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工农论文选
大破“三怕论”
上海电影机械厂工人 沈筱林 池祥康 袁云林 俞加民
在技术革命运动中，必须大破“三怕论”，人们的思想才能解放，迷信才能破除，技术革命才能高歌猛进。少数人对于技术革命有哪“三怕”呢？一是怕变化。这大多出现在技术革命刚开始。他们说：“又要化了，什么机械化、自动化，真是花样太多，化个没完。”二是怕困难。这大多出现在技术革命运动过程中，他们说：“难呀！难呀！真是自找麻烦，有意为难。”三是怕失败。这大多出现在某项技术革新即将试验成功，但碰到了一些挫折的时候。他们说：“算了，算了，没有什么希望了”，或者说：“千万要当心，闹出大乱子，责任负不起呀！”直到革新项目完成时，“三怕论”才算收场，悄悄退走。可是，它阴魂未散，在搞另一些革新项目时，它又出现了，不免又要叫嚷一番。所以，我们必须彻底大破“三怕论”，要大声高呼：不怕变化，不怕困难，不怕失败，为不断革新技术、不断革命鸣锣开道！
为什么我们不怕变化呢？辩证法告诉我们：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这种变化和发展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因此，我们不应该怕事物的变化，而是要自觉地促进事物的变化。“怕变化”，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欢迎发展和变化，因为我们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决不满足于现状，而要不断地推动历史前进。在旧社会，我们是牛马，因此要闹革命，要来一个天翻地复的大变化。解放了，我们从苦难变为幸福，由奴隶变为主人，推翻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我们工人直接当了企业的主人。这该是多么大的一个变化！大跃进又是大变化，它将高速度地把我国由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变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技术革命也是大变化，它使手工操作机械化，机械操作自动化。它不仅促进了生产的持续跃进，而且改善了我们的劳动条件。总之，我们国家是一化接一化，一化胜一化，好处说不完，得益无法量。我们兴奋，我们自豪，就在于这个“千变万化，变化无穷”。正是通过这样不断的变化，不断的革命，我们将最终地实现我们的伟大理想——共产主义。要变化，要革命，就要有干劲。精神不振，畏畏缩缩，是什么也变不起来的。有些人想：“人家去闹大变化，我自己来个舒服化。”这是懒汉的世界观，不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
为什么我们不怕困难呢？辩证法告诉我们：“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矛盾论》）。怕困难就是回避矛盾，这也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是错误的。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与困难作斗争，只有战胜困难，才能取得成功。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就是战胜了一连串的困难而取得的。大跃进也是在克服大困难、克服了机器设备旧、试制和设计缺乏经验、原材料不足等等困难而取得的。比如上海建设机器厂就是由于克服了“小厂加工大部件”的这个大困难，创造了“蚂蚁啃骨头”的办法而取得了大胜利的。我厂青年红旗突击手闵长远同志创制尖端产品“立体摄影机”，也是克服了一无图纸、二无技术资料、三无实样等许多困难而取得成功的。他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他是赤手空拳、白手起家，以大无畏的精神战胜困难，终于取得了胜利，为我国电影事业填补了一个空白点。由此可见，要取得大胜利，就要克服大困难；只有克服大困难，才能有大胜利。怕困难的人，一碰上了困难，就感到压力很大。是的，困难是个压力，但是，它对那些“天不怕，地不怕”，有着冲天革命干劲的人来说，却能转化为动力，压力越大，干劲越足。事实正是这样，在技术革命大风暴中的英雄闯将，没有一个不是见困难就上、就闯、就干，才创造出许多惊人的奇迹来。俗语说：“见难就怕，越怕越难”，
“害怕困难，难上加难”。困难不会因你怕它而不存在或自行缩小，你越是怕，它却变得越来越大，像泰山一样把你压倒。因此，怕困难是没有用的，只有干，才能战胜困难。毛主席告诉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困难，在战术上要重视困难。只有藐视困难，才能“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才能表现我们工人阶级大无畏的本色。
为什么不怕失败？毛主席说：“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失败是什么？失败就是主观不符合客观。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主观不是一下子就符合客观的，而是有一个反复、曲折的过程的。怕失败的人，认为一切工作、斗争、试验都必须一下子就取得胜利，不能碰钉子，不能有挫折，只能是直线式的发展；这种想法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我们认为“失败是成功之母”。因为搞一件事情失败了，就逼你去想，去总结经验教训，去摸出它的规律性，然后使失败转化为成功。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意思。事物的客观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可以被人掌握和运用的。但要经过不断的实践，从不认识到认识，从认识得少到认识得多。等到基本上认识以后，就能够掌握和运用它来为人类谋福利了。试验、失败，再试验……以至于成功，就是一个认识事物客观规律的过程。科学技术也就在这种认识过程中达到它的高峰。沪光仪表厂王林鹤试制高压电桥，经受了三百七十次失败的考验，终于在第三百七十一次取得了成功，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经过这样多次的失败，王林鹤的科学知识和实践经验也越来越丰富了。现在，谢文又在王林鹤的基础上，改进了高压电桥。这又说明，科学技术是随着人们的不断认识而可以不断改革、不断完善的。我厂闵长远试制“立体摄影机”也失败过七、八次，最后终于创造出来了。他说得好：“失败不算什么”。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以至最后取得成功，这是技术革命以及任何尖端产品产生的逻辑。怕不怕失败，这是考验一个人是不是真正鼓足了干劲，考验一个人有没有顽强的意志和毅力的试金石。怕失败的人，往往是干劲不十足，或者是患得患失，怕失去面子，怕对个人不利。他们关心的是对个人
“保险一些，将来查责任可以少负一些”。可是，越计较个人的“保险”就越不保险；越是计较个人“面子”，越是“面子不好看”。可见，怕失败而不敢大闹技术革新，也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在作怪，我们必须破除它。
综上所说，干革命就是闹变革，要变就要化，有化必有难，有难常有败，这是必然性。我们是革命派，喜欢变化，要千变万化，变化无穷；我们是促进派，爱找困难，困难越多，劲头越大；我们是乐观派，不怕失败，坚信失败之后，必能胜利。我们要不断地“化”，彻底地“化”；碰到困难，立即就上！就闯！就干！一定要叫困难低头，让路！失败了，再接再厉，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到胜利。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第7版()
专栏：学术动态
安徽省举行首次经济理论讨论会
讨论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等问题
安徽省第一次经济理论讨论会，于6月6日至6月14日在合肥市举行。会议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着重讨论了两个很有现实意义的经济理论问题：一个是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问题；一个是正确处理人民公社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关系问题。在会上提出有关这两个问题的论文共有三十五篇。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揭示了农业和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创造性地论证了农业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的原理，从而发展了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持续跃进的新阶段，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又进一步确定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高速度按比例地持续跃进，具有伟大的指导作用。对人民公社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关系问题，在讨论中，大家认为：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同时并举是人民公社发展生产的正确方针，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体现。在这一方针的正确指导下，促进了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保证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因此，进一步认识和贯彻这一方针，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会上，对上述两大问题还有一些不同的理解。
一、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问题
（1）国民经济发展以农业为基础是不是普遍性的规律？
多数人认为，国民经济发展以农业为基础，是由农业本身的自然特点所决定的。因为农业是人类衣食之源，生存之本，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起点和先决条件，任何社会离开了农业都不能存在和发展。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超越于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这里所谓“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当然既包括阶级社会，又包括消灭了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说，以农业为基础是各个不同社会形态所共有的普遍性的规律。
有人不同意这种意见，他们认为国民经济发展以农业为基础，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经济结构和特点所决定的，它只是社会主义社会所特有的规律。
又有人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并不是永远不变的，它只是过去各个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共有规律，但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已高度发展了，工农业差别也消灭了，因此那时发展国民经济就不再以农业为基础了。
（2）我国为什么要进一步确定以农业为基础？
有的人认为，主要是因为我国目前的农业落后于工业，农业的发展还不能完全适应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才进一步确定以农业为基础。
许多人不同意上述意见，他们认为，进一步确定以农业为基础，是根据我国国民经济全面的持续跃进、特别是工农业发展的需要而提出来的。一方面，为了适应工业迅速发展的需要。由于工业的迅速发展，就要求农业提供越来越多的粮食、原料和劳动力。另一方面，为了农业本身发展的需要。由于人民公社化的实现，农业对于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的要求，越来越加迫切，因此，进一步确定国民经济发展要以农业为基础，不仅给工业提供更多的粮食、原料和劳动力，而且可以满足农业发展的需要。
（3）关于以农业为基础和把农业摆在首要地位的问题。
有人认为，以农业为基础和把农业摆在首要地位，不能笼统地理解成为两回事。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以农业为基础和把农业摆在首要地位的方针，正是这个规律的反映。应该认识到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是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思想、战略方针问题，不能任意改变的。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如果我们把农业的“首要地位”，单从工作安排上去理解，而不从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内在联系的规律性去理解，那末，这种工作安排，就失去了客观规律的依据。
多数人不同意上述意见，其理由是：
1、国民经济发展以农业为基础是指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居于首要地位，这是人们在进行经济工作中对农业是基础这一规律的具体运用，两者虽有密切联系，但不能等同起来。
2、以农业为基础是长期的、永久的，而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不是不变的，因为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是不平衡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主要矛盾，那个部门居于首要地位，取决于各个时期的生产发展水平和政治条件。
也有人认为，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不过说明农业是非常重要而已，并不是说，农业是首要，工业就是次要；农业是第一，工业就是第二。工业与农业有内在联系，它们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绝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持这种意见的同志认为，在一定的情况下，特别强调这部门的生产或那部门的生产，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不过，强调这个部门并不是就要忽视那一部门。
（4）当前我国工业和农业之间是否存在着矛盾？
有人认为，当前我国工业和农业之间没有矛盾，因为我国国民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所以，不能说它们之间存在着什么矛盾。
绝大多数人不同意这种意见，他们认为，工业和农业是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两个部门，它们是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当前我国的工业和农业，都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它们之间在根本上是统一的，是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这已经被我国工农业高速度的发展所证实，如全国1959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58年增长了39.3％，农业总产值比1958年增长了16.7％；安徽省1959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58年增长了54％，农业总产值比1958年增长了16.5％。但是，也要看到工业和农业之间还有矛盾的一面，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否认和不敢承认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之间还有矛盾，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
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公社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关系问题
（1）人民公社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同时并举的客观依据是什么？
一部分人认为，人民公社实行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同时并举，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两种形式和人民公社的特点所决定的。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相结合，公社为了补偿生产资料的消耗和进行再生产，追加新的生产资料，如种子、牲畜等，满足社员粮食和其它农产品的需要，这就必须要通过自给性生产解决。但是，任何一个人民公社，都不能生产它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产品，为了扩大再生产和满足社员对工业品的需要，人民公社一方面必须出售农副产品，实行商品交换，另一方面要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购买生产资料和社员生活的日常用品。公社与公社也需要进行商品交换，相互满足需要。同时，大力发展商品性生产，不仅满足国家和公社的需要，而且还增加了公共积累，有利于人民公社的巩固发展。
有的人认为，实行两者同时并举，不仅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两种形式所决定的，还由于目前的生产水平和按劳分配制度所决定的。人民公社目前由于生产水平还不很高，还不能按需分配，公社在按社员的劳动质量和数量进行分配时，除直接扣留一部分产品满足社员生活需要外，还必须出售一部分产品，换回货币，发给社员工资。
（2）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关系问题。
大家认为，人民公社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是辩证的统一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统一是主导的一面，它表现在二者的目的性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矛盾的一面表现在生产资料、生产资金和劳动力的分配等方面，分配给自给性生产的多了，分配给商品性生产的就少了，这样就不能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反之，分配给商品性生产的多了，分配给自给性生产的就少了，这样会影响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但是，二者之间的矛盾，只要通过统一计划，适当安排，就能不断地得到解决。此外，大家对个别人的文章中只强调二者之间统一的一面，而忽视和不敢承认二者之间的矛盾的一面，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第7版()
专栏：书刊评介
评《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编辑 科学出版社出版
高泳源
关于我国地理，历代都有著作。其中包含很多宝贵的遗产，需要批判地继承。但是，由于这类古籍的数量很大，年代久远，初学者阅读起来有一定的困难。因此，从中选出若干种代表性的名著，加以科学的整理，使读者易于理解古籍的内容，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下文简称《选读》）第一辑，正是根据这样的需要而出版的。
《选读》第一辑收有《禹贡》、《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和《徐霞客游记》四种。这四种书在内容上和写作方式上都有其独特之处，所以代表性十分显著。
《禹贡》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史书——尚书中的一篇，成书的年代大约是公元前第三世纪初期。它开创了从区域的角度来研究各地区地理情况的方法。根据这个方法，《禹贡》打破了原有大邦、小邦的疆界，以自然的山川作为分界标准，把全国划分为九州。对于这九州的各个区域，它都以极其简洁的文字，记述了其中山川的分布和治理经过，土壤、草木和矿产，田亩和赋税的等级，特产和手工业品，运输各种产品到中央的路线等等。所有这些记述，贯彻了征实的精神，因而使这部著作成为征实派的始祖。在两千多年以前，交通不发达，巫风盛行，这是不容易做到的。此外，《禹贡》的作者还通过这部著作来宣传他的大一统的理想，又使这部著作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性。《汉书地理志》是正史地理志中最早的一部。它第一次以行政区划为纲，叙述了全国疆域、政区、人口、物产、建置沿革以及山川和地方风俗等等。《汉书地理志》所开创的这样一种著述的体例，对于后来的地理书籍有重大的影响。《水经注》虽然也是一部综合性的地理著作，但是它以水道为纲，所以它又别具一格。作者依靠自己的实地观察，又遍览前人的著作和地图，不仅详细地记述了大小河系源流脉络，而且还详细地记述了各地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现象。这部著作所记述的范围很广，甚至超越了今天中国的疆界。对于山脉河流、土地物产、建置沿革、聚落兴衰以及自然地理的各种现象，这部著作都无不兼容并包。记述中还常常涉及有关水文、气候、土壤和植被等资料。由于作者在这部著作中选录了大量的古籍和碑刻，这些资料得以免于亡失而保存下来。作者还记载了不少民间的歌谣、谚语、方言和传说等，这也是极其可贵的。因此，这部著作可以说是北魏以前我国地理研究的总结。此外，文笔的绚烂又使这部著作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至于《徐霞客游记》，作者则以其系统地观察和解释性地描述自然地理现象的杰出成就，奠定了这部著作在学术上的地位。特别是在石灰岩地貌的考察和研究方面，这部著作不仅是我国而且也是世界的最早的文献。对于河流的侵蚀作用、地下水压力的原理、各地岩石的特征、植物与环境的关系、各处植物的特点以及各地有关经济地理的情况等等，作者也都进行了精深的观察和忠实的描述。至于这部著作在文学上的价值，更是众所共知的了。
这四部名著之中，除了《禹贡》是全部注释以外，其他三种都是选录，选录得也是恰当的。《选读》在选注一书之前，对于各书的基本内容、作者生平、写作时代和它在地理学上的价值，都作了扼要的介绍。这使读者对于全书首先有一个概括的理解，便于进而阅读原文。
注释是本书的重要部分。前述四种名著，除《徐霞客游记》外，以前都已经有很多学者作过注释。但是，《选读》所做的，不是仅限于汇集和整理旧说，而是另有其独到的地方。《选读》的注释着重在地理内容的阐发，指出原著的正确和错误。这使得它和过去那种繁琐枝蔓的训诂考证有本质上的区别。由于时代的限制，古人对于知识的获得有其局限性，尤其是对于当时边远地方的地理知识不可能知道得很清楚，以致记载常有错误，或者不够正确。例如，《禹贡》将岷山和衡山连在一起，《徐霞客游记》江源考仍认为长江发源于岷山，《选读》对于这类错误都作了纠正。古籍有时因辗转传抄而发生错简脱落，《选读》对于这类错误也作了考证，使原书的文义得到合理的解释。古籍的记载，有的在当时原是准确的，后因地理现象发生了变化而和现在的情况不相符合。如果不仔细审察，就会以为古籍的记载是错误的。例如，《汉书地理志》济阴郡乘氏县的泗水，初看起来在水名、水源、入淮地点三个问题上似乎全都错了，但是《选读》将汉志和《水经注》相对照，发现这是由于水道的变化所致。《汉志》的记载不仅没有错误，而且正可帮助我们了解水道的变迁。古代地理书籍的记载有时过于简略，《选读》参证其他有关的史料作了说明。过去对古书的注释绝大部分是引经据典作繁琐的考证，不能说明问题。《选读》有一部分注释不是根据书本，而是根据实地考察，以事实来和原书相印证。例如，《水经注》?水鲍丘水两篇中的车箱渠，选释者除叙述了它的路线及其变迁以外，并和当前的事实联系起来，指出了现今北京西郊的永定河引水渠道和车箱渠之间的关系。这种运用实地考察来注释古书的科学方法，打破了过去训诂考证的传统范围。此外，本书的注释还利用地图将古代的地理情况重现在我们的面前，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去理解古籍，更深刻地去认识地理现象的发展规律。书中根据《水经注》，复原了一千七百年以前的北京及其附近水道，和汉朝长安附近的水道。并且，书中还利用其他的发掘调查资料，作出了汉长安城建章宫区遗址及渠道复原图。这几幅地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复原工作上，是一种相当成功的尝试。
由于各书的性质不同，各书的注释也不是一个人写的，所以注释的质量并不是平衡的。例如，《禹贡》和《水经注》中渭水篇的注释，就没有完全贯彻地理内容的阐发的总精神。《禹贡》的注释有时还繁证博引，致使注释者自己的论断反而不够鲜明突出；渭水的注释则失之太简，并且偏重在沿革方面。注释也有不够严谨的地方。如《禹贡》梁州之下对于熊、罴、狐狸，渭水一文对于人名，都一一作了注释，而对于一些地理性很强的内容，反而注释得很不详细。《禹贡》全面地叙说了全国九州的土壤种类和特性，在我国土壤地理的研究上有很高的价值。近年以来已有不少的科学工作者从土壤学的观点对它进行研究，并且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但是本书关于《禹贡》土壤的注释，大半是因袭旧说，而没有充分吸收近代的科学研究成果，这就不仅削弱了注释的科学内容，而且也影响到对原书的科学价值的阐发。也有一些注释的内容在科学性上是值得商榷的。例如，注释中称渭河上游的鸟鼠山“属北岭六盘山系”，就不妥当。因为如果北岭就是秦岭的话，那末它和六盘山构造不同，造山的时代也不同，二者是不应合在一起的。此外，各篇之中有个别的注释，前后也有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