、特性、土质、气候、农事季节等一切农业生产上的实际情况，社员们特别是老农了解得最清楚。只有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心中有了数，样样项项才会有好指挥。深入群众最要紧的是千万不要在群众面前摆架子。群众是最有能耐的。一人一计，百人百计，凑起来就是一本“经”。可是我们自己呢，总是不如群众知道的东西多。要指挥好生产，无论如何光靠自己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一定要放下架子。只有虚心地向群众学习，社员才能和你打成一片，才能了解到大量的、真实的情况。
在农业生产上要想做到好的指挥，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一切经过试验。比如说推广新品种，进行技术革命，改变生产制度等，一定要谨慎，不可马虎。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对人民有高度负责的精神。我们当干部的，一定要牢牢记着，党把几百口、几千口、甚至上万口人的生产、生活这么大的事交给我们管，如果我们粗心大意、随随便便，对国家的利益、社员的利益不重视，就会发生大问题。一年的农业生产，关系着国家的建设，公社的发展，社员的生活，绝不能粗心大意。因为农业情况十分复杂，人的认识绝不能一下子看的那么正确，所以不论在农业生产上实行某项新措施也好，实行耕作制度的改革也好，推广一件新农具也好，都要在当地经过认真试验，的确是成功了，有把握了，然后再推广。有人说：“这么说，不是右倾保守吗？”这种说法不对。如果死抱住先人留下的老杆子一点也不敢碰，这叫右倾、保守、顽固；但抱着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小心谨慎、踏踏实实，这绝不是保守。相反地，如果不按实际情况办事，任意地乱指挥，才是党一贯反对的坏作风。
要有好指挥，必须巧指挥。同样的劳动力、畜力、农具，指挥摆布得好，就能发挥最大的效用，收到最大的效果；摆布得不好，就会造成很大的窝工、浪费和损失。要做到巧指挥，我觉得当队长、小队长、生产组长的人，要常常考虑自己手下的兵马如何摆布，要善于抓关键问题。比如说，眼下春耕开始了，自己就要很好地划算一下，队里的劳动力在各样农活上如何分配、如何组织，畜力如何摆布，农具如何合理使用，使人力、畜力、物力发挥最大的效果。这就要求我们在工作中善于开动脑筋、多想办法，绝不能成天忙忙碌碌陷于事务主义。无论工作怎样忙，总要抽点时间坐下来多想问题，对当前要作的工作，总要一件一件安排得妥妥贴贴。要看到现在，也要看到将来；既要抓住重点，又要全面安排；既要充满热情，又要实事求是；既要看到需要，又要估计到可能。在工作中要常常总结总结，做对了就肯定经验，继续发扬成绩；做错了就吸取教训，避免以后再犯。同时，要想巧指挥，还要天天看报，虚心向各地的先进经验学习。学的东西多了，然后和当地的实际情况一结合，就是一套完整的经验。只有这样肯在工作中动脑筋，肯虚心向别人学习，你才能够在自己领导的单位及时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做到巧指挥、好指挥。
要当个好指挥，不光是要摸透自然的“脾气”，庄稼的“脾气”，也要会摸社员的心思。凡事要人干。领导生产，归根到底是作人的工作。人人都有思想活动；如果人的思想上有疙瘩，心里不痛快，就不会高高兴兴地去劳动。一个生产小队长，带领着几百口人和自然打仗，生产要搞好，一定要工作搞的对头，社员的劲头大。所以作为生产战线上的指挥员，就要学会摸社员的心思，要常常给社员打气、鼓劲。怎样给社员打气、鼓劲？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干部要和社员交朋友。发现社员思想上有了毛病，就要耐心地开导、教育。要讲大道理，也要讲小道理，将心比心，社员就容易接受。社员家庭有什么困难，就要帮助解决。总之，要通过各种方式，要把全体社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我们的工作做得正确不正确，有没有错，符合不符合党的要求和人民的利益，完全靠党的政策来衡量。所以，我们的行动，一时一刻都离不开党的政策。实际上我们在工作中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在执行党的政策。不过有时明白，有时糊涂。当我们心里明亮，按照党的政策办事时，我们的工作成绩就明显，生产就发展，群众就高兴，我们一般也不会犯大错误；当我们糊里糊涂地在那里做事情时，工作就要受损失，生产就搞不好，群众就有意见，我们也就常常栽跟头。可见生产指挥好不好，就看我们能不能经常心明眼亮地按党的政策办事。要按政策办事，就得好好学习政策，坚决听党的话，在政策问题上千万不能耍个人主义。只有照党的政策行事，指挥生产才会有方，生产才能发展，公社才能不断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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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上海经济学会举行1960年年会
讨论了经济学中的某些重大理论问题
前不久，上海经济学会举行了1960年的年会。这次年会进一步贯彻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一些重大的经济理论问题，如“中国现代经济史分期”、“‘土’和‘洋’的关系”、“生产力性质”等九个专题，进行了二十一次学术讨论。
中国现代经济史分期的讨论引起广泛兴趣
关于中国近百年来经济史分期的讨论，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兴趣。这个问题，基本上可分三种意见：一种以吴杰为代表，他们主张重大的阶级斗争是分期的基本标志，1919年是现代经济史的起点。另一种以陈绍闻、郭庠林为代表，主张以新经济成分的出现为分期的标志，以1927年为起点。第三种以丁日初为代表，主张经济史的分期的标准应以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为根据，1949年是现代经济史的起点。在讨论中，旗帜鲜明，针锋相对，主要论战者，有年长的学者，也有青年。
探讨“土”和“洋”的关系问题
这次讨论，部门经济的问题，占有较大的比重。在关于工业中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的讨论中，曾就如何区分和理解“土洋并举”中“土”和“洋”的关系展开了争论。有些同志认为，“土”区别于“洋”之点，就是我国自力更生独创的、不同于外国已有的科学技术成就。另外一些人不同意以中外划分土洋的界限，但他们的论据各不相同：（一）“土”的概念应包括三方面：即土办法（简单的办法）、土原材料（就地取材）、土机器（简单的机器），土洋的关系包括低级和高级、简单和复杂的对比，也包括从土到洋、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二）“土”“洋”是相对的，很难固定地截然划分，此厂此地认为是土的，他厂他地也许认为是洋的。因此，所谓“土”，就是土生土长，依靠自力更生，就地取材搞出来的，特点是花钱少、收效快、简单易行。
（三）所谓“土”，按照通俗的语言，就是“装装拆拆、拆拆装装”，即很简单的意思。土洋之争，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讨论。
讨论财政的实质问题
关于财政的实质问题，也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财政是国家利用货币全面安排国民经济，是一种货币关系，不单是分配关系。因为货币关系不仅是商品货币的交换，而是表现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应该以这种人与人的关系来解释财政。把财政只看作是分配关系，就会忽视社会主义财政从生产出发的特点，导致脱离生产，这是不对的。另一种意见认为，财政是分配关系。理由是：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对企业、公社、居民的经济关系，国家利用货币形式对产品进行分配，货币收支的背后是实物分配，不是一般的商品货币关系。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若干理论问题
在全体会员大会上，副会长姚耐作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若干理论问题”的报告。他着重谈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不同意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力或既包括生产力也包括生产关系的说法。他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
他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基本上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类型：一是最一般的经济规律，在一切社会经济形态中都起作用，如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二是在几个社会经济形态中都同时起作用的一般经济规律，如价值规律；三是在共产主义社会整个时期都起作用的经济规律，如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规律等。这些规律在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就开始发生作用，而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向高级阶段过渡，作用愈来愈充分。至于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特有的经济规律，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他认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即使有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只能有一个基本经济规律，只是在不同阶段有不同表现而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也就是共产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它的主要内容是：发展生产，满足需要。
此外，会议还对生产力的性质等问题作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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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云南省进行少数民族社会文化调查
云南省文史学界从1958年以来，对全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文化艺术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研究，并编写了一些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学方面的书籍。
在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方面，由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等单位共同组成社会历史调查组，于1958年至1960年曾先后三次对全省二十一种民族做了普遍的调查。在普遍调查的基础上，又重点调查了彝、傣、景颇、佧佤、傈僳等五个民族。两年多来，调查组积累了约四千万字的资料（摘自历史文献的资料尚未统计在内），编写了三种民族丛书（初稿）二十六本，计民族简史三本，民族简志二本，民族自治地方概况十本，民族史志今编十一本。在文学艺术调查方面，由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等单位共同组成民族民间文学调查队，于1958年和1960年曾两次分赴大理、丽江等八个专区（州），对白、纳西、傣、景颇、哈尼、彝、佧佤、拉祜、苗、僮等十个民族进行文学艺术方面的发掘、整理工作。二年多来，他们搜集了各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包括长诗和民间故事）达数十万件，其中有不少有一定价值的作品。并且在这个基础上，编写了白族文学史和纳西族文学史（皆系初稿）和一部分文学概略（初稿），以及傣族叙事长诗《娥并与桑洛》、彝族史诗《梅葛》和纳西族史诗《创世纪》等作品。
云南两年多来的民族调查工作，是在新老学术工作者密切合作下进行的。在调查中，社会历史调查组还派人去四川、贵州和广西参加彝族、僮族的调查工作，这样就丰富了彝族史志的编写材料。
在调查过程中，根据百家争鸣的精神，对许多问题进行了讨论。在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方面，对彝族上古史中的族源问题、历史迁徙问题等，组织了数次讨论，为编写彝族史提供了可贵的参考意见。在民族文学方面，白族和纳西族文学史（初稿）出版后，1960年作协昆明分会和云南民族文学研究会组织了数次讨论会，广泛地交换了意见，为进一步修改白族、纳西族文学史和其他文学概略，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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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响应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
安徽省学术界进行三级所有制调查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界响应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最近有省委讲师团政治经济学组、安徽大学马列主义基础系、合肥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以及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农学院、安徽医学院等单位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教员和研究工作者，分别到农村人民公社，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为中心内容，进行实际的调查研究工作。
通过调查，大家获得了许多感性知识和实际材料，对党所规定的关于人民公社的政策，特别是对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为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有了更具体、更深刻的理解。所有参加调查的同志，都从无数的事例中，看到了党关于人民公社的各项政策贯彻实行后，对鼓舞群众积极性和加强公社建设所发挥的巨大、深刻的作用。现在，各单位正对调查所得的实际材料进行整理，以备教学和研究工作参考，并着手撰写学术论文或调查报告，准备进行学术讨论。
通过这次调查，大家还进一步认识到党和毛主席所一贯强调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对于学术工作的重要意义。例如，有的青年同志，实际工作经验不多，过去光从理论上知道要注意正确处理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但到底怎样处理，却不了解；这次下乡调查，就实际地看到了党是如何具体地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工作来正确处理这种矛盾的。有的教政治经济学的同志，过去要讲人民公社这一章，没把握；经过这次调查，获得了许多实际知识，就感到以后这一章比较好讲了。因此，各单位的教学研究人员，都决定要继续保持和发扬从事实际调查研究的良好学风；有的并确定今后要同这次所到的公社、生产队保持经常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