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2月21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谈天体演化学中的若干问题
戴文赛
自然科学中有一些较基本的问题,如人类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地球的起源和天体的起源等等,是大家都感到兴趣的。前两个问题属于生物学、古生物学和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后两个问题则属于天体演化学的研究对象。
天体的起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提出来讨论,可以说是从康德(1755年)和拉普拉斯(1796年)对太阳系起源问题所提出的学说开始。十六世纪中哥白尼提出的地动说,肯定了地球只是太阳系的一个行星。十七世纪望远镜的发明为天文观测技术的发展打下基础。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和数学分析方法的发明则为力学的发展打下基础。康德和拉普拉斯的学说便是在当时观测资料基础上运用已掌握到的力学原理建立起来的。地球既然是太阳系的一个行星,太阳系起源问题如果解决,地球起源问题当然也就解决了。研究天体(包括地球在内)的起源和演化的科学,称为“天体演化学”。
关于太阳系起源的不同学说
在整个十九世纪里,天体演化学没有多大发展。二十世纪开始以来,天体演化学以愈来愈快的速度发展着,主要原因是生产水平的迅速提高,提供了越来越有力的天文观测工具。
不能否认,天体起源和演化问题是很困难和复杂的问题。地球自从形成到现在,已有几十亿年的历史(最近估计为四十五亿年左右)。天体离我们是那末遥远,能观测到的天体的数目又是那么庞大,并且还在不断增加。要写出各类天体发生发展的历史,这无疑是十分艰巨的任务。这方面的研究还密切联系到哲学上的一些根本问题。几千年来,人类在认识宇宙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斗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剧烈斗争。几十年来,天体演化学中每一个研究成果,都证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性。
地球是太阳系的一个行星,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天体。太阳是千千万万个恒星中的一个。研究地球起源必须研究太阳的起源,而对太阳起源的研究也不能孤立进行,必须同时研究一般恒星的起源和发展。只有这样才符合辩证法和从事物的联系中看问题的要求。
本世纪内提出的十几种太阳系起源学说中,有一部分被统称为“灾变说”。主要论点是:太阳和其他恒星的运动方向是多种多样的,因此有时会发生两个星相碰或者走到彼此很接近的位置然后又离开。在某一个时候,有一个恒星走到太阳附近,使太阳上面生起极大的潮,一股气体被拉出来。后来那个恒星离开了,从太阳上被拉出的那团气体则环绕太阳转动起来,逐渐凝结成太阳系的各个行星、卫星。
两个星互相接近或者相碰,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根据恒星在空间里的密度(这种密度很小)和运动情况,可以计算出两个恒星互相接近到能产生很大的潮,概率是很小的。十几年来,天文学上的一个重要发现,使得大家更不赞同灾变说,那就是在十来个恒星的周围发现了看不见的“伴星”。这个重要的发现说明了太阳系绝不是宇宙间唯一的行星系统,地球以外,具有生命存在条件的天体一定是很多的。灾变说也就愈来愈站不住脚。
目前多认为太阳系的行星、卫星是从弥漫物质形成的。当然,这并不是简单地回到康德和拉普拉斯的星云学说,而是沿着相同的方向发展。这个问题目前正处在百家争鸣时期。争鸣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结为这样两点:形成行星、卫星的弥漫物质是怎么来的,以及这团弥漫物质是通过什么样的物理过程形成行星和卫星的。一些人认为,先有太阳,太阳在空间里运动时遇到了一大团的弥漫物质,俘获了其中的一部分,主要是固体质点,也有一些气体。这些质点环绕太阳转动的轨道起初是多种多样的。相碰的机会很多,便逐渐结合成行星和卫星。苏联施密特及其学派的主要论点就是这样。另一些人认为形成行星、卫星的弥漫物质仍然可能是从太阳抛射出来的,但不是按照灾变说所提出的那种方式。他们认为过去太阳的质量和光度比今天大得多,自转速度也比今天大得多。有一段时期,太阳抛射出很多气体物质,再加上原来存在于太阳周围空间的一些弥漫物质(包含着固体质点),便逐渐形成了行星、卫星。更多的人则认为太阳和行星、卫星都是从同一团弥漫物质形成的。但对具体形成过程的看法还有很大分歧。目前多认为这团弥漫物质已经包含着气体质点和固体质点(尘粒),是一个“气体尘埃云”。多认为太阳是首先形成的天体。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学说能够令人信服地说明太阳系的各种特性。也就是说,太阳系起源问题还没有解决。正因为如此,一些唯心主义学者就走到不可知论的泥坑中去。太阳系起源灾变说的主要提出者英国科学家金斯,研究天体演化问题数十年,最后这样说:“研究天体起源的天文学家永远不会相信自己的研究结果。他们能够做出的唯一可靠的结论就是天体演化学没有一点确实可靠的地方。”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认识是一个过程,每一时代对宇宙的认识都被那一时代的生产水平、观测技术和科学理论水平所局限,因此常常不是全面的、完整的、绝对正确的。任何时代对某一问题所得出的结论可能是完全错误的,以后需要抛弃;但也可能包含正确的部分。这种正确的部分就是相对真理,即绝对真理的一部分。世界是物质的,宇宙万物都是不倚赖人们的意志的客观存在,并按照客观规律发展。世界上没有任何不可认识的东西,只有尚未认识的东西。近年来出现了两种研究天体的新武器,一是射电天文学,一是宇宙航行。这将大大加速我们对其他行星以及卫星、流星的结构的了解。
每个恒星都有它发生、发展和衰亡的阶段
晚上在天空出现的光点,除了极少数以外,绝大部分都是自己发光的恒星。以前的人以为恒星是不动的,永恒不变的。这个看法一直到十九世纪还占上风。天体演化学的进展完全粉碎了这种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今天每个天文工作者都不能不在事实面前承认,没有任何一个恒星是永恒不变的。每个恒星都有它的发生、发展和衰亡的阶段。研究成果完全证实了恩格斯的话:“不论是太阳或星云,个别的动物或动物种属,化学的化合或分解,都同样是暂时的,……除永恒变化着的、永恒运动着的物质及其运动和变化所依据的规律外,再没有什么永久的东西。”(《自然辩证法》第20页)
二十年来一个重要的发现是确定了太阳和其他恒星的能量来源于这类天体内部进行的原子核反应。这样就把宇宙过程的研究和微观世界物理过程的研究密切联系起来。原子能这一概念,正是首先在研究太阳和恒星的能量来源时建立起来的。太阳和绝大部分观测到的恒星的能源就是氢核聚变成氦核的热核反应。热核反应的速率同恒星内部的物理条件有密切关系,一般说来,质量愈大的恒星,内部温度愈高,核反应愈快,演化速度也愈大。通过对各类恒星在空间的分布情况和运动情况等等的研究,确定了恒星在年龄上有很大差别。年轻的只有几十万岁,年老的有几十亿岁。太阳的年龄估计在五十亿岁左右,算是比较老的,但比它更老的恒星还非常多。太阳内部的氢消耗还不到一半,还可以维持几十亿年。氢快消耗完的时候,内部就将收缩,而外部则膨胀,光度随体积增加,但到一定时候,光度和体积都将减小。目前太阳内心的温度约一千五百万度。内部氢全变成氦以后,由于内部收缩,内心温度将升高,到达一亿五千万度时,氦核可能聚变为碳核。温度和压力继续升高,可能形成更重的化学元素,一直到铁。条件适合时还可以形成比铁更重的元素。这就是近几年科学研究成果所描绘出来的太阳的图貌。在短短时间内,就获得这样辉煌的研究成果,是对不可知论的一个重大打击。
关于“宇宙膨胀”问题
星系的研究,在观测和理论方面都比恒星更困难,牵涉到哲学观点上的问题也更多。太阳和绝大多数目前能观测到的恒星所属的星系叫做“银河系”。它包含一千亿个左右的恒星。从银河系的一端到另一端有一百亿亿公里,光线或无线电波需要走十万年。穿过星际空间,可以看到其他的星系,叫做“河外星系”。河外星系数以百万计。和恒星一样,星系也结合成大大小小的集团,有三五成群的,有上百上千个聚成集团的。
三十多年前发现了一种奇怪现象:银河系以外的星云光谱,多少有些向波长较长的方向移动(所谓的红移)。例如,当光源和仪器彼此以某种速度分离的时候,光谱就会发生这种移动。而且光源和仪器相互分离的速度越快,光谱的移动就越大。河外星系离我们愈远,它的光谱线的波长比正常波长大得愈多,即谱线向光谱红端位移得愈多。这种河外星系谱线红移现象引起了很多的争论。由于对星云光谱的红移找不到其他任何解释,所以科学家们一般倾向于把光谱的这种移动说成是由于星云离开了我们银河系的中心,星云的位置愈远,它离开的速度也就愈快。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学者便提出了“宇宙膨胀”说等唯心论点。这是企图推翻空间无限性、世界无限性的观念的一个尝试。近年来又有人进一步把宇宙膨胀同天体的起源演化联系起来。他们的主要论点归纳如下:
一派认为整个宇宙的物质最初聚于一个很小体积里。在某一时刻发生了极其剧烈的爆炸,物质向四面八方扩散,方向和速度相同的凝聚成恒星和星系。一直到今天,星系还在向外奔跑,跑得愈快的走得愈远,也就是位于膨胀宇宙的靠近边缘的地方。按照这个观点,宇宙是无限的,但物质是有限的,在时间上也有一个开始。属于这一派的比利时神甫勒玛特认为,宇宙的开始是一个质量很大的“原始原子”(或“原子祖宗”)由于放射性蜕变而形成了整个宇宙。与此同时,原来非常小的空间也开始“空间膨胀”。他们还声称,好像这个“原始原子”是由上帝创造的,并且是根据上帝的意志开始膨胀的。他和这一派的一些其他学者都或明或暗地宣扬宗教唯心论,把原始超密物质爆炸称为“创造的行动”,把那一时刻称为“创造的时刻”。梵蒂冈教皇在1951年11月22日的讲话里,对宇宙膨胀说赞扬备至,公然声言这直接引到了神的存在。
另一派虽然也同意宇宙在膨胀着,但不同意宇宙物质只有最初集聚于一个小体积内的那些。如果物质只有当初那一些,由于膨胀,物质的空间密度应当愈来愈小,但观测结果证明,一直到观测范围的边界,星系的空间密度还是大致一样的,这表示星系是均匀分布的。他们据此作出了一个基本假设:宇宙在空间上是均匀的,大型结构到处一样,而且不随时间改变。宇宙既然在膨胀着,星系平均空间密度怎么能保持均匀不变呢?为了要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提出物质不断从虚无中被创造出来的论点,并强调物质不是从其他形态转化过来,而是不折不扣地从虚无中产生出来。他们还认为被创造出来的物质就是氢原子。这个学说的创始人之一的英国天文学家霍伊耳说:“物质不从任何地方来。它自己出现——被创造出来。在某一个时候组成这些物质的原子不存在,在另一个时候它们存在。这似乎是一种很奇怪的想法,但在科学中不管想法如何奇怪,只要它能起作用就行了。”这是实证主义、唯心主义的观点。客观存在的物质只能由一种形态转变成另一种形态,绝不能无中生有,绝不能从非物质产生出物质来。如果在星系际空间有新的氢原子或某种基本粒子在不断地产生,它们也只能由物质的某种形态——可能就是光量子,也可能是场粒子或引力波,或其他尚未发现的物质形态——转变过来。遥远星系的平均空间密度是否各个方面都一样,是否和我们周围的密度也一样,由于观测困难,误差很大,资料缺乏,目前还未作出肯定解答。就在这一不可靠的事实基础上,这个“稳恒态学说”肯定了物质可以被创造,而初产生的物质正好是氢原子,都是荒谬的。
目前苏联和其他国家的许多天文工作者认为,在今天能观测到的空间范围(其半径约四十亿光年)内所有的天体可能属于一个庞大的天体集团,称为“总星系”。宇宙是无限的,我们这个总星系以外一定还有无穷多的总星系。我们的总星系到底有多大,这一点目前尚未确定,其边界可能超出今日的观测范围,也可能超出不多。现正期望宇宙航行的科学研究工作来解决这个问题。宇宙膨胀说和稳恒态学说的一个重要错误,是混淆了总星系和宇宙。星系谱线红移很可能表示我们的总星系在其发展过程中目前正处于膨胀阶段,以后也有可能收缩,形成“脉动”。总星系的全部物质过去一度集聚于很小体积内,处于超密状态,后因爆炸而分散,这也是完全可能的,也是符合唯物主义观点的。
天体演化学和生产实践的关系
天体演化学的某些研究工作,可能同今天的生产实践不发生直接联系,但是这种研究是必需的。正如陈伯达同志所说的:
“关于天文和数学的某些研究,可能是与今天的生产实践不一定有直接的联系,但在天文和数学上研究了许多东西,那就能够帮助各方面的科学研究上的进步和发展,扩大科学的眼界,从而也就能对农业工业的发展起作用。关于其他自然科学部门的某些研究工作,也是这样。所以,有些理论工作,今天就可以和生产实践发生直接的联系,但也有一些科学的理论工作今天与生产实践没有直接的联系,只有间接的联系,或者今天没有联系,可是明天会有联系。”(《在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会上的讲话》)天体演化学同其他自然科学部门一样,应当以改造客观世界为目的。初看起来,远在千万亿光年外的天体的发展史似乎同地球上的实际问题风马牛不相及,事实也不完全是这样,它们之间也还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天体演化学可以很好地为地球科学和原子核物理学服务,并通过它们对一系列实际问题的解决作出贡献。宇宙过程的研究对物质结构的研究提供了许多线索,开辟了一些新的道路。上面说过,原子能的概念首先是研究恒星的能量来源时建立起来的。电磁流体力学是为了解决天体演化和天体物理问题而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它很快就被用到动力工业和其他科学技术部门去。宇宙线的研究是物理工作者的任务,但宇宙线的来源却是天体演化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地球科学上有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最后都归结为地球起源问题。大地构造、行星地貌、地球内部的化学组成、地磁的成因、火山的成因、空气和水的来源等等,都同地球的起源及早期演化情况密切相关。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地质勘探、地震预报、火山爆发预报、电讯交通及水土保持都有很大帮助。
由于天体演化学关系到哲学上许多根本问题,天体演化学研究工作者更应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为指导,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证实和丰富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批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各种天体演化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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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不破不立和先立后破
张沛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句俗话反映了人们一种革故鼎新、变革现实的愿望。
在社会革命中,不首先彻底粉碎旧的反动的国家机器,就不可能建立新的人民的国家机器。不打倒蒋介石,怎么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呢?在处理这种对抗性的敌我矛盾时,必须先坚决破之,然后才能谈到立。
在意识形态的领域中,不破除旧的,新的也不能巩固地确立起来。不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就不能在最广泛的群众中,大兴无产阶级思想。不进行这种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要想巩固自己的思想阵地是困难的。根据同样的逻辑:不破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就不能立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不破形而上学,就不能立辩证法。当然,这种意识形态的破和立,是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破旧的过程往往也是立新的过程。破旧,推进立新。立新,也促进彻底地破旧。
不破不立,不塞不止,这是人们从变革现实的长期实践中取得的经验。但并不是一切事物的破和立之间的关系都是等同的。不能把社会革命中处理对抗性矛盾时的先破后立的规律套用到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活动中去。不能把不破不立,引伸为一切事物的变革都必须经过先破后立的过程。拿社会主义企业中的规章制度的改革来说,就不能用先破后立的办法来实现。
企业的规章制度,体现了企业内部的生产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基本相适应的,但又不完全相适应。当某些规章制度束缚了生产力,或者由于生产状况的某种改变,规章制度必须要有相应的改革,才能适应生产的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
问题在于怎样改。是先破后立呢?还是先立后破呢?许许多多规章制度改革得很好的企业的经验说明:改革规章制度应当先立后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科学的经验。
现代化企业是成千上万的工人、许多工序、大量的机械设备组成的。要使整个企业高效率地、有秩序地从事生产活动,必须要有一整套科学的、合理的规章制度,特别是生产技术的规章制度。否则企业的领导者就无法指挥生产。规章制度对于现代化企业来说,就像战斗条令对于军队一样。由千百万人组成的产业大军,为了使生产活动准确进行,也必须有自己的“战斗条令”。
用新的合理的规章制度来代替旧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就好比先盖好新房子,然后再去拆除旧房子。(有些规章制度只是部分地不合理,因而只需要作局部性的改革,当然就不需要整个地拆掉“旧房子”了。)为什么不能先拆掉“旧房子”,然后再去盖“新房子”呢?这是生产的客观规律决定的。现代化企业的生产要求像军队一样地动作整齐,如果先破后立,那末在破和立之间势必有一段时间处于没有规章制度的真空状态。而现代化企业,每天、每小时、每分钟,都不可没有规章制度。如果破了旧的规章制度,而并没有新的规章制度去代替它,这就在实际上取消了规章制度。战士们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战斗,仗一定是打不好的。比如,取消了旧的安全生产规程,又没有新的规程代替,就很有可能发生事故。一旦事故发生,轻则影响生产,重则破坏生产,这就违背了我们改革规章制度是为了促进生产的这个根本目的。所以,原有的规章破了,如果一时还没有新的去代替,应当立即恢复原有的规章制度。
破了旧的规章制度,一时还立不出新的规章制度,这说明了什么呢?很明显是我们在新的情况下,对生产的客观规律,还没有认识和掌握,或者没有完全认识和完全掌握。也就是说,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不成熟的果子摘下来并不好吃。条件不成熟的事情,急着去办,也是一定办不好的。
不破不立。旧的一定要去,新的一定要来。但应当从实际出发来处理破和立之间的关系。不能不加分析地把各种事物的破和立的过程混同起来和等同起来。
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这句至理名言,对于正确地改革规章制度,正确地处理破和立的关系,也是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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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要熟悉中国近代史
刘大年
二十年前,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和其他著作里就一再号召我们,要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要研究中国的历史,要研究中国的现状。他坚决斥责对中国历史漆黑一团的现象。毛泽东同志指出:
“学习我国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2页)中国近代史是学习、研究历史必然碰到的一个课题。这里说的近代,是指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整个这个时期充满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它和当前生活的联系最为密切。中国有句老话:“执柯伐柯,其则不远”。熟悉我国的近代,对我们的关系可以说就是这样。
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里有最深刻的说明。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指出:“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0、626页)在这里,两种过程就是两个对立面的斗争和发展。一面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加在我们头上的无穷无尽的民族压迫、阶级压迫,一面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英勇的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这是中国近代史两个主要的方面。为了不忘记我们的民族苦难,阶级苦难,激发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革命斗志,为了发扬爱国主义,坚持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并从中汲取斗争的经验,我以为学习、研究近代史首先应当熟悉这两个方面。并且要懂得它的实质,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
近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近代的中国农民阶级、工人阶级是苦难重重的阶级。从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到美国被赶出中国大陆,帝国主义统治了中国一个世纪还多。帝国主义在这个时间里把中国由一个独立国变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民族工业只有极其微弱的发展。农村里百分之七八十的土地归地主富农所有。工人农民终年劳动不得温饱。工人农民根本没有政治权利。他们无法生活下去被迫起来反抗,就遭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最野蛮的屠杀。太平天国时有个外国刽子手就承认,中外反动派屠杀中国人民的残暴行为,即是在古代罗马的史书上也不曾见过。而这类的事实,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到处都可以找到的。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形容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是:又贫穷又富饶,又强大又软弱。中国的情形几乎是同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一模一样。残酷的民族压迫和剥削,残酷的阶级压迫和剥削,就是近代中国贫穷、软弱的根源。
凡此一切,虽然只是中国近代史上黑暗的一面,却是不应当忘记的一面,民主革命胜利了,我们的斗争并没有完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种革命,在取得胜利以后就可万事大吉,高枕无忧。谁认为有这样的革命,谁就不仅不是革命者,而且是工人阶级的死敌。这样的革命从来没有过,甚至次等的革命,即只把政权从一个有产者少数转到另一个有产者少数手中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是这样的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47页)目前在我们面前摆着的,就有许多艰巨的任务。反对地主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分子企图复辟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包围、进攻,迫使我们要进行严重的反帝国主义斗争。我们要按照党的总路线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而奋斗。现在二十几岁的人一般都没有经过民主革命阶段的斗争锻炼,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对他们已经是陌生的。再年轻些的人对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就知道得更少了。十几年来我们又是生活在和平环境里。资产阶级思想有滋长的沃壤,艰苦生活容易忘掉。《以革命的名义》电影里有句话讲得很深刻:要想想过去,忘掉了就是意味着背叛。不要忘记过去,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加在我们头上的民族压迫、阶级压迫,不要忘记我们民族的苦难、阶级的苦难。
近代中国是一个处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的国家。我国人民是无愧于六亿人口,五千年文明古国的英雄人民。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里,列宁指出:中国人民
“不仅会为自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痛心,不仅会向往自由和平等,而且会同中国历来的压迫者作斗争”(《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152页)。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自由和解放,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了整整一百一十年。革命战争很少间断过。全国规模的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进行了二十五年,全国规模的国内革命战争进行了三十年。平均每两年就爆发一场革命战争。中国人民的顽强斗争,使帝国主义不能实现其灭亡中国的迷梦,也不能保持它们的走狗的反革命王朝有比较稳定的统治。帝国主义走狗清朝政府经过太平天国、义和团的打击,最后为辛亥革命推翻了。代替它的北洋军阀政府只有短促的十六年的寿命。美帝国主义全力支持、集中国历史上黑暗反动之大成的蒋介石反革命统治,也只在风雨飘摇中维持了二十二年就被消灭了。完全如列宁所说,中国人民是善于同压迫者作斗争的,是真正伟大的人民。
大家知道得很清楚,所有那些斗争并非都是一帆风顺的。这些斗争都经历过严重的困难,都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取得胜利的。中国人民却从来没有为任何困难所吓倒。他们一向抱着革命的乐观主义和必胜信心。他们在凶恶的民族敌人、阶级敌人面前一贯地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革命大无畏的精神。三元里的农民用农具作武器与英国侵略军相搏斗。义和团群众以血肉之躯抵挡住外国军队的进攻。红军经过雪山草地,吃尽千辛万苦,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八路军、新四军在敌人后方的八年抗战,是在敌军反复“扫荡”中坚持下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用小米加步枪同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作战取得胜利的。每次斗争总有大批优秀人物、志士仁人从群众中涌现出来。中国近代史简直是一部长长的革命英雄传和一部长长的革命烈士传。而这许多先进人物、英雄烈士当然不是偶然出现的,他们是尖锐的阶级斗争,巨大的历史潮流推动产生的。恩格斯在评论拉萨尔的一个剧本的时候说过:“主要的人物事实上代表了一定的阶级和倾向,因而也代表了当时一定的思想。他们行动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里,而是从那把他们浮在上面的历史潮流里吸取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出版,第12页)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就是把近代中国的革命英雄、先进人物浮到面上来的历史潮流。他们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上进行着不同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把贫困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富强的中国,则是他们共同的要求。千千万万的人在斗争中牺牲了,他们的牺牲又唤醒了愈来愈多的群众去进行斗争。群众的革命英雄主义又保证他们在战斗中踏着英勇牺牲的同志们的鲜血前进。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中国一百一十年的统治就是这样被推翻的。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是这样才取得胜利的。爱国主义必须发扬,革命传统必须保持,近代史是这方面一部最生动、最深刻的教材。
革命的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艰苦曲折的斗争中,受到了极大的锻炼,积累了广泛的经验。特别是人民民主革命时期的许多经验,不但有历史意义,并且有现实意义,不但在中国有意义,并且有世界意义。把所有各种斗争经验概括起来,最重要的就是一条:中国革命没有工人阶级、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取得了最后胜利。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农民战争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斗争,历次都给了革命敌人严重的打击,历次又都以失败而告终。五四运动以后,工人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局势为之一变。经过三十年斗争,全国人民终于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铲除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压在中华民族、中国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头上的大山。从此以后,我国历史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行程。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有了胜利前进的保证,这是琳琅满目的我国革命经验宝库里最根本、最重要的一条。近代中国历史反复考验、反复证明了这条真理。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们应当格外熟悉这条真理。
当然,中国近代历史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它与今天我们生活的联系,远不止上面讲的两个方面。近代中国历史就是近代中国的国情。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处处是从对中国国情。对中国近代历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出发的。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从过去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三卷到不久以前出版的第四卷,是对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全面总结。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研究和阐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必须熟悉中国近代的历史。近代史是全部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帝国主义侵略的条件下,中国社会内部产生了新的阶级,原有的阶级的面貌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资本主义是在这时出现的。中国工人阶级是这时成长起来的。各阶级在不同时间里的地位,各阶级相互间的关系,阶级斗争的发展,都极其错综复杂。而这些斗争,这些发展,自然又是遵循着一定的逻辑,有其客观规律的。毛泽东同志在论述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经验的时候指出:“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到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90——1491页)正确阐明中国近代史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是正确阐明全部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还有,今天的中国是昨天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中,有许多问题、许多斗争是昨天的继续。为什么我们必须遵循党所制定的总路线来从事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走其他途径去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为什么某些事物是眼前的状况,而不是另外一种状况,都有其发展过程,有其历史的因缘。人们不去深刻了解今天便罢,要深刻了解今天,正确地选择前进的道路,就必须从中国历史的发展中来考察,就必须懂得过去,懂得我国的近代。总而言之,为了今天,为了向前看,无论从哪方面讲,熟悉中国近代史,对我们是很需要的。
正因为它有现实的意义,毛泽东同志在号召我们学习中国历史的时候着重指出:
“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应当对近百年的中国史,“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98、802—803页)。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任务,现在我们必须很好地担当起来。我们只要摒除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束缚,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去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就可以在中国近代史这个领域里为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我国的学术文化发展、发愤图强事业作出有益的贡献。
直到今天,我国民主革命的历史结束了才十二年光景。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各方面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陆游在一首诗里写过两句话:“天开地辟逢千载,雷动风行遍九州”。只有目前我们真正是在经历着我国历史上这样一个从未有过的伟大时刻。愈是在这个时候,愈应当记住我国近代史上苦难的阶级、革命的人民,熟悉我国革命的经验,熟悉我国近代的整个历史。因为这样会百倍地增加人们为把我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变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的力量,更加踔厉奋发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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