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柠檬
〔苏联〕斯·安东诺夫
幼儿园的孩子们准备吃早饭,教养员安娜·谢苗诺芙娜大声说:“别吵啦,孩子们!”
食堂里安静下来了,只有华夏用指头弹了安德留沙的后脑勺一下,因为安德留沙刚才抢走了他的小马。
“孩子们,”安娜·谢苗诺芙娜庄重地继续说:“今天你们有柠檬茶喝!午饭有柠檬点心吃!谁知道柠檬是什么吗?”
孩子们没有回答。他们当中多数人不知道柠檬是什么。有几个孩子从大人嘴里听说过柠檬,但是不但没有吃过,而且连见也没有见过。只有廖尼亚·沃斯科符尼科夫一个人吃过柠檬。廖尼亚患扁桃腺炎的时候,他父亲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通过黑市从投机商那里弄了一个柠檬给儿子。廖尼亚怕人误会他是资产阶级,没敢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食堂里还是没有人说话。
那是1919年的春天,这是一个艰难的年代:到处是战争、饥荒和破坏,连饭也吃不饱。
“你们不知道吗?”安娜·谢苗诺芙娜问。“孩子们,这就是。”她伸开手,手掌里有一样浅黄的带小点的圆东西。
大家都盯住这阳光和土壤馈送的稀罕的礼物。有些人往前挤,想仔细欣赏一番。有些人两眼露出惊奇和赞叹的光采。食堂里现在变得很安静,连厨房里水流进锅里的声音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像苹果!”华夏第一个大声说,他已经忘记了和安德烈算账。
“像个大蒜头!”娜佳说。
“是甜的吗?”安德烈问。
“柠檬是酸的,孩子们,”安娜·谢苗诺芙娜回答说。“它们生长在很远的热带地方,是结在树上的。”
“是谁给我们送来的?”华夏问。
安娜·谢苗诺芙娜环视孩子们一眼,停了一下,然后说:
“是列宁给我们送来的。”
那时候,还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列宁是什么人。所以,孩子们问安娜·谢苗诺芙娜:
“他住在热带地方吗?”
“他是怎么知道我们的?”
“他是种水果的吗?”
安娜·谢苗诺芙娜把自己所知道的关于列宁的情况说给孩子们听,至于柠檬是列宁从什么地方得到的,她回答说:“这我也不知道,孩子们。”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鲍里斯·伊万诺维奇·卡瓦廖夫从遥远的高加索来到了莫斯科。他过去是工人,现在是红军的一个队长。他要向列宁汇报高加索的情况,那里正在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艰苦的斗争。
鲍里斯同娜杰日达·康士坦丁诺芙娜·克鲁普斯卡娅很熟悉。他给她挂了个电话,问她怎样去见列宁好。娜杰日达·康士坦丁诺芙娜请这位老同志到自己家里去。
鲍里斯来到克里姆林宫,随身带着一个竹箱子。那时大家都把这种箱子当皮箱用。
特洛依茨基大门的哨兵,检查了鲍里斯的会客证和证件,斜着眼怀疑地瞥了一下竹箱子。
“给列宁同志的!”鲍里斯明确地说。哨兵就让他带着竹箱进克里姆林宫去了。
列宁和家里的人住在人民委员会,进门的地方也有一个哨兵。哨兵又检查了会客证和证件,看了看竹箱,甚至提起来摸了一摸。
“给列宁同志的!”鲍里斯准确地重复了一遍,哨兵就让他进去了。
娜杰日达·康士坦丁诺芙娜亲切地接待卡瓦廖夫。卡瓦廖夫脱下大衣,把竹箱也放在挂衣架旁边。
在列宁回家吃午饭以前,客人和女主人已经互相叙说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列宁和客人见面之后,对客人的到来感到极大的高兴。
列宁一边请鲍里斯喝小米稀饭,一边详细地询问高加索的情况,想弄清楚应当怎么样帮助高加索的同志。
鲍里斯专心地听,回答问题,而脑子里总是翻来复去地想着一件事情……他发现,原来准备给四个人吃的最简单的午饭,现在平分给五个人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盘子没有盛满,娜杰日达·康士坦丁诺芙娜,列宁的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女工亚历山大·米哈依洛芙娜和他每人一份。看样子,他那一份比其他人都要多一些。
主要的菜是炖土豆,主人们每人只分得两个。鲍里斯也是两个,但是比别人的大一些。
“好吧,”鲍里斯想,“事已如此,看样子不吃是不行的,而且比你们吃得多。但是我不能不回敬点什么。”他想起了竹箱子。
竹箱里盛着柠檬,大概有一点五普特。
工人们和红军战士听说鲍里斯要去莫斯科,就决定托他带些柠檬送给列宁。列宁很需要吃柠檬:他不久前受了重伤,动过大手术,需要吃好一点,特别需要吃水果。
北高加索,库班,几乎整个顿河省都被邓尼金占领了,走到莫斯科不是那么容易的,何况还带着一个竹箱。
鲍里斯在路上病了,竹箱由一个也叫鲍里斯的小伙子看管着。以后在搜查时竹箱差一点给抢去了。在一次换车的时候,鲍里斯终于和竹箱一道落到了邓尼金匪徒的手里。幸好游击队袭击车站,他在混乱中逃出来了。
这一切现在都过去了,竹箱正放在列宁旁边。同志们的嘱托完成了……鲍里斯很高兴,私下里微笑着……
饭吃完了,话也谈完了,鲍里斯向主人道谢之后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现在请允许我把我们的工人和红军战士的礼物交给您。”
“甚么礼物?”列宁马上皱起眉头。
鲍里斯把竹箱提过来打开,马上喷出一种遥远的南国香气,这是一种新鲜的阳光的气息。
“好柠檬,好柠檬!”列宁边说边闻香味,坚定地告诉女工:“萨孃,马上把柠檬送到幼儿园去,马上送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知所措的鲍里斯·伊万诺维奇想反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要完成别人的委托……”
“对,对,孩子们需要柠檬,”列宁打断他的话。“把这一箱送给他们,只能这样办。”
女工费力地提起箱子,把它送到厨房里去了。列宁和客人道别之后也走了。
鲍里斯和娜杰日达·康士坦丁诺芙娜没有说话,听到列宁的脚步声在人民委员会的走廊里逐渐远了。
以后完全听不到脚步声了,鲍里斯叹了一口长气,感到很遗憾。
娜杰日达·康士坦丁诺芙娜也叹了口气。
“嘿,鲍里斯·伊万诺维奇,鲍里斯·伊万诺维奇,亏您是个军人!”她轻轻地说:“您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是柠檬,我会给他拿出一个来的。他多么喜欢吃柠檬啊!”
〔奈威夷译〕(附图片)
列宁(石雕) 苏联尼·托姆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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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所谓“木瓜之役”
——鲁迅在教育界的第一次战斗
林辰
鲁迅先生在1910年11月给许寿裳的一封信里,曾有这样几句:“木瓜之役,倏忽匝岁,别亦良久,甚以为怀。”这里所说的“木瓜之役”,是指怎样一回事呢?这是鲁迅最早参加的一次反对封建奴化教育的斗争,是他刚从日本回国,进入教育界以后不久的事;距现在已经有五十多年了。
1909年6月,鲁迅自日本归国,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这年冬天,原任监督(校长)沈钧儒辞职,由夏震武继任。这是一个以道学自命、极端顽固的人物。他到校的一天,要教务长许寿裳陪同谒圣(孔子),对学生“训话”,又大谈所谓“廉耻教育”。对于教员,他用当时官场下属见上司的“庭参”礼节,要他们各穿礼服到礼堂和他相见。鲁迅和其他一些教员,对他的教育主张已经不满,加上他对教员这样无礼,于是便相率罢教,全体向浙江提学使辞职,并搬出校舍,以示决绝。夏震武一面写信给浙江巡抚增韫,请求支持他的“教员反抗则辞教员,学生反抗则黜学生”的强硬手段;一面又指使随他来校的新教员和同乡学生,为他奔走,劝诱教员们复课。但没有收到什么效果,鲁迅等少数人的态度尤为坚决。因此对方给他们各起一个诨名,称鲁迅为“拚命三郎”,许寿裳为“白衣秀士”,想用旧社会中讼师常用的这种手段来打击他们。最后夏震武采用提前放假的办法,遣散学生,企图借此使各教员屈服;但因此引起杭州各校教员的反对,风潮有逐渐扩大之势,夏震武至此便只得辞职,鲁迅等胜利回校。因为夏震武顽固木强,教员们称他为“木瓜”;鲁迅信中所谓“木瓜之役”,就是指这次风潮。
从表面上看,这次风潮似乎是由夏震武对教员缺乏礼貌所引起,但骨子里却是一场具有政治意味的文化教育战线上的斗争。要明白这一点,我们须进一步了解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和夏震武的为人。当时正是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革命思潮汹涌澎湃,革命运动在全国各地逐步深入的时候;而夏震武却是一个拥护清朝统治,一生以“尊经”、“忠君”为事的人物。他以浙江教育总会会长的身分兼任两级师范学堂监督,到校之初,在对学生所作的“训词”中,就提出所谓“廉耻教育”的主张来麻醉学生,并大骂革命党,说什么“思竭一得之愚,以为诸生助,则终无以易廉耻教育之说。……神州危矣,立宪閧于廷,革命哗于野,邪说滔天,正学扫地,髠首易服,将有普天为夷之惧”。在被迫辞职以后,他又发表一通所谓《告两浙父老》,为自己辩护,说他:“提倡廉耻,忌者实多,遂致搆陷百端,谤议四起,足甫履校,教员相率罢课。”接着更说:“不意某报以诋毁震武之故,而诬及先朝,且污蔑先朝宫闱,此则尊亲之义,臣子之职,肝脑可涂,汤火可蹈,先朝之受诬,必不可以不辨。夫教育以德育为重,德育以忠孝为先,率天下为臣子者而教以尊君亲上之大义,此教育总会之职也。”连篇累牍,都是这样荒谬腐臭的话,充分说明他对清朝反动统治阶级,是怎样的竭忠尽智。他还在一篇题为《黄宗羲顾炎武》的文章里,模仿多尔衮的口吻,说清朝的天下,是“取之于李自成,非取之于明”。像这样效忠清朝,极端反动的人,当他来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时候,怎么能容纳鲁迅等人;而鲁迅等新自日本归国,具有民主革命和科学思想的人,又怎能同他合作共事呢?所以,这次风潮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它在对待清朝政权和封建文化思想的态度上,表现了一场新和旧、革命和反动的斗争。
这是鲁迅在著名的女师大风潮之前所经历的一次教育界的战斗,我们在研究他的生平时,也当给以应有的注意。
(注)文中所引夏震武的文章,均见他著的《灵峰先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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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影评

给小观众留些余地
——看苏联儿童故事片《活着的英雄》有感
 刘厚明
我们有些儿童影片,描写事件过程的详细程度,近于繁琐。这些影片的创作者也许出于好心,怕小观众看不明白,领悟不了其思想意义。其实,这样难免挂一漏万,因为好的艺术作品,总要给人留些探索、联想、想像的余地,使人在反复回味之中,受到启示和感染。如果把一切都说尽了,却往往适得其反,令人感到索然无味。
苏联儿童故事片《活着的英雄》,是由四个短片组成的。反映了几个不同时代的孩子的不同命运。在给小观众“留有余地”这点上,四个短片都做得恰到好处。
第一个短片《我们不用了》的小主人公尤茹卡斯,生长在革命以前。在一个严冬的早晨,他被“卖了”——离开了老师、小伙伴和父母,到富农家去放牛。影片只用了几个镜头,就把这个佃农的孩子当时的精神状态,揭示得很生动、很深刻。当亲人们送他上路时,父亲夸赞他说:“现在他不光是儿子,还是养活我们的人哪!”这时,我们看到尤茹卡斯瘦削的小脸上,现出自豪的微笑:“干活养家”就是这孩子唯一的、渺小的希望啊!他乘着富农的马车上路了。显然,在漫长的旅途上,他一直沉浸在幸福的感觉中,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希望。到了富农庄园时,已是薄暮时分,恰巧,以前给富农放牛的那个大孩子回来了,富农立刻辞退了尤茹卡斯。这时,他却向富农的屋里走去,要求第二天再走。但是,富农却冷漠地说:“不行,赶快走吧!”并且让他的儿子放开了凶犬……可怜巴巴的尤茹卡斯,孤零零地踏上漫长、泥泞的大道,渐渐消逝在田野的暮色里……影片就此结束了。影片里没有一点“外加”的东西,通过对尤茹卡斯的具体的心理描写,使观众认识而且同情了他。
在苏维埃祖国遭受德国法西斯匪徒蹂躏的年代里,千万苏联孩子和成人一起,投入了保卫祖国的神圣战斗,在斗争中成长了。《夜莺》就是一个。他装成傻子,跳着、舞着、学着夜莺唱着,把狡猾的敌人引进了游击队的埋伏圈,使游击队打了个漂亮的歼灭战。这部影片的对话极少,一句话往往发挥了十句话的作用。我只举一个例子。夜莺给敌人当
“向导”,敌人不大放心,半路上遇见个挤牛奶的妇女,敌人想让她证实一下,就问:
“喂,到苏尔马塔怎么走?”妇女不言声。敌人用棍子打她的手,再问,她仍然咬住嘴唇。于是,夜莺趁机说:“她是个哑巴!”敌人只好失望地走了。这时,那妇女说了一句话:“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这就是我对你们说的!”这句话是非说不可的,它使观众联想到许多意思:她不是哑巴;她为了避免暴露夜莺的计谋,才装做哑巴;她认识夜莺吗?不见得,但他熟悉游击队,熟悉夜莺这种小战士,因而两人能默契;人心向着游击队,举国同仇敌忾,到处给法西斯匪徒设下陷阱,他们注定要完蛋的……。
第三个短片《最后的枪声》情节非常单纯,寓意却很丰富、深刻。战争结束了,人们开始了和平建设,但是,难道从此再也听不到枪声了吗?不,残余的阶级敌人,时刻准备向人民报复。这样大的主题,是怎样表现的呢?人物只有两个:“土匪”和小女孩;主要场面也只有两个:废墟里和沼泽上。故事情节是土匪打碎了小女孩的天鹅蛋,小女孩追到废墟里找他算账;出于好奇心拿走了他的子弹。土匪发觉后追她,她已漂在湖中的天鹅窝上;土匪向她要子弹,她一颗一颗地扔给他。子弹掉在泥潭里,土匪东摸西摸,陷进泥潭,在就要没顶时,他向小女孩放了最后的一枪……。影片着重描写了这七八岁的小女孩的天真无邪的一面,她像一朵初开的小花那么纯洁、可爱;因此,对比之下,土匪的穷凶极恶的本质,就突出地、深刻地表现出来了。我觉得,给孩子看的影片,最难能可贵的是“深入浅出”,要做到这“深”与“浅”的和谐统一,创作者一方面要对主题思想有深刻发掘,另一方面也需要一番独具匠心的艺术构思。
土匪的枪声,惊起了湖上的天鹅。天鹅在天空飞翔——一群少先队员凝神注视着电视的屏幕。第四部短片《活着的英雄》就这样开始了。这部短片是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孩子,幸福的生活和崇高的理想的。小主人公维克斯和阿留斯,就坐在那群看电视的少先队员中间。从电影银幕到电视屏幕这一处理,创作者的意图是深远的:它将前三部短片和这部短片有机地联系起来,把这部短片的主题和全片的思想意义,突出了,深化了。自然有助于小观众理解全片,用不着作者再去代替他们“做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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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时间篇
〔苏联〕巴达耶夫
时间是什么东西?
那是我们国家的人民又变得更加优秀美丽……
老人和青年一样健壮有力。我们的眼光更加敏锐,
我们的爱情更加深沉!鸟儿歌唱得更加嘹亮,
头上的青天更加澄碧。花园——更加葱郁,
阳光——更加妩媚……时间是什么东西?
我们的时间奇妙无比!时间是什么东西?
那是黑夜变得与白昼齐明:安卡拉河上幸福的灯火
照亮了北方的参天古林。阿伽和鲍尔戈的草原上
布满了云片似的畜群,而在我们头顶
奔忙着钢铁的巨人。人们编唱着动听的歌曲,
那歌声传遍了万市千村……时间是什么东西?
我们的时间美好无比!时间是什么东西?
那是我们实现着宏愿,正在征服空前的高度,
创造亘古未有的奇迹。我们有力而且忠诚的双手
正牵引着友谊的彩线,缠绕住全球所有大洲,
与各国人民的手紧握一起。我们正在索取天上的钥匙,
揭开宇宙的千古奥秘……时间是什么东西?
我们的时间幸福无比!
(王人忠译自1961年8月5日苏联《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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