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契约华工”回到了祖国
王瑾希
从去年年底以来，先后有近百名的“契约华工”，落叶归根，回到了祖国的土地。他们和成千上万的华侨一起，被印度尼西亚有势力集团诬蔑为“吸血虫”，赶了回来。
“契约华工”，指的是那些被美国、荷兰等殖民主义者拐卖到世界各国的中国劳动者。通常都叫“猪仔”。“猪仔”！单凭这个称呼，人们就可以想见他们命运的悲惨。把人当作“猪仔”，这也是帝国主义者奴役人民的一大罪证。
回来的这些“契约华工”，绝大多数在六十岁以上，他们的神情、体态却比他们的年龄更加衰老。沉重的劳动，奴隶般的生活，在这些老人的身上、心上留下了累累伤痕。有的人已经双目失明，有的人双脚瘫痪，有的只剩下一只手，有的已经成了聋子。不爱说话是他们的共同特征。三、四十年饮泣吞声的生活，使他们习惯了沉默，习惯了咀嚼痛苦，而不曾想到还有一天可以倾诉痛苦。
但是，踏上了祖国的土地，住进了敬老院温暖的房间，接触了那么多比亲人还要亲的接待人员，一颗颗久被冻结的心灵溶解了，在祖国的春风里溶解了。
不是受黄金梦的诱惑，不是被好奇心所冲动，完全是旧社会的无情的生活鞭子，驱使他们背井离乡。六十多岁的矿工廖洪，原来是广州一家小机械厂的翻砂徒工。1924年工厂倒闭，他只得瞒了母亲，将自己卖了七块港币。还有更多的人，遇上天灾失收，地主还逼着要租，只得出去打零工，最后狠心将自己交给了“猪仔头”。
只等在“猪仔契约”上按过手印，接过那七、八块港币以后，就成了失去自由的牛马。任人摆布，被编上组、编上号，胸前挂上号码，有的还被剃光了头。回来的这些华工中，就有名叫欧大、麦二、钟四、庞五、唐八、黄九、李十二、林十五的，很多就是从这编号来的。接着，被押解着，上船下船，上车下车。而上下车船的时间，都在漆黑的夜晚，为的是使他们忘却还乡的道路，将来想逃也逃不了。
契约上写得明白，契约华工必须为荷兰殖民主义者做足三百六十个工，才能取得一张“脱身凭扎”，算是赎出了自己。七十六岁的老矿工杨凤才这样叙述了那段日子：每天早晨四点多钟，锡矿公司的大鼓一响，我们就被轰起来冒着刺骨的海风，被迫洗完难于忍受的冷水浴，就无止无休地从深七十米到一百二十米的矿坑底下，沿着窄窄的跳邦把矿砂挑上来。一天挑不够八立方米到十立方米，就别想平安地回到工棚。稍为走慢一点，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的皮鞋、皮鞭就不断落在你身上。哪一天少挑了一点，挨打之外还不给记工，等于白做。所以，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只做三百六十天就能赎出身来。多少人做了几年累得大口吐血，甚至累死也没赎出身来。
“脱身”难道就自由了吗？
“脱身”，除了能稍稍增加工资外，绝不意味着取得了真正的自由。“脱身”之后，两手空空，只得继续做工维持生活。看一看这些老人带回来的“脱身凭扎”就会明白“脱身”并没有使他们摆脱奴隶的命运。矿工吴煜“脱身凭扎”的第一页上有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胸前写着号码、姓名、矿场的英文缩写字母，简直是犯人打扮。照片上的吴煜年青有神，使人很难相信他就是现在在兴隆华侨农场那个衰弱不堪的老人。翻过篇，整整一页，是他从1931年到1955年的工作情况登记。其中栏目很多，有每日工银、赏钱、生病、犯罪、逃走、懒惰、违命、出外、食药、相斗、偷物、斗事、背约，等等。二十四年的记载里，吴煜只得过一次赏银，而生病、懒惰等等的记载却年年都有，越到后来的年份越多。这些记载就意味着扣工资、挨饿、挨打的次数越多。透过这几张薄纸，照见了契约华工凄苦的一生。
死神，无时不在这些已“脱身”、未“脱身”的华工身边巡逡。从那一百多米高的跳邦上跌下来摔死，被砍伐下来的大树根压死，被疾病折磨死，被殖民主义者的鞭子抽死……。据一个极不完全的统计，从1931年到1940年，到印度尼西亚的契约华工在八万人左右。这些人能够活着回来的寥寥无几，大部分已为印度尼西亚的繁荣献出了生命，邦加、勿里洞的矿山、日里的橡胶园、烟园里，到处有他们的白骨。
不少华工曾经不顾死的威胁，反抗、逃亡。现在在广西的老华工李进才记得，1922年，他所在的文岛锡矿场，大批华工逃亡。荷兰殖民主义者将矿区周围的铁丝网通上电流，使逃亡者都被电烧死。也还有一些华工感到走投无路而自杀了。老矿工黄亚华的记忆里，还留着那些悲惨的故事：“有一次，我们又被赶去洗冷水浴，洗完上来就少了三个工友，他们自杀了。”
也有人下过决心，狠命干它几年，积两个钱跳出这火坑。可是，工资本来就少，加上经过克扣、罚款，根本拿不到几个钱。最后，还有赌场、酒馆要吮干你最后几滴血。廖洪当初就是想挣钱养活母亲而卖身的。结果，三十七年，没有给母亲寄过一块钱，也回不了家乡。想在那里成家吧，一个结婚证要一百元，生一个孩子要交二十五元，孩子长到十六岁又要交三十元，不然就逮捕，到哪里去找这么多钱啊！廖洪说：“我后悔呀，做梦也想回家乡，可是，我失去了自由，连勿里洋的街市都不能去。后来，我就喝酒、抽烟。在干活、挨打、抽烟、喝酒里过了三十七年！落得光身一人回国。”一个六十七岁的契约华工李盛，去南洋时家里有年青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原指望去干它三年五载，挣点钱回来养家。现在，总算回来了，妻子却早已去世，儿子如果活着也该四十五岁了，想去找他却连姓名都不知道。
这些老人家劳苦了一生，一到五十五岁，按照锡矿公司的规定一律解雇。解雇以后到哪里去呢？没有积蓄，没有依靠，回国又没有费用。于是，有的走进了华侨团体办的贫老院，也有的冒着生命危险，重新走进荒山，靠设陷阱捕捉野兽和砍柴种菜维生。近来，当他们决定踏破惊涛骇浪投奔祖国时，印度尼西亚有势力集团还要收他们这样那样的税，连他们行囊里最后的半公斤胡椒，几颗治病的发冷丸都被没收。
这些饱经风霜的契约华工，有的已经回来两、三个月了。不断有消息传来，说老人们已经爱上了华侨农场的敬老院，说老人们常常关心农场的胡椒、咖啡长得好不好，说老人们已经变得有说有笑，说老人们常常在叨念着毛主席的恩情……看来，新生活正在慢慢平复他们的创伤。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从海外不断传来迫害华侨的消息，杀害华侨的枪声，殴打华侨的木棍声，辱骂华侨的咆哮，可是，有一个声音比这一切更响亮。那就是契约华工的控诉声：“印度尼西亚的土地吸干了我们多少人的血汗啊！可是我们还被人叫作‘吸血虫’？”这声音，激越高昂，悲愤有力，粉碎了一切排华分子的谰言。（附图片）
（上图为“契约华工”廖洪在九龙海关入口处，穿上了祖国发给他的第一件棉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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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剧评
谈《赤胆红心》
田汉
湖南是中国近代史上革命策源地之一。湖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对穷凶极恶的反动统治者做过无数英勇坚韧的斗争，烈士们流的血把红旗染得无比鲜艳，把革命队伍哺育得坚强壮大，终于驱除了骑在人民头上的内外敌人。这些战斗史诗倘使能生动有力地化成舞台形象，对今天人民的教育意义将是十分巨大的。湖南省话剧团演出的《赤胆红心》在这方面作了可贵的努力。
故事是写“马日事变”后湖南革命农民在反动军阀和地主武装压迫下英勇的自卫斗争。反动军官杨少奎带领团丁向革命农民进攻，屠杀了红姑的母亲等人。农会会员段虎从狱中逃出，在党的领导下，集合了一些反抗暴政自求解放的贫农组织农民自卫军，凭借着他们所能有的武器坚决反抗敌人。
但革命的队伍在开始时还是不纯的，党的领导人中就有刘天佑那样的陈独秀分子，又有跟地主有千丝万缕关系的杨四。利用杨少奎娶老婆的机会，他们打胜了第一回合，却因杨四的叛变放走了杨少奎，又因刘天佑的破坏，使他们失去扩大队伍进军醴陵县城的良机，不得不把队伍撤回豹子岭待命。在岭头阵地，由于刘天佑坚持向地主武装缴械；红旗几乎被他拔掉了。幸而党代表赵宏回来了。他宣布组织上已批准他们正式成立自卫队，和批准段虎、红姑等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号召他们赶紧突围去发展队伍，他自己担任打掩护。结果段虎等突围成功了，而红姑牺牲了，赵宏也力战后被俘。杨少奎要杀赵宏祭他父亲，却因他上级让他诱降赵宏来瓦解农民军，杨匪就把这事交给投敌的刘天佑。刘劝降不成，杨少奎把这叛徒枪毙了。当他正要屠杀赵宏的时候，幸而段虎及时赶来了，党代表被救，杨少奎伏法。
剧本大胆地描写了革命阵营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比较深刻地揭露了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的危害性，也创造了几个动人的艺术形象。今天人民是欢喜看过去的壮烈的革命斗争生活的，这个戏的演出者都具有饱满的政治感情，又有一些惊险动人的场面，情节贯串，也富有戏剧性，舞台效果是相当好的。对这个戏我还想提出点意见。
我觉得第四幕在处理赵宏等掩护大队撤退时，突然插入了一段自卫军队员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远景的议论，是不妥当的。一方面是和紧张的斗争完全不协调，一方面是这样一来，仿佛被包围也是由于这番议论使然的。给观众造成了不必要的误解。
在戏剧冲突的处理上，利用三次化装袭击敌人，戏剧性是较强的，但是，也就显得重复。斗争方式的描写，似乎还可以更多样一些，因为实际生活中自卫军的斗争方式，就是相当丰富动人的，而且追求戏剧性，也必须建立在现实性的基础上，像第二次，段虎化装伪旅长的一场戏，就不能完全令人信服。而在农民自卫军拦花轿、扮作送亲打进杨少奎家里这个情节上，是不是也还可以做点文章，现在却使人感到新娘子没有下落了。
以赵宏为首的革命英雄群众基本上是塑造得很好的。他们真是赤胆红心，惊天动地。如果把他（她）们的精神世界刻划得更饱满些，把他们的革命热情跟科学性现实性结合得更好些，那就会更加生气勃勃，起更大的教育作用了。
湖南省话剧团此次在京演出，在表、导演和舞台艺术上都有很好的成绩，祝他们再接再厉，争取更高的思想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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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瘟神”的悲哀
钱俊瑞词 黄永玉木刻
去不得也，日本
（忆秦娥）胆惊裂，“瘟神”苦索万全策。万全策：直升铁鸟，塑料车壁。怒涛汹涌漫宫阙，闭门羹里去不得。去不得！西风残局，怎生收拾？！
我军怒炮迎送
（忆秦娥）炮声急。善者不来来个鳖。来个鳖，凶神恶煞，去你妈的！“瘟神”有气但无力，连声：“遗憾”“要负责”。要负责？摧枯拉朽，是咱天职。
败兴而归
（浣溪沙）欲定惊魂难上难，不堪回首万重关。“暴民”“暴力”我心寒。绞索条条使劲勒。假仁假义尽看穿。“瘟神”鼠窜万民欢。
一九六○、六、二○（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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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铁匠兄弟
元辉三个铁匠兄弟，跨进公社党委的门槛，三张入党申请书，映进他们的眼帘。党委书记笑容满面，拿着申请书走向前：“你们的请求党委讨论了，来，把你们心里话写在上面。”铁匠的眼睛突然闪亮了，幸福涌上黝黑的脸！铁匠的心突然发热了，像一团火在胸膛里点燃！蘸饱激动的笔尖，把一栏栏空格填满；可是三支笔忽然停住了，下面的项目是履历栏。像有一只无形的手，拨响一根遗忘的弦，三个铁匠兄弟，一下子忆起往年——三十年前一个春天，兄弟三个刚刚成年，带着打铁的工具，跟父亲离开家园。一个冷酷的寒夜，老铁匠冻死在破庙的佛像前，僵尸旁留下兄弟三个，无依无靠，流落在异乡。一辆破旧的小挎车，是老铁匠留下的全部遗产，三把铁锤，四把钳，传下老一辈的辛酸。年轻轻的臂膀啊！要举起沉重的铁锤，它砸碎了多少破铜烂铁，可就砸不碎穷苦的栅栏！河北的杂面，河南的糠，凄凉的路送走了铁匠的青年，嘴边的胡子越长越密了，兄弟三个，依旧是三条穷汉。红旗扫开了平坦的路，合作社成了小挎车的终点，兄弟三个加入了铁业小组，生活的调子从此定了弦。美好的日子到了1958年，一路春水顺风船，毛主席船头指航路，人民公社现眼前。往日荒凉的农村，冒起农具厂的煤烟，三个铁匠兄弟，掌管了三个车间。再不只是修几把锄头，补几把镰刀，小挎车早送进公社展览馆，他们要造出新式的农具，去建设社会主义的春天！三个铁匠眼睛模糊了，泪水流下了笔尖，他们把苦难和幸福的经历，一齐写在党委书记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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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级的简单
——见闻杂感
顾明
这次在西安呆了几天，从一位记者同志那里听到一个很新鲜的词儿：“高级的简单”。
我们在参观西安人民搪瓷厂的过程中，通过了具体的观察，对“高级的简单”这个词儿，理解得也就更深刻了一层。这个厂的制坯车间过去把铁皮压制成型，要经过三道手工操作工序，不论是做脸盆、做口杯，都是一次又一次的压延，最后才成型。技术革新之后，这家厂的制坯工人除了把制坯的三道手工操作都以机械代替之外，接着又用传送带把三道工序连接成一条联动线。当我们站在这个联动线面前，看到压制铁皮的一道道工序在像流水一样自然地转动时，我们感觉到解放了思想的工人群众的智慧是多么丰富而又巧妙啊！
可是西安人民搪瓷厂的党委书记满怀信心地告诉我们，他们还在研究把三道工序合并成一次来进行，创造了一个特制口杯和脸盆压模，把铁皮放上去，在一部压车上一下子就压制成型，把三道工序一次完成。这样联动线也就根本用不着了，效率大大提高了，压车也可节省两部。
这里所说的三道制坯工序并为一道，就是由复杂到高级的简单。有好些现代技术设备机械很复杂，可是在工人群众和技术人员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之后，由于充分发挥了广大群众的智慧，用了一些创造性的办法，不用增加什么复杂的机械设备，一下子就由低级的简单达到高级的简单。这样的例子也是举不胜举的。
我国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许多工厂都正在简化机械设备，合并工艺过程，厂房由大改小，设备由重改轻，零件由多改少，技术由复杂改为简单，金属切削也由多刀多刃，改为不需要切削加工，而效率则由低改高。凡此种种，都说明我们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正在步步登天或一步登天地走向“高级的简单”。
“高级的简单”的创造过程实际是并不简单的。这种“高级的简单”是只有在党领导下，解放了思想，破除了迷信，充分发动群众之后才能做到的。凡是迷信洋的，凡是认为“高、大、精、尖、新”都是复杂而高不可攀的人，他们连“高级的简单”这几个字想也不想的，创造，自然更没有他们的份儿。
“高级的简单”，这是在技术设备和工艺操作方面的高级的发展，这是我国人民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群众运动中的伟大创造，它有力地粉碎了科学技术高不可攀的迷信和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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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上黎明（木刻）
曾度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