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长篇小说创作的新收获
——读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
李希凡
柳青的新作长篇小说《创业史》是反映我国农业合作化的一部优秀的作品。这部作品在思想艺术上的成就，完全可以和1958年以来的几部优秀长篇小说并驾齐驱，是
目前长篇小说创作方面的新的收获。
《创业史》的成就，首先在于：深邃地、广阔地、有说服力地展示了五亿农民的历史命运和必然走向集体化的生活方向。
从小说的情节来看，并没有离奇的穿插，曲折的故事，它只是描写了陕西终南山下一个村子土改后的农民生活，甚至只是围绕着共产党员梁生宝所领导的一个互助组的巩固和发展，展开了那激荡整个农村的新的斗争生活的场景。然而，围绕着这个互助组的斗争，却是全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一个缩影。
小说的主人公梁生宝在解放前的生活遭遇，成了作品开头所引的《创业难》这个概括了千百万农民血泪奋斗史的乡谚的活的写照。由于饥荒随着母亲逃难的幼年的梁生宝，在终南山下的下堡村被继父梁三收留了。他承继了梁三老汉的勤苦“创业”的衣钵，熬长工，作佃户，“创家立业的锐气比他继父大百倍”，而他所得到的劳动果实，却还是拉丁、卖牛、退地，最后只好为了逃丁钻终南山，残酷的生活所给予他的命运，一点也不比被生活压折了腰的继父强多少。年轻的梁生宝所以没有始终如一地重复梁三老汉的生活道路——个人发家致富的道路，那是由于解放了的新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他引上了新的集体化的“创业”的道路。同是一个“创业”，可以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一个是“创”个人发家致富的资本主义之“业”，一个是“创”集体幸福的社会主义之业。
旧社会的贫苦农民的“创业史”，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创业”，而是劳苦史、饥饿和耻辱史。这样一部饱含血泪的创业史，在梁三老汉和少年时代的梁生宝以及任三、王二直杠的遭遇里，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反映。退一步说，即使有个别的农民创业成功了，那也是富了一家，穷了千户。这样一本血泪史，虽然在土地改革中受到了清算，——剥夺了封建的土地所有权，粉碎了建筑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的反动政权，却还不能完全杜绝产生它的经济上的根源，因为土地改革的土地再分配，虽然部分地满足了贫雇农土地和生产工具的要求，其解放生产力的性质，并不能超出给自发经济开辟道路的范围。而劳力少人口多的贫农任老四，却不能不由于欠下了大户的债务，使得他在生产上“鼓足了的那股子劲头，一下子撒了气”。即使有很高阶级觉悟的贫农高增福，虽然在政治上是当家作主，成了乡人民代表，但是，经济上的“倒霉”命运，却没有根本改变。不错，土改时，长工高增福，确实分到过六亩稻地，1951年春天，靠了人民政府的耕畜贷款，他还买过一头小牛，就这样开始了他的翻身后的创家立业的奋斗，可是，“没料想刚刚一年，女人因为难产猛的一死，又把他掼倒了。”耕畜贷款分文未还，而耕牛也为了埋葬女人卖掉了。他带着四岁的娃子才才，过着一半男人一半女人的生活……尽管高增福“的出身已经给他精神上，注入了一种特别的素质，使他能够用咬牙的沉默，抵抗命运给他的一切打击”，然而，有谁能够从高增福的痛苦奋战里，看得到创立出家业的幸福生活的远景呢？在这条旧的创业的道路上，只能看到富裕中农郭世富和富农姚士杰，又开始了他们的新的创业活动——郭世富的新瓦房又架梁了，姚士杰“站在砖门台上，双手叉着粗壮的腰”，又“显出一种恢复起来的威势”，劳力多土地好的新富裕中农郭振山，“1949年的老共产党员，在村里享有最高的威望”，可是，现在富裕的经济条件却驱使他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他说话的神气和他的笑，都表现了他变富了，“不再能体会困难户的心情了”，发家的狂热淹没了他的共产党员的品质，他在追赶着郭世富和姚士杰……激烈的阶级斗争，阶级分化，在肉眼还不能完全觉察的地方又开始了。劳力少耕畜少的贫农，在走着继续贫困的下坡路，高增福的互助组垮台了，而他的没有骨气的哥哥高增荣，却在和姚士杰搞“互助”，阴险的姚士杰还放出话来说，只要高增福这个斗争过姚士杰的人愿意，也可以和姚士杰搞“互助”，他姚士杰绝不记仇。贫农当权的天下，似乎又可以在他富农的脚下发抖了！
难道在解放了的新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出现在贫农面前的，还有死亡的绝路吗？这当然只是姚士杰的妄想。互助合作的道路，给广大贫苦农民的富裕生活开辟了广阔的前途。梁生宝互助组的创业史，尽管还是在小农个体经济汪洋大海的包围下，遭受着自发势力和与社会主义为仇的富农的不断的袭击，可是他代表着历史的发展方向，生命力极强。它终于由于共产党员梁生宝的坚持，依靠了党的领导，依靠了集体的力量，战胜了一切困难，为广大农民树立了前进方向的标帜。这个“穷棒子”互助组，正像毛主席所称道的那个“给贫农壮了胆”的“五亿农民的方向”的王玉坤的合作社一样，经历了严重的斗争，守住了阵地，发展了集体事业——把互助组发展成了农业合作社，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立了新的基地。
《创业史》的成功，就在于它比其他作品更深刻更全面地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这两条道路斗争的复杂面貌。这里有和旧的阶级又开始了的新的斗争，有新的阶级分化的斗争，有新旧意识的斗争，而这一切斗争，又都交融在两条道路斗争的激流里。
当然，《创业史》作为一本小说，它的一切艺术力量、思想力量，都是集中体现在丰富的艺术形象的创造上，尖锐的阶级斗争，各色各样的人情风貌，也是凝结在不同人物、不同性格在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的艺术形象里的。《创业史》作者很善于把复杂的阶级斗争在人物精神上的反映，交融起来进行细腻的描绘和剖析，从而突出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甚至同一阶级、同一阶层只是遭遇不同而形成的不同性格。读过《创业史》，合上书想一想那些给你留下生动印象的人物，个性都是很鲜明的。凶狠而阴险的富农姚士杰和貌似和善脑子里却充满了损人利己念头的老富裕中农郭世富，在性格和精神面貌上，被作者挖掘得非常深刻，而又有着显著的不同，黄堡集卖麦的一节描写，不就足以使郭世富的性格永远留在读者的印象里吗？同是保守观念很浓厚的老农民，王二直杠和梁三老汉的性格，又有多么显著的不同啊！王二直杠顽固、保守的性格特征，通过他的惨痛的身世遭遇所形成的悲剧的人生哲学和新的社会现实的矛盾，得到了生动的反映，而梁三老汉的性格特征，却是一个带着沉重精神负担的小私有者的写照。他们有共同的性格特征，却也表现出鲜明的不同的个性。由于作者善于从阶级斗争中精雕细镌地剖析人物精神活动的现实主义的表现力量，因而那怕是性格纹路上的些微差异，也逃不出他的艺术雕刀。
在这些人物里，梁三老汉和郭振山的性格，更具有深刻的时代典型意义。
梁生宝所走的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和郭世富所走的资本主义道路，究竟哪一条是幸福之路呢？并不是每个人都很清楚的。传统的习惯势力促使一小部分贫农在一开始的时候依恋郭世富道路而不自觉地反对合作化，梁三老汉就正是这种人。
现在被生活压折了腰的梁三老汉，也曾经有过“蕴藏着充沛的精力”的“强壮的体魄”，继承了他爹“世事铲不平”的遗训，埋头创业，但是，“接连着死了两回牛，后来连媳妇也死于产后风。他不仅租不到地了，就连他爹和他千辛万苦盖起的那三间房，也拆得卖了木料和砖瓦了，自己仍然孤独住在他爷留下的草棚屋里。”收留了生宝母子重新成家的梁三，也曾又燃起了创业的希望，跑终南山扛椽、背板、担炭、砍柴，梦想着重新买牛、租地、种庄稼，但是，十年过去了，“家业没创起来”，“五十多岁的梁三老汉累弯了腰，颈项后面肩背上，被压起拳头大一块死肉疙瘩……再也没有力量进那终南山了”，不过，十四岁的生宝已经开始能接替他勤苦创业的梦想了，而且生宝创业的劲头比他还大得多。然而，结果仍然是惨重的失败。创家立业的事在梁家不再被提起了，直到解放以后土地改革才给梁三老汉的命运做了重新的安排，像梦一样十来亩稻地分到手了。这超出老汉人生哲学的事件，曾经怎样震撼过他的灵魂啊！于是，创家立业的梦想，又在他的“干瘪的身体”里复苏了，而且比之过去现实和明确得多。三间上房东西两厢的三合院，暖暖和和厚实的棉衣裳，“猪、鸡、鸭、马、牛，加上孩子们吵闹”的庄稼院——实际上是富裕中农或者富农的生活世界，是多么诱人地在吸引着梁三老汉啊！然而，现实又粉碎了他的“梦想”，在老汉看来，这一次使他绝望的，不再是生活，而是他的儿子生宝。这个曾经是“那样机灵的小伙子”，“种租地立庄稼时的那个心，好像被什么人挖去了，给他换上一个热中工作的心”，“当听说生宝入了党的时候，老汉受了沉重的打击，在炕上躺了三天……。”从此，土地改革以后新的阶级斗争的风浪，也冲进了这曾经是“土拨鼠一样静悄悄”的和美的家庭，一向相信命运安排“平静而且心服”的梁三老汉，现在为了儿子生宝走合作化的道路，而恼怒得大发脾气了！于是，尖锐的矛盾在这父子两代的日常生活中间展开了。但是，梁三老汉的“劳动者的善良”，“被剥削过的痛苦记忆”，“受过压迫的心灵”，又终究使他不同于富裕中农，也不同于虽然是共产党员却在走着富裕中农道路的郭振山，而使“他知道：他自己在精神上和王书记、党支书、生宝们挨近着哩”，所以在生宝的思想影响和铁的事实的教育下，老汉转变了，这个转变不仅表现在他信服了这“像终南山一般摆在眼前”的合作化优越性的“现实的世界”——他的要穿一套崭新棉衣，“暖暖和和”、“体体面面”的梦想，不是由富裕中农梁生宝实现的，而是由灯塔社主任梁生宝来实现的，更重要的是表现在这个“一辈子生活的奴隶，现在终于带着生活主人的神气了。”
不错，类似梁三老汉这样的人物，在其他反映农业合作化的作品里也出现过，但是，真正能够深刻地从生活和精神面貌上表现出它的典型意义的，却应该说这是《创业史》的一个杰出的成就。作者把梁三的简史写在《题叙》里，把梁三和生宝在走合作化道路上的矛盾，放在开宗明义第一章，以“梁三老汉草棚院里的矛盾和统一”作为构成农村社会主义革命这部“生活故事”的引线，而且是以梁三与生宝的“矛盾”始，又以梁三与生宝的“统一”（第一部）终，作者的寓意是非常明显的。作者是企图通过这父子两代的形象，表现出新旧创业史的主人公们生活和精神上的鲜明的对照，否定旧的，肯定新的，应该说，梁三老汉的形象有说服力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不过，在《创业史》里，两条道路的斗争，并不完全反映在生宝和梁三新旧两种思想的性格冲突里，更重要的是反映在郭振山和生宝的两种典型性格的鲜明对照上。精明干练、精力充沛的共产党员郭振山，是有过光荣的过去的——“当土地改革的风浪涌到动荡不安的下堡村的时候，他曾经是蛤蟆滩的第一要人”，“他的热烈的言词和大胆的行动，反映着穷佃户们的渴望土地和生产条件的意志”，就这样，他成了土地改革运动中的骨干分子，享有全村最高的威信，而且一直置身于村的行政领导地位。可是，郭振山经不起生活和历史的考验。抱着推翻地主分得土地争取个人解放的目的参加了共产党的郭振山，当农村革命已经深入到合作化的阶段，像每一个蛤蟆滩的庄稼人一样，必须回答生活向他们提出来的这新的问题——走什么样的道路，是走个人发家致富的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集体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尤其是共产党员必须立即回答的问题。刚强的郭振山，虽然懂得，“离开了党，他就重新只剩下一个高大的肉体，能扛二百斤的力气，和一个庄稼人过光景的小聪明”，离开了党，仇人姚士杰会往他脸上撒尿呀！他时刻警告自己：“只要和姚士杰居住在这同一行政村，就永远也甭离开党，姚士杰和他的仇恨，在两人同时都在地球上活着的时候，是解不开的。”但是，郭振山和党也就只有这样一点点精神联系啦！富裕中农发家致富的强烈欲望已经渗透了他的灵魂，强有力地把他拖向背离党的方向上去。不错，他有时也是乐于服从政府的政策法令的。看看他向改霞宣扬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远景，那种饱满的政治热情，不也表明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觉悟吗？可是，只要一具体到他自己的“光景”，那资本主义的自发狂就要争夺他的共产党员思想的位置了。“1953年是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却是郭振山创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三年。他是从1951年就开始了。”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目标是赶上郭世富……所有这一切，“有几千年历史的庄稼人没出息的那部分精神”和共产党员的思想，就不能不在郭振山的灵魂里充满了矛盾和斗争，更主要的是，他所要走的道路在现实生活中就不能不和梁生宝所代表的党引导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合作化的道路发生尖锐的冲突。尽管第一部的结尾，在统购统销的工作里，郭振山似乎又回到了党的立场上来，而且由于梁生宝互助组的胜利，郭振山也“积极整顿官渠岸的互助组，追赶梁生宝”，然而，郭振山想使自己的灵魂从发家致富的欲望里拔脚出来，却已经是不大容易的事情了！他和梁生宝的性格冲突，将会随着合作化的发展日益深刻化。在《创业史》也是在许多反映农业合作化的作品里，郭振山是一个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典型意义的性格——一个体现了新中农的两重性的艺术形象。
在《创业史》里成为时代主人公的，当然，既不是梁三老汉，也不是郭振山，而是农民中间的那些先进分子，无论是具有强烈阶级感情的贫农积极分子高增福，还是鲁直的有万，美丽的改霞，正在成长中的新型的有知识的少年农民欢喜，尽管他们也经历着严酷的生活斗争或者短暂的思想苦闷，但是，正是他们以崭新的精神面貌照耀着农村生活前进的道路。《创业史》不仅提供了一组性格鲜明的自发势力的代表人物和落后农民的典型形象，更为出色的，是创造出这样一批焕发着夺目光采的正面英雄形象，这对于体现《创业史》的伟大的主题，显示了巨大的作用。而处于这些人物群像中心的，是那个坚决领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青年共产党员梁生宝的形象。梁生宝代表着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新的力量、新的思想。朴实、丰满，渗透着革命浪漫精神。尽管梁生宝还是生活在农业合作化的初期，但是，共产主义的风格，已经在这个青年农民身上生根发芽了。不错，梁生宝也继承过梁三老汉的那种劳碌终生创业发家的梦想，可是，他很快地从因袭的重荷中解脱出来。那痛苦的旧的创业史，没有给他造成什么精神上的严重负担，相反的，这对他是很好的生活磨炼，他挤出了自己的血汗，尝过了这旧的创业的残酷的教训，当他一投身到党所领导的事业中来，党的教育很快就唤醒了他的作为一个劳动者的坚韧、勤劳、善良、朴素的品性，提高了阶级觉悟，接受了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光荣地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生活在新的土壤里的梁生宝的新的性格特征，在作者的笔下，得到了反复的多方面的突出描绘。作者为了突出这个光采的性格，对他的出场也做了精心的安排。尽管《创业史》从第一章开始，就把矛盾的焦点，集中到了梁生宝的身上。但是，梁生宝的正式出场，却是在第五章。这时发家的狂热，自发势力的兴风作浪，贫雇农在春荒中的痛苦挣扎，以及由于活跃信贷而引起的斗争，笼罩着整个蛤蟆滩。在这样十分困难和乌烟瘴气的氛围里，作者通过买稻种割竹子的章节，突出地刻划了这个社会主义新人梁生宝的性格。他的坚韧顽强、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风格，是和他从梁三老汉那里继承来的朴实、勤劳、正直的品质水乳交融在一起的。他的光采性格的新的特征，交流在中国农民传统的优良品格里，显示出这个人物真正是从丰厚的社会主义农村土壤里生长出来的领袖，富有深刻的典型意义。
总之，无论是从《创业史》的思想水平或者是艺术成就来看，它都表现了丰富的独创的特色，不愧是我们当前的文学创作中反映农业合作化的最优秀的作品。而熟悉柳青创作的人，读了《创业史》，也会具体地感触到，作家柳青同志，又在自己的创作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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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创作“聂耳”剧本得到的启发
于伶
影片《聂耳》正式公映了。想起这个电影剧本的创作，首先，应该感谢党，感谢上海市委和上海市电影局党委的领导。是在市委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与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孟波、郑君里两位同志和我才能如期地合作完成了《聂耳》剧本为建国十周年献礼这一创作任务。
剧本是在不断的修改中完成的。几次修改的过程中，都得到宣传、文化与音乐、戏剧、电影各部门负责同志的一再指示与提意见，从而使《聂耳》作品的质量能够逐步提高。
这是一次集体创作，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聂耳》摄制组几乎是每一位工作同志，在创作与摄制过程中，都提过意见出过主意，使得作品能较准确地表达主题思想。这是党领导文艺创作走群众路线的结果。剧本发表以来，又得到了不少读者的宝贵意见。创作者能根据这么多宝贵的意见来修改自己的作品，是一件最幸福的事；这使我每一想起，心情总是十分激动的。
聂耳同志的一生，虽然只有短短的二十四年，可是他战斗的光辉的一生，绝不是一部影片所能包括得了的。
从聂耳的活动范围说，剧本里除了写他在上海外，只写他到过长江和长城，写他的家乡就只有几个短的回忆镜头。从时间说，我们只选择了他1930年下半年到了上海之后的五年。从他接触的人与事来说，有名有姓的只出场了张曙同志等一两个真人，其余都只是经过概括与虚拟的了。熟悉聂耳其人与聂耳资料的研究家也当然了解：还有许多聂耳的故事，我们不曾用进剧本里去。
写现代人物的传记影片是有它的方便之处的。方便在于：时间距离我们近，记忆犹新，资料多，可以访问、调查、研究的地方多。可是它的最大的困难之一，也许该说是，如何处理真人真事的问题了。在《聂耳》影片里，我们只是粗线条地侧面地写的多，有些可以如实描写的地方，我们就有选择地尽量忠实于原来的事实，应该创造与虚构的地方，我们就有所依据地大胆创造与虚构。所以要采取这个写作原则的唯一的也是最高的目的，只在于企图写出聂耳同志在党的教育下，如何锻炼成为一个政治上的革命家与艺术上的革新家，从热爱音乐艺术到高举音乐武器跟国内外反动派作生死斗争的精神，同时着重概括时代的特点，也就是反映出当时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文化艺术战线上领导的群众运动和斗争。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经精辟地分析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的时代特点：
“第三个时期是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新的革命时期。……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
聂耳，在党的领导下斗争的五年，1930年至1935年，正是这十年中间的最残酷的五年。青年共产党员的聂耳，以他抢工作做、勇于打头阵的精神，以他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革命精神，在艰苦的环境中，得到了党的组织力量与同志们的帮助，灵活掌握了秘密工作和公开活动相结合的斗争原则，深深地生根在广大的群众中间，与劳动人民同呼吸共感受，受到劳动人民的影响来改变自己的思想感情与立场，从无到有地锻炼他的音乐武器，发挥了群众歌曲与电影插曲的战斗作用，唱出了人民大众呼声的群众歌曲、电影插曲，对广泛的群众运动，起了有力的号召和组织作用，波澜壮阔、一浪高一浪的群众斗争，又反过来作用于聂耳的歌曲创作和当时革命音乐工作者的活动，使得党的音乐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起了极大的革命。
在构思与创作过程中，我们对聂耳在国民党统治区上海的生活和斗争，怎样同中央苏区的军事斗争联系起来的问题，一直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于是再三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对于这个时代的分析，终于得到启发，创造了郑雷电这个人物和她进出苏区和参加长征这个情节。
郑雷电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带着浓重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来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女性的出现，在我们的几次稿本中间曾经给以几种不同的下场。像她这样的人，在革命现实的尖锐斗争中，可能英勇地牺牲，可能被捕；被捕之后可能坚强不屈，又有可能消极甚而至于叛变革命。这样的话，《聂耳》剧本里有什么必要出现这样的人物呢？当然，更大的可能是她经过长期的革命锻炼、斗争、实践，得到改变，彻底改造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战士。这也同样是不必要的人物。最后才确定了现在这样的处理：她经过革命洪炉的铸炼，进出苏区，判若两人，不仅在塑造聂耳这个人物身上起了作用，而更大的作用是她的进出苏区的戏剧情节，把国民党统治区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情况结合了起来，使得影片《聂耳》得以较能概括时代的概况与风貌。
聂耳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抗战派，同时他更是一位成熟的阶级战士、伟大的阶级歌手、中国无产阶级的音乐艺术的奠基人。聂耳同志之所以伟大，正在于他首先是一个思想得到改造、建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坚决彻底的革命者，成为在音乐艺术里塑造了工人形象的首创者。正如剧中海员、锅炉工人老江说的：“替咱们工人写歌子的，你是第一个。”试想在二十七八年之前，也就是聂耳开始音乐创作与歌曲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一个青年文艺工作者肯不肯去和工农群众结合是一个问题，能不能去又是一个问题。而我们可宝贵的聂耳同志，当时就不仅意识到和工农的结合，而是在他的日记里，在他的创作实践中，为了塑造工人形象，突破种种困难，到工人中去，观察了工人的生活、体验与学习工人思想情感，做了工人知心的朋友与同志。因此，在他的歌曲里，在他的思想和行动中，抗日爱国斗争与阶级斗争是结合得非常一致的。
这儿我想说，创作《聂耳》、学习聂耳的过程，也成为我反省与批判自己的创作思想和提高认识的过程。在我们同时代的斗争与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若干作家的作品里，抗日爱国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是没有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够好的。单从许多描写抗日爱国作品的主人公的阶级关系上来看，也就能看到一部分问题所在了。有多少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人公的呢？这是一个文艺思想问题，更重要的是立场观点和世界观的改造问题。聂耳的创作实践和思想行动所反映出来的抗日爱国斗争与阶级斗争结合一致的关系问题上，在他的音乐作品所达到的高度成就上，我深深地得到了启发，受到了教育。
聂耳的道路，正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走和必须走的道路。我们的先行者聂耳至今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这部影片虽然在党的直接领导与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它不论在思想性与艺术性方面，都还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缺点。这首先应该由电影剧本负责。电影剧本中，几位党的领导者的形象塑造，工人老江和朱大姊等人物的刻划，他们在戏剧情节中的作用与处理上，都是不深刻、不够分量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导演与演员同志所表演人物的思想深度与艺术成就，至于聂耳这一人物的静的一面，表演他的思想深度，苦苦思索，苦苦追求，探索真理这些地方，剧本中也不够充分与饱满。而《义勇军进行曲》传布开之后的巨大和普遍的影响与作用，剧本中的应有的渲染也不充分。特别是剧本中间竟没有反映出“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这一伟大场面，没有反映这一运动中的千万学生群众广泛地唱聂耳歌曲，这是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不够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