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群众运动的胜利,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胜利
——创作和演出民间歌舞剧《刘三姐》的体会
中共广西僮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 伍晋南
刘三姐的传说在广西已经流行一千多年了。相传她是唐中宗时候的人,是一个年轻的劳动妇女,勤劳勇敢,聪明美丽,很会唱歌,富于斗争精神。她的歌声,“唱出穷人一片心”,像犀利的匕首,刺进地主阶级的心窝。因而统治者总是极力诬蔑、歪曲她,而劳动人民则把她看作自己的智慧和理想的化身,看作反抗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代言人,千年万代地讴歌她、敬仰她,尊她为“歌仙”。广西各地不论少数民族地区、汉族地区都有她的传说以至各种遗迹。从“如今广西成歌海,都是三姐亲口传”这首民歌里,就可以知道她的歌声有多么大的影响了。
对于这样一个英雄人物,劳动人民多年来就想把她搬上舞台,也作过不少尝试,可是这一愿望只有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在大跃进的时代才有可能胜利实现。1959年初,柳州市文艺工作者在向建国十周年献礼口号的鼓舞下,带头创作了彩调《刘三姐》第一次稿本,并随即参加全区会演,得到了好评。以后经过多次修改,又创作出了比较完善、成熟的第三次稿本,受到各地的热烈欢迎。今年2月,区党委作出了关于举行全区《刘三姐》会演的决定后,各地广泛掀起了大编大演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的声势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远,是前所未有的。到4月初举行全区《刘三姐》会演时的不完全统计,全区已经有一千二百零九个文艺单位共五万八千多人演出了包括十一个剧种的《刘三姐》,观众达一千二百多万人次,占广西人口60%。在演出单位中业余性质的占92%。在各专区会演基础上,4月举行了全自治区《刘三姐》会演。这次会演共有一千四百多人参加,用十一种剧种演出。
通过这次以创编《刘三姐》为中心的群众文艺运动,不仅大大提高了《刘三姐》剧本的质量,而且大大地推动了群众业余文艺活动,使广西文艺工作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各种专业的、业余的文艺组织普遍建立,新生力量大量涌现,政治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得到提高,专业队伍和群众也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了。在运动中,我们深深体会到党委必须进一步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须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红旗,反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发扬敢想敢做的革命精神;文艺工作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

《刘三姐》的创作和演出,从头到尾得到了各级党委的亲切关怀和高度重视。这个戏的最大的特点是把许多民歌搬上舞台,和传统的戏曲艺术结合起来,以表现作为“歌仙”的刘三姐的性格。当开始这样做的时候,有些人抱着资产阶级偏见,或者存在着保守思想,或者采取怀疑的态度。有的认为《刘三姐》“彩调不像彩调,歌剧不像歌剧”;有的认为“民歌不是戏剧语言,动作性不强”……总之,贬低它、挑它毛病的人是不少的。但是,区党委以至地委、市委负责同志坚决批评了这种错误思想,一开始就指出这个戏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把民歌搬上舞台是一项革命创举,应该鼓足干劲,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坚决搞到底。根据区党委的意图,广西日报全文刊登了剧本第三次稿本,并组织了六次大型座谈会。以后区党委又专门作出了举行全区《刘三姐》会演的决定,号召各地大编大演《刘三姐》,把《刘三姐》的创作质量提高到先进的水平,并推动全区群众文艺运动大发展。党委的坚决支持,大大鼓舞了群众的创作热情,批驳了资产阶级思想和保守思想,用事实教育了那些采取怀疑态度的人。
党不仅支持这一创作,而且从创作思想以至人力、物力方面,从剧本以至表演、音乐、舞台设计方面,都作了经常的、深入的、有力的指导。区党委和各个地、市、县委的负责同志都多次亲自观看《刘三姐》演出,而且不是一般地看,看了还要提出意见。有些地委还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剧本和演出,甚至对每一句唱词、每一个曲调、每一件服装也反复地研究。有的党委书记还亲自登台演出,临场导演。演出中的许多问题都是由党委挂帅解决的。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各文艺团体之间,实行了共产主义大协作,从而保证了运动的顺利开展和演出质量的不断提高。正是党的关怀和栽培,《刘三姐》这朵蓓蕾才能不断地获取养料,开得一天比一天鲜艳,一天比一天美丽。

以《刘三姐》编演活动为中心的群众文艺运动,是紧紧遵循着党的文艺方针开展起来的。各地党委运用毛泽东文艺思想这一锐利的武器,战胜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胜利地解决了运动中的各个关键问题。
首先,坚持了“古为今用”和“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在创作过程中有些人曾经单纯追求形式上的“美”,只考虑布景漂亮、服装华丽、歌词动听,而不问主题思想,甚至过份强调艺术性和戏剧冲突,而降低了主题思想,冲淡了阶级斗争,损害了刘三姐的人物性格,减弱了它应有的教育作用。党及时批判了这种倾向,指出艺术必须从属于政治,处理历史题材必须和现代革命要求结合起来,搞好《刘三姐》这个戏必须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首先弄清人物性格,明确主题思想,提高它的战斗性,从而更好地教育人民,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了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各种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由于历代统治阶级的诬蔑、歪曲,不仅关于刘三姐的文字记载有许多糟粕,就是民间口头传说也有一些是不符合人物精神面貌的。比如把刘三姐说成才子佳人式的女秀才,把她的死归罪于哥哥刘二,而转移了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就是明证。各地在创作过程中对于这些情况都反复地作了研究,发扬了传说中的精华,扬弃了其中的糟粕。并且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原则下,对传说进行了必要的发展,以更好地塑造人物性格,使阶级斗争的主线鲜明、突出,使刘三姐和群众血肉相关,坚决反抗地主阶级,以及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等等机智、勇敢、聪慧、乐观的性格得到集中的完整的表现。那种拘泥于民间传说的落后保守思想受到了批判,同时也防止了反历史主义的简单化的做法。
其次,坚持贯彻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要求形式服从内容,解放思想,敢想敢做,大胆革新创造。在这个精神的鼓舞下,大量的民歌登上了舞台,这对塑造歌仙刘三姐的形象起了很大作用。有许多歌词是十分精彩的。比如讽刺地主时唱的:“莫夸财主家豪富,财主心肠比蛇毒;塘边洗手鱼也死,路过青山树也枯。”在讽刺秀才时唱的:“你讲唱歌我也会,你会腾云我会飞;黄蜂歇在乌龟背,你敢伸头我敢锥。”在描写爱情时唱的:“妹相思,妹有真心哥也知,蜘蛛结网三江口,水冲不断是真丝。”“哥相思,哥有真心妹也知,十字街头卖莲藕,节节空心都是丝。”连“就连,我俩结交订百年,
那个九十七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
像这样一些经过劳动人民千锤百炼的民歌,是多么优美的文学语言!许多观众以至诗人看了都一致反映,不看演出,只看剧本中的歌词也是很大的艺术享受。
可是,民歌刚一搬上舞台和彩调结合起来的时候,文艺界有些人并不是热情欢迎的,他们说:民歌不是戏剧语言,动作性差;戏剧吸取民歌,风格不协调,不统一……,其实这不过是借口或对事实的歪曲。他们看不起民歌,认为民歌登不了大雅之堂;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批评那些小资产阶级作家对待工农兵群众那样,不爱工农兵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他们或者因循守旧,不愿意革新创造,要内容服从形式,而不是形式服从内容,看到传统的艺术形式有一些发展就大喊大叫,这实际上是一种保守思想。同时在这种对待群众创作的态度中,也表现了某些文艺工作者缺乏群众观点,不听群众反映,只凭自己的偏见去看问题。他们不懂得《刘三姐》这个戏之所以受群众欢迎,就是因为刘三姐这个人物形象,是广大劳动人民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理想的化身,是劳动人民的代言人;就是因为刘三姐的山歌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当然,这些思想受到了党和群众的批评。刘三姐是伟大的民间歌手,没有大量极为精美的民歌就无法刻划好这个人物,要运用民歌就得运用民歌的曲调,这就产生传统的舞台艺术形式如何和民歌结合的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始终强调了形式要服从内容,根据内容的需要,进行大胆的革新创造。因为是革新创造,就不应该用旧眼光来观察;因为是革新创造,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就难免有一些缺点和不成熟之处。所以,应该肯定成绩,相信它方向正确,前途远大,同时又满腔热情地扶植它,帮助它更好地前进,而不应该大惊小怪,甚至抓住暂时存在的一些缺点否定一切。这实质上是一个如何对待新生事物、如何对待群众运动中的革新创造的问题,也是文艺工作要不要为群众服务的问题。事实证明,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在这些问题上的指示后,不仅民歌本身受到了群众的极大欢迎,而且在形式上也显得协调、和谐,传统的舞台艺术的表现能力不是降低了、破坏了,而是大大地加强了。最明显的是彩调,这是一个比较年青的剧种,以前曲牌较少,只演过一些小型剧目,自从创编《刘三姐》后,吸取了大量民歌曲调,大大提高了表现能力。过去认为彩调不宜于演现代大型剧目的论调已经被事实推翻了。

《刘三姐》的创作也是走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的胜利。运动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
我们知道,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是文化艺术的源泉。这不仅说群众的生活和斗争是文化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题材,而且群众中有优美的足以表达他们生活和斗争的文艺形式。通过这次大编大演《刘三姐》,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繁荣文艺创作,也必须大搞群众运动。而且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演一出戏、唱一首歌,都必须和群众的思想感情融合起来,采用通俗的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内容和形式。这样,群众才易于接受而收到良好的教育作用。《刘三姐》这个戏就是本着这样一个精神去创作才取得现有的成就的。它的故事来自群众,歌词来自群众,调子来自群众,舞蹈来自群众,演员来自群众,可以说是最广泛的群众集体创作。不论哪一个地区、哪一个剧团在创作《刘三姐》时都通过访问、座谈等等方式,从民间吸取了大量的养料,包括故事、民歌、曲调等等。仅柳州市彩调团直接访问过的老歌手就有一百多人,召开的座谈会达三十多次,收集了十九万二千多首民歌。南宁专区文工团在音乐创作中,把全广西各地的民歌曲调都收集起来了。不仅材料的收集依靠群众,而且群众直接参加了创作,来京演出的整理本中“拒婚”那一场许多精美、幽默的民歌就是横县一位老歌手写的。
戏写出来以后,立即拿到群众中去,广泛征求意见,集中群众的智慧来反复修改。从工人、农民、炊事员、汽车司机、机关干部到大学教授都把《刘三姐》看成“广西的宝贝”,一次再次地看,看了提出意见,有的甚至一次二次三次地提,因而几乎每字每句都凝结着群众的集体智慧。柳州彩调本前后修改达五十次以上,南宁的歌舞剧剧本草稿达三十多万字。其中有些是大改,有时虽只改动一两个字、一两句话,却给整场戏带来了新的光彩。演员的选择也是如此。从公社、县以至专区、自治区都层层进行了选拔。有的县由各大队选拔一批最好的演员对象送到公社,公社再选最好的送到县,县里由县委书记和文艺部门的同志亲自挑选。
由于走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各个剧种、各个专业、业余剧团都演《刘三姐》,然后各专区和自治区都举行会演,从会演中集中剧本、演出方面的优点,集中优秀的人材,进一步整理提高。这样就使得整个戏在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子。
《刘三姐》反复地进行整理、修改和加工的过程,也是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过程。群众性的普及为提高提供坚实的基础,所以戏越改越好,而提高了的《刘三姐》拿到群众中去,又推动了文艺运动的更大的普及。在这个问题上,又一次证明了毛主席关于普及和提高的指示是十分正确的。
坚持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的结果,不仅贯彻了总路线要求的多快好省的精神,使《刘三姐》这出戏在短短几个月内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而且迅速地带来了群众文艺运动的大繁荣,开创了广西文艺工作的新局面。工人、农民纷纷登上艺术舞台,使文艺突破少数人的圈子,真正成了全民性的事业。许多从来没有演过戏甚至很少看戏的人也参加了创作和演出,许多偏僻山区从《刘三姐》开始第一次自己排演了大型剧目。
这批年轻的队伍经过《刘三姐》的创作和排练,大大提高了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另一方面,专业文艺工作者也在这次运动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他们更加信服党的领导了,更加信服群众运动和群众创作的伟大力量了,也更加信服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无比正确了。他们之中许多人已经积极地自觉地投入到群众运动的洪流中去和群众结合,向群众学习,同时给群众以辅导,做出了可贵的成绩。
请看群众运动具有多么大的威力!文艺工作形成群众性的运动是反映了广大群众的要求。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劳动人民是政治上的主人,是自然的主人,也是文化的主人。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是属于劳动人民的,人民群众把文化艺术作为自己的事业,特别是几年来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要求日益增长,只要加强党的领导,加上文艺工作者的努力,群众运动就一定可以搞起来,而且一定会结出丰硕的果实。
广西僮族自治区以编演《刘三姐》为中心的群众文艺运动的胜利是党的领导的胜利,是大搞群众运动的胜利,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胜利。当然,我们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刘三姐》的质量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广西各族人民大跃进中的无数英雄业迹还有待我们去努力反映,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红旗,向先进地区学习,争取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刘三姐》来,争取广西文艺事业更大的跃进,争取加速赶上全国先进地区的水平!
〔编者附记:广西僮族自治区民间歌舞剧演出团已经来京,即将公演《刘三姐》〕
(附图片)
《刘三姐》第八场“脱险”中的一个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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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管弦乐民族化、群众化的尝试
——听“穆桂英挂帅”交响乐有感
赵沨
建国十周年以来,我国管弦乐创作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成绩,许多管弦乐作品表现了革命历史斗争的题材,反映了大跃进中的中国人民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特别是一些音乐院校的青年学生创作的一些管弦乐作品,如刘诗昆等的《青年钢琴协奏曲》和何占豪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等,在管弦乐的民族化和群众化方面,作了可贵的尝试,并取得一定的成绩。
我们认为,民族化和群众化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否则,民族形式的追求只可能是少数音乐家在书斋中的实验而已。“五四”以来有些资产阶级音乐家所走的道路,正是这样的道路。因为,他们认为所谓民族特点只不过是形式和技术的问题,所以,往往把民族形式的追求引向猎奇的趣味和所谓“手法、色彩的装饰”的歧途上去了。
最近,我们听到了中央乐团管弦乐队业余创作小组集体创作的《穆桂英挂帅》交响乐,这个获得广大群众赞赏的作品在管弦乐的民族化和群众化方面,有一些可喜的收获。
这个作品刻划了一个动人的古代女爱国者的形象,穆桂英的“我不挂帅谁挂帅”的豪迈的声音,是长远活在我国人民心底的爱国者的声音。这个交响乐以一系列的戏剧场面叙述了这个故事,刻划了这个女英雄在国仇和私恨之间的矛盾心情;可贵的是,这一切都是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色彩、手法来表现的,因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
过去,不少人的音乐创作的民族形式仅仅局限在音乐语言和多声部写作方法(和声和复调)的范围之内,好像诸如曲体结构和表现手法这样重要的音乐表现手段,西欧的音乐实践的经验积累已经是完美无缺,而且是不可超越的典范了。因而,只要在音乐语言方面下些功夫,曲体当然是奏鸣曲快板,表现手法则是主题展开和对比的原则,这已经就是民族形式了。但是,民族形式应是音调、语言、和声、复调、节奏、曲体、手法等音乐表现各项要素的总体,根源于民族共同生活和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和审美习惯的民族形式,必定是建筑在音乐的各项要素——曲调、素材、多声部写作方法、曲体结构原则和惯用表现手法等综合的共同特征的基础之上的。曲体和手法也只可能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不可能设想有一种完美无缺和至高无上的形式和体裁,如果真是这样,音乐艺术就一定停滞不前了。不同的民族必然有着不同的音乐语言,也必然有着不同的曲体结构原则和惯用的表现手法。《穆桂英挂帅》交响乐之所以获得成功,正是它的作者们不把民族形式仅仅看作是单纯的音乐语言的问题,而在曲体结构原则上采用了我国古典音乐的多段体结构,在表现手法上采用我国民族音乐惯用的音画式的造型性表现方法,这是这个作品以及在前的一些作品如《青年钢琴协奏曲》、《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等作品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成功地运用了中国戏曲的板腔体的结构原则;《青年钢琴协奏曲》也不为西欧的协奏曲形式的框框把自己限制起来;《穆桂英挂帅》交响乐在这一方面获得了同样的成就。
也有人反对用中西乐器混合编成的乐队演奏的音乐作品(如《节日序曲》),说甚么不同音色和乐律的乐器混合编成很不谐和。当然,这种做法在配器法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问题是要在不断的实践中去逐步解决它;目前,有些乐器在制作上应该并且已经进行了必要和适当的改革。但是,我们认为,正是为了要表现中国人民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和广大群众的冲天干劲,才要求我们必须使用这种混合编成的乐队,并且要求我们逐步创造出新型的乐队编成的规范的,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基础于中国人民千百年来在音乐生活实践中成长的审美习惯和共同爱好。《穆桂英挂帅》交响乐如果不使用中国打击乐器,也是同样不能获得如此强烈感人的效果和如此强烈鲜明的风格的。
更重要的是,这些成功的作品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探索民族形式的工作中,绝不应该是生硬地套用西欧音乐实践的现成的经验。当然,我们不主张闭关自守,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要借鉴一切古代和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来作为我们创造新的音乐文化的养料。但是,机械地搬用不同于真正的借鉴和创造,那只能是没有出息的模仿;只有从民族音乐的本身来研究、探索有关民族形式的规律,才有可能彻底地解决“民族化”这个重大的课题。
当然,也应指出,《穆桂英挂帅》交响乐这个作品,也还有其不足之处,但我不认为是甚么交响性不够、结构上缺乏充分的对比等等一类的缺点,甚至于可以说,在交响性处理的手法上,这个作品在某些地方还比同类的作品还有其明显的优点。我认为,不足之处是在于刻划这位传奇的女英雄的内心活动——“我不挂帅谁挂帅”这个豪迈而复杂的情绪上用力不足,笔墨较多地用到了对于一些“场面”的描写上了。我深信,这个作品经过不断的演出和加工,一定可以成为我国管弦乐创作的一个优秀的保留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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