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从阎立本观画想到的
任君默
医生能从脉搏中摸出一个人有病无病,病在何经何络,是轻还是重。音乐家能从琴音中了解一个人的思想情绪。会喝茶的人能从一杯茶水中品味出是西湖龙井还是黄山寿眉。这是“奇技”吗?可以说是;然而却不是“神技”。因为病、思想情绪、茶,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神仙幻化出来的东西;然而它又不是摆在桌子面上的、让人睁眼就能看到,伸手就能摸着的。你要想看到它摸着它吗?就得拿“功夫”来换。我们认识一件事物,探索一个问题,欣赏一件艺术品,读一本书,必须像医生、音乐家那样潜心默察,像会喝茶的人那样细细品味,才有可能深入到事物的里层去,摸到它,认识它。古语有云:“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深者观蛟龙”。你想观蛟龙吗?就得深入进去。深入,当然也不是那末轻而易举的。需要很大的韧性,反复地向里钻;否则,蜻蜓点水式地钻几下,浅尝辄止,顶多不过见到几只游虾,甚至会错误地把大海当成一面玻璃镜子:“大海嘛,原来不过尔尔!”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故事:唐代画家阎立本,有一次,见到名画家张僧繇的一幅画。第一天初看时,他的评论是“虚得名耳”;第二天再去看时,那印象就变了“犹是近代佳作”。第三天又去看时,竟叹为“名下无虚士”,而“坐卧观看,留宿十余日不能去”了。看,从“虚得名耳”到“名下无虚士”,而坐卧观看十余日不肯去,这该不是个细小的发展和发现吧!然而,倘若阎立本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细心观摩,而停留在第一次的“认识”上,弃之而去,那结果又是如何呢?
这个故事,实在引人深思,令人猛省。十九世纪,欧洲有一位大文学家福楼拜说过这么一段话:“任何事物里,都有未曾被发现的东西,因为人们用眼观看事物的时候,只习惯于回忆起前人对这事物的想法。最细微的事物里,也会有一点点未被认识过的东西,让我们去发掘它。”
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本来是无限的又是有限的,是一个认识过程。对于一件事物(比如一件艺术品),一个问题(比如农作物发生了严重的病虫害),想一眼就看透,一下子就完全认识它,那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即使只借助于前人对它的看法,也要经过回忆、搜索、咀嚼、消化,用一番“功夫”,然后才能对它有所认识,作出判断。而这些认识,也只是已被发现的、前人(包括你自己)对它的看法,这些看法,往往只是对事物的部分的,甚至是囿于成见的认识。世界上的事物,本来是错综复杂,千差万别,各有自己的特色的,最细微的事物里,也会包含着从未被认识过的东西。正如加里宁说的:“当你们独自阅览的时候,你们只了解到一面,即使了解了三面,还是没有了解到第四面;终于把四面全都了解了,哪知这东西不是一个平方体,而是一个立方体,却总共有六面。”那些从未被发现,被认识过的“面”,哪怕是极微小的东西,也需要拿出更大的努力去发掘,才能发现它,认识它。而一旦发现了它认识了它,也许你会像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恒星那样兴奋、快乐。
我想:假使阎立本不突破“只习惯于回忆起前人的看法”,如果不是发掘出画中的未被发现、未被认识过的东西,他怎肯坐卧观看,十余日不能去呢?阎立本是一位画家,画家观画,可谓驾轻就熟;然而尚且不能一下子就认识一幅画的各个方面。至于不是画家而观画,那就更不必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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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听从我的鞭子”
马铁丁文 华君武画
今年8月30日,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城在历史上第一次宣布把白人儿童的学校变为兼收白人和黑人子弟的学校,《纽约时报》说,“亚特兰大向世界宣布了一幅值得这个城市全体居民和全体美国人自豪的图景”。肯尼迪也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公开的“祝贺”。
亚特兰大这个拥有一百万人口的城市,有着十一万八千名黑人学龄儿童。但是在一百三十三个申请入学的黑人儿童中只录取了九名,他们被分配在四所白人学校里。据《纽约时报》报道,9月1日开学这天,学校门前广场上,站着教务主任、警察、便衣侦探和一支巡逻队,学校附近的道路上,还有武装警察骑着摩托车在巡逻,学校的屋顶上,也停着直升飞机。在所有白人学生进入学校十五分钟之后,这九名黑人儿童才被允许进入学校。 (新华社消息)
十一万八千名黑人儿童中,只有九名能进学校,这且不去说它;白人学生进校十五分钟之后,才准黑人学生进校,这也不去说它。可称“今古奇观”的是:为了九个儿童入学,用了警察、侦探、巡逻队、摩托车、直升飞机……
所有这些,是参加九个小学生入学的庆贺大典吗?不像;
所有这些,是防止九个小学生图谋不轨,武装暴动吗?也不像。
据我看:剩下来只能有一个解释,在九个幼小的黑人心灵上,乃至所有美国黑人的心灵上投下一个暗示,曰:
“听从我的鞭子”!
据我看:为了九个小学生,如此兴师动众,确好证明:那鞭子也就未必像魔鬼们自我吹嘘的那样有力量!(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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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助手
——农村书简
崔道怡
那天晌午,我正在考虑怎样解决村上那架出了毛病的汽油机的问题,忽然,听到门外有人嗵嗵嗵地走过来,接着,门帘子叭搭一声响。我以为是那个机手,一个楞冲冲的小伙子来了。他主张把机器送县机修厂大修,再不就新买一个。我摆好架式,准备好好跟他谈谈:尽可能自己动手把机器修好。谁知来人却是个十七八岁的姑娘。高个儿,团圆脸,粗壮结实,脑后拖两根黑亮的大辫子。我不认识。
“老崔同志,我来报到,我就是助手。”她兴冲冲地说。
“助手?”我一时没弄明白。
“啊,机手的助手。”
我明白了。“你就是武秀花?”
武秀花,前几天刚刚回乡的中学生。到村那天,她就给党支部和队委会写了一封信。我看过的:她要求给机手当个助手。
“批准了?好啊。”我说,“见过机手了吗?”
“气死人了!”武秀花一屁股坐在条凳上,“我去找他,他直眉瞪眼地上下打量我半天,说:‘倒是听说派给我个助手,就是你?’我说:‘就是我!怎么啦?’他说:‘这活又脏又累,你干得了这个?’我说:‘怎么干不了?你能干我就能干!’他说:那你就请回吧,这个我也不干了,除非送县大修,最好是买个新的。’——他不信任我,我没意见;他要不干,那可不成!你还不去管管他!”
我跟她去了。可是半道上大队会计截住了我,等我赶到地头机井窝棚那儿的时候,听见武秀花正跟机手吵架哩。
“没跟你说吗?那不行啊——”机手没精打采地说,“要能干我还不干嘛?这‘气人机’,反正我算是玩不转了。”
“我就不信!”武秀花一扭身径自走到机器那儿去了。
当然,我一来,“管了管”那个机手,于是我们三个就干起来了。我们把机器拆了,装上,试试,不行;又拆了,装上,试试,还不行!机手越干越生气,噘着嘴,一声不言语。而武秀花却越干越来劲儿。为了稳住那个已经松了螺丝的破输油嘴子,她一直用手把住它发动机器。
我们一直干到晚上,总算弄出点眉目,找出了机器的一系列毛病:汽缸漏汽,输油嘴根本不能用,通风的活门也不活了……机手泄气地说:“我早就说过,这赔钱货非送县机修厂大修不行!”武秀花接着他的话说:“大修,那得多少天!我看哪,咱们还是得自己动手改造世界!”
第二天一早我到公社开会去了,傍晚才回来。路过玉米地的时候,却见那个机手正挑了一副特大号的水桶点种哩。
“咳!你这是怎么回事?秀花呢?”
“秀花?”机手把挑子往地上一搁,“她跑了!”
“跑了?”
“昨个夜里她还去找我,叫我上南庄去借输油嘴子。我说机器坏到这个份儿上了,光一个输油嘴子顶屁用。她说你甭管,明天一早你的任务就是去借输油嘴子。今个一早我去找她,她妈说她起五更就走了,回她那宝贝学校了!”
我想,你也不会相信武秀花是真的跑了吧?她是在当天晚上回来的。我都准备睡了,她突然急急敲着窗子兴奋地叫:“老崔老崔!我回来啦!我‘取经’回来啦!咱们的机井有门儿啦!”
原来她昨天一夜没有睡好,想来想去,决定亲自进城去“取经”。天不亮就爬起来到学校找她的物理老师去了。老师又陪她到了机修厂。机修厂的工人把一部新的汽油机拆开来耐心地教他们。他们整整学了一天。到傍晚她买了机器上缺少的零件和一把扳子。
我们把机手从睡梦里叫醒,点上马灯,又干起来。这一夜可跟那天下午不同。那天下午是碰到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这夜是问题解决了一个又解决一个。最不同的是机手,看着机器一步步有起色,他的信心也提高了。兴致一高,他竟把脱下来的小褂搭在热机器用的小柴火炉旁了。武秀花这回没有笑他,她不怕烫手,从火里把小褂抢了出来。
就这样,我们干到后半夜,终于机手听着机器的响声很内行似地说:“嗯,这回么,还可以。”
快黎明的时候,天有些凉,机手找不见他的小褂了。“咦?我的小褂呢?我出来的时候,是穿着小褂的吗?”
我再到机井那儿的时候,天已大亮,那个机手,穿着刚刚缝补好的小褂,像个守卫似的神气地看着那座??歌唱的机器。水像喷泉一样从龙头里射出来。
……后来,机手特意找了我一趟。我没等他开口,先笑着问他:“怎么,小褂找到啦?”他嘿嘿笑着说:“是秀花给补的。她比我行,叫她当机手吧,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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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中国儿童剧场”说起
罗英 朱漪
北京“中国儿童剧院”附属的“北京剧场”最近已改名为“中国儿童剧场”。对儿童福利事业最为关怀的宋庆龄副主席虽在病中,还欣然为“中国儿童剧场”题了字。这是首都少年儿童的一件大喜事。孩子们有了第一座自己的剧场。
“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在说话,请你现在就开花。”许多孩子都会背《马兰花》中马郎说的这段话。这几年来剧场接待了几十万少年儿童观众,有些孩子一个剧目看过三、四次以上。孩子们都知道儿童剧院的戏都在“北京剧场”演出。不过他们不感到自己是剧场的唯一主人。成人中却有许多不知道北京剧场是专为儿童演出的,有些根本还不知道有个儿童剧院。打错电话时,常有这样的误会:“儿童医院?”“不是,是儿童剧院!”“医院?”“剧院?”儿童需要医院,也需要剧院、剧场。当然这里也说明剧场工作做的不够好。首先是服务方针不够明确。像电影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成人,结果成人票都是好座位,学生票反而是边座,因此家长带孩子来看电影时只能各坐一方。所放的电影也都是和一般影院一样,比如今年六一儿童节时放映的就是和儿童节毫不相干的《家》。改成儿童剧场后,方针就必须明确:要千方百计地为少年儿童服务,要让他们能够愉快地、舒适地欣赏戏剧、音乐、电影、舞蹈,通过演出使他们受到共产主义品德教育,丰富知识,提高艺术欣赏力。
上海早就设立了一座“上海儿童艺术剧场”,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他们真是用鲁迅先生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为孩子们工作的。各方面也都向剧场伸出支援的手,例如突然在演出中下起大雨来了,孩子们都没有带雨伞,剧场马上和公共汽车站联系,对方一听是送孩子,没有二话,几分钟就把车子开来了;虽然他们的工作时间早过了。我们相信首都各界也会不吝惜地伸出手来扶植和支援我们的儿童剧场。
更需要的是首都其他文艺团体的支援。首都有几十万少年儿童,而且孩子的兴趣是很广泛的,只是儿童剧院的演出是很难满足他们的要求的。孩子们是多么热切的想欣赏好戏、好舞蹈、好音乐。我们不仅希望首都的文艺团体都能到儿童剧场演出,还希望其他剧场能为少年儿童组织星期早场。各剧团、剧院能专为孩子们演出适合他们欣赏的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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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永不磨灭的印象》
许广平
今天我读到《永不磨灭的印象》(见19日本报第八版),使我又明白了一件事:
鲁迅到劳动大学讲课,确是被易培基两次三番亲自到寓恳请的。当时鲁迅初到上海,原想专事写作生活,教书的事,就不想了。不料易培基再三邀请,以“劳动”为招牌,而易与鲁迅,又经过在北京反抗黑暗统治,恢复女师大学校的一段生活,这时易还没有暴露出他的劣迹给鲁迅看到,又不知他请鲁迅去是有阴谋的,就上了敌人“可欺以其方”的大当,答应每周去讲学一次了。
从虹口区到劳动大学相距较远,鲁迅怕搭车时间掌握不好,教书会有失误,令学生久候不妥,这和他的守时习惯不符合的,于是要求每周学校从江湾派车到景云里寓里来接。易培基生怕此事发生变化,赶着说:“那好办,到时派我的车子来接好了”,就这样算是说妥了。
鲁迅到劳动大学讲课,每次我都跟着去听讲的,目的是得便领教一些。记得曾经去过两次:头一次是用易培基的专车来接的;第二次也来了,但稍为迟了些,令鲁迅好焦急地等待了一番;到第三周,车子干脆不来了,易培基也一直没向鲁迅查问一下为什么不来,鲁迅从此也再没有到劳动大学去教书。当易培基逮捕学生时,把用完的“招牌”就这样无理地撕去,在他是无足奇怪的。这不明不白,没头没尾的事件,却还是鲁迅第一次遇到。每一提起江湾有个劳动大学,鲁迅就想起这件不愉快的经过来了。
杜力夫同志这篇文章,揭发了劳动大学在易培基手里的黑暗残害,也告诉了今天我们的青年不要忘却在反动统治下的学校生活是无时无地不处在荆棘丛中般的,而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还有不屈不挠的张楚鹃和无数的像杜力夫同志一样的人们,亲自看到了新中国!看到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事业,有他们这一批人去创造,去担当,去努力,去建树,去开花,去结果,该是多么幸福而愉快!他们显示出来的力量永远教育着人们!
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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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撒网(外一首)
任彦芳
太阳张开了红色的翅膀
扑打起白洋淀层层波浪
公社的渔船像千百只梭子
要在淀里织出丰收的一网
撒圆的银网罩住了太阳
太阳哈哈笑着逃到天上
它把金色的羽毛丢到淀里
变成泼剌剌鲤鱼跳满船舱……
织席
苇眉子在姑娘的怀里跳荡
编织着白洋淀金色的阳光
太阳落山,星星落满大淀
片片阳光却留在了院场
缎子般温柔,金子般坚强
席子呀,去保护祖国的粮仓
因为它织着白洋淀的心意
到哪儿都经得起雨露风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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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大队的支部书记(木刻)
吴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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