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音乐和现代生活
〔苏联〕 德·卡巴列夫斯基
“音乐”和“现代生活”这两个名词并列在一起，就已经说明，作曲家应当把自己的创作和多么宏伟的、规模空前的现象作比较了。
不久以前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作曲家协会理事会第五届全会就是探讨“音乐和现代生活”这个问题的，会上曾展开了内容丰富的讨论。
最主要的问题
苏联音乐艺术应该怎样发展才能更充分地符合现代生活的伟大精神、更鲜明地把它反映在艺术形象里，彻底完成自己的最崇高的使命——为人民服务呢？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需要首先澄清一下对现代性这个概念的一些错误看法，这些看法常常使作曲家的、尤其是青年作曲家的创作探求方向不正确。
例如，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是站在现在的社会主义世界观的立场来体现的主题，就是现代的主题。当然，一个艺术家应当不仅以先进的世界观来认识现代，而且还要站在这个立场上来认识过去。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用“现代的观点”问题来代替现代主题的问题。
还有一个错误的看法，好像对于大型的、真正的艺术来说，重要的只是那些所谓全人类的主题，至于现代的、目前的题材，那是小体裁和小形式应该管的份儿。首先，我们不应该把现代性、迫切性的概念与暂时性的概念混淆在一起。作品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这是作品的艺术质量问题。
至于全人类的主题，凡是引向人类社会的理想——共产主义的主题，深入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的丰富多彩的思想世界的，深入到他的审美、道德伦理世界的主题都是具有全人类意义的。由于我们的现代是正在向共产主义迈进，所以现代的主题同时也就是最有全人类意义的主题。
我们常常看到有人过于夸大悲剧性的意义，说什么悲剧性是最符合我们今天的气氛的艺术境界。悲剧性在苏联艺术中，尤其是在与战时和战后年代有关的作品中占重要的地位，这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在我们这里除了真正悲剧性的、有深刻内容的作品以外，还产生了没有重大内容的、人工造作的、不大高明的“悲剧性”，并且最近甚至形成了一种时髦。写这种伪悲剧性作品的人，并不是像肖斯塔科维奇写他的惊心动魄的真正悲剧性的交响乐那样，是出自内心地要把重大的生活印象和体验、现代的真实的悲剧性冲突体现在音乐里。写这种徒有悲剧性外表的音乐的人只不过是怕赶不上时髦，或者是由于内心的空虚，由于生气勃勃的朝气的涸竭，但二者实质上是异途同归的。
崇高的悲剧性当然不会从艺术中消失，因为世界上还有悲剧性的冲突，这首先是由于地球上有一大部分土地还存在着社会上的非正义的统治。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清楚：悲剧性并不是符合表明我国生活气氛实质的、我们人民精神实质的主要方面、我们人民的精神的主要方面的艺术境界。
现代性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艺术发展的主要路线问题。赫鲁晓夫曾明确地指示过：“发展的主要路线是：文艺永远与人民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文艺的最高使命是：鼓舞人民为在建设共产主义中取得日新月异的成就而斗争。”
从这个角度来看，想纯粹根据年代的前后来确定“现代性的程度”：说什么从那一年起是现代，从那一年起是历史显然是不行的。这个问题要复杂得多，它是辩证的，是不能用任何公式来套的。
艺术中的现代主题是体现先进的共产主义思想和理想的主题，是体现我们的时代和事业的气魄、建设共产主义的我国人民的精神的主题。
音乐的中心永远是人，而我们的音乐创作的现代性首先要看它是否真实地表现了我们时代的人的特征。
苏维埃时代的人的内心世界的特征是什么呢？当然这一世界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但对于艺术来说，重要的是突出其中的两个最大的特点：（一）力量——思想信念的、理智的力量，感情的力量，意志的力量（因此他的抒情也是坚强的人的抒情，他的欢乐和喜悦是坚强的人的，他的苦痛和悲哀也是坚强的人的）；（二）对未来充满信心，有革命的人生观。换句话说，从社会主义世界观产生的乐观主义，他的命运与人民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近几年来的音乐，看一看它对我们时代的精神气象、我们人民的精神、我们的人的面貌体现得怎样，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虽然我们的创作生活很紧张，虽然每年都出现一些好的、甚至是杰出的作品，但是有许多重要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
人民需要刚强的歌曲
从革命的头几天起，歌曲就与生活步调一致，成为人民在他的一切事业中的忠实的朋友和助手。杜那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勃兰切尔、赫连尼科夫、诺维科夫、木拉杰里、查哈罗夫等热爱这一重要音乐体裁并且始终从事这方面创作的作曲家的优秀歌曲至今仍在人民中间歌唱着。
近年来新的一代、年青的作曲家们，也以优秀的歌曲在乐坛上显露头角。这可以举赫尔米诺夫的“列宁之歌”、弗里亚尔科夫斯基的一些青年歌曲、帕赫木托娃的“动荡的青年时代之歌”。而各加盟共和国的作曲家在歌曲创作领域的宝贵成绩也是很大的！
但是近来不论是报刊上，或是言论上，都很正确地指出，我们歌曲创作的情况很不妙。近几年的歌曲，特别是轻音乐的歌曲，不论是在歌词上，还是在音乐上，以抒情为名义大量出现了愁眉苦脸的忧郁、出现了懦夫的灰溜溜的哀伤以及由于自己生活上的不如意而自怨自艾的牢骚。
轻音乐体裁不知不觉地从鲜明、光辉灿烂、乐观的体裁转变成充满了灰色的、庸俗伤感情绪的体裁。好像一切轻松愉快的音乐传统、尤其是像杜那耶夫斯基这样杰出的大师的传统完全被置诸脑后。
近来在歌曲创作中形成了一套灰心丧气的忧郁情绪的刻板公式，有时还从西方的爵士乐的决不是好典型的作品中拣些放肆的因素来“丰富”这个公式。
像列平的“情绪好”、科尔玛诺夫斯基的“静悄悄”、多鲁哈年的“月夜时分”、里亚多娃的“我们多快活”等令人难以忍受的庸俗歌曲都冒充抒情音乐或舞蹈音乐而泛滥起来了。
更坏的是，社会性内容的歌曲、歌唱祖国、党、共青团的歌曲也搬用起这套公式来。共青团、我们的青年在这方面最倒霉。像电影“志愿者”中的弗拉德津作的共青团员的歌曲、穆拉杰里的“朋友们，我们走吧”或费尔茨曼给电影“彗星号的海员”作的配乐都给杰出的苏联青年男女的形象涂上一层完全与他们不相干的伤感情绪的色彩，有时甚至还有放纵的成分。
这套公式的音调的性质有时还暴露出很使人讨厌的方面。例如，在苏联作曲家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一本小歌曲集内，有六首歌曲的领唱都几乎是同样地利用了有点“名气”的“茨冈妞儿”的音调，这是一种伤感庸俗的音乐标志。
这个公式的侵蚀性是这样强，甚至在我们公认的歌曲运动的引路人的创作里都发现了它的影响。所以我们应当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
同时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文化艺术机关、甚至作曲家协会和它的出版社和宣传部还大大促进了这些坏的苏联歌曲的传播……。
无疑，苏联歌曲创作一定会克服它今天所遭遇的一切困难的，作曲家一定会给人民写出许多社会性和抒情内容的优秀歌曲。这些歌曲一定会真实地体现出苏联人民的精神世界，一定会符合他们的审美要求和伦理要求的。同音乐生活中的庸俗作斗争需要借助于好的歌曲。像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样出色的歌曲在这一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就比许多口头的和书面的言论要大得多。
歌曲向来是苏联艺术的先锋，现在他更没有理由落后于生活的要求。我们的人民现在迫切需要刚强纯洁的歌曲！
歌颂现代人的丰富的心灵
如果音乐中没有人，没有人的精神世界的真实的体现，那什么东西也不能挽救这样的音乐。当然，任何音乐体裁都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听了爱沙尼亚青年作曲家里亚特斯的“宇宙交响曲”时，真为这位很有才能的作曲家的前途担心。他在力求用音乐来描写宇宙天体的声音、某些巨大的机器的音响方面表现出有异想天开的想像力和巧夺天工的技术。但是我们在这音乐里却找不到宇宙的征服者——人的形象。看起来作曲家是有意识地不把人放在眼里。不用说，像这样的作品，即使它有头号现代性的标题，对我们活生生的现代的关系也是非常远的。
萨尔玛诺夫的弦乐四重奏的音乐给人的印象也是沉重的。这部作品是悼念在战争中牺牲了的烈士，但它的音乐在整个情绪和音调上完全不符合这样的悼念。为祖国献出生命的人的功勋——这是人的精神的美和刚强的最高表现！但我们在四重奏的音乐中听不出这一点来……。
在音乐中真实地体现现代苏联人的形象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这不仅需要有天才和高度的技巧，还需要深入了解周围的生活。在以现代为主题而又与卫国战争的形象有关的作品里，常常“过去”比“现在”体现得鲜明，“斗争”比“胜利”表现得更有说服力。甚至像里亚托申斯基的在许多方面都很鲜明有力的宏伟的第三交响曲、巴尔卡申的篇幅虽不大，但构思很好的声乐诗篇“战壕长满了青草”、切尔·塔切伏相的根据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构思写的第二交响曲这样的作品都有这样的缺陷。在这些才气横溢的新作品中，描写战争的段落喧宾夺主，遮盖了身经战争的暴风雨和一切考验的人的形象，遮盖了人的精神的美、人的刚强和伟大。
在听某些青年作曲家的其它作品时差不多也有这样的感觉。例如什尼特凯的清唱剧“长崎”、奥加涅相写的纪念伊萨阿克扬的四重奏、帕尔萨达年写的“纪念巴库的二十六位政委”的交响曲都是这样的。
这些作品，尤其是最后一部作品，固然也有许多好的、动人的音乐，但它不是也沾染了前面所讲的伪悲剧性吗？这些作品都充满了阴暗的刻划沉重心理的体验，结果把它们所歌颂的英雄们的最重要的品质：刚强的精神、丰富充沛的感情、乐观坚定的目的性给遮盖了！
要知道，近年来苏联作曲家创作的优秀作品正是表现了这些品质。这可以举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一交响曲、卡拉耶夫的“雷电的道路”、瑞加诺夫的歌剧“札里尔”、哈恰图良的“欢乐颂歌”以及这次会议中演出的一些作品为例。
在这类作品中首先应举出斯维里多夫的“热情清唱剧”。它所以非常富于现代性不仅是由于它所依据的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是展望着未来，而且由于这部才气洋溢、技巧高超的作品的音乐本身就充满了现代生活的精力充沛的脉动，充满了现代的气息和真正的现代音调。
阿加巴巴夫的大合唱“劳动日”也充满了生龙活虎的现代气息。
塔克塔什维里的感情鲜明的声乐交响套曲“诗人的道路”、奇斯奇恰亚科夫的壮丽的声乐套曲“英勇之歌”、卡普的合唱诗篇“北方海岸”，成功的作品还有巴兰奇瓦泽的第二交响曲、艾什帕伊的第一交响曲、塔姆别尔格的明朗的四重奏曲。肖斯塔科维奇和魏恩堡的两首大提琴协奏曲的总谱中都有美妙的篇页。赫连尼科夫在长期中断创作大型器乐曲以后，现在写出一首新小提琴协奏曲，这是很使人高兴的一件事。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对任何狭隘性都是格格不入的。它不论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不会排斥历史、世界名著和史诗、神话的题材。然而仍然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没有一位苏联作曲家不是渴望把他周围的生活体现在自己的作品里的。人民所期待于我们的，首先是与我们现代人的形象，与他的丰富的内心世界，与他对未来的明朗乐观的展望有联系的作品。
〔原载1960年2月15日“真理报” 张洪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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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英雄时代的新旋律
——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共产主义凯歌”
陈默
抢救“钢铁战士”丘财康的生命的英雄事迹，集中地反映了我们生活中共产主义思想的伟大胜利——共产主义思想把人们的心灵照耀得无比美丽；共产主义思想使人与人之间出现了崭新的关系；共产主义思想鼓舞人们在医学领域里创造了奇迹。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把他们取材于这个事件的话剧叫做“共产主义凯歌”，这个题名准确地表达了这个事件的深刻意义。
一年多来，我们已经看到不少讴歌这个英雄事迹的文艺作品。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这个戏之所以特别使我们感到喜悦，是因为这个戏已经不只是朴素地报道了这个激动人心的事件，而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了一步，对现实生活进行了较好的提炼和艺术概括，在舞台上树立起一些鲜明的艺术形象。导演和演员同志们的严肃创造，舞台美术家的优美设计，更使这个戏有着强烈的艺术魅力。这个戏的成就，说明我们的话剧艺术在迅速反映壮丽的现实生活的前提下，不仅可以创作出激动人心、洋溢着时代气息的报告剧，而且可以通过不断的修改锤炼，逐步提高，产生出更有思想深度，艺术上更加完整的作品。
这首壮丽的时代凯歌的主要旋律，是毛泽东思想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医学领域中的节节胜利，是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新人群像的树立。救活一位烫伤总面积达到89.3％、三度烧伤在20％以上的工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医学史上所创造的奇迹。看完这个戏，我们怎么也忘不了党委钱书记对资产阶级的国际医学文献所作的雄辩的阶级分析；忘不了年轻的女医生小杨那种向资产阶级医学权威挑战的英雄气概，忘不了那一对可爱的共青团员——钢铁工人小刘和护士小林之间崭新的喜剧性冲突；忘不了那些热切地要求为康永才输血献皮的人民群众的阶级友爱。剧作者把生活中这些极其动人的新人新事巧妙地反映在这个戏里，英雄时代的基调也就成为这个戏的基调。
被钢水烫伤的炼钢工人康永才，不是作为一个消极的病人出现在舞台上的。从序幕里，我们就看到他是一个受到同志们爱戴的优秀司炉长、一个领导自己的班连创七次全国出钢纪录的先进生产者。因此，当他受伤后，能否挽救他的生命，就成为观众心里一个强烈的悬念。在救治的过程中，康永才关怀革命事业的优秀品质和战胜剧烈痛苦的坚毅精神，更成了这一首共产主义凯歌中不可缺少的动人的旋律。
抢救康永才的生命，是一场科学上的战斗，更是一场思想上的革命。“共产主义凯歌”这出戏的思想深度，正是在于它比较深刻地揭示了这一场革命的思想意义，通过人物性格之间的冲突，反映了医学思想上社会主义道路和资产阶级道路的尖锐斗争。在这出戏里，我们看到三种知识分子不同的精神面貌。以“烫伤权威”白教授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专家们，迷信资产阶级医学文献的结论，不敢越出雷池一步；以小杨医生为代表的革命知识分子，发挥了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在党的领导和支持下打破了对国际医学文献的迷信；而白教授的门生、小杨的父亲、外科主任老杨医生则在这场斗争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逐步地从资产阶级医学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终于成为这个创造奇迹的集体的一分子。这一场斗争是十分激烈、十分复杂的。全剧中最精彩的一场戏——专家会诊，集中地表现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一般说来，舞台上的会议场面是不好处理的，但观众们却以极浓厚的兴趣注视着这场戏的进展：英美派的、德日派的、法国留学的医学界专家们聚集一堂，这些值得尊敬的学者们本来是可以在抢救康永才的生命的战斗中作出卓越的贡献的，可是资产阶级的国际医学文献像金箍咒一样捆住了他们的智慧。他们在病人严重的伤势面前束手无策，“德高望重”的白教授甚至干脆宣布一切治疗方案都是多余的，他自信地说：“反正我来了，比什么药都好。”就在这些医学权威们的“可怕的沉默”和悲观气氛中，年青的小杨医生向资产阶级医学思想发出了挑战。党委书记一番富有说服力的阶级分析更扭转了斗争的形势。这一场戏，几乎每一句台词都紧紧地扣住了观众的心弦，令人不能不惊佩剧作者的艺术概括力量。
全剧中塑造得最成功的是杨主任的形象。我觉得，这是我们当前的戏剧中创造得比较完整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形象。在专家会诊的那场戏里，我们看到他身上既有跟白教授等资产阶级专家相同的一面，他拜倒在资产阶级国际医学文献的结论面前，认定康永才的生命最多只能维持三天。照他看来，“人体组织的广泛破坏，已经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组织破坏所引起的病理生理变化，是科学的规律，死亡就是规律演变的必然结果，国际文献上的死亡统计，就是这些必然后果的证据。”因此他认为“医学是创造不出什么奇迹的”，这是他的思想的主导方面；但是这个人物也还有着愿意为人民服务、愿意接受党的领导的进步方面，当他听完钱书记的分析，特别是听到市委的指示之后，他的态度开始有了转变。“病历表！”他喊出的这三个字，虽然简短，却有力地表明了在党的启发下，他身上的积极方面开始发生作用，这三个字，宣告了他向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的起点。
这个戏相当细致地表现了杨主任的思想发展过程。很显然，像杨主任这样一个长期受过资产阶级思想熏陶的高级知识分子，要从几乎已经成为本能的那一套资产阶级世界观和科学思想中解放出来，决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时代究竟不同了，杨主任是生活在亿万群众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大跃进时代，客观世界的革命浪潮加速了他内心的变化。剧作者准确地选择了这个人物变化的具有性格特征的细节，令人信服地表现了他的转变和成长。
杨主任接受了抢救康永才生命的艰巨任务，党委发动群众想出了一些治疗方案，他自己也努力想出了一些办法，收到了效果，但他这时并没有真正的信心。上钢工人送来了感谢信，他知道这实际上是一份挑战书，不许把它贴出去。直到康永才安全度过了三天的休克期，这第一个奇迹初步动摇了他对资产阶级医学文献的迷信，他同意把那份感谢信贴出去了，但他心里还是不踏实。在和康永才的接触中，康永才的共产主义精神曾经感动得他流出了眼泪，党和全国人民千方百计抢救康永才的无数动人事例在精神上感染了他，加上钱书记的循循诱导，他的信心逐渐增强了一些，但是当康永才的身上发现了致命的绿脓杆菌之后，他又动摇了；他一方面偷偷试验消灭绿脓杆菌的噬菌体，一方面又主张只有锯掉康永才的右腿才能保全病人的生命。直到他的女儿小杨医生领导医学院的同学们终于找到噬菌体之后，他才最后战胜了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保守思想。在这一场斗争中，老杨医生经受了多么严重的考验啊！从顽固地信奉资产阶级医学文献的结论，到疑信参半地投入抢救工作，通过实践和党的教育，他最后不仅和大家一起在医学上打了一个大胜仗，而且在政治上飞跃了一步，在最后一幕，他悄悄地告诉康永才，他已经准备提出入党申请了。老杨医生思想改造的胜利，不仅是他本人的胜利，而且是党改造知识分子的胜利！老杨医生的道路，可以说是我国老一辈高级知识分子在党的引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实际斗争中改造思想，摆脱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束缚，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典型例子。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像老杨医生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一旦找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在不断革命的过程中继续改造思想，他们的科学技术一定将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卓越的贡献！老杨医生的命运，可以说是这首凯歌中特别意味深长的一个旋律。这个旋律，和共产主义新人胜利的主要旋律和谐地交织在一起，美妙而丰富地歌颂了我们的英雄时代。
说这个戏是同类题材中突出的一个，并不是意味着它已经完美无缺了。比如，和老杨医生的形象比较起来，某些崭新的英雄人物形象显得比较单薄。特别是像小杨医生这个人物，戏的前几幕为这个英雄人物树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作者把她和老杨医生之间的关系处理为既是父女关系，又是同志关系，这个设计是很好的；在小杨医生的身上，可以更多地概括我们时代的英雄气概，这个人物是可能塑造得更加理想一些的。
这个戏的作者是两位青年同志，上海市委曾特地组织了专家小组帮助修改和加工，因此，现在演出的本子比起1958年最初演出的本子来，已经有了很显著的提高。作为一个观众，我非常希望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结束这次旅行公演之后，能够对这个戏再作进一步的加工，使它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保留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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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共产主义凯歌” 剧照：
医院党委书记（左、诸葛明饰）和外科杨主任（右、孙道临饰）在谈话。