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文学要跑在时代的前头 巴金
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1956年）上我曾作过简短的发言，谈一些个人的感受。我谈到新中国作家的莫大幸福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生活在多么伟大的时代里，多么可爱的国土上，多么勤劳、勇敢的人民中间，在我们周围有着充实、多彩的生活；在我们前面展开更光辉、更美丽的远景。我们有取之不尽的丰富题材，我们有千百万爱护创作的热心读者。我们的作品在广大的群众中间起作用，我们自己在写作过程中也受到教育。我们跟着时代前进，时代推动我们前进，我们的作品也有可能推动时代前进。……我们正在做着我们的前辈作家所梦想不到的光荣事业……”整整四年过去了。今天，我觉得我有了更多的勇气和更大的信心。这不是因为我个人在这四年中有什么值得提说的成绩。恰恰相反，我并未好好地尽了作家的职责。然而连我也看得很清楚，这四年中间在我们祖国发生了多少惊天动地的变化，出现了多少移山倒海的奇迹。尤其是1958年以来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大法宝使我们祖国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高速度向前飞奔，使我们热浪滚滚的沸腾生活放射万丈红光。共产主义的光芒照亮了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前程。中国工人阶级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高潮在六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汇成了一片红旗的海洋。同时在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学花园中也出现了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繁荣景象。我们的文学事业也呈现出大跃进、大发展的新局面。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轰轰烈烈的群众创作运动吸引了千千万万的人；大量的、有民族风格、民族气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的新民歌创造了一代的诗风，鼓舞着全国人民齐步前进。像《红旗谱》、《创业史》等等群众喜爱的优秀作品接连地出版，态度鲜明、风格崭新的短篇小说大量地出现，使广大的读者受到了鼓舞和教育。更值得高兴的是不少有才能的工农出身的作者带着蓬勃的朝气和健康的感情加入了我们的队伍，给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注入了新的健康的血液。毫无例外，在有火热斗争的地方就有激动人心的诗篇。许多先进工作者刚刚放下生产工具，就拿起生花的诗笔。不少工农业战线上辉煌的成就和生动的事迹很快地就反映在文学作品中而传遍全国。表现惊心动魄的革命斗争和人民英雄的崇高品质与英勇气概的作品也已成为中国青年所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我见过汽车驾驶员在停车的时候专心阅读《林海雪原》；在遥远的红河自治州我还听见年青人热心地谈论《山乡巨变》和《青春之歌》；在个旧单身工人的宿舍里我看到了《百炼成钢》；在西湖湖滨垂柳下石凳上一个年青干部读着《红日》渡过他的星期天。我们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有着新的道德观的英雄人物常常是广大读者的忠实朋友和前进榜样。而且我还可以这样说，新中国的文学已经不止是全国人民热爱的事业，而且是全体进步人类的事业了。我们不少作家经常接到国外读者的热情信函。我们作品中出现的新人新事也鼓舞了国外读者斗争的勇气。我们的作品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一天天地在扩大。我们的事业一天天地在繁荣。在我们的宽广的阳关大道上，高举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的作家队伍不断地在发展，在壮大。这是多么壮丽的景象，这是多么光辉的前途！
我在这里首先描绘美丽的景象，无非说明我们作家的责任多么重大。既然人民需要我们，我们就应当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应当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必须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读者从来不会嫌好作品太多。好作品越多，产生的积极作用也越大。何况我们有六亿五千万人民！今天全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幼都献出全部力量来建设我们的祖国，我们这些所谓灵魂工程师更不应该落在后面。作家跟普通劳动者一样，只有在不断的实践与持续的劳动中得到锻炼。我们必须投到紧张的劳动中去，用劳动的成果来为社会主义的大厦添上一砖一瓦。我们必须不停地写，不断地炼，炼好我们的笔，赶上向前飞奔的时代，捉住时时刻刻大批涌现的先进事迹，把它们迅速地反映在我们的新作品里面。我们也要争取在文学事业中创造出惊人的奇迹。
我知道同志们不会责备我在这里片面地强调追求数量，因为快和多是完全可以同好结合起来的。而且首先就得批评我自己，我写得少又写得差。我们的生活是那样丰富多彩，斗争是那样激烈尖锐，意气风发的英雄人物成群结队地产生，他们的面貌非常丰满，事迹本身就十分动人。一个星期革一个命，奇迹一般地完全改变了一个工厂的面目。这样的生活就是完美的艺术品！当然，这是对那些肯到群众中去、愿意参加火热斗争的作家说的。只有在他们的心跟群众的心贴在一起，自己和群众共思想同感情之后，他们才懂得热爱我们生活中一切闪着共产主义光芒的东西，用极大的热情把它及时地、充分地表现出来。他们才能够精力充沛、才华焕发地描写新的事物，而且用他们优秀的作品来帮助新事物尽早地取得胜利。至于那些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对新事物熟视无睹的人，那些盲目崇拜古人和外国人、捧起几本十九世纪的名著凭吊旧生活的人，他们是看不到新事物的光辉的。至于那些贩卖修正主义货色、甘心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服务的人，在他们的眼里我们的气象万千的新生活当然会变成了“漆黑一团”，因为在我们生活里是没有他们的前途的。他们别有用意地叫嚷“写真实”，要求所谓“创作自由”，也无非想用他们的笔歪曲我们的现实来反对社会主义。这种阴谋诡计当然骗不了人们雪亮的眼睛。但是那些搞阴谋诡计、用种种手段向社会主义和人民文学事业进攻的人，也不会一遭痛击就缴械投降。所以几年来在文艺战线上进行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对所有的作家来说，都有重大的意义。我自己就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这些思想斗争使我的眼睛睁大了，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改造世界观的迫切需要。没有正确的世界观就不能掌握新的创作方法来表现新的人、新的生活与新的道德，就认不清什么是现实生活中的主流，就会把现象和本质混在一起，甚至于连新生力量和腐朽力量也区别不出来。现在大概不会有公然表示不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中国作家了。可是要用它来观察、体验、研究、分析生活，却不是容易的事，首先就得把自己脑子里那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完全去掉。我的脑子里就有不少那样的东西，虽然我不断地在跟它们作斗争，但是今后我还得作更大的努力。
我生在官僚地主的封建家庭里，在那个要闷死人的专制环境中整整生活了十八、九年，才有机会跨出那一道包铁皮的门槛。可是后来我又钻进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面。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就嚷着要突围出去，要改变生活方式。成都那个封建家庭早垮了，我在上海那个小资产阶级的圈子也并非铜墙铁壁，可是我自己一直没有勇气和决心。从这里也看得出过去的生活在我的身上日积月累地留下了许多东西。还有，我年青时候很爱读小说，古今中外的小说，好的坏的我都读过不少，我不加选择地阅读它们，并非为了学习，只是因为我从小就爱听故事。我并不想向它们学习什么，我当时也无非想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可是结果我得到了不少的东西，因为这是各取所需，而且是不知不觉中吸取来的。那些小说的作者要不是封建文人，至少也是资产阶级的作家。我也曾隐约地感觉到这两种人在我的脑子里打过架，不到多久封建文人就给赶跑了。我自己呢，我并没有打过防疫针，可以想到有多少病菌钻进了我的身上，而我又把它们带到我的文章里面。其实我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书本和作者，而且也不能说我没有从那些小说得过一点益处。我也曾从一些优秀的作品里得到了启发和鼓舞，使我更有勇气追求光明，憎恨黑暗。我自己还不止一次地讲过，我如果不曾读过那许多小说，那么我1927年3、4月一个人在巴黎有话要说、有感情需要宣泄、有爱憎必须倾吐的时候，我也不会用小说的形式写下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但是在我自己写的许多小说中就可以找到我从别处传染来的各种各样的病菌。不用说，还有更多的发霉、发黑的东西是从我的生活里来的。虽然我并不想把任何病菌或渣滓放进我的作品里面，而且我本人也受不了它们，可是它们自己却钻到我的书里面来了。我这种说法并非卖弄玄虚，把创作说成神秘。我有过这样一种体会：作家常常在自己的作品里面生活，因此他无法在作品里装假。一个作家要不在作品里暴露自己的思想是不可能的。作家常常不由己地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和自己习惯的想法写在小说里面：作家也常常让作品中的人物替自己讲话。而我们有些封建文人却走得更远，更远：他们把自己写成能文能武、十全十美的主人公，自己在生活中想望过而做不到的事都要在小说里做到。这种靠写小说过瘾的作家，我早已忘记了他们的名字，我在这里也只是借用他们的例子来说明我的意见：作家有在作品中表现自己的习惯。我常常在一些作品中看到作者本人，同样，别人也会在我的小说中看到过去的我。在我那些小说中我不曾给读者指出明确的道路，就因为我自己当时并没有找到这样的出路。我自己也常常想过，为什么十九世纪欧洲许多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家写了那么一大堆病史，而不肯开一张药方呢？为什么他们空有一腔悲愤，看不惯坏人得志，受不了乌烟瘴气，却只能到处散布淡淡的哀愁、无名的烦恼和悲观、绝望的情调呢？原来他们自己就没有找到出路，也不知道治病的药方。他们白白耗费了巨大的精力，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却只做了生活的旁观者。
以上这些例子不过说明：我们今天的作家如果不认真地、坚持地改造自己，就很难不把那些错误的、有害的东西带到作品里去。有人写正面人物总要加一些缺点，可能因为作者自己欣赏有缺点的人；有人把英雄模范写得十分苍白，毫无光彩，可能因为作者心目中的英雄是另一类人。这些作家并不一定想在作品中暴露自己，然而他们下笔的时候却无法掩藏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立场观点。所以道德品质恶劣、思想落后的人，即使有很高的才能，也写不出振奋人心、鼓舞人们前进的作品；要写好新人新事，自己就得热爱新人新事。作家自己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也就不可能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人民。真正热爱我们今天社会的作家绝不会写出诬蔑新社会的小说。据说居然有人读了一些揭露资本主义社会阴暗面的好作品，就认为要提高技巧必须大写阴暗面，他在新社会里找不到阴暗面，就把一些个别的缺点故意放大，甚或索性捏造事实，编写阴暗面。这种人其实别有用心，挂羊头卖狗肉，甘愿和修正主义者走一条路，因为热爱新社会的人在我们光芒四射的生活里看到的是阳光普照大地的雄伟景象，听到的是光明战胜黑暗的壮丽凯歌。这些找寻阴暗的人存心在作品里说假话，可是他们却想不到会向读者老老实实地暴露了自己的灵魂。他们也不断地嚷着“写真实”，也以为自己写了真实。他们真的写了真实吗？不，他们是用阴暗的眼光看光明的新社会。难道中国人民三年来震惊世界的持续大跃进不是真实吗？中国工人阶级以共产主义的风格和真正忘我的劳动迅速地改变了我们祖国的面貌，难道这不就是真实吗？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把美国侵略军队打得落花流水，难道这不就是真实吗？美帝国主义豢养的走狗李承晚被南朝鲜人民赶下台夹起尾巴偷偷逃走。日本人民的严正讨伐和英勇斗争打得卖国集团的头子岸信介坐卧不安，不得不辞职滚蛋，吓得美帝国主义不得不撤走一部分间谍飞机。艾森豪威尔的强盗面目已经完全揭穿，在世界人民面前大出丑，他一出行就尝到了菲律宾的石头和日本的闭门羹。再加上台湾海峡的隆隆炮声和冲绳岛十万群众的包围，吓得他垂头丧气，只好厚起脸皮滚回去。难道这不就是真实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穷途末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旭日东升；旧制度奄奄一息，新社会光芒万丈，这才是最大的、真正的真实。要写真实，就得写这个。几只苍蝇和几堆垃圾，倒用不着先生们多花心思。要是真有苍蝇飞过，一个“红领巾”也会马上拿起苍蝇拍把它打死。至于垃圾，不但昨天的垃圾堆会变成今天美丽的花园，而且连垃圾、连污水、废料现在也要为社会主义服务创造财富了。哪有身为作家的人还死死地抱住过去的垃圾大做文章？
可是资产阶级的作家和修正主义者偏偏因为我们没有写苍蝇和垃圾，就诬蔑我们“没有创作自由”。其实这正是我们可以引以为骄傲的地方。我们不写苍蝇和垃圾，这是因为我们感到自己对读者负有重大的责任，我们的作品是战斗的武器和教育的工具。在新中国和在苏联以及其它兄弟国家一样，作家们享有最大的创作自由。我们可以自由选择题材，自由采取表现的形式，我们可以到任何地方去深入生活，参加火热的斗争。我们就只缺少一种“自由”，那就是造谣说谎的“自由”。我们的文学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作家的劳动经常受到党和人民的关怀与重视。我们作家进行创作的时候，不但不曾受到任何干涉，相反地还得到了说不尽的鼓励与帮助。我们不论到工厂、到农村、到部队、到工地、到山区、到海岛，我们到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人们待我们像待亲人一样。我们并不是生活的旁观者，我们参加了自己所描写的生活。我们有机会和我们作品的主人公一起工作，一同欢笑，接触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经历激动人心的生动场面，我们用自己的作品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给共产主义的萌芽浇一点水，还可以看见它们在读者中间开花结果……这些自由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家们所没有的，而且是他们所得不到的。这才是真正的创作自由。可是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家却反而大言不惭地到处夸耀他们的“创作自由”。我还记得有一位到过美国的外国女作家在我们面前大吹她的“创作自由”。她的所谓“自由”在什么地方呢？其实我也多少了解她那里的情况。在她的国家和在美国一样，作家的作品不过是掌握在出版公司老板手里的商品罢了。能够给老板赚钱的就是好作品。在美国大出版公司的老板们可以用协商分赃的办法和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使一本书在出版以前就成为一版几十万册的畅销书。不像在我们这里，书的印数是根据读者的需要来决定的。无怪乎在资本主义的国家里诲淫诲盗的小说充斥市场。用色情的陶醉来腐蚀、戕害年青的心灵；钻牛角尖、讲假话、玩弄文字游戏的作品到处皆是，使读者们仿徨迷路，悲观绝望。我们可以自豪地说：社会主义的创作自由跟资本主义的创作自由的确是不同的，这是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美与丑的差别！
我从前在旧社会中写小说的时候，我并不曾享受过什么创作自由。我脱离群众，一个人拿起笔关上门写作。自己说是“孤独奋斗”，其实“孤独”，倒是真话，说“奋斗”就应当打若干折扣。然而即使是这样，国民党的图书杂志审查老爷也不肯放松我。我不得不常常在作品里使用曲笔转弯抹角地说话，免得给发表我的文章的刊物招来麻烦。甚至在抗战前一年我在短篇小说《窗下》里写到在上海的日本浪人，就不能用“日本”两个字。抗战前两年我在日本写过一篇《东京狱中一日记》寄回上海，检查老爷干脆把它抽去。这篇散文始终没有能发表，后来我把它改成《一个人在屋子里做的噩梦》，才能在短篇集中印了出来。这是因为日本浪人不许我们讲他们的坏话，国民党又害怕我们讲日本浪人的坏话，……在那些时候，我虽然一直不曾放下笔，但是我没有科学的头脑，没有革命的实践，又没有正确的世界观，离开了人民，我空有一个年青人的正义感和一支热情的笔，我在生活里没有找到出路，在创作里当然也找不到出路。我一心追求光明，可是在旧社会中却只看见一片黑暗。我的第一部小说的第一章就是《无边的黑暗中一个灵魂的呻吟》。我的第一本短篇集序言的第一句就是“每夜每夜在我的耳边响着一片哭声。”我在解放前所写的最后一本长篇小说的后记里还有这样的话，“今天天气的确冷得可怕，我手边的日报上就有全天在零度以下，两天来收路尸一百多具的大字标题。”我很想在作品里给正直的普通人安排一个幸福的结局，然而在漆黑一团的旧社会里单靠自己一双手和一个正直性格孤军“奋斗”、独善其身的人要摆脱悲惨的厄运，有多大的困难！读者们不断地寄来诉苦的信，希望我给他们一些帮助。可是我始终不能给他们指出一条明确的路。我的作品反而给人们带来更多的苦恼。我最近重读从1928到1948这二十年中间我的作品，我惊奇自己怎么会写出那么多的灾祸和痛苦，我受不了过去许多作家的那种悲观绝望的结尾。可是想不到在我自己的作品中也会有那么多忧郁、痛苦的调子！
其实在我们那一辈的作家中间我还是比较幸运的一个。有的人不得不永远丢开了笔，有的人贫病交加，刚到中年就悲惨地死去。我却见到了新社会的光明，而且有机会用我那管写惯了痛苦与灾祸的秃笔来描写人民的胜利和欢乐。虽然这些年中间我写得非常少，但是我总算写下了一点新的感情，我在全国人民普遍的幸福中间找到了自己的幸福。我永远忘记不了那一天：1949年10月1日我和不少的同志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听见毛主席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望着广场上数不清的兴奋地挥动着的手和看不尽的迎风招展的红旗，听见春雷一样的热烈的欢呼。那个时候，我真觉得好像我这颗心就要从口腔跳出来一样。只有长期受苦的人，只有长期享受不到自由的作家，才了解我这种感情。我第一次这么清楚地看到了中国人民光辉灿烂、如花似火的锦绣前程！那一天接连六个小时欢呼“毛主席万岁”的声音，和毛主席响亮而亲切的回答：“同志们万岁！”至今还在我的耳边，它们一直在鼓舞我前进！
我想，用不着我再往下叙述那些人人都经历过的翻天复地的变化。它们已经反映在同志们的许多优秀出色的作品里面了。这些篇幅有长有短、风格多种多样的作品将作为我们伟大时代的光辉记录而流传下去。自然，我们今天的现实比这些作品更光辉、更激动人心、而且跑得更快、更远；现实生活中的英雄人物比作家笔下的主人公更丰满，更有光彩，而且闪耀着更多的共产主义的光芒。但是没有理由说，我们的文学赶不上时代，相反地我们的文学将来一定要跑在时代的前头。我们的作家都有攀高峰的雄心大志。新中国的作家要攀登文学的高峰，这是一定办得到的。要这样才配得上六亿五千万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的雄伟气魄。既然我们的运动健将已经登上了世界第一高峰，为什么我们文艺战士就不能把五星红旗插在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峰顶！
我们有毛泽东思想的武装，我们有党的正确领导和热情关怀，我们跟着六亿五千万人民一同前进，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够克服，什么奇迹不可以创造，什么事业不可以完成！让我们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树起最大的雄心，鼓足冲天的干劲，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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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戏剧工作者一定要和工农兵密切结合 丁是娥
几年来，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在贯彻毛主席文艺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方针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就拿我们上海市人民沪剧团来说，通过下厂、下乡、下部队演出，参加劳动和工农兵同生活，思想感情和世界观都开始起了变化。例如去年12月我们剧团到福建前线慰问演出，解放军同志的那种共产主义的高贵品质深深地教育了我们。
记得那正是1959年除夕，我和一位乐师到最前沿岗哨那里去进行慰问演唱。我们看到一位解放军战士放哨的地方，距离敌人阵地只有几千米，白天用望远镜就可以看到敌人的胸章。我上前去握住他那被海风吹得冰冷的手，说：“同志，你辛苦了！”他立刻回答：“为人民服务！”这简短的五个字，我听过千百次，但现在听来却感到特别亲切、有力。我当时激动得马上要唱一段向这个哨兵同志表示我的由衷的敬意。但指导员委婉地阻止我，说：“这里离敌人比较近，为了安全就免了吧。”我坚决说：“没关系，战士长年累月守在这里都不怕，我怕什么！”我即兴地编了几句唱词，轻声地唱起来：“乘东风，舞红旗，欢度1960年，向英雄们拜个年……”没等我唱完，那位哨兵同志就握紧冲锋枪，面对敌占岛，庄严地说：“亲人们，告诉祖国人民，安安心心地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大门有我们把守！”
面对着这样一个钢铁的人，促使我考虑许多平常不去深思的问题。
我首先想到这是一个什么环境。几千米以外就是敌占岛，我们的哨兵同志一天二十四小时，目不转睛地警戒着，不许帝国主义和他的帮凶越过雷池一步！今天是除夕，全国六亿多人民都在欢庆佳节，而前沿的战士却处在“一级备战”的紧张状态中看守着祖国的大门。要不是他们的艰苦的劳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大后方六亿多人民怎么能在和平环境中欢度佳节，又怎么能争取到时间全力以赴地和平建设社会主义？只有置身在这具体情境中，我才更具体更深切地体会到战争威胁的客观存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就在眼前！
现代修正主义者胡说什么战争的危机已经消失，拼命鼓吹两大阵营之间的“积极共处”，这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他们妄想以此来瓦解社会主义阵营，麻痹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意志，借以达到保护资本主义世界的目的。他们的谰言是蒙蔽不了全世界人民的眼睛的。我们文艺工作者，必须挥起我们的文艺武器，揭穿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谎言，并且采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向帝国主义展开斗争。
其次我想到：党是经常谆谆教导我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可是我究竟为人民作了多少工作呢？过去我片面地认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深入工农兵生活，只是下去演出，推动推动生产，鼓鼓群众干劲，却忽视了最根本的一点，那就是和工农兵打成一片，向工农兵学习，在他们感染之下加紧自我改造。在这基础上，才能产生热爱工农兵，表现工农兵的热情，也只有这样，才能把英雄人物的形象，更真实更集中地树立起来。我才体会到党为什么要我们到生活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的英明伟大的方针。
今年6月，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宣传周中，我们剧团重演了《金黛莱》。这个戏描写中朝儿女并肩抗击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我扮演剧中一个为营救中国人民志愿军奋不顾身的朝鲜妇女金黛莱。1953年，我们剧团赴朝慰问演出归来时就创作并演出了这个戏。我在朝鲜逗留的日子里，有意识地去观察了朝鲜劳动妇女的生活，想尽办法和她们接近，熟悉她们，了解她们，体会她们的思想感情。这给我后来的演出带来很大好处。但在排演时，我仍然难于充分表现出金黛莱这一角色的英雄性格。在当时演出后一位志愿军同志曾对我提出尖锐的批评说：“在送夫上前线的一场戏中你为什么要哭哭啼啼呢？我们在朝鲜就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妇女。”我为什么会这样表演呢？主要由于自己对帝国主义的仇恨远不如朝鲜妇女那样强烈和深刻，也就是说，我和脚色之间还有着距离。今年重演这个戏，由于党的教育，经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以及学习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特别是通过海防前线的慰问，我懂得了毛主席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学说，我了解了帝国主义欺软怕硬的本质，我弄清了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获得真正和平的道理，特别是我逐渐理解了英雄人物的英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他们的伟大的精神力量是从何而来的，我对金黛莱这个脚色的处理就有很大不同了。我体会为了保卫祖国，只有起来作坚决的斗争，只有斗争才能保卫解放了的幸福生活。因此，送丈夫上前线，她只能是满怀信心，无限希望，而不会哭哭啼啼。
在另一个根据上海一个民办小学教师吴佩芳坚持党的教育方针白手起家，办好民校的先进事迹创作的《鸡毛飞上天》里，我在创造剧中林佩芬（即吴佩芳）这个脚色时，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第三场戏写这个家庭妇女出身的民办小学教师上第一课，由于她缺乏经验，一节课只上了一半就教不下去了，教室秩序也很乱。我起初演这一段戏时，是流着眼泪对支部书记说：“四十分钟一节课，我只上了二十分钟就无啥讲了呀！”说这句话时带着恨自己没本事的委屈情绪，表现了个人得失的考虑。每次演到这里，观众总是哄堂笑声，笑我那种可怜巴巴的尴尬样子。我很着急，不知应该怎样表演才好。后来去请教那位吴佩芳老师，问她当时遇到这种困难是怎样想的。她回答说：“我当时只想到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感到难过。”这一句简单而意味深长的回答，对我的教育和启发实在太大了。我深深体会到：先进人物之所以先进，主要在于他们处处考虑的不是个人得失，而是党的事业和集体的利益。
现代修正主义者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贪生怕死，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威胁，两重人格，以己度人，当然硬是不相信我们时代的这种难以胜数的最崇高、最优秀的先进人物和英雄人物的存在，而胡说什么人总是有缺点的，人的心灵深处总隐藏着光明和黑暗的斗争。这就是所谓“内心的复杂性”，这就是所谓“双重人格”。如果塑造了完美无疵的人物的艺术形象，那就不真实。正因为他们自己的心灵是阴暗的，他们才把所有的人都看成是阴暗的、猥琐的、卑劣的。我们时代的光辉灿烂的英雄人物，是现代修正主义者永远不能理解的，也是他们不愿去理解的。
我们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任务就是：要充满政治热情来歌颂这些推动我们社会前进的英雄人物，通过各种方式把这些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最好地塑造出来。作为一个演员来讲，光有热情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怎样正确理解先进人物的思想感情，怎样正确地表现先进人物的高贵品质，关键在于思想改造，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我在《金黛莱》两次演出中对英雄人物的两种不同的体会，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现代修正主义者对我们党把文艺工作者投入火热的生活和斗争，通过劳动锻炼，彻底改造世界观的重大政策横加诬蔑，胡说什么是“蹧蹋艺术人材”。从我切身的经历来说，我们沪剧演员谁也不会忘记解放前的沪剧，由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坏影响，在我们舞台上出现的大都是《荡妇怨》、《妾无罪》这一类萎靡不振的剧目，充满了暗淡、阴沉、消极、颓废的思想情绪，给我们演员的那种坏影响，才是糟蹋人材呢。
解放后，党把沪剧从穷途末路中拯救了出来，使沪剧得到了新生。十一年来，在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方向下，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下，陆续创作和演出了反映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革命历史的剧目。《罗汉钱》、《星星之火》、《母亲》、《黄浦怒潮》、《史红梅》，以及最近的《鸡毛飞上天》等等。这些剧目的创作和演出，进一步推动了沪剧艺术新风格的形成和发展。我们演员也在深入生活，劳动锻炼，努力创造先进人物形象的过程中提高了自己的思想。这一切都证明，蹧蹋人材的是资本主义旧社会，社会主义的新社会正是培植人材。
我们能在工作中获得成绩，在思想上获得进步，正是党这些年来对我们的培养。正是党引导我们深入生活，改造思想的结果，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与工农兵结合得还不够紧，思想改造还不够深，我想再举一个在福建前线的小例子说明这个问题，来结束我的短文。
有一次，我们到前沿一个岛上去演出，天下着倾盆大雨，有人穿着雨衣，有人没有穿。穿着雨衣的同志，有的看着别人淋得像落汤鸡，心里很不安，很想脱下雨衣发扬友爱，但又怕自己淋湿。正在这时，岛上来迎接我们的首长，一看见我们有人淋着雨，立刻脱下身上的雨衣，披在我们同志的身上。接受雨衣带来温暖的同志和原来穿着雨衣的同志，都十分感动，受到了一次最深切的阶级教育。
虽然看起来这是件小事情，但我深深感到：在先进人物的面前，我们的风格显得多么低，我们的思想还不够高。几年来，在党的不断教育下，我们文艺工作者也都是逐渐在进步的，但和前线战士们那种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的高贵品质相比，我们的进步是多么缓慢啊。这使我更深切地体会到：深入生活、改造思想是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但也是十分必要的斗争。
参加了这次文代大会，我们的方向道路更明确了。我们一定响应大会的号召，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坚决站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最前列来，坚决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彻底改造自己，以卧薪尝胆的精神，艰苦奋斗，为社会主义建设、为三面红旗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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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公社史《绿树成荫》是怎样编写出来的 四川省文联创作辅导部
《绿树成荫》是反映四川新繁县新民人民公社的一部公社史。这部公社史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重视和欢迎。因为它所记述的虽然只是一个互助组经过合作化发展成为人民公社的成长过程，但是，由于它抓住了生活的主流，体现了时代的精神，接触到了广大农民的命运问题，因而它所描绘出来的生活图景就显得波澜壮阔，气象万千。从新民公社一个公社，人们看到了其它地区其它人民公社十年来所经过的光辉道路，看到了广大农民为了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战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始终坚持合作化方向，最后高举起人民公社的旗帜奋勇前进的历史，看到了土地改革以后，党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路线和阶级路线的伟大胜利。
从读者的反映来看，《绿树成荫》可以说是一部获得较高成就的群众文学创作。这点成就的取得，首先应该归功于党的领导。1958年整风反右派斗争以后，省委宣传部就指示我们组织文艺工作者深入厂矿、农村，一方面直接参加生产建设，与劳动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实行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相结合，进行思想改造；一方面组织、辅导群众业余创作活动，帮助厂矿、公社编写自己的工厂史和公社史。省委宣传部并且指定我们以新繁县新民公社为编写公社史的重点，因为这个公社的发展过程具有较大的代表性。我们的工作组下去之后，新繁县委又专门成立了一个由一位县委书记和新民公社四位党委书记组成的社史编写委员会，来直接领导这项工作。
党的领导不但从组织上保证了编写工作的顺利进行，更重要的是从思想上把我们的编写人员武装了起来。刚一下去，为了让编写人员能够用党的立场观点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去编写公社史，编委会就根据党在农村各个革命时期的阶级路线和政策，向编写人员提示并分析了每个阶段的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确定了一整套编写方针：以农村中十年来所进行的阶级斗争为纲，以有代表性的人物，特别是先进人物的成长为主要线索，通过罗世发互助组的发展过程，以概括农村十年来的巨大变化。这就使得我们的同志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从而很快开始了编写工作。
现在回顾起来，这个开始，对于编写人员说来，也是一个考验和锻炼的开始。如开始时就发动大家来写，写出来再由整理者加工。可是，一个月过去了，尽管天天去催，还是搞不出东西来。一些写作能力较强的干部，也因工作繁忙，没有多少充裕时间，始终交不了卷。于是，有些编写人员泄气了，动摇了。有的想自己搞创作；有的认为发动农民写公社史困难太多，很不好搞，大有就此拉倒之势。这实质上是不相信劳动人民有无穷无尽的创造才能和智慧，不相信劳动人民有把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英雄气概和革命干劲充分表现出来的强烈愿望。领导上在知道了这一情况之后，对编写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鼓励他们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本书编写出来。同时进一步指明：大家一定要忠实记录每一个口述者的谈话，尽量保存他们讲故事的风格，然后整理加工。
经过这一教育，编写同志重又振奋起来了。而且在较短时间内就整理出了第一批作品。可是，编写人员却又在另外的情况下暴露了一些错误思想，包括立场观点、思想认识和美学观点。罗世发同志是健谈的，而且，由于对编写公社史很热心，凡是编写人员想知道的，他都谈了。但根据他的谈话整理加工出来的《惊天动地闹翻身》，却首先在编委会上遭到罗世发同志本人的批评：“闹革命的‘闹’字写得不够，个人的东西写得太多了！”而且反问大家：为什么漏了黄静仙如何领导武装斗争地主，杨万明如何拿出地主的大斗小秤和地主算帐，以及群众积极参加斗争的生动事例？而这个例子恰恰说明了我们的编写人员对群众和个人的关系，以及个人的历史作用都严重地缺乏正确的理解。
《第一个幼儿园》也是最早整理出来的记录之一。由于整理人员有脱离政治，追求所谓“艺术趣味”的倾向，在这篇作品里，大量保留了口述者任淑贞和保育员因为在工作中碰到困难而哭鼻子、闹情绪的各种笑话。对于创办幼儿园在解放妇女劳动力和推动生产上的深刻意义，先进分子对习惯力量的斗争，以及领导同志对保育员的反复教育，则写得很少。《比一比》这一篇，过多地忽略了口述人对群众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进行斗争的气势，和合作社的优越性的描述，因为整理者感觉群众谈得枯燥无味，便凭空加上一些“黄昏鸟归，火红的太阳挂在西山的树梢”之类的风景描写，弄得文章洋腔洋调，不三不四。事实上，新繁地处川西平原，根本就没有山！
在编写过程中，有少数同志曾以高高在上的考官态度，去向群众进行访问。谈起来很不投机。这样，就连讲述也难于进行了，更谈不上让群众把那些印象最深、感情也最强烈的东西讲出来。这些同志，有的只能记下一个故事梗概，有的照样拿不出东西来！针对这种情况，编委会又着重指出，这本书是史实的记录，要求编写人员首先作好一个忠实的记录者。同时，这本书又是群众的文学创作，它又要求编写人员在不违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通过记录和整理，剪裁和安排，把事件记述得更集中些，把人物表现得更鲜明些，使之更能显示出生活的本质和具有更大的典型意义。这就要求整理者一定要有正确的立场观点、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正确的美学观点，并严格执行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规定。
编委会的这些指示大大提高了编写人员的政治思想觉悟，进一步改变了他们轻视劳动人民的错误观点，和那种自己想搞创作的个人打算。因而在较短时间内，编写人员根据编委会的指示，就重新补充整理好了第一批稿子；这批稿子有力地说服了所有的编写人员：农民群众尽管文化水平不高，但是比之我们的编写人员，他们是更熟悉民族民间文艺形式的，具有丰富的想像力和创造才能。由于群众是社会事件的参加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人，因而他们对整个斗争和事件的场景、细节的感觉也最锐敏、最熟悉，加上高度的政治热情和朴素生动的语言，这就构成了文章的动人力量。同时，通过劳动锻炼，那些感觉群众谈不出东西来的编写人员，也改善了他们同群众的关系，在群众中交上了朋友。
事实证明，同农民群众交上朋友，是解决整个编写工作中的关键性问题。因为既然能够交上朋友，这就说明你的观点立场、思想感情跟劳动人民基本上一致了。在摆谈的时候也较容易使得编写人员的要求和群众的愿望投合，因而他们常常能够有头有尾，准确、具体、生动地把斗争和事件的本质意义讲给你听。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记录者就共同感到记录的速度太差。当然，这也不是个记录速度问题，主要还是我们的同志生活基础不够，语言知识贫乏的缘故。好在当时大家都在生活当中，问题是不难解决的：一次记不全，又去问二次，甚至到了整理出来以后，感到某些细节、场面不够具体，还要专门去问清楚。因为这时候编写人员已经真正相信了劳动人民的智慧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真正相信解放了的劳动人民一定有才能自己表现自己，所以愿意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让作品整理得更完善些。
经过努力，终于使群众的创造潜力和智慧涌现出来的例子是很多的。比如《一面旗帜》里面写到富裕农民杨瞎子不让互助组帮万大娘耖田，互助组的组员就和杨瞎子说理争论。最初，编写人员由于不理解这一段的重要意义，因而写出来的东西也不具体不生动。后来，经编委会指示，编写人员又专门找互助组的组员访问，而一提起过去富裕农民欺压贫苦农民，他们便带着愤恨滔滔不绝地谈开了。最后，我们的同志根据群众的谈话，将初稿中“把杨瞎子挖苦了一阵”一句简单记述改写成了：“向来一说话就弄得人下不了台的冯全走到杨瞎子面前对他说：‘杨么爸，你不要绷起你那三股筋！莫看现时用不到我们，肯信你二天死了会让猪来把你拱出去？我们虽然穷，到时候还是可以帮你劈两枝柏枝丫丫嘛！’”这样一来，就有力地表现了贫苦农民痛恨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那种强烈而辛辣的阶级感情。《乌云遮不住太阳》的整理也是这样，写到杨全在鸣放会上放了一通攻击党和干部的言论后，在茶馆里遇到廖炯华，记录材料较简单。我们就去找廖炯华，请他回忆当时的情景，为什么一提起杨全他就发火？廖炯华说：“他（指杨全）大模大样地往椅子上一坐，脚往另一张椅子上一跷，喊声：‘来个双碗’！然后车过身来对我说：‘廖师，今天我到华严寺联社去放了一下，回来喝了茶，吃了酒，老子还要去放！’”这短短的几句话，就绘声绘色地刻划出了这个反革命分子当时的嚣张和得意忘形的丑态。
由于编写人员坚决执行了编委会的指示，以及在编委会具体帮助下重新编写第一批稿子取得了经验，能够较为准确地刷掉那些不必要的东西，保留下那些足以说明事件本质的具体情节，而且把一些应该集中起来的细节集中起来，使得人物和事件更加鲜明。譬如，在《又一场风波》这篇文章当中，曾玉清紧接着徐继英说的那一段话：“我一个寡妇，还拖着娃儿，任随他们怎样，我两母女，死也要死在社里头！”主述人史良臣并没有向编写人员说过。因为当时史良臣站在门口，没有听清楚曾玉清说的话。可是这段话对于表现史良臣在这次闹社风潮中之所以能够由动摇走向坚定，是很有帮助的，编写人员就根据曾玉清的补充，把它加进去了。《比一比》写到项部长那一段，也是根据罗世发的补充加进去的。而所有这些润色加工，只是为了一个目的：更能深刻地反映事件的本质。
在《绿树成荫》所包含的二十六篇短文当中，加工最大最多的是《此路不通》这一篇。因为主述人的谈话比较零乱，比较单薄，是经过较多社员的补充编写成的。在细节和语言上，编写者也作了不少增改，使之更能和其他的文章相称，最后在新民公社的广大群众中首先得到了批准。我们相信，如果按照编写人员刚刚开始工作时的思想情况和美学趣味来进行加工，这篇文章很可能歪曲事件的本质，充满知识分子的腔调。而这件事充分地证明了：“只有先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
不少读者反映，作为文学创作，《绿树成荫》的显著特点，是人物连贯，故事衔接，语言生动活泼，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方色彩。我们认为，这点成就的取得，也是和编写方法分不开的。因为既然全书各篇是以新繁人民公社每个发展阶段的代表人物的口述为主，其他有关群众的口述为辅，是用第一人称的方法，从讲述人的角度，从讲述人目击身经的感受出发来写的，这就有了较大的可能来完成上述的一些特点。而这些特点，一般都是构成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因素。这当然不是完成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唯一方法，但是，从我们派下去的编写人员的思想艺术水平着眼，这个方法却是一个较好的方法。
总的说来，《绿树成荫》的编写过程，就是编写人员的思想改造过程。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和农民群众的结合，我们的同志逐步地认识到了劳动人民的伟大力量，从而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观点、思想感情和美学趣味。在编写工作中，所有编写人员都深切地体会到毛主席指示文艺工作者必须进行思想改造的伟大意义。这一点，不仅从事专业创作应该这样，就是要作好辅导群众的工作，也必须这样，一点不能含糊。因为这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我国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所反复证明了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