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
——答友人的一封信
傅抱石××同志：
您给我的信，收到多时了。因为正在写一篇别的东西，放不下手，迟迟奉答，甚是抱歉。
您要我谈谈这次和国画家们到外面跑了一趟有些什么体会，在国画创作——尤其山水画方面碰到一些什么问题……，现在，就个人肤浅的体会，想到哪里就扯到哪里，随便谈谈。
去年9月，美协江苏分会组织了以江苏国画院为中心的“江苏国画工作团”出省参观、访问，目的是：开眼界，扩胸襟，长见识，虚心向兄弟省市学习，从而改造思想，提高业务。一行十三人（六十岁以上的三人：苏州余彤甫，无锡钱松岩，镇江丁士青；五十岁以上的两人：我和苏州张晋。这是我们此行中的“五老”。此外都是青壮年）扶老携幼，队伍不算大也不算小。我们的生活圈子大都非常狭窄，尤其我们几老，多数长期范围在“暮春三月，草长莺飞”的江南，个别的还是由于此行才第一次渡过长江。
我们是先到郑州的。先后访问了洛阳、三门峡、西安、延安、华山、成都、乐山、峨嵋山、重庆、武汉、长沙、广州等六个省的十几个城市。前后三个月，包括来往路程大约旅行了二万三千华里；参观了祖国伟大的工业建设；访问了不少全国知名的人民公社；瞻仰了革命圣地——延安，韶山毛主席故居，炭子冲刘主席故居，重庆的红岩村、曾家岩，长沙的清水塘，以及武汉、广州等地的革命遗址；游览了龙门石窟、华山和峨嵋山。此外就是和各地的兄弟协会、艺术院校举行观摩与座谈。在这些活动的同时或空余时间，有条件则勾勾画稿，大家掌握，没有规定。
建国十一周年的国庆节，我们是在革命圣地延安过的。大家都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莫大的幸福。同时又深深地感到在延安尽管只有四天，却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革命教育。凤凰山、枣园、杨家岭、王家坪……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住院，党中央办公的地方，我们都一一瞻仰过……。看到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那种异常简朴、异常艰苦的生活，饮水思源，大家莫不肃然起敬。延安您是熟悉的，我想告诉您一个小插曲：国庆节那天下午，金色的太阳，照得延安分外美丽。我和钱老不约而同地走到雄踞延河上的延安大桥，只见四周山上一片片的梯田；延河两岸的杨树，虽然已是深秋天气，还是那么绿沉沉的。向西望去，峰峦起伏，雄浑极了，动人极了。钱老欣然说：“若是把延安如实地画出来，人家一定要说我画的是江南了。”一点不错，陕北江南，差不多了。您相信么？这一切一切……包括后来瞻仰过的许多革命遗址，我们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同时，我们也深深地体会到总路线的深入人心，清楚地、兴奋地看到了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不但诞生了不少新的美丽的城市（像三门峡市），旧城市的变化也是十分惊人的。这次所走的地方，别的不谈，四川是我曾经认为是第二故乡的。尤其重庆，抗日战争时期，整整八年半，难道还不够“老资格”？一路上，我总喜欢向同志们谈四川这，四川那，表示自己“硬是得行”的样子。谁知一到成都，连“祠堂街”也找不到了。这还可以原谅，成都只住过一个短时期。“重庆看我的吧。”那晓得重庆的变化更大、更彻底，自己出门都要请人带路，别的就不必谈了。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看到的自然很有限，也很表面，然而对我们特别是几位年事较长、长期在旧社会混过的人来说，一方面是欢喜赞叹，一方面又是感念万千。
伟大祖国的大好形势和美好、幸福的远景，深深地教育着我们，鼓励着我们。它绝不是苏东坡说的“烟耶云耶远莫知”那样，而是大家从亲眼得见、亲耳所闻的活生生的现实中加以肯定的。九分钟出一部拖拉机；一部机床要装三十几个火车皮；一个公社为了全国一盘棋，自愿节约一些，外调了一千多万斤粮食；峨嵋山上到处是矿石工地，绿荫中还不断送出雄壮的歌声来；还有，过去又脏又闹而现在已是花园般的重庆朝天门码头；一到晚上就灯烛蔽天，展览、演奏，诸般杂耍，要吞吐好几万劳动人民的广州市文化公园……。生活在如此幸福的毛泽东时代，就是我们画山水的，难道还会有人留恋那“古道、夕阳、昏鸦”么？
为什么？现实的教育，思想的变化。
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就我们此行来看，在西安和成都还不怎么样。到了重庆，据个人浅薄的看法，变化的苗头渐渐露出来了。我对大家是比较熟悉的，同行的各位的笔墨，不加任何款识，我也能清楚地指出来。可是在重庆的观摩会上，却有好几幅使我踌躇了。我不好意思直接请教诸老，只悄悄地牵个年轻的同志过来，问：“这是谁的？”“这是丁老的。”原来古人早就说过“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我兴奋极了。我们的这种“变”，是气象万千，热火朝天的现实生活的启发和教育。从业务的提高来看，则不过是万里长征的一个蛙步，距离形势的要求还差得太远。
我们一路，不管是火车上、轮船上、旅馆里还是古庙里……只要大家凑在一起，就读读报纸，谈谈政治理论，或者聊聊一些有关业务上的问题。没有固定的会议形式，也不作任何的结论，大家随便谈。但谈得最多的自然是有关业务——如何把国画创作提高一步，如何突破自己的水平等等问题。
当我们从华山脚下玉泉院上山向娑罗坪进发的时候，不久就峰回路转，看到排列在前面高耸云端的西峰，真是壁立千仞，奇峭无伦。忽然后面有人高声叫着：“哈哈！这才解决问题呵！”那种兴奋的情绪，的确用文字很难形容。今天想来，“解决问题”固然有待于今后不断的努力，而对于长期生活在平畴千里的江南水乡的山水画家，对于长期沉潜在卷轴几案之间的山水画家，一旦踏上了“天下险”的华山，您能禁得住不惊喜欲狂吗？于是大家的谈锋很快地就集中在明代以画华山得名的王安道（即王履，他名作《华山图》现存）身上。您一句，我一句，不经意处倒牵涉到不少如何体会古人和怎样表现时代气息的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是如何继承与发展优秀的绘画传统问题。多数认为王安道的《华山图》是有生活根据的，一定程度上传达了华山的气概、面貌，是祖国一位杰出画家。也有的从“皴法”来研究问题，认为华山最突出的是“荷叶皴”，过去在《芥子园画传》看到的固然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就是王安道的《华山图》也意多于法，并不怎样典型。记得钱老从北峰一下来，劈头就说过：“我今天找到真正的‘荷叶皴’了。”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我们从《华山图序》里，也清楚地知道它不是无动于衷地仅仅把华山抄录了下来，而是画了之后很不满意。怎么办呢？于是就把它（华山）“存乎静室，存乎行路，存乎床枕，存乎饮食，存乎外物，存乎听音，存乎应接之隙，存乎文章之中……”（《华山图序》），放到整个精神生活里面去，反复洗练，不断揣摩。等到“胸有成竹”执笔再画的当儿，自然而然地就“但知法在华山，竟不知平日之所谓家数何在！……”（同上），完成了有名的《华山图》。我们后来在游峨嵋的时候，也是这样“三步一停、五步一搁”，边走边谈，边谈边画。尽管减头去尾，不成系统，但都是从亲切的现实感受出发，也是从迫切要求解决问题的心愿出发。我相信，要不是跑这一趟，呆在家里是无论如何谈不出来的。
于是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够有助于理解传统，从而正确地继承传统；也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够创造性地发展传统。笔墨技法，不仅仅源自生活并服从一定的主题内容，同时它又是时代的脉搏和作者的思想、感情的反映。我觉得，这一点在今天看来那怕是不很巩固的体会，却清楚地、有力地推动了画家们思想上的尖锐斗争——对自己多年拿手的（习惯、掌握了的）“看家本钱”开始考虑问题。这是极为可贵，极为难得的。所谓考虑问题，绝非说“看家本钱”全要不得，笔墨全没用了。决不如此。而是由于时代变了，生活、感情也跟着变了，通过新的生活感受，不能不要求在原有的笔墨技法的基础之上，大胆地赋以新的生命，大胆地寻找新的形式技法，使我们的笔墨能够有力地表达对新的时代、新的生活的歌颂与热爱。换句话，就是不能不要求“变”。
我们在艺术实践方面，此行也有两次比较深刻的教训，值得一提。去年9月21日，我们到了“三门峡”，就在三、四天之前，黄河的水经过蓄洪变“清”了。古人说“圣人出，黄河清”，几千年来从来不敢梦想的奇迹，今天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劳动人民的英雄气概和冲天干劲之下实现了。为害几千年的汹涌澎湃黄水怒号的黄河，变得一平如镜，清澄碧绿，将永远为人民造福了。我们谁不想把“黄河清”画下来呢？那知道就是这个“清”字把我们难倒了。大家很清楚，找古人的笔墨是不会有办法的。一不小心，还容易画成“长江”或是“太湖”呢！这是一次。后来，由西安乘汽车到延安去，第二天由铜川开车，将要爬上洛川平原的前后，陕北高原那种雄伟而又朴厚的气象，激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弦。除了陪我们去的石鲁、蔡亮几位画家之外，我们全是第一次的瞻礼者。我们既兴奋、又紧张，恨不得分秒必争地把陕北高原的革命圣地的一草一木都要画出来。事实上，大家也画了不少。可是，今天应该怎样画黄土高原，又怎样画“陕北江南”的延安？和“黄河清”一样，我们至今没有较好的解决，还是今后要深入生活，付出足够的劳动才能逐渐解决的课题。这又是一次。
我们一路上还接触到这么一些问题。对于生活和艺术的关系的理解，毛主席的指示是多么正确！以前也多次学习过，可是今天才从心坎里领悟到它是真理。因而不同程度地也意识到光靠笔墨，光靠传统，不解决问题。认为必须思想领先，政治挂帅。记得余老在一次讨论会说过一段比较沉重的话。他说：“我过去有三种病：第一是‘思想顾虑’的病，解放以来，党号召国画要反映现实生活，我也下厂下乡，画了一些，以为差不多了。实际，自己思想上并没有彻底解放，过于吃力或者不十分有把握的东西就不太敢于尝试，万一失败，岂不见笑于人。第二是‘笔墨束缚’的病，我搞了四、五十年的国画，习惯了的一套笔墨技法，像多年相知相亲的老朋友一样，提起笔就来了。因此，尽管主题、内容有所不同，而画面的精神、气息，因为受笔墨的约束，却变化不大。第三是‘贪多、讨好’的病，见什么就画什么，什么都向画上堆，惟恐别人说画的不‘丰富’不‘全面’，再加上有意无意的在形式、笔墨上做文章，结果还是跳不出过去的水平。”话犹未了，真是满座为之一震。我们几老都觉得自己“三病”俱全。既是通病，于是赶快研究“经验良方”。通过反复讨论，结果一致肯定：只有加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著作，特别是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加紧思想改造，深入生活，加强锻炼，才是最有效的治疗。找到了“特效药”，满座又信心高涨，为之一喜了。
因为我们“五老”全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正处在改造过程中的知识分子，过去教教书，画画画，为的是糊口，用不着“走万里路”，甚至不可能越雷池一步。开国十年来，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之下，各个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因而越来越感到党对国画事业和国画家们无微不至的重视和培养。曾经是织绸工人的丁老在路上就一再感动地说过：“我今年整整六十岁，不是解放，我再活六十年，也绝对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得到重视，跑这么多的地方……我真感谢党，感谢毛主席。”一点不错，丁老的话正代表了同志们的共同心意。
拉拉杂杂地写了不少了，总之今后的问题是如何巩固与如何提高的问题。希望您多多提出宝贵的意见，多多帮助我们。
1961年2月6日南京
第7版()
专栏：
华山图 〔明〕王履
第7版()
专栏：
播种人
张永枚三月前这里是水底阿公骑牛细雨里，悠悠吹竹笛。笛声引人河边走，几群雪鹅水中戏。左有蕃莳叶儿肥，右有麦苗一片绿。一声鞭响回身望：送肥车队过河西。望图画，听笛声，想起阿公刚才语：“三月前这块好庄田，洪峰四起是水底。”这时我觉得那绿苗苗，比天上的灵芝还稀奇！这时我觉得那对对鹅，比孔雀凤凰更美丽！这时我觉得那送肥人，一个个顶天又立地！耳旁的笛声忽变高，化作战鼓永不息！
播种人火把燃在雾里，歌声响在田里，播种！播种！赶走洪水修好地，播种趁节气。谁打火把来照亮，我们的地委书记！播种！播种！火把下种子在飞落，好像金色的细雨。火把使他思想起：三十年前的火炬，战友暴动开大路，血洒故乡土，骨埋河边地。革命人就是播种人，用热血头颅身躯！生的翻身根，开的解放花，结出果实叫社会主义！火把更亮也更红，把信心播在灾区！把理想播在人心里！火把照亮了社员的心，火把也照亮了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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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草原奇遇
郭超人
夕阳下山了。嫣红的云朵在雪山后变幻着，流逝着；灰白的天鹅群在湖面上追逐着；一层蓝色的雾霭，带着八月草原的芳香在空中飘起来。
走了整整一天，坐马懒洋洋地跨着散乱的碎步。前面那座黑色的帐篷村落，就是我要去的纳嘉日瓦。到处响着牧人的口哨，白云般的羊群叫着，碰挤着，跑向新修的棚圈。肥壮的骡马和牦牛扒着头，喷着气，不时地嘶吼一声。村子里的帐篷顶上冒起了乳色的炊烟。主妇和姑娘们把宽大的羊皮袄掖在腰后，袒露出铜色的双臂，忙着挤奶和打炼酥油，发辫上松耳石镶编的饰带被汗珠染得发亮。穿过村落，在一块低洼的草场上，我找到了草原上第一个乡牧民协会的女主任家的帐篷。帐篷门口，一群孩子围坐在一堆。一个须发斑白的老牧人做着手势，好像在讲述一件最神圣的事情：
“……因为他左脸上长着一颗大黑痣，敌人把他叫作纳嘉札木那，意思是纳嘉部落的黑脸人，但是牧民都叫他哈玛——草原上飞得高高的雄鹰……”
啊！这是草原上流行的故事：纳嘉部落一个勇敢的牧人，在农奴制度下为人们的幸福英勇牺牲了。这个故事，我曾经残缺不全地听说过：十五年前的冬天，天降大雪，平地积雪一尺多深，牛羊成群的倒毙，人口大批的死亡，饥饿、疾病笼罩着草原。但是“噶厦”政府沉重的乌拉、贡税和高利贷却像暴雨落在牧民头上。这时，二十岁的哈玛与几十个牧民联合起来，打死了“噶厦”政府的“勒莫”（收税官），赶走了主人的“聂己”（管家），杀退了残暴的“马米”（藏兵），打开了“噶厦”政府在草原上的粮食仓库，把青稞和糌粑分给穷苦人民。“噶厦”指派草原总管帕霞带领三百骑兵扑剿。哈玛这支几十人的队伍在牧民们的援助下，神出鬼没，与帕霞整整战斗了五年。
“……后来，敌人使了个坏主意……”，老牧人抚摸着自己的一撮白发，继续说下去：“哈玛父母早死，留下一个小妹妹白玛，那时十二岁，寄养在一个远房叔叔家里。有一夜，草原上下着冰雹，帕霞带领骑兵冲进村口，打昏了叔叔，抢走了小白玛。帕霞要哈玛进城谈判，否则就要把小白玛杀掉。在刀枪面前连眼也不眨的哈玛第一次哭了，他是这样爱自己的妹妹。不顾劝阻，他揣枪骑马出发了。城里百姓听说哈玛要来，自动站在马道两旁欢迎，在路口烧起吉祥的松烟。哈玛站在街头，望到被绳索五花大绑的小妹妹，心里像刀割。哈玛的第一句话是：‘马上放出我妹妹才能谈判！’但是，聪明的小白玛已经看出了敌人的诡计，喊叫说：‘哥哥，你不要管我，不要进城，他们会杀死你！’当着百姓的面，帕霞只好放出了白玛。哈玛把妹妹扶上战马说：‘走吧，要是我回不去，要为我报仇！’小白玛抱着哥哥的脖子哭着说：‘不！我们一起走！’哈玛皱着眉头叫起来：‘不要让敌人看到我们的眼泪！为了草原上的幸福，死了也值得！太阳终有一天会升起来！’当然，水和火怎能放在一起，狼和羊怎能同住一棚？谈判没法进行下去。城里城外被藏兵团团围住。哈玛突出了九道重围，飞呀，飞呀，终于在枪声中飞上天了！”
“老爷爷！那小白玛呢？”孩子们焦急地追问。
“帕霞要斩草除根，派出官兵搜查。哈玛的叔叔带着小白玛和自己的女儿秘密地从一个部落流浪到另一个部落。有一天，帕霞的骑兵抓住了他们，知道这两个女孩中有一个就是哈玛的妹妹，准备押解给帕霞辨认。这时，哈玛的叔叔含着眼泪指着自己亲生的女儿向骑兵说：这就是白玛。……以后，人们把白玛装扮成男孩子，直到解放军来到咱们的草原……”
老牧人沉默下来，从怀里掏出一只羊角烟袋，倒了一撮鼻烟塞进鼻孔。这时他抬起头来，在听故事的人中发现了我，不好意思地站起来说：“你是找我们主任的吧！”
“她在家吗？”
“嘿！进山一个多月了！进去坐坐，她走时留了个条子。”
帐篷里一张小方桌上放着一叠藏文和汉文书籍。在一本红面藏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里夹着一张白纸，上面写着：“找我——请到白云山。”
“阿爸，她进山干什么？”
“嘿！白云山下的牧场自古缺水，她带着人爬到山顶，说要把山顶冰湖里的水引下来，你看现在的人真有胆量！”
“什么时候能回来？”
“嘿！临走她说‘水不下山不回家’，十足的牛脾气！”
看来，最好的办法是追到白云山去。告别老人出来，听故事的孩子们还守在帐篷门口不肯散去。这时我才想起老牧人关于小白玛的故事没有结束，便好奇地追问：“阿爸，哈玛的妹妹还活着吗？”
“活着！活着！这样的人还会死？”
“您知道她的下落不？有机会真想见见她！”
老牧人爽朗地笑起来：“草原上有句俗话说，想见总能见着啊！”
当我爬上陡峭的山坡走向白云山上的引水工地，已是第二天的拂晓。晨雾朦胧，白云山银剑般的尖顶四周，几朵莲花似的白云在缓缓飘荡。深夜赶到白云山下的村庄，才知牧民协会主任和村干部上山后就一直没有下来过。为了把山顶上的雪水引下山岗，灌溉山下坦阔无边的牧场。村里的青壮年们在山上搭起了帐篷，架起了炉灶，修起了一条二十多公里长的盘山渠道。听说全部工程就要结束了，只等把山顶出水口最后一块岩石凿掉，山水就将滔滔流泻下来。
登上一座马鞍形的山岗，眼前境界顿时开阔了。蜿蜒的渠道绕过山峦，穿过石壁，像长蛇弯弯曲曲伸向山下。有些地段是坚硬的花岗岩，渠道完全依靠钢钎一点一滴凿成；有些地段窄峭得野兽不敢落脚，但一块块石头垒成了牢固的水槽。
透过水汽，隐约看到走动的人群。随着阵风，断续听到敲凿岩石声响。又穿过一段昏暗的石峡，在接近山顶一片避风的山岩后，矗立着几顶黑色的小帐篷，垒着几堆钢钎和铁镐。再过去，一块大石旁，一群人正围在一起热烈地谈论着什么。
“……引水工程就要完成了，这是我们纳嘉草原上的大喜事！”现在讲话的是一个头戴红毡帽，中等身材的青年牧人，他站在人众当中，不时地挥舞着双臂，人群立刻安静下来。“我们的父亲，祖父，祖祖代代就梦想有一天，能让白云山上的雪水流过草原，但在三大领主压榨下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现在，纳嘉草原上世代缺水的历史就要结束了。我们将用雪水浇灌出茂密的牧草，在草原上培植出第一代庄稼。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世世代代盼望的太阳终于升起来了！……”
“啊！共产党赤洛登巴学（万岁）！毛主席赤洛登巴学！”人群哄笑着，欢呼着。
“……不过，工程的最后一道难关还没有突破，已经三天了，最后一块拦水石还没有扳掉。这是地形带来的困难。正中是无底的冰湖，右面是万丈岩壁，左面是我们的出水口。中央的空隙仅仅能容下一个人立脚。但我们决不灰心，一定能胜利！今天的人力安排照旧，我上去，大家在下面接应！”
“不行！你太累了，今天得换人，要不，会出危险！”人群中有人跳起来反对。
“谁不累！”青年牧人生气地挥了一下手，“我们的父兄为我们的幸福可以流血，我们还不能流点汗？”
人群散开了，青年牧人从地上拣起两根钢钎扛到肩上，人们簇拥着他往山顶走去，在拐弯的地方，我和他们碰到了。那个青年牧人走到我面前笑着说：“啊！来了客人，怎么办？只好回来谈吧！”
这是一张草原上常见的面孔，红润而刚健，但中间带着一种少见的清秀和温柔。我夹在人群里目送着他走去。
一片茫茫的冰雪，一壁峻峭的悬岩，通向山顶的小路那么曲折而危险，望过去心惊目眩。由于雪水渗透出来，小路的表面结着一层白冰，更显得陡滑。
青年牧人弯着腰，用钢钎凿开冰面，熟练而轻捷地一步一步地前进。
朝阳照上了山顶，青年牧人背靠悬岩，脚蹬石缝，双手紧握钢钎不停地敲凿面前高大的石块，姿态异样雄伟。
一阵猛一阵地敲打，岩石碎块不住滚落下来。现在，青年牧人开始用钢钎插进裂缝，用力扳撼着。突然，轰隆一声响，巨石离开了山顶，向山下滚去。但是人们来不及叫好，只见青年牧人脚下一滑，身体失去了重心，咕噜咕噜地沿岩壁溜滑下来，速度愈来愈急，眼看接近悬岩的边缘，这时，他双脚一夹，双手一抱，整个身撞进了岩石的裂缝，得救了。
“呼——哗”随着一阵啸声，一道银练般的冰雪水流翻滚着，跳跃着，沿山向渠道泻去。
在一片欢呼声和鼓掌声中，人们搀扶着受伤的青年牧人走来。一块块血迹染红了他的皮袄，而他的脸却那样苍白。我激动地上前拉着他的手说：“告诉我你的名字，我要把你和你们牧民协会女主任的事迹同时登上报纸！”人们都哄笑起来。青年牧人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毡帽已经滚掉了，我看见一头盘在脑后的乌黑的发辫，左鬓还插着一朵红色的喇叭花。羊皮袄被挂得一丝一片地摇晃着，他干脆一甩手脱了下来，露出了里面一身花色女长衫，丰满的胸前挂着一串松耳石镶编的项练。他——应当她，带着女性的顽皮说：“两个都不要登报了！他们不过做了自己应做的事！同意吗？这是纳嘉日瓦牧民协会主任、共青团支部书记白玛的意见！”
“你——就是白玛主任！？”我惊愕得说不下去了。
“白玛！白玛！”一个老年人钻进人丛，一边喘气一边掏出一封信说：“县委来的一封急信！唉呀——你怎么了？”来的正是老阿爸，昨天讲“哈玛”故事的老牧人。
白玛看完信抱歉地向我说：“有急事，我得赶回县里！咱们只好另约时间！”说完，便随着人群走下山坡。
我和老阿爸还痴痴地站在那里，望着她们的背影。
老阿爸摸着白胡子又骄傲又怜惜地自言自语说：“嘿！这股牛劲与她死去的哥哥一样！”
“她哥哥是谁？”
“嘿！就是那个被帕霞杀害了的英雄‘哈玛’嘛！”
“那主任就是‘哈玛’的妹妹小白玛？！那您呢？”
“我就是她叔叔，嘿！要见总能见着吧！哈哈哈！”老牧人宏亮的笑声长久地在山岭间振荡……（附图片）
徐启雄 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