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主观要符合客观
陈林
尊重客观规律
人们不论做什么事，都是在和实际打交道，都是主观在和客观见面，交锋。做的结果，有的人完全达到了预想的目的，有的人只达到了一部分，有的人完全没有达到。达到了目的，就是人的愿望变成了现实，主观的东西转化成了客观的东西。没有达到目的，就是主观的东西没有转化成为客观的东西。人们怎样才能保证自己在实践中更多地取得成功，达到预想的目的呢？最主要的，就是预想的目的和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方法步骤一定要符合实际情况，也就是主观一定要符合客观。
马克思主义承认人类不同于一般的物，人类有主观的能动性，他们不是只能俯首下心地接受客观现实的限制和摆布，而是能够正确地认识客观现实，并且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用有目的有计划的主观努力来影响和改变客观现实。这种影响和改变客观现实的能力，就人类世世代代的发展长途来说，是无止境的，无限的。但就某一个历史阶段来说，则是有一定限度的。特定历史阶段的一些特定的客观条件，使人们只能做到一些特定的事情。另外一些事情则不可能做到。不断革命论必须同革命发展的阶段论相结合，道理也就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承认客观条件是可以经过主观努力来改变的，但这种努力必须立足在客观条件的基础上，这就是所谓脚踏实地。如果我们硬不承认事实，硬要和客观条件闹别扭，客观条件也就一定会和人们闹别扭。它决不因为人们不喜欢它，就自动改变个样子。
马克思主义承认人们有主观能动性，能够利用客观规律来为人类服务，达到人类的主观目的。但是人们只能在正确地认识和顺应客观规律的条件下来利用客观规律，所谓“因势利导”。古语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我们也可以说：顺客观规律者成，逆客观规律者败。对于客观规律，人们的确是只能顺不能逆的。“向低处流”是水流的规律，人们想用河水浇地，就要到高一点的地方去引水。如果要到低处去引，那就要用提水的机械把水提高，创造新的条件，以适应水流的规律。对于客观规律，我们的根本对策是欲利用之，先顺应之。恩格斯说：“自由不是在于想像中的对于自然规律的独立，而是在于认识这些规律，并且在这种认识所给与的可能性之上，有计划地使得自然规律为着一定的目的发生作用。”（《反杜林论》）这也就是说，没有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也就不会有什么主观能动性。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说：“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预想的结果”要人们用主观的努力去争取，要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但这是以“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为条件的。
这是不是贬低了主观能动性和主观努力的意义呢？不是的。思想符合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性，只是使人们的行动有了成功的可能。要使这种可能变成现实，还须人们去做，就是说要加上人们的劳动和斗争，加上人们主观的努力。不作这种主观努力，再好的客观条件也只是客观条件，再多的可能也不能转化为现实。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告诉我们：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等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他说：“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又说：“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对主观能动性是给予极大的重视的。在一定的客观条件具备之后，决定成败的就是主观能动性了。最近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一方面指出过去两年严重的自然灾害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另方面也指出人民公社的组织已经日益完善和巩固起来，农田水利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农业技术装备有了一定的改善，农业生产的“八字宪法”在实践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只要我们能够很好地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发愤努力，方法也正确，我们就一定能够在今年争得较好的收成，并且逐步地克服两年天灾所带来的困难。现在我们所以强调调查研究，强调主观必须符合客观，也是为了给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开辟道路，创设舞台，使它顺利地施展自己的威力，战必胜，攻必克。并不是要降低主观能动性的意义。
正确的领导要从实际出发
正确的领导，要求正确地决定政策。正确的政策，就是正确地集中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而制定的能够推进革命事业的政策。政策要符合群众的利益和其他情况，这就是主观要符合客观。比如：为了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新情况，党中央及时地确定了变革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人民公社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但是，在人民公社的发展道路上，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水平不同，又必须划分好几个既相衔接又有差别的阶段。当前在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以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就是适应今天农业生产力和群众觉悟水平的根本制度。事实已经证明，如果不建立组织规模大和活动范围广的人民公社，那就不可能抗击近两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如果不坚持贯彻执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根本制度，也不可能使人民公社不断巩固发展。这里充分看出了只有符合客观实际而制定的政策，才能是最正确的。
确定了政策，还需要进一步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干部和群众对这些政策认识得怎样，针对他们认识上的问题进行教育。同时要了解执行中的其他障碍，比如坏分子的破坏活动等，针对这些障碍采取相应的措施。这样才能把政策切实地贯彻下去。针对一定的问题采取一定的措施，这也是说主观要符合客观。
领导要抓得“准”。怎样才能准呢？这就是要准确地提出既合乎实际需要、又完全有可能实现的任务；要准确地抓住工作中的关键问题，集中力量解决这些问题，把整个工作推向前进。这种准确性，也是标志着主观符合客观。
领导者要有坚定的决心，“当机立断”，该坚持的坚决坚持，该纠正的坚决纠正；能够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不偏听偏信，不固执己见；但也不被别人不负责任的批评指谪所迷惑，轻易动摇决心，朝令夕改。怎样才能有坚定的决心呢？同样必须调查研究，确实掌握客观情况，对情况有完全正确的判断。
领导者要有清醒的头脑，胜不骄，败不馁。或者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不被胜利冲昏头脑，也不被失败吓昏头脑。这样的清醒头脑，同样来源于对客观情况的透彻了解和正确判断。比如在一个县份，夏季丰收了，领导人就应当深入到生产队去好好了解一下，看究竟确实增产了多少。秋季遭灾歉收了，也应当深入到生产队去了解一下，看究竟减产多少。必须确实弄清实际情况，领导人才能保持清醒头脑，采取相应的措施。
人们都希望革命事业发展得更快一点。怎样才能更快呢？最重要的是要善于认清和掌握客观规律，使一切计划和措施都能从实际出发。也就是说，要使主观符合客观。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必须“注意使我们的思想完全适合于我们所处的环境，然后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样样见效，并迅速见效”。（《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可见，主观符合客观，是工作迅速见效和迅速前进的前提。要使主观符合客观，就必须正确地估计各种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估计到前进过程中它们可能发生的各种影响，然后经过人的研究，找出发展有利条件和克服不利条件的办法。所谓正确地估计条件，一方面是说人们估计的条件都确实存在着，不是虚构的；另方面是说不能只估计有利条件或不利条件。只估计有利条件，对不利条件估计不足，就会犯“左”的错误。只估计不利条件，对有利条件估计不足，就会犯右的错误。两者都是主观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主观不符合客观。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说：“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右倾会使我们坐失发展的良机，减低前进的速度。“左”倾也会给事业带来损害，影响我们前进。为了更快地前进，我们就应该反对各种“左”的、右的错误。要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尽量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一切客观存在的可能性，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调查研究是根本的方法
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来了解客观存在着的实际情况，是使主观符合客观的根本方法。调查研究的最重要的办法，就是深入到具有代表性的一点或若干点上，做“解剖麻雀”的工作；经过解剖，对“麻雀”的心肝五脏和羽毛肢体取得详细完整的第一手材料；然后经过连贯起来的思索，我们就不只是能够认识一只或几只“麻雀”，而且能够认识千千万万的“麻雀”，对“麻雀”得出总的概念。这时候，我们就从个别的认识进到一般的认识，从现象的了解进到本质的了解。以这样的知识作基础，我们就能够进行成功的领导了。在最近两年的特大自然灾害中，有不少县份和公社在同样灾情之下，困难比较小一点。这些单位共同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领导人分头深入到若干点上进行典型调查，及时而准确地了解灾情，提出符合客观情况和群众需要的口号，因而能够把广大群众动员和组织到生产救灾运动中来，进行有成效的努力。如果只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地看一下，那就不可能真正准确地了解受灾的程度和找出适合情况的补救办法。
要使主观符合客观，必须全面地看问题，不要片面地看问题，不要根据个别的点滴的情况来下判断，作结论。任何点滴的情况，都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如果只见树不见林，只见局部不见全体，或者只见现象不见本质，还是无补于事，不能据以决定行动方针。硬要决定，就会造成错误。所以我们必须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既要看到顺利一方，也要看到困难一方，既要看到成绩一方，也要看到缺点一方。比如在检查庄稼的时候，一定不要光看大路旁边，还要细看远离大路的地方；不要光看川地，平地，还要细看坡地，旱地；不仅要看长得好的，也要看长得不好的；不仅要看先进队的，也要看落后队的。等等。反之亦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摸清家底，不至于把局部看作全体，把个别当成一般。
对全面的情况要有总的了解，总的概念，但不能拿全局来套局部，拿一般来套个别。比如在一个县里，播种的密度从全局看来是偏稀，应当加密。但从某一个公社或某一个生产队、生产小队来看，也可能不是偏稀而是偏密。从一个公社的全局来看，可能民主发扬不够是主要的。但深入到一个队里去，也可能发现这个队非常民主，但集中领导不够。这就是事物的特殊性，具体地方的特殊情况。掌握了特殊的情况，才能作出必要的特殊的处理。
调查研究和了解客观情况的方法很多，最根本的方法，是深入群众，参加到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去，和群众一块实践，同时向群众学习。群众是革命实践的主体，是实际的生产劳动者，他们接受了几千年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经验，对当前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现实也最熟悉。我们必须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抱有“满腔的热忱”，“求知的渴望”，又有
“眼睛向下的决心”和“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深入到群众中去，才能够真正了解客观情况，掌握客观规律的知识，做到主观符合客观。
我们反对盲目行动，反对打无把握的仗，主张先做调查研究，掌握了客观情况然后行动，这是为了多打胜仗，少打败仗，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而并不是说应当把了解客观情况和实际行动截然划分为两个阶段。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行动之前的调查研究，一般只能是弄清基本情况（就这也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才能作到）。有许多更具体的情况，则要在行动过程中一步步了解。谁如果认为必须先弄清“一切”情况，然后才许行动，那就永远不能开始行动。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论者，我们认为实践过程和认识过程、行动过程和调查研究过程，都不能机械分割，而必须统一起来。当然，这只是说我们应当把调查研究贯穿于整个行动过程，而不是说可以不作调查研究就盲目行动。
做一定的事情，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但这并不是说人们应当消极地坐等这些客观条件的出现。真正的革命者，一方面不勉强去做那些目前实在做不到的事情；另方面则总是采取积极的行动去创设条件。有一些条件，则是要一面实践、一面创造的。比如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所需要的干部，就都是在战争、土地改革和办合作社的实际行动中培养训练的。
我们强调调查研究和了解客观情况，是为了找到一个稳固的立足点，从这儿出发去改变客观，改造世界。必须建立起这种革命的观点，一切调查研究才有革命的意义。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革命精神，发扬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千方百计地、不失时机地采取有效的措施，争取今年农业丰收；并且告诉我们：依靠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伟大团结，依靠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伟大力量，依靠三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丰富经验，依靠整风运动，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任务是能够完成的。所有这些，都是要我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从实际出发来能动地克服暂时困难，把工作推向前进。让我们高高地举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奋勇前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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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认识实际 掌握实际 争取农业丰收
——江西都昌县东山公社大埠大队发展农业生产的经验
曹达还
1960年，都昌县东山公社大埠大队在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运动中，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贯彻了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方针，战胜了一百三十多天的大干旱，全队农副业总产值仍比丰收的1957年增产3．9％，其中粮食总产量比1959年增产6．6％。
大埠大队发展生产的成绩很大，但是在农林牧副渔五业之间，粮棉油麻等作物之间，主粮与杂粮之间，春夏秋三季之间，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垅与垅、坂与坂、丘与丘之间，有的增产多，有的增产少，有的不增产，还有的减产。这里有很多经验教训。必须认真总结这几年来的经验教训，具体摸清千差万别的自然条件，各种农作物的生长规律以及其它方面的实际情况，坚持从实际出发，采取相适应的措施，因地制宜地贯彻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方针，才能争取1961年的农业丰收。
按照地区特点，全面合理地安排生产
这个大队是丘陵地区，水田占70％，土壤比较肥沃，水源比较充足，劳动力也比较多，适宜种双季稻。群众一向重视农业，耕作比较细致，单位面积产量也比较高。除了农业以外，以养猪为主的副业生产也搞得很好。群众称这里是粮食多、芋头多、大蒜多、油料多、萝卜多、肥猪多的地方。这是该队的基本特点。
自然条件是千差万别的。在这个横直不过两里路的大队里，有四个生产队是丘陵地区，八个生产队是半丘陵半平原地区，一个生产队基本是平原地区，还有一个生产队是半山区，因而土壤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一块地，这头与那头、这边与那边的土壤都不同，算起来大体有十九种显著不同的土壤。不同的自然条件，适合不同作物的生长。在千百年的劳动生产中，群众摸住了各种自然条件的特点，培育出了五十七种适合这些自然条件的农作物，其中关于土壤情况与作物安排的几项主要经验是：第一，粘土田，占水田面积的9．9％，一般座落在村子周围，土壤深，肥沃耐旱，一年三种三收，最适宜种早稻、晚稻、油菜、芋头、大蒜，其他作物都可以种，群众称为“命田”；第二，砂土田，占水田面积的29．9％，座落坂上，比粘土田稍差一点，但土壤疏松，易耕作，需肥少，发冬苗，适宜种双季稻和各种作物，三种三收，产量很高，群众称为“饭碗田”；第三，青泥田，占水田面积的24．3％，座落在垅里，土壤深，水源足，种双季稻挺好，但是土板结，易受涝，不宜种芋头、黄粟，也不发冬苗，要耙得细，开深沟，管理好，冬苗就能保收，大部分也是三种三收；第四，焦板脚田，占水田面积的18．6％，座落坂脊上，土壤浅，耕不深，产量低，而且水源差，易受旱，秋季适宜种黄粟等耐旱作物，不能种晚稻，大部分能三种三收；第五，冷水田和烂泥田，共占水田面积的6．4％，共同的特点是，座落在山涧里，水冷泥深，泉多不易干浆，适宜种早稻、中稻和晚稻，不能种冬苗和其他作物，只有两种两收；第六，泥浆田，占水田面积的5．4％，土壤比较深，特点是有水泥硬，干浆土松，难种水稻，适宜种麦子、芋头、黄粟等旱作物；第七，面土地，占旱地面积的15．3％，座落在坂上，土壤深、肥沃、疏松、耐旱，最适宜种小麦、大豆、棉花、红薯、苎麻，其他作物都可以种，产量较高；第八，黄土地，占旱地面积的51．7％，一般座落在岭上和山边，土壤浅，不肥沃，易旱易涝，适宜种麦子、红薯、豆类、黄粟、芝麻，不宜种棉花、苎麻；第九，砂子地，占旱地面积的15．5％，都是座落在山边，土壤浅，有砂子，易受旱，可以种苦荞麦、大米麦、早红薯，收成很差；第十，沽水地，占旱地面积的1．3％，座落在涧里，水多耐旱，土壤深，比较肥，春天易涝，不能种麻等怕涝作物，其他作物都可以种，而且产量很高。由此可见，各项生产和各种作物的安排，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贯彻因地制宜，做到适合各种不同的自然条件，而决不能有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作法。
根据具体情况，做到农林牧副渔五业相结合、多种多收与高产多收相结合
这个大队，在发展农、林、牧、副、渔五业中，按照本地区的特点，坚持贯彻了以农业为重点，以粮食为中心，结合开展多种经营，使“五业”互相促进，全面发展。1960年，全队集中78．4％的劳动力大办农业，在农忙期间，搞农业的劳动力达到了82．6％，做到了不误农时。在农业生产中，又集中了75％的劳动力大办粮食，使粮食作物面积逐年扩大，达到了占各种作物总面积的77％。在严重的干旱情况下，粮食总产量仍比1959年增加了6．6％。在大办粮食的前提下，安排了21．6％的劳动力进行林、牧、副、渔业生产，使这四业的产值达到总产值的32．1％，比1959年增加了12．3％。在发展林、牧、副、渔业生产中，有两条重要的经验：一条是，根据地区特点确定重点，大力发展。这里是丘陵地区，山林少，不靠湖，因此组织了专人大力发展猪只生产和以加工业为主的副业生产，使这两项生产产值达到总产值的31％。另一条是，抓住薄弱环节，做到全面发展。几年来，由于认为林业生产收益慢，忽视了林业生产，特别是桐树、棕树、木子树和果树等经济林发展得差。群众说“千棕万桐，世代不穷”，不仅收入多，而且是修制农具的必需原料。他们打算今春利用荒山、港边、屋前屋后大种经济林，实行生产队经营，固定专人或分给社员负责栽培，包栽包管，三、五年后就能收益。
在多种多收与高产多收相结合方面，这个队有三条经验：一条是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从全大队来说，按照劳力较多、荒地很少、80％的土地可种三季，复种指数有234％，而收获面积只占种植面积81％等具体情况，贯彻了以提高复种指数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主，努力增加保收面积，充分利用一切土地，尽量扩大耕地面积，从而获得了增产。从各生产队的情况来看，情况各有不同，又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具体措施，即有三个生产队有部分荒地可开，采取了以开荒扩种和提高复种指数为主；有八个生产队无荒可开，复种指数不高，采取了以提高复种指数、增加保收面积为主；还有三个生产队，既没有荒地开，复种指数又很高，采取了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主。由此可见，贯彻多种多收和高产多收相结合的方针，必须具体分析情况，因地制宜采取措施，在一个公社、一个大队都不能千篇一律，强求一致。另一条是增加人工和肥料，满足作物生长需要。全队从去年冬种以后，就开展了群众性的积肥运动，抓住解决实现多种多收和高产多收的这个关键问题。第三条经验是分段采取措施，在各种作物播种前，狠抓多种，凡能种的田，坚决种上；在播种后，狠抓高产，迅速组织田间管理工作跟上，及时锄草追肥，保证全苗壮苗；到了作物生长的中期，狠抓平衡，将作物进行分类排队，分别采取管好一类苗、提高二类苗、集中力量改造三类苗，达到平衡增产。这是贯彻多种高产多收的一条重要经验。
根据季节特点，做到春收、夏收和秋收相结合
这个大队，按照三季不同的特点，采取了不同的措施。1960年，春收占全年收入的15％，是小收。这一季作物生长期长，一般有一百八十天，自然灾害少，收成最可靠，但是由于认为是
“小收”，抓得不狠，管理较差，保收面积少，单产很低，增产潜力挺大。因此，春收作物增产要狠抓“管”。今年抓住了这个关键，集中了60％的劳动力，大搞冬苗田间管理运动，已经锄完了一次草，穿上了防冻的“冬衣”，春节以后，准备再锄一次草、追一次肥，及时开沟排水，战胜春涝，争取春收作物由小收变为大收。1960年夏收占全年总收入的60％，是大收。夏季作物种得多、单产高，一般一亩要抵秋收作物二、三亩，都是早熟作物，能躲开自然灾害，收成很稳定，但生长期短，需要有充足的底肥和速效性的肥料。因此，夏收增产要狠抓“肥”。去年抓住了这个关键，增施了肥料，取得夏季大丰收，但是只抓住了早稻，忽视了其他作物，特别是早红薯抓得差，增产不多。今年除了大搞积肥，为夏季丰收打好物质基础外，还提出了以早稻为重点，狠抓“六早”，即：早稻、早红薯、早黄粟、早大豆、早高粱、早芝麻，争取夏季更大丰收。秋收占全年收入的25％，是中收。由于这里的气候特点是春夏雨水广、秋天灾害多，一般在7月间就发生虫、旱灾害，所以晚秋作物多灾多难，收成极不稳定。因此，晚秋作物增产要狠抓“抗”，抗住了自然灾害，就能丰收。现在，全队已开展了兴修水利和修制抗旱、灭虫工具，并计划将水利不好的田改种部分耐旱的黄粟，力求秋收多增产。
一手抓今天，一手抓明天，上年和下年、上季和下季相结合
不同的农作物，有不同的生长规律，需要不同的生长条件，上年与下年、上季与下季之间牵连性很大，因此每丘田里的各季作物必须安排得早，安排得当。这个大队安排农作物的经验有三条：一条是站得高，望得远，一手抓今天，一手抓明天，把上年与下年、上季与下季结合起来，“一年之计在于冬”，在上年冬种前，就把每丘田里全年计划种的农作物安排好了，在种上季作物时，就为下季作物打好基础。比如种双季稻的田，冬季就种油菜、萝卜菜，基肥不足的就种绿肥，种芋头的田冬季种小麦，小麦行距按照芋头的行距而定。群众常说，冬种安排不当，就影响全年。这条经验很重要。在安排全年农作物的时候，这个队采取了四条办法：一是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二是尽量扩大复种面积；三是适合土壤、水利等自然条件；四是适合各种作物的生长要求。所谓安排合理，就是把这四条结合起来了。另一条经验是实行了连作、套作、简作和轮作结合。为了做到多种多收，按照自然条件和作物情况，能连作的就连作，如水田里春季收油菜，夏季收早稻种晚稻，秋季收晚稻再种油菜，随收随种，不闲土地；能套作的就套作，如麦行里套种大豆，晚稻田里套种红花草，上季作物收割后，下季作物就可以锄草追肥，不误农时；能间作的就间作，如萝卜菜田里间种麦子，吃光了萝卜还有麦子，可以充分利用地力；需要轮作的就轮作，如芋头、花生、黄烟等作物，年年换田种。各种品种，互相轮作，对增产有一定作用。所以因地、因时、因作物制宜地实行连作、套作、间作和轮作相结合，既能充分利用地力，扩大复种面积，又能错开农事，便于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还有一条经验是适时抢种，不误农时。为了做到步步主动，季季丰收，在播种季节，各生产队都高度集中了力量，大干特干，突击完成抢种任务。正因为这里抢种抓得紧，大部分田里都实现了三种三收。
这个大队在因地制宜地贯彻发展生产的方针中，有很多经验，也有一些教训，从当前来说，还存在两种偏向，一种是部分领导思想上对实际情况分析得不够，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对需要考虑得多，对可能条件考虑得少；另一种是部分群众在思想上对发展生产的方针了解不够，对可能考虑得多，对需要考虑得少。这是一个矛盾，他们解决这个矛盾的具体办法是，首先向群众反复宣传发展生产的方针，让群众掌握这条方针；同时，组织群众总结几年来发展生产的经验教训，提高领导思想。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发动群众，讨论生产计划，由大队和生产队根据国家计划共同研究，全面合理地安排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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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问路
白夜
到了广东省清远县洲心人民公社，看到他们走的道路，踏踏实实，生产搞得挺好。这在生产图表的红箭头上，指示得很清楚。
年份 收获量
一九五八年 二千七百万斤
一九五九年 三千四百万斤
一九六○年 四千二百万斤
从洲心人民公社可以得到什么启示呢？那就是事事要向群众请教，向群众问路。人们个人的实践，自己去看，去试验，去观察，去接受教训，去总结经验，这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事事都靠自己去实践，不必要，也不可能，这就还需要问别人。当年孔夫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在经过卫国的路上，就曾派子路去向两个名叫长沮、桀溺的农夫“问津”。他还到洛阳去向老聃问礼。孔夫子可以说是“每事问”，才懂得那么多。我们要作好工作，也应当具有“每事问”的精神。
向谁去问？“靠水识鱼性，近山懂鸟音”。在农业生产的道路上，自然要去问生产队里的农民群众，特别是那些基本群众，那些有生产经验的老农。农民，特别是老农，在农事中活动多年，自然知道得多。我国有句俗话，“家里有个老，胜如一件宝。”这就是说老人懂得多的意思。一个支部书记说，他们生产队里九个队委，除了一个是四十三岁，其余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要是不向老农请教，生产怎么能搞好？”这是非常真切的体会。洲心人民公社在种早造稻的时候，计划全面晒田。这条道走得落实不落实？他们去问老农。老农指点道：“晒田很好，就是沙质田、黄泥田，可不能晒。晒了以后，便会把水份蒸发掉，土层板结，影响晚造产量。”公社党委根据老农的意见，改变了原来的晒田计划，避免了因为晒田不适当而造成的损失。
向群众问路以后，还要有一个分析判断的过程。这也就是说，经过了调查，还要研究。洲心人民公社党委对于一切生产指标、措施、耕作制度、作物种植的分配，都要先自己研究，看这条道儿怎么走法，再到群众中去问路，问了以后，自己再研究，以后再到群众中去问路。他们在订晚造育秧计划时，最初是每亩二十三斤，秧期五十天到五十五天。群众讨论了这个计划，认为只要做好了疏播，育壮秧，每亩播十八斤就行了。秧期也要根据不同的品种决定。公社把这个意见集中起来，加以研究，作了修改后，又放到下边去，再因地制宜地执行。这样几上几下，反复揣摩，路就走踏实了。问路，就是调查。调查情况，了解情况只是调查研究的一部分，它的另一部分就是分析研究调查来的材料。只做调查了解情况的工作，不下具体分析研究的工夫，就失去了调查的意义。调查为研究作了准备，提供了材料，研究以后再付之实行，就成为调查的结果。调查必须仔细，研究也应深刻。只有这样，才能把群众的分散的意见，集中成为系统的意见，才能对于工作有好的处理。应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庞杂的情况，是必不可少的。问路时，听了好多说法，有的说走东南，有的说走西北，也不好好判断一下，就走开了，这等于不问，哪里能把路走得踏实呢？
向群众问路，就要虚心，要放下架子，群众才会本本原原地告诉你。例如：上巷生产小队去年计划不周，秧地没整好就浸了种，谷种发芽，还没地种。支部书记刘金池去找老农刘水木商量。刘水木慢条斯理地说：“有你们青年人，还用来问我？”刘金池说，“过去我们没同你老人家商量，是不对的。你知道，我们后生有几斤力气，可是生产上还有许多东西墨墨黑，还得请你指点呀！”刘水木把目光放在那张真诚的脸上打了几个圈圈，爽朗地笑道，“有这份心思就好了。你这样吧！即刻把稻种摊开晾，发芽就慢了，可以迟上几天，不就赶上了。”这样一来，挽救了二千斤谷种。洲心人民公社二十二个党委委员，就有十四个到生产队兼任书记，各级干部下放到生产队当副队长的，有一百三十人。他们个个都有劳动手册、锄头、粪箕、蓑衣、搭肩布……。他们与群众一个样儿，平易近人，同甘共苦，待人和气，向群众问路，群众自然无话不谈，有言必尽。“放光大路走中间”，只要虚心，群众就会帮你选好康庄大道。
毛泽东同志早就告诫过我们，“在革命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物，还有许多困难。”同时，他又告诉我们，“我们要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不承认困难，不敢同困难作斗争，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洲心人民公社在前进的道路上，人们深深记住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因而能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他们说，“不学习，心中就黑古隆冬；学习了，心中就大放光明。”
领导农业生产的道路，领导一切经济工作的道路，都是很曲折的。我们只要不断问路，事情就好办了。了解情况是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是党决定实际政策的依据。而问路，也就是调查研究，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调查研究，去同群众商量，找出了客观事物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就会踏踏实实，迅速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