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7月5日人民日报 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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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人文艺评论选

英雄时代的英雄人物——读“钢人鲁佛祥”
上海玻璃机械厂工人 石绍初
胡万春同志写的《钢人鲁佛祥》(见《上海大跃进的一日》),是一篇充满着强烈的共产主义思想的优秀作品,它把一个忠心耿耿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倦劳动的英雄形象,层层深入地展开在读者的面前。读起来,给人一种愉快的感觉。
《钢人鲁佛祥》写的是上钢二厂的真人真事,作者甚至曾和鲁佛祥一起工作过三、四年。作品就在这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物描写进行了艺术加工,使故事更为优美、动听,作品中的人物——这个忠诚、质朴、幽默的老年英雄的形象,也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从鲁佛祥的许多真挚动人的言语中和行动上,可以清楚地看出:解放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真正作了主人,正如鲁佛祥对他的儿子所说的:“现在厂是自己的,做死做活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大家,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你们下一辈……。”因此当国家有什么困难,厂里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人们就应该以主人公的态度去关怀它,解决它。这是工人阶级所应具有的优秀品质。鲁佛祥的这些典型的动人事迹,也正是这一优秀品质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故事告诉我们,当鲁佛祥在为轧钢机安装一只二十吨重的大飞轮的时候,在他这个人身上表现出多么令人敬慕的动人事迹来。例如当他身在疗养院的时候,他是如何地想念着厂里的事;后来当他得知厂里要安装一只二十吨重的大飞轮的时候,他是如何地坐立不安,甚至于说谎,说他的关节炎好了,想来征得院长同意,他好回到厂里去。对社会主义事业这么关心,是令人敬佩的。后来厂里果然派人来为他请假一天,请他去指导安装大飞轮工作的时候,他那时的心情是多么的高兴,这种心情是难以使人形容的,而又是非常感动人的。
经过两天两夜的连续苦战,大飞轮安装好了。他兴奋地说:“一个人到这种辰光,要算顶开心了。这就像种田一样,到了收刈的季节,一年辛苦都被抵消掉了。我们没辛苦了十天就有这种甜味,真是甜比苦多!”说得多么的真切,多么的感人!可是接下去,他看到已经装好了的大飞轮轴承婆司突然冒出了一股青烟,大飞轮停止了转动的时候,他叫了声“铜婆司烧起了!”这时,他一急,失脚跌到车弄下面来了……。如果他没有高度忠诚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思想品质的话,他会因心里着急而跌下跳板吗?这里,他对国家财产的爱护,爱厂如家的优秀思想品质,都充分地表现出来了。大飞轮第二次又烧起来,从他向旁人的问话中,可以明白,这位纯朴、恳切的老年工人,他心里是如何地焦急,因此当他得知停一天至少要少生产二百多吨钢、把大飞轮拆下来起码要损失上万元的时候,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这口气里包含着多少思想和感情!有人知道他身体不好,怕他辛劳过度,劝他休息,不料他却“气呼呼地说:别来关心我这老头子了,去关心大飞轮吧!”看,他哪里还顾得什么自己!故事写到这里,一步步发展,这位老英雄的赤胆忠心也在这里明彻地表现出来。
鲁佛祥的性格是直率、刚毅和恳切的,他是一个乐观的人,同时他又是那样的严肃、认真。当他最后看到大飞轮转动起来的时候,有人叫他快去休息,他却突然消失了原来的那种认真、恳切的态度,风趣横生地说:“嗨!你不说我也会去休息的,而且我还要到疗养院去报到呢!”读到这里,不能不使人拍手称快。
有人说:英雄是时代的产物。的确如此。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英雄辈出的伟大时代,他们的事迹是令人惊叹的。
《钢人鲁佛祥》只是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里所出现的许多英雄事迹中的一个片段。鲁佛祥这个英雄人物,也只是无数的英雄人物中的一个罢了。愿我们不断地学习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从这些英雄人物的身上感染他们崇高的共产主义优秀品质。
〔原载《上海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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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人文艺评论选

奇迹是人创造的,人是党培养的
中共永鑫无缝钢管厂支部书记 赵熙祥
《奇迹是人创造的》(收集在《上海大跃进的一日》中)这篇特写发表以后,我们厂里很多工人都抢着看,有的说:“看了这篇文章,想想以前战斗的时候,真是越看越有劲,咱们以后还要干!”有人认为这是我厂技术革命的一篇生动的总结。
在这篇文章中,突出地描写了在总路线光辉照耀下,潘阿耀同志遵照了党的指示,白手起家,经过了数十次的失败,和工人兄弟一起,解决了无缝钢管的顶头打洞问题。因此,我认为读了这篇文章,对我们今后的技术革命有促进作用。其次,我认为每个人总会碰到各式各样的困难,潘阿耀碰到的困难是大的,但是困难被他坚决地克服了,作者写出了老潘的共产主义的风格,就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
另外,我觉得要使这篇文章写得更好,有些方面还需要改进。这就是:一、“奇迹是人创造的”这是真理,但是创造奇迹的人是党教育的呀,这一点,作者在文章里表现的是不够的。潘阿耀创造了无缝钢管,但是这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后才取得的。要是在解放前,潘阿耀根本做不出这种事。二、潘阿耀是我们厂里的一朵“红花”,作者对这一点写得很突出,但是对绿叶着墨不够。比如,老潘提出解决顶头方法,有一个青工就日夜帮他设计,后来经过数十次试验才成功了,这一点却写得不够。三、在第二段里,潘阿耀为了要找英国的材料,有一段是这样描写的:“这以后,潘阿耀每天上班,一看见老赵总是劈头就问:
“赵书记,资料弄到了吗?”
“跑了多少单位……”老赵搔着头皮回答。
“资料不来叫我们怎么赶?……”
我认为这样的对话,对突出老潘这个英雄人物没有帮助,据我知道,老潘是非常积极主动去找资料的。 〔原载《萌芽》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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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活的赞歌
——读“上海民歌选”中的“一天”
上海汽车电机厂工人 赵国华
一休息下来,我总喜欢翻阅一下《上海民歌选》,那里的每首民歌,都充满着阶级感情,唱出了我们工人心里的声音,给人一种激动而亲切的感觉。《一天》就是这样的一首好诗。
《一天》,每个人都有一天,可是对待它的态度并不一样。有人把“安闲”、“平静”的一天,看成是莫大的“幸福”;有人却把它看成是苦恼和耻辱,而把辛勤的劳动、紧张的斗争当做最大的愉快。这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是从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产生的。《一天》这首诗写的是我们工人一天的生活。用自己紧张的劳动去消灭贫困落后,创造新的生活,这是一种愉快的“紧张”。这首诗正好说明了这一点。这首诗在那些资产阶级先生们的眼里,也许还不值得一读呢!他们认为像这样紧张的生活,多么“枯燥”呵,怎么倒产生出诗来呢?然而诗终究是产生出来了,这是我们工人的诗,是受到劳动人民热烈欢迎的好诗。
再从艺术角度上来讲,作者很巧妙地把错综复杂的一天生活,通过一个老工人的形象,仅用短短的十八行诗,就生动地描绘出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教导我们:“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我看这首诗也符合于这一点,例如像“八小时工作总感到太少,放下割刀,拿起鎯头就敲……”“晚上大会报告,小组商讨,生产会议刚刚开好,拿了课本拔脚就跑……”等诗句,把一天的工作、休息、学习描写得淋漓尽至,风趣横生。同时诗句也很生动,例如像诗中每节最后两行:“睡得少不少?”“够了!够了!”“觉得累吗?”“嘸啥!嘸啥!”“太紧张吧?”“还好!还好!”都充满着我们工人阶级的乐观、爽朗、轻松、愉快的感情,这也是这首诗的独到之处。
《一天》这首诗有鲜明的思想性,扎实的生活内容,有新颖的构思和优美的形象,它是一首我们工人生活的赞歌。 〔原载《萌芽》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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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跃进中初绽的花朵——黔剧
贵州省文化局副局长 张世珠
黔剧是在党的细心培植下新发展成长起来的一个地方剧种。黔剧的前身是流行在贵州民间的一种坐唱曲艺——贵州文琴(或称弹词)。文琴在贵州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不仅在汉族地区流行,在某些少数民族地区也有。解放后,人民随着政治上和生产上的大踏步前进,要求用更加完美的艺术形式来反映新的生活,有些地区(如黔西县)便试图把文琴从坐唱搬上舞台,发展成为戏曲。党发现了这种有意义的尝试,热情地支持了这个新生事物。接着,就有一些县市组成业余文琴剧团,试验发展文琴戏。1958年,大跃进的号角响起了,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在党的领导下以崭新的姿态、冲天的干劲,投入跃进的行列。中共贵州省委号召全省的文艺工作者来一个特大的跃进,要求我们沿着总路线所指引的方向,多快好省地把文琴戏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完美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地方剧种,使艺术事业更好地为政治、为生产、为工农兵服务。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在省委的领导下,举行了两次文琴戏会演,许多专区和县建立了专业文琴剧团或黔剧团(目前全省已有二十多个专业黔剧团和数十个业余剧团)。为了更快地发展黔剧,根据省委的指示,在1960年初将这一剧种正式定名为黔剧,并在会演之后,抽调了八个专业黔剧团的部分力量,组成了贵州省黔剧演出团集中加工训练,还从省内京、川、评、越、话剧等各个剧种抽调了一批导演和教师辅导黔剧,又从文学艺术界其他兄弟单位抽调一批创作人员,从事剧本的创作、改编和舞台美术工作。就是这样,在党的直接关怀与培育下,在全省人民的迫切要求下,在整个艺术界的大力支援下,黔剧才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地发展成为一种初具独特风格的地方戏曲,使全国文化艺术的百花园中,增添了一枝初绽的花朵和初生的幼苗。如果说黔剧是大跃进的产物,那是完全名副其实的。
两年来,我们在发展黔剧方面的初步体会,正如前面所说,决定的一条,是党的领导促进了黔剧事业的迅速发展。事实证明,省委所确定的将文琴戏发展为贵州地方戏曲这条方针是非常正确的,这表现了党的领导善于发现新事物,支持新事物,积极培育新生力量发展壮大。在发展黔剧方面,省委不仅抓得紧,而且抓得具体,对我们提出的工作目标都是积极的、跃进的。省委虽然抓中心工作、抓工农业生产非常忙碌,但还是抽出一定时间,具体抓文艺工作。从剧本的创作、舞台表演,到舞台美术设计、服装道具的使用等,省委负责同志都亲自过目、指示。如我们这次带到北京来的《秦娘美》、《张秀眉》、《女矿工排》、《红旗食堂》四个大戏,都经过省委负责同志多次审查,参加讨论。根据他们的意见,进行了加工、修改。由于党委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又给予我们以具体的指导,而且抓得紧,抓得准,抓得及时,才使黔剧事业能够沿着正确的道路飞速地前进。
第二,贵州文艺工作的基础比较薄弱,艺术干部不算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能保证黔剧事业飞快的跃进呢?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集体创作,也就是在艺术上彻底走群众路线。现在上演的四个大戏,从剧本的创作、改编,到舞台的排练,舞台美术设计(包括服装、布景等),直到公演,都是在今年2月到5月这四个月的时间里完成的。能在这样短短的时间里完成这样大量的工作,就是因为采取了集体创作、走群众路线的办法。比如编剧,首先在创作组中讨论、明确主题思想,集体讨论提纲,然后分头分场写作,再指定专人修改贯通。每个剧本在初稿完成后,都经过许多次集体讨论,广泛吸收多方面的意见,继续加工修改。剧本基本完成后,即边排边改。再如导演,也是采取了集体导演的办法。导演组首先讨论、明确了每场的导演意图和主要人物、场面的处理,然后分头分场导演,再通过连排、通排、彩排统一风格,修改舞台处理手法。在整个排练期间,我们采取了编剧、导演、乐队、演员、舞台美术工作人员五结合,一切为了表现剧本中的主题思想,从各个不同角度为创造完美的舞台艺术形象而努力。
第三,黔剧是一个新生的事物,也是贵州人民殷切希望迅速成长壮大的一株幼苗。为了它的发展,贵州艺术界,如京剧、川剧、评剧、越剧、话剧、花灯、歌舞等各个剧团都发挥了共产主义协作的精神,抽调了必要的骨干,辅导黔剧;或作示范演出,共同比较,共同提高。由于这样,才使黔剧有了高速度发展的条件。
第四,由于黔剧是一个新的剧种,在各方面都还没有创造出一套完整的程式。从剧本的编写,到舞台表演,音乐唱腔,布景和服装设计,以至化装、灯光使用等等方面,如何掌握既不失去戏曲的特点,又能把现实生活中贵州各民族民间艺术的优秀成分,吸收到黔剧艺术,使黔剧成为一个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服务的新型地方戏曲;如何使黔剧既能吸收各大剧种适合于自己的部分,融合成为自己的东西,而又保留浓厚的地方色彩,创造自己的独特风格,真正成为贵州各族人民特有的艺术形式,在这些重要的方面,我们都还没有摸索出一套成熟的经验。由于黔剧演员都是刚刚从事艺术事业不久的年轻人,而创作、导演、音乐、舞台美术工作人员又是从各方面调进来的知识分子和老艺人,如何使黔剧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这并不是没有斗争的。这些问题,不仅仅是艺术处理的问题,还是如何正确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问题。有的同志常常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产生急躁的或保守的各种偏向。为了在发展黔剧事业上真正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按照党委指示的方向去做,剧团中经常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及时纠正政治上、艺术上各种不正确的、不健康的倾向,这是剧团政治思想工作中重要的一环。
黔剧虽然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迅速地发展成为一个初具独特风格的地方剧种,但是它终究还很年轻,比起其它兄弟剧种,都还极不完美和成熟。为了使这株幼苗成长得更加迅速和茁壮,使这枝初绽的花朵,开得更加鲜艳,还需要党的各级领导和全国艺术界对它多加培育。我们希望它能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里,在祖国的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大花园里,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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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光辉胜利
——沪剧《鸡毛飞上天》观后感
杨浦棉纺织印染厂工人 范建中
鸡毛能不能飞上天?对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鸡毛绝对飞不上天,我们则认为鸡毛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飞上天!
这两种对立的看法构成了尖锐的矛盾,也引起了激烈的斗争。到底谁胜谁负呢?人民沪剧团演出的《鸡毛飞上天》给我们作出了最好的结论。
剧中主人公林佩芬,是一个意志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她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赤诚的心,全心全意要办好民校;而资产阶级家属顾惠珍却对办民校这件事故意百般刁难,大泼冷水,并且断言,鸡毛不能飞上天,民校一定办不好。但是这些流言蜚语并没有使林佩芬办民校的决心有所动摇,相反的,使她更加坚定了。林佩芬说得好:“不争嘴来要争气,定要鸡毛飞上天。”这口气争得好,这并不是争个人的意气,而是争无产阶级的志气!正因为有了这种志气,林佩芬才能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顽强挺进,将顽皮学生虎荣教好,将民校办好,使鸡毛飞上了天。
林佩芬深厚的阶级感情感动着每个观众。当顽皮的虎荣吐了她一脸唾沫,又受到顾惠珍的冷嘲热讽时,她毫不埋怨,只感到自己没有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而难过。“一口唾沫小事情,佩芬不生孩子气……倒是顾师母一番话,分明将工人子弟看不起……办好民校,千方百计帮助虎荣改正缺点,使他成为工人阶级的优秀子弟,定要鸡毛飞上天!”一段快板唱出了她的满腔热情,显示了她鲜明的立场、观点和深厚的阶级感情。正是基于这种观点,这种感情,才产生了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小虎荣在她的耐心教育、帮助和启发下,终于认识了错误,改正了缺点。鸡毛乘东风直上九重天,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顾惠珍的世界观受到了应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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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红花与绿叶
中华造船厂木工 董义翔
看了沪剧《鸡毛飞上天》后,心里有这样一种感觉:如果把林佩芬比作是红花,那末老皮匠就是扶持红花的绿叶。
老皮匠是一个朴实的劳动人民,他具有我们工人阶级的英雄本色。他挑着皮鞋担在里弄中碌碌奔波,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得到方便。当资产阶级家属顾惠珍对他说:“难道我不给钱吗?”叫他快点把拖鞋作好的时候,他说得多好:“你又没有参加工作,呆在家里有啥急头?”这充分表现了他的阶级立场和为谁服务的劳动观点。他劳动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得到方便,而不是为了几个钱。
正因为他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所以当他知道里弄要举办民校的消息后,就第一个举手赞成,甚至为了筹办校舍问题,他把自己仅有的一间汽车间那么大小的房间腾出来,给公家派用场;这种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与资产阶级家属顾惠珍那种处处为自己的思想相比,真有天渊之别。
为啥老皮匠对待顾惠珍和林佩芬两个人会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呢?主要是他在旧社会里尝够了资产阶级和反动派的苦头,更体会到今天生活的幸福,因此,当他看到顾惠珍还要用过去资产阶级的手段来对待我们劳动人民,怎么会不起来反对呢?他对待顾惠珍和林佩芬所采取的两种不同的态度,正表明他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鲜明立场。
(原载6月13日《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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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拍一声”和“通一声”
上海锅炉厂铸工 毛茂昌
收在“上海民间故事选”里的“个个都是周立春”是一篇很好的作品。
“个个都是周立春”,这说明了周立春的威望,也反映了反动派临死前的心情。官兵怕周立春,也怕同情和支持周立春的人。清兵看见老农为了“周拐子”被杀而流泪,就“拍一声”拔出了雪亮的钢刀,来吓唬老农。这是贼胆心虚,狐假虎威,一副十足的纸老虎腔,实在令人可笑。
老农却不然,“哈哈!”一边笑一边挨近过去,没有因为钢刀而退缩,而像一个巨人,巍然站在清兵面前,使得清兵越加渺小了。
官兵听说老农失落价值连城的夜明珠,“早已蹲下身子,两眼瞅在地上,双手乱摸”,这副爱钱如命的贪相,实在令人作呕。
老农趁这个机会,“拿起身边的一块青石,用力向清兵头上砸去,‘通’一声,清兵脚一挺,就此断了气。”打得好,打得多痛快,实在令人兴奋。
“拍一声”,这是反动派的声音,是一切反动派吓唬劳动人民的惯技,并不可怕,只是临死前的挣扎。
“通一声”,这是广大人民斗争的声音,这声音犹如晴天霹雳,震动全世界,唤醒了一切被压迫、被奴役的人们起来斗争的胜利的前奏曲。
(原载六月十三日“文汇报”)
〔编者附注〕周立春是清朝咸丰年间上海一带的“小刀会”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之一,受到农民的爱戴,后来被清朝统治者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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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上海工人比赛文艺评论
上海群众业余文艺运动在赛诗、赛画、赛歌等活动的基础上,又开始出现群众业余文艺评论活动的热潮。上海十个市区已有二百个以上的业余文艺评论小组,有三千多人参加。永大染织一厂的评论小组,一年内就在报刊发表了二十五篇文艺评论文章。
上海市杨浦区最近举办了一次群众业余文艺《三评》(书评、剧评、影评)比赛会,就有二百多个工厂、里弄等单位的六百多人参加,有工人,有工程师,还有家属。全国著名的棉纺女工黄宝妹、先进工作者镗工李福祥也在比赛会上读了自己的文章。比赛的内容,主要是评论《上海解放十年》、《上海大跃进的一日》等四本书和电影《战上海》、沪剧《鸡毛飞上天》。会上大家谈文说艺,热气腾腾。比赛会上产生文艺评论文章二千五百多篇,其中选拔出优秀作品几十篇。从这些选拔出的部分优秀作品来看,虽然文章的作者大多是初学写文艺评论的工人群众,接触文艺作品并不多,但具有一个共同的特色:阶级立场和政治观点鲜明。同时注意对作品作艺术分析,文章都较短小,语言也生动。
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萌芽》等报刊就杨浦区这次群众性文艺评论比赛活动,分别发表了消息和评论,认为这种比赛活动是上海群众业余文艺活动的一个新形式,是群众文艺运动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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