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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委书记手记
不毛之地变为一片锦绣
中共广东电白县委第一书记 王占鳌
“天雨未晴土先干、十日太阳旱煞人；风来沙尘蔽天日，大好园田变山岗”。这是多年来流传在电白民间的一首歌谣，也是这个地方过去自然面貌的真实写照。
解放前夕，电白全县土地中，树林面积还不到1％。北部山区的森林，受到严重的破坏，巍峨的大山上，只剩下一片嶙峋怒石。中部丘陵地带，山崩岭烂，土焦地裂，水土流失极其严重；农民称为“田间老虎”的黄泥水，每年都要吞噬大批耕地。南部沿海，又是一片白茫茫的沙滩，秋冬风沙蔽日，夏季如同火焚，人们望而却步，说是“沙母毒龙”。由于林木稀少，水利失修，电白县的农业生产水平一向很低，而且极不稳定，稻谷亩产只得几十斤，加上反动统治阶级的盘剥，人民生活极端穷苦，年年都要闹灾荒，是一个有名的老灾区。
然而，现在你再来看看吧。在你的眼前，发生了多么迅速和多么巨大的变化！
你将会认不出北部地区那五十万亩昔日的荒山了。现在，这里已经是山明水秀，林木葱茏，茶油遍地。你也将会认不出中部丘陵地带那一望无际的崩山秃岭了。这里经过大规模绿化以后，水土流失面积已被有效地控制起来，使周围农田得到了保障，并使其中的单造改为双造或三造，被泥沙吞噬了的农田也恢复了青春。至于沿海一带，随着防护林带的筑成，猖獗的“沙母毒龙”也终于被驯服了。林带附近的人民和农田解除了风沙威胁，过去被淹没的农田恢复了耕种，开垦的荒地，单造田改为双造。此外，每年还可收获柴薪，初步解决了群众缺乏燃料的困难。许多原来打算迁居的人们可以安居乐业了。
解放初期，全县每年要靠国家从外地调入粮食。由于征服了干旱和沙荒灾害，全县粮食产量逐年增长，到1958年已能自给，1959年更变为余粮县，破天荒地调出了大米。解放前群众那种“野菜度三餐，烧火过五更”的辛酸岁月，已经永远成为过去。
这个深刻的变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经过了艰苦的历程，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1956年春天，博贺港的人民群众首先起来响应毛主席“绿化祖国”的伟大号召。他们在海滩上面开誓师大会，千百万人举起巨臂喊道：
“我们一定要风沙低头，要土地翻身！”接着，按照渔民出海的传统风俗，鸣锣三响，一百五十九个共产党员带领着五千多人组成的劳动大军，奔向白茫茫的沙滩。
要在沙滩上种树，困难的确很多。但是再大的困难也敌不过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和无穷智慧。没技术，献计；失败了再来；没树苗，自育！男人出了海，妇女便把担子担起来。没有锄头，就用锅铲来挖穴，没有木瓢就用螺壳来浇水，没有粪箕就拿水桶来运泥。海滩缺乏淡水，又在沙滩挖了几十个水潭，用螺壳一壳一壳地把渗出的淡水盛起来淋树苗。
助人为乐，舍己为人，一处困难，大家支援的共产主义风格更令人感动。博贺镇青年妇女组成的突击队不仅挑最干旱最当风的地带种树，而且带了米粮，背着铺盖到十里外沙丘最多的新沟地区支援种树。
种下去了，能不能成活，又是一场艰巨的斗争。人们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工作：扶苗、补苗、追肥、培土、抗旱、灭虫，像管理水稻一样细心地管理着树苗。汗水没有白流，劳动结了硕果。只不过将近二年时间，沿博贺海岸种下的八十多万株木麻黄树，真的像海滨的绿色长城一样，把荒沙紧紧地包围起来了。
这个光辉的范例，吹响了全县向大自然进军的号角。水土流失最严重的水东镇附近一带，人们掀起了“学博贺、赶博贺、超博贺”的热潮，全镇机关干部、师生、居民、部队等五千多人组成的造林大军，从1957年春节早晨起，浩浩荡荡，斗志昂扬，冒着寒风冷雨，向崩山烂岭进军。造林最困难的大陂一带，千百万群众在光秃的山岗上锄地，山上石多泥硬，一锄下去只能挖开一点泥皮，石子飞起，一锄是一个战斗，一锄是一个难关，两天中就挖断了四十多把锄头。七十多岁的贫农社员王育堂听到绿化消息，把自己的儿子、媳妇一家人都带上了山，连铺盖、炊具也带上山来。人多力量大，困难只好退让。人们在石块上刻下了豪迈的诗句：
毛主席号召绿化，英雄此地为家，
干劲冲碎顽石，荒山变为林厦，
锄头打出天下，大陂一片鲜花。
经过几年的苦战，博贺、南海两个半岛的四十公里长的海岸线上已实现了四带（木麻黄带、竹带、果带、红树带）五化（绿化、竹化、果化、红树化、美化）；全县已共种上果树九万多亩，建百果园六百二十三个，实现了社社队队百果园化；全县公路两旁都形成了林荫大道；全县九十五条大小河流两岸，都长起了竹林带，成为保护河岸农田的“竹堤”；海岸线也全都营造了防护林带。
你还记得这篇文章开头提到的那首旧日的歌谣么？现在，电白人民又是怎样唱的呢？——电白人民志气高，童山赤岭换绿袍，花果满园绿荫丽，狂风飞沙尽低头。农牧连年大增产，安居乐业永无忧，山明水秀天堂艳，大地如春锦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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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支援农业小故事
“走亲戚”
陕西宝鸡拖拉机厂 张秀成
我们支援夏收的队伍戴着草帽，拿着镰刀，推着奋战两夜为农民兄弟做的马拉收割机，一路说说笑笑朝离工厂五里路的王家村走去。照大家的话说，这是去“走亲戚”。
绿烟笼罩的屋宇的轮廓越来越清楚了。
村里静悄悄的，突然一阵童声引出一队整齐的白胖的儿童，每人手提着小篮。走在中间的是一位年纪大的阿姨。她戴着白帽，穿着白衣安详地说：“宝宝们到地里别乱跑呀！”我们一下认出这阿姨，原是人们称她莲英娘的老大娘。
“哎哟，就知道你们要来帮忙！”大娘拍着手，惊喜地叫了声：“你们住的房子前两天就收拾好了。走，歇歇去！想不到来得这么早，准是半夜三更就动了身。”不容我们多说，她就径自往家走，一边赞不绝口地说：“唉！今年的麦子长得硬是叫人喜欢，那阵子你们来抗旱，苗儿又黄又瘦，谁敢想会出落得这样有出息，要不说人民公社好嘛，也亏你们工人给机器，修机器，日夜抗旱啦。”
老大娘住在一个宽大的四合院内的东屋里，西屋挂上了“王家村农具厂”的牌子，北屋雾气腾腾，一阵阵饭香飘来，那是大队食堂。我们住在南屋里，里面装着电灯、广播喇叭。她满脸堆着笑说：“看看，几月不见大变样了吧！一霎眼就电灯电话了，告诉你们……”大娘突然把声音放低了，带点神秘、又带点自豪地说：“上面来了人，拿着旗子、红白杆子、照像机什么的，在这里画图哩，说要盖楼啦。还听莲英那丫头说，她也要开拖拉机了。她好几天没回家了。说真的，村里人都常念叨你们帮村里搞机器，改农具，活忙还来帮忙。……莲英还说等着和你们研究啥革新哩。”
这时院里响起碗筷声，炊事员正繁忙地收拾饭担，一个老大爷端着热腾腾的白馍亲热地说：“尝尝我们敬老院的手艺，年青人都去收麦啦，后勤工作我们包啦。”
我们割麦心切，说了声：“地里吃吧。”便一拥而上，挑起几挑饭担走了。
我们走进金色的海洋，金浪起伏，麦香袭人，处处红旗下面镰刀响动。那一队儿童甜丝丝地喊我们：“工人叔叔好。”“叔叔教我们开机器吧！”我们才注意到巨大的收割机正行驶在麦海里，那雄壮的轧轧声混合着此伏彼起的丰收歌滚过黄金般的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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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绿色的隧道
——见闻杂感
顾明
在从成都去都江堰的公路上，我们坐在车子里，看到两旁的河渠上都用竹子、木材搭了架子，把一条几十里的河渠都密密严严地罩住。这是怎么一会事呢？我正在纳闷，同行的同志告诉我说，这是南瓜架子，为了节省土地，把架子搭到河面上来，同时当瓜藤叶茂密的时候，绿荫成片，又可以遮盖河面减少河水的蒸发。于是我仿佛看到在赤日当空的炎夏，满河的水在这绿色的隧道中缓缓地流着，滋润着大地，灌溉着田亩。多么巧妙的安排和设计啊！它的设计者是谁，不用问也会知道，他不是别人，正是勤劳而又勇敢的人民。
在这里我更深刻地理解到“找缝插针”这句话中“找”字的真正的含义。河面上空的这个“缝”是我们一般人“视而不见”的“缝”，见是见到了，可是谁又想在那儿“插针”呢！然而在川西平原，这个“缝”也被找到了，空间被大大地利用，你看他们的“针”插得多好啊！
在重庆市南岸区涂山公社，我们看到公社的人们，为确保粮食多种多收，实行“寸土必争，找缝插针”。大家积极细致地安排土地、劳力、种子。他们认为土地首先应充分发挥“十边”的作用。这十边就是：田边、地边、堰塘边、水库边、河边、路边、沟边、菜地边、屋边、坟边。充分利用这十边的零星土地，增种粮食，这样他们还觉得利用得不够，所以又继续抓“粮套菜”、“菜套粮”的耕作方法，大搞“六结合”，千方百计地提高土地利用率。他们说的六结合是：高秆粮食和匍匐瓜菜相结合；矮茎茄果和叶菜类相结合；深根作物和浅根作物相结合；豆类作物和禾本科作物相结合；攀缘作物和高秆直立作物相结合；生长期长和生长期短的作物相结合。经过他们这一细致而又合理的安排之后，同样是一块地就可以种上五、六种作物，充分地利用了土壤、阳光、空间，并且各种作物互不影响，都可以得到正常的生长。对果木地他们也不放过，他们在大树下面栽瓜苕，小树行间种包谷和高粱。
大搞增种、间种、套种，能多种一畦就多种一畦，能多种一亩就多种一亩，能多套种一行就多套种一行，能多种一棵就多种一棵，千方百计找“缝”插“针”，使寸土不漏，寸土不闲，充分挖掘出土地的潜力，而土地的潜力是挖掘不尽的。能找“缝”插“针”，善于找“缝”插“针”，肯于找“缝”插“针”的人，到处都可以找到“缝”。
走过了成都到都江堰的公路，参观涂山公社之后，那种豆类满山种，南瓜遍河面，果林套豆类，苗圃种高粱，田边地角都种尽，保证多种多打粮的景象，真是使人感动。而其中河渠、水道上搭架，绿叶成荫，瓜果累累的绿色的隧道，更使人感到人的智慧是多么无穷无尽，而人的创造能力又是多么奇妙和丰富啊！然而这些无穷无尽的智慧，只有在今天这个毛泽东时代才有可能发出这么灿烂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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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影评
《朝霞》更比朝霞美
——儿童影片《朝霞》观后随感
谢力鸣
儿童故事片《朝霞》，是长春电影制片厂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献给孩子们的一份珍贵礼物。影片以1958年小学校开始实行勤工俭学时为背景，通过新华小学校长林征同老教师江老师的矛盾，以及学校和个别家长们的矛盾，反映了在教育战线上，贯彻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时所引起的一场教育思想革命的一个侧面，热情歌颂了党的教育方针的正确，和它取得的伟大胜利。
从影片中我们看见一群新中国的少年儿童在党的教导下的成长。他们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道德品质逐步提高，知识日益丰富，智慧得到了发挥。我们看到孩子在参加集体劳动生产后，娇生惯养的变得勇敢和爱干活了；不爱读书的懂得了学习的重要，爱读书了；过去爱恶作剧、吵闹的孩子，组织性纪律性都加强了，他们相互帮助，团结友爱。孩子们不但劳动热情很高，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可贵的力量，生产了质地优良的钉子、玩具、矿石收音机、钉耙等等，而且在劳动中克服了自己的缺点，锻炼了自己的性格，展示出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精神面貌。这是既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又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共产主义劳动者的幼芽。这里显示了党的教育方针的伟大胜利和“勤工俭学”的开花结果。
影片生动地反映了在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时所展开的一场严肃的思想斗争。孩子的行动和表现，雄辩地证明了党的方针是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的，孩子们完全拥护党的方针。以林校长为首的党员、教师和以张师傅等人为代表的家长，是党的方针的坚决拥护者和执行者。以江老师为代表的教师、以金大宝的父亲、方明珠的奶奶为代表的家长则是还具有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人物。他们不同程度地怀疑和反对党的教育方针，他们还有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和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把课堂教育同生产教育绝对对立起来，轻视和反对劳动。他们有时也承认集体主义教育，但那也只是承认到图书馆去集体阅读才是正当的，而参加劳动活动则是闲游荡，影响孩子专心学习。影片用简练的几笔便有力地揭示了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江老师的思想实质：一面她在课堂上领着孩子们朗诵着劳动是光荣的，伟大的，一面却把劳动当作惩罚学生的手段。影片通过对方老太太的刻划，更直截了当地揭露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本质。当方老太太阻止她的孙女儿参加搬运轮胎时，她说：“咱们家祖宗三代也没人在大街上挑过担子。”一语就道破了问题的本质，揭示了在教育革命中思想斗争的深刻性。正如陆定一同志在《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红旗》1958年第七期）一文中指出的：“实现教育与劳动结合，必须经过斗争，而且将会有长期的斗争。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教育工作中反对几千年的旧传统的一个革命。劳心与劳力分离的原则，在教育工作中已经统治了几千年。历史上的一切剥削阶级，都坚持这个原则。”
作为一部较出色的儿童片，影片对儿童性格的刻划也有独到之处，许多情节的安排，使人信服地看到这的确是孩子的行为。例如在开办钉子工厂之后，孩子们向老师保密无意中又“泄密”；孩子们在马路上滚轮胎；三个孩子在压力机旁认真地互教互学，小孩给大人理发等等情节的艺术处理，都是比较成功的，充分显示了闪耀着我们时代光辉的孩子们的天真活泼、热情、向上的性格。应该说，《朝霞》是我国儿童影片的新收获。（附图片）
影片《朝霞》中的一个镜头：孩子们在修理课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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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知识小品
人能活到一百五十岁以上
高士其
地球上的生命活动，远在五万万年以前就开始了。最初的生命，是以蛋白质分子的身份出现在原始的海洋里。
往后，越来越多的原始生物，包括细菌、藻类和以变形虫为首的单细胞动物集团，一批又一批地登上生命的舞台。
这些原始生物，都是用分裂的方法来繁殖自己的后代的，一个母细胞变成两个子细胞之后，母体的生命就结束了。所以它们的寿命都极短暂，只能以天数或小时来计算，最短的只有十五分钟。
当单细胞动物进化到多细胞动物，寿命也就延长了。
例如大家所熟悉的蚯蚓，就能活到十年之久。印度洋中有一种大贝壳，重三百公斤，被称作软体动物之王，在无脊椎动物世界里，创造了最高的寿命纪录，能活到一百岁。
一般说来，昆虫的寿命都很短促，成群结队飞游在河面湖面的蜉蝣，就是以短命而著名的，它们的成虫只活几小时，可是它们的幼虫却能在水中活上几年。
蜻蜓的寿命只有一两个月，它们的幼虫能活上一年左右；蝉的寿命只有几个星期，而它们的幼虫竟能在土里渡过十七年的光阴。
鱼类的寿命就长得多了。在福州鼓山涌泉寺放生池里所见到的大鲤鱼，据说都是一百年以上的动物；杭州西湖玉泉所培养的金鱼，也都有三十岁以上的年纪了。
在长寿动物的行列中，乌龟的寿命要算最长的了。英国伦敦动物园里保存着一只巨大的乌龟，也许现在还活着，它的年纪已经超过三百岁了。听说非洲的鳄鱼，也能达到这样的高龄。
达到一百岁以上的动物，还有苍鹰、天鹅、象以及其他少数罕见的动物；一般猛禽野兽和家禽家畜之类，它们的寿命都在十岁到五、六十岁之间。
在一般的情况下，它们都不能终其天年，要不为了人类营养的需要而被宰吃；要不因为年老力衰得不到食物而饿死。
至于人类的平均寿命，在黑暗的中世纪，只有二十到三十岁，这比许多高等动物还不如。
文艺复兴以后，这个统计数字不断地在增长着。现在有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的平均寿命都已经达到六十到七十岁的标准，这个标准比一般动物的寿命都要高。
东欧国家的居民，是著名的长寿者，例如在保加利亚，每一百万人中，就有五百五十五人是百岁和百岁以上的老人。
苏联有一个老农民叫做艾瓦佐夫，他活到一百四十八岁，还很健康，他是二十三个儿子的爸爸，其中有三个儿子已经超过了一百岁，他的家庭就有一百五十多口人。这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已于去年逝世，享年一百五十二岁）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尤其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里，情况就完全两样。那儿劳动人民的生活没有保障，很多人都住在贫民窟里，饥饿和疾病时刻威胁着他们的生存，早衰早死的现象到处都是。而那些富人呢，过着花天酒地、荒淫无度的生活，我想他们也活不了多久。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对于人的关怀，是从他的诞生前就开始的，因而婴儿的死亡率大大下降，各种保健制度都已建立起来，托儿所和幼儿园，休养所和疗养院，遍地开花，党和政府又大力提倡体育运动，以增强人民的体质。这一切，对于延长人民的平均寿命，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随着医学的进步，爱国卫生运动的发展，危害人类的传染病逐渐消灭，就是那可怕的癌病，也日暮途穷了。
近年来，苏联科学家勒柏辛斯卡娅所建议的洗苏打浴和罗马尼亚科学家阿·那·阿斯兰提倡的注射奴佛卡因，它们的效果如何，虽然没有作出最后的结论，但它们对于征服衰老的斗争，起了令人鼓舞的作用。这些新方法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人能活到一百五十岁以上，还不是人类寿命的极限。这句话，不能说是过份乐观的估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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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水土保持
（中国摄影学会供稿）
和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