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高尔基文艺书简
编者按：高尔基在这三封信里所谈到的文艺创作上的问题，对于我们当前的创作仍然有它的现实意义。
给大剧院剧目组〔？〕
?一九一九——一九二○年
彼得格勒
戏剧形式是文学中最困难的一种形式。初学写作者觉得戏剧写起来容易而且便利，因为可以用对话——谈话——从第一行写到最末一行，而不必描述生活情况，不必描画景色，不必说明和描写主人公的精神生活。
但是，戏剧要求的是动作，是主人公的主动积极，是强烈的情感、迅速的感受、简洁和鲜明的词句。如果戏剧中没有这些东西，那就不成为戏剧了。用纯粹的谈话——对话——来把这些东西全都表现出来，是非常困难的，甚至经验丰富的作家也很少表现得成功。
可以说，除了文学才能而外，戏剧还要求有造成愿望或意图的冲突的巨大本领，要求有用不能反驳的逻辑来迅速解决这些冲突的本领，而且指导这个逻辑的，并不是作者的随意任性，而是事实、人物性格和情感本身的力量。
剧本《疯狂者》的作者对于戏剧没有任何概念，这从他对登场人物的性格描写上立刻可以看出来。主人公的性格应当从动作上来说明，作者是不必加以提示的。
如果文学家抱了教导人的目的，他就应该用形象、事实来教导人，应该通过事件的对比，通过主要情感和性格的冲突来揭示生活的意义和生活的矛盾。必须使不可避免的、根据充足的事物，在一切读者和观众看来，明明白白地正好是不可避免的、根据充足的事物，而没有根据的、可以避免的事物，也明明白白地正好是没有根据的、可以避免的事物。必须善于表明，并使人相信，这个人不能另一种样子行动，而只能这一种样子行动，但是并非由于自私或怜惜的动机而行动，也不是由于缺乏理智而行动。作者不是在发议论，而是在描绘。
我们的作者对于这一切是不知道的。他的主人公议论太多，而且议论的材料，他不是直接取自生活，而是取自小册子。
总之，并不是戏剧。
但是，用这个材料是可以写一篇不坏的故事的。西蒙连同他那“愈简单愈好”的哲学是很有意思的，这是一种亚洲哲学，它可以导致最出人意外的结论和行为。
格利哥里的“暂时忘记对自己的任何关怀”的哲学，是非常危险的。“暂时”忘记自己未必是可能的。或者一个人永远忘记自己个人的东西，在把自己迅速消耗到毁灭地步之后，他也就完事大吉了。如果他竟能巧妙地“暂时”忘记自己，像若干知识分子所做到的那样，那末过一些时候，他就会开始痛骂自己屈服于社会本能的日子，像许多知识分子所做的那样。格利哥里本来是可以作一个单独故事的材料的。
“疯狂者”是一个装腔作势的人物，很像旧民粹派文学所爱好的以及它所捏造的人物。
如果作者被写作的热情所支配，那他就必须学习，必须研究俄国的民间语言和文学语言。他写了“枫刺”这个错字?，一般讲来，他的文法知识是不很扎实的。
不过，他有很好的情感、勇气、才智以及许多有趣的对人们的观察。
如果他能够的话，他应当严肃地对待自己，试写一些工人生活的小故事。
必须写得朴素，仿佛同一个最亲爱的朋友、同一个更好的人谈心似的，你对于他什么也不想隐瞒，你只要提半句，他就能立刻明白一切，给以评价。
最大的智慧是在于字句的简洁，谚语和民歌总是简短的，其中所包含的智慧和情感是足够写成整部书的。
?这封信的日期是根据高尔基参加彼得堡大剧院的组织和活动的时间推测的。
高尔基在1919至1920年把他对一个不知名作者的剧本的这个意见送交了彼得堡国立剧院文学戏剧委员会，这不是不可能的。
?应当是“讽刺”。
给符·维·伊凡诺夫?
一九二三年一月至二月
沙罗夫
我已收到您的信，亲爱的伊凡诺夫。信上没有写日期，从邮戳上也看不清信是什么时候发出的；信中有您的像片，此外——更令我高兴的——您还表示了这个觉悟：您应该写得更好一些。您甚至于责骂自己：“我以前写的一切，都是毫无价值的东西”。这当然是说得太厉害了，您已经能够巧妙地写出十分严肃的东西，充分表明您接近了真正的艺术。您毫无疑问地证明了您的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力量。我说这话并不是为了安慰您，您是像大丈夫那样坚强的，您是用不着安慰的。但是，您是站在真理方面的，当您说了：“我，符·伊凡诺夫，写了很多多余的事实和词句，后者写得特别多。这是因为我阅历很多，印象丰富，所以它们不顾我的意志竟爬到我的纸上来。”这样说——倒是更确切些。您这个缺点尤其表现在《蔚蓝色的沙漠》?里，这是一部杂乱无章、废话很多、“仓卒”写成的作品。不要这样写，纵然这样写是容易的。
请允许我给您一个良好的实际的劝告：在两三年内不要写大东西，要写小故事来锻炼自己，把复杂的巨大的主题写到小故事里。您要相信，这并不是一个作家或一个教师的劝告，——我从来没有以文学家的资格来教导任何人写作，我总是作为一个最爱好文学的细心读者来同作家谈话的，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您必须压缩自己，尽量地少用字眼。这您是容易做到的，因为您作为真正的艺术家，是用形象思维的，而在形象上面愈少使用文字，形象就愈加鲜明。凡是最伟大的绘画匠师，几乎都是用基本的色彩来绘画的。
其次，您往往用抒情的呼声来结束叙述的篇幅、甚至对话的篇幅。您的抒情诗是狼的嗥叫，或者是熊的咆哮，不过这是一种好的抒情诗。这种抒情诗，我并不非难，但是它在您安置它的地方却是不恰当的。如果您从特意抒情的故事里来表现它，您就可以得到一种十分独创的东西，这是我毫不怀疑的。但是，不该把蜂蜜放到今天毫无抒情诗意的生活的焦油里面。您说这不对吗？对的。我们偶尔听到的那种抒情诗，是完全虚伪的。写作纯粹的抒情诗，甚至于倾泻满腔的热情，看起来现在还不是时候，也不是地方。看一看皮里尼亚克，——他在努力尝试，可是他开始写得枯燥无味，罗哩罗苏，而且文理不通。他写得太粗俗了。
其次，您滥用地方成语，这表现在您错误地理解了李米佐夫及其一派对于文字魔力的迷醉，尼基丁也有这个缺点。这个缺点使您的作品无法译成西欧语言。可是有许多原由必须翻译您的作品；其中之一就是欧洲对于俄国文学有着强烈的——从来没有过的！——兴趣。这种兴趣是重要的，它可以使俄罗斯恢复它原来的地位，在那里它曾经学会了许多东西，在那里它还必须一再地学习。但是它已经恢复了这样的状况，欧洲可以从它那里学到某些东西了。
每个作家都是一个环节，它把不同语言和不同种族的人们结合成一个统一的人类整体，——这并不是什么空想。
所以我现在要向欧洲文学家大声疾呼：在战争期间，而且直到现在，你们做了些什么，你们是如何生活的，请讲述一下，好不好？人们从四面八方热心地给我寄来关于欧洲和美洲生活的文章，而这种热心从前是不会有的。大家都要求：在你们俄国那里做了些什么，请讲述一下，好不好？
我在这里创办一个文学和科学的杂志——《座谈》，〔……〕我需要您的《天使加夫里尔的烤炉》。务请寄来！寄书给我，必须当作印刷品挂号寄来。我的通讯处是：富尔斯屯瓦德，沙罗夫，马·高尔基〔……〕
请把您的书再寄一本来，您所出版的一切东西也都寄来。非常需要。向大家问好。
我向费定祝贺。看到您，我将非常高兴！看到他，当然也是如此，——总之，任何时候看到您们，我都很高兴！尼基丁也打算来这里吗？那很好！那非常之好！让我紧紧握您的手。
祝您健康。
?符·维·伊凡诺夫（生于一八九五年），俄罗斯和苏维埃作家。
?《蔚蓝色的沙漠》——伊凡诺夫的长篇小说，发表于《红色处女地》杂志一九二二年第三至六期，一九二三年第一期和第三期。
给阿·阿·吉米多夫?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索仑托
我知道作家是生活艰苦的，然而作家的命运就是如此，——他总是生活得艰苦，在物质方面如此，在精神方面尤其如此。不久以前，彼得堡普希金之家发表了谢德林—萨尔蒂可夫的一些信，您可以读读：十个年头，——我说的什么！——整整一辈子阁下是叫苦连天的。一个有才华的人谢尔盖·格里戈耶夫?，最近几天正确地写信给我说道：“俄国是一个艰苦的国家”。
当然，俄国现在是更加艰苦了，它给自己规定了如此的任务，正以这样英勇的努力来完成这些任务。这个了不起的时代把这样的责任加在你们年青作家身上：英勇地、真诚地和独立地去从事你们的巨大的重要的事业——拥护真理的事业，真实地阐明地球上所进行的一切东西的事业。为了在俄罗斯所创造的大量精神工作上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你们大家都必须毫不怜惜自己地努力学习。以我看来，您学习得少了一点儿。
最近几天我读了斯契普诺?的三本书：这个人写得不好，看起来他是不操心想写得更好一些的。他已经认为他一切都准备好了，他是一个大作家了。他急于想成为人们所注目的人物，而他本人却还没有看见自己。皮里尼亚克也是如此，虽然他比斯契普诺学识好些。大概皮里尼亚克在鸡毛蒜皮小事情上，在文字雕虫小技上，已经把自己暴露出来了。
罗马诺夫的《罗斯》?写得也非常草率，尤其在叙述方面是如此，虽然他在描绘人物的时候表现了卓越的技巧。他笔下的主人公们比作者——他们的创造者——说得好一些。他发表在《红色处女地》上的几个短篇小说比《罗斯》写得好一些。但是，要知道罗马诺夫早已从事写作了，在战前就已开始写作了。当时他写得比现在更清楚，更有技巧。我不知道他能写出什么名堂来。
弗谢渥洛德·伊凡诺夫是有才华的，但是他写得太匆忙了；他写过许多东西，而且许多东西写得是多余的。这是大家会有的情形，我从前就曾经有过。谁要看见得多，谁就难以制止叙述的愿望，但是叙述是一回事，描绘却是另一回事。伊凡诺夫最好在两年内不写什么东西，就是说，不发表什么东西，而仅仅写些小故事，养成不肯浪费文字和描写精确的习惯。
巴比尔?是有才气和聪明的。从他身上是可以期待许多东西的，他生活丰富，阅历很多，而且他也了解自己。在他的作品中凡是想像力不够的地方，他总善于巧妙地用智慧掩盖起来。但是他有很大的想像力，而这是艺术家的主要力量。
列昂诺夫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也是“很有前途的”。我个人不认识他，但是他好像很爱面子。这会妨碍他的发展。不过他是一个天生的作家。
“很有前途的人”是不少的。我以兴奋的心情注视着新文学在俄罗斯的成长，有许多人我是赞扬的。多么茁壮的幼苗啊！这是很好的。我国需要成千上万的作家，他们正在出现。他们写得拙笨、尖锐刺耳，可是大胆、很有力量。许多人的帽子歪戴着，想法也古里古怪，但是这会过去的。
布尔加可夫?的《致命的鸡蛋》写得机智和巧妙，亚可伏列夫?的《沼泽》与尼左伏依的《米契亚基诺》?都写得好，还有许多的好作品！我还要期待更多的，我满有信心地期待着。
好，这就是我给您的回答，如您所期望的那样。请不要见怪。要学习，这是主要的！要提防自满。要估计到，不论是您的谎言和真理，将有成千上万的新人要读的。是的，新的和非常宝贵的人要读的，因为他们是一些渴望创造新世界的人。
让我握您的手。
?阿列克赛·阿列克谢伊维奇·吉米多夫（一八八三—一九三四）。一九一六年，吉米多夫同其他青年作家一起，被高尔基吸引去参加《纪事》杂志的工作。在两年期间（一九一六—一九一八），他在高尔基指导下写了自传性的中篇小说《伊凡的生平》（一九二三年）。在他关于高尔基的回忆录中，吉米多夫叙述道：“看来他对我的作品是感到兴趣的，仿佛他体验了我这个作者所体验的一切似的。这深深地感动了我，责成我去做许多的工作”（《红色处女地》杂志，一九二八年第三期第二四五页）。许多年来高尔基注视了吉米多夫在创作上的成长，经常帮助他。
?谢尔盖·格里戈耶夫——谢尔盖·季莫菲耶维奇·格里戈耶夫（一八七五—一九五三），作家。
?斯契普诺（尼古拉·亚力山德罗维奇·阿菲诺盖诺夫的笔名，一八七八—一九四七）。一九二五年，出了下列各书：《白奴隶》、《托姆斯克的篝火》、《青春》等。
?潘契列蒙·谢尔盖伊维奇·罗马诺夫（一八八四—一九三八）的《罗斯》是一部长篇小说，分上下两卷，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年于莫斯科出版。《红色处女地》一九二五年第一期上刊载的罗马诺夫的短篇小说有：《人民的呼声》、《三条鲸鱼》、《一个圣洁的女人》等等。
?伊沙克·安马努伊洛维奇·巴比尔（一八九四—一九四一）——作家。巴比尔在他的自传中写道：“……一九一六年末，我遇到了高尔基。我的一切都要归功于这次会见，直到今天，一提到阿列克塞·马克西姆维奇这个名字，我就有敬爱和感激的心情。我最初写的几个短篇小说，是他发表在《纪事》杂志一九一六年十一月那期上的……他教导了我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后来事实表明了我青年时代的几篇勉强过得去的试作不过是偶然的成功，我在文学上并没有什么成就，我写得非常糟糕。于是阿列克塞·马克西姆维奇便叫我到人们当中去。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四年这七年期间，我是去同人民生活在一起的”。
?米海伊尔·阿凡纳谢维奇·布尔加可夫（一八九一—一九四○）。 中篇小说《致命的鸡蛋》刊印于《矿藏》集刊，莫斯科，一九二五年第六期。
?亚力山大·史捷潘诺维奇·亚可伏列夫（一八八三—一九五二）。《沼泽》这个短篇小说刊印于《矿藏》集刊，莫斯科，一九二五年第六期。
?是指巴维尔·尼左伏依（屠皮可夫，一八八二—一九四○）的中篇小说《米契亚基诺》，莫斯科，一九二五年。
（曹葆华 渠建明译）
〔自1957年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高尔基文学书信集》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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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劳动和斗争的赞歌
——读彝族史诗《梅葛》
陶建基
《梅葛》是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古代彝族劳动人民集体创作的史诗，长期在大姚、姚安、盐丰等地区彝族人民口头广泛流传。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才得到记录、整理、出版。
《梅葛》整理本包括四个部分：《创世》叙述开天辟地、万物产生和人类起源；《造物》叙述盖房起屋、狩猎畜牧、盘种庄稼、制造工具、发现盐巴、养蚕缫丝和缝制衣裳；《婚事和恋歌》叙述恋爱结亲、生儿育女和兴家立业；《丧葬》叙述得病、死亡和亲人对死者的怀念。它以现实生活交织着神话传说，用优美的语言、生动的情节，概括地描绘了彝族人民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劳动、斗争、生活及风习，真实地反映了古代彝族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期望和要求。
史诗最突出的主题是歌颂人类的劳动和对自然斗争的英雄行为。劳动创造世界和劳动创造人的伟大真理，在这里得到了又一次具体而形象的印证。劳动，蕴蓄着无限的威力，对自然界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标志着人类对自然界的支配行为，也标志着人类同其他动物的重大区别。从远古时代起，劳动人民对具有深远意义的劳动，就无比珍视。这种珍视反映在《梅葛》里，使它成为一曲动人的人与自然斗争的劳动乐章。史诗一开始，便是一个创造天地的美丽神话：远古的时候没有天也没有地，格滋天神使五个由金果变成的儿子造天，使四个由银果变成的姑娘造地。儿子们贪玩，把天造小了，结果天盖不住地，不得不重新进行展天缩地的工作。这个神话说明：任何新事物的产生，都必须经过创造，连天地也没有例外。“创造”就需要劳动。劳动得多，所产生的事物就好；劳动得差，所产生的事物就不好。
远古的人们通过极端艰苦的劳动，一点一滴地改变着自然界的面貌，向自然暴君夺取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没有房子住，就种树、搬石头盖房子；没有东西吃，就打猎、牧畜、种庄稼；没有衣裳穿，就养蚕、缫丝制衣裳。就这样，原始的人类社会逐渐在茫茫宇宙里被创造出来了，而且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着。“山坡有荞子，山上有大麻，平坝有谷子，平坝有小麦，人户增多了，变成石羊镇。牧羊老人看见了，望着四山咪咪笑。”这幅被史诗作者们描绘得有声有色的山中小镇丰收图，反映了时代较近的人类生活面貌，也印下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足迹。这样的世界，是穴居野处的洪荒时代的人们所想像不到的，也是搓麻结网的渔猎时代的人们所想像不到的，但却和他们的劳动创造有着密切关系。这样的世界正是前人劳动创造的长期积累和发展的结果。
劳动不但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人类本身。《梅葛》的作者们虽然并不懂得从猿到人的科学道理，但根据自己在自然斗争中长期积累下来的经验和对自然现象的天真的理解，通过丰富的想像，对它作了生动的艺术反映。关于人类的起源，他们说：地上原来没有人，天上撒下三把雪，落地变成三代人：头一代被太阳晒死了，第二代也被太阳晒死了，第三代虽没被晒死，却因不爱劳动，被天神用洪水淹没了。看，人类远古时代的祖先，在自然暴君的统治下，生存和发展都多么不容易啊！但由于人们能够劳动，终于生存下来了。并且迅速发展着。顽强的劳动首先解放了他们的两手，接着“两手教导头脑，随后聪明一些的头脑教导两手，以及聪明的两手再度更有力地促进头脑的发展”（高尔基）。就这样，他们成长起来了，并且逐步地去统治自然界。在《农事》一节里，叙述了一个人同鸟兽争盘庄稼的故事：山坡上长着杂树，不好盘庄稼，人类拿刀要去砍，兔子、豺狼、老虎、麂子、麻雀、大雁、老鸹、野鸡、竹鸡、鹦哥、乌鸦却抢了先。它们试了试都没砍倒，最后才让人类砍。人类“先把刀磨好，拿刀来砍枝，几刀便砍倒”，于是地王决定人类盘庄稼。“庄稼长得好：玉米长得像马尾，荞子长得像葡萄。兽类去看，看了很佩服；鸟类也去看，看了很佩服；从此就是人类盘庄稼”。这段童话般的有趣描写，一方面说明了人类每前进一步都必须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类本身在劳动中逐渐成长，逐渐摆脱与鸟兽为伍的原始状态，并在自然界中慢慢提高了地位的事实。
劳动不但是做人的必要条件，也是劳动人民进行自我教育的主要内容，连女儿出嫁时，妈妈也要叮嘱她：“妈的姑娘啊！三月撒荞子，五月去栽秧，八月割谷子，冬月种小麦，你要忙着做。推的拿到磨盘上，舂的拿到碓盘上，撮箕扫帚拿着去，一年四季要这样”。劳动像一条红线贯穿着史诗的各个部分，最后还借亲人安慰死者的时机唱道：“阿爹啊阿妈！照着你们说的做，五谷丰收，人畜两旺”。这个结尾荡漾着劳动乐章的余响，韵味无穷。
阶级斗争在《梅葛》里不是通过正面斗争直接表现出来的，而是通过关于劳动人民的恋爱、结婚、丧葬等日常生活事件的描写折光反映出来的。譬如《安家》一节里，叙述一对青年男女，从小就同坐同站同玩耍，长大了又一起盘田种地放牛羊，在长期的生活和劳动中产生了亲密的爱情。但是，女方的爹妈却把她许给了别人，并且不许他们见面，因为他们私自相会，女的就被她爹妈关起来不准出门。最后，男的用十倍于她婆家交给她爹妈的酒肉、大米和金银，买到她婆家和爹妈的允许，才得结婚成为一家人。这段关于买卖婚姻的赤裸裸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阶级社会里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制度和所谓“道德”的实质。再如《说亲》一节里谈到新娘的穿戴时说：“你说织成绸子，你说织成缎子，那是大官小吏穿的衣，不是新娘穿的衣。实实说给你，新娘穿的棉布衣。”又说：“永北街子上，开不败的花，是大官小吏吃酒吃茶的花，不是新娘戴的花”。这些诗句，揭露了不同阶级的不同生活面貌，也表现了劳动人民对于穿绸挂缎吃酒吃茶的剥削压迫者的反对和鄙视。无论是建筑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买卖婚姻制度或是不同阶级的不同生活面貌，都清楚地反映了以前社会的阶级对立状态，也映射出阶级斗争的情况。
古代的彝族劳动人民，通过自然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逐渐认识到我国各族人民的亲密关系，也逐渐体会到各族人民之间互相团结、共同协作所产生的巨大力量。他们把这种认识和体会融会到自己的口头创作里，用来鼓舞自己和教育后代。《梅葛》正是这样的口头创作之一。它在许多地方反复表现着我国各族人民的骨肉至亲关系。《人类起源》一节里说：洪水淹没了人类的第三代之后，只剩下兄妹二人，妹妹生下一个怪葫芦，天神用金锥、银锥去开它：“戳开第一道，出来是汉族”；“戳开第二道，出来是傣族”；“戳开第三道，出来是彝家”。就这样，一道一道地开，一族一族地出，傈僳、苗家、藏族、白族、回族都出世了。而且这些一母所生的兄弟，都是劳动能手：有的盘田开地种庄稼，有的种棉纺棉花，有的背盐巴，有的打野兽，有的养牲畜。在共同劳动、互相帮助的基础上，子孙繁衍，人口兴旺。《盖房子》一节中也说：用白樱桃树盖了三间房，给傣族来住；用罗汉松盖了三间房，给回族来住；用青松赤松盖了三间房，给彝族来住；用香树盖了三间房，给汉族来住。全书中不断展示着几个兄弟民族共同操作、共同生活的欢乐场面，表现了他们互相关心、互相支援、世代相传、越来越亲的情况。就连并不费很多人力的煮盐工作，也要几个民族在一块进行：“傈僳族来煮盐，没有煮成功。汉族来煮盐，头回煮不成，后来仔细想，二回煮成了。”远古的彝族祖先的这些有关民族亲密关系的遗训，在长期流传中不断丰富着，也不断起着积极的教育作用。今天，对于进一步巩固伟大祖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的团结，更具有重要的意义。
《梅葛》不仅反映了古代彝族劳动人民的思想意识，也表现了他们的艺术才能。
古代的彝族劳动人民，在自然暴君和社会暴君的统治下，既要接触客观世界，又对它缺乏理解；既要争取和维护生存，又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他们一方面凭借自己的丰富想像和对客观世界的幼稚认识，把自己的能力加以理想化，创造出能够代表自己并具有威力的神来，按照自己的意愿，同自然界及人类社会的敌人进行斗争；另一方面，也把自己在劳动和斗争中逐渐增长起来的实际力量和不断取得的具体成就，加以充分的肯定和合理的夸张，用来显示自己的威力，加强自己的信心，并鼓舞自己对于美好生活的希望，使它继续向前飞跃。这种情况，在《梅葛》里是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表现出来的。像《创世》部分里关于格滋的神话，就是这种艺术方法的具体运用。格滋是一位天神，由于他的安排、指挥和亲手操作，创造了天地，创造了人类，改变了不适于人类生活的自然条件，更换了不爱劳动、不爱节俭的人们，最后出现了一个九族昌盛、人烟兴旺的人类世界。这个神话，既反映了远古时代大自然的凶残暴虐及人类向它进行斗争的实际情况，也显示了人类在当时虽然力量单薄，却充满征服自然、继续生存和发展的雄心壮志。而在格滋天神的艺术形象的创造上，也表现了神话浪漫主义的理想色彩格滋天神的巨大能力和创造行为，是以远古人们同自然斗争的实际经验为基础的，也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和行为的理想化的反映。这种艺术特点不仅体现在幻想性较强的《创世》和《造物》部分中，也体现在现实生活色彩较为浓厚的《婚事和恋歌》及《丧葬》部分中。像《怀亲》一节里描写庄稼生长的情况说：“荞子像葡萄，小米穗像团白麻线，谷穗像马尾，好麻像竹林，麦瓜和黄瓜，一棵发十棵，瓜儿结得好，瓜儿结得多，庄稼长得好，粮食堆满仓。”在这段关于丰收景象的大胆夸张的描写里，闪烁着要求丰足生活的希望之光。
在《梅葛》里，虽然也有不少有名字的和没名字的人化了的神或神化了的人，以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普通人，但没有一个被当作全书的主要人物来描写，史诗所塑造的是远古创造世界的劳动群众的形象。这个劳动的人群，从一开始出现，便在大自然的包围中艰难地但是顽强地生活、斗争和发展着。试探着一件又一件事物，克服着一重又一重困难，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奇迹。为了盖房屋，就撒种养草木；为了猎野兽，就种麻结猎网；为了养牲畜，就在水旁山巅放猪羊；为了种五谷，就同鸟兽比本领；为了造工具，就在云南、四川来回跑；为了找盐巴，就走遍高山大森林；为了制衣裳，就养蚕挑丝纺丝线；……。史诗通过这许多引人入胜的劳动画面，突出地表现了他们勤劳勇敢的性格特征。他们在艰苦复杂的劳动和斗争中，从来没有流露过悲观失望的情绪，总是活泼愉快地进行工作。“吹着芦笙，吹着笛子，弹起响篾。山头吹一调，山尾弹一曲，欢乐得起来，唱得起来。放猪的女人喜欢，放羊的男人喜欢。”这些显示远古劳动群众乐观主义精神的欢跃情景，史诗里到处可以看到。这个劳动的人群，不但具有勤劳勇敢的性格和乐观主义精神，而且具有团结友爱的高尚品德。像前面所谈到的各民族之间的亲密关系，就是这种品德的具体表现之一。这种在劳动和斗争的实践中锻炼出来的高尚品德，给他们的形象增添了不少光彩。
比兴手法的广泛运用，也是《梅葛》艺术方面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史诗在说明问题或表现事物时，常常大量使用比喻解释正题，或借着别的东西引起正题。像在《相配》一节里，首先旁征博引、反复描述了草木鸟兽“开花结果”的现象，然后说：“百草百木都开花，百鸟百兽都开花，世人都开花，开花结果要相配”。紧接着又详细述说了天地日月星辰风云岩石河流草木鸟兽及昆虫的相配情况，最后说：“天有天的规：白云嫁黑云，月亮嫁太阳，天嫁给地。男女相配，人间才成对”。正题本来只是人间的男女婚嫁之事，却引出了天地万物相配的盛况，行文迂回曲折，取材海阔天空，给作品带来了磅礴气势。而史诗的比兴，又往往带着浓重的抒情成分，用喻贴切，感情洋溢，加强了作品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这种艺术手法，同来自日常生活的丰富多彩、质朴醇厚的语气一起，使得史诗艺术方面的独特风格和民族色彩更加鲜明。
《梅葛》和我国各民族的其他优秀史诗一样，是文学遗产宝库中的一颗瓌宝。它的丰富的内容，为我们批判地继承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和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了具体而生动的材料；它的出色的艺术成就，今天仍能给我们以美的教育和美的享受；特别是它所表现的古代彝族劳动人民同自然顽强斗争的英雄业绩，对正向大自然逐步展开全面进攻的我们，更具有现实意义和鼓舞力量。远古的彝族劳动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仅仅依靠了双手，尚且一点一滴地改变着自然的面貌。处在毛泽东时代的我们，有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装，有着科学知识和现代工具，具备了前人所梦想不到的优越条件，定能在党的领导和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征服自然，使它服服贴贴地为建设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祖国长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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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百花坛
多开些独唱独奏会
李凌
周末听了杨秉荪的小提琴独奏会，感触很多。
关于这位青年小提琴家表演上的得失，我不想多说。一个演奏者，要十分完美地解释像贝多芬的《克鲁采》奏鸣曲这类作品，是需要一段准备和琢磨的时间，而且也需要频繁的舞台锻炼，才能克服表演大型作品的时候的舞台压力。
从听众的反应看来，他们是很渴望这种音乐会的。一个听众，他的喜好是多方面的，他们喜爱一些短小精悍的节目的鼓舞、慰励；同时也希望逐渐能听到一些比较健康的、艰深的，能启发他们深思的东西。在一次音乐会上，能兼听各种各样作曲家的作品，博聆许多不同风格、特点的独唱独奏者的表演艺术自然很好，而能比较集中地欣赏一位独唱或独奏家较为精心刻划的演出，也是很有意思的。
从演唱或演奏者的角度来看，他们的任务和才能也是多方面的。他们应该大力来反映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风貌，同时也应不断地介绍国内外优秀的古典作品，来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他们既要能够深刻地表现一些简练、轻巧的小品，同时也能精确地体现一些较有份量的大型作品。
近几年来，我们许多比较优秀的独唱家和独奏家，他们在党的号召下，混合组织了一些形式多样，便于为广大群众欣赏的节目，采用各种方式（在没有钢琴的地方，用小乐队或手风琴伴奏），深入工厂、农村，以及祖国边远的矿山、林区，把许多有意义的作品介绍给广大工人和农民的这项工作，是值得赞扬的。这些同志由于有机会深入到基层，看到祖国各个角落的新兴建设，和工人农民一起搞文化工作，向他们学习，一起演奏，对演员们自己的思想情感的改造，也有很大影响。这些收获是非常可贵的。很多演员逐渐心胸开朗，立场、观点有了新的变化，大都是和深入基层有很大的关连。对于这方面的工作，我认为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不宜有半点动摇。
但是，由于这些音乐会的节目是混合组成的，每个演员常常一次只能选取二、三节正式节目，由于流动性较大，节目需要更换和可能更换的机会不多，因而积累节目就有很大的局限性。有的独奏者像杨秉荪两三年来超不出八个小节目；许多较有份量的作品常常只好放在一边。
有些没有流动演出任务的独唱、独奏者，偶尔参加其他的混合音乐会或歌舞演出，其情况大致也差不多。这几年来，个人专门性的、较有系统的演出就容易忽略。
我国目前具有一定独唱、独奏水平的人才不是没有，而可以说是不少，单以北京而论，像马思聪、喻宜萱、刘诗昆、周广仁、刘淑芳、郭淑珍、魏启贤、杨秉荪、林克汉、林克昌、司徒华城、韩里等人，他们过去都曾开过个人的或二人联合的独唱、独奏会；要是经过准备，要举行起来并不很难。而这些年除了马思聪还较能坚持下来之外，其他开独唱、独奏会的人就较少见。
党的百花齐放政策，就是鼓励举凡一切有助于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中外古今、大中小型作品和演出形式、演出风格同荣并茂。我想，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加强混合演出，同时也应大力发展个人的独唱、独奏活动；从人民的需求，有此必要，而从演唱、演奏家的任务和才艺锻炼也有此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